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全球化的最后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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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全球化的最后晚餐？

秦朔朋友圈
5小时前

“永无止境的内部争论和未说出口的分歧，让欧洲无法团结，讲话也不够诚实，难以找出真正的解决方案。欧洲并未成为真正的全球强权，依然是个漂亮但分裂的小国与中等强国万花筒。”

当这段尖锐的批评在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响起时，你或许会认为这是特朗普或其内阁成员对欧洲的又一次羞辱。但说出这番话的，恰恰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个4年来接受欧洲援助最多、在政治与道义上最依赖欧洲支持的国家领导人。

这一幕带着黑色幽默的象征意味。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达沃斯晚宴上宣告“全球化已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愤然离场；在这之前丹麦首相则带领整个代表团在特朗普演讲中途起身退席。一场本为“加强合作”的全球精英盛会，最终沦为新旧秩序激烈碰撞的角斗场。

很多人开始讨论今年的达沃斯是不是全球化的“最后晚餐”。的确这座瑞士的小镇曾是“全球化叙事的圣殿”，如今却愈发像退潮后的交易大厅——灯火依旧通明，菜单早已更换，餐桌礼仪也在崩塌。市场准入能谈、安全能谈，甚至领土与资源都能谈，唯一的前提是：接受“力量即定价权”的新规则。

不是只有特朗普在指责欧洲

把特朗普对欧洲的指责简单归为“民粹咆哮”并不难，但这会掩盖关键事实：特朗普敢在达沃斯当众发难，核心是摸准了欧洲的痛点。泽连斯基对欧洲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些痛点的真实。

尽管两人立场与目的截然不同。

欧洲面临的早已不是单一压力，而是结构性的“信用透支”：盟友质疑你的决心，受助者批评你的无能，对手坐等你的分裂——而你仍习惯用程序、规则与道德自洽来诠释世界。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晚宴上对欧洲最刻薄的攻击，集中在能源政策上。他直言，德国等国执着于“风车”、关停核电，导致欧洲工业电价达到美国的3到4倍。“你们每生产一度电，都是在给制造业判死刑。”这番话虽显夸张，却非毫无根据。

欧盟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非居民用电价格仍呈结构性偏高：税费、网络成本、市场结构与能源转型路径相互叠加，让欧洲制造业陷入长期成本劣势。欧洲工商界的对比数据更直白——居高不下的用能成本，正在持续压缩制造业的利润空间。

过去三年，欧洲在能源上付出的代价，远不止账单上的数字，还有产业链的被迫迁出。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将部分产能永久转移至中国和美国，空客开始重新评估欧洲制造布局，这种“慢性失血”的后果正在显现。特朗普团队最乐于放大的叙事是：你们选择了昂贵的转型与严苛的规制，就别指望用“价值观同盟”换取美国的产业与市场让利。

欧洲擅长制定规则，这在旧全球化时代是优势——《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人工智能法》，都体现了欧洲在规则制定上的领先。但当科技产业竞争转向速度、规模与资本密度，规则优势反而可能变成增长拖累。

达沃斯上对欧洲“创新乏力”的批评之所以站得住脚，正因为资本市场的行为给出了印证：风险投资规模、独角兽数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电池制造产能等关键指标上，欧洲始终偏于谨慎、节奏偏慢。这并非说欧洲做错了，而是这种“防风险”的选择，最终换来了“慢增长”的结果。

而在增长本就疲软、债务与福利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慢增长”会迅速演变为财政与政治的双重脆弱。这也是泽连斯基批评欧洲“缺乏政治决心”的现实背景：内部资源愈发紧张，外部承诺自然难以兑现。一个无法快速决策、无法集中资源、无法承受短期代价的欧洲，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只能被动应对。

欧洲福利国家的核心，从来不是“高福利”本身，而是一种社会契约，即用稳定与公平换取政治合法性。但人口结构快速老化、潜在增速下行，让这份契约的财政可持续性不断受到拷问。

欧盟长期人口结构预测显示，抚养比与老龄化压力将持续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公共支出与增长条件。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债务负担已近极限，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也面临养老金缺口扩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欧盟既要增加防务开支应对安全威胁，又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升竞争力，还要维持社会福利以避免民粹主义抬头。

这道三角难题几乎无解。

特朗普团队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清楚欧洲短期内无法大幅增加防务开支，承受不起与美国的全面贸易战，所谓的团结不过是表面程序性共识。因此才敢公开施压、极限博弈，用关税威胁换取让步，用安全承诺换取市场准入。

