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母子、神父接连失踪，车辆被焚，游荡凶徒屡遭精神病机构拒收

源济

画家母子、神父接连失踪，车辆被焚，游荡凶徒屡遭精神病机构拒收

原创 乔安 没药花园

2026年5月13日 03:30

（字数：12575）

引言

1994年的春天，爱尔兰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那时的爱尔兰还未迎来“凯尔特虎”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但已经可以隐约嗅到变革的气息。都柏林的咖啡馆里在讨论欧盟带来的新机遇，年轻人开始向外闯荡，还有一批人选择回归故土，在乡间寻找一种更接近土地的生活方式。整个国家仿佛正站在一条分界线上，一边是传统的农耕教区社会，一边是即将到来的现代化浪潮。

在这条分界线上，克莱尔郡（County Clare）东部是一片几乎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克莱尔郡东部位于克莱尔郡与戈尔韦郡（Galway）两郡交界处，地势起伏，丘陵、湖泊与茂密的森林交织其间。境内伫立着古老的克雷格森林（Cregg Wood），高耸的冷杉遮天蔽日，错综的灌木如天然迷宫。

这里最著名的地标是宽阔的德格湖（Lough Derg），爱尔兰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湖面如镜，倒映着四周绵延的绿野和石墙。怀特盖特村（Whitegate）、蒙特香农村（Mountshannon）、斯卡里夫村（Scariff）、艾尔考特村（Eyrecourt），这些小村庄散落在湖岸边，彼此以泥炭土路和曲折小径相连，平静得仿佛一张中世纪的风景画。

德格湖边的这些小村庄组成的仍是一个传统保守、以农耕和渔业为主的社区。人口不过数千，居民彼此相识，关系亲密。当地天主教文化根深蒂固，思想保守，神父依旧是社区中的道德权威。

（怀特盖特村）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个悲伤故事，便在这如画的风景中拉开序幕。

画家母子失踪

1994年，伊梅尔达·莱尼（Imelda Riney）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生活在怀特盖特村的一栋农舍里。

29岁的伊梅尔达是一个外人眼中有些格格不入、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人。她身形高挑，170cm出头，拥有一头火红的头发和一双碧绿的眼睛。伊梅尔达来自都柏林南部的特雷纽尔镇（Terenure），是家中五姐妹中的一员，家庭关系紧密。

伊梅尔达自幼热爱艺术，曾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理工学院学习，后来又在斯托克-特伦特理工学院继续攻读艺术学位。艺术是她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1982年，她与来自都柏林北郊克朗塔夫镇（Clontarf）的瓦尔·巴兰斯（Val Ballance）在伦敦相识，两人坠入爱河。年轻时贫穷的他们曾一起住在伦敦的一个废弃大楼里。在英国完成学业后的两人先是一起回到了都柏林，很快又返回伦敦生活。

瓦尔·巴兰斯后来在曼彻斯特市找到了一份计算机分析师的稳定工作，伊梅尔达则做着各种和艺术相关的临时工作。他们在曼彻斯特郊外买了一栋房子，先后生育了两个孩子，1987年出生的长子奥伊辛（Oisín）和1991年出生的小儿子利亚姆（Liam）。

然而，到了1992年，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考虑分开。伊梅尔达骨子里流淌着波西米亚式的自由血液，她厌倦了都市生活，渴望自然与宁静。当同时代的年轻人都向往大都市的繁华时，她却选择了逆向而行。为了寻找画作的灵感，也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远离喧嚣的自然家园，1993年10月她买下了怀特盖特村边缘的一间偏僻农舍，主要由瓦尔·巴兰斯出资。1994年3月，伊梅尔达和两个孩子正式搬入新家。

这座农舍就在德格湖湖畔、紧邻克雷格森林，周围有着无与伦比的绝佳风景。伊梅尔达深居简出，除了照料孩子，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倾注在画布上，捕捉与记录爱尔兰乡村四季更迭的光影。

邻居们喜欢她，尊重她的特立独行，尊重她的艺术家身份，因为她是一个城市出身却真正热爱乡村生活的人。

尽管与伊梅尔达分居，但瓦尔依然是一位充满责任感的父亲，他定期会从英国前来探望孩子们。在伊梅尔达的世界里，除了画作，最珍贵的就是两个孩子，尤其是年幼的小儿子利亚姆。

在所有人的描述里，三岁的利亚姆是个活泼可爱、喜欢与人亲近的孩子。凡是不认识的人，他会一律热情地叫他们“本”。他的眼睛和他母亲的眼睛一样，碧绿闪亮。他还太小，小到不明白什么是恐惧，也不明白自己在那个春天的森林里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1994年4月29日，星期五，是一个普通的爱尔兰乡间的早晨。

