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是否真的认为,自己一定了解了生活的全貌?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想,当然不了解。如果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来天才捕手看故事了——我记录那么多的亲身经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帮大家看清这个世界多一点,然后更好地去生活。
我也不认为自己能看清生活的全貌,因为每一天,我都对人生有了更多的看法。我分手当晚发的朋友圈第二天醒来看会后悔,我曾经最信任的朋友,后来发现他伤害我最深。
我请大家来讨论这件事,就是因为我想要在天才捕手做了一个新尝试。
这个新尝试叫【天才重版出来计划】。
有许多的故事,我和作者当年去做的时候,只了解到了局部的信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得到了新线索,采访到了新的主人公,我们也常常因此纠结,要不要讲给你们听?
如果不讲,抓耳挠腮。
如果讲了,又怕你们骂我炒冷饭,为拖更找借口,在留言区里给我把门都踹了。
我最后的决定,是讲,但要高品质地讲:
第一,故事在第一次刊发的时候,就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或赞赏。
第二,故事在刊发后,我和作者在素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第三,故事制作过程要像第一次刊发时那样真诚。
今天为你们重版的故事,是3年前,刑警陈文章的一篇故事。那一年,他从河里捞起了一颗人头骨,明明是惊悚的开头,却让很多读者看哭,就连我也为这颗头骨的主人掉了眼泪。
这3年里,陈文章警官仍然关注这场犯罪所发生的地域、以及被影响的数段人生。他在今年初告诉我,这故事完全可以重写一遍,推翻老线索,补充很多让他惊讶的细节。
于是这篇故事,从当时的1万字,变成了如今的3万字,成了一本小书。
献给新读者,更献给那些3年前就关注我们,一直支持的老朋友。谢谢。
2023年3月,我蹲在河边,静静地打量着地上的人头骨。
它从上游漂来,挂在钓鱼佬的钩子上,浮出了水面。
虽然法医已经做过清理,可附着在上面的藻类生物,依旧能让我看出它是长期浸泡在河里的结果。
河水冲掉了它的面貌,冲散了他的四肢、脊柱、盆骨、股骨,就差锉骨扬灰,偏偏就剩下这一块头骨,以及头骨上那个触目惊心的凹陷伤,留着这么个无法忽视的罪证,不知道从多远的地方漂到了我眼前。
简直就像六月飞雪,找我申冤来的。
头骨按理说要用殡仪馆的车拉走。
那时正值疫情,殡仪馆生意爆满,拉尸体的车从早到晚不停,等着安葬逝者的人要靠走后门才能排到火化炉。一个河漂子的头骨实在不值得殡仪馆的车来一趟,我们只好把它装进物证箱,让法医暂时保管。
河道绵延百里,没人说得清骸骨从上游哪一处漂来,尸源排查完全没有方向。
这种情况要么把头骨寄存,要么挖坑埋了,把DNA录入无名尸人员库中,等候与某个兄弟单位录入的DNA进行比对,不管是家系还是失踪人员库,比中之后就会有人前来认尸,这是处理无名尸的标准流程。
我不死心,为了确定死者的身份,带着人继续沿着河滩搜索可能残留的残骨。
前几年半山腰有一具遗骸,被野狗啃得差不多了,无法勘察的我们,依靠法医得出推断,死者大概率为自缢身亡。往后好几年,死者的父母妻儿年年都来大队上访要凶手。我们无法笃定这是凶案,也不敢轻易定性为自杀,所以只能拖着,拖到死者的家属都放弃、都认命。
当年草草结案,如今我负责刑警队了,不想重蹈覆辙。
就算领导下令,我也执意按命案标准彻查。
凭借头骨几个关键部位和上颌骨残存的几颗牙齿,我做出了初步判断,死者为男性,年纪约莫二十多,死亡时长超过三年,但骸骨在河道内浸泡漂流的时间仅一年以上,若是更久,早会被水里的生物啃噬殆尽。
根据法医的判断,我有了两种猜测:要么是凶手二次抛尸入河,要么是当初的埋尸地点,被连年雨水冲刷塌方,骸骨才被河水卷走。
这条河道平日平均水深三四米,汛期涨水能达五六米,枯水期河面直接缩减一半。不熟悉水情的人随意抛尸,不出一个冬天就会暴露在外。能隐秘藏匿这么多年,凶手一定就在河道周边,距离不会太远。
按理来说,被害人和嫌疑人都该在附近村镇,可我们逐一走访沿河数个辖区派出所,排查结果一片空白,要么无失踪登记,要么都是传销失联、外出务工失联、在外搞电诈失联一类的虚假失踪。
疫情三年,流动人口锐减,这片偏僻乡野本就少有外来生人,外来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像这样的案子能确定尸源,案子就破了一半。可现在这个案子处处都是死结,上面领导催得又紧,我想得头痛欲裂,身为刑警重案队长,第一次体会到束手无策、无从下手的无力感。
就在僵局无解之时,手机突然响起,是刑科所的回电。
白骨的DNA检测比其他检材要麻烦得多,而我们只有这个头骨,检材用一点少一点,得在检材消耗完之前得到答案。所以法医连夜就带着检材去了北京,花费近两万元才获得了这具头骨的DNA图谱。
可这枚头骨没能在失踪人员库里比对上信息。
这意味着,从来没有人报过失踪,我们连死者是谁都无从知晓。
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的人居然在前几年采集的家系数据库中比对成功,且结果极为集中,死者的家系就在案发地附近的河里村,我们甚至还锁定了这具骸骨的年龄区间,二十至三十岁男性。
河里村。
那个地方我太熟了,三年前我在这个村里扫了一伙子横行乡里的恶霸,村里人联名送来的锦旗,上面烫金大字写着“扫黑除恶,人民卫士——河里村全体村民致敬”。
再次踏进河里村,虽然三年不曾再来过这里,可这里依旧和我记忆中一样,青砖红瓦错落有致,被河畔的绿意环绕,静谧得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村子与外界相通的,只有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两个小汽车勉强能会车。当年办完扫黑案离开时,我还跟村里的支部书记老高打趣:“要是真赶上打仗,你们把这条路一炸,守着沙地上的花生,也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还记得那会儿案子结了,老高攥着我的手,反复说我是村里的恩人,说往后有用得上他的地方,尽管开口。我还说花生很好,下来新果子无论如何给我留点。之后三年,就赶上了疫情,我自然也没吃上河里村的花生,可河里村依然安安稳稳,别说没出过一起恶性案件,在我印象里连一个密接都没出现过。
万万没想到,我这次来河里村,不是来和老高叙旧,也不是来买河里村的花生,而是来给一户人家报一个迟了三年的丧讯。
多年不见,老高依旧热情,见到我就攥着我的手唠家常,问我最近忙不忙、吃没吃饭,把我当成了上门走亲戚的熟人。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委婉地打断他:“高书记,想问一下,村里有没有年轻小子,过年没回家、下落不明的?”
