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十九世纪的社会情绪，与当今天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流行如同时尚，永远在翻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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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十九世纪的社会情绪，与当今天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流行如同时尚，永远在翻样子，此乃人性之本质

十九世纪

作为一部全体人类共同演出的现代戏剧而不是一般意义的纪年，19世纪于1789年拉开帷幕，落幕于1914年。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914年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两个事件都发生于欧洲，之间的这125年就是欧洲人空前绝后地居于人类权势顶峰的时代，就是从欧洲爆发的现代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始主导历史与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多世纪。

政治革命主要由法国大革命推动，当然之前的美国独立建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里多说几句。年轻的美国是最最老迈的现代国家，法国启蒙思想者的学生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里写下“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是在离我们挺遥远的1776年。按照中国纪年，1776年是乾隆四十一年，那会儿和珅刚刚受宠于乾隆帝不久。反过来，古老的中国是大国里最最年轻的现代国家，比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其他四个都年轻，英美法俄这四个都是在19世纪步入现代社会的。

书归正传，继续说欧洲，说法国。说法国。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为什么社会中的人会想造反，为什么旧的道路维持不下去呢？我简单说说自己的一点看法。

法国革命是之前三百年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新的经济形成了新的新的利益集团，新的集团产生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表现出新的文化和政治，新的文化和政治要求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具体来说，1789年天下大乱的直接原因在于先富起来的人和后富者的矛盾。掌权的高管和家族董事会堵住后富起来的人往上爬的路，后富起来的人非常不爽，要求重组法兰西这个国家公司。凡尔赛那些喜欢蕾丝边衣服的贵族们并非什么中世纪封建世家出身，他们的发迹历史不超过两百年。当年法国内战，公爵们和法国国王你死我活的斗，需要钱，需要真金白银换来真刀真枪。于是政治成了股市，国王把权位和未来的收益作为股份给了巴黎里昂等地城里的富人。这些富人认购了法王的股份，跟随法王打江山，最终建立了波旁王朝，自己成为新贵。时过境迁，新贵的后代成了正统老牌贵族，他们霸住了朝中要职，把持了大宗生意，但是却不让后出的有钱人也来认购股份，也来当新贵，也实现有钱就有权。比如，不是贵族就不能当高级公务员，不能当上级军官，进一步又不准没有所谓贵族血统的人花钱买爵位官职。贵族们只许自己有权有钱，可他们又没管好国家业务。18世纪中叶，法国两千多万人，英国七百万。结果七百万打败了两千万，法国当权者当然会被骂无能。外面打了败仗，而在巴洛克宫廷之内，国王忙着换情妇，王后忙着换情夫。贵族们的首饰和晚礼服越来越豪华，生活越来越放荡，法兰西的财源却越来越枯竭，全国上上下下越来越不满，于是旧社会和旧贵族的末日也就越来越临近,。

革命就是末日审判，就是社会在狂暴混乱中的焕然一新。无论如何，革命是18世纪末大多数法国人的渴望，包括很多自由派贵族。最初热烈提议废除农奴制残余的就是一个子爵和一个公爵，他们俩之后一大票贵族代表在新生的制宪议会上发言支持废除各种封建特权，接下来大家情绪高昂的整夜开会，随即颁布法令废除旧制度。这些和历史潮流站在一起的人应该得到长久的尊敬，而腐败、无能、反动的旧统治者或者上了断头台，或者流亡国外梦想组织还乡团杀回来。他们面对的是翻身之后保卫自己土地的农民，是各怀心机不停内斗但杀伐果断的革命新贵，是在圣母院的钟声和愤怒青年的街头演说中一次次紧急集合的干劲冲天的巴黎人。高唱《马赛曲》的革命者从巴士底狱的废墟里起步出征，在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蓝三色旗下奋战，击败了全欧洲君主的围攻，镇服了遍及全法国的保王党叛乱。形势最激烈极端的时候，无数断头台立起，成千上万颗人头落地，但是这比革命退潮之后的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数字要少得多。大革命的一点余波余热就让拿破仑的皇图霸业如此壮丽盛大。没有大革命对社会的总动员和对军队的改造，就不可能锻造出拿破仑的无敌雄狮；没有大革命，拿破仑这样说话带口音的乡下土包子怎么可能越过重重等级，在24岁当将军，35岁当皇帝呢！

