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性侵害发生在家庭内部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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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侵害发生在家庭内部 | 谷雨

原创 沈后 谷雨实验室

2026年1月19日 19:03

文 | 沈后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去年12月26日，李兰婷和女儿梅子收到了法院对刘某涛的最终判决——因犯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他将被执行8年的有期徒刑。

刘某涛是李兰婷的前夫，也是上海一起家内性侵案中的施害者。两人婚姻存续期间，他曾多次猥亵李兰婷与第一任丈夫的女儿梅子，最早的侵害可以追溯到梅子读小学时。李兰婷早就听女儿说过刘某涛的所作所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主要的应对是将梅子与刘某涛隔离开。直到2023年末，距离梅子的第一次求救已经过了12年，母女俩终于下定决心报警。

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性侵害并不鲜见。根据“女童保护”的数据，多数年份公开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中，家内性侵案例的占比为8.4%～16.7%。

相较于其他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家内性侵案件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持续性，也存在着一系列治理困境。

过去半年，我接触了此类案件的受害者、未参与侵害的家属，以及为他们提供过帮助的律师、社工和研究过此类案件的法学人士，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让家内性侵案件的存在本身以及其中的复杂性被更多人看到。

女儿的求救

梅子第一次向母亲李兰婷透露继父的侵害时，只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她面带恐惧地告诉母亲，刘某涛脱去了她的裤子，接触了她的下体。

那是2011年，李兰婷和刘某涛刚刚结婚。婚前他们同居了两年多，并育有一子。

听到女儿的指控前，李兰婷一直觉得刘某涛“非常绅士”：饭桌上最好的东西，他总是优先留给妻子和孩子；梅子想要零花钱时，他比作为生母的自己更大方；梅子的接送由他全权负责，哪怕时间和他原本的上班时间有冲突，他还会提早一个小时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饭；有段时间，上海发生了中学生将更小的孩子带给男性侵害的事，他特意提醒梅子注意防范……

在当时的李兰婷看来，刘某涛对梅子的照顾不比生父逊色。况且，“凭他的职业”，真的能做出这样的事吗？她对女儿所说半信半疑。

她找朋友商量，朋友提出了另一重顾虑：她和刘某涛结婚后停掉了自己做得还不错的生意，眼下已经没有收入来源。两人共同的儿子才一岁，如果她立刻和刘某涛断绝关系，很难说会不会对孩子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最终，她决定“给他们隔离开”，让女儿去生父那边生活。

这种“隔离”持续了近10年。期间，梅子与刘某涛的接触屈指可数，但他还是找到了两次机会——

第一次是2015年，李兰婷将中考完的梅子接回来小住。她以为自己能保护女儿：“睡觉的时候，我睡外面，让刘某涛睡里面，他一起来我就会知道。”她还劝女儿叫刘某涛爸爸，盘算着“你把他叫得难为情，他就不会对你下手”。结果，没过两天，刘某涛就趁她熟睡进了梅子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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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坚决要报警”，刘某涛抢过她的手机摔在地上，猛踩了几脚。她想出门，又被刘某涛抱住：“体力上面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刘某涛和梅子一起跪下来求她。那个场景她永远忘不掉，“（他们）在哪个位置跪的都记得清清楚楚”。她问女儿为何不报警，女儿说，自己在离异家庭长大，知道夹在父母中间的日子不好过，报警后这个家就散了，她不希望年幼的弟弟也失去完整的家。李兰婷想，女儿一向懂事，这应该是她的真实想法。

几天后，这次争执以刘某涛主动写下承认猥亵过梅子的承诺书、并向梅子当面道歉而告终。

刘某涛写下的承诺书，承认了猥亵事实

第二次是2018年，李兰婷在另一个区做生意，梅子独自回去取衣服。“我想他在上班时间，应该碰不上的。过了几天，女儿到我店里来，我就看她神色不对，女儿说，他又对我做了。”

李兰婷找刘某涛对质，他先是谎称“只是看她衣服上有什么，摸了一下”，被李兰婷追问后，就默认了，重复着“对不起”。李兰婷想，过了这么久，物证也没了，不报警，至少离婚吧。她拟好了离婚协议书，但刘某涛又是一番软硬兼施，最终还是没有离成。

