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学者热衷于在海外期刊发文时，我们要警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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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学者热衷于在海外期刊发文时，我们要警惕什么？
双立人
舆情观察员

来源：观察者网
2025-10-30 13:55:56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双立人】“中国向动物蛋白消费的转型，引发了全球农业格局的重大变革，对动物饲料蛋白出口大国巴西造成了显著影响。本文通过聚焦土地与水资源及由此产生的森林砍伐风险，深入剖析中巴大豆贸易的环境代价。

数据显示，巴西大豆供应了中国总蛋白需求的10%，以及动物蛋白需求的24%-29%。2020年，中国为饲养牲畜所依赖的巴西大豆，相当于进口了1780万公顷的巴西土地。……这些发现揭示了全球饮食结构变化与环境负担之间的复杂关联。中国对动物蛋白需求的攀升，既推动了巴西农业扩张，又加剧了脆弱生态系统的环境压力。”

这段话是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学术论文摘要，读起来是不是味道特别熟悉？上一个类似的说法还是“中国人每吃一块肉，亚马逊雨林就冒出一股烟”。按照这种逻辑，也不知道亚马逊雨林都已经毁灭几次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强行附会的论文，不仅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还被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引用报道，广而告之——这一套流程是不是也很熟悉？

不过我们今天要揭露的不是这些，而是再把这套流程往前推，谈一谈学术武器化的问题。

很多读者应该都已经注意到了，这篇文章的四位署名作者中，还包括一位中国教授。这位中国教授的参与，看似为研究增添了“本土视角”，却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到底是学术独立，还是在“替外人递刀”？

从近年来爆出的案例来看，一些迎合西方偏见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作者也凭借这些所谓的“国际认可”收割学术声誉，甚至攫取人才头衔。这说明在知识工具化与议题政治化的浪潮中，部分学术研究正异化成战略工具，而非公共知识产品，学术已经有沦为国际政治博弈武器的风险。

这背后，潜藏着一个更深层次也更顽固的结构性问题：学术的后殖民主义问题。国际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链条，依然被某种无形的权力结构所主导。某些核心议题的设置、研究范式的“正统性”乃至成果的评判标准，往往由西方学术中心掌握。

在这种格局下，一些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者，不自觉地被卷入一种隐形的学术依附体系。他们通过回应、甚至迎合中心设定的议程来获取认可与声望，其研究在客观上服务于特定的认知塑造与话语权争夺，进而强化了当前国际知识生产中的权力不平等。

学术后殖民主义问题的主要表现

后殖民主义不是历史，而是一种持续的结构性病症。在当下的学术界，这种病症至少有四种典型表现：

1. 裁判权的内化

西方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理论范式被默认为普世的、客观的、高级的。而非西方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本土问题意识则被视为“地方的”、“特殊的”，甚至是不够“科学”的。这实质上是“东方学”逻辑的逆向运作，我们开始用西方的眼光来审视和评判自己。

2. 评价体系的殖民化

学界的后殖民主义倾向体现在学术评价体系上，表现为将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术成就的最高标准，并直接与职称、经费、声望挂钩。这导致全球学者（包括中国学者）不得不优先研究那些“国际”（实为西方）感兴趣的话题，使用他们熟悉的理论语言和方法，从而强化了西方学术框架的统治地位。

3. 理论话语的依附化

学界的后殖民主义倾向体现为理论话语的依附。在人文社科领域，许多研究几乎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注脚”。我们习惯于用西方理论家的概念来切割中国经验，而缺乏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中生发出原创理论的能力和自信。这正是一种“知识上的依附”。

4. 心理结构的劣等化

学界后殖民主义倾向在心态上的体现是被内化的“劣等感”。后殖民主义分析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心理层面，即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价值观内化，产生一种文化的自卑感。为了在国际上被“承认”，一些研究者会不自觉地去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将自己的文化对象化、奇观化，以符合西方的预期；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或本土方法论是“土”的、不够“国际化”的。这种心态割裂了学术研究与自身文化母体的联系，使得学术成为无根的浮萍。

上述四种表现，构成了当代学术的“后殖民循环”：被支配——自我合理化——继续支配——继续合理化。外部殖民退场了，内心的殖民者却住下了。而这里就不得不看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即“自我繁殖”。一旦出现“自我繁殖”，知识可能就不是那么客观了，学术的另一个面貌就悄然出现了。

学术后殖民主义的自动化“繁殖”

