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12月开始,
能依靠互联网远程工作、持续获得收入的人们。
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NA)
他们在曾经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房,
遇见了一群热爱乡村、
不以成功为唯一目标的“同类”:
来自大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渴望脱掉“社交面具”生活,
一条拜访了这个数字游民社区,
与其中的“游民”们聊了聊,
脱离格子间和996后,
他们在乡村获得“自由”和快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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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边的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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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山
到达溪龙乡的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NA)前,会经过茶山、竹林、一条白茶街、一些厂房和农家民居。据说,每年的三四月间是最热闹的时候,这一带满是采茶、收茶、喝茶的人。
许崧和阿德在大理定居十多年,老许曾经是资深背包客,如今自我定位“社区工作者”;阿德仍是“书店和出版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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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他们带着大理那个多元社区所给予的幸福和思考,来到安吉县溪龙乡,在废弃的竹木加工厂上,召集了一个乡村的数字游民社区。媒体陆续到访过,描绘了一群年轻人不同于城市上班族的生活选择。“数字游民”这个出现于1997年的概念,最近被屡屡讨论,甚至被看作考公之外的另一种出路。它的部分核心是,人们以互联网为工具,脱离格子间的束缚,甚至一边旅居、一边远程工作,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获得高水平收入,同时不再仅仅做工作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和“工具人”。
受访者之一阿舒,在DNA的加班之夜,摄影_小闲
翻跟斗的顾噜噜和女友Summer几乎是最早抵达DNA的年轻人
DNA里的数字游民,有人清晨8点便支起一张面对田野的工位,有人习惯昼伏夜出;有人拉过一把椅子就加入聊天的群体,也有人能在烧烤气氛正酣时静心工作;有人自称“社弱”、“社恐”,也有人能十里八乡地“乱窜”;有人一待就是八九个月,也有人短暂停留后继续踏上游牧的旅途……老许说,在很多地方,“时间”是敌人,但在这,“时间”是朋友。阿德说,我们不太做不感兴趣的事情,“成功”绝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DNA也是乡村振兴项目的一部分,但这两三天里,我们观察的重点是几位数字游民的生活:3、怎样与其他人、与脚下的这片乡村共处?
我是杭州人,2010年,为了找个“便宜”的地方写作,我和太太、女儿搬到大理,在那儿生活了十几年。
老许和阿德在大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太太是全世界漫游的背包客旅行者。很多人说,我们的生活好令人羡慕。其实,那么丰富的旅行经历也远远比不上大理带来的幸福感:一个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社区里,和亲人、邻居、朋友在一起,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用戴着面具,也能被喜爱。2021年3月,我和我的工作伙伴阿德受到邀请,到浙江湖州市的安吉县溪龙乡召集一个新社区,聚集一群年轻人到乡村来。乡村需要新的生活者,但喜欢乡村生活、又习惯了城市的年轻人很难只身前往,那么更好的方式也许是,一群人抱团生活。早年间,我和阿德就接触到“数字游民”的生活形态,曾到清迈、巴厘岛的数字游民社区体验,尝试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决定,试着在这个离杭州一小时、离上海两小时车程的白茶核心产区,也做一个数字游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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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手了一个当地的废弃竹木加工厂,将它改造成可容纳数字游民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大本营。生活区的宿舍,既有2~6人共享的房间(最低300元左右/月),也有单间(一千多元/月),每个房间有独立盥洗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准备了公共淋浴间和公共洗衣房。▲
