2013年,我在美国南加州的一个小城读书。因为就读的专业没什么中国人,又和那些读商科的有钱同胞没有共同语言,所以难免会有些孤独。小城没有唐人街,中餐厅也不多,我常去的Panda Express是做“美式中餐”的。每天,大厨会将提前炒好的8样菜摆在玻璃橱窗后边的方形大铁盘里,菜品无一例外都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蜂蜜鸡、酸甜鸡、宫保鸡丁、左宗棠鸡、椰子虾……主食只有3样:白米饭、炒米、炒面;汤也是我在国内没有喝过的:egg drop soup(加了黄色色素和淀粉的蛋花汤)、hot and sour soup(类似国内的胡辣汤)。虽然吃不惯这里的“中餐”,但我仍喜欢在周末的下午去Panda Express——在这里,老板夫妇和员工的中国话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就连时间都好像变得悠长而安稳。光顾的次数多了,我知道这家餐厅总共只有6个人——老板负责切菜,厨师炒菜做饭,老板娘负责收银、盛饭。送外卖的叫小毅,打杂的叫磊哥,接听外卖电话的姑娘是个留学生,她叫余子诗,在这儿做兼职。每天下午2点以后,餐厅里的人清闲下来,老板和厨师在厨房里低头切卷心菜和洋葱,老板娘、磊哥、小毅就头挨着头,玩一款叫“钢琴大师”的手游。他们时不时发出浮夸而沮丧的尖叫,打破了餐厅里的宁静。
------磊哥是东北人,也是小毅的发小。他听说小毅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非常羡慕,大学毕业后就申请了美国的一所“野鸡大学”,通过学生签证来到了大洋彼岸。从“野鸡大学”毕业后,磊哥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没办法拿到工作签证。在小毅的介绍下,只有学生签证的他才有机会来Panda Express打黑工——在美国,亚洲人开的餐厅基本都有学生和“黑”在美国的人非法就业,华人老板胆大,他们开的餐厅更是打黑工的重灾区,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送餐员磊哥和小毅是没有底薪的,全靠小费过活。好在餐厅不远处的海军基地住着很多大兵,他们酷爱中餐,小费也给得阔绰。每天一大早,磊哥就来到店里,先把可乐机加满冰,再和大厨一起把圆白菜切成细丝。午间用餐高峰期,老板娘负责收银,磊哥就和老板一起给客人盛饭盛菜。忙完已是下午3点,磊哥就从没有卖完的食物里随便盛一碗吃——左宗棠鸡、egg drop soup可以随便吃,但价贵的大葱炒羊肉和椰子虾是万万碰不得的。一次,磊哥实在馋不过,夹了两只椰子虾,转头就看到老板娘正板着脸盯着他。吃完午饭,终于可以短暂地休息了,可老板娘总是把一大袋子土豆放在磊哥面前——不消说,磊哥很多次的lunch break就在削土豆中度过了。平时,老板娘对谁都一脸笑,看上去是个开朗的人,实际上很会算计。美国劳动法规定,员工如果单日工作量超过12小时,超过的时间应该付双倍工资,而且员工有权拒绝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但老板娘对此嗤之以鼻,经常面带微笑地叫大家加班、帮忙打烊,却丝毫不提加班费的事。她总拿卖剩下的菜打发人,还要把椰子虾提前挑出来留给老板。到了圣诞节前后,南加州的天气不再温和,磊哥不习惯喝冰水,就从大厨那里学到一招,接杯冰水放进微波炉里转几圈再喝。一天,他接了杯冰水,发现微波炉的电源不知何时被拔掉了……而这样的小事,举不胜举。磊哥说,他时常会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旧社会的长工。他怕自己一辈子藏身于一个小餐厅内受人剥削,自己好歹是个学IT的大学生,却被目不识丁的厨子鄙视,但一想到自己在老家是被父母夸耀的对象,就又咬咬牙,挺过一天天艰难的日子。
------到了2016年的圣诞节,磊哥突然打语音电话跟我聊天,说自己已经毕业了,申请到了OPT。(OPT是F1签证持有者在毕业以后申请的专业实习期,为期1年,申请到OPT后,可以寻找所学专业相关领域的单位实习,拿到移民局发放的工作授权证书后,才可以全职上班。)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南加州的那座小城,他通过2个月的培训学习和3门考试,在洛杉矶的一家赌场里做起了发牌官。他原以为发牌官福利高、小费多,还不用出力干活,没想到并非如此。他工作的那家赌场里亚洲人最多。韩国人跟“老墨”一样,是出了名的吝啬,经常为一点点小费跟他纠缠;日本人倒是礼貌温和且安静,每句话都带“please”,但给的小费却不多。近些年,来赌场的中国老年团增多,他们看到发牌官里居然有中国人,就有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总是到磊哥那一桌玩,还把为数不多的小费塞到他手里。在赌场工作,免不了上“大夜班”(凌晨2点到早上10点),磊哥发现自己下班以后总是难以入眠。长期上夜班就很难有正常的社交,可是,除了发牌和送餐外,磊哥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因此十分迷茫。磊哥说,他时常觉得难受,洛杉矶那么大,却没有知心好友;朋友那么多,却没有时间跟他们喝酒撸串。自己明明有女朋友,却总觉得她“远在天边”——那时,磊哥又和一个华侨女孩谈起了恋爱,女孩在旅游公司工作,经常带国内的团游遍整个加州。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相处时间极为有限,磊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女友结婚。他是家中独子,父母早些年还不怎么过问他的婚事,现在已经“明晃晃地催婚了”。这都使他觉得更加孤独——再看看小毅,人家早就和越南女孩结了婚,还发展出了爱情,连孩子都生了,那个孩子生下来就可以拿“绿本本”(美国护照),磊哥愈发觉得自己就要“完犊子”了。我问磊哥,当初怎么没有听小毅的建议谎称自己受到迫害申请政治庇护?磊哥叹了口气:“那时候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觉得不能因为一张绿卡就出卖自己的国家。我后来不是没有后悔过,觉得原则和信义不值钱,反而是钻空子的人最吃得开。”不过,他又话锋一转,说自己已经想通了,那些靠撒谎获利的人,其实也是吃亏的,因为他们让别人知道自己不可信,等于是失去了别人的尊重。“当然了,在他们看来,什么尊重不尊重的,哪有绿卡那么实在。”见磊哥没有挂电话的意思,我就没话找话问起了余子诗的近况,磊哥说余子诗已经顺利“染绿”(拿到绿卡的戏称),各种缘由不用说,我也该懂。磊哥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自己已经开始相亲了,工作也做得不错,还得了国际部的“杰出贡献奖”。聊完这些,我忽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不知接下来该问些什么。经过工作的“洗礼”,我明白每个人都是在按自己觉得对的方式生活着,我早已没有了当初面对余子诗时的道德优越感,开始为余子诗“染绿”而高兴,心里却有些失落。磊哥说,他在美国已经蹉跎了5年,IT专业出身的他,早已没有了归途。而我再也无法像当年一样抱住他,跟他说“你还有机会选择真实和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