瓦尔·巴兰斯当时正住在伊梅尔达的农舍里陪伴孩子，他大约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起床，为两个孩子做早饭。平时不吃早饭的伊梅尔达那天也起了床，和他们一起坐在餐桌旁聊天。饭后，瓦尔将大儿子奥伊辛送到附近的同学家，由同学家长开车将奥伊辛和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上午9点整，瓦尔出门前往斯卡里夫村附近的一所学校，义务做一些翻修工作。

当他回头时，伊梅尔达正站在门口，小利亚姆站在她的身边。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伊梅尔达当时告诉他，她想在家里做些事情，之后会开车去学校给他送午饭。瓦尔离开时，她那辆蓝色福特菲亚斯塔（Ford Fiesta）就停在门前。

然而，整个下午，伊梅尔达都没有出现在学校。傍晚时分，瓦尔结束了工作，去银行办事，接回了大儿子，在斯卡里夫村喝了一品脱啤酒后，回到了伊梅尔达的农舍。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小利亚姆的三轮小车静静地停在草地上。

屋内空无一人，伊梅尔达的车，蓝色福特菲亚斯塔也不见了。起初，瓦尔并没有特别惊慌，以为她临时改变了主意，带上利亚姆，去了哪里写生。但随着瓦尔在屋内的走动，开始留意到令人不安的细节：厨房的煤气炉还开着，水壶里的水已经完全烧干；伊梅尔达的烟草袋还留在台面上，她是个老烟枪，如果计划出门，绝不可能不带上它。

夜幕降临，母子俩依然没有回家。第二天，4月30日（星期六）一早，焦虑的瓦尔开始四处询问邻居，并联系了伊梅尔达居住在恩尼斯镇（克莱尔郡的首府及最大城镇）的姐姐，但所有人都表示没有见过她。5月1日（星期天），瓦尔前往斯卡里夫村的警察局，正式报告29岁的伊梅尔达和年仅3岁的利亚姆失踪。

就在瓦尔坐在警局做笔录的同一天，远在30公里外的拉赫雷（Loughrea）荒野中，当地人发现了一辆被熊熊大火吞噬的汽车。火灭之后，警方判断这是一辆空车。

按理说，伊梅尔达母子的失踪案中也消失了一辆车，这起荒野纵火案本该立刻与失踪案联系起来，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然而，两个原因导致警方错失了极其关键的第一条线索。

首先，在警局登记失踪车辆信息时，六神无主的瓦尔查阅了家中的保险单据，向警方提供了一串错误的车牌号码和底盘号码，将车辆的排查引向了歧途。

其次是现场极其恶劣的物证条件。当警方赶到拉赫雷的荒野时，汽车的底盘号码（VIN）已经在烈火的高温下几乎完全融化，负责车辆鉴定的警员只能在扭曲发黑的金属中艰难地一点点提取残缺的代码。

整整四天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被浪费。直到5月4日（星期三），警方才最终得出这个意料之中的结论：这堆早已被烧成废铁的残骸，正是伊梅尔达·莱尼那辆福特菲亚斯塔。

车被烧毁，29岁的母亲和3岁的幼童下落不明。乡村的宁静被打破，空气中开始弥漫起浓烈的恐慌。

（瓦尔和大儿子奥伊辛）

神父失踪

就在警方确认烧毁车辆身份的几个小时后，5月5日（星期四）晚上7点30分，隔壁戈尔韦郡的艾尔考特教区（Eyrecourt）传来了另一个震动整个社区的消息：受人爱戴的乔·沃尔什神父（Father Joseph Walsh）也失踪了。

37岁的沃尔什神父是教区的助理牧师，性格温和、做事热忱，几乎认识这几个村子的每一位村民。他平时开一辆蓝色的欧宝雅特拉（Opel Astra），热衷参与各项社区事务。艾尔考特村比怀特盖特村稍大，两村距离不远，神父独自居住，每天早晨都会按时去圣布伦丹教堂主持弥撒。

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5月4日午夜时分（约0点30分），当时他正走进自己位于艾尔考特教区的住所。按照他极其严谨的作息，他本应在5月4日（星期三）清晨准时出现在教堂主持弥撒。

