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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乐之声] 开年第一爆款背后,“太平年”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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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3-25 07:3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开年第一爆款背后,“太平年”是怎样炼成的?

 丘濂 三联生活周刊
 2026年3月25日 05:03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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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是怎样炼成的」



越是乱世,越是能照见复杂的人心和人性。总有一些人,能够拒绝“平庸之恶”,让乱世之中,也有人性的微光闪耀。



                                     主笔 | 丘濂

乱与变

在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之前,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和关注。它是历史书里夹在唐宋之间、极易被忽略掉的短小篇章——前面的唐朝是大气开放的帝国气象,后面的宋朝是精致内敛的文治风流。居于中间的五代十国,大大小小的政权林立,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更换,让人难以抓到重点,只留下一个“乱”的印象。

可以说,五代十国具有乱世的典型面貌。五代十国中,“五代”是指在北方中原地区相继存在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为了避免重名,后世在称呼时,每个朝代名前都加了一个“后”字,称作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有一个统计是,中原的五代一共经历了16次皇权的变换,其中11次是通过篡位、弑君、阴谋和战争来完成的。

至于“十国”,是与五代同时并存的十个独立政权,包括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除了北汉以外,绝大部分位于南方。北宋欧阳修在编写《新五代史》的时候,选出了这十个政权来做《十国世家》的叙述,所以“十国”的说法就固定下来,其实当时出现的地方割据政权远不止十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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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中,“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十国”并不能囊括当时所有的地方割据政权,比如还有岐、定难、晋。大理和契丹为同时期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制图 :Cyan Lin / 制图顾问 :胡耀飞)

从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算起,到北宋建立的公元960年为止,在短短53年的时间内,有着如此多政权的更迭和割据,足以想见社会所经历的动荡。欧阳修等文人为了强调北宋统治的合法性,形容“五代之乱极矣”,更成为后人看待这段历史的一个滤镜。在《卧榻之侧:赵匡胤、李煜和他们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张明扬看来,五代十国参与定义了中国人的“乱世观”——中国人极度反感分裂与乱世,这种观念发轫于何时?他的答案就是五代十国。“这和当下人对时间的感知有关系,毕竟五代十国是距今最近的长时段乱世,正所谓‘殷鉴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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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率领精锐骑兵奔赴前线(《太平年》剧照)

不过,如果把五代十国仅仅看作是一个充满混乱和倒退的时代,就忽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作为重要转型期的意义。历史学者熊德基对五代十国历史有个精赅的概括:“表面上乱,实际是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五代十国史》作者杜文玉进一步向我阐释了这个时代所蕴含的积极变化:

在经济方面,由于战乱都是在局部,经济没有持续性地遭到破坏。相对于经济处在恢复状态的中原地区,南方诸国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宋代时“南粮北调”变得很普遍,正是五代十国时南方打下了良好的粮食基础。

在文化上,词虽然是在宋代大放异彩,但奠基就是在五代时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南唐后主李煜将词在境界上予以提升,让它可以成为与诗歌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还有在教育方面,北方的教育事业虽有衰退,但南方的教育却有很大的进步。比如闽国,在唐代时这里出个进士都很难,但到了宋代,闽地俨然成了宋朝的人才库,不少宰相都是由闽人担任的。这都得益于闽国在五代十国时最早建立中央官学,大力推动教育。

最重要的是,这时还发生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化。此前中国一直是贵族政治,门阀士族占据政治权力核心。经过了唐末五代的黄巢起义和军阀混战,传统的世家大族遭到了打压和屠戮,逐渐式微,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五代十国时期,无论是割据政权的建立者,还是整个官僚系统的构成者,不少都出身“草根”。学术界所谓的“唐宋变革期”,主张唐代至宋代是中国从“中古”向“近世”转变的重要时期,社会日益变得平民化和流动化。杜文玉认为,唐宋变革的关键节点并非“自唐中叶绵延至宋代”,而就是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集中体现。

在这样饱含动荡和变革的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遗憾的是,今天普通人对五代十国的人物知之甚少。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五代史三部曲”系列的王宏杰告诉我,其实在南宋中叶以前,市井的酒肆茶楼里非常流行讲五代十国的故事,因为时间离得近,其中也不乏惊天动地的人物传奇。一个证明是当时南方很多地区都有“铁枪庙”,里面供奉的是擅长用铁枪作战的后梁名将王彦章,可见他的事迹在当时广为流传——王彦章宁死不降后唐,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认为五代时“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他就是其中之一。“随着理学的兴起,五代十国的黑暗被放大,更符合儒家忠义观的三国故事成为主流。关于五代十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只有两部,《新编五代史平话》和《残唐五代史演义》,文学价值远远不及《三国演义》。缺乏精英话语和民间文学的支持,五代的人物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王宏杰说。

