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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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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8-10 05:4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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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么思齐

文/么思齐

编辑/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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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欧洲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下降,作为能源运输链条的航道干涸,通行受限。(图源:盖蒂图片社)

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市场最危险的断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启动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紧急石油储备释放,但市场紧张情绪并未消退。

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极端天气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体系,油气价格波动加剧,电网和基础设施频繁遭遇热浪、洪水、干旱和野火考验;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快速推高电力需求,而全球仍有约6.55亿人无法获得电力、约20亿人缺乏清洁烹饪条件。今天的能源安全,已超越单纯的供应保障问题,而是涵盖可负担性、可及性、可靠性和系统韧性等多个维度,同时涉及能源转型成本如何分配。

能源危机会自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吗?传统石油安全是否正转向电力安全?当气候目标、经济增长、产业竞争与能源公平发生冲突,一国政府又该如何取舍?围绕这些问题,《凤凰周刊》专访了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杰明·索瓦库尔(Benjamin K. Sovacool)。他长期研究全球能源政策、能源安全与公平、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也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主要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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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本杰明·索瓦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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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不会自动带来能源转型

《凤凰周刊》:近期围绕伊朗的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暴露出全球能源体系的哪些弱点?各国应吸取什么教训?

索瓦库尔:这场危机再次印证了一个半个世纪前便已明确的结论:全球能源体系极为脆弱。1982年出版的《脆弱的力量:国家安全的能源战略》指出,我们建立了一套资本密集、地域广阔且技术复杂的能源体系,任何局部扰动都可能引发全局危机。

2003年的北美大停电就是典型例证。一条输电线路发生故障后,由于监控、报警和协调系统失灵,迅速演变为影响约5000万人的连锁停电。如今,这类风险变得更加严峻:一部分来自战争、地缘政治和冲突,另一部分来自洪水、野火、风暴潮和极端热浪等气候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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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14日,纽约市在北美大停电中陷入混乱。(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但当下的危机也在提醒我们,有些能源体系可以更加安全。能源安全包含四个维度:第一,能源的可获得性和供应安全;第二,能源服务的可负担性、公平性与可及性;第三,环境治理,包括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第四,效率、韧性与创新,即让能源体系变得更有能力抵御气候变化及其他冲击。

化石燃料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从可获得性看,全球约80%的化石燃料集中在约15个国家,任何一个供应方停止供应,都会在结构上造成能源不安全。例如2001年10月,一颗步枪子弹击中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造成约28.56万加仑原油泄漏,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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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经过美国阿拉斯加州荒野。(图源:美国土地管理局)

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的地理特征不同,每个国家都有阳光、风和流动的水资源,资源通常更接近需求端,要安全许多。

从可负担性和环境治理来看,化石燃料还存在大量未被计入价格的外部成本。如今在许多市场,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煤电、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虽然被视为相对清洁的燃料,但其生产、液化、运输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甲烷泄漏,全周期排放也会高于常规供应的天然气。

从韧性来看,可再生能源通常具有规模较小、模块化程度较高且不依赖持续燃料运输的特点。传统燃煤电厂需要持续采购和运输煤炭,燃料成本约占运营成本的80%;相比之下,太阳能几乎无需燃料投入,其燃料成本不足总成本的1%。太阳能系统虽需维护(如管理逆变器、清除灰尘),但多数故障可用简单的工具修复。联合循环燃气轮机则复杂得多,面临的风险也更多。

因此,伊朗危机不仅暴露了集中式、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体系何其脆弱,也说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更具韧性的基础设施能提供一条相对安全的路径。

《凤凰周刊》:如果这场能源危机持续,哪些国家受影响最严重?又有哪些国家会加快清洁能源的转型?

索瓦库尔: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很脆弱。俄乌战事已经表明,危机发生后,各国首先考虑的是保障能源供应和控制价格,而不是立即摆脱化石燃料。当时,欧洲短期内增加了煤炭和本土天然气的使用。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是如此。各国最直接的反应是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增加供应、压低价格。危机通常会促使政府从一切能获得的渠道寻找能源,无论这些能源是否清洁,无论来自国内还是海外。因此,能源危机不会自动带来清洁能源转型。

如果危机持续,天然气价格上涨将进一步传导至电力和供暖成本。因为天然气在欧洲部分地区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仍占据相当大的发电比重,夏季尚不明显,但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问题会严重得多。天然气也是化肥等产品的重要原料,价格变化可能波及食品体系,形成电力、供暖和相关商品价格同时承压的局面。部分依赖天然气生产的低碳技术,例如氢能,其经济性也可能受到影响。

应对上,各国差异很大。中国、韩国等国持续加强可再生能源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政策反复,甚至出现倒退。例如,欧洲一些国家重新增加本土煤炭使用。危机最终会推动何种能源转型,并非由危机本身决定,而取决于各国的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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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19日,位于宁夏同心县的新型镍氢混合共享储能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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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最大系统性风险

《凤凰周刊》:如今,极端天气正不断加重能源体系的压力。气候风险是否已经成为能源安全面临的首要挑战?

