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当教师工资从“延迟几天”变成“等通知”，再到彻底无望，一所曾被寄予厚望的民办学校，开始显露出失控的裂缝。教师欠薪、社保断缴，家长接连追问资金去向——北京一土致知学校的危机，已不仅是一次偶发的现金流断裂，而是资本热潮之下，理想教育、合作办学与制度风险长期叠加后的一次集中暴露。林禹欣真正意识到不对劲是在2025年10月份。她是北京一土致知学校的一名老师，这是一所12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林禹欣至少经历过3次延迟发放薪资的情况，包括9月份，不过每次都在3到5天之内将薪水补齐。她原本觉得只是“小插曲”。
但10月，她等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收到工资，追问人力，对方说“等通知”。学校的另一名老师肖媛媛说，在教职工的催促下，10月份学校开了三次会，大致意思就是经营有困难，薪资发不出，但承诺积极解决问题。林禹欣对这一说法并不满意，她认为学校沟通不够透明，态度也不诚恳，“开了几次会，都没有明确解释问题出在哪里。”
老师们更多的信息反而来自同事间的道听途说的“拼图”和网络上迅速发酵的“暴雷”消息。一土致知学校2024年由李一诺、申华章夫妇创办的北京一土学校（下称“一土”）和朝阳区百年致知双语学校（下称“致知”）两所民办学校合并而成。老师们听说，这两所学校出现了纠纷，但具体的内容并不清楚。到了2025年11月，情况变得更加严重。11月上旬，不同年级家长先后被召集到一土致知学校总校长申华章的家中开会，家长李安铭也在其中，他对本刊回忆，那些天，申华章家里从客厅到门口站满了家长，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解释：学校资金去哪了？学生还能正常上课吗？
申华章回答说，进出难抵导致现金流困难。家长们有些疑虑——北京一土致知学校约有500名学生，根据北京一土致知学校的招生简章，一土学部小学学段费用18.8万一年，初中学段19.8万一年，都是按照学年预缴费。李安铭说，2025年上半年，家长们交过一笔学费。这意味着，即使按照最低收费标准，账上至少有9400万。
但申华章否认了这个数据。他拿着手机，有零有整地念给大家，称从进项上看，学费收入只有6000多万：学校针对老生、二胎、三胎家庭，学费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提前交费有“早鸟价”，还有家长曾借钱给学校，这部分款项也可以被用来抵扣学费。另外，一土原本能有1000万左右的投资进账，但投资人出了一些问题，导致款项无法及时到位。而在出项上，申华章称，一土承担了显著一部分原来致知学校的历史负债，并且双方中间还有些纠纷。后来，李一诺公开发文称，致知的不合理操作是公司现金流短缺的最大原因。
申华章给家长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短期找有能力、有意愿的家长筹集一部分“过桥钱”，先付上老师的工资，长期再找外部有兴趣的教育集团作为新的投资方入股。等到了11月末，眼看着社保即将断缴，肖媛媛说，教职工又开始新一轮找人力、校长助理以及申华章本人追问，要么就是“等消息”“帮你反馈”，要么就是已读不回。12月1日在老师们联合发了一封“公开信”后，学校承诺12月3日发放10月份工资的50%，最终也未能实现。
9天后发生的事情更让肖媛媛无法接受。12月10日，一直与一土合作的供餐公司发布消息，称学校从2025年2月至11月，累计欠款餐费200多万元，将停止对学校供餐。肖媛媛称，这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哪怕拖欠工资到12月，她想的都是和学校共渡难关——老师们被欠薪也在保障正常的教学活动，甚至小学部每个月一次外出，幼儿园每周两到三次外出，学校不能负担孩子外出的费用，老师们也自己垫钱交过路费、停车费和门票，校车费则由校车公司先行垫付，“但给孩子断口粮这件事真的太让人气愤了，再大的热情都会被消耗。”
一土致知学校坐落于北京朝阳区东北五环外顺白路上，四周围绕着多家艺术园区。学校内分南楼、北楼，各四层。这是一土自2016年成立以来搬迁的第5个主要校区。家长纪慧敏2017年将孩子送到一土，待了七年，从K班（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的过渡年级）上到六年级，直到去年才离开。
纪慧敏的孩子原本在国际幼儿园上学，但孩子一直很难融入学校。例如，孩子中午入睡很困难，但是这点并不能在幼儿园得到老师的理解，总是要求她和其他孩子一样，到时间就要睡觉，还总是要勉强自己做一些合群的事，幼儿园上得很“痛苦”。纪慧敏当时已经考察了一波学校。当时她决定先去一土上K班，“先试试看，实在不行再回去。”
