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再有第二个侯孝贤，也不会再有第二个朱天文｜专访朱天文

源济

不会再有第二个侯孝贤，也不会再有第二个朱天文｜专访朱天文

原创 朱人奉 新周刊

2026年1月15日 18:21

2026年，朱天文70岁了，再过两年便是她的第六个本命年。她正在完成侯孝贤退休后留下来的未完成作《寻找河神》。面对电影的危机，她希望自己能够尽到写作者与电影工作者的责任：“就算以后电影会像恐龙那样灭绝，我们也努力做一条恐龙，把电影拍出来。哪怕放到博物馆里，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恐龙长什么样子。”

作者 | 朱人奉

编辑 | 谭山山

“看过侯孝贤电影的，举手看看。”

 

讲座进行一个多小时后，进入观众提问环节，画家陈丹青突然问道。当晚，有一场以侯孝贤电影为主题的分享会，主办方理想国请到侯孝贤的编剧朱天文、作家舒国治与陈丹青，还有两三百名读者——他们来自天南地北，相聚在广州北边的阿那亚。

 

大约有80%的读者举了手，陈丹青似乎感到满意了些。在这之前，他对自己此刻谈论侯孝贤的意义充满了怀疑。

 

“我不确定，在座的年轻人是我们三个能够沟通的吗？你们会不会觉得烦？侯孝贤这样的导演不会再有第二个了，他来自一个半现代化的社会，他的童年跟我、阿城这些大陆知青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没打过架、没有一天不看见打架。这种经验，跟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沟通吗？”

左起：舒国治、陈丹青、朱天文、贾行家（主持人）。

陈丹青转过头问朱天文：“对岸的90后和00后，还看不看侯孝贤？”

 

朱天文回答，近些年，有几部侯孝贤的电影经过4K数位调光后重新上映，比如《风柜来的人》《千禧曼波》《悲情城市》。包括侯孝贤监制的《少年吔，安啦》，主要观众其实都是年轻人。

 

“所以，好像还是有人看——还是有人看吧”，朱天文停顿片刻，又添了一个不完全肯定的语气词，“嗬”。

第二天，朱天文上午接受我的专访，谈至中午；下午继续参加陈鲁豫主持的讲座，依然讲侯孝贤。

朱天文、陈鲁豫在榕树下的分享会。

这两天的讲座都在同一个地方举行：一个下沉式的长方形剧场。旁边有一条小河，从后山的九龙湖流下来，一路向北，在港头古村附近注入流溪河，融入珠江水系。剧场里坐满了读者，左边是12棵榕树，右边是13棵榕树，讲台上用大字写着讲座的主题——第一天是“最好的侯孝贤”，第二天是“一生只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大概叫“最好的时光”，一面是侯孝贤，一面是朱天文，还有很多人会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其中。

 

采访结束后，我的思绪仍然经常回到这25棵榕树包围的剧场，它很像侯孝贤和杨德昌电影里的场景——《童年往事》的乡愁，《一一》的生死，都发生在一棵棵榕树之下。中国南方的城市几乎处处都可以被称为“榕城”，在台湾各地，榕树更是不可或缺的人文风景和城市路标。

 

树木与土地，就是这个故事的起源。

人的植物性

 

1947年，侯孝贤出生在广东梅县（今梅州市区），客家人，一岁时随父亲来到高雄凤山。传说，客家人流离、迁徙到哪里，就会在那里种上榕树。家家户户，巷头巷尾，他们的信仰中心——伯公庙，必定会有一棵老榕树，乡人干脆称之为“伯公树”。凤山的城隍庙前就有这么一棵大榕树，少年侯孝贤常常在这棵树下打弹珠、赌钱、打架。遇到每年一次的戏剧比赛，他就整天泡在舞台下面，看歌仔戏、布袋戏和皮影戏轮番上演。

 

时间回溯到日据时代，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戏梦人生”也从榕树下开始。回忆的镜头会从茂盛、浓绿的大榕树树枝上摇下来，鞭炮炸响后，轰起一阵硫磺味的白烟，李天禄徐徐念出布袋戏的口白：“一日离家百日深，相思孤雁宿山林。虽然此地风景好，思念家乡一片心。”