2021年，梅子工作了，她的单位离生父家比较远，如果从母亲家往返，通勤时间至少能缩短四成。李兰婷希望女儿少受点累，“就让她上夜班的时候偶尔回到我这边”。起初梅子有些恐惧，李兰婷给她“打气”：“你也大了，有反抗能力了，还有妈妈在。”而且卧室门换过锁了，只要从里面锁上，外面的人怎么都进不来的。

但悲剧还是重演了。一天早上，李兰婷在做早饭，刘某涛发现梅子的卧室门没锁，再度潜入。

直到2023年末，母女俩终于下定决心报警。导火索是梅子在刘某涛和母亲争吵时帮母亲说话，惹恼了刘某涛，被他按在地上说：“我今天当着你妈的面强奸你又怎样？”这句话使她们再也无法容忍。

隐蔽而持久的侵害

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性侵害并不鲜见。2013年启动的公益项目“女童保护”几乎每年对公开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截至目前，提及家内性侵案例数量的年度报告有9份，除了2024年，其余年份此类案例的占比均在8.4%～16.7%。某数据新闻平台研究了2019年的213份表明施害者与受害者关系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判决文书，双方为亲属关系的占比24%。

这些案例中，受害者有女有男、覆盖各年龄段，施害者包括生父、继父、养父、（外）祖父等直系亲属和叔伯舅、堂表兄、姑父、姨夫、姐夫等旁系亲属，还有个别女性家人作为共犯。

以“亲属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为主题发表过期刊论文的湖南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李振宇认为，此类案件与其他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相比，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更大的犯罪黑数（实际发生但未被官方统计记录在案的犯罪数量）。多位家内性侵的受害者家属以及服务过此类受害者的律师和社工也向我表达过相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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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宇在论文中说明了此类犯罪的三个死角，即时空死角、受害者心理死角和监控死角。

时空死角是指相较于家庭外部，家庭内部人数少且固定，熟悉彼此的生活轨迹，施害者可以轻松绕过其他家庭成员。一位被生父性侵的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告诉我，她外出取东西、卖货、上课，都是当时还是其丈夫的施害者选择过的时机，有次，他前脚送妻子进牙医诊所，后脚就将车开到稍远的地方，在车里对女儿施害。其他案例中，有人在妻子打工期间支走儿子性侵女儿，还有一对兄弟轮流去隔壁性侵表妹，留下的那个负责陪着同处一间卧室的表弟玩，以免他发现自己的亲姐姐被害。

受害者心理死角是指此类犯罪的受害者大多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对危险难以正确认知，基于血肉亲情和生活关系更易放松对施害者的警惕。上述被生父性侵的受害者在被母亲带去报警前，似乎并不觉得父亲的行为是不正常的，好几次和母亲提起时，语气都稀松平常，原本的开心氛围也没有被打断。

几年前，一位接手过十余个家内性侵个案的社工向我剖析过，这样的孩子最初就被灌输“这是XX爱你的方式”，这种概念不停地强化，他们的内心根本“生不出那些不舒服”。可能直到在学校正式接受了性教育，他们才会有所动摇，即便如此，来自家庭和学校的两种概念相互角力，后者未必能立刻占据上风。

监控死角是指公众难以用“有罪推定”思想去看待亲属关系，因而疏于对家内性侵的监管。一位受害者母亲展示了她和幼儿园老师的聊天记录，报警的4个月前，她曾请老师帮忙教育女儿不要和父亲过于亲密。那几个月，她常常看到女儿趴在父亲身上，“手老是摸他下身，嘴巴老是亲他嘴巴”，而后者从未拒绝。老师答应了她，但认为父亲“可能只是觉得女儿还是小孩子”“应该也只是喜欢这种和孩子在一起玩的感觉”。报警后，她告诉老师女儿被父亲猥亵，老师的第一反应仍是“亲生的爸爸应该不会吧”。

与家内性侵的隐蔽性相伴的，是它的持续性。李振宇的论文分析了2016～2021年的86份家内性侵案件的判决文书，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施害者仅实施了1次犯罪，持续6个月以上的占到33.7%，一些案件的持续时间长达8～9年，次数多达四十余次。

