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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伊在2022年大学刚毕业时来到深圳工作,“想多交一些朋友”便和邹镇豪有了沟通。小伊认为,在社交媒体上邹镇豪当时表现得“挺友好、挺真诚、挺正常的”。他提出请小伊吃日料,最后人均消费100元。 在饭局中邹镇豪开始吹嘘自己经常买劳力士,并即将去UCL读博。饭局结束后小伊想离开,邹镇豪说“这顿饭是我请的,所以你必须要和我喝酒”。“当时20岁出头的自己可能有讨好型人格”,加上小伊觉得自己酒量非常好不会喝多,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酒吧里,邹镇豪为了拖延时间开始闲聊,“精英面具”开始瓦解。他称自己有很多大牌T恤,但从来不洗,2025年邹镇豪被捕时所穿的T恤,和小伊在2022年截取的他头像里穿的是同一件。 2022年小伊截取的邹镇豪头像,和3年后审讯时穿的是同一件交谈间隙小伊上了个洗手间,回来后喝了两口酒就开始觉得头晕,“我本人当时是比较包子的性格,也不敢去说。”但邹镇豪趁机对她进行了性骚扰。她立即判断这是被下药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如果我再不求救,等我彻底晕了就完了。”她开始大喊,寻求周围人的帮助。服务生应声而来,邹镇豪立即生气地站起来向服务员解释“只是想问她冷不冷”,并迅速离开酒吧。 几小时后,小伊逐渐清醒并回家尽快做了身体检查。她曾想过报警,并保留了当时所穿的衣服作为证据长达一个月,“但因为担心被问为什么要去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男人喝酒类似的问题,我放弃了。”她也想去找邹镇豪对峙,但发现已被拉黑,她把对方微信头像保存后,想通过伦敦的朋友找到邹镇豪,但最终因为其他现实原因也放弃了。 事件发生后,小伊“感觉到非常的恶心,那时候有点怨恨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当时会上钩?当时我会怪自己是不是太笨,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一点点不对就立马走。”几年后,她已经不再如此责备自己。 直到她发现邹镇豪出现新闻里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曾面对的是连环强奸犯,“新闻出来把我吓到了,才真正开始有点ptsd(应激创伤)”。她想要发视频曝光邹镇豪的恶行,尽管朋友担心劝阻她会因此受到伤害,她还是发了。 视频发出后,出现了恶意攻击的声音,有人辱骂小伊是“老女人”,“为了一顿饭和强奸犯吃饭”,还有人说她不应该用社交软件等。她曾经想和这些声音对抗,但最后只能采取不理睬的策略,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她也收到了很多善意,很多女性网友关心她的状况,最终她成功报警,成为了24名站出来的女性之一。后续也有其他女性找到她询问流程并成功报警,但默契的是,她们都没有谈彼此的受害经历。 英国警方为邹镇豪案设立专门的报警网页,并提供中英文版本和可供24小时拨打的性侵受害者公益组织电话,以提供情绪疏解与支持。此外如果受害者想匿名报案,可联系独立机构。当翻译李莉看到小兰报警失败的报道后,发帖称可以为受害者免费翻译,帖子所收到的反馈超乎她的预期。她收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评论,另外一种则是恶意。 李莉看到的关于邹镇豪的头条新闻,标题为:“我当时觉得自己无法站出来”有网友称这些女孩都是“自找的”,或“又没真的让她们少条命”。还有人问她“怎么不帮邹镇豪做免费翻译?”她觉得最离谱的是,有人评论说已经看过犯罪影像了,并试图在评论区卖和事件不相关的色情片。但李莉通过和英国警方的沟通可以肯定是,警察已经很好地保护了受害者的隐私。她火速删掉了这类评论,但遭到了对方的恶意举报。 李莉觉得很生气,“为什么2025年了还有人这样想,为什么事情严重到这种地步了还能说风凉话,为什么还要质疑我去帮受害人做免费翻译?” 为了保护隐私,李莉和受害者主要通过邮件沟通。她会明确和对方表示,自己是用业余时间来翻译,同时会给到她们大概的完成时间。事件中的女性们把经历用中文写好发给李莉,李莉翻译完成后会抄送给警方和受害者,“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全程看到警察的回复和我们的对话。” 在翻译的过程中,李莉会尽量还原受害者的遣词造句,让她们在和警察沟通中也能表达出“复杂的沉重的”情绪。她还注意到很多女性在个人经历陈述里会尽量回避强奸、性侵类似的字眼,“这可能是受害者的一种防御机制”,不愿去过多回忆这些伤痛。还有的受害者在报警过程中因为唤起创伤无法继续,她告诉对方:“没关系,那就不做了,停下来就好了。” 翻译时,她的情绪也会受影响,这时候她会选择暂停离开去干些别的事情,“调整一下自己”。 密集翻译的过程持续了一个月,陆续有媒体联系到她希望采访到受害者,她有很多疑虑:“报道可以帮到受害者吗?可以保护受采访者的隐私吗?能不能帮助读者日后辨别潜在的危险?” “最后使我帮助连线记者和受害者的关键,是因为一位受害者向我抛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国内的媒体报道这件事?” 