就这样，法国大革命在200多年前预示了现代各国各民族的政治前途。所有不能处理好内部矛盾的社会都会面临革命，是改天换地的现代革命而不是合久必分周而复始的古代农业社会里的王朝末年动乱。而这仅仅是19世纪历史戏剧的一个热烈的序幕。末代国王路易十六、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从小地方走出来当上皇帝的拿破仑们的政治游戏结构宏大复杂，剧情波澜壮阔，但是运转这个游戏的引擎却比较老旧，真正的全新的历史火车头是工业革命。1815年，18世纪的法国80后90后在滑铁卢最后一次为他们的皇帝奋战。十年后，打败拿破仑的英国发明出了蒸汽机车。铁路在欧洲和北美延伸开来，轮船把西方的商人、移民和士兵送往世界的尽头。历史背景音乐的主旋律除了政治革命时高时低的战歌，现在加入了火车由远及近的轰鸣和海上轮船长长短短的汽笛声。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组旋律迅即交织在一起。因为在1825年，英国不仅有火车的诞生，也首次出现了另一个我们现代人无比熟悉的东西：由普遍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当然会导致社会动荡。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两个引擎两组旋律相互作用，搅动世界，最终导致了空前也绝后的1848年欧洲革命。1789年到1848年，可以说就是革命的年代。




然而我这里说的顺嘴，当年可不是这么简单。整个19世纪上半叶，一方面经济的工业化和社会的城市化在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秩序却是强行压制和妥协保守的。

强行压制的是地主贵族，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统治的金融贵族（如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土地决定了地位，钱袋决定了权利。地主和银行家们力图维持对自己有利的旧秩序，即使被迫调整，那也是极其有限的。为了“理性和秩序”，如果非得搞立宪选举，那么一个1000万人口社会里应该只有那“最体面最有教养的”几十万绅士才能得到投票权。其中那几千位拥有全国大半土地的爵爷们世代在议会里处于显赫地位。作为现代自由民主的发源地英国，1715年选民人口占总人口的4.7%。可是到1813年，社会经过了50年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经过100年高喊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选民比例竟然只占2.5%了。这个比例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新近的工业革命让土地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又经过了60年所谓中产阶级社会的发育，经过了大英帝国最辉煌的60年的富足安定的积累，经过了60年的社会进步和政治改良，到1867年，收入最多的2%的人占有国家财富的的比例仍然从1803年的1/5翻一倍到了2/5。

工人和农民的权利？见鬼，他们需要的是每天勤奋工作16小时，20岁的时候（那年头穷人的平均寿命就这个数）男的在矿井里断气女的在纺锭边倒下，这样可以把人口规模维持到睿智的马尔萨斯先生认为合理的水平。虽然英国在大发横财，虽然英国可以买来足够的粮食，但马尔萨斯先生说了，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稳定大局，饿死穷人是必要的，饥饿还可以迫使没饿死的人老实给老爷们干活。觉得血汗工厂太可怕么，那贫民们就恭恭敬敬地为老爷太太们当仆人吧（在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中产阶级的标志是家里有第一个男仆）。什么？史密斯先生的手伸进你的裙子？孩子，这是他作为主人的福利，是你作为女仆的小小义务。他可真是个正派的绅士，只用手而已。就是这双手每年能挣几千镑，并仁慈慷慨地给你工作机会，一年付给你十镑来维持生活，人可要懂得感恩啊。你说约翰爵士喜欢用扫帚打你屁股，甚至还捆住你然后用皮鞭抽打？恩，伦敦和巴黎的先生们很多都有这样的嗜好的，别太惊讶。你要知道，为了家族能够体面的生活，为了能够在这充满机会的19世纪建立功勋，为了心中的那个小拿破仑，绅士们努力让自己成为成功人士，心里是很累很紧张的。竞争抽打着他们，所以有时候会换个面具抽抽你这样可爱的女孩。这是个秘密别说出去哦，现在是维多利亚时代了，很讲道德的。

