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人普遍视1389年科索沃之战为塞族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并最终成为塞族民族意识的基石。
科索沃之战发生在黑鸟坪（塞尔维亚语Kosovo Polje的直译名），距今天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Pristina）几公里，战斗双方分别为拉扎尔（Lazar）王子率领的塞族人和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Ⅰ）率领的侵略军。
关于此战的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出入甚大。就早期塞尔维亚国家命运而言，科索沃之战在军事上的影响远不及更早的1371年马里查（Maritsa）河谷之战，此役发生在现在的保加利亚境内，奥斯曼帝国大胜；抑或是科索沃之战70年后，即1459年塞族最终臣服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事件。
塞族记忆中科索沃之战伤亡惨重，但由于双方领袖及大部分作战军民均战死沙场，这场战役的军事后果远无定论。战役结束后，围绕科索沃之战的神话、传奇很快诞生，多采用史诗、民谣的形式，并被塞尔维亚东正教赋予强烈基督教色彩（其中最明显的是拉扎尔王子被塑造为基督般的人物，称其宁愿舍弃现实世界而选择天国，宁愿英勇战死也不愿苟且偷生）。
科索沃战役神话的核心主题是忠诚与背叛的对立，最具代表性的是米洛斯·奥比利奇（Milo Obili）和武克·布朗克维奇（Vuk Brankovi）两个人物。这种对立映射的是历史现实：1371年惨败后，许多塞族战士转投奥斯曼一方，很可能与传说截然相反的是，他们其实在科索沃之战中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并肩作战。神话颠覆的还有，当代学者质疑，塞族大众记忆中邪恶的化身布朗克维奇，历史上是否真的在战场上背叛了塞族一方，而体现塞族忠义形象的奥比利奇是否真实存在。
奥斯曼帝国统治（1455—1912年）的450多年间，科索沃历经许多重大转变。一是当地塞族逐渐成为少数，阿尔巴尼亚人成为主体。起初科索沃塞族占绝大多数，但到了19世纪末，科索沃略多于70%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二是越来越多人成为穆斯林，主要是本为天主教教徒的阿尔巴尼亚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科索沃的民族、宗教变化，大体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情况类似，然而这些转变依然无法动摇大多数塞族人长久持有的信仰——科索沃乃“圣地”。
及至19世纪，塞族民族主义情绪初现，已然十分偏离如今史实定论的科索沃之战传奇，仍持之以恒地发挥作用。然而神话角色继续演变，塞族两位著名文学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1787—1864）和彼得罗维奇·涅戈什（Petar PetrovNjego，1813—1851）根据新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改编了这则传奇故事。卡拉季奇出版了编纂的塞族史诗歌谣，将拉扎尔王子、科索沃之战的口头故事整理为连贯文字叙事，为塞族民族意识形态提供神话基础。19世纪中期涅戈什统治黑山塞族地区期间，通过极具影响力的诗剧《山地花环》（Gorski vijenac）为塞族民族主义引入充满暴力不妥协的修辞话语，这部诗剧与黑山穆斯林较为和平的史实相较，不仅偏离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还吸纳了基督教中没有比报复敌人更为神圣的观念。
著名塞族文学学者瓦沙·米哈伊洛维奇（Vasa Mihailovich）认为，塞族面临任何历史节点时都不可避免地会转向科索沃之战故事，将其作为力量与灵感的来源。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所有塞族疆土（包括科索沃）脱离土耳其人统治，一段时间内塞族文学中以科索沃之战为主题的著作急遽减少，这点十分关键。但另一方面，一旦塞族再次感到本民族受辱、受害、受压迫，科索沃之战的传统、故事的吸引力马上回潮。20世纪后半叶正是如此，科索沃之战再次成为塞族文化、政治意识中的主流话题。
精神病学家沃米克·沃尔肯（Vamik Volkan）认为科索沃之战代表“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这一洞见尤具启迪意义，他也以此分析了其他许多著名战役。选择性创伤指“群体对祖先被敌人迫害造成的集体创伤形成共同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以及与此心智表征相关的英雄或受难者形象及英雄加受难者形象。当然”，沃尔肯阐发道，“群体不是主动受害的，而是‘选择’将事件心智表征变为神话、心理感受”。因此，“对塞族子孙来说，（科索沃之战的）‘史实’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战役作为选择性创伤，其心智表征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对圣女贞德故事的改编也可以说明按照当下历史局势改编古代故事的过程。该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比科索沃之战更为复杂，因为战时两位法国政治元帅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虽然势同水火，却均强烈认同圣女贞德。
圣女贞德是法国爱国英雄，后来被天主教封圣，她的故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1412年，贞德出生在法国东北部村庄栋雷米（Domremy）一个农户家庭，当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法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被英国占领。1425年，少女贞德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指示她前往法兰西腹地。1429年多次听到上帝声音后，贞德与六位随从离家前往西部城市希农（Chinon）——法国王太子查理城堡所在地。
短暂戎马生涯中，贞德有时称其使命为把英国人赶出法兰西，不过在到达希农后，她宣称自己有两个具体目标：解围几月前遭英军围困的奥尔良；护送“海豚”王太子（法国王位继承人称号为“海豚”)前往东北部的兰斯（Rheims）受膏、加冕。她不辱使命，多次战胜英军。最终贞德被英军同盟、法国勃艮第人（Burgundians）俘虏，以几项罪名受审，审判由英国人操纵，因此贞德被判处死刑，烧死在火刑柱上。25年后，查理王太子成为法王查理七世，将英国人赶出法兰西，结束了百年战争。