电影《童年往事》，少年们在榕树下度过的夏天。黑甜的甘蔗，红心的芭乐，都是那时的味道。

比侯孝贤晚5年，吴念真出生在新北市九份的一个矿工家庭。矿坑口的生活由塌方、死别、疾病和缺衣少食的日常组成，满是忧患的日子里，偶有一个阳光普照的午后，吴念真和弟弟坐在屋外的大榕树下，听祖父讲过去的事情。他一辈子都记得那时祖父抽烟的样子，以及烟斗的颜色，弟弟坐在地上的树荫里，“短裤滑到肚脐下，汗水和泥尘在他额头和腿上纵横的痕迹”。仿佛是榕树的根系长在了记忆里，永远清晰。

再晚几年，詹宏志成为“悲情城市”基隆的一名婴孩，6岁时移居南投中兴新村。若干年后，他发现自己这一代人成长的城市和乡镇，要么再也找不到昔日的故厝、校舍、古庙或庙前的老榕树；要么完全被遗忘了。就像他后来回到中兴新村参加姨丈的葬礼，那里的巷道仿佛没有变过，“同样的二楼公寓，同样的红砖围墙，同样的矮树篱笆，连巷口的榕树都还有着相同的弯腰姿势”，只是人都流散了。

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同一年，朱天文在凤山出生，她的胞衣就埋在菜园里。不久后，朱家搬到凤山的黄埔新村，朱天心也来到世上开始唱她的“击壤歌”。父亲朱西甯在故居前的芒果树下，“孩子们的游戏之处”，把天心的胞衣埋入地里。之后，因外省人身份而被质疑时，朱天心便忍不住反问：“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胞衣在哪里，我至少知道我的（胞衣）就在那棵树下，你怎么能说我和这个地方没有连结呢？”

 

轮到朱家的第三代谢海盟，很小的时候，他便以城市里的植物来记忆台北：大湖村“南木板桥过去第三棵大榕树的黑狗家”，泰顺街“市场口的榕树下的杂货店前拴一只金刚鹦鹉”，而这座城市的秋天藏在几条秘密巷道里，“有橙色的槭叶于金风中抖动着”。

成功大学，朱天文、朱天心在榕树下追忆父母的往事。

作家阿城曾对朱天文说，她的老师胡兰成有一种很强的植物性，因为他在哪里都能扎根生长，就像阿城下放云南时见过的热带雨林植物，“见点阳光缝隙就往上蹿”。我想，不光是胡兰成，这群一起拍电影、写小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植物性。

给侯孝贤当编剧后，朱天文发现，导演在拍片现场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等待。等天⽓，等光影，等状态，一直在等，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那种等法，让我觉得除非把自己变成像一棵植物，一只最低代谢活动的爬虫类，否则简直难以挨度。”

 

所以，朱天文后来几乎不去侯孝贤的片场。可当她回到家里开始写作，她也会变成一株植物，长在书桌前，完全进入心流状态，像修行一样。书桌上垫着一面玻璃，窗外的浩浩苍穹会投影到玻璃上，晴天时云朵像悬空的白色城堡，台风天时云海大片大片地赶过，朱天文的稿纸就铺在这片风云变幻的天空之上。

朱天文在窗前写作。（图/纪录片《我记得》）

 “我属猴，

齐天大圣孙悟空跟我是一宗”

 

朱天文和朱天心在同一个书房长大，从小读着同样的书、认识差不多的人，却走上了几乎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在这个严肃的文学家庭里，只有朱天文全身心投入流行文化的创作之中。

 

她看起来温婉沉静，有一张天真纯净的脸，气质与斗士朱天心、混混侯孝贤都不同，像《红楼梦》里的人物。阿城说，朱天文永远是“柔弱、专注、好奇、羞涩、敏锐、质朴的集合体”，永远有一种能够听别人说完话的“静气”。胡兰成有一次评价《击壤歌》，“天心像一阵大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动”。

 

在内心里，朱天文也许是最反叛的一个。她生肖属猴，跟家里其他人都不一样——父亲属虎、母亲属猪、朱天心属狗、唐诺属鸡、朱天衣属鼠、仙枝（作家林慧娥，胡兰成的另一位弟子，《三三集刊》的发起人之一）属蛇、谢海盟属虎。朱天文说：“我属猴，我更大，大闹天宫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跟我是一宗。”虽是玩笑语，但其中未尝没有她长久以来的一种自我期许。

