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图刊】大学精神之变

源济

老照片重温百年来大学精神之变

文|邓世杰

　　近代大学的校歌以其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脍炙人口的词曲和操作性、大众流传性同时又不媚俗等特征而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

　　从最初的张伯苓口中的“于聚会之时，千人合唱，以期神会而铸就成南开真精神”的校歌到最后出现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这样的民族经典校歌。回顾百年校歌史 ，既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命运，又可以看到学人们生生不息的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

　　关怀时代大问题，与民族命运同行

　　能最反映时代的校歌，非《满江红》里面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这首经典校歌完整描述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学生由于战争数次迁徙的事实，将学生们不畏艰难，奋发学习，力图创造科学新中国的意愿表达明显。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始于维新变法的“京师大学堂”，时代背景就是救亡图存，前身是北洋西学学堂的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由著名开明派官员盛宣怀效法美国模式而建，1896年命名为北洋大学堂，初建时，校址在德租界，1900年校园先后为美、德侵略军侵占，大学堂便迁到天津城北8里的西沽村以北，当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指定武库废墟建北洋大学堂校舍。

　　那里“校园广阔，建筑宏伟，峨轩曲廊，花木掩映，前临北运河，后带桃堤、柳岸桃林，相夹成荫，蔚为津沽名胜之巨擘。”此后，这才有了《北洋大学校歌》中的“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之句，校歌就这样把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和人们努力维新、学习西方船炮技术的场景写了出来。其背后就是对大时代和民族问题的关怀。

　　而1939年的华北联合大学之歌同西南联大一样，反映了那个战乱的年代青年的追求。教育救国，抗战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的理念。 ——“跨越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刻苦，我们坚定，国土要收复，人民要自由，新社会要创造，我们要担任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培养我们的革命品质，我们誓死决不妥协投降战斗啊。胜利就在明日”在整个敌占区、大后方，几乎所有学校都被迫进行了改组，有的改名叫抗日学校，联合大学，有的叫革命学校等等，其传统现代、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分歧变得次要，民族意识成为最主要的。

　　同样经典的还有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鲁迅艺术学院校歌，都是以抗战教育为理念追求，在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1937到1945年，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

　　植根于传统文化，奔向现代文明

　　由于上述时代原因，无论是官办大学，还是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早期无一不是在“中体西用”还是“西体西用”中间迂回。由此，各个高校一方面学习西方的教育理念，求师“西学”，比如蔡元培效仿德国洪堡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胡适师从杜威提倡民主主义的教育等；另一方面，由于主事者传统功底深厚，整体社会气氛依旧是文言文模式的，其发展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追求都源自中国传统文化。

　　1916年前后制定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今南京大学校歌)，就极为推崇万世师表孔圣人和儒家学说：“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日知、日仁、日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这首校歌里面，“ 大哉一诚“表明诚实之德是多么伟大，整个世界都为之鼓动——“天下动”。 1919年初诞生的《南开大学校歌》也是这样：“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锓锓，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其中的价值追求则是源自《论语·雍也》的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此时，依旧是大学办学者理念当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

　　还有中央大学校歌、齐鲁大学校歌等都突出“志向”的重要性，不仅尊重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主体精神，目的更在于教化学生要树立高远的人生志向，把个人命运同事业结合起来，成就一番伟业，期待他们“有所为”，突出体现了学校的理念追求。

　　同一时期的《暨南大学校歌》因为是华侨大学，所以很有世界性眼光，其校歌如下：

　　扬子滔滔连珠江，
　　暨南教泽播八方。
　　百年沧桑千里路，
　　一朝涅槃出凤凰。
　　言忠信，
　　根在中华，
　　行笃敬，
　　走遍万邦。
　　四海关爱，暖流荡漾。
　　五洲学子，汇聚一堂。
　　剑锋砺就
　　桃李芬芳，
　　德润寰宇
　　辉映炎黄。