人的处境

然而五代十国有着不少值得书写的人物。越是乱世,越是能照见复杂的人心和人性。大变革也提供了机遇与舞台。本来庸庸碌碌过活的卑微人物,在阶层流动中反而因缘际会成为主角,拥有了轰轰烈烈的人生。乱世造就了一些人的失意、迷茫与颠沛流离,却也让另一些人得以反叛、冒险与享受成功。生逢乱世,一些人选择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而总有另一些人要与命运抗衡,哪怕最后以悲剧告终。影视剧初步建立了观众对五代十国人物的基本认识,我们则想进一步展现几位关键人物在历史中的真实样貌,并且讨论:乱世之中,究竟何以为人?

五代十国是“武夫当国”的时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道破了那个时代军事力量决定一切的真谛,武将成为聚光灯下的重要群体。我们着重还原了后晋高祖石敬瑭——他是五代十国里为数不多大众能叫得出名字的人物,这是因为他向契丹皇帝“以父礼事之”,“儿皇帝”让他背负了千年的骂名。电视剧《太平年》里,石敬瑭的戏份不多,是一个身处权力顶端却整日忧虑惶恐的帝王形象。其实石敬瑭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半生他在战场上意气风发,功勋卓著,是后唐明宗李嗣源身边的一位“忠臣良将”。无论明宗去世后反叛称帝,还是寻求与契丹的合作,石敬瑭的选择背后,暴露了他的贪婪与利己,也反映了当时武将一旦手握重兵,就要面临猜忌被杀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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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平年》里,石敬瑭是出场的第一位皇帝,剧里的石敬瑭总有些苦闷(《太平年》出品方华策集团供图)

在“武人政治”当中,文臣的处境截然不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太平年》历史顾问之一的胡耀飞告诉我,在改朝换代之时,武人有实力表达反对和野心,文臣却只能依附,而不管皇帝是谁来做,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文官系统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就造成了五代十国时期,出仕两朝及以上的士人比例相当高。在欧阳修等北宋文人眼里,如此这般是“大节已亏”和“无廉耻”的行为,但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普遍现实。

文臣群体里,最显眼的那位文官便是宰相冯道。历仕包括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在内的五个朝代、共计十一位皇帝。能让冯道在乱世之中穿越周期的本领,不是官场“厚黑学”,而是文词方面的才能、务实的态度,以及尽力“忠于国”而非“忠于君”的信条。宰相虽然位居文臣之首,但只掌管政务处理,并不会涉及军国大事。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冯道提醒君王“丰年不忘关心农家”,推动儒家《九经》的印刷,还在契丹军队屠戮劫掠之时,用“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来劝诫契丹皇帝停止杀戮。《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一书的作者砺波护认为,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要想与每位君主同生共死,无论有多少条命都不够用。“相较于君主个人,还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更重要。在这一点上,冯道可以说已经为民众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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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平年》剧照,郭威(左)和大臣冯道(右)聊“儒”(《太平年》出品方华策集团供图)

韦庄的人生,则代表了文臣在乱世中谦卑求生的另一条轨迹——由于南方的政权相对稳定,一批北方士人避祸南迁,韦庄就是其中之一。韦庄出生于唐朝末年,赶上了唐末的黄巢起义和藩镇大乱,他先从长安逃到洛阳,又辗转居于润州、苏州、杭州、婺州等地。他一心想要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中间由于战乱赶上过科考停摆,年近60岁才考中进士,在长安开启了短暂仕途。66岁时,韦庄眼见唐廷名存实亡,下定决心投奔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终于成为前蜀开国宰相。