纪慧敏是被李一诺以及她倡导的“内心充盈”“个性化培养”的教育理念吸引来的。在创办一土之前，李一诺已经有了不小的社会知名度，她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麦肯锡。2014年，李一诺与其丈夫申华章创建公众号，发文以真实剖析和个人成长为主，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这些年共累计百万粉丝，她还曾当选“全球青年领袖”。
在李一诺对外的叙述里，她是在给孩子找学校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办学校的想法。2016年，李一诺接受了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举家搬回北京。李一诺称，她意识到当时的教育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境：国际学校在中国把孩子当作外国人教养，公立学校深陷应试的泥潭，所谓全人教育的精英学校等等，背后其实都是残酷的竞争和淘汰的逻辑，
当年4月1日，李一诺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宣布要建一土，培养“内心充盈”的孩子，学习知识，掌握方法，“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李一诺声称自己想要的做的是中国版的个性化教育的学校，学习借鉴国际的教育创新，并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她说“一土”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好的教育应该是土壤，另一个则是希望它是一所“土”学校，接地气，接社区。李一诺本人光鲜的教育履历使得这篇推文迅速获得很大关注，发表当天就获得了将近20万的阅读量，收到了800多封邮件，陆续有了160多个家庭和100多位教师的申请。
纪慧敏记得2017年带着孩子进入K班时，学校一共才有五、六十人，2024年她给孩子转学时，学校里已经有三、四百名学生。纪慧敏称，学校的家长大多来自金融、互联网、高科技以及法律行业，其中高管居多，在她孩子的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家长都是清北毕业。“大家也不是无脑追随，或者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纪慧敏说，还是在孩子教育上看到了实际效果，才会选择坚持下来。
最让纪慧敏满意的是一土的师资，“这些老师才是留住家长和孩子最关键的因素。”纪慧敏称，一土的老师既有从国际学校跳槽来的，也有出身于公立学校，她接触到的老师，教育经验大多都是10年起步，孩子能在教学环境里感受到尊重，他们认为老师在教学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直接主张自己的观点，甚至去校长那里投诉。课堂上的规则都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由孩子们自己协商制定，没有犯规则错误，就都可以被允许。
程涛也带着孩子在一土读了6年时间，如果说最初是被李一诺的理念吸引而来，在反复波折中，她则是为了老师才选择留下。“现在以孩子为中心，以老师为中心的口号，可能不太新鲜了，但是2016年一土办学时，这些口号还是很吸引人的，有很多体制内的老师辞职，从外地来到北京，抱着一腔热血想做激发孩子潜力的教育。”程涛说，老师盯孩子的学业也很仔细，一个数学老师带两个班，一个班20个孩子，可以很好的关注到孩子，而且老师不必对接行政事务，只需要专注教学，校区是断断续续的，但老师是延续的。
肖媛媛也有在其他学校工作的经验，但在一土，孩子可以和老师打闹，直接称呼老师的名字，他们也愿意对老师打开自己，说自己的心里话，和老师一起哭一起笑。肖媛媛说，在教学方面，学校给予了老师很大的自主空间，每学期课程框架和素养目标是固定的，但是老师可以自由拓展实践教学目标的方式，无论是传统教学，还是通过学科项目，甚至玩游戏，角色扮演的方式上课，都没有太多限制。很多学校对老师唯分数和成绩作为考核标准，一土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却很多元，并不死板。薪资待遇也比肖媛媛以往工作学校要好一些，“对我个人来说，整体水平要比之前高10%左右。”
但出事后，仔细回想孩子在一土学习的7年，纪慧敏最深的记忆是跟着一土多处辗转，频繁更换校区，“那时候总觉得‘有今天没明天’，学校老在‘走钢丝’”。