李振宇论文《亲属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分析、治理困境和多维对策》中的统计

被贻误的报警

要不要报警，对很多家内性侵的受害者和未参与侵害的家属而言，都是艰难的决策。

耻感是性侵受害者或家属隐忍不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家内性侵案件中，需要克服的耻感多了一重——家人之间的性侵害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伦理禁忌，这不仅会加重“受害者会不会名声受损”的顾虑，也会引出“整个家庭会不会名声受损”的顾虑。

施害者被抓后其他家庭成员可能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纠结点。比如：不少施害者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受害者或家属会想，失去Ta后，我们家的生活会不会陷入窘境？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儿童被主要监护人性侵，他们会想，除了Ta，是不是没人能照顾我了？还有人会想，孩子如果有了一个罪犯家长，前途怎么办？梅子劝母亲放弃报警时就说过：“弟弟想当兵、当警察。假如他（刘某涛）坐牢，会影响弟弟的工作。”

即便受害者或家属倾向于报警，家内性侵的施害者也能更便利地拦截。2015年李兰婷第一次提出报警后，刘某涛的一系列行为就是鲜明的例证。李兰婷告诉我，当时女儿搬出弟弟来阻止她报警，她从未怀疑过其中是否有隐情，直到2024年她才从警方那里了解到，女儿是受到刘某涛的恐吓才跪下来求她的，刘某涛说，如果报警，就会把她们母女都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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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家内性侵的受害者错过了追责的时限。

41岁的徐丽和李兰婷在网络上因为相似的经历产生联结，并发展出了深刻的友谊。徐丽自述7～9岁被寄养在大姨家期间，在家、屋后的麦垛、村里的废弃砖房等地，多次被读中师和初中的两个表哥性侵。

徐丽上小学前，她的父母就离婚了，她和小3岁的亲弟弟徐生都被判给了母亲。母亲想外出打工，也想交新男友，觉得带着孩子不方便，他们就被托付给了几乎没见过面的大姨。母亲来探望时，徐丽常常哭诉“他们都欺负我”，求母亲带她离开，但从未如愿。后来，弟弟被母亲带走，她依然留在大姨家。

徐生告诉我，他和姐姐都住在大姨家时，母亲抓到过表哥们的现行。但她只是告诫他们：“不要再这样欺负妹妹了。”

徐丽9岁那年，徐生跟着母亲回大姨家小住，村里的小朋友找到他，说“你老表在强奸你姐”。他跑到那个废弃砖房，看到小表哥在把风，他试着往里闯，一进去就被推了出来。里面的大表哥发现异常，提起裤子跑了，小表哥也随之离去。有其他孩子围上来后，他们又返回，将徐生猛踢一顿，恐吓道，如果告密就完蛋了。

徐生被吓住了，他确实没有主动告诉大人，是在场的其他孩子把事情传开了。“他们到处说，刚好碰到我妈在跟邻居聊天。当着（其他）大人的面，她下不了台了，就问他们为什么胡说。他们说，她弟亲眼看到了。我妈就把我喊过来，问我是不是看到了，我说是的。”徐丽说，村里的风言风语太厉害了，母亲和大姨家“再装聋作哑都装不了了”，她就被带走了。

大一时，徐丽第一次正式向家人提出了报警的想法。她用学校的公共电话打给母亲：“你能不能支持我报警？以后过了追诉期，再也报不了了，我这辈子怎么办？”一般情况下，强奸罪的追诉时效最长可达20年，按最后一次犯罪行为终了在她9岁那年算，她还有机会追究施害者的刑事责任。

结果电话那头的母亲说：“人家结婚了，有小孩子了，夫妻两个都是老师，日子过得好好的，你这是在害人家。”

2023年，她终于将报警的想法付诸实践。当时她的精神状况急剧恶化，暴瘦到路都走不动，去精神科开药，一次半片加到一次十几片，痛苦依然没有减轻。她不想“一辈子被这些药物控制住”，下定决心拨通了报警电话。

但当时的她已经快38岁了。除非报请最高检核准，或者有同样被这两个人性侵、但时间更晚的受害者站出来，否则已经来不及了。去年6月，她收到了写着“已过追诉时效”的《不予立案通知书》。

李振宇介绍，《民法典》第191条规定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将起算点延长至受害者年满18周岁之日。

