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些年，随着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围绕医保基金的灰色操作也开始被逐渐关注。在诊疗过程封闭、患者与家属信息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一领域正成为监管难度较高、争议不断的医疗角落。今年2月，董汶在热搜上看到一些精神病医院骗保的新闻时，他觉得里面患者被骗保的经历与自己十分相似。他是在2024年下半年因为酗酒问题被家人送进老家四川下属县城一家民营二级精神病院的。当时的他被酒瘾严重困扰，每天醒来都要喝酒，喝醉为止，最严重的时候连续喝了五六天白酒。家人希望能通过科学治疗的方法帮助他戒酒。
医院给董汶的诊断是“酒精使用障碍”，在医学上属于精神与行为障碍范畴。刚进医院时，董汶就觉得医院的条件不好。院区由一所废弃的小学改建。有两栋楼和一个供患者点名、放风的操场，一栋楼有两层，住的都是女患者，还有一栋三层高，由男患者居住。一个房间只有30多平方米，住8到10个人，空间十分逼仄，“一个挨一个这么住，生活得非常别扭”。医院只有两个医生，护士和护工加起来二十个左右，负责150多位患者的管理。
也没有什么治疗设备，只有一个查心电图的仪器。董汶注意到，像他一样因戒酒而入院的人有20多个。患者的日常治疗就是每天吃药，每隔十天左右做一次心电图，抽一次血，但董汶从来没看到过抽血报告。董汶了解到，这里有患者已经在精神病医院里连续住了四五年。
在住院时，董汶有一次去医生办公室借热水，偶然看到桌子上大家的住院记录，他翻到自己的资料，发现其中每日诊疗项目上写着“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等三四个他从未做过的项目，“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心里还琢磨，为什么（这些没做的项目）会写在上面。当时还没有骗保的概念，现在一想，这不就是虚构诊疗项目嘛。”
住院期间，家人来看过董汶，他们也发现这里有点“不对劲”，墙面地面都很脏，有些病患大小便失禁换下的裤子随意丢弃，医护人员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也不像其他医院的人那么精神。两个月后，董汶就被家人接了出来。结账时，董汶没有医保，两个月的治疗一共需要支付一万四千多元，董汶交了7000多元，医院说剩余的钱，他们可以“找关系报医保”。董汶听说，其余有医保的患者住院基本免费，只是一天10元的餐标，一个月需要300元的生活费。
《守护神之保险调查》剧照
患者家属刘阳是在最后处理姐姐住院费用时，才发现她的医保结算存在问题。刘阳的姐姐早年确诊精神分裂症，一直在家里休养，平常症状不重，能简单沟通，只是喜欢在外面乱走，偶尔犯病会强迫性反复收拾东西，没有过危险举动。2021年6月，一所民营精神病医院的两个工作人员来到家里，一直劝父母把姐姐送到医院“免费看病”，说他们年纪也大了，生活也困难，以后照顾她不方便。
刘阳说，家里住在村子里，距离市区20多公里，父母都以务农为业，家里有20多亩地，一年收入也就2万元左右，确实困难一些，听说住院治疗可以“不要钱”，也就同意去治治看，当天下午他们就把姐姐送到医院去了。
大约半年后，刘阳去医院接姐姐回家过年，却发现她瘦了很多，表达能力也变差了，不太爱说话。过完年，她很快被医院工作人员又接了回去。其间受疫情限制难以见面，等到2022年11月，医院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姐姐一星期没有吃饭，让家属把人接回去看看。刘阳记得，那时候姐姐颤抖着被护士扶出来，回家就卧床不起，日夜吵闹，生活不能自理，吃饭连筷子也拿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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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在姐姐费用结算账单中看到，姐姐有三次入院记录，都是在前一天出院后，第二天又入院，但实际上姐姐入院期间没有办理过出院，只有过年回家待了十天左右。后来刘阳了解到，为了规避医保部门的检查，有些患者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医院安排“假出院”。刘阳称，他想知道姐姐为什么状况会恶化，要求医院提供详细的病历和医保日结清单，医院始终没有提供。他在费用结算中看到医保报销了六万四千多元，个人支付三千多，但实际上家属没有付过钱。
刘阳至今也无法确定姐姐在精神病医院里的具体诊疗细节，即便是他们前去看望她，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医院由一所5层厂房改建，家属只能进入一层的大厅，窗户都是不锈钢封闭式，楼梯道也有上锁的铁门，不能随意上去，每次都是医护人员将姐姐送下来，大家在大厅见面。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原副研究员仲崇明对本刊称，精神病医院的收治环境较为封闭，患者与其家庭又相对弱势，封闭的管理和有限的沟通，似乎让精神病医院的内部成为一个“黑箱”，患方家属和社会都难以及时监督，而且医疗项目收费和报销管理环节存在一些灰色地带，“相比于其他疾病，精神疾病的明确诊断相对模糊。”仲崇明指出，感染、肿瘤等有具体的病理检查和影像留存，但精神疾病治疗路径中涉及大量的心理量表，行为矫正干预的内容其实很难具体量化。常年关注医改的徐毓才补充称，而且精神病患者存在认知障碍，他们的表达和判断能力十分有限，也很难判断是否真的实施了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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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坤曾在广东地区一家民营二级精神病医院做过一年多的行政工作，他对本刊介绍，他所在的医院在病人入院后会没收手机，基本很难主动和外界沟通，很多时候需要靠工作人员转达，但能传递的信息也比较有限，“如果只是想吃点、用点什么东西，可能会转达，如果想办理出院的事情，工作人员基本不会转述。”田玉坤说，院里的领导也口头嘱咐过，有患者托大家联系家属，可以不用管。病患无法自行申请出院，只有家属申请才有用，而且如果家属不来询问，病患又比较配合，医院基本不会主动谈出院的事情。
