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父母，认知是建构在一个吃饱穿暖、有好工作的基础之上。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更多孩子可能是在想：我怎么活着才有意义？如果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天天刷题，他可能觉得毫无意义，所以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就崩溃了。”
在当下社会，似乎存在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一方面，父母们前所未有地追求亲子之间的“尊重”和“平等”，科学育儿的理念成为主流，大家都在努力摒弃祖辈不合理的教养方式；但在另一方面，由亲子冲突酿成的悲剧却频频上演，不断刺痛我们的神经。
当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父母的认知看似在不断升级时，为何我们悉心呵护的孩子，其心理与情感世界却变得愈发脆弱？在“爱”与“教育”之间，究竟哪里出现了致命的错位？
作为一个母亲，作家梁鸿也观察到，“生病”的孩子越来越多了。那不是来自身体的疼痛，而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创伤。于是在过去三年，她将目光投向了许多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写成了《要有光》一书。
《要有光》
作者：梁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25-9
也许每一个饱经家庭伤痛的东亚孩子，都能从中看到熟悉的、习焉不察的语言或行为暴力。尤其是那些在崩溃边缘的争吵，模式是那么熟悉，利刃般的恶言一遍遍循环，却没有人知道从哪里能够一刀切断。
梁鸿最初关注到这个议题，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在慢慢长大，她也在同步经历着育儿过程中的迷茫和痛苦。
但当她环视周遭，发现并不只是一两个孩子的问题。根据《2022-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抑郁症患者中在校学生占比高达50%，18 岁以下人群占 30%。第一次面临孩子发病的家长，大多病急乱投医，他们苦恼于孩子的阴晴不定，只能辗转各地求医，或者到处听课和买课，不确定哪个心理咨询师有奇招。
一个巨大的疑问在梁鸿内心萌芽。在她的童年时代，就连上学都很艰难，读书是她唯一的出路。但现在念书的条件如此之好，孩子们怎么就连学都不愿意上了？
念书成为一些孩子的负担。（图/《年少日记》）
这也让她想起当年写“梁庄三部曲”时，遇见过的那些孩子：有些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留守在老家，有些孩子跟着妈妈漂泊在异乡。这些孩子都慢慢长大了，他们过得还好吗？
梁鸿想听听孩子们的故事。当她网上发出征集后，雅雅是第一个呼应她的孩子。雅雅曾是众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打小成绩优异，但在升上高中后，因为成绩下滑而变得极度焦虑，情绪低落，不时会大哭大叫，还有伤害自己的行为，最后躲在家中不愿意见任何人。
雅雅的父母对此都束手无策。一开始，雅雅的母亲反应非常情绪化和灾难化，“我大哭，她比我哭得还厉害。我沮丧，她比我更沮丧，她脸上生无可恋的绝望神情让我更加绝望。”——雅雅告诉梁鸿。
父亲的表现则是爆发式的，有一次甚至跪在地上向雅雅磕头，叫喊着：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
看起来，一路走来的雅雅吃了很多苦，很多时候只能自救。但让梁鸿惊叹的是，雅雅一直是非常敞开的状态，愿意亲自剖析自己和家庭的关系。雅雅觉得，如果她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或许会有一点意义，因为能给他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就是人生除了做题，还可以有别的。
一些女孩的童年，充满原生家庭阴影。（图/《女孩》）
雅雅还带梁鸿进入了一个未曾接触过的世界——“阿叔补习班”。这是一个曾在某中部城市十分出名、以“收留差生并承诺学生考上高中和大学”为口号的补习班，阿叔本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十多年来，阿叔招收了几百名学生，梁鸿也在他的补习班上看到了众多家庭样本。尽管每个病态的家庭是千差万别的，但梁鸿还是能从中看到某种普遍的“致病因子”。
中国家庭，到底缺失的是什么？她要去寻找这些东西。她想知道，是什么困住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置身于无尽的漩涡之中。
最初，梁鸿给这本书起名为《别吹灭那光》。这来源于雅雅2023年10月11日所写的日记。那一天是她的生日，她给自己的祝福是——“雅雅，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
梁鸿很喜欢“别吹灭那光”这句话，但她又能深切感受到一个孩子卑微的祈求，觉得太心痛了，干脆改成《要有光》，更敞亮也更坚决。
以下，是新周刊与梁鸿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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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病灶
《新周刊》：在书中，你对比了“滨海市”、“丹县”三个不同地方的青少年问题，你觉得它们的社会根源和表现形式有何不同？