朱家姐妹和舅舅。

 

她大学毕业时，就几乎决定了不婚。毕业游园会结束后，她写下一段决绝的誓言：“如果女孩儿必得出嫁，我就嫁给今天这阳光里的风日，再无反顾。”英姿飒爽，一如刺客聂隐娘，或者她的小说《伊甸不再》里的主角素兰，“一点瞳仁含怒带笑，短裙细腰，生手生脚好像野芒叶会割人见血”。

 

朱天文开始了她的“叛逃”。她要叛逃张爱玲，不让张爱玲成为笼罩在头上的乌云；她还要叛逃胡兰成，老师推崇汉代扬雄的士大夫理念，“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她却越来越希望像爸爸一样以小说为志业；她当然也要叛逃婚姻，那是她的五指山和紧箍咒。

 

在朱天心与唐诺的订婚宴上，也许有人问到了朱天文的婚事，她便写了一段唱词，自比为那位向雪山而去的净饭王太子，拿锅铲打走了文殊菩萨的文喜禅师；还自比为唱“泼残生”的杜丽娘，“只为有大事在身也”。

朱天文近照。

为此，她也不打算要孩子。外甥谢海盟出生后，朱天文对妹妹说，“你的（孩子）等于也是我的”。当时朱天心笑着说：“那还要看你先生同不同意呢。”朱天文不管这个，她益发感到那件“大事”不够时间去做：“人生太短了，太短了。如果，生孩子是许多人可以做得的，我做一些许多人做不得的吧。”

这件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许可以称之为“煮海”，一种内在的自我革命。年轻的时候，她发誓要“背了锅子去淡水海边煮海水，煮它个水涸石烂”；后来她给侯孝贤的访谈集做校订，给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煮海时光”。

“煮海”的说法出自元杂剧：张羽与龙女结为夫妻，龙王不同意，将女儿囚禁在海底龙宫。张生遂在海边支起一个铁锅，要一锅一锅地煮干海水，救出妻子。后有仙人施法，让锅中水温每升高一度，海水温度也随即升高一度。大海很快沸腾起来，龙王不得不释放女儿，让他们团圆归去。朱天文形容，侯孝贤拍电影如同张生煮海，“一口锅子一把火，他认为自己也可以把大海煮干”。

《煮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封面，理想国出版。

 

更早时，胡兰成常常跟朱天文说起这一典故。他为此作了一首诗聊以自况：“学书学剑意不平，未知成败只今身，尽输风雅与时辈，独爱求妻煮海人。”在朱天文看来，胡兰成当时无所不读，痴迷于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诸般杂学，也和煮海人一般。

 

父母则是文学大海的煮海人。朱家姐妹发现，她们在40岁以后才坚定地把文学当成一生最庄重的志业，而父母早在20岁的年纪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在朱西甯写给未来妻子刘慕沙的第一封信里，他郑重其事地谈论文学的永恒和浩瀚，他和刘慕沙互相期许：“面对着这样子庄重尊严的事业，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态度怎么能不庄重不严肃呢？”

朱西甯与刘慕沙。

朱天文回忆，朱家的生活条件不算宽裕，父母一人写小说，一人译书，“用一张张稿纸”把一头家糊了起来。而且父母好客，当时家里如同台北的文学客厅，文学大师和文艺青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父亲每天只有晚上9点以后有一点时间写稿，周六写上一整夜，如此天长地久，默默地在书桌前完成“小说的转折和自我革命”。

 

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朱天文和朱天心完成一部关于父亲朱西甯和母亲刘慕沙的纪录片《愿未央》，朱家姐妹回到江苏老家，与族亲讲起父母的生活遭际和文学往事。她们选了一首赞美诗献给父母亲：

 

“不愿作早晨的雾，不愿作晚上的霞，

不愿作那流荡的星，不愿作那夏天的花，

愿作一粒种子，深埋在土下，

生根发芽结果，遍布海角天涯。”

 

恰似《约翰福音》里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朱家三姐妹在外公家（电影《冬冬的假期》拍摄地）回忆旧时光。