女人，沉迷于《傲慢与偏见》还有《简爱》的女人也想参加选举？明智的英国绅士们认定这太违反自然法则了，你们这些娘们只不过是男人的依附品，有无所不能的正在推动工业革命的男人在保护体力智力都次一等的你们，哪里需要什么女权。你们的职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婚前保持贞操，按照父母安排把自己作为家族交易物嫁出去，婚后不准避孕，为丈夫生十几个孩子，谈政治再等100年吧！事实上，到1928年英国女性才最终获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在这之前勇敢的英国女士们曾经组织对政府的恐怖袭击。

趋于妥协保守的是随着工业革命而成长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蒸汽鼓起腰包铁路运来金山，飞速进步的技术和不断翻番的资本让工业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但他们不大敢模仿1789年革命的先辈，在精神上依然屈服于旧日的威权和秩序。一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说到：“在资产阶级的凯旋时刻，正式主持资产阶级秩序的人物，在普鲁士是一位极其反动的乡下贵族，在法兰西是一个冒牌皇帝，在英国则是一连串的地主贵族。”普鲁士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俾斯麦，他是个明智的反动派，知道应该主动适应社会工业化。法国的冒牌皇帝是指拿破仑三世，拿破仑的这个侄子也许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客，骗选票搞政变都玩的熟。对于中国人来说，他干过的最有名的事是派军和英国人一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至于英国的地主们，他们起初派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的骑兵挥刀砍散要求改革选举的宪章运动集会，后来看着社会形势不可逆转，只好被迫改革。心里被迫，表面做的倒是积极。地主们的英国政府废除黑奴贸易，给血汗工厂立法以改善民生，打完鸦片战争后有些人还要废除鸦片贸易。心黑手辣保守顽固的老牌地主们似乎一下子都开窍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原因简单，为了不被革命砍头，老爷们现在要抢夺人道、进步的旗帜。

总之，各国的皇帝和贵族们主要是利用了工业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恐惧来玩弄政治的。新发家的老板们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他们坐拥金山，但财富的金山下是由社会高压形成的火山。即使偶尔喷发出的一点火山灰也会让他们联想到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为国王准备的断头台似乎会被工人们直接用来对付如今的纺织大王铁路大王，还有煤老板。到1848年前后，最先进的英法两国的主要社会矛盾不再是先富者地主银行家和后富者工厂老板的对立，而是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工人和他们老板的对立。为了不被喷发的火山埋葬，新的旧的富人需要联合起来统治社会。

这一点首先被法国验证。又是在巴黎，1848年二月，起义者推翻了地主和银行家的国王的统治。到了六月，工人们自立门户，迅即被过去互相敌视的新旧富人联手镇压。塞纳河边，巴黎圣母院墙外，一条血河划开了社会的的这一小半和那一大半。虽然这一次，革命不再是巴黎人独有的光荣，全西欧都在动荡，可革命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1789至1848年的革命的年代就此成为过去，老板和地主们妥协了，统治秩序重建了。火焰熄灭，欧洲中心舞台的战歌与硝烟散去。本来热情的革命者悲观失望，许多人先是流亡到英国，然后又指望去美国。在辽阔的北美西部去分得一份土地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确实很容易实现。