共享办公区域,工位“先到先得”
会议室、联通不同区域的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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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DNA约1公里处,安吉创意设计中心(ACDC)在9月开放也能供数字游民们使用,内含藏书1万册的设计图书馆
办公区、会议室、咖啡区、食堂等等可以供游民们随时停留,工作、聊天、娱乐、分享。会议室楼上的一间房,还被游民们自发地改成了KTV。
2020年,一条报道过他们的房车生活。多年游牧后,两人暂歇于DNA
到了21年的12月,我们发出邀请,开始召集数字游民,心里怕得要“死”:真有人买了车票、自带干粮就来了吗?会不会到这里一看,转身就走了?这群人聚得起来吗?发出邀请的第二天,我收到了哈里的邮件,说他们的房车改造工作室“松木巴士”在寻找一个改造车间,我们聊了起来。仔细想想,我们一定在大理偶遇过。
许崧说,数字游民们找出了太多乡村里的好风景,大家分头试错,相互分享
到春节,有些数字游民散掉了,还剩大概10位和我们一起原地过年。春节后,一部分人竟然回来了。慢慢地,人多了起来,大家从拘谨的陌生人熟络成朋友,甚至成为一起工作的伙伴。头一天走进来的4位游民,其中的2位——顾噜噜和Summer,至今还在。这对情侣从上海来,曾经在广告公司和展会行业工作,他们说,明年想在安吉办婚礼、买房子。有人问我,你们要求来DNA的数字游民发申请邮件,并附上自我介绍,是不是在筛选人群?不是。我们唯一的“门槛”是,居住时间不少于7天。人们若要聚在一起,需要时间。时间,才能滋生社区、长出感情。
我一直住在DNA,上午起床后,到处晃晃,看看大家的状态。其实我越来越松弛了,也要做这里的一位普通游民。如果非要讲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那大概是和人说话。DNA的数字游民里,20%~30%左右的人,会直接向我提一些问题,譬如社区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乐于解释,希望通过交谈来相互理解,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友善环境。
我们的讨论常常是这样展开的:一群随机的人,在大厅的咖啡车前或草坪上坐下,不带很强的目的性,聊着聊着就扯出一个话题,以各自的专业、兴趣、生活阅历为储备,交流信息。它变成一个打破信息茧房的最好方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很难追溯手头正做的这件事情,它的源头是什么?一份小报、一本手账、一个册子,它到底是哪一天、因为哪一场对话、由谁提出的?事情像自己慢慢长出来的,我们回头一看,它就在这里。大理也好,安吉也好,为什么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生活,大家能有幸福感?因为在看似平常的生活当中,从彼此的身上得到鼓励、肯定、支持、温暖,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孤单。
女儿出生后,2012年,我和家人到大理开了一家书店“海豚阿德”,老许是下半年走进我书店的作家之一,我们就认识了。
阿德在大理
我是重庆人,从读书开始就四处迁徙,应该是典型的数字游民了:辞掉过有编制的工作,在大理待了十年,现在长住安吉,但仍然四处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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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租下了这间临近山顶的小房子,计划开诗歌书店
来DNA不久后,我在十分钟车程之外的一间茶饮店里,看到了对面茶山上的一个白房子,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房子在那里,便是一首诗。那是供采茶工休息的地方,工人白天采茶,晚上过夜。一年里,白房子只有清明前的那一个采茶月被使用,剩下的时间中,被完全闲置。我联系房东,把它租下来,准备利用好11个月的剩余资源,在里面开一个诗歌书店。上海的设计师朋友帮忙做改造。装修之后,采茶工也能住得更体面吧。我们曾经考察过,数字游民在一个地方,通常停留3~6个月或更久。在本职工作之外,游民们一定会到周边深度探索。所以,我们在这儿做的所有事情,可能就是需要把一个人们想要快速穿越的地方,变成愿意停留、和更多人产生联结的地方。
沚枫手绘的白茶原风物之鸟类,图源《白茶原手账》
那么我的工作重心,就是挖掘这里的地方知识,相当于干回了老本行:编辑。我编辑的可能是杂志、书,或干脆是这个地方。譬如,我和伙伴们挖掘当地的100种风物,制成了一本手账,里面有很多在地知识:华南兔最喜欢在茶田里玩耍;鸳鸯会成群结队地来过冬;夏天有白鹭,西笤溪边还有许多萤火虫……我们跟一个地方产生联结,就因为这无数的细节。
再譬如,我喜欢录自然的声音。声音也可以建立起一个区域的图景,西笤溪边的声音、茶田的声音、半山腰的声音、山顶茶园的声音不尽相同。未来,我打开某段录音时,就能瞬间穿越到那个录制的瞬间。为什么要做这些?可能我们的价值观不是一味地追求成功,而是倾向于体会生活本身:去更多的地方,见更多有趣的人,过更有趣的生活。