但是，他没有出现。圣布伦丹教堂的讲坛空空如也。

（圣布伦丹教堂）

对于一位责任感极强的副牧师来说，无故缺席弥撒是不可想象的。教区居民很快意识到出事了，神父被正式报告失踪，而他那辆标志性的蓝色欧宝雅特拉也不翼而飞。

到了5月6日，在距离伊梅尔达家不远的怀特盖特村的威廉斯敦港（Williamstown Pier），夜空再次被火光照亮。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又一辆汽车被纵火焚毁，经过艰难的鉴定，确认这正是沃尔什神父的那辆蓝色欧宝雅特拉。在艾尔考特村的一片田野上，还有人发现了一块被扯下的汽车前保险杠和车牌，属于神父的欧宝雅特拉。

（威廉斯敦港）

克雷格森林

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三个人人间蒸发，两辆汽车被恶意焚毁，犯罪地点横跨克莱尔和戈尔韦两个郡。

警方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失踪案，而是两起犯罪手法几乎完全相同的连环绑架案，至此这两起案件并案。

凶手的作案手法呈现出具有反社会和精神病理特征的高度危险性。

都柏林调来的重案组探员介入调查，克莱尔-戈尔韦交界地带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搜索，寻找三名失踪者。村民们紧锁门窗，整个爱尔兰西部被一种近乎窒息的恐怖氛围笼罩。1994年的爱尔兰乡村，DNA技术尚未普及，电视监控更是天方夜谭，警方的破案核心依旧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现场勘查、法医证据以及社区相关人员的走访。

起初，探员们试图在伊梅尔达和沃尔什神父的生活圈子中寻找交集，但一无所获。两人除了生活在相邻的教区外，社会关系几乎是平行的。没有情杀的动机，没有图财害命的迹象（受害者都不富裕）。此路不通后，他们又试图找出两案之间潜在的客观联系。他们在指挥中心的地图上标出了四个坐标：

1.怀特盖特村：艺术家的家，也是失踪的起点。

2.艾尔考特村：沃尔什神父的教区，第二起失踪的发生地。

3.拉赫雷林区：伊梅尔达的车被焚毁的现场。

4.威廉斯敦港：神父座驾被焚毁的现场。

当这些坐标被线条连接起来时，探员们发现，所有的行踪轨迹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几何中心——克雷格森林（Cregg Wood）。

这片林地地形极度复杂，之前提过，林中的冷杉遮天蔽日，光线晦暗不明，错综复杂的灌木丛犹如天然迷宫，即使是当地人，也很容易在其中迷路。而从这两起案件都能看出，凶手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偏僻小路。

警方意识到，他们追踪的绝不是一个慌不择路的外来流窜犯，而是一个对这片森林有着绝对统治力的冷血“掠食者”。

重案组人员判断，三名失踪者很可能已经遇害，他们的尸体则藏于这片克雷格森林中。

就在此时，几条关键目击情报汇聚到了指挥中心：

当地的女邮差回忆，在4月29日中午，她曾看到伊梅尔达驾驶着汽车穿过村庄，神色看起来十分慌张，表情极不自然，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她打招呼。而平时总是独自带着孩子开车的她，后座上竟然坐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但由于车速太快，她没有看清那个男子的脸。另外两名目击者也证实，他们看到伊梅尔达开车时，车内有一名男性乘客。

一名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报告，他曾在5月4日（星期三）看到过那辆蓝色的欧宝雅特拉，但让他奇怪的是，驾驶汽车的并不是他熟悉的穿着神职人员服装的沃尔什神父，而是一名年轻男子。

当地的基层警员几乎不需要翻阅案卷，一个长期游荡在克雷格森林以及周边村庄中的身影就进入他们脑海——布兰登·奥唐纳尔（Brendan O'Donnell）。

与此同时，一个送奶工报告说在威廉斯敦港附近看见了他认为是奥唐纳尔的人。这条线索被报告给了警方，对奥唐纳尔的追捕全面展开，但他已经再次消失在克雷格森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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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劫持

1994年5月7日，星期六，清晨7点45分。怀特盖特村的一栋普通民宅内，17岁的菲奥娜·桑普森（Fiona Sampson）躺在卧室的床上，正准备起床复习功课，迎接护士课程的期末考试。

她突然听见外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走到厨房，看见一个男人正从玻璃被打碎的后门里爬进来。这个男人手持一支长管步枪，脸上套着丝袜，身穿绿色夹克和深色衣服，对她说“你好，菲奥娜！”虽然这个男人的脸上套着丝袜，但菲奥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们两人曾经在同一个小学就读，有过交集），在附近这几个村庄里，每个人都认识他。她回答：“你好，布兰登！”

此时警方的搜索直升机正在村庄上空、森林上空轰鸣盘旋，已经知道走投无路的布兰登·奥唐纳尔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狂躁与恐惧交织的状态。奥唐纳尔手持枪支，命令菲奥娜赤脚穿着睡衣，驾驶家里的汽车，带他逃离。