源济

 “最好的时光”

 

另一件其他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是给侯孝贤当编剧。

 

阿城对此有过一个论断：“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在片场的阴影里，发着小小的柔和的光，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

 

这是后来的总结陈词，在最初的阶段，朱天文和侯孝贤都不知道，他们的合作会给台湾电影带来怎样的新面貌。

 

朱天文跟侯孝贤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小毕的故事》。原作是她1982年为《联合报》副刊“爱的故事”征文比赛写的短篇小说，侯孝贤和陈坤厚读到后，当即联系她，希望购买电影改编权。是年朱天文26岁，正面临人生最大的转折。她大学时代创办的《三三集刊》，随着一众文学青年大学毕业、各奔东西，就此宣告结束。1980年冬天，朱天文送仙枝回宜兰，两人在火车站话别时，“平地陡然刮起一阵大风，仿佛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次年夏天，胡兰成逝世。

胡兰成、朱天文、朱天心在京都。

我想起了他们的第一面和最后一面。

 

第一面是父亲朱西甯领着她去的。胡兰成将一个日本包袱送给朱天文，说这是唯二的礼物，另一份送给了某显官。这惹得朱天文极不愉快，胡兰成后来将这次见面形容为梁武帝与达摩的初次见面，两人都“不识”对方为何人。

 

最后一面是在东京成田机场：“我跟仙枝天心在出境口向兰师鞠躬后，一阶一阶走下出境大厅，回首望去，站在阶梯口一袭长袍的兰师真是高山仰止，笑笑跟我们摇摇手再见，那是我最后看到的兰师。”

 

朱天文曾经跟唐诺说，她希望写一部不要“盛极而衰”的小说，像《水浒传》《战争与和平》那样线性地走向终局，她希望小说能够呈现这样一种星空，“当棋子下在正确的位置时，每一颗看起来都闪闪发光”（吴清源语）。如果朱天文和师友们的故事是一部小说，1982年就是棋子下在正确位置的时刻。胡兰成生前留给她的一句话开始应验：“学问要靠仙缘。还有一个时字，纵然用功，学问却像花朵的要踏正了时辰才忽然的开放。”

朱天心、朱天文与胡兰成在火车上。

从1982年开始，朱天文作为侯孝贤的主要编剧，在之后40多年里合作过18部电影。她在九龙湖的榕树下回忆这段漫长的旅程，从中撷取了一个瞬间。1984年，朱天文与侯孝贤在明星咖啡馆的三楼讨论《冬冬的假期》剧本时，杨德昌在旁边拍下了一张照片：

 

“当时我是28岁，侯导是37岁。我们相对而坐，我背对着镜头，一看就是两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年轻人。我当时还穿了一个洋装，扎着腰带。”仍然像她第一次见侯孝贤时的打扮，为了不露怯，穿成职场女性的模样。

 

朱天文说，这张照片就像是一扇哆啦A梦的任意门，她很想打开它，穿过这条时光隧道，拍拍那两位认真工作的年轻人，告诉他们：

 

“恭喜你们，你们此后将会一起合作18部电影，其中15部是这位年轻导演拍的。你们将会走上电影的表参道，这是一条俗圣并列、热闹非凡的大道。前方是一座高大如神殿一样的殿堂，你们会先跨过殿堂的门槛，再进到二进、三进，来到殿堂里头参拜，最后走到更深深处的堂奥，在这里遇到黑泽明、阿巴斯这样的人物，你们会一起分享辛苦和喜悦，交换彼此做电影一辈子的结晶，这就是你们走到这里的最大的回馈和报偿，恭喜你们，值了。”

朱天文与侯孝贤在明星咖啡馆。（图/杨德昌 摄）

 

1987年的岁末，平地起大风的一年，刚过30岁的朱天文写了几个岁末愿望：“愿三十六岁的时候我仍然美丽，写的书卖钱，电影获得坎城（戛纳）影展大奖，影片全世界放映。而且但愿我至少活到第十个猴年罢！”

 

两年后，《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戏梦人生》拿到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2015年，《刺客聂隐娘》让侯孝贤成为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

 