失踪和命案终究是两回事,我没把话说死,是怕惊了村民,也不想给这平静的村子再添恐慌。
老高挠着头想了半天,掰着手指头数出三个小青年,语气无奈,说村里年轻人也不多,他都认识,要说常年不回来的就这仨,学会了网上赌钱,身边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又去借网贷,现在躲在外头不敢回来,家里人也联系不上,催贷的骚扰电话一天给他打好几次。
欠债被追债打死,似乎也说得通。可我们悄悄给这三户人家采集了血样,送去比对后,三个小时后法医全给我否了。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个小伙子,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三年,而他的父母,甚至派出所,都对此一无所知。
我越想心里越窝火,加上这几天因为顶着压力立案的事让我被领导训了好几次,反正已经闹大了,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索性我带人把全村的户籍信息都调出来,排除年龄不符的,只要联系不上、见不到人的,剩下的,全部入户采血比对。
这次的采集规模,比上次扫黑办案时大了太多。
村民们看着我们带着设备挨家挨户走访,又问着年龄、户籍的问题,大概也能从我们的只言片语里,猜出几分端倪,知道村里出了命案,脸上渐渐多了些不安的神色。
这时我也没想着刻意隐瞒,甚至跟身边的法医打趣:“真希望嫌疑人已经跑路了,这样咱们也能省点事,不用面对这一堆烂摊子。”
结果法医拿着比对报告,一脸凝重地告诉我“比对上了。”
我脸上的笑瞬间僵住。
DNA比对上的人,叫高国庆。采集血样的时候,我还和他聊了几句,他说他的大儿子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笔记本上工整地记着他当时提供的信息:“高远,大学生,因传销离家出走。”
他被骗了。他的儿子根本没有离家出走,更没有陷入传销,而是被人残忍地杀死在了家门口,尸骨在河道里漂流了这么久,才终于被我们发现。
我跟着高书记来到高国庆家,看着对面坐着的老两口,问出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不礼貌的话:“你儿子失踪了,你们就没找找他的同学、朋友吗?”
高国庆过了许久才抬起头:“咱不认识他同学,也不知道去哪找啊。家里还有老二,还没结婚,这事儿要是声张出去,影响不好,也怕耽误老二前途。”
坐在一旁沙发上的高远母亲,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住,低低地呜咽起来。
我比高远大一轮,可农村女人操劳一生,显老得很,高远的母亲看起来,竟和我母亲年纪相仿。
我忽然就软了下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高家也有自己的难处,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才重新开口,语气没有那么强硬,我劝着高远母亲,别太难过,放宽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给她一个说法。
话一出口,我就有些心虚,现在这个案子八字才有一撇,可毕竟时间太长了,破案难度是地狱级。
高国庆像是被妻子的哭声惹得心烦,又像是觉得丢人,猛地抬起头,对着妻子低吼:“哭什么哭?都这么多年了,就当远早死了!”
我知道,他这话是气话,可这话听在耳朵里,心里更不是滋味。这样压抑的气氛,已经不适合我再待下去。我起身,跟高国庆告辞。
就在我握住门把手,准备出门的时候,高远母亲的抽泣声夹杂着一句微弱却坚定的恳求,从身后传来:“警官,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远儿?”
