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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的表演,也是战后香港电影的一个新鲜样本。
更早一些的银幕歌女,常常站在麦克风前面唱。她们受苦、等待、流泪,用歌声诉说自己的命运。葛兰不一样,她跑、跳、转身,拍着手从楼梯上下来,又带着一屋子人舞动。
《曼波女郎》的来历,也有点偶然。
葛兰晚年回忆,当时电懋的人先给她看一部意大利电影《Mambo》,让她学两样东西,带去台湾劳军:一样是曼波,一样是京韵大鼓。台下有不少北方军人,听京韵大鼓里的《长城谣》,很感动。曼波更是从来没见过,反应更大。
她回来后,陆运涛决定拍《曼波女郎》。有人担心赔钱。陆运涛说:“要蚀,蚀晒就算。”
他敢赔。
陆运涛出身南洋富商之家,少年在瑞士读书,后来进剑桥。
他爱电影,也爱鸟,拍鸟、写鸟。1955年,陆运涛接管负债的永华片场。翌年,他把国际影片发行公司改组为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
“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名字像洋行。简称电懋,倒很轻。
陆运涛、钟启文、宋淇都受过西式教育。公司里有岳枫、陶秦、易文、张爱玲、姚敏、秦羽等一批南来电影人。他们懂旧上海,也看好莱坞。到了香港,就拍公寓、咖啡馆、汽车、飞机、舞会。人物说国语,家里的事还是中国人的事。
电懋的人后来常说,公司像个大家庭。
剧本没有写完,先把故事讲给演员听。演员喜欢,才往下写。每月一号发薪水,台前幕后领完钱,去对面的美丽华酒店吃饭。饭桌上谈家事,谈薪水,也谈下一部戏谁演。
有导演在场,大家就抓住他,说不请这顿,下部戏罢演。
一次轮到尤敏请客。吃完才发现钱不够,只好叫司机回家取五百元。
邓小宇小时候在电懋做童星,记得的也是这些小事。
李湄开一辆很大的美国佳士拿房车来片场。明星们去太子道的咖啡屋喝下午茶。王莱喜欢去金巴利道香槟大厦楼上的红宝石餐厅,因为那里放古典音乐。
片场有个化妆师,大家叫方爷爷。银白头发,胡子修得齐,戴法国鸭嘴帽,穿苏格兰大格子衬衫、卡其裤,颈上系丝巾,骑摩托车来上班,他把自己当艺术家,别人也这么看。
所以电懋电影里那些近似乌托邦的中产生活,虽有布景,也不全是编的。
《曼波女郎》一开场,先拍一双平底鞋,再拍一条菱格纹七分裤。裤子的花纹和地板快要混在一起。镜头拉开,葛兰出来了。马尾一晃,手臂抬起来,旁边的人跟着动。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惊呆了,因为这居然是家里的生日会。
桌椅推开,客厅就是舞池,年轻人穿毛衣、衬衫,喝汽水,放唱片。葛兰走到哪里,舞就到哪里,这一段燃到爆炸。
这在当时其实相当大胆。
年轻人不必为跳舞受到惩罚,也不必在电影结尾幡然悔悟,回家把唱片砸掉。他们可以在父母的屋檐下开派对,恋爱,争风吃醋,电影没有把青春当作一种需要尽快治愈的疾病。
不过,我觉得《曼波女郎》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没有把快乐写得毫无裂缝。
葛兰演的李恺玲,是家里最受宠的女儿。生日那天,她忽然发现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她去一间间夜总会找生母,以为生母是台上唱歌的女人。最后找到的,却是夜总会洗手间里的女工。
《曼波女郎》里的快乐从来不是天真。
我想,究其原因,是因为它由一群熟悉离散的人制造出来,他们都知道,家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东西。
家可能在战争里失去,也可能隔着一片海留在另一座城市。
可是电懋没有因此让剧中的人物坐下来哭到底。
它让葛兰继续跳舞。
《曼波女郎》以后,葛兰的声音很快越过了香港。
1959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邀请她参加黛娜·肖尔主持的电视节目。对当时的华语电影演员而言,那当然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葛兰却没有像电影里那样,马尾一甩,毫不犹豫地走进去。
抵达洛杉矶的第一晚,她哭了。
因为思乡,也因为怯场。她问第二天有没有飞机回香港;制片人告诉她,两周内都没有班机。
只好留下。
排练时,节目组临时提出,要她把《Getting to Know You》的一部分译成中文,再教给主持人黛娜·肖尔唱。葛兰过去唱歌,作词作曲都有专人负责,这一次却来不及从香港找人帮忙,只能关起门来,自己一句一句琢磨。
正式录影的时候,她紧张得手脚发抖。唱过几分钟以后,才慢慢镇定下来。
美国记者把她称作“东方的黛比·雷诺兹”,葛兰却不太愿意做谁的“东方版本”。
她唱英文歌,也穿旗袍。记者问她,旗袍为什么要在两边开衩,她回答得很葛兰:中国女人的小腿很好看,为什么不能让人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