在全球信息竞争的时代，学术早已不是象牙塔的孤立行为。它被嵌入国家战略、舆论斗争与国际认知结构中，成为最隐蔽却最深刻的软权力形态。西方学界在“去政治化”的名义下进行知识输出，却在事实上实现了对他国认知的政治控制。

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是后殖民主义通过学术体系实现的自动化“复制”。在今天，学术已演变为一种精巧的认知霸权工具。它假借中立之名，系统性地生产着结构性偏见；它利用科学权威，单方面地为世界定义秩序与真伪。其真正力量在于，它不仅能给出“答案”，更能预先设定“问题”本身，从而让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在客观、理性的外表下，持续而隐蔽地自我繁殖。

· “蚁群效应”——自我繁殖的系统结构

如果认为“学术武器化”的危险之处只在于通过科学中立的学术展开意识形态工作，那就太单纯了。“学术武器化”另一个危险之处武器化的“自动化执行”——拿起武器的不再是他者，而是本国学者。

表面上看，每一个“只想好好发论文”的人，每一个“要按国际标准写作”的人，每一个“评职称必须顶刊”的人，甚至评审、期刊编辑，都只是遵守“国际标准”的个体——他们都没有恶意，但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场“学术殖民”的齿轮。而从效果上看，他们都在无意间承担起传播、再生产、正当化西方话语的职能。

一个被内化的学术体系会自动地、源源不断地培养出“顺从型知识生产者”。这正是“学术殖民”最大的危害之一，它无需外部统治就能自我延续，这是一个稳定的、自我复制、抵抗外界干预的结构和庞大系统。

这种现象可被称为“蚁群效应”：一方面每只蚂蚁都在搬自己的那颗砂，但整个群体正筑起一个巨大的“话语帝国”的巢穴。它不需要外部强制，就能自我繁殖、自我维护、自我加固。另一方面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成规模后的影响足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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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效应”——跨领域掐尖式扩散机制

学术结构是稳定的、自我复制的、抵抗外界干预的结构和庞大系统，你猜它真的只能是“养蛊”一般“自说自话”吗？非也，学术殖民结构一旦形成，它接下来的目的必然是辐射和传导。

所以学术殖民真正的可怕之处，从来不在于它的显性控制，而在于它的辐射力。当一种学术结构被确立，它就会像一颗被悄然种下的“思想种子”，向着社会的各个层面蔓延生长——从学界，扩散到政策设计、舆论传播、文化生产、教育体系最后是人们的价值体系。

首先，它会向上辐射到决策层与知识治理体系。许多政策文件、研究课题、国际报告都建立在“国际学术权威”的数据与模型之上。看似科学、理性、可比较，实际上却隐含着强烈的范式偏见——以西方的社会假设解释中国的现实，再反过来用“中国样本”验证西方假设的“普遍性”。久而久之，本土政策讨论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翻译”为他者的语言。学术殖民的上层辐射，是认知霸权的制度化。

其次，它会向下渗透到教育体系与知识生产链条。从博士论文的选题，到本科生的课堂教材，再到期刊的审稿口径，层层递进、步步收紧——形成一种“话语锁链”。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被训练去“国际接轨”，导师告诉他：“要用国际话语，要引用国外文献，要按SCI格式写”。于是，一整代学者在还没开始思考“我们是谁”之前，就先学会了如何“像他们一样思考”。学术殖民的下层辐射，是思想模板的代际复制。

再者，它会横向扩散到文化与传媒领域。当学术研究成为舆论报道的“知识背景”，当国际媒体引用的“权威学者”都来自同一话语体系，当学者本人也乐于以“国际专家”的身份参与公共表达时，学术权威就自然成为舆论的“定向仪”。新闻评论、影视叙事、社会热点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逻辑”（实为西方逻辑）被包装为“理性共识”，而那些与之不合的声音，则被轻描淡写地标签为“民粹”“情绪化”。学术殖民的横向辐射，是文化认知的过滤机制。

最后，它还会向内扩散到学术共同体的心理结构。在这种体系中，学者的“荣誉感”与“安全感”被绑定在外部认可上——发顶刊、进数据库、拿国际奖。这种心理依附会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结构”：谁质疑体系，谁就“out”；谁服从体系，谁就能“上岸”。于是，学术场变成了一个高度自洽的系统：越批判它，越被边缘化；越迎合它，越被中心化。学术殖民的内在辐射，是精神的规训机制。