面对美国这般赤裸裸的霸凌，欧洲最缺的不是经济实力，而是战略勇气。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加征关税、索要格陵兰、削弱北约承诺时，欧洲从未认真考虑过加强与东方大国的经济联系以作对冲。

德国总理默茨在特朗普演讲后发表强硬声明，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欧洲主权晚宴”，但这些姿态背后，欧洲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战略转向。欧洲仍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关键技术领域追随美国的“去风险化”政策。

这种战略被动，恰恰说明欧洲在心理上仍未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即便美国已明确盟友关系需要“付费”，即便特朗普公开羞辱欧洲领导人，欧洲仍不敢真正走向战略自主。最终的结果是，欧洲既得不到美国的尊重，也无法借助中国平衡美国压力，只能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反复被收割。

《经济学人》那张意味深长的插图恰能反映欧洲的困境：美国灯塔已然熄灭，中国灯塔正发出耀眼光芒，照亮了悬挂加拿大和英国国旗的两艘小船。而网上的高赞评论“中国的灯塔照见了两艘海盗小船”，更揭示了欧洲在“全球南方”国家眼中的形象：没有美国的实力，缺乏独立的尊严，只能在历史阴影中徘徊。

特朗普真的“不需要欧洲”了？

达沃斯舞台上“美国不需要欧洲”的说法，表演成分居多。但拆解贸易与资本两本账，结论会更贴近现实。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4年美欧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接近2万亿美元，同比仍在增长。这意味着，即便特朗普想“降低依赖”，短期内也很难真正“无视欧洲”。

但更重要的趋势是，欧洲在美国外贸格局中的相对重要性确实在下降。过去十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份额持续上升，对欧洲的出口份额则基本稳定甚至略有下滑。页岩气革命让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降低了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依赖，战略上也减少了对欧洲稳定性的需求。

特朗普推动的“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策略，本质是降低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单一供应链的依赖。从经济角度看，欧洲已非不可替代。所谓“不需要”，更多是谈判姿态——制造不确定性，逼迫欧洲企业与政府主动让步。

比贸易更深厚的是资本的相互嵌入。《跨大西洋经济2025》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已达数万亿美元量级，远高于对中国的投资存量。美国官方统计也显示，202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的增长，主要增量来自欧洲方向。

这种相互投资带来的不仅是利润，还有就业、税收与供应链的深度绑定。美国企业在欧洲坐拥巨额资产与利润来源，欧洲企业在美国也有大量投资。纽约与伦敦、法兰克福等欧洲金融中心联系紧密，金融领域的“冷对抗”注定代价高昂。

因此更贴近现实的结论是：美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上“可以少依赖欧洲”，但在资本收益与金融结构上“仍高度需要欧洲”。特朗普的策略不是切断关系，而是重新定价：将盟友关系从“共同体”变为“合同制”，从“共同价值”转为“付费交换”。



格陵兰背后的总统山执念

达沃斯是全球化的象征，格陵兰争议则是退潮后的标志：领土不再单纯是主权问题，更被包装成供应链与安全资产。

特朗普在达沃斯明确谈及格陵兰，称这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需要，也是整个西方的安全战略需要。他提到二战时格陵兰6小时便沦陷于纳粹德国，还挖苦说若非美国出兵夺回，如今的格陵兰可能说着德语或日语。这种用历史功绩合法化当下霸权的逻辑，遭到丹麦首相愤然抗议并现场退席。

但特朗普为何对格陵兰如此执着？答案需从三个层面解读。

首先是地缘经济的战略考量。格陵兰的战略价值毋庸置疑。北极冰川融化让北极航道的商业与军事价值日益凸显，控制格陵兰就意味着掌握了未来全球贸易和战略通道的关键枢纽。格陵兰丰富的稀土和关键矿物资源，对美国在新能源转型和高科技产业链中保持领先至关重要。

这些资源开采成本极高，短期内难见经济效益，但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拥有”本身就具备战略意义——至少能阻止竞争对手获得。美国在格陵兰本就有军事存在，完全可以通过加强驻军实现安全目标，但特朗普坚持要“主权”，背后藏着更深层的动机。

其次是“总统山”上的历史野心。特朗普对格陵兰的执念，更多源于对青史留名的渴望。美国历史上，“开疆拓土”是总统追求伟大的经典路径：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西沃德购买阿拉斯加，这些人都因扩大美国领土而名留青史。

若特朗普能让格陵兰成为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当下骂名如何，历史或许会彻底改写。正如中国的汉武帝，当年扩张时满朝反对，如今却能与“秦皇”并称。更何况，若有人提议将格陵兰改名为“特朗普岛”，岂非最大限度满足了他留名青史的虚荣心？

