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9月21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当地市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的移动处理中心(MERC),供美国边境巡逻队用来快速处理边境上源源不断前来寻求庇护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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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离失所的南美洲难民,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期间,两党争斗的棋子。
移民政策,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以来相互争斗的重要问题。在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两党就该问题针锋相对,并采取激进措施对抗。对抗的方式就包括把来自边境的南美洲难民运送到对方阵营所在城市。其中,又以得克萨斯州用大巴士将数万名难民送往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为典型。此举被视作得州州长Greg Abbott对抗拜登移民政策的激进措施。也因此,刚刚过去的十月,美国纽约城市系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大量难民的涌入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一位研读纪录片专业的中国年轻人,为我们记录下了她在美国纽约介入难民救助的经历,试图以个人视角,为我们呈现世界难民危机背景下,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城市不堪重负的图景一角:我站在纽约中央车站的“邻里社群服务中心”(Grand Central Neighborhood Social Services Corp)地下一层的后厨帮忙。这是2022年10月的一天,下午四点,登记领取晚餐的队伍,已排出很长。这里名为“社群服务中心”,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避难所。来这里的,有纽约街头的流浪汉、没有钱吃饭的失业者,以及各类常驻或暂留的难民。他们可以吃早中晚三餐,也可以坐在软垫上看电视。幸运的话,还能领到中心分发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排队洗个澡,度过无处工作又难以打发的日子,维持基本生活的体面。进来的人有不同的肤色、体型、年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会说西班牙语和少许英语。他们穿着像是“左拼右凑”起来的衣服——有人穿着长衣短裤,外面套着棉絮已经被扯出来了的棉花袍子;也有人穿着几近全新的全套西装和高帽,里面却缠着印有New York City字符的卫衣,和类似一次性桌布面料的坎肩。他们走到窗口,拿过餐盘,安静地走开,吃完后把一次性餐具丢到门口的垃圾桶,秩序井然。唯一高分贝的声音,是有人靠近厨窗,大声夸主厨做的菜太好吃了,说自己恨不得把盘子都舔干净。拿完餐后,他们会和我说gracias(谢谢),离开食堂时,会向我挥手告别,并再次表示感谢。避难所里吃饭的人明显变多
我和大多数纽约人一样,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座城市的难民正在越来越多。Zena是避难所里的工作人员,只负责配餐和烹饪。她会根据每周收到捐赠的原料来决定这一周的菜单安排。这天晚上,她做的是意大利面、西红柿酱肉丸、煮菜苔。每一个排队拿饭的人能拿到三种配菜各一勺,再加上一片吐司。她把意面和肉酱打好,我负责蔬菜、吐司、餐具和递出餐盘。她感受到了近两个月来巨大的变化。此前,每天每餐大约只有80人左右的需求,从今年四月后,每一餐达到了平均120人,多的时候,有150个人来中心吃饭,这对Zena准备食物的分量,以及对捐赠方的物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Zena在纽约出生长大,此前做职业的护理工作,两个月前才被招聘到中心来后厨帮忙。两个月里,她已经熟悉了每天来吃晚饭的人,从哪些人不喜欢吃蔬菜记起,再记住每一个人不同的故事:谁是乌克兰的,谁是委内瑞拉的,谁是牙买加的,谁是本地的,谁家有一个哮喘的小婴儿,谁只来这里睡觉却从来不吃饭,谁曾经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在中心门口痛哭,谁在这里重启了人生,现在已住进了曼哈顿的补助公寓。平时,她和避难所里的人说说笑笑,但当被问到能不能再添一勺菜,或者加一片面包的时候,她又会果决推辞:“不好意思,这就是我们能够给每个人的分量。” 有一次,我实在无法推拒给出了两片面包,她长长地看我一眼,转身抬起额头,垂下眉毛,仿佛在和她手中的洗洁剂对话,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但我们永远会收到更多的需求,你需要知道你给出的是什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晚餐)。”避难所的其他工作人员会在别的方面帮助这些流浪者,以及那些无法在以前所在的国家维续生活的人们。市政府开设超40个避难所:一床难求
