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数千名在校和已毕业博士生以及他们导师的研究发现[1]——科研人员对于高风险项目的偏好会“传给”他们的博士生,并且这种影响会延续到学生离开课题组之后。
科学需要冒险精神,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则需要更大的“赌注”。但科研人员和决策者担心的是,当前学术系统对短期结果的看重,会让科研人员不愿冒险。有研究显示,高风险研究更难获得资助[2,3]。为此,瑞典哥德堡大学研究科学政策的经济学家Anders Broström和同事决定研究一下,博士培养对于塑造冒险行为的作用,Broström认为这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领域。
“我们总是在想怎样调整资助制度,才能让人们愿意冒险,但这不是我们仅有的办法,”米兰理工大学经济学家Chiara Franzoni说道。该研究让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谈了很多政策干预,但却忽略了博士培养的过程,她说。
Broström和同事首先分析了导师对在校学生的影响。瑞典7所大学的1223名医科在读博士答复了他们的调查问卷。比如,问卷要求受访者自述他们参与“安全”项目相对于“风险”项目的概率——安全项目是指能保证在中等排名期刊上发表的项目;而风险项目指那些更难出成果,但更可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项目。
研究团队还考察了博士生和他们导师的发表记录。为了计算具体研究的风险水平,他们用一个机器学习算法预测了来自其他研究的想法被成功结合的可能性(由一对文献在其他发表论文中共同出现的频率决定)。如果论文能将很难成功结合的一对文献同时融合,则该论文被认为风险较高。
团队发现,博士生的冒险倾向与他们的导师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在师生交流频繁的情况下更强烈,而在学生在课题组外还有其他导师的情况下更弱一些。
导师的影响还会延续到学生毕业之后。团队在分析了2400名已毕业博士生和导师的文献数据后发现,导师对学生敢不敢冒险的影响会延续到学生毕业的10年后,即使这名博士生已经改变了研究方向。
科研中的冒险意愿很难量化,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经济学家Fabiana Visentin说。比如,文献计量数据并未统计没能发表的研究。因此作者对发表记录的估算以及受访者的自述让研究结果非常可靠,她说。
该研究指出,职业早期的培养对于决定研究人员的未来行为十分重要,Franzoni说。同时,面对如今竞争激烈的研究环境,导师要鼓励学生冒险并不容易,即使这种行为被认为非常重要时,导师也要再三衡量项目失败对于学生事业发展的影响,Franzoni说,“这是个左右为难的决定。”
Broström说,根本上,这项研究在呼吁资助机构和决策者营造一个科研人员可以冒险的环境。“如果你想培养有胆量的下一代科学家,你就要从今天开始鼓励敢冒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