特朗普对未获诺贝尔和平奖耿耿于怀，但和登上拉什莫尔总统山相比，那简直不值一提。他做的大梦是有朝一日可以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老罗斯福并列，千秋万世被铭记。这种“帝国主义美学”——大即美、扩张即荣耀、实力即正义——才是格陵兰争议的真正驱动力。

还有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的操作方式：将格陵兰议题与关税威胁绑定。他一度威胁对支持丹麦的欧洲国家加征关税，随后又在达沃斯期间“后撤”，声称达成某种“框架协议”。

这套操作的本质是“地缘经济金融化”，即用关税、市场准入与安全承诺，将主权议题纳入可交易范畴。格陵兰在叙事中被反复装进三个盒子——北极安全与军事部署的地理钥匙、关键矿产与供应链安全的未来筹码、政治遗产的“扩张符号”。

这也解释了“最后晚餐”的隐喻为何成立：过去达沃斯谈规则与合作，现在谈的是资产、杠杆与交换。全球化并未突然死亡，而是发生了“物种变异”——从“降低摩擦的多边体系”，变成“放大杠杆的双边竞价”。



下一个目标是谁？

预测特朗普的下一步，不能只看哪一个目标“更邪恶”，或者“更不服管”，而要看谁在经济上更“可得”。可得性取决于四个指标：能否用关税/制裁快速失血并制造痛感；目标国是否高度依赖美元体系、能源输入或单一出口；美国国内政治能否从行动中获得即时收益；行动是否能包装成“安全”或“供应链”议题。

在这套框架下，古巴最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古巴经济的脆弱性，核心是对委内瑞拉石油援助的高度依赖。古巴每天需约10万桶原油，其中超三分之一来自委内瑞拉。在美国已控制委内瑞拉的情况下，切断这条能源生命线易如反掌。

能源专家指出，古巴缺乏外汇在国际市场购油，俄罗斯、墨西哥、巴西等友好国家也无法填补这一巨大缺口，届时古巴的能源基础设施将在30天内瘫痪。早在油源紧张前，古巴的电力与水资源供应就已捉襟见肘，过去两年发生至少24场大范围长时间停电，医疗体系问题丛生，2020年以来人口流失多达270万。

古巴是“美国后院”最后的战略钉子。拿下古巴，将彻底巩固美国在美洲的绝对主导地位，完成“唐罗主义”（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的终极版图。国务卿卢比欧是古巴移民第二代，更是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核心人物，他被特朗普戏称为“委内瑞拉总督”，但更适配的新职或许是“古巴总督”。

与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不同，特朗普对古巴的算盘似乎是“以经逼政”——通过能源断供和经济封锁，迫使哈瓦那当局迫于内部压力高涨而同意谈判，甚至策动政权内部人士实现“不流血的更替”。

相比之下，伊朗虽有丰富石油资源，但其体量、地区影响力和抵抗意志，使得直接军事征服成本极高。伊朗拥有8000多万人口、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会像委内瑞拉那样轻易屈服。

更可能的路径是通过极限制裁进行经济绞杀，迫使政权更迭或妥协。但这需要更长时间和更高的国际协调成本，在特朗普仅剩三年任期的情况下，古巴无疑是更容易摘取的“低垂果实”。



结语

将2026年达沃斯称作“全球化的最后晚餐”，并非指贸易在消失、投资会归零、跨国企业正退场。路透社与美联社在达沃斯对多位金融与国际组织负责人的采访显示的真实情况是，全球增长仍有韧性，贸易会适应冲击，世界秩序在变化但未必“断裂”。

真正改变的是全球化的定价机制。旧机制以规则、可预期性与制度信誉为核心；新机制愈发呈现“板块化重定价”的特征——用安全、资源、市场与金融武器，重新标定每一段关系的价值。

达沃斯的与会者们曾经坚信，只要坐在一起吃饭，世界就会更合作。2026年的达沃斯却提醒人们，聚会吃饭依然重要，但你得先确认自己是在餐桌旁，还是已被写进菜单。

对欧洲而言，这场“最后晚餐”是残酷的清醒剂。它可以继续沉溺于“礼貌共识”的怀旧，在程序与规则中寻求安全感；也可以痛定思痛，真正走向战略自主，在大国博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无论如何，旧世界已经落幕，新世界正以粗暴却有效的方式改写规则。而在这个过程中，力量、资源与市场的控制权，将决定谁能留在餐桌旁，谁会被摆上餐桌。

—— · END · ——

No.6738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朱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