在戴高乐这样的领袖的掌控中，贞德故事的意义相当明确：15世纪，圣女贞德将短暂一生奉献给终结法国遭外国占领的事业，二战期间，戴高乐亦领导了法国抵抗德国占领的运动。贝当也认同贞德故事的核心主题，但他的认同更关注字面意思：作为维希政府的元首，他是德国占领者的同盟者，针对的是英国人，因贞德仇恨的对象也是英国人，所以贝当向德国人求和是拯救了濒临灭亡的法兰西，他可以把自己塑造为20世纪40年代法国的贞德救世主。贝当的认同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有些牵强，但在1940年春德国闪击法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许多法国人十分理解贝当的想法。维希政府还在其他方面，根据当时法西斯价值观横行的环境把贞德重新包装成女性传统家庭美德的榜样，赞赏贞德的缝纫技术而非军事才能，鼓励法国年轻人学习贞德，对此20世纪贞德的同胞一定无动于衷。然而，虽然维希政府把圣女贞德故事与政府价值观、目的扯上关系未免太过牵强，但贝当政府给此等附会赋予价值这一事实十分重要，说明当时许多法国人一致认为在国家面临严峻考验之际，都希望有贞德支持、傍身，无论领袖说贞德代表什么。
故事随处可见，用一位知名学者的话说，“在各种文化中都有相同的基本形式”，这不是说所有故事都一样，或是在所有人身上、社会中都发挥同等作用。
历史是建构一种叙事，虽然明言融合古今，但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是在重新定义过去，适应希望看到的现在。
虽然对马萨达之战、科索沃战役（更不用说维希政府对圣女贞德故事）的重写程度尤其令人咋舌，但事实上，许许多多“历史”故事，也历经了类似的重写过程。即使肯定有人怀疑过这些故事在历史上曾遭改编，大多数人也觉得这不重要。英国历史学家罗温索写道：在威斯敏斯特诗人角（Poets Corner）胡言乱语，把谎话、传说说成事实的“披基督教黑衣的乞丐”（ecclesiastical beggars）可能会使爱尔兰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大为震惊，但大多数游客并不追求客观准确，也不介意谎话连篇。
类似的还有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815年游览斯特拉德福小镇（莎士比亚出生地）时，欧文也不吝把玩莎翁的假遗迹，这种游客“总是愿意听悦耳又不用花钱的假话。……只要我们自己愿意相信，这些故事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区别？”人们为什么对真相如此漠不关心？我前文已经暗示，这里扩展开来。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J.H.普勒姆（J. H.Plumb）在其1969年的著作《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中认为，“过去”——普勒姆所言的过去，我称之为大众的、民间的或集体的记忆——绝不能与批判性的历史相混淆。他写道：“真正的历史”根基是“摧枯拉朽的”，它的作用是“清洗人类故事，洗掉有意建构的过去中满是谎言的看法”。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享誉盛名的七卷本大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984—1992年出版）中阐述了相当接近的观点，他写道：“历史眼中，记忆永远是嫌疑犯。历史的真实使命是摧毁记忆、压抑记忆。”然而诺拉认为历史这样的使命远非益事，于是他与合作者协力以最大程度重构激起法国集体记忆的场景。罗温索虽然在其1996年的著作《着迷过去》（Possessed by the Past）中用“遗产”形容集体记忆，但他完全赞同诺拉的观点，断言“就认识、行为而言，遗产与历史同样重要”。罗温索认为“透过遗产，我们可以告诉自己现处何方，从何而来，归属何处”。美国小说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与6岁儿子的故事，动人地演绎了罗温索在遗产与身份之间建立的联系。弗尔常给儿子读儿童版的《旧约》故事，儿子听了无数遍摩西之死后——“他远望着应许之地，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永远无缘进入应许之地”——问父亲是不是真的有摩西这个人。“我不知道，”弗尔说，“但他是我们的亲戚。”
在1998年一场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学术会议上，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也雄辩地分析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棘手关系。当时的一些学术发言淡漠冰冷、满是资料，在座许多黑人及其他学者极为不满，会议几近解散。贝林直接描绘批判性的、细致严谨的历史研究与记忆之间的对比关系：研究有脑无心，与旨在重构的过去保持一定距离，而记忆与过去则是紧密拥抱的关系。他声称，记忆“不是对经历的明辨、审慎地重构，而是过去的自发、公认的经历。记忆是绝对的，不是探索，不用保持距离，是以符号、信号、象征、意象以及易于记忆的各种线索为表达形式。无论我们是否知晓，记忆都在塑造我们的意识，记忆最终属于情感，不属于智识”。
这些历史学家虽然都强调批判性的历史与大众记忆的对立。事实上，我分析的学术历史与“历史”故事之间多有重合，这正是许多人心中将二者混淆的主要原因。我不断地提出，大众记忆往往包含真实的历史成分：1389年在科索沃，塞族与土耳其人一战确有其事；公元70年，罗马大军围攻耶路撒冷，焚毁犹太人第二圣殿确有其事；1431年，曾与法国北部英国占领军英勇作战的法国少女贞德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确有其事；确有勾践其人在东周末年统治越国，最终战胜敌国；如此不一而足。那么，没有经过史学训练的人，甚至恰好不谙故事背后这段历史的史家，如何得知讲述此等人物、事件的故事，哪里是真，哪里是奇思妙想之士的创造？当我们在观看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中改编过的历史故事，或读到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为核心而写的历史小说时，也会不断面临这个问题。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6-16 12: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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