他们走过的这条表参道，最动人的画面或许不在这些颁奖礼的红毯上，而是在台北矮榕下的街头。比如1985年的冬天，朱天文与侯孝贤、杨德昌、蔡琴讨论完《青梅竹马》的剧本，吃完自助火锅，走到街上：

 

“她（蔡琴）穿着枣红毛线长裙，垫肩大翻领乳白毛外套，沿路看看首饰，进文具店买了两本日记簿。杨德昌为孝贤选爱迪达（阿迪达斯）球鞋，要他把鞋穿旧，以便饰演戏中的阿隆可穿。雨后的空气透清，男人有男人的话题，走在前面，我跟蔡琴走在后面，唯有安心，四人像昔年我在淡水读书时的年轻日子，但我们都三十岁了。只有我是搭公交车的，众皆陪我等车，红砖道上一行蔽荫的绿树，不久前开满了紫花，一扇扇橘黄色站牌隐在树下。”

 

朱天文往后会无数次回忆起这一幕：“有一天，电影也将成为过去的时候，这样一个夜晚不会过去。”这是他们经历过的“最好的时光”。唐诺说，这种美好“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所以我们眷念不已，而是倒过来，是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只能用怀念召唤它，所以它才成为美好无匹”。

1988年，新加坡，小野(左起)、朱天文、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接受电台访问。

努力成为一条恐龙

 

也许并不是巧合，在2025年金马奖的一个座谈会上，李安导演跟观众表示，他现在已经不看新电影了，因为就像是侯孝贤和朱天文的电影《最好的时光》，电影有时候也有一个“最好的时光”被他经历过。

 

采访朱天文时，我顺着这话问她：“陈丹青说不会再有第二个侯孝贤，李安说电影‘最好的时光’已然经历过了，你是否也有同感？电影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唐诗只能出现在唐朝，往后诗歌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不是唐诗。”

 

朱天文表示同意，她说：“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曾经沧海难为水’，有点无法忍受，这些东西离你曾经看过的东西差这么多。”但她依然会去留意新电影，她认为更重要的是，“那些美好的东西存在过，大家还是会去读唐诗”。为了这一点，朱天文认为要尽自己作为写作者和电影工作者的责任，把那些最好的时光留在电影里。

 

“就算以后电影会像恐龙那样灭绝，我们也努力做一条恐龙，把电影拍出来。哪怕放到博物馆里，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恐龙长什么样子。”

《寻找河神》原著由谢海盟撰写，理想国出版。

2026年，朱天文70岁了，再过两年便是她的第六个本命年。她正在完成侯孝贤退休后留下来的未完成作《寻找河神》，等它也成为一条完整的恐龙，她就会全身心地回到小说创作之中。

 

在妹妹朱天心看来，这一刻来得太晚，她一直认为姐姐“废掉太多的时间在电影上”，替她委屈。然而，这也是胡兰成对她们最大的影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以文学为志业，也要时常望着“文学以外远远的事”。

 

我读朱家故事的间隙中读到，作家福克纳也被记者问过“写电影脚本是否伤害你的写作”，他的回答是：

 

“如果一个人是位一流作家，那么什么也不能伤害他的写作；如果一个人并不是位一流作家，那就什么也帮不了他多少忙。如果他不是一流作家，那么这个问题就并不相关，因为他已为了一个游泳池而出卖灵魂。”

侯孝贤与朱天文。

源济

 

朱天文谈侯孝贤：

电影工艺之神，终须一别

新周刊：你现在会看什么电影？

 

朱天文：我现在较多看一些有纪录性质的片子，基本不看剧情片了，除非是非常厉害的。比方说舒淇的《女孩》，她的剧本给我看过，当时我觉得剧本清新，却蛮单薄，怎么拍？我很担心，不大敢去看。

 

看完后，我觉得她拍得非常好。很多人第一次拍电影都会有文青腔，但是舒淇没有，她把自己曾经有的生活经验很坦诚地表达出来，不扭曲，不夸张。有的年轻导演在处理自己小时候的创伤的时候，会很夸张、很激烈，舒淇也没有，她的态度很平实。当我们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如果没有带着一点后来对于世界的理解去重新看待小时候的事情，电影拍出来不会好看的。这一点舒淇做得很好。

 

新周刊：舒淇导得这么好，你觉得她从侯导那里学到了什么吗？

 