作为一个在纽约上学的人,即便学的是新闻,我的生活路线也被规制在学校、出租屋、实习公司、工作选题之间,最多去一下电影院,或者去去朋友家。城市的表面是丰富、混乱而薄情,和其他在地铁通勤的人一样,我在有限的开放空间里独自生活着,但我的生活的“边界”并不难以打破。周五(10月21日)的上午十一点,我背着书包走向公交车站,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走近我,手指指向旁边的白色建筑:“请问你是在这里工作的吗?”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外形整洁。他背后站着一个更年轻的男子,他没有走上前,坐在树荫下的石头上,神色有些紧张。这栋白色建筑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收容4000名无家可归的人,由纽约市政府出资,从夏天开始建设,10月12日开始正式运营。媒体报道描述了这栋建筑内部的陈设——与用于防疫的方舱相似,钢板的床铺在场地里摩肩接踵,四周都有安保人员守护。“不是,不好意思。”我回答。鸭舌帽男人准备转身离开,我多问了一句: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他这才说,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去”。
|远景白色建筑就是纽约新建造的一座难民庇护所
和他们聊了几句后得知,两人一个名叫Marcos Diaz,38岁,来自波多黎各,另一个名叫Dennison Rodriguez,20岁,来自委内瑞拉。他们前天才认识彼此,本来他们是在避难所里的,但是昨天晚上例行信息登记的时候,他们正好缺席了,导致两个床位让给了别人,今天早上就被避难所赶了出来。旁边救护车呼啸而过,我和他们挪到了旁边的树荫下。我思忖,如果他们真是从方舱里被赶出来的,在这样的室外环境里几乎是没有遮蔽之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送到曼哈顿其他的避难所里。|年轻的Dennison Rodriguez(图左)和年长一点的Marcos Diaz|Dennison Rodriguez看起来对未来怀有忧虑
可以把他们送到哪里呢?前一天我才和班上的同学聊过,她所居住的修道院有一夜来了两个寻求庇护的委内瑞拉人,可是她们没有空余的房间了。纽约在近期开设了42家酒店作为紧急避难所,9月份平均每天都有五到六辆公共汽车来到纽约,多的时候有九到十辆,涵纳几百人的吞吐量,累进人数将近一千人。从住房、到食物、到医疗和教育资源,逐渐进入秋天的纽约市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纽约时报在9月初的报道里提到过,有60名男子在寻求庇护过程当中无法寻得床位,尽管“为每一个人提供居所”是纽约的宗旨,但城市的资源供给能力眼看着到了尽头。我打电话给去过的避难所,但发现他们都占线。辗转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有一处接了——是一个在Bronx区的避难所人员中转站,接线员告诉我,他们目前只能提供一张椅子,没有床。我刚准备挂电话,Marcos说:“我不在乎,一张椅子很好了,我们去。”挂完电话,一种奇怪的陪伴感在我心里升起,我决心要把他们送到避难所安定下来。五十分钟的时间,一路需要坐公交车、坐地铁,换乘、再步行,其中任何一步他们走错了,或者没有能力支付,他们就可能无法尽快到达避难所。他们没有问我是否一起去,我也没有问他们是否介意,很干脆地,我开始陪他们坐下来等车。等车的过程中,Dennison问我是哪里人,我让他猜猜,他说中国人。我夸他眼力很好,他用手指头指了指自己的眼角,又指了指我的,意思是我们长着不一样的眼睛。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聊天。| Dennison Rodriguez和Marcos Diaz在地铁上。
Dennison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两个去了哥伦比亚,一个不知去向,其他人都还在委内瑞拉南部。Dennison和我堂弟年龄相仿,他穿着一条女士牛仔裤,里面还有黑色秋裤夹层,勾勒出他近似芭蕾舞者的身材, 笑起来的时候脸颊的酒窝很深,一幅轻松和害羞的样子。Marcos则有一幅很帅气的面孔,礼貌、冷静、务实。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会电焊,如果我知道有相关的工作,请务必推荐给他。从他流利的英语表达里,我很快就意识到了Marcos对于纽约的了解是远超于我的,进一步推问,他才告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老纽约人了,因为贩卖毒品,妻子和他离婚,他也很快进了监狱。由于监狱里只有他一个人说西班牙语,他被迫在监狱里学会了英语,出来之后,因为无法负担戒毒所的费用,一开始住在地铁里,直到前几天被警察赶出来,混入难民营,来到了白色舱房,才认识了Dennison。“Dennison看着就像一块新鲜的嫩肉,你懂吗?我从监狱里出来,我知道他有多容易陷入危险,所以我想要保护他。” Marcos拍拍Dennison的肩膀。Dennison有些不好意思,内八字的双脚相互踩了踩,他的脚上是Marcos想办法给他弄到的一双新靴子——他们刚见面的时候,Dennison是赤着脚的。Dennison的英语口语并不流利,但偶尔说出来的几个词的发音却十分标准。我们聊天的方式是,我提问,Marcos转述,Dennison回答,而Marcos会在其中掺杂一些他的解释。“走,河流,一个月和星期。(Walk, River, A month and week.)” “花了一个月加上一周的时间,他要穿过河流和海洋,很多时候都是徒步,最后来到了这里。”“加州,不,得克萨斯州。(Cali, No, Texas.)”“他入境得克萨斯州,先是大巴运到了加利福利亚,后来被送到了纽约。”Marcos的转述是否准确,我无从得知,但我能感觉到他所说的可能并不完全属实。比如关于他们如何相遇的,Marcos没有允许Dennison回答,而是用西班牙语和他确认过后,再告诉我说他们是在避难所里相遇的;关于Dennison的年龄,他们说出20岁的时候有所犹豫;再比如Marcos说Dennison没有手机,而十分钟后我看到了Dennison口袋里的苹果手机,后来Dennison还当着我的面用手机和父母打了电话。| 下地铁后,两人步行去庇护所途中。