革命者本来是最有人道理想的那部分西方人，可现在他们把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屠杀印第安人后获得西部的土地，这样内部变革不得而寻求外部轻松收益的心态正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社会整体趋势的折射。西方内部的火山不再活跃了，各国先后变成一个个高压锅，压力继续存在，但是内部压力可排往外部，让非西方的社会去消受。为了国内几千万人的生活，印度和中国每年饿死个几百万人是合乎道德的。高压锅的设计结构和性能质量，即工业化国家的制度也在不断改善。似乎唯一的问题是人类世界够不够摆下几个越来越大的高压锅，容纳不断增长的工业化人口的同时避免高压锅互相剧烈碰撞。这个背景下，西方进入了改良重组的年代。有的调整比较平和，比如英国持续几十年的选举改革，选民范围在放大到全体中产阶级男子之后又扩及工人；有的就非常惨烈，比如美国的南北内战，3000万美国人里有62万作为军人死在战场，在还不算残酷的内战期间死于三光政策的平民。内部调整的同时有国际关系的重组。对19世纪的西方来说，排放高压锅内部压力的空间完全足够。毕竟先走一步的工业化国家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比例连十分之一都没有，而由于坚船利炮和组织纪律带来的绝对军事优势，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真正阻挡西方的扩张。一个广阔的、之前由哥伦布麦哲伦们勾勒出海岸线的世界迅速被工业化的西方统治。工业国统治农业国的世界格局形成了，舞台的中心是西欧，将在20世纪主导历史的美国俄国还只是其东西两翼，外围就是世界的其他所有地方。

19世中叶纪世界格局中最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两次鸦片战争。工业革命初起的时候，西方已经征服了整个美洲和印度，打击和渗透了中近东的土耳其和波斯（伊朗），东方大国里只剩下中国尚未被直接武力叩关。终于到了1840年，英国舰队万里远航，绕过好望角，经印度和新加坡，穿过南中国海，杀到曾经引文天祥留诗的广东零丁洋面。皇家海军不是来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日不落帝国的新一场殖民战争开始了，中华天朝的古代历史结束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向一个庞大的社会和古老的文明伸出了触角。即使到现在认真回顾这场战争，中国人还是会感到沮丧：英国舰队在全不设防的中国海岸自由巡航，一会儿广州一会儿天津，可以任意选择地点登陆；英国远征军只有不到两万人，打上岸来一次投入也就几千人，并且常常就是刺刀肉搏击败中国军队，而不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依靠洋枪洋炮打败大刀长矛。汉人组成的绿营军队其实早已习惯使用火器作战，但他们被英国刺刀冲锋打的一败涂地，倒是满洲八旗兵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敢于白刃作战，多有英勇表现，英法军官也表赞叹。鸦片战争最直接的影响是国门打开洋货涌入。虽然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组合并不如印度经济作为英国殖民的牺牲品那样会被简单摧毁，但是鸦片战争导致了国内商路从广州转向西方人当作殖民据点的上海，让两湖两广上百万人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直接为太平天国运动准备了社会基础。在这场混乱中死去的中国人比1789年革命时的法国总人口还多，中国最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被战火反复摧残，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花了几十年才恢复到战乱之前。不过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英国对华贸易在《南京条约》签署后刚刚增长几年就回落，导致英国老板们低价出货，压垮了欧洲大陆的工厂，直接导致1847年经济危机，继而又引发1848年革命。这就是全球化，表面战胜的一方也得承受冲击。

就在这个时期的西方内部，新的大高压锅德国出现了，刚刚登场就一脚踢倒法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布成立。战争导致的升降易位并没有立即引发欧洲这一串高压锅连锁爆炸，但世界大战的伏笔已经埋下，俾斯麦的保守德国终将走向希特勒这个19世纪80后的疯狂帝国。法国的战败让自己内部压力一时失控，政客们急忙向德国投降妥协，枪口掉转对付起义的巴黎爱国者。巴黎人建立了公社，坚持了十周。巴黎城东北边是德国的封锁，西南边是德国人放出的法国战俘组成的镇压军队。战斗到最后，法国同胞在巴黎屠杀巴黎人，法兰西的交际花们在凡尔赛朝被俘的起义者吐口水，而部分德国士兵偷偷放跑了一些幸存的起义者。
简说西方中心的十九世纪（下）


