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新药不断出现、门诊不断增设、体系不断健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医学的进步，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开始认真对待“睡眠权”——那份被长期忽视，但足以影响生命质量的基本权利。
凌晨两点，林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躺在床上。从早上六点睁开眼到现在，已经连续工作了近二十个小时。身体很累，他知道自己该睡了。
但闭上眼，睡意并没有出现。脑海里翻动着图纸、合同、工期节点，一项接着一项，像还在白天的工地上。
他僵直地躺在床上。房间里的黑慢慢褪去，先是墙角亮了一点，随后是窗帘的边缘。街道上开始有声音——一辆车经过，又一辆。轮胎碾过地面的声响被放大，清晰得像贴在耳边。他闭着眼，却已经知道，天快亮了。
这是林墨工作的第二年。作为同期入职员工中最早被提拔的一位，他把大部分时间交给了工作——作为建筑行业项目经理的他，清晨和工人一起到工地，白天对接各方，晚上整理资料到深夜。每周七天，作息几乎固定在“朝六晚二”。
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不是累，而是失眠，越累越睡不着。
失眠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夜间易醒或清晨提早醒来，继而伴随疲倦、注意力难以集中和情绪紊乱等日间功能损害[1]。
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志力指出：“健康知识缺乏、不良生活方式、社会竞争加剧、工作压力陡增、人口老龄化等，导致我国睡眠障碍的发生率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近半数（48.5%）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且困扰率随年龄增长逐渐攀升。
一项回顾了五十多项流行病学研究的综述指出，普通人群中有失眠症状的比例高达30%－48%；当失眠症的诊断标准进一步要求伴有明显的日间功能损害时，失眠症的患病率为9%－15%[1]。
“需要积极医疗干预的睡眠障碍者约占（总人口的）10%，即我国约有1.5亿人应当就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也是北京大学睡眠研究中心主任韩芳指出，“但实际上，诊断率、治疗率均不足1%。”
1.5亿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散落在漫长夜晚里的“林墨”。他们身份各异、年龄不同，却在不同的房间里，看着相似的天亮。
“啪”的一声，新买的手机脱手而飞，砸在了商场地板上，屏幕碎裂。林墨站在原地，愣了一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一周，鼠标、杯子、手机，一个恍神，就从手里突然掉了下去。身体的变化一点点凸显。记忆力下降，情绪变得易怒，整个人就像一个炸药桶，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点燃，心率也常常莫名加快。心内科检查结果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医生给出的诊断是长期高压和睡眠不足导致的“心脏神经官能症”，并留下一句让人心有余悸的嘱咐：“你自己注意，这个要么好起来，要么就这么过去了。”工作节奏无法放慢，林墨决定先解决失眠问题。他成为了医院的常客，靠处方安眠药换取几个小时的休息，但药物带来的“宿醉感”比失眠本身更难以接受。“吃了药感觉就像昏过去了，”他说，“第二天闹钟都叫不醒，身体可能还带着那个药效，醒来后感觉自己就是在跟药物做对抗。”身体会变得很不舒服——头晕，恶心，脑子发胀，舌头发木，说过的话转眼就忘。为了不影响工作，后来他逐渐不再吃那种药，开始研究其他方式。失眠药物带来的“宿醉感”比失眠本身更让人难以接受。（视觉中国/图）周松白的失眠开始得更早。大学一年级，她就意识到自己“睡不好”。“我们家很多人都睡不好。”她说，“姑姑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奶奶也睡不好。”毕业后，她进入财经媒体，负责撰写隔夜美股市场新闻。凌晨四点美股收盘，工作结束后，大脑却迟迟停不下来，“又困又兴奋，脑子里全是对话”。为了入睡，她尝试过酸枣仁、中药、西药、针灸、保健品、精油贴，甚至心理咨询。最难熬的时候，她甚至会在半夜起床做饭、打扫、给猫梳毛、清洗猫的食盆，用体力劳动来消耗掉脑中奔腾的思绪。去医院就诊时，医生也给她开过安眠药。“（吃了药）感觉字在屏幕上跳，还有小人在天上飞。”她给朋友发消息描述自己看到“奇幻场景”，对方回她：“你是不是出事了？”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吃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孙伟在门诊中见过不少类似情况：“（吃了药）第二天疲乏、腿软走路不稳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是导致了睡眠中的行为问题，有患者在第二天收到快递，一查是自己昨天晚上睡着以后下的订单。”更严重的是耐药问题，“比如开始吃一片挺好，后来就没有效果了，不得不加量。这个星期刚收的一个患者就是来治疗他对安眠药耐药和成瘾的问题”。失眠带来的影响，远不只夜晚的清醒。