梁鸿 ：像“京城”这样的大城市，可能在家长高度控制、高度推动的情况下，孩子们会有情绪问题的爆发；在“滨海”这种中等城市，可能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补习班里，大家有一个群体战争，家长和孩子在认知上有巨大的差异，虽然他们会供养孩子，但是在骨子里是有某种冷漠的；而在“丹县”，可能更多是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难以形成，因为很多留守孩子都是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长大，亲密关系是缺失的，他们有内在的创伤。
所以我特意分成三个部分来写，是因为我察觉到虽然他们同样是抑郁焦虑、休学厌学，但他们背后的根源是不一样的。
《新周刊》：家庭往往是青少年抑郁的病灶，也是药方。在青少年陷入抑郁的家庭，通常存在哪些典型的互动模式？ 梁鸿 ：我觉得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雅雅生病之后，妈妈说“我也病了，我比你病得还严重”。在雅雅的成长过程之中，妈妈一直是个弱者的形象，这也造成了雅雅在生活中诚惶诚恐。在京城里，吴用的妈妈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不断推动孩子报补习班、参加竞赛班，她以为自己是非常爱孩子的，安排得严丝合缝。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会非常自信，认为我对孩子是1000%的好，但是孩子有没有感受到爱呢？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那种——比如冷漠、冷嘲热讽，但是如果一定要抽象出一个词，就是对孩子的“不理解”，很少或者从来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对自己的行为高度认同，很少去反思。
习焉不察的语言暴力。（图/《年少日记》）
《新周刊》：“病耻感”是阻碍很多家庭寻求帮助的重要原因。你对此有哪些观察？抑郁的学生是否遭遇污名化？ 梁鸿 ：是的，中国社会对“精神病”这三个字有非常大的病耻感。那天在“滨海”市的时候，精神科医生张殊就讲道，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个精神病人，大家都会绕着走，认为这个家是很可怕的。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假如孩子因为抑郁焦虑，待在家里不上学，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捂得严严实实，不让别人知道。我觉得这也是病耻感的一个巨大表征，这就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无法对话、父母和社会之间无法对话，甚至不敢去找医生，每个人都把自己压抑到极致。
情绪疾病实际上就像感冒一样，但是因为有的小孩可能有躯体反应，比如说胳膊颤抖、反应迟钝等，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面，我们对此是恐惧的。这导致我们从来不想真正去求医，甚至连朋友都没法说。
反而是一些孩子挺落落大方的，像雅雅、敏敏、吴用，他们在学校里都不会隐藏自己，反而说“我在吃药”。实际上，我觉得下一代是有新的认知的。
《新周刊》：书中是否触及到代际创伤的传递？父母自身在成长中未被疗愈的伤痕，如何无意识地复制到下一代身上？
梁鸿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失。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母亲去世很早，我就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把我的爱更多地给到孩子，我觉得一定得让我孩子享受到母爱。但是把加倍的爱给孩子，也许会成为孩子的负担，这也是一种创伤的传递，其实孩子会意识到你的焦虑、你的紧张、你无所不在的眼光。再比如说像敏敏，她观察到姥姥打姥爷，会意识到好像妈妈也在传递这种暴力。这种性格的问题一定会有传递性，因为亲密关系太近。要打破这种循环的关键，在于每个人要有自我反思，你不能无意识去往下传递。
典型家庭训话。（图/《狗十三》）
《新周刊》：在书中，母亲的发言比父亲要多得多。“父亲”的角色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当代父亲们普遍面临着怎样的失语？ 梁鸿 ：可能每个父亲也不一样，但对于孩子生病，大部分父亲还是选择一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他们可能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真的生病了，有的人可能反应迟钝，因为他并不真的关注孩子的情绪。我原来写到一半，突然发现好像父亲太少了，但在我的采访对象的叙述里和生活里，父亲确实很少陪伴，确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父亲是缺席的。现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偏见，认为都是母亲在那瞎胡闹，都是母亲的错，是因为母亲唠叨、因为母亲过于控制孩子、因为母亲怎么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后面有个缺席的父亲，如果父亲也在，母子之间是不是就不会被绑得那么紧？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8 05: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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