在两个多小时的劫持过程中，菲奥娜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镇静。她清楚眼前这个举着枪的暴徒，正是警方正在全力搜捕的、导致三人失踪的头号嫌疑人。她问了奥唐纳尔三次关于伊梅尔达母子的下落。第三次时，他说，他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很安全”。至于沃尔什神父，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但觉得自己会因此受到牵连。

（菲奥娜·桑普森）

他告诉菲奥娜，他不会杀她，也不会强奸她，一旦能够逃离这个地区，她就可以走，但随后又阴沉地补充道，如果必要，他会杀了她，而且会“很快”，反正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期间，奥唐纳尔还让菲奥娜打开车上的广播，收听新闻里警方发布的关于失踪案的调查动态。

在逃亡途中，菲奥娜不小心把车开离了公路，车轮卡在岩石中，无法再开。奥唐纳尔弃车，并试图将车辆点燃焚毁，但没有成功。他强迫菲奥娜在崎岖的沼泽和石地上赤脚步行，随后他又暴力拦截了一辆由爱德华·克莱里（Edward Cleary）驾驶的汽车。

在戈尔韦郡伍德福德地区的一条公路上，便衣警官理查德·奎利凡（Richard Quinlivan）拦截了这辆可疑车辆，并呼叫了支援。

他看到奥唐纳尔在后车座上一只手死死抓着菲奥娜的胳膊，另一只手举着枪顶在她的头上，咆哮着要“炸掉所有人的脑袋”。

这是决定生死的一分钟。

就在奥唐纳尔命令爱德华·克莱里强行倒车逃逸时，警官果断开枪击穿了汽车后轮。在这极度混乱的瞬间，被劫持的爱德华·克莱里突然爆发，他从驾驶位上猛地转身抓住了奥唐纳尔手中的枪管。枪声在狭窄的车厢内响起，子弹射穿了车顶。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大批全副武装的特警一拥而上，夺下枪支，将这个让整个爱尔兰陷入数周恐慌的年轻人从车里拖了出来，死死地按在柏油马路上。

据当时在场的警员回忆，被捕时的奥唐纳尔前一刻还是狂暴的野兽，但在被手铐锁住手腕的瞬间，他突然变得异常安静，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抽离。

警察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了大量.22口径的子弹。

审讯过程中，奥唐纳尔坚持声称母子俩还活着。他告诉办案人员，伊梅尔达和利亚姆“非常安全”，被安置在一个秘密的“安全屋（Safe House）”里，正受到专人的照顾。为了增加谎言的可信度，奥唐纳尔暗示母子俩是被一个准军事组织（他含糊地称为“那些男孩”，暗示是当时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带走的。他甚至自封为该组织的高级成员，声称自己是在保护他们，而不是在伤害他们。

他还告诉警察，沃尔什神父已经死了，他曾将神父“埋了三英尺深”。他说他在场，看着“他们（同样暗示是爱尔兰共和军）”杀了神父，说看见“血从一个男人的颈部喷涌而出”是件可怕的事。随后他又说，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神父。当被问及神父埋在哪里时，他说他不能说，“不然你们会把我和这次谋杀联系起来”。

林中尸体

与此同时，数百名警察、法医专家、带着搜寻犬的特警，以及自发组织的当地志愿者，排成一字长蛇阵，用警棍和探针，梳理克雷格森林的每一寸土地。

晚上7点45分左右，搜寻犬在一片极其偏僻、被茂密植被遮挡的区域发出了狂躁的吠叫。一名志愿参加搜索的林业工人拨开厚重的冷杉树枝，乔·沃尔什神父倒卧在林中。

神父死于头部左侧太阳穴区域的一记近距离枪击，子弹造成了脑部严重的肿胀、挫伤和撕裂。凶手利用森林的天然沟壑对尸体进行了刻意的隐蔽。

第二天5月8日，中午时分，在距离沃尔什神父遗体发现地约290米（950英尺）外的另一处隐蔽树丛中，警方找到了伊梅尔达·莱尼和她三岁的儿子利亚姆。

这对母子的遗体被发现时是交叠在一起的，他们被埋在浅浅的土坑里，仿佛是某种扭曲的仪式。伊梅尔达左眼眶中弹，而小利亚姆，这个年仅三岁的金发男孩，横躺在母亲的身体上，他的头部左侧同样遭到了一记致命的近距离枪击。

发现幼童遗体的那一刻，现场许多身经百战的探员和志愿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哽咽。这明显不是普通的谋杀，而是一场毫无理性的、纯粹的恶的暴行。