研究显示，失眠症会增加躯体疾病（如高血压、心力衰竭、冠心病和脑卒中等）和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的患病风险，也往往共病其他睡眠障碍，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如增加工作失误、工伤、交通事故和死亡等[1]。尽管如此，韩芳主任指出，许多患者往往是在症状加重、生活和工作功能明显受损之后，才真正去医院寻求帮助。“我（之前）不知道有睡眠门诊。”林墨如是说，“它的位置也很不起眼。”因为失眠和一系列身体不适而频繁到访医院的那些年，他熟悉各个科室所在的楼层，但却从未见到过“睡眠门诊”。直到一次挂号检查甲状腺，除了常见的结节外，并无异常，医生建议他去耳鼻喉科。换了科室，做了喉镜检查和睡眠监测之后，耳鼻喉科医生建议他转诊到睡眠门诊，他才发现原来在医院一个偏僻的拐角，还有这样一个与“睡眠”相关的科室。科室的名称标识并不显眼，而是“藏”在几个科室之间，如果不是专程来找，很难发现它的存在。这是林墨第一次知道睡眠门诊，也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找对了地方。在不少医院，早上八点，心内科、内分泌科、消化科门诊已经排起长队。睡眠门诊的走廊却还很安静，椅子空着。直到接近中午，才有人慢慢走过来，看起来并不急，像是习惯把失眠问题拖到最后解决。睡眠门诊，顾名思义，是治疗睡眠障碍的门诊。睡眠障碍概括起来分为“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三大类，囊括了九十多种睡眠疾病。“为什么‘东求西看’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越来越重？”韩芳主任说，“原因一方面就是过去医疗资源比较稀缺，很多地市都没有设置相应的（睡眠）门诊，包括一些医生可能也没有类似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个临床睡眠医学博士，韩芳主任所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也是全国睡眠疑难病诊疗的核心阵地，但不少患者辗转找到他之前，往往已在多家医院的各科室之间兜转多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门诊。（陈圆圆/摄）除了医疗资源的原因外，对于睡眠门诊的认知误区，也是患者就诊的阻力之一。从2015年开始工作起，许芸的睡眠质量就开始逐步下滑，入睡困难，常常到凌晨两三点还未能入睡。去年年底生娃之后，她的失眠进一步加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第二天早上五六点才能睡着。在这十年的失眠中，许芸曾借助白噪音、褪黑素、睡眠仪等方式与失眠进行对抗。在家附近的三甲医院开设了睡眠门诊后，她也曾特意了解过这个新兴热门科室，但并不认为睡眠门诊可以解决她的失眠问题。她表示自己“心思比较重，容易想很多”，也坦承自己“习惯晚上复盘一天的事情，复盘到情绪失控”。但她一直很困惑：“失眠到底是像感冒发烧一样的生理病，还是我性格和习惯导致的心理问题？这个没想清楚，我就觉得去看医生，他可能也帮不到我。”此外，对于吃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以及依赖性的担忧，也让她难以说服自己去就诊。对此，孙伟主任表示，迟迟没有就诊的患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他们对于失眠有两个相反的认知：一方面是轻视失眠的危害，认为失眠不是病，“这不就是不睡觉，那算啥病”；另一方面是觉得失眠“没得治”。他强调：“我们现在有很多治疗失眠的办法，比如认知行为疗法、创新药物等等。”事实上，失眠治疗理念的转变，在国际上早已悄然发生。传统安眠药多作用在苯二氮䓬受体上，增加镇静作用。在欧美和日本，临床对失眠的理解逐渐从“镇静大脑”转向“调节觉醒系统”。研究发现，失眠患者常常陷入一种“过度觉醒”的状态：大脑持续兴奋，思虑多，身体紧绷，连细微声响都能听得非常清晰。考虑到长期使用传统镇静催眠药物可能带来耐受性、依赖性及次日残余效应，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是否可以在“不强行压制意识”的情况下，帮助患者自然入睡？在此背景下，食欲素（Orexin，一种下丘脑神经肽）的过度激活被发现与失眠患者的“过度觉醒”有关。这一关键线索，源于对另一类睡眠障碍的研究。1998年，斯坦福大学Emmanuel Mignot教授团队在发作性睡病（也称嗜睡症）研究中揭示，食欲素及其受体信号通路对大脑的“睡眠/觉醒”状态具有极为关键的调控作用；部分患者因缺乏产生食欲素的神经元而导致不正常的嗜睡[2]。该发现同时为嗜睡症与失眠症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循着这个思路，相关科研探索不断向前推进。2007年，瑞士药企Idorsia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在大鼠、狗和人类中，嗜睡是由基因突变或神经细胞死亡导致食欲素功能受限引起的，因此对食欲素OX（1）和OX（2）受体进行药物阻断所诱发的睡眠增多可以改善失眠[3]。双食欲素受体拮抗剂的概念由此进入睡眠医学专家的视野，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1-9 04: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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