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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路 在卫星地图上，李金林生活的小县城是一片无边的、低平的土地。这里一年只有两种颜色：春夏是绿的，秋冬灰黄，一块块整齐地铺开。唯一的起伏，是周围一座座隆起的、小小的坟头。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世代耕种，去世后埋回自家祖坟中，土地传给下一代。 如今这些不断在城市边缘找地种的老人，当年恰恰是最渴望离开土地的一代。 李金林生于农村，却是“非农业户口”。这一矛盾的身份，源于特定时代的制度转轨。 在她小时候，土地是“公家的”。人们在集体分配的土地上劳作、挣工分——同样一天的劳作，男人记10分，女人只有7到8分。李金林在家中七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三，因为“柔顺”的性格，她成为留在家里照顾弟妹的那个。18岁那年，她被家里安排订婚。 她不想答应，但是家人告诉她，你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有什么可以挑选的呢？ 出嫁意味着户口要迁往丈夫所在的村子，她原来的生产队会将她除名。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往往随着男丁流转，女性一旦出嫁，就对娘家的土地不再有任何继承权。 新家的日子举步维艰。父亲得知了她的拮据，介绍她去县里的糖酒公司上班。彼时子女接班顶替制度盛行——这是指职工退职后，原工作单位可以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他的子女参加工作。一部分农村人由此获得了非农业户口，离开了土地，从此不再做“泥腿子”。 这样的好事一般是留给儿子的，在国企上班在当时是铁饭碗，可以一辈子不愁吃喝。李金林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偏心”。父亲说，“你是我的三闺女呀！” 愧疚与珍惜混杂在一起，李金林白天上班，晚上点灯学习珠算和会计。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糖酒公司倒闭了，她就学着“下海”，开了一个水产百货门店。在内陆的小县城，鱼虾是“稀罕物”，她从早忙到晚，进货时几百箱鱼堆满院子，鱼腥味沾在每个角落。 她的生活已经和土地的距离很远了，但她一直惦记着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买回一种根基。 赚到钱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几万块请人在村子里“填坑”。村子地势低，有一排大坑专门作为排水道，在县城建了排水系统之后就闲置下来。“填坑”一度成了村里的风气，填好了那块地就是属于自己的。用了三四年时间，坑被填平。李金林想把这块地留给女儿，但在划地界之前，母亲来找她，说二哥日子过得苦，有两个儿子，让她把地让出来。 二哥跪在母亲膝前，边哭边打自己耳光。李金林最终同意了，作为补偿，母亲悄悄给了她几枚银元，说这是祖上的财产，抄家时怕被拿走，一直都埋在地里。据说，真正的银元，一转会丁零零作响，贴到耳朵边听，能听到呼呼的风声。李金林没有去验证，只是把银元藏起来，从没给其他人看过。 就这样，在制度的浪潮中，李金林一次次与土地擦肩而过。曾经引以为傲的“非农业户口”，此时也成了一种尴尬的身份——她既没有农村的土地作为退路，也失去了城市的体制保障。她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中彻底“悬浮”的人。 土地是药 退休前不久，丈夫带李金林去了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问了她一些问题，做了检查，开了很多“睡觉药”，说吃了这些就可以休息，让心情变好。 那之后，李金林才知道，身边很多年龄相仿的姐妹、妯娌吃的“睡觉药”，其实是治疗抑郁症的。在小县城的语境里，没人会提起抑郁症。她们只知道自己晚上睡不着，整晚睁着眼，听着丈夫的鼾声，直到天亮。 亲戚们很快知道李金林病了。来家里看她时也会小声打听，“你的‘那个’怎么样了？”同样吃“睡觉药”的弟媳告诉李金林，吃了药感觉“像个傻子”，常常叫错别人的名字。 患有抑郁症的人总去农村的精神诊所诊断、开药。小诊所的墙上挂着三种药物的公示：抗抑郁、苯二氮卓类和精神分裂类。就诊的人在逼仄的空间里挤在一起。医生问几个问题，给他们开上相似的处方，吃下去就昏昏欲睡，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李金林不喜欢这种状态。医生告诉她，要把心底的委屈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这个病才能慢慢好转。但在家里，她想说话，聊聊做媳妇的委屈或者是做婆婆的辛苦，家人却总嫌她唠叨，“老皇历翻一遍又一遍，同样的事天天说”。 她干脆出门去种菜，这样家里就少了争吵的机会。 她像一个作息规律的上班族：清晨出门，中午十二点多回来，洗澡、吃饭、午睡，下午再下地，种到太阳落山。哪怕是气温很低的时候，衣服也会完全被汗水浸透，一天要洗两次澡。 在家里，做好家务、带好小孩，被视作一个女人天经地义该做的事。但在菜地里，一个擅长种菜的人，能够得到很多肯定。重新触摸泥土，是李金林唯一能掌控的确定性。她觉得汗水流出来，体检单上那些过高的指标，好像一起被带走了。 之前生病，她总是去诊所打很多抗生素，觉得这样病才能好。但她现在更信赖野菜了。短视频软件向她推送“十种常见野菜的妙用”， 于是她每天的劳作任务又多了一项：挖野菜，炒菜吃或者泡水喝——蒲公英清热解毒，车前草抗炎抗菌、马齿苋散血消肿。 