我心里一酸。其实高远的遗骸,经过河水浸泡和冲刷,早已没有了辨认的条件,按照流程,我们应该处理完案子,再将骸骨正式交给高家。可对上高远母亲那双直勾勾看着我的眼睛,我实在不忍心拒绝。
我用尽量柔和的语气告诉她,后天一早,法医会在物证室那边,到时候她可以去看一眼。
临出门前,我又特意嘱咐高国庆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多看着点,怕他妻子是承受不住。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惨案了,任何一个母亲,都无法坦然面对自己变成白骨的孩子。更何况我早就听说,高远是村里这么多年来,读书最出息的孩子,是这对没读过书的老两口,拼尽全力供出来的大学生。
这样一个引以为傲的儿子,怎么可能真的当成没养过。
高国庆老两口送我到门口,看着他们苍老的身影,我心里五味杂陈。这次我虽然拿到了地狱级的副本,但好在我也不是当年那个新手。
确认高远骸骨身份的那天,我听队里人说高母在殡仪馆的法医物证室外当场晕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刺骨悲痛,让高母几度哭到窒息。
而我,彼时已经身在三百多公里外的省城。
从警多年的经验,加上老师傅的传授,我始终相信刑侦逻辑基本盘,抛开随机杀人案,其他类别命案逃不开三类动机,情杀、仇杀、财杀。顺着这个脉络往下推,高远短暂的人生轨迹里,纠葛最深、最有可能暗藏杀机的人,很可能不是河里村那些常年不见面的亲戚。
对常年在外求学、与村子人情世故近乎脱节的高远而言,老家众人形同陌路,真正能走进他生活、左右他抉择,甚至对他痛下杀手的,大概率是他在省城朝夕相处、最熟悉信任的身边人。
顺着这条线索排查,我锁定了本次调查的头号嫌疑人,高远手机通话记录里,最后一个通话对象,他的大学同窗,张力。
根据高远父亲高国庆的陈述,2019年夏天,高远顺利结束四年大学学业,起初确实回了河里村待业。可没过多久,他频繁和外地同学联络,突然告知家里要合伙做生意,张口就要一笔启动资金。
村里闭塞,家人思想保守,听闻毕业不去安稳上班,反倒要外出合伙经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传销骗局。全家人死死按住不让他出门。可高远性格倔强,还是瞒着家人偷偷出走,彻底失联。
高国庆记不清儿子具体失联的日期,只笃定是2019年7月末。因为从那个月开始,他再也打不通高远的电话,微信、短信也彻底石沉大海。家属的口述,与我们调取的高远手机后台数据完全吻合。
高远手机最后的有效通话,定格在2019年7月28日傍晚。而张力就是高远消失前最后一个联系人。
干我们刑警这行的,最不缺的就是直觉,也最管不住脑子里脑补凶案现场的念头。
高远的通话记录拉出来,除了张力,还有一个频繁联系的号码,机主是个叫周小雨的女孩。如果我没猜错,小周就是高远的女朋友,两人最长的一通通话聊了一个多小时,要不是情侣,我这十几年刑警算是白干了。
可蹊跷的是,临近高远失踪的那段时间,小周和高远突然断了联系,反而和张力的通话频次陡增。
我脑子里勾勒出了一出因情生恨、合谋行凶的戏码。有前辈说过刑侦破案就是概率学,你只要方向对了案子大概率就能破,特别是这个案子确实有蹊跷的地方——当初最先跑到河里村,告诉高家父母“高远大概率进了传销组织”的人,也是张力。
可排查到这里,一个巨大的疑问摆在我面前。
我调取了全省实名交通出行系统,张力的出行记录干净得反常:2019年7月前后,也就是高远失踪、遇害的关键窗口期,系统内查不到任何他前往我们当地的火车、高铁、实名车票记录。他近几年倒是有几次往返省城与本地的出行记录,可早已错过了案发核心时段。
单看外在痕迹,张力完全没有作案条件。
不止如此,他的生活状态也毫无潜逃、避罪的嫌疑。手机号常年不换,始终留在省城生活工作,如今在市区一家人流量极大的汽车4S店做销售,日日直面大众,行事光明正大,丝毫没有畏罪潜逃的迹象。
如果是张力作案,他应该是个相当冷静的人。
我需要找张力,但在此之前有正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找到对张力和高远都熟悉的人,通过这个第三人,来印证我们警方的猜测,因此,我找到高远的导员。
高远的辅导员姓李,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
此前我们通过校方联络他时,特意隐瞒了来意,只找了借口,就是想观察他得知实情后的第一反应。我掏出证件亮明身份:“李老师,我们是刑警队的,今天来想了解一下学生高远在校期间的情况。”
李老师先是错愕,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就问我高远是不是出事了。
我有些意外他会这般猜测。难道高远在校时本就问题不断?我顺着他的话试探为什么这么想,高远只是个学生,还能出什么状况?
李老师叹了口气说,高远这一届,是他上岗后带的第一批学生,因此班里每一个人,他都印象深刻。说这话时他有些窘迫,坦言受疫情影响,之后接手的第二届学生,除了寥寥几人,他几乎都对不上面孔。
他告诉我,高远是班里少数几个迟迟不交就业登记表的学生。当时学校催得紧,他也天天追着高远要,到后来干脆联系不上人了。他去问平时和高远走得近的同学,都说这孩子去做传销了。
所以这次我们警察找上门,他第一反应,是高远出事了,犯法了。
我追问这个流言的来源。
李老师说是班长最开始说,然后这消息就在学生间流传出来了。
在我的要求下,李老师当即拨通了电话。一番询问下来,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流言兜兜转转,始终没有确切源头。有人说是张力讲的,也有人指向高远的女友周小雨。
我看向李老师,问他觉得高远像是会误入传销的人吗?
李老师面露难色,说如果是高远的话,确实有可能搞传销。
说完他连忙补充,这孩子本性不坏,就是心气太高,总想着一步登天。
他回想起关于高远的细节,这个学生刚入学时不爱参加社团活动,直到期中考试成绩拔尖,他才慢慢记住了高远,最开始觉得这个孩子很安分内敛,但又听其他同学私下里说,高远是个很活络的人。
说到“活络”二字时,李老师的语气明显带着异样。
有人说,高远总是在刻意巴结家境优越的同学,一门心思拉着别人出钱合伙做生意。但这学校只是省内一所普通二本,学生家境再优越也有限。可高远像个跟屁虫似的围着别人转,反倒常常被人取笑。
李老师作为辅导员,也曾找高远谈过好几次,奈何高远学业成绩一直不错,他也没法过多指责,时间久了,便不再多加过问。
我盯着他,忽然直言:“高远死了。”
这句话如同惊雷。李老师猛地怔住,目光死死盯着我,试图分辨话语的真假。见我神色肃穆,他慌了,声音也带上了哽咽,问高远怎么死掉的?
我说案件还在调查中,具体原因暂时不明。但现在警方需要知道,高远在校期间有没有与人结怨?