离目的地越近,公交车里的苍蝇也逐渐变多了起来。Bronx地区作为纽约最穷的街区,随处可见堆满垃圾的街头,多层涂鸦的墙面,走在路上的神志不清的行人,而The Living Room Drop-in Center(可以理解为“避难所中转站”)就坐落在混乱深处,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两点钟。| 中转站门口的登记检查
“身上有毒品吗?有尖锐的利器吗?任何被你忘记的小刀片?”安保人员Winston半开玩笑地向Dennison和Marcos展示他手上的扫描工具,一边示意他们打开自己的背包,小心翼翼地过目他们的行囊。Dennison和Marcos他们会被中转站登记在籍,如果有避难所的床位空出来,工作人员会把他们送到下一个站点,这也是“Drop-in”类型的服务中心的责任——他们只能提供部分的服务,在这里停留过的人,总是要离开的。我仅能送到这里,之后他们就走进去打饭吃。他们能拥有自己的椅子,可以在这里洗澡、看电视。世界第二大规模难民危机与美国两党对抗
地铁很快把我送回了我居住的街区,邻里的墙壁变成玻璃制作的落地窗,刚刚发生的事情像一场梦。Dennison的出现是南美难民危机的一个缩影:截至9月,约有700万人离开了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曾是南美洲收留其他地区难民的第一大国,拥有2900万人口。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全世界有超过600万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已经成为是世界第二大规模难民危机。多年以来,这个以石油和国有企业作为支柱的国家,一直在源源不断制造流离失所的人们,产业日渐颓靡。2018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000%。目前,委内瑞拉有90%的贫困人口,而极端贫困人口超过半数,犯罪高发,污染严重,加上新冠疫情导致医疗系统瘫痪,委内瑞拉人已无法在当地生存。人口迁出本来就是一项难以应对的改变,而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州政府之间的相互倾轧推诿而进一步加重了。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8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中期选举结果出炉,共和党人Greg Abbott第三次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
从今年4月起,得克萨斯州州长Greg Abbott花费了超过1200万美元将大量难民运送到东海岸城市,媒体将这种行为称为“倾倒难民”。8月起,纽约和芝加哥成为了“倾倒难民”的目的地。这是Greg Abbott对拜登宽松的边防政策做出的应激对抗行为。10 月 12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重申了从委内瑞拉入境美国、临时居住和申请工作许可的条件。要符合资格,申请人必须在美国有一个支持者,该支持者将提供财政和其他支持;与此同时,申请人需要通过严格的生物识别和国家及公共安全的筛选和审查,完成疫苗接种和其它公共卫生要求。这将大幅度提升委内瑞拉人入境美国的门槛。我担忧,随着中期选举落定,还会有什么等待着Dennison们呢?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知道自己和数目如此庞大的人群共处同一座城市,更无法和正在避难所门口排队领取食物的人共情。在使用“难民”这个词的时候,我往往觉得是不准确的,或是令人难过的。Zena此前不断地和我强调,她去避难所工作之后,才意识到那里需要帮助的人们往往是极其友善,甚至教养极高的。“他们只是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Zena说,在她的生活环境里,一直有对南美洲难民的污名化,说他们不干净、吵闹、受教育程度低、需要防备:“但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反而是‘我的同胞们’(my people,指美国人)。” 我想,与其把暂居于避难所里的人们称作“难民”,或许更应该称呼他们为流离失所的人们(displaced people)——那些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离开家的人,那些在困境中,只能迁移往别处的人。事实上,在这个多种问题堆积的城市里,关于难民的讨论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地铁中接连发生无端袭击事件,3天内有两人遇袭后摔在铁轨上,纽约警察局自24日起每天在各地铁站共增加约1200名警察。
在纽约生活,总有一些瞬间,我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台超负荷而又年久失修的老机器——从地铁里密度极高的尿骚味开始,随时能撞见有精神疾病的流浪汉,有才华的乐手,以及骂骂咧咧和冷漠的周遭,以及四处可见的在地上睡觉的身影。还有一些判断是脱离视觉经验的,比如在气候变化的报道里,读到纽约的海岸在50年之后会被完全淹没;比如曼哈顿的一人间房租在今年已达到了5000美金每个月;比如这个城市唯一一个饮用水管道早已年久失修,但另一条管道的推进使用却因为政府资金挪用而推迟了三年。在所有的问题的价值排序里,总有更紧急的问题浮上水面,迫使政府和市民调整注意力和资源,让这块城市的土壤不断地变化重心。我的室友在不久前刚刚结束了在纽约的研究生项目,准备去香港工作。她回忆起自己对纽约的印象时表示,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共存的方式,往往并不是找到达成共识的价值观,而是找到那个他们共同反对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反对人的尊严的毁灭,反对剥削人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