朱天文：她获得了一种很好的观看方式。她记得侯导的话，拍电影最重要的是人物要立起来，什么剧情都是其次。“立起来”的意思是，那个人物一站出来，你就会相信他，你就会觉得这个角色很丰富，不需要对白介绍背景，也不需要用因果关系来铺陈人物，你只要抓住他，捕捉他，顺着他。作为演员，舒淇在这方面可能也有特别的感觉。

 

新周刊：《女孩》其实是关于自己的生命经验的。但这种电影似乎越来越少。你在《最好的时光》里也提到，当代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电影人把自己的个人经验藏起来，不去处理它。

 

朱天文：是啊。可是侯导的电影对第六代导演和更年轻的导演，还是会有特别的影响。贾樟柯他们看了侯导电影后，得到很大的启发：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原来我们可以在电影里讲自己的事情。就像我们当年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侯导告诉我们，你不一定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一定要有起承转合。这样就把大家脑子里的某块地方打开了，总会在其中种下一些种子。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种子能够有多少，它们会在什么地方落地生根。但是一个世界的改变，常常不是多数人引起的，而是几颗长在边缘的种子，它们慢慢发芽、生长，一点点吸纳，一点点往前走，还是有可能改变世界。

2015年上映的《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最后一部亲自导演的长片，由阿城、朱天文、谢海盟、侯孝贤、裴铏共同编剧。

新周刊：陈丹青昨晚提到他的观察和感受。他说在大陆的电影里，没有一部能够准确地呈现知青经历的时代，半部都没有。但他1986年看到侯孝贤电影时，就觉得非常亲切，和他小时候的经验一模一样：荒村，小店，火车站，然后有一群傻×青年百无聊赖地晃荡、偷东西、打架。我想，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童年和故乡，原本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什么会变得那么难？

 

朱天文：侯孝贤他们会这么拍电影，是因为台湾在1960年代就已经接受了现代主义，它要求你去挖掘自己的内心，看看你能走到多深处。这个基础一直都在，最早是从白先勇办的《现代文学》开始，然后法国新小说进来了。大家接触到了存在主义和西方文化里的忏悔告解传统，这些思潮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剖析自己，讲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从1960年代开始，文学上已经形成现代主义的土壤，领先电影20年。我们从小就读这些作品，那种看世界的方式已经内化了。到了1980年代，读现代主义文学的年轻人出来了，他们不再拍以前的“三厅电影”（20世纪60、70年代流行的一种爱情片，因主要场景在客厅、咖啡厅、餐厅而得名），也没有学好莱坞，而是先拍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拍完（《小毕的故事》和《冬冬的假期》），侯导又拍了吴念真的故事（《恋恋风尘》），侯导自己的故事则从青少年时代拍起（《风柜来的人》），然后再去拍父母和祖母的事情（《童年往事》）。这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挖掘，一路一路扩散、生长，慢慢地超出自己的经验范围，就到了《悲情城市》。

电影《悲情城市》由侯孝贤导演、朱天文和吴念真编剧，获得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

新周刊：从拍自己的故事到拍历史的故事，你们拍电影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朱天文：我们一直是那么几个人。不像李安，好莱坞每个流程都很专业，他可能会有一大群人帮他做田野、做脚本。但侯导就一个人，像2008年前后做《刺客聂隐娘》的脚本，线索只有《唐传奇》原作1000字里的几个人名和地名，他一个人做了一年，翻遍《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从夹缝里找到了“嘉诚公主”的名字。这完全是一种手工业。

 

2009年，我加入了，又找了外甥谢海盟一起帮忙。一开始是让他打字，打完了就传给剧组。但他记忆力非常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剧本创作，于是就成了编剧之一。后来阿城也有几次参与讨论，贡献了一些想法，所以编剧也加上了阿城的名字。虽然有了好几个人一起做，但依然是手工业。

 

新周刊：侯导原来是那么沉得住气的人。大家的印象中，他是那种从小爱打架的野孩子，有一种江湖气和草莽气。

 

朱天文：有一次，我们的剪辑师廖庆松被媒体问到他怎么看侯导。小廖说，侯导一丝不苟。这让我非常惊讶，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说法。侯导说过，什么都无关紧要，但什么都至关重要。但小廖说，这种随性是侯导伪装出来的。