李老师笃定地回答,说这个学生在校几年,从没和同学爆发过冲突,不至于结下深仇大恨。
“那张力呢?他和高远关系如何?”
“张力?绝对不可能。”李老师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我说不是怀疑张力杀人,而是想知道他和高远关系怎么样。
李老师这才娓娓道来,说张力家里条件很差,刚入学就拖欠学费,后来还特意找他申请勤工俭学,争取到了学校礼堂的保洁工作,一周两次,每月三百元。除此之外,张力还在校外餐馆做兼职,整日早出晚归,舍友对此颇有怨言,他在班里几乎没什么朋友。但唯独和高远走得近。
我问李老师,高远有没有女朋友。
李老师说,大一过了以后,高远和班里的周小雨谈上了。当时他还纳闷,周小雨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追求的人很多,怎么会看上农村出来的高远。后来想一想也觉得没什么不可能的,毕竟谁都有年轻的时候。
从李老师那离开之后,我心中又升起了疑团,一个众人眼中趋炎附势、一心想攀附有钱人的人,为何会和家境贫寒、四处打工维生的张力,成为好友?还能收获一段与他并不匹配的爱情?
在此之前,我已经暗中观察了周小雨数日,也彻底查清了她的底细。
这是一个经历简单的姑娘,父母都是省城普通工人,她和高远一样,毕业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法学院,在校期间便顺利通过了法考。可偌大的省城,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就连顶尖法学院出身的学子,都要挤破头争夺工作机会,她的处境可想而知。
毕业后,她先在一家律所做了半年实习律师。微薄的薪水连房租都难以负担,加上手里没有案源,又恰逢疫情,举步维艰。那段时期形势特殊,就连我们办案,提审嫌疑人都处处受限,她无奈之下选择跳槽,进入一家规模中等的公司担任法务。说是法务,平日里却还要包揽各类文员杂活,靠着这份工作,才勉强在这座城市立足。
这我在出租屋门口拦下了她:“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一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
周小雨抬眼看向我,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警官证上,逐字核对上面的照片、姓名与单位。看得出她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不同于寻常人草草一瞥,她看得格外认真。
看清证件信息后,她便急切地追问:“是不是高远出事了?”
我心底不由得一惊。此前我特意叮嘱过李老师,严守高远离世的消息,绝不向外透露,周小雨怎么会一上来就猜到我们是为高远而来?
我神色敛去几分,正色问道:“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出事了?”
周小雨拿出手机,翻出了她和高远的聊天记录。两人的聊天记录从2018年起便完整保留,一条都没有删除。能明显看出,早在2019年寒假之前,二人就已经产生了矛盾。
周小雨屡次劝说高远,不要回乡实习,留在省城备考法考和公务员,可高远态度坚决,执意要回老家发展。争执之下,周小雨甚至撂下狠话,称他若是执意返乡,两人就分手。
2019年7月之后,周小雨接连给高远发去消息,却再也没有收到过回复。聊天界面里,最新一条留言就在一个月前,字里行间满是焦急,她一遍遍追问高远究竟去了哪里。从这些对话不难梳理出时间线。
2019年六月中旬,高远回校领完毕业证,就匆匆返回老家,那也是周小雨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此之前,除去论文答辩,高远几乎很少回校。就连答辩当天,他也是来去匆匆,两人连当面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为此还在微信上大吵了一架。高远留在宿舍的个人物品,全是好友张力帮忙整理的,最后一并送到了周小雨这里。
“他突然失联,实在太反常了。警官,高远真不是旁人传言的那种人,你们千万别轻信那些闲话。”周小雨的声音微微发颤。
“既然你觉得情况不对劲,当初为什么不报警?”我问道。
周小雨叹了口气,说自己去过学校辖区的派出所,民警先问她和高远的关系,她说是男女朋友,民警又问高远的父母为何不报案,她说高远家人都在老家。
等她说清高远是在老家失联后,民警反倒批评她,说她学法律反倒不懂流程,让她去失联地报警。
她知道警方可以查询出行轨迹,便再三恳求帮忙查一查,可民警始终不肯,说不能随意调取公民个人信息。后来一位老民警劝她,查与不查都没有意义,没有活动记录,不代表人已经遇害,有记录,也不代表人安然无恙。
老民警还安慰她,倘若真出了事,高远的父母一定会主动报警。
我静静地看着她,倘若这番言行全是刻意表演,那她的演技实在太过精湛。
我接着询问:“高远还有什么物品留在你这里吗?”
周小雨告诉我,毕业离校前,高远曾嘱托张力,能用的东西尽量送人,无用杂物直接丢掉,唯独书本和笔记本一定要妥善收好。她原本打算借着这一箱书,想办法把高远从偏远的山村劝到省城。她心里笃定,凭着多年的感情,只要高远过来,自己总有办法说服他留下。可高远总以事务繁忙为由一再推脱,让她把东西直接寄回老家。一来二去,两人彻底闹掰,这箱物件也就一直留在了她身边。
这几年周小雨在省城数次搬家,却始终没有丢掉高远的任何一样东西。我很难想象,一个在大城市里挣扎求生的姑娘,拖着满满一箱厚重的书籍,一次次辗转居所的模样。我打开收纳箱,随手拿起摆在最上方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我在高远这个年纪时,也曾听过这本书的名字,直至今日,却始终没有翻开过。
离开前,我没有说出高远已经离世的真相,只告诉她目前高远有了一些线索,具体情况尚不明朗,调查还在继续。同时叮嘱她,不要向旁人提及我们前来追查高远下落一事。
结束这边的问询,我们的下一站目标便是张力。高远生前打出的最后一通电话,接听人正是他。
我驱车来到这家4S店,正是午后客流繁忙的时候。我走到展厅一辆SUV前,刻意抬手招呼他。
张力很快快步走来,脸上挂着销售行业标准化的热情微笑,话术娴熟老练,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车辆的动力参数、油箱容积、能耗配置、质保政策。一连串专业说辞脱口而出,流畅得毫无停顿。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目光落在他身上,耳边的话术一字未入心底。
根据高远大学辅导员的描述,张力在校期间性格极度内向,孤僻寡言,不善交际,整个大学四年,只和高远一人走得亲近,是班里最格格不入的学生,并且从未听闻和周小雨有什么交集。
眼前这个八面玲珑、圆滑世故的汽车销售,和辅导员嘴里那个自卑怯懦、沉默寡言的内向学生,完全是判若两人,根本无法重合。
我没再继续伪装咨询,直接打断了他的介绍,开门见山,语气沉稳:“高远,你认识吧?”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脸上的职业笑容瞬间僵住,眼神骤然失神,刚刚还灵动活络的目光瞬间呆滞,瞳孔收缩,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得通红。
足足愣了两秒,他才带着一丝慌乱,轻声问我是不是警察。
我自认刚才的伪装毫无破绽,随即反问他怎么看出来的?