三名受害者均死于.22口径的运动步枪，而遗留在他们体内的弹头则和奥唐纳尔口袋里的子弹完全吻合。

三名受害者的尸体均已轻微腐烂，伊梅尔达的尸体有被性侵的痕迹。

1994年5月10日，沃尔什神父的葬礼弥撒在生前服务的艾尔考特教区教堂圣布伦丹教堂举行，由4位主教和120位神父共同主祭。由于教堂内的座位已被坐满，其余数百名悲痛的哀悼者在整个仪式期间一直冒雨站在教堂外。

1994年5月11日，伊梅尔达母子的葬礼在怀特盖特村的小教堂举行，附近的村民都前来为他们送行。

童年

随着布兰登·奥唐纳尔被捕，整个爱尔兰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个20岁的年轻人身上。人们在恐惧之余，开始追问同一个问题：他究竟是谁？为何对无辜的母亲、幼童和神父扣下扳机？

1974年，布兰登·奥唐纳尔（Brendan O'Donnell）出生在怀特盖特村。他的父亲迈克尔·奥唐纳尔是一名市政工人，酗酒，常常对家人暴力相向，但温柔的母亲总能及时地将布兰登从父亲的拳脚下解救出来，将他藏进温暖的环抱中。奥唐纳尔还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安·玛丽。姐姐安·玛丽（Ann Marie）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自6岁起就一直在同村的祖母家居住。

（他这三个兄弟的具体名字和现状没有公开，安·玛丽后来选择站出来，向公众还原布兰登的另一面。）

1984年，母亲突然去世，那时的奥唐纳尔还不到10周岁，这是他生命中最具毁灭性的时刻。母亲的离去让年幼的奥唐纳尔失去了唯一的爱。据姐姐安·玛丽回忆，奥唐纳尔丹始终无法接受母亲已经死去的事实，他常常独自去墓地，躺在母亲的坟头，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迈克尔带着孩子们搬到了英国。然而，父亲并没有收敛酗酒和家庭暴力，会用曲棍球棍、拨火棍“或者随手能抓到的任何东西”殴打他。姐姐安·玛丽后来在审判中作证说，父亲憎恨奥唐纳尔，“有好几次，他把布兰登的头往墙上砸。”她还说，家里充斥着恐惧与沉默，父亲回家，孩子们就学会了自动消失。

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成长环境下，奥唐纳尔开始频繁惹麻烦，行为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并开始在英国参与一些轻微的犯罪活动。父亲觉得自己已经管教不了这个越来越失控的儿子，奥唐纳尔最终被当成一个麻烦，直接打发回了爱尔兰老家。

奥唐纳尔刚回到爱尔兰时，克莱尔郡中西部卫生局（Mid-Western Health Board）接手了他的病例，安排他短暂入住首府恩尼斯的圣母精神病医院（Our Lady's Hospital）进行精神评估，之后试图将他安置在普通的寄养家庭或开放式的儿童福利院里。

但开放式的机构根本关不住这头饱受创伤、极具破坏欲的“野兽”。在这段时间里，奥唐纳尔绝大多数时间其实是处于逃跑状态。他不断地从寄养家庭或福利院翻墙逃走，然后在街头流浪，靠偷窃商店和疯狂偷车飙车来发泄情绪。他进出警察局的时间，远比他在福利机构里安分待着的时间要多。

他在1988年期间把所有常规的福利机构折腾了个遍，且每次逃跑后犯下的罪行越来越危险，尤其是严重的偷车毁车行为（看来他的毁车行为是一种长期的无法自控的强迫性行为），当地司法系统和社工部门彻底无计可施。最终，法院下令将他作为“极度危险且常规手段无法管束”的特例，强制转移到了位于都柏林的青少年拘留中心特立尼蒂少管所（Trinity House）。

与普通的福利院不同，特立尼蒂少管所在当时是一个高安全级别（High-security）的封闭式机构，配有高墙、铁丝网和上锁的房间，专门用来关押和评估那些最棘手、最危险的未成年罪犯。

特立尼蒂精神科医生杰里·奥尼尔对年仅14岁的布兰登进行了检查，判断他患有精神病，认为他对社会构成威胁，主张将他安置在安全环境中并由成人精神病服务机构治疗。

1989年2月一个湿冷的夜晚，15岁的奥唐纳尔从特立尼蒂拘留中心逃跑，失踪了一周后，出现在克莱尔郡农民托尼·马吉文（Tony Muggivan）的家门口，浑身脏污、面容憔悴、饥肠辘辘。好心的马吉文一家收留了他。