我们统计了一下,DNA的游民有比较强的职业特征,一部分从事创意行业,包括各种设计师,一部分和互联网关联度比较高,包括程序员、产品经理。当然还有翻译、文字工作者、外贸行业的……这样一群教育、成长、职业背景迥异,但价值观相似的“同类”住在同一屋檐下,想交流的时候可以随时交流,想独处的时候又可以随时独处,有机会突破自身知识和经验的限制。但这儿绝对不是乌托邦。日常生活里的细枝末节、一日三餐、失恋、工作压力……这儿都有。况且,想要成为数字游民,至少得具备能通过互联网实践的专业技能,和较好的时间管理能力。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300多人来入住过。此刻(8月底)在DNA的游民,包括我们在内,应该是62位。国外的一些数字游民基地,甚至已经开始帮忙解决小朋友的教育问题了,设施和理念越来越成熟。国内,我们应该算第一代的数字游民吧,这个群体还是比较新的。其实,数字游民是可以随时切换的身份。在路上的时候,是游民,转过身,也能回城市去过一段相对平稳的生活。昨天我还跟老许说起,惠特曼的一句诗特别适合数字游民: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每一个港口。这也是我现在的生活。
我算是第一批入住DNA的游民,前前后后加起来,已经到安吉8个多月了。2018年左右,我做过一阵子Airbnb房东,有次接待了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小哥,他对自己的期望是:必须成为数字游民。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还能以那样一种方式生活。
2020年开始,我成为自由职业者,可以在杭州远程做设计,但并没有到不同的城市“游牧”,也去过联合办公空间,却没能找到期待的社区氛围。一个人工作久了,有时候会感到孤独。到DNA一个多月后,碰上2022年的春节,我回家了。人不在这里,却整天“住”进了微信群,看游民朋友发的消息,和大家互动,好像有点离不开这个社区了。一个多月的相处,似乎让曾经有些社交封闭的我,重新对交流有了热情。所以过完年,我又到了DNA,此后每1~2周开车回家一次,陪父母过周末。这8个月里,我还安排了一次长途旅行,去山西看建筑。
清晨,溪龙乡的本地早餐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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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旁的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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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得久了,慢慢养成了早起跑步的习惯,有时和晨间干农活的老乡擦肩而过,他们惊讶地打量我,甚至主动搭讪。再后来,我开始帮阿德设计小报和手账,读过一点资料,了解当地文脉和历史传承的皮毛,和这里的风俗、语言、饮食更有共鸣。从前,只听说安吉的山水漂亮,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地方,我和这儿“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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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饭、妻子小凯、猫咪“闪电”的房间
我在这交到了两种朋友。一种与我性格接近,比较内敛,专注于内心世界。比如糯米饭。他和妻子小凯,一位做潮玩,一位是学法律出身的前咖啡馆老板,最初委托“松木巴士”改造房车,后来干脆从深圳过来,还带着一只叫“闪电”的猫。他们住在DNA的僻静角落,靠着农田,又把宿舍旁的一小块过道改造成工作室,在安吉的乡下,有了暂时安身立心的地方。
在茶山顶看到一株枯木后,他写道:“(枯木)低沉不语但似乎并不孤独……以另外一种形态守望着一代代的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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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朋友,性格与我截然相反,他们带来很多启发。我申请入住过2人宿舍,舍友是怎样的性格、怎么相处,就像开盲盒。游民朋友里公认的“社牛” KC 曾是我的舍友。大概是性格与职业习惯使然,他似乎总是能与陌生人迅速破冰,看他怎样和村民聊天,真是能开拓我的眼界。在DNA,我每个月的吃、住基本花销,大概不到两千块。我是在辽宁的乡村长大的,远离乡村生活后,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这里的数字游民让我看到,乡村生活可以非常丰富多彩。如果有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乡村也更有活力吧。
人们对数字游民,可能存在一些误解。首先,我们只是能自由地变换工作地点,并没有虚度光阴,我的工作时间从上午九点开始,晚上用来充电、学习、娱乐,赶方案时也会暂时封闭自己,在房间里关几天。在工作上的付出也许不比格子间里的996更少、更轻松。其次,满世界行走,暂时搁置婚姻或生子,也可能只是人生探寻之路上的某一个阶段吧。
7月初,我和女朋友Kate来到DNA,大概停留了两个月。我们在上海认识的,在一起不到一年。