湖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原秘书长黄修祥对本刊分析称，精神疾病患者就医的支付方式，也是导致不少精神病专科医院骗保的诱因之一。2021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DRG（按病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DRG/DIP支付方式改革的目的是将复杂的临床诊疗尽可能标化，实现相同的病种之间可比较、可评价，医保支付与医疗机构收入都有合理的预期。不过，许多精神病专科医院仍采用按床日付费。
常年关注医改的徐毓才认为，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按床日付费本是比DRG和DIP更为科学的支付方式。收治的精神病患者第一个月可能处于急性期，需要集中多种手段治疗，所以每天的住院标准更贵一些，病情随着治疗的进展得到控制，后续住院费用开始递减。考虑到这个问题，多地在按床日付费时通常以30日、60日、90日等为节点，逐步下调支付标准。如果是按照病种付费，同一病种的不同患者，症状轻重也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是现在相关监管部门其实无法判断病人应该住院的时长，只能任由医疗机构自己判断。黄修祥也提到。在这种模式下，收治患者数量越多、住院时间越长，医保可支付的费用也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发延长住院或虚假收治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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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田玉坤的观察，经常关注病人状态，有想接患者出院意愿的家属，都会主动联系，不用走到通过工作人员沟通这一步。不过很多患者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乐观，将人送进来，一个月只需要交500元到1000元的生活费，减轻了家属的压力，把患者接回去照顾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负担。2023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讲师王奕婷等人撰写的《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医保基金使用违法违规问题剖析与治理对策》同样指出，社会对精神疾病存在歧视和偏见，患者及家属存在较严重“病耻感”，家属配合性差，患者往往处于被嫌弃在医院的状态，长期以住院形式“以医代管”。
董汶注意到，最近几年，老家县城光是民营精神病医院就新开了四五家。根据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23年，全国精神病医院数量已达2583家，而1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87家，10年间规模扩大约3.28倍。
行业研究机构头豹研究院医疗行业首席分析师荆婧对本刊指出，尤其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它们数量显著增长的时间点是2018年。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18年中国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数量达645家，同比增长31.10% ；2019年中国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数量达841家，首次超过公立精神病专科医院数量704家。2017-2023年，中国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数量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4.06%，而公立医院仅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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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毓才分析称，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发展部分来自政策的支持，2018年《精神卫生法》修订，要求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9年表决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医疗卫生机构。国家政策从鼓励到支持，还有许多地区的医疗机构设置，要将新增资源留给社会办医机构，这些都激励了社会资本进入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领域。