　　根在中华，走遍万邦

　　这就是一种从中华文明出发，走向世界文明的心态。

　　以学术独立为本位，思想自由为目标

　　从京师大学堂开始到民国中后期，基本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近代化（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被广泛地承认为大学发展中所应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无论是在军阀割据还是战乱频繁的时代，中国大学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史料证明，尤其在北洋时期，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是维护的最好的，军阀们并没有对教育进行干扰。

　　清华校歌，清华学堂时代，就由外籍女教师SEELYE作词作曲，创作了英文校歌《TSING HUA COLLGE SONG》。但词曲皆不佳，不为师生喜欢，便没有流传开来。贺麟曾在《清华周刊》写文章说，“我以为那首歌是幼稚的美国化，而不是中国的学术，那种风气，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最后能为全校师生所接受的校歌是什么样的呢？

　　一、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吾校庄严，岿然中央。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大同爰跻，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
　　行健不息须自强！

　　二、左图右史，邺架巍巍，
　　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新旧合冶，殊途同归；
　　肴核仁义，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
　　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光辉！
　　学问笃实生光辉！

　　三、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孰绍介是，吾校之功，
　　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
　　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无穷！

　　国文与哲学教员汪鸾翔便在深入研究世界学术思想变迁和清华教育方针的基础上，以其深厚的国学根底，创作了一首歌词，将“自强不息”精神融入其中，把“器识为先，德育为首位”的追求表达出来，遂成为90年来清华人一直的追求，即使在文革时期，那些炮制的歌曲也丝毫不能代替。

　　以北京大学为例，1917年北大已经建校20周年当年12月17日的纪念演说会上，演唱了文科教授吴梅所作的北大20周年纪念歌。如“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等句子虽脍炙人口，为人所喜，传为传承，但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之句，不为德高望重又虚怀若谷的蔡元培校长所允。1921年11月9日，11月1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889号刊登了《校长布告》：

　　“本校二十周年纪念会歌，不能作为本校校歌。本校暂不制定校歌。” ’联系到蔡元培提出教育保有独立的资格’傅斯年说的“大学要尽量与社会脱离庶可以不受旧社会的影响，而去创造新的社会”

　　注重专业素质 兼顾德育

　　交通大学前身是清末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也是其中最早有校歌的大学之一，1909年校歌“精神常提起，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看的出来是十分注重专业素质的培养，思路是实业救国，用技术把中国从民族危亡中拯救过来。

　　另外一首看起来挺美的校歌是地质学院校歌，也就是著名的《勘探队员之歌》。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校歌都十分强调道德，这和上面说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像山东大学校歌里面的“气有浩然”就不说了。就在西化最为厉害的高校清华校歌当中，也有“立德立言”之句，源引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向成为“有德之人”“有功之人”的目标努力。

　　“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同样出现在校长罗家伦亲自作词的《中央大学校歌》中。在整个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理念中都没有德育的缺位，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

　　校歌的迷失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大学的校歌，很少有人记得自己的校训。有一所知名大学校长说我们故意不设校训，为什么呢？

栏目编辑|马俊岩 王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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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蔡元培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52年，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对院系进行调整，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学科全遭裁撤；1977年，高考恢复，中国大学精神中兴。如今，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却越来越远。





晚清最早的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办的教会大学。鼎盛时期，全国教会大学有21所。教会大学最初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后来逐渐与中国社会适应。比如，圣约翰大学校训有出自论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有英文格言“光和真理”。图为1907年北京汇文大学堂毕业的女生。





1898年戊戌变法后，京师大学堂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更多国立大学出现。清政府对内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知识，积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分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图为1907年，即将赴日本留学的山西大学堂学生与教师合影。摄影：乔治·莫理循





四川高等学堂也于1902年成立，该校由四川总督1896年创办的西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发展而来。图为1912年冬，四川高等学堂读书的学生，该校为今四川大学前身。摄影：Luther　Knight





岭南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创办于1888年，1918年定名岭南大学，由美国人任学校监督。岭南大学校训为“今之学者为人”。图为清末岭南学堂的算术课。