“这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立法的重大进步，”他在论文中写道，“但以年满18周岁作为单一诉讼时效起算点仍未将施害者系监护人等亲属的情形考虑在内。”他认为，很多受害者18岁时刚刚进入大学，虽然不在家里生活，但仍需要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他们更可能“在参加工作、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才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国民法典》中，此类情况虽然以“损害最后确定之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但时效期间为20年。《德国民法典》则将“因违反性自决而发生之请求权”的时效起算点定为21岁，时效开始时如果双方“以家庭共同关系生活”，关系终止前，“时效亦停止进行”。

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这意味着，受害者在21岁前，无论刑事上能否追诉，都能通过民事诉讼追责，让施害者支付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

我国首例刑事追诉失败后民事胜诉的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在2023年尘埃落定。原告小冉在1997～2004年期间被父母的好友岳某金多次猥亵，2017年小冉报警，2019年检方认为猥亵儿童罪的追诉时效已过，未对岳某金提起公诉。2020年，小冉提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民事诉讼，最终，法院判决岳某金赔偿小冉各种损失共计30余万元，并向小冉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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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害者的代价

因为时效问题决定不予立案前，警方对徐丽的指控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侦查。徐生是唯一愿意帮她作证的人。

他在姐姐报警近两个月后才得知此事，那段时间，徐丽开始在网络上讲述自己的遭遇，有亲戚将视频截图发给了他。

徐生说，自己目睹姐姐被性侵时还没上小学，三四年后就淡忘了。他和同母异父的弟弟又在大姨家寄住了好几年，母亲整日教导他们要回馈大姨家的恩情，因此他一度很不理解姐姐与母亲、大姨家的对抗，甚至跟着母亲骂姐姐白眼狼。看了姐姐的视频，他淡忘多年的记忆变得清晰，最先确认的，就是在废弃砖房的那段。

他懊悔不已，当即决定帮姐姐作证。不久，老家的警察到他和姐姐的现辖区找他们录口供，徐丽进了询问室后，在走廊等待的他被母亲狂打电话，让他不要“插这手”，他没有听从。

这种来自家庭内部的干预，在此类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是很常见的——

李振宇的论文中援引的一份判决显示，一个贵州女孩被伯父性侵，其父亲以“害怕祖母知道此事后过于激动、气绝而亡”为由，向警方申请撤销案件；

《凤凰周刊》报道过一起广东的案件，男孩7～14岁期间被叔叔多次猥亵，成年后决定报警，叔叔被取保候审时，祖父和姑姑上门谈判，祖父称，如果他打赢官司，自己“会把你们爸爸的物业全部都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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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某检察院向《法治日报》披露过一起案件，女孩在父母离婚后随祖母生活，11岁那年，她多次被父亲性侵，在德育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报了警，父亲被逮捕后，祖母屡屡要求她亲笔写下谅解书，并要求见检察长、办案检察官，“想通过孩子博得同情，为儿子开脱”……

李兰婷也有过相似的体验。2024年1月她陪同梅子报警后，刘某涛一方曾以财产作为筹码，希望她声明此前的承诺书是他“为了哄我开心才写下来的”，里面的内容“都是没有的事”，被李兰婷毫不犹豫地拒绝。

起初，此案以强制猥亵罪被移送检察院。梅子告诉李兰婷，她最难忘记的是儿时遭受的侵害，如果只有强制猥亵罪、没有猥亵儿童罪，她“放不下”。当时的法援律师认为，梅子14岁前的遭遇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于是李兰婷决定自己钻研，她努力搜索法条和判例，在网络上咨询了无数律师，找到了能支持女儿追究儿时侵害的规定。

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最终的起诉书写道，刘某涛在2010～2012年、2015年8月16日、2018年11月中旬和2021年3月某日多次对继女梅子实施“蹭、摸下体”“从背后抱住并拉其坐在腿上，用生殖器顶其下体”等行为，认定了刘某涛猥亵儿童的犯罪事实。

2024年11月28日，此案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梅子主动出庭。李兰婷在法院门前面对媒体的镜头说，前一晚她和女儿彻夜未眠，她担心女儿出庭时承受不住，但女儿坚称“我要对我的前半生有个交代”。

