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马相伯

源济

百集文化系列片《大师》是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真实频道以栏目形式打造的一个电视文化工程，是今人重读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构想，是我们与观众共同走近“大师”、感受伟大的一种尝试，是用敬畏和自信来打造艺术精品的一种努力。通过展现大师的思想和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精髓，彰显民族精神。这可以启示观众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和反省我们民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与历程，重新发现和阐释大师对我们的意义。

    《大师》是良心工程。20世纪是中国大灾难、大动荡、大变化、大转型的时期。中国从被外强疯狂宰割的封建国家，到上个世纪90年代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样的100年里，中华民族的的先贤们奋斗不止，在实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宗教等领域里有开山之功，涌现出的一批灿若星河的大师。他们的命运轨迹与时代相连，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应该引领我们这个仍然在奋斗的民族。写他们是在重温一个时代。

    《大师》是精品工程。真实频道将在两年时间里，运用最先进的高清电视设备，集中力量记录100位大师的故事，以恢弘的手笔、大气的制作，完成我们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和精神责任。这将是上海电视纪录片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和突破。

    什么是“大师”？“大师”是国家之师、民族之师。《大师》栏目旨在传递大的主张、大的情怀、大的思想和大的创造。

    所谓“大”，第一就是开风气之先而影响深远。这些卓然大家的业绩和命运与时代相互激荡；第二是与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联系，为最大多数的人谋福祉，为建立和培育民族的根基而殚精竭虑；第三就是为了伟大的目标而奉献一生，矢志不渝。

    “大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昆仑和精神脊梁，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志力和创造力。

    “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在苦难的时代里努力地为中国想问题，出思想，做事情，在中华民族过去的百年历程中，传承优秀传统、开拓新知、创一代风气。他们以先行者奉献精神而成为一代宗师。

    《大师》的故事是值得珍藏的民族记忆，是先贤的人生传奇，闪烁的是人格魅力。

    马相伯是《大师》的开篇之作,将于7月15日推出。

    将《马相伯》作为开篇，为理所当然。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高瞻远瞩、筚路蓝缕的先哲。他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同龄人。1939年底，他以百岁高龄逝世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

    马相伯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一个天主教世家。他自少聪颖，富有胆识，12岁时独自乘船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读书。在十年苦读期间，他古今中外无所不窥，除了对中国传统经典有系统的阅读之外，对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等）以及哲学、神学等用力极深，并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后来，他担任过徐汇公学的教师和校长，并在31岁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神父。但他因不满法国教士对中国人的歧视，于38岁时愤然脱离教会，投身晚清的洋务运动，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甲午海战中国海陆军惨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使马相伯彻底绝望于清朝的腐败政治，他深刻反思后决定改弦易辙，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之先”，于是毁家兴学，将他名下所有遗产——良田3000亩、现金四万、上海租界内八处地产等全数捐出，创立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后又创立复旦公学和参与创立北京辅仁大学。

    马相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办学是他百年人生的归宿，也是他一生最精彩的篇章。他是为了国人的觉醒与国家的富强。他在震旦学院的章程中确立的办学宗旨是：“崇尚科学，提倡文艺，不谈教理”，特别强调西方近代科学的重要性，同时也特别强调学校的独立性和学术的自由精神，他宣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早在1903年，马相伯就已经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而且将读书与救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那时的他就已是学贯中西的通才和忧国忧民的 “国士”。因为教会的无理干涉，马相伯在1905年与全体学生脱离震旦学院，白手起家，创立复旦公学（即今复旦大学之前身），自任校长，亲自担任法文班的全部课程，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坚毅卓绝的气概，也表现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和责任感。

    历史的巧合在于，马相伯办震旦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是蔡元培带过来的24名南洋公学退学生，作为马相伯的弟子，蔡元培、黄炎培、胡敦复、邵力子、李叔同、于右任等人日后在中国的政治界、教育界、学术界都有骄人的成绩。10多年后，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大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酿成“五四”新文化运动，马相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隐修十二年的马相伯以92岁高龄“破门而出”，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坚定不移地宣传全民抗日，积极组织救援难民和伤员，发表救国宣言和广播演说，同时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实行民主政治以唤醒国人培养国力，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领袖，被誉为“呼号抗日老青年”。

    百岁老人马相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种种巨变，经历了中国的五朝皇帝，见过民国的六任总统。他目睹身受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也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与无知，但他出淤泥而不染，以高尚的人格和献身的精神，成为备受尊崇的“民国大老”。

    1939年4月，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遥祝马相伯百年寿辰。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寿辞电贺，表示对马相伯的崇高致意。

    《马相伯》力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向观众展示马相伯作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和开创现代教育的伟大教育家的历史塑像。

    虽然我们深感时代的久远和素材的不足，但我们觉得《马相伯》是富有历史质感的，更是充满感染力的。他还活着，活在人们的回忆中、研究者的注视中和我们的崇敬中。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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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马相伯

马相伯（1840年4月17日－1939年11月4日）[1]，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又作湘伯或芗伯，教名若瑟，晚年号华封老人。他是近代中国最具声望的天主教学者、政治活动家，以及复旦大学、辅仁大学的创始人。

生平

原籍江苏丹阳，生于江苏丹徒。父业医兼营商，世代信奉天主教。清咸丰元年（1851年）就学于上海圣依纳爵公学（后徐汇公学），学名斯臧。同治元年（1862年）入耶稣会，研习文学、哲学及天文等。八年，升神父，在安徽宣城及江苏南京、徐州一带传教。十一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兼任耶稣会编撰。因遭同会之外国传教士猜忌，于光绪二年（1876年）退出耶稣会。由兄建勋荐于李鸿章，去山东调查矿务。七年任驻日使馆参赞次年至朝鲜任职。

十一年，任台湾巡抚幕僚。十八年再度赴日本先后任长崎、横滨等地领事及驻日使馆参赞。二十九年，创办震旦学院（后改名震旦大学）于上海徐家汇，后迁卢家湾。因校政为法国籍耶稣会士所霸持，三十一年得严复等人相助取意“复我震旦”另创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自任校长，延请于右任、邵力子等任教。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出任江苏都督府外务司长等职及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20年冬退隐上海徐家汇之土山湾，译著天主教书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提倡民治及人民自救，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进会和国难会等。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后，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次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时年已95岁，仍发表文章与演讲，勉励同胞共赴国难，人称爱国老人。1937年3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

七七事变后应李宗仁之请去桂林。1938年又应于右任之请移居昆明道经越南谅山一病不起，次年病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灵柩运回上海安葬于天主教公墓。生前译着甚多，后人编有《马相伯先生文集》、《马相伯国难言论集》。

参见

    * 天主教辅仁大学北平时期

参考文献

   1. 马相伯．上海市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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