她是比我资深的数字游民,所以我们很快达成一致:过“游牧”的生活。我俩来安吉之前,去大理、泉州、丽水、衢州旅居过,每次都待十天左右。我曾经在北京工作,长期996。后来朋友向我展示了一边在各地游玩、一边在线上远程工作的生活图景,我被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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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数字游民。首先,游民得适应从被“操纵”到自主安排时间的转变。我们住在DNA,交通便利,快递直达,开车一小时就到杭州,步行十多分钟的范围内,就能上茶山、下农田、到食堂,同时可以自主选择和客户电话会的时间,也不被考勤和固定工位所束缚,一旦拖延,完成一项工作的时间就会被拉长,效率非常低。在时间管理上,我经历了漫长的适应期。如今,尽量过得规律,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六点都是工作时间,晚饭后运动,DNA和附近的公共空间很充足,可以滑板、飞盘、篮球。
做数字游民,也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和漂泊感。下一个项目、下一个客户、下一笔收入,在哪?我是互联网行业的独立开发者,要承担产品设计、开发、运营、后期在内的所有工作,还要懂得向客户展示、推销自己,因此学习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沟通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数字游民不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职业,但我肯定进入了自己比较理想的工作状态,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身心合一。过去,我无法依据自己的喜好和专业来拒绝不想要的工作。但现在,可以将精力和时间从无意义的消耗上收回来,投注到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的产品中去,同时有闲暇运动、探索内心世界、和真正的朋友交谈。我还能在DNA达成“地理套利”。我和Kate,在这里的每月生活成本大概是4000块钱,免去了高额的房租和通勤时间,早晨起来呼吸着新鲜空气,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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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会
我们在这儿遇到的人,大多拥有多姿多彩的工作与生活,所以社交也好、社群活动也好,就像自然生发出来的,大家在共享厨房或大厅相遇后,产生交流。我还听过一些分享会,游牧到此的人里,有前美妆品牌的职业经理人、知名播客的主播、房车改造工作室的主理人等等,他们来分享各自行业的信息。
9月初,我们离开了安吉,前往景德镇,开始下一段旅途。旅游旺季过去了,民宿短居的费用也更便宜。出发、到达、停留、修养、再出发,在找到理想的定居地之前,我们俩也许都会像房车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奔跑在路上。快乐地发挥创造力与才能,其实就是我理解的个体幸福与社会责任。
我的朋友小闲先到DNA,她说这儿挺好的,适合我,所以5月份时,我就来了,待到现在。2016年,我辞职后成为自由设计师,朋友常常介绍项目,建筑设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我都做。其实直到去年,我在杭州接了一个福州的项目,才发现跨城市工作也可行。到DNA后,最初纯玩儿,玩着玩着项目也来了。七、八月时,睡醒了就开始工作,每天都想着怎么才能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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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但凡朋友扔项目过来,我统统接下,却发现真的碰上好项目时,没有时间了。所以痛定思痛,宁愿降低一些物欲,也要有选择地接项目。在DNA几个月,日常花销相较在杭州时而言,肯定下降了不少。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带着两个行李箱住在小小的宿舍,过得也挺好,原来我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我在德国学的建筑设计,其实这样看似“闲散”的生活状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也挺少见的。身边的朋友们不是进了大厂,就是成立了工作室。但我到DNA之后发现,我只是这里大多数中的一个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作为“社恐”和“社弱”,DNA里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人”。我遇见了过去不可能触碰到的人,也了解了一些有趣的职业。我曾经跟踪采访“社牛”KC,和他去爬山,观察他怎样聊天、怎样思考,把我的观察变成了插画。我喜欢以这种旁观者的方式,慢慢地展开我的社交。曾经,我喜欢确定的东西,不允许“不知道”。但现在,我没有预设,就让一切自然发生吧,接下来的计划是没有计划,这样或许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