1871年的巴黎大屠杀结束之后，远离最初的战争与革命，经过世纪中叶的改良和重组，工业化的西方迎来了19世纪末的黄金年代。

依然位于世界体系中心的英国人不再是工业增长的领导者，他们已经赚的够多，安于从殖民地贸易里获得稳定丰厚的收入。即使是处于下层的工人们也不用再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们下班之后热衷于踢足球。许多足球俱乐部就是这时候建立的，比如著名的曼联，其前身就诞生于1878年。工人之上，宽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现在可以考公务员（当然，仅限男性），前往德里、新加坡、香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效力。这些新晋的绅士花费不多，就能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度假，新建的众多豪华酒店则为他们提供当富人的感觉，鼓舞他们向上攀爬的干劲。比之足球，中产阶级喜欢打网球。这项运动能为中上层的青年男女提供交际机会，帮助他们达成婚姻这笔合伙生意。毕竟道德仍然是重重包裹的衣着维持的，运动让淑女们能够略露出点肌肤，而大她们十几岁的绅士们由此产生的性幻想会引领他们步入神圣的婚姻。越过芸芸众生的头顶，英国的贵人们坐拥南非的矿山和澳大利亚的牧场，投资于华尔街当美国人的债主。他们在别墅里安逸地品味印度红茶，漫步于苏格兰的乡间度过悠闲的夏日，或者照旧带狗拿枪打猎，或者坐自家游艇到挪威的森林和峡湾间悠游。英国人太悠闲了。1900年，英国本土共四千多万人口，与休闲娱乐产业相关的人口就大约有一千万。

为了让这一千万人和全部四千万人有饭吃，为了让贵人和新晋的成功人士们可以有钱有闲，为了工人们下班有空踢足球，世界各地的人们可得好好干活。大洋彼岸的餐桌一声令下，阿根廷人举国放牛，因为没有肉吃就没有中产阶级社会的幸福感。巴西人得按照伦敦交易所的定价出售他们烧毁雨林后种出的咖啡，因为没有咖啡喝就没有西方文明人的生活。俄国的农民杀价出口他们的粮食到英国，因为大不列颠的土地要放荒留给贵人们打猎和散步，同时荒原触发英语诗人们的灵感，这诗般的英伦乡村风景不能被破坏。而印度和中国的苦力就要在孟买和上海的码头上用他们压弯的脊背维持自由贸易。苦力造就的贸易繁荣留下大量殖民建筑。上海外滩上的一排排洋行大楼谈不上有多大的建筑艺术成就，但堆砌的规模足够显示殖民贸易利润的丰厚，足够炫耀英国人以及所有殖民列强多么善于压榨中国人的伟业，足够让苦力的后代到今天还把这些用祖先的苦难奠基的房子奉为自己城市的光荣风景。

法国人同样处于美好的年代。整个世纪，巴黎一大半旧城区被改造，《巴黎圣母院》和《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生活过的中世纪的阴暗狭窄的小巷不复存在，贵族们幽会情人、造反者密谋集会的迷宫般的杂乱街区被拆除，代之以新修的各种新古典式的楼房和宽阔笔直的大街。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巴黎就是这样形成于150年前。至于本来聚居于旧城中的穷鬼，巴黎的市长们并不在乎，统统赶走就行，美丽的巴黎只属于雷诺阿画中衣着光鲜的绅士和他们手挽的明媚少女或者优雅夫人们。那会可没有拆迁安置和补偿的说法，穷人们被迫居于繁华鲜丽的花都巴黎的郊区，他们在这些城乡结合部的生活状况，读者自可想象，或者去读左拉们的现实主义小说以窥一斑。