检方提供了5位证人的证言。李兰婷介绍，除了她自己，还有她的3位朋友和梅子的一位同学，她的朋友曾在协调她和刘某涛的关系时见证了刘某涛承认对梅子的罪行，而梅子的同学保留着几年前梅子和其谈论自己被继父猥亵的记录。庭上，刘某涛否认了全部指控。

在一些家内性侵案件中，施害者的特殊身份会成为从重处罚的因素。

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其中第25条规定，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包括监护、教育、看护、医疗等）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的，应当从重处罚。

《意见一》在2023年6月1日被废止。同日，《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规定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强奸未成年女性的，应当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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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地区已经直接将亲属关系纳入量刑情节，比如，上海市高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规定，利用亲属关系强奸的，增加基准刑的 20％以下。

2021年，我国《刑法》增设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14～16岁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会被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位代理过多起家内性侵的律师介绍，这是对此年龄段未成年女性的特别保护，防止家庭成员等特殊职责人员扭曲她们的三观，利用身份优势诱骗她们发生性关系。“如果不是自愿，必然会对应更重的罪名，如果是自愿，也会给这些孩子一个法律的兜底。”

去年8月11日，虹口法院对刘某涛侵害梅子一案作出判决，刘某涛犯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随后刘某涛选择上诉，12月26日案件二审开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母亲们

梅子对李兰婷说过，过去她一直觉得母亲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小家。李兰婷的感受是，女儿看到她努力学法、推动刘某涛猥亵儿童的事实被认定后，对她有所改观，更愿意信任她了。

最明显的一点是，女儿敢于向她提要求了。梅子提出，自己想找更专业的律师，还想接受心理咨询，但律师费和咨询费不是小数目，后来，李兰婷为她找到了愿意免费提供服务的人。

李兰婷很感谢女儿给她赎罪的机会：“我虽然犯的不是罪，但我这个错是可以跟罪同等的。”

她赎罪的另一种方式是帮助有着相似遭遇的家庭。从2024年8月起，她陆续接触了上百个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这些案例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也有施害者是保安、教师、邻居和校车司机的。

梅子母亲的社交媒体

起初，她到相关新闻的评论区翻找，给疑似的受害者和家属留言。后来她的账号有了一定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找到她。

并非所有人都想维权，有人被害的时间太久远了，只是想和她聊一聊，问她能否帮忙对接心理咨询方面的资源，也有人因为名声或经济原因放弃，她痛心道：“跟我当年一样愚蠢。”她最气愤的一次，一位母亲拍到了女儿被丈夫侵犯的视频，这是相当难得的直接证据，但这位母亲选择不报警。“最终男方开出来的价码，房子给她了。”

那些想维权的，李兰婷会远程指导他们取证、分享与公检法机关交流的经验，针对个别案件，她也会前往当地“陪跑”。

琪琪家是她付出最多心血的家庭之一。2024年秋天，在一位上过热搜的家内性侵受害者的账号下面，有网友将她和琪琪的母亲张晓玲“@在一起”，她点进后者的主页，看到这位母亲主张女儿在4～5岁期间被生父齐某性侵，便主动留了言。

张晓玲告诉李兰婷，自己第一次察觉到齐某与琪琪之间的异常是在2022年末，当时她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搬到顶层隔离，和齐某通话时，听到“琪琪在电话那头叫他老公”。

那晚张晓玲失眠了，她实在想不通，哪个女儿会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第二天，同样的场景再度上演，她当即问齐某：“为什么琪琪叫你老公？”齐某说跟她学的，可她和齐某交谈时一向直呼其名。面对质疑，齐某东拉西扯，设法结束了话题。

张晓玲责怪自己轻易地放过了最初的危险信号。隔年夏天，母女俩玩玩具时，女儿无意间冒出一句：“妈妈拿快递的时候，爸爸噗地把裤子脱下来。”她非常震惊：“我马上问琪琪，爸爸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她全部说得出来。”

但她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希望齐某“只是给琪琪看了”，没有更进一步的侵害。

从此，她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压缩齐某和琪琪独处的时间。她还在网络上咨询律师，偷偷在家装监控是否合法。

但最担忧的事还是成真了。有次她外出后临时回家，一进门，发现琪琪不在自己的房间，而是躺在齐某房间的床上，齐某告诉她琪琪睡着了，拉着她聊了很久的天。次日一早，在去幼儿园的路上，琪琪对她说：“爸爸昨天又弄了我大小便的地方。”