韦庄写下了《秦妇吟》,这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叙事诗。诗中借一位从长安逃出的女子之口,讲述了百姓在兵荒马乱中的遭遇,为底层民众的生活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记录。然而晚年的韦庄却闭口不谈《秦妇吟》,原因是王建在镇压黄巢起义时,他的部队驻防区域正好是那位秦妇从长安逃往洛阳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诗中那些“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的军官,很可能就是王建的部下。韦庄的这份小心谨慎,是那个时代里文人的共同底色。他写的是小人物的诗,他自己也何尝不是诗中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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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24 日,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 “典册耀中华——二十世纪初中国 古文献四大发现展” 展出敦煌研究院藏公元905年《秦妇吟》写本仿制品(视觉中国 供图)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是南方经济和文化都非常发达的政权,一度极有希望统一南北,结束分裂。这里有一对君臣的命运让人唏嘘,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和大臣韩熙载。李煜“擅属文,工书画”,本可以只做个吟风弄月的文人,却意外继承王位,接手时南唐江山已经风雨飘摇。这成了他一生悲剧的根源:他的性格、志趣和能力,与他被迫所处的乱世国主之位,是错位的。而韩熙载的人生也何其相似——他年轻时有入仕拜相、协助君王一统天下的壮志。这种“由南向北”来进行征伐的计划,在李煜之前的君主、中主李璟的时代,由于南唐陷入了和福州的战争,错过了后晋灭亡后中原陷入混乱的时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韩熙载的雄心,错位于南唐这个日渐衰颓的国家。

因此当李煜来请韩熙载出任宰相时,韩熙载表示拒绝,他并不愿意当一位亡国宰相,被后人所嘲笑。在那幅流传千古的《韩熙载夜宴图》里,韩熙载不惜故意伪装成纵情酒色的样子来面对李煜派来的画家探子顾闳中,这就是一种“自污”以避相的策略。韩熙载死在北宋灭南唐之前一年。李煜则在城破被俘后,软禁在汴京,直到42岁生日那天,李煜终于没有克制自己,让旧日歌伎唱起《虞美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宋太宗闻之震怒,赐毒酒一杯,李煜在七夕之夜,走完了他错位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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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里,韩熙载始终戴着高帽,神情凝重

无论李煜、韩熙载,还是冯道、韦庄和石敬瑭,他们都是五代十国里拥有地位和权力的人物。是他们的勇敢、刚毅、高洁、仁爱,也是他们的怯懦、软弱、卑微、自私,共同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王宏杰提醒我,不妨也注意一下那些历史夹缝里无名的升斗小民,他们的选择虽然对于历史的整体走向无关痛痒,但同样也可以为“乱世之中,何以为人”带来答案。

王宏杰提到的是《新五代史》里一桩关于后唐悍将苌从简的恶行:他看中了富人家的玉带,决定派两个小卒夜晚潜入富人家,把主人杀掉,将玉带抢走。结果两个小卒暗地里看到“夫妇相敬如宾”,就起了善念,出来告诉他们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对方主动献出宝物。“两位小卒一定出身底层,在乱世中投军求生。他们无力改变时局,但面对更弱势者,能够心怀悲悯,不愿为恶,这就非常难得。”在王宏杰眼里,五代史的记述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出现。他们能够拒绝“平庸之恶”,让乱世之中,也有人性的微光闪耀。

在本期的封面故事里,我们也采访了《太平年》背后的主创团队和部分演员,想看看这部取材“冷门”历史的电视剧,为何会获得观众共鸣。事实上,能呈现人物的复杂性正是这部戏的看点之一。比如后晋宰相桑维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推动了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换取契丹扶植,无疑应该是“卖国”的反面人物,但在剧中,桑维翰通过大段的台词亲自完成对自己的审判,让角色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分——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并愿意为此承担千古骂名。这样的设计是基于史料里关于桑维翰多面化的记述。观众从而能感受到桑维翰不是一个扁平的历史罪人,他有很多悲愤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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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里的桑维翰

《太平年》是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叙述主线的。我们的记者还去到了杭州,这里是吴越国都城的所在地。今天到杭州,可以去玉皇山的吴越郊坛遗址,领略吴越政权的建立者钱镠“祭天的野心”;也可以去吴越文化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观看吴越国如何通过海洋贸易来发展经济的物证;还可以游览西湖景观带,包括雷峰塔、六和塔、保俶塔等,全是吴越国所建,从中感受吴越君王在礼佛上的巨大投入。影视剧中,吴越国末代君王钱弘俶决定“纳土归宋”,是看透乱世后对天下太平的主动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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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平年》的剧照,画面为剧中“纳土归宋”历史场景之一,由白宇饰演的吴越王钱弘俶正手捧国玺与奏表站在大殿

和魏晋南北朝这样以往被定义为乱世的时期相比,五代十国的一个很大不同则是,这段乱世持续时间并不长。唐末军阀混战,但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局部地区就归于稳定,又有具备统一意识和能力的领导者相继出现,呈现出了一种统一的趋势。但在今天重温这段历史,阅读纷繁变局中的人心与人性,或许也能为个体在当下如何自处提供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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