第二天，马吉文与警方协商，为奥唐纳尔争取到一周的宽限期，然后开始四处奔走寻找医疗机构的帮助。几乎所有人，医生、社会工作者和爱尔兰警察（Gardaí），都同意布兰登应该被安置在精神病治疗机构，而不是拘留中心。然而，在克莱尔郡的精神病机构找不到床位，马吉文带着布兰登去了戈尔韦郡巴利纳斯洛镇（Ballinasloe）上的医院，但都被拒绝收治。

（多年后老去的马吉文）

马吉文只能带着奥唐纳尔回家。从马吉文家出走后，奥唐纳尔开始流浪街头。1991至1993年间，奥唐纳尔曾短暂去到英国，在那里也进了监狱。英国监狱的医疗记录显示，人们对他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忧。

回到爱尔兰后，奥唐纳尔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稳定的社会联系。他游荡在克雷格森林里，睡在废弃的农舍、汽车里，有时睡在露天的旷野中。他依旧常常睡在母亲坟墓上。

1994年初，他在蒙特香农村的一个拖车营地居住，在当地已经声名狼藉，村民们曾无数次向警方举报，看到奥唐纳尔带着步枪在附近游荡，甚至会无缘无故地对天空或者树木开火。还有很多村民不断报警称，自家的度假屋、废弃的农舍、甚至是停泊在湖边的船只都遭到了奥唐纳尔的强行闯入。他不仅在里面睡觉、偷窃食物和生活用品，还会无故肆意破坏财物。

然而这些投诉并没有得到当地警方应有的重视。有警员曾向上级写信警告：“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杀人。”但警方只是将奥唐纳尔视作一个在乡村四处流浪的无害的“文疯子”。

1994年的初夏，布兰登·奥唐纳尔20岁，无家可归，带着一支从某处弄来的.22口径BSA运动步枪，在东克莱尔的森林和田野之间游荡，没有人知道，最黑暗的事情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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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审判——疯子还是恶魔？

1996年，随着案件调查的全面收尾，22岁的布兰登·奥唐纳尔（Brendan O'Donnell）被押上了都柏林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的被告席。身穿绿色风衣、蓝色衬衫、格纹领带和牛仔裤的奥唐纳尔被宣读了12项指控，包括谋杀伊梅尔达·莱尼、利亚姆·莱尼和乔·沃尔什神父等。他对所有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审判持续了53天，听取了82名证人的证词，成为爱尔兰史上针对单一被告的最漫长谋杀审判。

法庭上，三名受害者的亲属：伊梅尔达·莱尼的父亲和四位姐妹，小利亚姆的父亲瓦尔·巴兰斯，乔·沃尔什神父的姐妹和教区代表，静静地旁听着每一天的庭审。爱尔兰各大报纸的记者们也挤满了旁听席。

在审判中，奥唐纳尔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叙述充满了矛盾和妄想，或者谎言。

他声称自己在1994年4月与伊梅尔达·莱尼发展出了一段浪漫关系，说在他住在树林帐篷里的那段时间，她多次为他送来诸如火腿三明治一类的食物，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感。他说：“我爱她”，并且声称伊梅尔达也爱他。他甚至声称他们发生过多次性关系。

然而，这些说法遭到了多名证人的明确驳斥。

伊梅尔达的姐姐玛丽在审判中作证说，她从4月初到22日一直与伊梅尔达同住在怀特盖特的农舍，期间从未见过奥唐纳尔，妹妹也从未提起过此人。瓦尔·巴兰斯则告诉法庭，他于4月23日来到农舍，直到4月29日妻子伊梅尔达失踪，他从未在房子里或周围见过奥唐纳尔。

证人们还指出，伊梅尔达是一个严格的素食者，孩子们也跟着她吃素，家中不会有肉类食品，但奥唐纳尔却声称她曾为他做过火腿三明治。这个细节被视作奥唐纳尔撒谎的一个明确证据。

奥唐纳尔还描述了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他说，他穿越田野走向伊梅尔达的农舍，一路还向树木开枪练手，到达时约是上午10点40至45分。他进屋时，伊梅尔达正在给利亚姆穿蓝色橡胶靴。伊梅尔达问他枪从哪里来的，要他把枪放到外面，因为她不想让孩子看见。他把枪放了出去，两人回屋。伊梅尔达烧开了水准备泡茶。然后，他听见了魔鬼的声音，命令他杀死伊梅尔达，说她是“魔鬼的女儿”。

他告诉伊梅尔达，他必须杀死她，她说“别胡说了，布兰登”。他拿起枪，命令伊梅尔达带着利亚姆上车。她驾车，他坐在后座，命令她开往克雷格森林。进入树林后，他命令伊梅尔达躺在地上，说要射杀她。她试图从他手中抢夺枪管，他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入她的眼窝，“血喷了出来”。