她立刻带着女儿转道派出所。那天是2023年10月30日在母亲和警察的陪同下，琪琪去医院验了伤，结果显示：“外阴下联合处见0.3cm擦伤，未见明显活动性流血，处女膜无明显裂伤，无活动性流血。”

一个多月后，琪琪告诉母亲，父亲又对自己做了类似的事。张晓玲第二次报警。11月27日，警方出具了《立案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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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婷找到张晓玲时，距离那次报警已经过了近一年，案件仍在侦查阶段。她带着不到6岁的琪琪离开了过去的家，躲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

张晓玲在一个普通乡村长大，初中学历。齐某是她的第二任丈夫，比她大13岁，城市户口，大专学历，在县城有栋5层的自建房，书法作品还获过奖。两人结婚时，所有人都觉得张晓玲是“高攀”，包括她自己。婚后她辞掉原本的工作，和齐某一起打理家里的果园和民宿。眼下，独自抚养琪琪的她既不熟悉法律，也没有收入。她很迷茫，不知道该如何推进维权进程。

李兰婷给予了很多帮助，她录下琪琪的陈述，帮张晓玲梳理手机里的录音、视频、聊天记录有哪些可能成为证据，给母女俩介绍律师。

琪琪在老家害怕出门，李兰婷便邀请她和母亲来上海玩，带她们去人民广场、外滩和家附近的商场闲逛。“一开始她牵你牵得很牢的，一刻都不离，包括上厕所都需要大人陪着进隔间。慢慢地，她放开手，我们两个把她夹在中间走。”

梅子的案件一审开庭那天，李兰婷让张晓玲带着琪琪来上海，在法院门前和自己一同现身，希望分一部分关注度给她们。大半年后案件宣判，张晓玲顶着37℃在法院外等了两三个小时。而陪着李兰婷和梅子坐在旁听席的，是徐丽和另一位家内性侵受害者的母亲。后来梅子在委托母亲转交给媒体的公开信中，特别感谢了这些女性的支持和陪伴。

过去的一年多，这些母亲每周会连麦直播几次。她们将自己作为“反面教材”，呼吁家长们尽早在所有家庭成员面前明确各自的身体界限，并留意孩子可能被性侵的信号，比如突然开始抗拒肢体接触、改变走路姿势、由开朗变得沉郁、对某人某地格外敏感、表现得对性无所谓等。她们反复对母亲们喊话，“一定不要低估人性（的恶）”，如果发现问题，请坚持为孩子维权。

常常和她们一起连麦的另一位母亲，在2024年10月失去了14岁的女儿。女孩从29楼纵身跃下，她的遗书中写着：“亲爱的大姑父在我小时候干了什么事自己清楚哈，如果不记得了没事，我记得。如果我当时再大点，恐怕我已经有一个妹妹一样的孩子了哈。”

这位母亲在女儿生前对其遭遇的侵害一无所知。在李兰婷等人的帮助下，她尝试推动对遗书中的那位大姑父的问责。警方调查到女孩多年前曾和同学提起被性侵的经历，并在其大姑父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了她的几张裸照。最终，检方因证据不足未提起公诉。

“我不是合格的妈妈。”她在直播中这样说道。她不像李兰婷那么善谈，有时只是默默在画面中做着家务，之所以坚持连麦，是希望自己的存在能让更多人警醒，希望不再有孩子步女儿的后尘。

30年的噩梦

李兰婷和张晓玲分享过各自女儿的创伤：琪琪常常梦魇、尿床，她抗拒触碰，总是不让母亲帮她洗澡，而且看到白色的轿车就怕，她声称父亲在同样的车里性侵过她；梅子长年开着灯睡觉，哪怕在刘某涛被羁押后，她在母亲家过夜时依然战战兢兢，换掉了防盗门的锁，又提出想加装监控；刘某涛的威慑和母亲的软弱也使她形成了讨好型人格，哪怕已经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面对离谱请求依然不敢回绝……

从已经步入中年的徐丽身上，我看到了更持久、更深刻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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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母亲接走后不久，徐丽从报纸上了解到什么是性侵。她“一点点觉醒”，痛苦随之生长。