张力像是松了一口气,说除了警察,这么多年,再也没人会专门来找高远了。
在我亮明身份后,张力请了半天假,执意邀请我去他的住处详谈。我顺水推舟应允下来,我心里清楚,张力心中有顾虑,他不想让同事们知道自己被警察找。
张力租住的房子是城中村一间狭小的民房,地处省城边缘,月租仅仅三百块,狭小逼仄,堪堪容身。
毕业短短三年,他的日子过得格外拮据坎坷。
我核查过他的履历,毕业后半年就赶上了疫情,就业环境恶劣,他并非重点院校出身,求职并不顺利,甚至有段时间要靠送外卖和跑腿维持生计,直到疫情后期,才好不容易入职4S店,算是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推开门,屋内杂乱不堪,地上散落着换洗衣物,桌上堆着没清洗的锅碗瓢盆。见我进门,张力慌忙上前,手忙脚乱地收拾满地狼藉,局促又窘迫。
我站在门口静静看了片刻,没给他过多缓冲的时间,直接抛出核心疑问:“张力,当初你为什么跟所有人说,高远去做传销了?你是不是知道些内情?”
张力身形一僵,瞬间变得极度紧张,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眼神躲闪不定,语气慌乱又微弱:“那是我从高远家人的猜测里听来的……我其实根本不信他会做传销,也从来不想在外人面前这么诋毁自己的朋友。”
我追问:“那你为什么特意跑去河里村找他家人?什么时候去的?”
张力连忙拿出手机,翻找出过往的购票记录,低头快速翻看:“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2019年八九月份去过一次,坐的大巴。后来疫情期间又去过两次,都是坐的火车。”
我心头一动,瞬间想通了关键漏洞。
2019年8月16日,也就是高远失踪后的两周,受限于汽车票购买并未联网的原因,我此前只能核查到实名火车票、高铁票记录,所以并未发现张力的行踪。
我压下心底的波澜,不动声色地继续问他,为什么三番五次去找他家人,到底为了什么?
张力连忙解释,是因为学校的事,他们毕业要交就业登记表,高远一直没提交,后来彻底联系不上了。辅导员知道两人关系最好,说这个表关系到档案,高远还要考公,档案很重要,所以一直让他联系高远。
结果他发现,对方手机和微信全都联系不上,心里慌,怕高远出什么事,才特意跑去村里看看情况。”
我盯着他的眼睛,沉声追问:“高远能出什么危险?他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
这句话彻底戳中了张力的情绪,他猛地抬高音量,语气带着压抑与愤怒:“他最后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他要回村里考村官、干基层!还说他们河里村有黑社会,有人横行霸道、一手遮天!”
所有零散的线索,在我的脑海里似乎串联了起来,高远的死,很可能和3年前那场扫黑除恶有关。
2019年扫黑除恶,我们接到线索说河里村有黑社会,名义上在河边开洗沙场,实际上盗挖那边的河沙。
我对河里村的情况做过功课,这里有大片河道弯曲形成的滩涂,本来村民们在这种花生,沙地里种出来的花生比土地里种出来的果子更大。如果在这里偷盗河沙,也就是在变相地毁掉村民的“良田”。
那一次,我先找到了镇里的郭书记,他提到了一个人,吴生洪。
这人很出名,是我们这个地方知名企业家,主要产业都是和工程沾边的业务,砂石土方、拆迁环建他都能插上一杠子。另外,他也不是河里村的人,甚至都不是这个镇上的,是镇里招商引资过来的。
郭书记说吴生洪是“体面人”。
但他拿出来吴生洪和镇里签订的合同,却让人觉得这个吴真的很不体面——
2017年河里村遭了水灾,村办榨油厂和花生合作社被淹,欠了银行一百多万,吴生洪一把给付清,接手了榨油厂。他显然不是做慈善的,他是看中河里村的沙地了。那一年,河沙价格最高时论斤称重,七分钱一斤,别说河道,就算是河里村往下挖两米都是沙子,这些价值远在花生之上,河里村是守着金山要饭。
榨油厂就在河边,被吴生洪改造成了洗沙场。
吴生洪这个坏怂,白天拿个协议问靠河的村民卖不卖地,村民要是答应,吴生洪晚上就把沙挖走,要是不同意,吴生洪就直接拿高压水枪把河滩冲垮,沙到了河里就是他的了。
村民们种的花生都被毁了不说,河里村本身就建在滩涂上,上游开闸泄洪,河里村必然遭殃,再说河里村已经被淹过一次了,吴生洪开着采砂船这么个干法,要是后面发大水,整个村子都得被冲到河里去。
村里小青年最先不服气,仗着年轻气盛去吴生洪的洗沙场理论,可换回一顿拳脚,告到派出所去,成了互殴,要拘都拘,要放都放。吴生洪那边的人都是劣迹斑斑的混混,进两天拘留所当是度假了,可这几个小青年就亏大了,所以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村民又让支书老高去过吴生洪,可去了几次,老高连面都见不上。老高又去镇里找郭书记反映情况,郭书记说依法办理,可镇土地所来了几次,每次都扑空。
有村民打举报电话,市执法局来抓过吴生洪几次,可奈何这个村太偏了,晚上开车来有一点灯光老远也能看得见,就算摸黑过来,吴生洪的手下也是弃船逃跑,执法局只能扣一条空船回去。
一条采砂船十几万元,吴生洪一条船一个星期就能挣回来。三瓜两枣的罚款对吴生洪而言根本就是挠痒痒。
一直到扫黑除恶,这个案子才引起重视。我们刑警队从镇长那了解完情况,到了村里,村民都抢着提供线索。我们没想到,吴生洪这帮人胆子那么大,居然敢派人跟在警车后边,一直帮他记黑账,我们前脚进老百姓的门,吴生洪的人后脚就进去做工作,撵都撵不走。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村民哪怕回头会挨吴生洪的打,也要给警方线索,把这怂送进去。
这群村民中,就有寒假之后一直未返校的高远,只不过当时的我并未注意到他,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吴生洪身上,我一定要把吴生洪送进去。
