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世界读书日。现在的人已经可以把海量的书塞进手机或者平板轻松带走,而以前的“硬核”读书人,是真的会为了藏书盖一座楼。比如在浙江南浔,这里有着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私家藏书楼——嘉业堂。
在一众江南水乡之中,南浔不是最火的那一个。但这里有富可敌国的巨富之家,有耕读传家的人文精神,更有沉淀千年的江南文化底蕴。春风起,下江南,这个面积仅有两平方公里的小镇,为什么在大变局之中能够举起传承文脉的火炬?
提起江南古镇,大众的传统印象往往停留在“小桥流水人家”的恬淡生活。但在南浔,你看到的是财富传奇,更是文化方舟。一座藏书楼的命运,折射的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在那个没有云端备份、没有数字化存储的年代,纸质古籍就是中华文明最珍贵的文化记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神州大地生灵涂炭。普通人挣扎求生,历代积累的文献典籍更是面临毁坏的危机,于是便有了南浔嘉业堂。
嘉业堂由南浔富商刘承干所建,他决定建楼藏书,动因之一是1907年的皕(bì)宋楼事件。当时,湖州商人陆树藩因救济灾民且经商失败而破产,不得不将家传的藏书全部售与日本三菱商事创始人岩崎弥之助。包括一批珍贵宋版书在内的古籍流落东洋,也引发大量日本书商携重金来中国购买典籍。刘承干为避免更多古籍流散海外,奔走于没落世家之间,花费重金广泛搜罗珍本古籍,后又历时4年修建了嘉业堂藏书楼,以妥善保存这些珍贵的文献。
巅峰时期,嘉业堂藏书量高达六十万卷,仅宋元秘本就有数百种,其中还有42册《永乐大典》,以及宋刻本“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珍品。这些书籍经历战乱,艰难保存至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刘承干与郑振铎、张元济等文化人士合作,将珍贵古籍转运至大后方,使其免遭日军劫掠。嘉业堂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传统私人藏书楼,而是于乱世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打造的一艘“诺亚方舟”。
更为难得的是,刘承干自建藏书楼之初,就秉承“为民藏书”的理念,不仅聘请图书保管人员,向公众开放阅览,还延请目录学家整理,并自费出资印刷出版书籍,让孤本图书得以被更多的人了解利用。在借阅者的名单中,既有梁启超、蔡元培等知名学者,也有唐长孺(其从舅即刘承干)这样的青年学生。正是得益于嘉业堂藏书的滋养,唐长孺日后成长为一代魏晋南北朝史大家。
在人生的末期,刘承干将历经战乱动荡幸存下来的藏书连同藏书楼一起捐献给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成为浙江省图书馆古籍收藏的重要来源,这批饱含中国人文化记忆的故纸终于不必再颠沛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