小升初的暑假，她吞了安眠药。徐生记得，他和母亲砸开门时，姐姐已经意识模糊：“她浑身发抖，我们怎么掀她的被子都掀不开。”

焦虑和抑郁一直缠着徐丽。初中时，她开始出现躯体化症状，“总是口渴、手心出汗”，还有过严重的惊恐发作。高中时，她坐在教室里，会没来由地流泪，或者“把书全部撕烂，撕碎的纸到处撒”。逃课是家常便饭，雨下得越大，她越愿意跑出去。淋着雨登上附近的大闸，盯着下面那条“很黑的河”，就有跳下去的冲动。

结束寄住生涯后的十余年间，她一直被母亲强迫着和大姨家维持体面关系。“要给他们面子，要经常出现在他们村，要带大包小包的礼品过去。”

高中时，为了不去大姨家，她只能恳求和母亲来往甚少的小姨，“让我在你家躲个周末”。小姨起初不愿收留，她就从攒的钱里拿出一些作为生活费，并主动提出辅导小姨的儿女学习。

她努力考上了外省的211，以为能逃离这种境况了。结果，每次回家依然得与曾经的施害者见面。尤其是过年，无论她多么崩溃地拒绝，母亲都会以哭、骂、甚至扇自己耳光的方式逼她妥协。当时大表哥已经成了家，但她只要去大姨家，就一定会被大姨拉去大表哥家。她对在大表哥家的场景做不出任何描述，只记得自己晕倒过，她将这部分回忆从脑海里彻底剜掉了。等她考上了985的研究生，才终于“硬气了”。

她的婚礼也因为大表哥的出席而毁掉了。婚礼前，她向母亲撞墙抗议，不许两位表哥参加。大姨和大姨夫听说后，原本已经决定全家都不参加了，母亲又偷偷派徐生回去请他们，说娘家亲戚只有两家，他们家不来，就更没人捧场了，“很丢人”。最终，两位长辈不仅带着大表哥夫妇到场，还带来了一些同村人，其中好几位知道徐丽儿时的经历。徐丽气得全程没怎么说话，婆家那边也察觉到异常。婚礼后，她和母亲大吵一架，再度轻生。

徐丽和大姨家在天平两端，母亲内心的指针似乎总是偏向后者。徐丽告诉我，母亲很小便失去双亲，大姨大她很多，一直被她“当妈妈一样看待”。大姨有了孩子后，母亲也爱屋及乌，给他们送钱送物，还带小表哥去外省打工。

徐丽向我描述了一个困扰了她30年的噩梦。梦里她能飞了，但飞不高也飞不快。天空“很灰暗、很压抑”，表哥在地上追她，她拼命地逃，还是被一把拽下。这么多年，所有人在她的梦里越长越大，而她永远那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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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重建

张晓玲和齐某勤在2024年12月18日被法院准予离婚。庭审阶段，齐某勤一度要求由自己抚养琪琪成人。最终，琪琪的抚养权归属张晓玲。

几个月后，齐某勤起诉张晓玲诽谤，并以此作为理由之一，申请再审离婚案。二者均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于其猥亵女儿一案尚未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张晓玲恶意诬告，同时离婚案原审判决“并未对其是否存在猥亵女儿的事实作出认定，也未将此作为认定其存在重大过错的因素”，因此这部分再审事由不成立。

去年夏天，琪琪随母亲搬离了一直生活的县城。但新生活并未真正开启，这个6岁女孩内心秩序的重建，恐怕需要漫长的时间。

张晓玲告诉我，近几个月琪琪创伤加重，会用铅笔戳自己的手。“每天从她放学回家的那一刻，我连饭都不敢做，绝大多数时候都点外卖，怕没看到的时候出问题。”目前，琪琪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案件目前仍未进入下一阶段。在去年的一次直播中，我窥见了琪琪内心的愤怒：当时她和母亲住在李兰婷家，大人们直播时，她偶然进入房间。李兰婷公开提及前夫时，一般会沿用媒体对其的称呼“刘某涛”，她听到后，瞬间大喊起刘某涛的全名。一旁的张晓玲立刻制止，但她没有住口，还喊出了父亲的全名，让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这两个坏蛋”。

