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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的燕云十六州, 如何塑造今天的中国?
历史有一种奇怪的补偿机制:少了一块压舱石,古代中原王朝这艘大船的重心也开始转移。燕云十六州缺席之后,中国的政治重心、城市格局、甚至文化的样貌,开始慢慢重塑。 最直观的改变,是北京的崛起。在唐代及以前,幽州虽然重要,但其承担的主要还是军事功能。随着唐末以来的每一次政权更迭,幽州在古代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幽州升格为“五京”之一;女真人南下灭辽后,定都于此,这就是“金中都”;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前代基础上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大都,正式将其确立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
北京的都城气象, 在燕云十六州与中原王朝分离的那段时期已经埋下种子。 图为北京天坛。 摄影/朱雨生
此后,明太祖朱元璋“逆天”完成了中国古代唯一一次由南向北的统一,可再想“逆天”定都南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最终还是“天子守国门”,把大明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这时的北京已经历时数百年养成都城气象,迁都于此,不仅是为了抵御漠北蒙古的现实需求,更是顺应了政治惯性。 北京崛起背后,还有整个中国政治轴线的转向。唐代以前,关中平原是天下核心,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沿着“长安—洛阳”这条东西轴线展开。但燕云丢失后,中原王朝面临的主要威胁方向从西北转向了东北。与此同时,由于北方常年战乱,人口与经济重心加速南移,关中衰落,江南逐渐成为粮仓和钱库。“东西轴线”扭转为“南北轴线”——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北,经济中心在南。五代为什么有四代选择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就是为了方便通过运河接收南方的粮食以供养北方的军队。明朝定都北京,自然更要仰赖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北京通州段。供图/视觉中国
如果我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到燕云十六州,会发现这里发生了一场深度的民族融合。契丹人为了管理这片还有些陌生的土地,开创了“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用契丹旧制管理游牧部族,南面官引入中原官僚制度管理农耕人口,契丹人出任南面官也会穿汉服、行汉仪、与汉族通婚。辽朝统治者取汉名、写诗文、崇佛教、开科举,其实就是在心里认同了中原文明。 这个过程中,农耕与游牧开始融合。到了成吉思汗崛起,他的身边已经有了耶律楚材这样精通儒学的契丹贵族后裔。“楚材”这个名字本身就出自《左传》,这位契丹儒生在蒙古大军屠城之际,也用儒家思想劝说蒙古大汗,得以护一方百姓周全。
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兴盛, 辽塔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图为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的木塔——应县木塔。 摄影/朱雨生
今天我们去博物馆,可以看到形制上承唐风,又带有草原风格的辽三彩和各种瓷器,或者站在密檐辽塔之下仰望,依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经过漫长的融合,孕育了一种更具魅力的中华文化。
辽代继承唐三彩的余韵,制造了不少辽三彩,皮囊式陶瓷壶也体现出草原生活的显著影响,而金银饰品的制作工艺也通行于宋、辽时代,印证了双方当时的各种交流从未断绝。 摄影/柳叶氘
回头看这四百年,最容易被记住的是遗憾:一个王朝在漏风的房子里过完了一生。 但如果只看到遗憾,就低估了这段历史的重量。 没有燕云的大宋,建不了骑兵部队,就把水利、城防、火器做到了极致;挡不住北方的马蹄,就用商业和税收撑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开封的夜市、杭州的瓦舍、泉州的商船——这些东西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文明换了一个方向拼命生长的结果。
大同自古就是农牧双方争夺的焦点,辽金时期也是大同最后一次作为王朝陪都出现在历史中。 摄影/朱雨生 反观燕云本身,在辽金治下的四百年里,也没有停下来。契丹人读起四书五经,汉人变得弓马娴熟,两种生活方式在同一片土地上慢慢融合,最终长成了一体。唐代以前的边关锁钥,在这段刀光剑影的历史中,一步步变成了后来的大国首都。中国政治版图的南北轴线,也在这段时间里悄悄定型。这些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格局,回溯源头,都有燕云十六州的影子。 石敬瑭大概不会想到,他用来换龙椅的那十六个州,最终参与塑造了一个比他那一点权力庞大而深远得多的东西。
从要塞到首都, 北京的命运也随着燕云十六州的命运而改变 图为故宫。 摄影/朱雨生 📖 参考资料 《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曾瑞龙 《北宋“冗兵”析》王育济
《宋太宗朝的燕云经略与政治转向》李小霞 《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高恩泽 《“易进难退”的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马玉臣、杨高凡 《大北城窖藏金银器的几点认识》扬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