由于被赶到巴黎郊外的工人们创造的财富巨大，卢浮宫在拿破仑三世治下5年得到的投资就超过之前700年。古老辉煌的宫殿规模大大扩充之后，塞满了法兰西这个世界第二号殖民强盗在各地抢回来的赃物，包括1860年从圆明园抢来的中国文物。对此，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法国人雨果写到：“法兰西帝国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只是雨果这样旧理想主义者的声音在19世纪后期这个社会达尔文的时代没人当回事，弱肉强食天经地义。但是文明的西方人还是要脸的，圆明园的珍宝被宣布为“英法联合考察队在中国所得”，这个说法可真干净啊，真是太要脸了，Shit！

卢浮宫的三大镇馆之宝中，《蒙娜丽莎》是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的画作，《米罗的维纳斯》和《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是希腊古典雕塑。法国人面对这些外国珍宝产生的自豪感实在荒谬。真正可以让法国人自豪的东西在塞纳河的左岸。那儿有拉丁区里挤满没钱大学生的书店和咖啡馆，长久引领世界文化潮流；那儿有穷画家勾搭舞娘的昏暗小酒馆，梵高们在这里从外乡外国来的傻小子巴漂（向今日的北漂致敬！）转而成为未来的大师；那儿有红磨坊露大腿的康康舞，白花花的大腿让舞台下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的英国绅士们瞪直了眼睛。看完表演，英国人往往急不可耐地去门面如先生们一样正经的情人屋点着要个未成年少女或者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于是乎虽然法国的男人征服世界的事业失败了，但法国女人运用身体的艺术征服了世界。对，她们就是雷诺阿画笔下的那些美人们，有兴致去欣赏印象派名作的读者们下次可以从大师的笔触光影中遥想她们迷倒英伦绅士们的曼妙风姿。

当然，法国男人只是没有当成头号强盗而已，法国的发展成就绝不仅仅局限于古龙香水和夏奈尔时装。巴斯德，一个法国鞋匠的儿子，开创了微生物学，发明了狂犬病疫苗，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就巴斯德的社会阶层出身而言，同样的成就在英国德国俄国美国都很难想象。若生在英国，巴斯德连中学都读不了，几乎一定就是个文盲或者半文盲。巴斯德60岁的时候，全英国2600万人里只有25000中学在校男生。德国的情况要好很多，和法国一样有几十万在校中学生，老百姓的孩子们比较容易读书，但他们会早早就读技工学校，工人的孩子仍然当工人。即使到今天，德国的孩子们刚刚十岁的时候就得被考试区分，决定将来读职高当工人还是去读大学当白领。俄国不提，他们在巴斯德39岁的时候才刚刚改革农奴制。而美国是19世纪普及教育最成功的国度，但一个鞋匠儿子读到耶鲁哈佛依然是天方夜谭，而且那时候哈佛耶鲁的水平和巴斯德读的巴黎高师比还是浮云。典型的美国成功者爱迪生，一生只读了3个月小学，他实验白炽灯灯丝上千次就是因为读书太少只会经验摸索。

巴黎也不是只有卢浮宫、咖啡馆和情人屋。为了纪念大革命100周年和作为巴黎世博会的标志建筑，工业革命最著名的历史纪念碑埃菲尔铁塔于1889年建成。埃菲尔铁塔高达300米，比146米的埃及胡夫金字塔高了一倍。胡夫金字塔是农业文明集中有限剩余的劳力和资源的最佳体现，传统说法是十万人花了三十年才修好，诞生于工业文明的埃菲尔铁塔竟然只用了250个工人两年的功夫即大功告成。但是对于这个空前伟大的奇观，文化人联名抗议说：“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追求什么了，该想象一下这个奇怪可笑的铁塔了。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工厂烟囱，耸立在巴黎的上空。这个庞然大物将会掩盖巴黎圣母院、残疾人宫、凯旋门等著名的建筑物。这根由钢铁铆接起来的丑陋的柱子将会给这座有着数百年气息的古城投下令人厌恶的影子”。无视抗议的埃菲尔制作了5329张机械制图来描述将会用到的18038块不同的部件，他手下的工人们冬天每天工作8小时，夏天13小时，把这些预先造好的部件一一组装，并打孔使用铆钉上百万个。最终精确无误的设计制造打败了诗人们的比喻讽刺，工艺学校毕业的工科男战胜了巴黎高师等校毕业的文科生，展现工业化威力的渴望压倒了回望中世纪和巴洛克的思古悠情，工业复合体的扩张打败了所有的小资幻梦，埃菲尔铁塔立即和卢浮宫、凯旋门并列而为巴黎的象征。