我和某公益项目的负责人L交流过如何重建受害者的生活，该项目是内地最早做被性侵儿童中长期救助的项目之一，服务家内性侵个案的历史超过10年。

她们曾为一个长期被父亲性侵的女孩找过寄养家庭。女孩名叫小雪，16岁自行来求助时，她已经离开家，在大城市有了新圈子后，终于确定父亲的行为是错误的。L联系了她的母亲，对方对此事浑然不知，L告诉她后，她反而觉得是女儿在勾引。

寄养家庭的母亲也是性侵幸存者。初次接触，她就向小雪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告诉她，不要责备自己，不要总是说自己是个坏女孩，你只是被骗了，从小到大一直父亲控制，就像皮影戏中的角色一样，现在，是时候把这些线砍断了。L记得，小雪当场落泪。“她跟我讲的时候，一直非常麻木，像在讲别人的事，但她跟那个妈妈就产生了真实的情感联结。”

小雪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感受了“正常家庭的秩序和生活状态”。三四年后小雪订婚，L和寄养家庭的母亲也作为娘家人出席，后者还不忘提醒小雪的对象留意“未来孩子的外公”。

此外，该项目在北京设置了庇护所，为受到性侵害且无家庭保障的女孩提供安全保障和生活护理。庇护所有生活老师和志愿者，会帮女孩们建立起规律的生活、发掘自己的优点和兴趣、疗愈创伤、链接教育和就业资源。与多数救助机构相比，庇护所提供了一种更家庭化而非集体化的生活，而家庭氛围的塑造“对她们的重建是很有益的”。

在庇护所长期生活过的一个女孩，从两岁起被养父性侵，L接触到她时，她的养父已经刑满释放，正四处寻找她，她被养母安置在一座寺庙避难，几年没有上学。13岁那年，女孩被接到庇护所。

此后几年，我陆续从零散的社工手记中打捞出有关她的记录：凭借自己的幽默和机智，她在同学之间很有影响力；某年春节，养母收到了她在布艺课上做的枕头和包；她爱上了制作和研发美食，并分担了“小家”的一部分日常烹饪工作；她和一个更早入住女孩一起上过网课，还跟着社工去过另一个短暂入住过的女孩老家探望对方……最后一条是，因家长不配合，17岁的她在救助协议终止后未能续签，她和养母的关系破裂，社工一直在线上陪伴她。

长期关注家庭暴力的戏剧治疗师千山鸟接触过几位青春期时遭受过家内性侵的成年女性。“她们很少一上来就袒露这方面”，大多是在信任逐渐建立后，以梦境的形式透露：有位来访者梦到被父亲性侵，而她的母亲在旁观；另一位来访者在谈论某位男性亲属时，提到了一个“喉咙里像是有缠成一团的黑毛、想要往外呕吐”的梦。

她和其中两位来访者进行过再现创伤场景的戏剧治疗。等待到这样的时机并不容易，其中一位来访者已经接受了近20次的线上戏剧治疗，另一位则接受过一两年的谈话治疗。

首先由千山鸟扮演当年的来访者、来访者扮演施害的父亲，然后角色反转，千山鸟会扮演一个“更有压迫感”的父亲，并鼓励来访者“用成年的身体替儿时的自己反抗”。心理学中用“4F反应”描述人们面对威胁时的4种反应机制，即战斗（Fight）、逃跑（Flight）、僵住（Freeze）和讨好（Fawn），千山鸟告诉我，这两位来访者当年是僵住的，所以需要让她们感受到“我有力量在这样一段关系中反抗”，将“被卡在那个年龄、那个房间”的自己解放出来。其中一位来访者在治疗结束后就回老家找父亲对质了，最终得到了父亲的道歉。

梅子如今依然觉得对不起弟弟。李兰婷反复劝她，你没有对不起弟弟，对不起弟弟的是刘某涛，把他送进去的不是你，是中国的法律。

她刻意不去看母亲的账号，认为自己尚未做好准备。但得知母亲在帮助一位数度轻生的中学生时，她也会和母亲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多帮帮她。”

李兰婷想，或许有一天，女儿会和她一起帮助这些孩子。这也是一种自救。（来源：腾讯新闻）

◦ 头图、封面图及部分配图为AI制作，其余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除李振宇外，其余人物均为曾用名或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