当时的情况严峻到一般人难以想象。
那些年建筑行业的爆发式发展,尽管法律条款严苛,但总有不少吴生洪这样的房地产老板愿意铤而走险。
2009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晚上夜查的重点,就是那些车上坐满年轻小伙的黑普桑和大金杯,车的后备厢里,往往装满了棒球棍、洋镐把、大砍刀,这些人,全是为了争抢工地、准备约架的混混。
这些参与工地争抢的混混,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和报酬标准:只是站场露面、壮声势的,一次50块;敢拿家伙事、参与对峙的,一次100块;真敢动手斗殴的,一次200块。有的混混一天能站好几个场,甚至为了充人数会拉着职高的学生参加。
最激烈的时候,两边约群架的人数能达到一两百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不再争抢工地,而是争夺建筑行业衍生出来的各类相关产业,从土方运输、材料供应到工地安保,几乎都被这些混混牢牢把握。他们顺利赚到了第一桶金。而这些人并没有把钱挥霍一空,反而继续将资金投入建筑相关领域,不断扩张势力,形成垄断格局,让正规经营者难以介入。
那些从混混堆里混出头的人,往往最终成了商混站、沙石矿、渣土车队、房地产的老板。这些老板身份错综复杂,始终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交织成一张灰色利益网。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公安局要新建派出所,往往需要四处筹措物资。而这些身份特殊的老板,便会抓住机会,想尽办法主动提供便利,甚至不惜免费提供砂石水泥。
而吴生洪就是那个混出头的人,在没有准确线索的情况下,我还真不能拿他怎么办。
万幸,河里村的村民全都在拼命举报他,办公室的电话从早响到晚,根本没停过。如果我没记错,高远就是村里拨打举报电话最多的人,我重新梳理他生前的通话记录:137通举报。
他的举报最早从匿名开始,到后面匿名要求回复,最后是不匿名公开回复,也就意味着实名举报。
系统里还记录着他的举报事项:吴生洪在河里村盗采河沙、殴打村民,要求查处。
这就是高远存在过的唯一痕迹。
当时我们设了好几个线索收集电话,高远打过多次,有很多人接过高远的举报电话,甚至有一个就是现在头骨案的专案组成员。我找来他问,可我俩坐在一块半天,也想不起来那通电话的具体内容。
更想不起来,那时候高远是不是在公安局或者村里给我们提供过线索,有没和我擦肩而过。
就在举报之后不久,吴生洪最终落网前一个月,高远永远地消失了。
我怀疑高远正是被吴生洪以及一众手下所杀。
但在我拜访了高远的好友张力,听他说了许多以后,我感觉这个事又变得复杂起来了。
张力说,他大学最好的朋友虽然是高远,但在未来规划上,俩人一直谈不拢。
高远总说,他老家是个世外桃源,老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独特的风景和地理位置是老天爷给他们村赏饭吃。他想回去给村里开发田园生态园,让各地的人都来他故乡玩。
张力根本就不相信。农村能有那么好的环境?张力也是农村出来的,对自己老家的印象就是狭窄的道路、肮脏的沟渠。
他一门心思想逃离农村,留在省城,哪怕送外卖都没有回去过。
可我知道高远说的都是真的,那个村子是明清年间为了躲避战乱的村民在此寻得了一处安身之所,是真正的桃花源。
高远做的事,在他看来很不现实——生态园没有个几千万下不来,高远竟然真的在到处找钱。
张力记得,高远最开始是找了他们班上一个很有钱的同学,想让同学帮忙拉拉家里的投资。
要我说,高远确实是个孩子,就他们这所二本,能认识什么巨富,一口气掏出来几千万?他那同学也只不过比较擅长吹牛逼而已,后来眼看要露馅,慢慢就不回他消息了。
我有些错愕,一个学生居然会想到拉上千万的赞助?这和我走访到的高远完全是两个人。
在他们嘴里,高远是个极其不合群的人,性子闷,还格外小气,全班除了张力,他几乎没什么能说上话的朋友,而张力能跟他玩到一块儿,也不过是因为两人境况差不多,都是班里最拮据的学生。
大家凑钱聚餐,永远是别人请他吃饭,他几乎从没回请过一次。不少同学私下里都替周小雨惋惜,说她自身条件不差,怎么就偏偏跟了高远这么个一毛不拔的小气鬼。
更让他们瞧不上的是,高远不光小气,还总爱吹牛。他三天两头跟人说自己老家山好水好,是块没被发掘的宝地,适合开田园生态园,甚至还在班里四处打听,想拉投资、找合作。可全班谁不知道,他是农村出来的穷学生,连生活费都要靠课余时间出去做兼职赚,所谓的生态园,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穷小子不切实际的白日梦,高远因此也有外号叫“高总”。
这么说起来高远的大学生活似乎并不愉快,所以在毕业前高远就决定回到村里,既然生态园的路子走不通,那么就考编上岸,为村里拉投资。似乎上天也垂怜这个年轻人,那年的考试里居然有高远老家村子工作区的岗位。
可高远面对的最大的难题不是考试,而是担心还没考上,吴生洪先把他家给挖空了。张力也是农村出来的,见过那样横行乡里的恶霸,所以劝他别管闲事,回省城,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要么就业,要么考公。
况且那时候省城还有周小雨在等着他。
这个劝,高远只听了一半——他真的考公了,但不是留在城市的那种,而是村官。他执意要回到老家。
他还告诉张力,自己要举报吴生洪,后来又说,他去吴生洪的沙场偷拍过,可手机被搞坏了,没证据了。
张力很担心高远的处境,可高远却告诉他,吴生洪并没有把他怎么样,甚至还出钱修好了他的手机,张力又觉得吴生洪可能没有高远说得那么坏,哪有恶霸不打人还给修手机的?