除了英法，整个西方也都一样是乐观的。世界的今天让绅士淑女们满意，他们认为明天一定会更好。社会是和谐安定的、经济是稳定发展的、政治是温和改良的，文艺是欣欣向荣的，科技是不断进步的。美国人在西进。牛仔们去阳光灿烂的加州淘金，老板们在德州的原野上挖石油，芝加哥在办博览会，纽约竖起自由女神像，几千万移民怀着美国梦乘船从她身边经过。新移民差不多只能先打苦工再说，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也不过是给摩根们打工的。摩根们则和洛克菲勒、卡内基、杜邦们一起分享美利坚这个越来越大的超级蛋糕。在新兴的德国，奔驰车西门子电器也已面世。但严谨的德国人主要在大卖劣质山寨货，排挤质量好工艺佳的英国货法国货，一个便宜三个爱啊。另外他们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谁都瞧不起了，20世纪的历史将会告诉他们世界上最聪明也最愚蠢的民族到底是谁。蓝色的多瑙河边，维也纳也在和巴黎一样大规模地进行旧城改造。首演过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们的绝世佳作的传奇音乐厅被拆毁，代之以一栋栋毫无品味的工业建筑或者现代写字楼。维也纳市民的抗议毫无作用，开发商东西古今一直都是那么牛的。虽然如此，但大家还是很享受这富足安定的年代。这是电话、电影、白炽灯、飞机被发明的时代，这是绅士们安逸阅读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的时代。几十年后回顾这样的乐观情绪时，一位19世纪的维也纳80后写到：

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的。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会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可与主流情绪对立的是，不少人认为世界并不那么稳定，社会并不如表面那么和谐。就比如上面这段话里说的奥地利皇帝吧，他的皇后茜茜公主和美国的总统麦金莱、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样死于这个太平盛世里忽然流行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刺杀，他们的长子则和自己的情人双双自杀。同样是在维也纳，一位精神科医生整理了自己的病历，说别看女士们先生们一个个彬彬有礼，理性稳重，其实他们做的想的说的大都是无意识的，还说这社会人人都有心理问题，这个人叫弗洛伊德。在文艺圈，有个西班牙的80后用自己的作品让保守人士们气急败坏，并觉得西方在礼崩乐坏，这个人叫毕加索。在瑞士，几个年轻人喜欢晚餐后讨论科学和哲学，其中一个26岁的小公务员于1905年让物理学发生了革命，他叫爱因斯坦。在人人勤奋规矩的德国，有个24岁就当上大学教授的老孩子说你们这些信奉奴隶道德的小资小市民不要装逼了，你们的上帝死了，恩，这个人叫尼采。还有个富豪家的长子，他家的工厂和生意开了几国，亲戚当官当到部长，他自己是帅哥一枚，在巴黎度过了许多风花雪月，打猎跳舞品酒交际样样精通。他喜欢1848年的波尔多玛歌红酒，喜欢自己做龙虾沙拉、威尔士烤羊肉、柏林小甜面包来招待来自欧洲各地的朋友。不仅精于花花公子的生活艺术，他还曾经是个英勇作战的军官，读书无数下笔有神投稿惊动评论的万事通。总之，他是位完美的男人，人生的赢家，可他对西方的未来并不看好，预言：“对于普鲁士和德国来说，现在除了世界大战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八百万到一千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期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事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得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地上而无人收拾！”

在他预言之后二十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人的幸福的19世纪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