女孩对她说:“这个事情应该得到媒体的报道,而且应该要被记住” 。“她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生,这种在困境中战斗的心态很鼓舞我,甚至在和她对话、帮助翻译证据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力量。” 邹镇豪案的判决结果出来那天,她觉得罪犯终于得到了审判。但后来她看到了媒体报道发现,受害者觉得惩罚的时间还不够。除了邹镇豪受到应有的处罚外,没什么能真正安慰到当事人。 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如果你真的去跟受害者说(他后续可能会被增加刑期),万一二十多年后他被放出来了怎么办?我们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不能给人家一些虚假的承诺。” 她发现当事女性们创伤的恢复还需要很久,李莉便决定不再去打扰她们,“任何关于这个事件的信息,有一个人在冷不丁不设防的情况下告诉她,可能都对她正常的生活是一种侵入。” 这段经历后李莉也有很多感触。“我们之前用了很多花哨的学术语言去解释女性主义,但后来发现真正的科普工作只能靠直白的语言进行,告诉人们性行为要获得双方的同意,甚至可能其中一方之前同意了九十九次,第一百次不同意,这也是不可以的。” 法庭上,邹镇豪方曾做无罪辩护,称对性同意概念“无知”,承认与昏迷女性发生关系是性幻想,并试图将行为合理化为“双方自愿的角色扮演”。判决结果出炉后,受害者和社会公众对此案过程和结果有很多疑惑。“一条”就有效证据的定义,邹镇豪的刑期及回国后的法律问题,采访了英国中伦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侯琳,和中国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 一条:您能讲下本案中什么证据是有效证据吗? 侯琳:任何跟案件相关的证据都可以被采纳,包括证人证词,案发时当事人穿的衣物,药品和案发的视频等。
一条:随着新的受害人举证,邹镇豪是否会被增加刑期或余生都在监狱度过? 侯琳:英国已经废除了死刑,英国一般特别严重的强奸刑期最多在13-19年,邹镇豪被判处的是life sentence终身监禁,24年是可以被判的最高刑期了。如果后续他被进一步起诉或服刑期间表现不佳,可能会被延长刑期。 目前英国历史上刑期最长的两个强奸案例,都是上诉法庭最低服刑年数从30年增加到40年,但未判处“a whole life order”(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a whole life order”通常保留给特别严重的刑事案件,比如多项谋杀,连环谋杀等。就算他再次被定罪,被判“a whole life order”的可能性会相对小些。 一条:此案发生在中英两地,假设邹镇豪在英国刑满释放回国后,可能还会被处罚吗? 郑晶晶:“中国方面的司法是可以追究的,如果在海外已经服刑,量刑时会考虑此前判决和执行的情况,可以免除或相应减轻刑罚。” 英国警方回复小伊,受害者有权获得终身匿名保护,并保证“个人信息将被妥善保密。”尽管判决已下,但本案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还在继续。一位受害者小A曾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对谈中失声痛哭,“她不停地说自己感到内疚、后悔:当时如果我站出来,就可能不会有五十多个受害者了。”受害者小D则称,自己在第二年出现了精神疾病躯体化症状,具体表现为头晕头疼,喘不过气。受害者小C在控方律师提交的个人陈述中提到,案发后,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精神状态一度崩溃。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女性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小兰相信“邹镇豪一定会接受法律的制裁,任何一位新增受害人的举报都会增加他的刑期。”因此她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更多的潜在或知情的受害者站出来。 她想对受害者讲的是:“希望更多受害者向英国警方报案,庭审都可以通过远程参加,不用飞到英国,就算需要坐飞机过去,英国警方也可以报销全部开销,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 小伊也鼓励受害女性报案,她说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会被泄露,“女孩子们不用担心,一个人悄悄把这个案报了,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真的。”她也想告诉那些受害女性,“不要把邹镇豪的过错揽到自己身上,不是你们的错,要比坏人活得更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