然后他转向三岁的利亚姆。他后来对警察说，他射杀利亚姆，是因为“不想让孩子一个人没有妈妈”。他就这样，把孩子的身体摆放在了母亲的身上。

关于沃尔什神父，他告诉法庭，一个声音命令他：“杀死乔神父，他正试图为魔鬼的孩子施洗。”他在5月3日至4日深夜，等候在神父的住所附近，将其劫持，命令他驾车前往同一片树林。在克雷格森林里，他命令神父跪下，然后对准神父的头部开了枪。

在审判中，他在陈述这些关于谋杀神父的细节时开心地笑了出来。

法庭内的空气几乎凝固。控辩双方的核心争议点只有一个：布兰登·奥唐纳尔在作案时，是否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刑事责任能力，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还是一个清醒的谋杀犯？

奥唐纳尔的辩护团队打出了“因精神错乱而无罪（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的抗辩诉求。他们向陪审团展示了一份长达数年的医疗和福利机构档案。辩方精神病学专家详细剖析了奥唐纳尔的大脑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的：他童年被父亲虐待，丧母，在冰冷的福利机构和少管所中长大。档案显示，他在案发前已经表现出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状和偏执型人格障碍。

布莱恩·麦卡弗里医生指出，因为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奥唐纳尔的内心世界充斥着妄想和幻听。在杀害伊梅尔达母子和神父时，他正处于一种病态的幻觉之中，认为自己是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指引下行事。

加拿大多伦多的临床心理学家格雷厄姆·图拉尔博士对奥唐纳尔进行了30项不同的心理测试，结果显示，在智力测试中，99%同龄人的能力都超过他，学业成就测试则显示他处于七岁儿童的水平。其他测试结果指向额叶区域的脑功能障碍。

最令全社会哗然的证词，是案发几年前的那次“求救”，因为当时的那次“求救”如果成功，三名受害者的悲剧性死亡或许就能够避免。上文提到的，收留过奥唐纳尔的邻居托尼·马吉文在法庭上作证，他在1989年曾带着明显处于精神狂躁发病状态的奥唐纳尔，前往克莱尔郡和戈尔韦郡的各处精神病院，恳求院方收治。但当时的医疗系统因为床位紧张、评估僵化等原因，将这颗“滴答作响的炸弹”无情地推回了社会。

辩方律师痛心疾首地指出：“是这个系统率先抛弃了布兰登。在开枪时，他脑海中回荡的是幻听和妄想，他已经失去了控制自己行为的理性能力。”他们恳请陪审团，奥唐纳尔应该被判定为“因精神错乱而无罪”，并送往高度戒备的精神病院接受终身治疗。

然而，检方立刻发起了极其猛烈的反击。他们没有否认奥唐纳尔悲惨的过去和心理缺陷，但坚决驳斥他“丧失了犯罪意图”的说法。检方的证据，正是警方在现场勘查中发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1.焚车毁证的逻辑：如果奥唐纳尔处于彻底的精神错乱和幻觉中，他为什么会想到将伊梅尔达和神父的汽车，分别开到距离案发现场几十公里外的拉赫雷和威廉斯敦港，并故意浇上助燃剂焚毁？这种行为是极其冷静且具备高度反侦察逻辑的，是为了抹除指纹、毛发和血迹。

2.隐匿尸体的精准：警方在克雷格树林找到遗体时发现，三具尸体并非被随意抛弃，而是被凶手利用林地的自然沟壑与植被进行了极其细致的隐蔽伪装。

3.劫持人质的博弈：在劫持菲奥娜·桑普森时，奥唐纳尔展现出了强烈的控制欲和求生本能。他知道利用人质作为盾牌来对抗警察，并收听警方新闻，这清楚地表明他不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违法的。

控方坚称，这绝不是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能做出来的事。这是一个极其残忍、自私且具有反侦察能力的“反社会人格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杀人，更清楚杀人是错误的，所以他才如此专业地毁灭证据。

控方也同样请出了专家证人：中央精神病院院长查尔斯·史密斯博士认为，奥唐纳尔患有的是人格障碍，而非精神分裂症。他在奥唐纳尔被捕一周后见过他，不认为他在谋杀案发生时患有重大精神疾病。他指出，患有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需要负有刑事责任，因为他们不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受到幻觉的干扰。

控方总结道：“他生病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邪恶的杀手。他在杀害那个三岁孩子时，清楚地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长达53天的庭审，13位顶尖精神病学专家的轮番作证博弈，让爱尔兰民众的情感在同情（对奥唐纳尔童年遭遇的同情）与极度的愤怒（对残忍谋杀的愤怒）之间反复拉扯。