终究是张力太过单纯。真正凶狠的恶徒从不会虚张声势。翻阅吴生洪涉黑案卷便能发现,此人向来不亲自动手施暴,反而十分会笼络人心,逢年过节都会给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挨家挨户送去现金、猪肉和粮油。
张力说,依照高远的性格,高远肯定会再去取证。如果高远收集到这样的证据的话,会在我们去河里村调查的时候交给我们,可在我印象里,从来没有收到过吴生洪盗采河砂的视频证据。
单纯取证举报,或许还不至于让吴生洪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但他手下一众喽啰行事莽撞、下手不知轻重,难保不是在冲突之中,意外酿成命案。
三年前是我亲手抓的吴生洪,他的卷宗足足有二十几本,卷宗上的每一份材料都我亲自审核。
我对吴生洪再熟悉不过,可即便这样我还是重新阅了一遍吴生洪的卷宗,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新手,吴生洪因为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监狱服刑,现在的他就是一坨滚刀肉。
我没料到,三年后再见到吴生洪,会是在监狱的提讯室里。
管教刚把人带进来,他就先给了我个下马威——隔着铁栏斜眼扫了我一下,重重把屁股砸在对面的椅子上,眼皮垂着盯着桌面,半句话都不肯说,满脸写着“不想见你”。
监狱的提讯室比看守所松快些,没那么多冷冰冰的规矩。我摸出烟盒甩了一根过去,烟卷在桌面上滚了两圈停在他手边:“怎么着老吴,这才几年,不认人了?”
他拿起烟叼在嘴里,我隔着桌子给他点上,他吸了一大口,吐出来的烟圈里裹着阴阳怪气:“有期徒刑我都判满了,陈队长,你还想怎么着?”
这话听着扎人。当年抓他的时候,他可不是这副嘴脸——那时候他一口一个“理解公安工作”,说知道我们是对事不对人,还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说早就听过我的名字,等出去了一定要请我喝酒。
我当时没当真,现在看来他也没当真,这三年在牢里,他心里怕是早把我扒了几层皮。
我打了个哈哈打圆场,说没别的事,就是想他了,顺道来看看。
吴生洪是混了半辈子的老江湖,哪能信这套鬼话,知道我上门肯定没好事,只想赶紧把我打发走,语气越发敷衍:“当初把我关进来之后,我多少次要求见你们,你们谁来过?现在见了还有什么用?陈队长,没别的事就别耽误我中午开饭,牢里饭点过了可没人给留。”
他这话倒也不是全是装的,确实有怨气。当年吴生洪批捕之后刚进补充侦查,正好撞上疫情暴发,那大半年我们整个办案节奏全停了,看守所只出不进,别说提审,连门都进不去。后来好不容易开了视频提审,那画质音质跟2G网似的,对着屏幕吼半天,嗓子冒烟了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根本问不出东西。
也是因为疫情,他的案子硬生生拖了快一年才开庭,公检法把所有能延的期限全用满了。一审判决下来那天,无期徒刑四个字一宣读,吴生洪当场就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以为就是个打架斗殴的事,最后能定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他到投牢那天还在喊冤,说自己是被河里村的老百姓和公安联手坑了,说我们是拿他凑扫黑除恶的指标。
我看他手里的烟屁股快烧到手指了,又递了一根过去,给他续上火顺气:“老吴,你也别怪我,谁让你是贼我是兵呢?真要是换个位置,说不定你比我干得还明白。”
这话他没反驳,闷头吸了两口烟,声音低了些:“当年没好好上学,没的选,只能出来混。后来想着跟着政府干工程总不能出事吧?哪想到最后还是栽在这上面了。”
他说的也是实话。河里村那个项目本来就是镇里郭书记一手招进来的,明眼人都知道是赔钱买卖,光靠郭书记的面子,吴生洪才不会当这个冤大头。他是生意人,无利不起早,河里村那片河沙,早就在他算盘里扒拉多少遍了。
可河里村的老百姓骨头太硬,硬生生把他告进了看守所,我们顺着线索往下挖,把他前些年征地拆迁、抢工程时做的那些恶事全翻了出来,最后还牵出好几个给他当保护伞的官员,一锅端了。
当年吴生洪嘴就硬,那几个保护伞他一个都没咬出来。要是高远的案子真是他的人干的,他更不可能招。我今天本来也没指望一次就能审开,就是想看看他的反应——微表情骗不了人,至少能给我个判断方向。
“2019年7月28号,你在哪?在干什么?”我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像随口聊天。
吴生洪夹烟的手顿了一下,脸上明显怔了半秒,眼神晃了一下,显然是在脑子里飞速翻找这个日期。但转瞬他就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说:“那时候正躲你们呢,你们全城在查我,我还能干什么?东躲西藏呗。”
“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事,别跟我打哈哈。”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寸都不挪开,想把他眼底那点伪装扒开。
“那我真想不起来了。”他也不躲,斜着眼睛跟我对视,语气里全是挑衅,“我都进来三年多了,你问我三年前的事,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