2016年9月，一土最早是通过和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合作，带着31个孩子和6名老师在3间总面积120平方米的教室里办学上课，开设小学课程。北京华让律师事务所教育法专委会主任杨捷告诉本刊，目前，民办学校主要有三种办学运营模式，一是独立办学，即单独的出资方独立申请办学资质独立举办学校；二是委托办学，即有办学资质的一方委托有办学运营能力的一方运营管理学校，双方达成托管合作协议；三是合作办学，至少一方获取办学资质的前提下，两方或多方出资方合作举办学校。其中，独立办学的资源要求高，独立投入成本大，需独立承担办学运营风险，发展速度受自有资源限制，难以扩张规模化发展。合作办学资源互补，提升整体办学能力，有利于规模化发展，风险共担，分散办学运营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校出于控制成本，规模化发展的考虑，选择合作办学。一土也是采用的正是这种通过租借场地、与有资质的学校开展合作。但办学一年后，八十中校方就收回了三间教室。一土又将校舍搬到将台路一处废弃的锅炉房。纪慧敏称，2017年，她带孩子进入一土时，一土学校临时搬到朝阳公园附近过渡，一开始连桌椅都没有。后来一土将台校区刚建好，但因环境指数还未达标，孩子们先去了望京的一处儿童活动中心，“混了”约两个月，大约到期末才正式入驻，“孩子去的第一个学期就跟着学校搬了三次家。”
一土在将台校区也只停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纪慧敏记得，2018年底，有学生感染诺如病毒，家长将学校投诉，随后教委、卫生、疾控等多个监管部门关注，一土没有办学资质的事情被注意到，要求学校在学期结束之前去往更合规的办学场所。这之后的2019年年初，一土宣布与北京新加坡国际学校（BISS）开展战略合作。该校作为老牌国际学校，拥有小、初、高全学段的办学资质。
曾在一土参与管理工作的赵兴阳对本刊说，合作模式是BISS提供办学场地和资质，一土搬入BISS所在的安贞校区，一年租金400万元，负责学校运营管理和替BISS偿还债务。也正是在搬入安贞校区后，2019年4月，一土成立幼儿园部。同年8月，北京一土中学创校。但只一年，一土与BISS因合作模式分歧陷入纠纷，2020年5月，BISS宣布结束协议。赵兴阳称，与BISS合作期间，一土替BISS偿还债务的费用支出较大，最终法院认定的债务约为四千万元。
赵兴阳说，与致知合作以来，致知的缺口也不小。根据本刊获取到的一土与致知合作协议，显示根据双方协议约定，为获取举办公司股权，一土方需承担致知方4200万元的债务，应照致知方指定的方式在共管日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前述债务承担。运营学校期间，目标学校新产生的债务由一土方承担，如发生办学经费不足情况，由一土方负责补足。据《财新》报道，协议中，一土方还将其持有的超过50%的股权质押给致知方。若一土方未能完成约定的业绩目标，则其质押的股权将归致知方所有；若业绩达标，一土方的质押股权将分期解除质押。
北京一土和北京致知学校宣布合并（图源：学校公众号）云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李春光对本刊分析称，一土方以自身品牌、教育理念和运营团队为资本，一直寻求与拥有“壳资源”如办学资质、校舍场地的学校合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合作办学符合学校快速进入市场的需求——教育品牌为了抓住市场窗口期，希望绕过漫长的自建流程，通过合作快速落地；部分拥有资质和场地的学校可能因运营不善、生源不足而陷入困境，希望通过引入新品牌和团队盘活资产。
李一诺开启教育创业的时刻，“创新教育”“个性化教育”正在成为海内外教育界乃至资本市场的热词。就在“一土”创立的前一年，谷歌前高管马克斯·温迪拉（Max Ventilla）创办的个性化创新学校Alt School刚刚斩获1亿美元的融资。李一诺曾形容当年的Alt School“火遍硅谷，如日中天”。而在国内，也是资本进入民办教育学校发展的“火热期”。根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共有民办普通小学5975所，比上年增加116所；民办初中5085所，比上年增加209所；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本刊指出，2010年至2021年，随着经济发展，不少教育集团和校外培训机构纷纷运作上市，吸引大量资本力量进入到民办教育领域。
不过，李春光提到，合作办学的风险也很明显。合作办学能快速实现合法办学和市场扩张。但轻资产运营模式导致教育实机构运营方对“壳资源”的深度依赖。此类合作往往基于短期的利益互补，如一方要资质和场地、一方要品牌、生源或现金流等，但对彼此的历史债务、管理文化、财务真实状况缺乏充分尽职调查和长期的风险隔离安排。另外，权责利约定极易模糊和失衡，如共同承担历史债务、现金流抵押等条款。若缺乏严格的财务共管、信息披露和决策监督机制，极易在运营中引发争议，成为矛盾的“爆点”。直到2021年，一土成立约5年后，在来广营校区稳定下来才取得了小学办学资质。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1-9 07: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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