最终，陪审团退庭商议。1996年4月3日下午3点24分，由6男6女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将近四小时的审议后，以多数票裁定布兰登·奥唐纳尔谋杀伊梅尔达·莱尼、利亚姆·莱尼和乔·沃尔什神父三项罪名成立。爱尔兰的刑事定罪至少需要10/12票同意，在本案中只有两名陪审员支持"有罪但精神失常"的裁决，其余十人认定他负有完全的刑事责任。

当裁决被宣读时，奥唐纳尔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法庭上，三名受害者的亲属开始哭泣，甚至有几名陪审员也流下了眼泪。

主审法官拉万（Justice Lavan）命令奥唐纳尔起立，然后宣告：鉴于三项谋杀罪名成立，判处他终身监禁。

然而，法律的判决并没有为这场悲剧画上最终的句号。

由于其极度危险的精神状态，奥唐纳尔并没有被送往普通的重型监狱，而是被关押在都柏林邓德拉姆中央精神病院（Central Mental Hospital, Dundrum）——爱尔兰最高安全级别的精神病罪犯关押设施。那个曾经拒绝收治他的医疗系统，最终不得不用最严密的铁窗将他永远锁住。

医院工作人员透露，奥唐纳尔在狱中极度紧张、痛苦，有强烈的自毁念头，经常周期性的绝食。他经历过多次自残，包括撕掉伤口的缝线、用牙齿咬断包扎。院长查尔斯·史密斯博士说，奥唐纳尔是他经手过的最复杂、最棘手的病人之一：他“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始终有自杀念头，冲动易怒，他经常提出“怪异”的身体投诉，包括声称自己从腰部以下瘫痪；他曾接受各种药物治疗，但没有任何一种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任何有益的效果”。

1997年7月24日清晨8点20分，工作人员在单人牢房里发现奥唐纳尔失去意识，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在不到一小时后被宣告死亡。随后的验尸陪审团裁定，奥唐纳尔死于与所服用的抗精神病药物硫利达嗪（Thioridazine）相关的心脏衰竭。他对这种药物产生了一种罕见的不良反应，而所给予的剂量在安全范围内。

布兰登·奥唐纳尔，死时年仅23岁。他的死亡为这宗惨案画上了一个灰暗的句号，但追问没有停止。

源济

余波

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吗？

布兰登·奥唐纳尔从14岁起就被精神科医生认定为危险人物，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治疗。

在1989年的雨夜收留了奥唐纳尔的农民托尼·马吉文后来与兄弟JJ合写了一本书《等待发生的悲剧》（A Tragedy Waiting to Happen），他在书中说：五年来（1989年-1994年），他反复尝试为奥唐纳尔寻求精神卫生系统的帮助，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碰壁。他知道一些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却无能为力。

2002年，爱尔兰国宝级女作家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出版了广受争议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森林中》（In the Forest）。小说正是以这起真实案件为原型，探讨了凶手的心理畸变和体制的冷漠。

2016年，一部名为《国家财产》（Property of the State）的纪录片从奥唐纳尔的姐姐安·玛丽视角，再次探讨这段历史。影片的导演说，这部作品探讨了儿童早年行为问题的误诊、对精神疾病患者缺乏照料，以及家庭和机构虐待，而这些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了本可避免的悲剧性后果。

这当然不是为凶手辩护。但它是对一个社会如何系统性失职的严厉追问。

如今，在克雷格森林的腹地，伊梅尔达和小利亚姆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放置着一个刻有母子名字的纪念碑和一块纪念石。每年的4月底，村民们仍会自发地来到这里，献上一束花。

伊梅尔达未完成的画作、小利亚姆未曾迎来的第三个夏季、以及沃尔什神父未能主持的下一场弥撒，都成为了德格湖边永远的遗憾。

而克雷格森林那幽深的冷杉群，依然在西海岸的疾风中沙沙作响，诉说着那段不该被遗忘的、迷雾深处的绝望。

参考资料：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bodies-of-mother-and-son-3-were-found-ritually-slain-murder-trial-is-told-1.22131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itnesses-say-imelda-riney-never-mentioned-o-donnell-1.36939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defendant-tells-of-meetings-with-imelda-riney-1.33139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o-donnell-report-not-sent-to-board-1.91833

O'Brien, Edna (2002). In the Forest.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Muggivan, Tony; Muggivan, J.J. (2004). A Tragedy Waiting to Happen: The Chaotic Life of Brendan O'Donnell. Gill Books. ISBN 9780717166138. 

Ryan, Kit (Director) (2016). Property of the State (Film). GSP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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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乔安 编辑：W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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