供给侧之外，市场需求也是影响民营资本涌入的一个显著因素。荆婧指出，根据头豹研究所的抽样调查数据，超过65%的个体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情绪或行为异常。精神卫生患者就诊存在显著延迟，超过4成患者首次寻求专业帮助时间距首次出现精神卫生问题时隔3年以上。严重的就诊延迟不仅是病耻感等社会观念问题所致，也暴露出公立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在可及性和响应速度上存在巨大缺口。
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前临床心理科主任、海音心理创始人张海音对本刊指出，尽管开办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的门槛相比其他专科或综合性医院较低，不像内外科需要购入高端仪器、手术设备，可以节省部分成本，但想要运营好一家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想要实现快速回报盈利相对较难。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剧照
蒋薇兰是河南一家二级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在医院开业半年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感觉到医院运营的困难。为了提高知名度，前期医院在人员投入以及广告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成本，刚成立时，医院里有有三个主任医师，包括一个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一直在医院坐诊，还组建了30人的运营团队，但始终存在获客难的问题。有外聘专家坐诊的时候，一天会有三四十个门诊，没有专家的情况下就只有个位数。
医院开设还不到一年，为了增加收入，蒋薇兰所在的医院先是进行绩效改革，把业务量与收入挂钩，没完成就会按比例扣除占工资三分之一的绩效，最多的一个月扣了45%的绩效，工资连续4个月都没有足额发放，约三分之一的医生辞职。还出现一岗多职的情况，药房要兼职收费，没有安排专门的护理部主任，而是由护士长兼任。
张海音指出，对于一些有医保定点支付资质的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而言，收入主要来自医保、自费以及特殊人群相关补贴，其中医保占大头。《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医保基金使用违法违规问题剖析与治理对策》一文摸底调查了2019年-2021年湖南省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基本情况，发现财政关于机构基建、设施设备、人头经费的补偿十分有限。其中，医保基金收入占总收入比例73.44%，部分医疗机构达到100%，医疗机构运营发展对医保基金高度依赖，经费保障机制十分不健全。
《手术直播间》剧照
张海音观察到，一般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很难在专业能力、声望和信誉度方面与公立大医院竞争，除了部分走中高端服务路线的医院，其余医院可能会压低价格吸引患者，甚至提供额外的优惠，例如有医院会赠送米面粮油招揽患者，他们收治患者群体的经济收入水平往往较低，患者更习惯于寻找便宜的医疗机构，这可能会导致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竞争陷入恶性循环，想要保证运营，就要在其他地方控制成本，降低服务的质量，缩减人力的投入，更有胆子大的极少数人会铤而走险，选择骗保。王奕婷的论文也提到，监管检查发现，新型“被精神病”问题、虚构医疗服务项目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违规问题主要发生在民营医院。
现在想起戒酒的那两个月，董汶觉得每一天都很难熬，所谓的治疗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出院后不久又开始报复性饮酒，最后是去了公立医院做了手术，才成功戒酒。原本董汶希望尽快忘掉那两个月的经历，直到最近新闻报道中患者的遭遇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开始打电话投诉自己住过的那家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希望能引起重视，不要再有其他人有类似的遭遇。
（应受访者要求，除仲崇明、徐毓才、黄修祥、荆婧、张海音外，其余均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3-14 05: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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