我抬腕看了眼表,已经快一点了,再耗下去也没意义。我挥了挥手让管教把他带回去。
吴生洪起身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他走之后,我跟一起提审的同事对视了一眼,俩人都摇了摇头。
他的反应太正常了,正常到就像他真的完全不知道,河里村在那天死了一个叫高远的人。可我们谁也不敢就这么把他的嫌疑排除,从作案动机到作案条件,吴生洪,依然是最大的嫌疑人。
吴生洪是在道上混了半辈子的老油子,我从来没指望一次提审就能撬开他的嘴。
从监狱出来,我直接在附近找了家小宾馆住下。接下来整整五天,我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到监狱狱政科办提审手续,十点整吴生洪会被管教带到提讯室,耗到下午一两点,我才放人回去。
头两天他还摆着那副阴阳怪气的架子,到第三天就扛不住了,天天错过饭点,牢里可不会为他留饭。第五天他一坐下就拍桌子:“陈队长,你到底还有什么没查清的?明说!我反正已经是无期徒刑了,只要不是人命案子,什么我都能扛!”
我瞅着火候差不多了,故意没接他的话,从卷宗里抽出高远的证件照,“啪”地甩在他面前的桌面上,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
吴生洪低头扫了一眼,眼皮都没抬就开口:“河里村那个大学生嘛,谁不认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对。如果真是他派人杀了高远,第一反应绝对是装糊涂,要么说不认识,要么得假装想半天。他认得太干脆了,干脆到不像装的。
我往前探了探身子,盯着他的脸,问怎么认识的。
吴生洪哼了一声,把脸扭到一边,又拿上了腔调,说自己讲什么也没用,反正我也不信。
这是把自己当成证人,以为我要求他,在拿劲呢。我转头瞥了眼旁边站着的管教,那是我警校的师弟,跟我递了个眼色就转身出了提讯室,顺手带上了门。我从包里摸出一包未拆封的华子,推到他面前。
吴生洪眼睛亮了一下,飞快地把烟捏起来塞进号服的内兜里,嘴里还嘟囔说早这样不就完了。
我让他少废话,赶紧回答问题,到底怎么认识的高远。
他说自己刚到河里村开沙场就听说了,村里多少年没出过这么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都说这娃有出息。没想到头一回见到对方,是在自己的厂子里:“是我手下的小子把他当小偷抓了。说他偷偷溜进厂子里拍照片,就把人扣在办公室了,门口还拴了条大狼狗吓唬他。”
他一听说是那个大学生,专门从镇上赶回厂里,问高远跑进来干什么。
高远梗着脖子,指着院子里的沙堆就骂,说那都是偷挖的河沙,湿乎乎的还在滴水,谁是贼谁心里清楚。
吴生洪说着自己都笑了:“犟眼子!一个读书的学生,不好好在省城待着,跑这穷乡僻壤来管闲事。”
吴生洪那时候不想节外生枝,也没为难高远,客客气气把人送走了。高远走的时候还放了狠话,让他赶紧滚出河里村,别再祸害老百姓,不然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吴生洪在河里村的凶是出了名的,谁举报他他就报复谁。有次村里一个妇女骑车路过沙场,多看了两眼,他开车带人追了二里地,把人家连人带车掀进了河沟里。这么个心狠手辣的主,能放过指着鼻子骂他的高远?
“你没打他?”我皱着眉问。
吴生洪嗤了一声,满脸不屑:“我欺负一个半大孩子干什么?传出去我丢不丢人?”
“你没打,你保证你手下的人也没动过他?”我追问。
吴生洪语气很笃定,说自己手底下的人,出去买包烟都得跟他汇报,打了人能不告诉他?而且他还专门给手下打了招呼,谁也不许动这个大学生。“再说了,我都无期了,你们就算给我加刑我也就这样了,我至于瞒你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半天没说话。他说的是实话。当年给他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中一条核心证据就是他对团伙的绝对控制力,手下所有人的行动都必须向他汇报,没有他的点头,谁也不敢私自做事。而且他刚才那句话太坦荡了,坦荡到不像装的。他要是真知道高远死了,绝对说不出这种话。
我沉默了半天,终于开口,声音很轻:“高远死了。”
吴生洪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他愣了足足有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声音都变调了:“死了?怎么死的?他不是出去做生意了吗?”
这回轮到我愣住了。“你说什么?谁告诉你他出去做生意了?”
“村里都这么说啊!”吴生洪比我还激动,身子往前探着,“天地良心啊陈队长!谁丧尽天良杀个学生娃?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我看着他脸上真切的震惊和急着撇清的慌乱,半晌,轻轻叹了口气。“不怀疑你了。你怕他。”
吴生洪嘴硬,还想辩解,说自己不是怕,是大人不记小人过。
但我心里门儿清。我见过太多他这样的混混了,没读过书,反而敬畏高远这样的人,怕他们未来无限的可能——比如高远考公上岸,成为影响他们生意的人。
吴生洪,可能不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