汇文大学校在并入燕京大学大学之前也是一所独立的教会大学；并入燕京后原校址留下大学预科和中学两部，定名为“汇文学校”。1927年，汇文以“智仁勇”作为校训。蔡元培以《中庸》原句“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题释之。图为1920年，大学预科部的数学课。





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 由美国人创立于1913年。这所学校的校训是“厚生”，校长吴贻芳解释：“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 图为1920年图书馆内景。





燕京大学是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她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最著名的校长就是司徒雷登。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之际，燕大选择了留在沦陷区，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图为1922年燕京大学门口的女学生。





与当时的燕京大学有“南齐北燕”之美誉的齐鲁大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办学初期宗教气氛十分浓郁，1929年后办学目标修改为“培养学生具有爱、服务和牺牲的精神，造就学生具有崇高的品质，提供专业的训练，满足社会需要。”图为1941年做实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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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罗家伦就任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图为1936年，中央大学美术教授张书旂的女弟子在观看他作画。罗寄梅/FOTOE





1947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一些学生正排演话剧。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原名国立戏剧学校，1935年10月南京建校，以“研究戏剧艺术，培养戏剧人才”为办学宗旨。抗战爆炸后迁往长沙，隔年再迁往重庆，隶属教育部，1946年始迁回南京。秦风照相馆/FOTOE





在抗战时期，中国的许多大学南迁，也有一部分选择原地坚守。无论是哪一种，只要学校没有被日军占领，学生课余生活都比较丰富多彩。图为1941年，齐鲁大学，未南迁而留校的学生们在打球。抗战爆发后，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成都。





福建协和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915年的教会大学，"博爱、牺牲、服务"是协大校训。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协大就在1938年五月迁到闽北山城邵武。群山环抱中的邵武，便成为战时的文化城。图为1935年，福建协和大学女生在宿舍里，有的看书，有的练琴，有的读报。





燕京大学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了大批战时急需的人才。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士兵闯入燕南园，逮捕了一些教师送到集中营中关押四年之久。燕园成了日军伤兵疗养的医院。图为1947年，光复后的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楼。





可以说，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一首缔造的。他曾说：“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决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贻我们全体学生之羞。”被赶出校门的燕京师生，并没有惊惶四散，他们相互提携辗转奔赴成都华西坝。图为1947年燕京大学女生在餐厅就餐。





抗战期间，同在成都华西坝的还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这就是长达九年的“五大学联合时期”。一种独特的大学模式应运而生------各校教师允许跨校讲学，学生允许校际间任意选课，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图为1948年，金陵女子大学体育舞会表演。





民国大学生绝大部分是富裕家庭出生 衣食无忧可一心向学。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图为1941年，齐鲁大学，未南迁而留校的学生。





在中国，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的纪元。蔡元培提倡“教育独立”，信奉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为此着力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使得北京大学的改革成效显著。图为1921年8月蔡元培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在檀香山。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教授治校。1919年5月4日当天，蔡元培没有参加游行，但他同情学生。蔡元培反对学生沉溺于政治运动，但他仍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图为1919年6月，参加游行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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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胡适提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图文1935年，上街游行的大学生。供图：CFP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图为1946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内前合影。





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图为1947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胡适、蒋梦麟、梅贻琦都去了台北。1952年，新中国政府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调整，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全部裁撤。图为1950年12月，在反美爱国抗议奥斯汀运动中，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员工反美爱国大会。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





当时，中国政府缺少办学经验，非常倚重苏联专家的帮助。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老老实实地学”苏联办学模式。图为五十年代末期，苏联专家别里绍夫在清华大学工作。





这次大学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人文、社会学科全部被取消。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图为1956年，大连，大学生宿舍里的朗诵表演，其中几个女生穿着布拉吉。





中苏分裂以后，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毛泽东号召学制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图为1966年10月，北京，湖北大学红卫兵长征队离京前在天安门前宣誓。蒋铎/CFP





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图为1970年，清华大学欢迎工农兵新学员入学。





1977年冬，高考恢复，成了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作出这一决策的，是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于千头万绪中抓住恢复高考这一关键环节，为扭转教育战线混乱局面乃至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图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图为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FOTOE/王文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