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逃杀”到“斩杀线”，在流行词里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挑战已经到来。面对问题，是解决的第一步。
近期，“斩杀线”一词在社交网络被热议。
回溯它的流行，最初源于游戏语境，指BOSS血量低于临界值时触发狂暴机制，或玩家可发动一击必杀的阈值线，形容游戏中角色没有“回血”余地。在互联网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条从中产滑落到底层的“斩杀线”。虽然“斩杀线”一词是一种建构，但它能引发大范围的热议，也表明在当今时代，许多人抱有对阶层滑落的隐忧。
从中产滑落，这种观察并不新鲜。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繁荣期将德国形容为“电梯社会”——大量技术工人从驾驶大众汽车转变为拥有奥迪，购置了首套住房，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并期待下一代在社会阶层与财富上实现持续提升。
在此背景下，阶层或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固然未被消除，但在收入、教育、流动性、权利、科学及大众消费等领域，社会整体实现了普遍的提升。
然而，这部“电梯社会”的引擎早已停滞。在世界范围内，昔日的社会流动如今已趋于僵化，从表面看来秩序井然、富裕而稳健的国家，内部实则弥漫着焦虑与矛盾。
《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
[德]奥利弗·纳赫特威 著
黄琬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7
在《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中，奥利弗·纳赫特威借助德国案例，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倒退现代化与向下流动。他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连续二十年的削减。这一点，不仅在德国，在世界范围也是通行的，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新政、美国的里根执政，无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制造了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而非基于公民的社会。
这样的情况下，“大逃杀”模式在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无论是校园生存类电影《大逃杀》，还是近几年来大火的《鱿鱼游戏》，甚至电视上随处可见的不断刷人的选秀节目，都可以纳入这一范畴。在这些游戏中，不达标者会立刻被“斩杀”，没有“回血”的余地，惨遭无情淘汰。这些作品都是把世界的不透明性/无秩序性当作前提接受下来。
到今天，这一现象并没有停止，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向“斩杀线”以下流动的，到底是什么？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设想，到2030年，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福祉，把我们引领到一片“经济乐土”。也就是说，随着自动化和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越来越多劳动者可以过上轻松的生活。那时候，人类每周工作15个小时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和工作愿望了。凯恩斯认为，届时，一个大问题在于——人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才能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至今，人们也还寄希望于AI等高新科技的发展来获得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获得生活水平的提高。
《投喂AI》一书指出，硅谷的崛起本身依赖政府科研经费的投入，并得到税收减免和联邦贷款的支持。然而，尽管公共资金为基础科研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科技产业的发展，但风险投资者却从未承担让投资成果惠及公众的社会责任。相反，他们大力抵制资本利得税，以维护自身利益。这意味着，由公共投资所产生的商业利润，有相当一部分被私人占有。
《投喂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
[英]詹姆斯·马尔登、卡勒姆·坎特、马克·格雷厄姆 著
贾青青、牟一凡 译
中信出版社 2025-10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虽然许多研究项目依靠政府资金启动，但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关键决策往往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制定的。这赋予了技术所有者和管理者主导技术路线的特权，而普通公众在技术变革中大多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高科技领域普遍存在一种“创始人心态”，即认为初创公司创始人或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才是关键决策的最合适人选，应当由他们决定哪些技术获得资助以及如何开发。像扎克伯格这样的科技高管通常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且善意的，并对政府普遍抱有怀疑态度。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AI技术的发展并未如人们最初期待的那样解放生产力，反而对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工作负担，并持续渗透至生活监控中。
科技公司视AI为盈利工具，国家则将其视为军事与经济竞争的手段。很少有人询问用户——尤其是最可能受AI影响的边缘群体——希望看到怎样的AI被开发出来。AI的发展将人们纳入更复杂的权力体系中，并决定个人在AI网络中的地位。
“对许多生产率低下的行业的雇主来说，AI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可以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价值”。《投喂AI》这样写道。本书指出，自2020年起，职场监控行为大幅增加，许多企业开始全面收集员工工作数据，部分情况下甚至未告知员工。作者提到，在2018至2022年间，市场出现了超过550种用于对员工进行数字化管理或监控的技术产品。
对普通劳动者而言，AI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型的监督与管理模式。作者发现，过去白领员工在工作安排上往往拥有较高自主权，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白领也如同仓库管理员或流水线工人一样，面临严密监控。对于小型企业，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其基础设施掌控权，迫使小公司接受其设定条款，甚至借此绑定合作伙伴并征收高昂服务费。
AI的发展也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均衡。作者认为“AI的生产运作方式和殖民时期的掠夺方式差不多，都是签订不平等贸易协定，压榨劳动成果，掠夺劳动材料”。AI生产依托国际数字分工体系，在此过程中，最稳定、高薪且理想的工作岗位多集中于美国，而最不稳定、低薪且高危的任务则被分配给全球南方国家。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为全球南方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但本书作者强调，连接上的平等并不等同于议价能力的平等。“如果有人相信乌干达的数据标注员或外包公司，能够与购买其服务的Meta、特斯拉等美国科技巨头平等对话，那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世界是平的》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肖莹莹、郝正非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9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1-27 05: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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