学术殖民仅仅是学术圈的事情吗？不，它必然会蔓延成为一种可怕的社会性格！如果不信，分别去中国各个高校以学生的身份去体会一下你就会发现，越是顶尖高校，他们的性格越是崇洋、焦虑、惧怕批判和斗争、害怕失语。这场看似毫无波澜的学术活动，实则是认知世界的“思想地震”，毫无硝烟，但足以重塑地形。顶尖高校学子的性格就如此被涵化养成，他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是建设者，还是掘墓人？

所以，学术圈就会具备成为认知对抗的强大堡垒的可能。而如果我们依然坐视不理，学术圈完全可以成为现代认知战最核心、最稳固、最强大的组成部分。

2015年至2024年中、美、欧的论文产出量对比。 数据来源：Scimago

· “惯性效应”——代际复制的合法机制

如果说“蚁群效应”让学术殖民得以在结构内部自我繁殖，“辐射效应”让它向外部领域静默扩散，那么“惯性效应”则让它在时间维度上自然合法化。

学术殖民化之所以具有顽固性与其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即学术本身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本质特征之一——传承。区别于商业、社会、技术领域的可替代性，学术非常依赖代际延续，如理论、教材、评价体系都表现出了极强的路径依赖。

但此种传承特征和具体的路径依赖一旦被偷偷替换为西方学术时就会瞬时具有武器效果。我们在引用经典、延续范式时，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延续一个并非中性的知识秩序。逐步地，“传承”变成“不容置疑的复制”，“经典”成了思维边界线，而一旦某种话语被确立为“正统”，它就能在几代人之间自然合法地传播，且几乎无需强制、更无人质疑。这就是学术殖民最温柔的枷锁，它绝不依靠暴力，而是依靠习惯；它绝不依靠压制，而是依靠认同；它绝不依靠控制，而是依靠教育。

所以，当来自西方的学术逻辑被奉为正朔，且嵌入了学术传承链条，西方的“学术殖民”就拥有了天然合法性。它无需展开任何形式的征服，因为被征服者会主动教导下一代如何被征服。

破局之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重塑学术主权

要学术去殖民不能滑向“排外主义”、或拒绝学习西方理论，而是要重新夺回定义权。要重构知识生成的逻辑，即让外来理论成为工具，而非主宰；让交流成为互动，而非服从。要在世界学术地图上标地自己独立的坐标。如卢卡奇所言，“真正的批判不是拒绝传统，而是揭示传统中的权力结构。”

要从“学术武器化”中突围，关键在于重建中国学术的内在自信与再生产机制。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国家认知安全与文化安全的根本工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推动深层次的学术反殖民，首要在改革其指挥棒，即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必须果断摒弃“唯顶刊论”与“唯国际化论”的迷思，打破将国际发表等同于学术质量的简单化思维。新的评价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地将“中国问题意识”置于核心位置，以此引导学术研究从“跟着西方期刊走”转向“围绕中国需求做”。

学术的终极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知识与文明进步的贡献，而这离不开其对本土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回应与解答。因此，一项研究的优劣，不仅要看其国际能见度，更要看它是否增进了我们对国情的认知，是否为解决中国发展的真问题提供了智慧与方案。这不仅是技术性的标准调整，更是关乎中国学术主权与思想独立的战略抉择。

除此之外，如果不能建立自主的理论谱系，学术反殖民便是无本之木。我们必须系统性地从本土经验中提炼概念、总结规律、构建叙事，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理论谱系。这绝非简单的知识替换，而是一场系统的“学术建国”工程，其目标是扭转中国在世界知识格局中的位置，从一个被观察、被分析的“客体”，转变为一个能够主动设置议题、贡献核心概念的“主体”，最终实现思想上的独立与平等。

学术反殖民的最终归宿，不是退缩，而是以更自信的姿态“再融入”世界。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基于思想独立与相互尊重的开放学术共同体。这要求我们以原创性的本土理论为“通行证”，主动参与并重塑全球学术对话，让中国从被研究的“样本库”，转变成为全球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思想策源地”。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人类知识全球公域所应作出的贡献。

最深入的殖民，并非土地沦陷，而是心智的失守。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反殖民”绝非修辞，而是一场关乎文化主权与认知安全的学术实践。其终极愿景，是让我们在保有文化根脉的同时，自信而平和地参与人类文明的对话。届时，学术将不再是地缘博弈的延伸，而成为文明智慧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