 

我想，侯导的一丝不苟其实就是工匠技艺。大家很容易把工匠技艺当成技术，其实不是的。比如后期制作，侯导的要求是必须完全达到他认为的“精准”。这种“精准”是我不大能够感觉得到的，但小廖跟了他40年，他能够感觉到那种微妙，差一格、差两格就是不符合侯导的“精准”。

 

侯导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技艺。他的拍片现场不用剧本，因为剧本在讨论的时候已经印在他脑子里了。他永远是“现场见”，他相信现场不会辜负他。如同钓鱼一样，侯导到了现场就知道去哪里钓，但我们能够钓到什么鱼，不知道，现场见。他在现场的处理和判断，已经非常熟练、精准、稳定。这就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一种超越技术之上的熟练，代表了你在创作之前的长久沉思。

我想，这就是电影的工艺之神。

2015年，侯孝贤凭《刺客聂隐娘》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新周刊：现在很多人在讨论AI对电影的影响，这种手工艺是AI无法取代的。

 

朱天文：在AI时代，这种工匠技艺特别重要。侯导是一个必须有实物在手的人。2000年的时候，热钱四处跑，有非常多的网络投资案找侯导。后来弄了一阵子，侯导说不行，我是吃咸、吃盐长大的，吃咸才有力气，这种空来空去没有实物在手的东西，我弄不来。

 

所以，侯导只讲实战。他说过，你只要一直做，一直做，你就会在做的过程中产生一种热情和坚持，这种东西才能打动人。

 

当AI的大潮涌过来，所有人都被席卷而去，不知道会被冲到哪里。但是你还能站在那里，没有被潮浪冲走，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工匠技艺，你做了一辈子的东西，你的定风珠。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你有了这个技艺，才能够在宇宙之间立足，才能够不同于其他所有的万事万物。

 

新周刊：大家都很关心，侯导的近况怎么样？

 

朱天文：从《刺客聂隐娘》到现在，刚好10年。这次来大陆前，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1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收录在将要出版的文集《我与电影的奇遇》（套装书《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的第三册，理想国2026年出品）里。写完之后，我去他家里看他。侯导看到我来了很开心，他的眼睛、他的笑容都充满了情感。

朱天文系列作品《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理想国2026年出品。

那天很神奇，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是我们以前做《刺客聂隐娘》田野工作的时候，为了建立聂隐娘幼儿时期而参考的一本冰岛小说——米兰·昆德拉最喜欢的冰岛作家古博格·伯格森写的《天鹅之翼》，主角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女孩，跟聂隐娘很像。

 

我以为这本书已经没入所有田野资料当中，找不到了，没想到在侯导这里。我问他：“这本书我可以借回去看吗？”他说可以。我告诉他：“我迟点会去广州，到时候会在那边放映你的电影，连放三天。”他也点头笑了，很开心。

侯导妻子侯妈是一个快人快语的人，她说以后没有侯导了，只有侯爸。她不知道这个话让多少人都嚎啕大哭。侯妈说，现在侯孝贤无忧无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吃得也好，这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候。

我说，是这样吗？是吧。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电影的工艺之神，我们也许就护送到这里了。在时间的长河里，侯导先登岸了。但是还有我们这些同袍，侯导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们会继续做完。

左至右：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图/刘振祥 摄）

现在，每天上午9点到12点半，都会有居服员上门陪侯导走路，每天走一个半小时。《海上花》的副导演萧雅全说，侯导曾经给他提过三个建议：

 

第一，如果你要当导演，不要开车，坐公交搭捷运就好。因为如果你开车，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坐大众运输，你才能看得到人，看得到生活，看得到老百姓是怎么过的。

 

第二，你要每天爬山走路，锻炼自己，让自己有体力来拍电影。

 

第三，你要帮助年轻人，尽量做到你能够做到的程度。

 

萧雅全说，这三个他都没有做到。但侯导坚持了一辈子，他还在继续走。

（本文图片由朱天文和理想国提供，选自朱天文即将在 2026 年出版的图书《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全 4 册）、《世纪末的华丽：朱天文短篇小说作品集》（全 5 册）、纪录片《我记得》《愿未央》，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