她说药物是“有毒的”，但植物是纯天然的、绝对无毒的。她把吃不完的野菜全都晒干，塞了满满一柜子。有一次流感严重，她喝了很多蒲公英水，病没好，却把胃喝坏了。 丈夫指责了几句。李金林说，过几天身体恢复了，我就立刻种菜去。老人爱种菜，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许多搬进城市住的老人在自家小区种菜，延续种植的习惯，也因此时常引发与物业、城管的纠纷。 在小区的绿地上种菜，可以被清晰定性。小区公共绿地属于业主共有。《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虽然李金林不清楚《民法典》，但她也从不在小区种菜，这在“人情”上是一种“违法”。但如果找到一块城市边缘的菜地，就没有法律风险，不是一件需要偷偷摸摸的事了。 和她一样，在城市边缘，还有一大群“找地种菜的人”。 在法律意义上，他们不具备拥有土地的身份，却共同拥有着对土地的执念。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当地汽车厂、钢铁厂等的退休职工，一同找地的过程中，逐渐构成了一个“地下熟人社会”。 在火车站一带，最会“开荒”的是赵瞎子。李金林能找到那块铁轨旁的地，就来自他的“情报”。 赵瞎子常年在这一带活动，熟悉每块地的来历和去向，是最擅长找到适合种菜的地的人。他一只眼睛失明，大家说他长相很丑、行踪诡异；又因为姓赵，大家就都不叫他的本名，只喊他“瞎子”。 他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上世纪70年代，他找了份电工工作，后来又转成非农业户口。在当时，这是件体面的事，意味着可以离开土地，不再做“泥腿子”。他家的地一直留在父亲手里。父亲每天念叨着，希望这块地能被征走。后来征收通知到了，地被划入车站的建设范围，由于属于公共建设用地，只补偿了一笔很少的钱。 退休后，赵瞎子依旧生活在火车站附近，但自家没有了可供使用的地。于是，他成了找地“圈子”里资历最老的人，带着其他人一起开荒找地。 地图上的土地总在不断变更身份，比如在城乡结合部，许多集体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但现实中，这通常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征而未用，耕地撂荒，是常见的现象。如果土地边界模糊，疏于管理，就为居民自发种菜留下了余地。但是一旦种菜规模扩大，治理又必须回应。治理逻辑在城市和村庄又常常不同。而位于中间地带的小县城，通常具有一种“无法安置”的模糊性。 相关土地性质的规定。 对于城市管理者，这些是待清理的“剩余空间”。但对于赵瞎子、李金林来说，这是城市唯一允许他们喘息的缝隙。一起种地的人们，从来不讨论风险和问题。这里更像是一个纯粹的“伊甸园”。 一位姓朱的老师经常和李金林讨论种菜技巧。她在上世纪70年代读过高中，讲话文雅，大家都叫她“老师”以示尊重。年轻岁月，她在乡下教书时，承包了学校附近的一块土地。退休后，托关系找到了份环卫工人的工作，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吃不消，子女也不支持，便又回到了土地上。 找地的人们总是凑在一起，分享在短视频平台上学来的方法：大蒜怎么丰收，洋葱球怎么才能长得更大。李金林在短视频里学会了很多新字，也学到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事：菜地边的野草，原先她会直接铲掉，可视频里说那些是马齿苋，可以做馅来包野菜包子，吃起来滑滑的，有种特别的香气。 他们也会互换蔬菜、分享种子，向那些真正有地的农民请教什么季节应该种什么，什么时间浇水，什么时候掐尖、打杈。他们还把种子交给后者帮忙种。种子到了更宽阔的、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总是长得格外茁壮。西葫芦常年丰收，甚至比商场里卖的长一倍、粗一倍。 只要劳动，土地就会沉默地给出认可。 没有人太担心会受到处罚。如果真有人来说，他们通常不会反抗，换个地方就是。但这个由老年人构成的互助网络，无法避免慢慢凋零。李金林说，一些同伴离开，大多是因为生病。如果病了没办法再继续种，还会把“自己的地”托付给同伴。 李金林就这样接管了一块地。一起种菜的人中，这个人总是话最少的一个。有人故意排挤她，李金林却和她处得来。 有一天，她的丈夫找到李金林，说老伴腿摔伤了，之后可能不能种了。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拜托你帮她种吧，等她身体好了再回来。”他说得郑重其事。李金林记得，那天他穿着平日很少穿的体面衣裳。 李金林暗暗高兴。这是一片日照充足的好地，玉米没有树丛的遮挡，长势很好。李金林已经很多年没吃过自己亲手种的玉米了。玉米粒一颗颗饱满的样子，像是一群白白胖胖的小猪挤作一团，煮熟了之后家里到处都飘荡着香气。 那段时间，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去种地。其他人得知有这么块地，也都欢天喜地地过来帮忙种。 在这片“借来”的土地上，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们不知道，最终先抵达这里的，是那个痊愈归来的老姐妹，还是隆隆作响的推土机。运营 / 黄欣玥 校对 / 李宝芳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4-16 09: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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