索瓦库尔:这并非新的挑战。人们常常以为气候风险在未来,但相关影响早已发生。全球长期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已升高约1.3摄氏度,近年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5摄氏度。不过,《巴黎协定》所设定的1.5摄氏度阈值,指的是数十年平均升温水平,而非单一年份的气温。

未来,极端天气将进一步加剧。能源体系高度依赖水资源,火电、核电、燃气、水电等设施都离不开稳定的供水;与此同时,大量能源基础设施又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更易受到风暴潮、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的冲击。气候变化因此成为风险倍增器,不仅影响发电,还会冲击输电、供水和能源运输等整个系统。尤其沿海城市的道路、管道、电力线路、电厂和配送系统,都暴露在风险之下。

研究预测,如果缺乏有效适应措施,到本世纪末,仅沿海洪水和风暴潮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或将接近100万亿美元。哈佛大学经济学者阿德里安·比拉尔和迭戈·坎齐格的研究甚至认为,全球气温每增加1摄氏度,经济体量可能下降20%以上。气候变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是一次短暂冲击,而是一种持续并不断放大的风险。

《凤凰周刊》:战争、地缘政治、保护主义和极端天气,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索瓦库尔:长期来看,气候变化仍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即使今天停止所有排放,由于气候系统存在时间滞后效应,本世纪后期将面临愈加难以控制的气候变化,而且我们或许已经跨越了某些临界点。

不过,近期最大的风险来自地缘政治和保护主义。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宣布不再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开始对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足够便宜,以至于一些国家不得不设置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相关产业。这是中国取得的重要成就,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如果仅追求可负担性,各国理应采用成本最低的技术。然而,就业、产业竞争力和供应链安全等考量,又促使不少国家设置贸易壁垒。

国际社会因此进一步分裂,利益分化更加区域化。这一变化将使《巴黎协定》等国际气候协定、《全球塑料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关税这些本应通过合作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继而催生更多冲突和竞争。未来5到10年,地缘政治竞争和民粹主义将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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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值得尊重和认可

《凤凰周刊》:中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汽车和储能领域的全球引领者。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哪些机遇?

索瓦库尔:中国的能源转型成就值得庆祝。提出“双碳”目标后,中国持续投资制造业,仅用20年就取得了规模非凡的发展,值得尊重和认可。

中国发展模式的启示在于,政府长期将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制造业能力置于优先位置,并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这种协调发展的模式对许多既希望发展经济又愿意正视气候变化的国家而言,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蓝图。

《凤凰周刊》:许多观察者认为,中国的优势不只是低成本制造,而能提供涵盖制造、项目开发、融资和系统集成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是否代表全球清洁能源竞争的一种新模式?

索瓦库尔:是的,我认为可以用“多中心治理”来概括——一个行动者能够跨越不同尺度和情境,管理性质各异的治理挑战。中国正是如此:它把项目管理、金融、创新和系统集成结合起来,在城市、省份和区域等不同尺度上协调推进,又通过五年规划自上而下统筹发展,同时动员政府、国企、私企、消费者乃至环保组织等各方共同参与。这种组合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全球清洁能源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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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慕尼黑太阳能光伏期间,华为正在展示旗下光伏储能系统模型。(图源:TaiyangNews)

《凤凰周刊》:在能源改革和气候行动方面,中美最有潜力开展合作的领域是什么?

索瓦库尔:目前,国际气候治理正面临领导力真空。美国不再是稳定的气候领导者,两党交替上台后会推翻彼此的政策,在维持长期气候和能源战略方面表现得很差。英国的情况也类似,在碳捕集与封存、核电、“零碳住宅”、海上风电等政策上屡次取消又重启,政策反复和项目取消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反映出其能源与气候领导力的不足和不稳定。

过去30年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和气候行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它已具备成为全球气候领导者的能力。我鼓励中国填补这一领导力真空。即使中美存在竞争,双方在电力系统现代化、技术创新和全球气候治理等领域,仍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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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挑战在于电力可及性

《凤凰周刊》: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技术快速发展推高了电力需求,能源安全的重心是否正从石油安全转向电力安全?

索瓦库尔:这种说法中有相当多的炒作。有人使用“电力国家”(electrostates)这个概念,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只靠电力,不同的终端需要不同的能源。航空、远洋航运和部分重型运输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依赖液体燃料,全面电气化并不现实,例如铁路、公路货运和航运网络并不总与电网重合,开放海域也不存在电网。目前的氢能和储能技术也不足以支撑大型船舶进行长距离的纯电航行。但住宅、商业和部分工业领域仍有很大的电气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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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1日,肯尼亚基安布一名妇女简陋的厨房里用木柴做饭。(图源:美联社)

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电力是否可靠,而是电力是否人人可及。到2026年,全球仍有约6.55亿人无法获得电力,约20亿人依赖污染严重的固体燃料烹饪。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儿童仍生活在传统能源体系中,在明火上做饭,或无法接入现代电网,他们从未享受到电气化社会中习以为常的便利,如电热淋浴、电视、网络娱乐等,也因此被排除在现代能源体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并非无解。按照国际能源署的估算,想要实现全球普遍的电力接入和清洁烹饪,每年仅需花费450亿美元,不到清洁能源投资的2%。只要各国愿意投入,电力可及性将成为最具回报的公共政策之一。

《凤凰周刊》:许多国家在推进能源转型时却面临国内层层阻碍,且高度依赖中东石油。如何评价一国能源转型政策和行动是否成功?

索瓦库尔:依旧可从前面谈到的四个维度来衡量——一是供应安全与能源的可获得性,二是可负担性、公平性和可及性,三是可持续性(包括水资源、空气质量、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四是韧性与效率,即能源体系面对冲击时能否快速恢复,并保持高效运行。

我们的研究曾通过建立能源安全风险指数,对不同国家进行评估。第一版指数聚焦美国,分析了1970年至2007年的近40年变化。这段时期,美国成立能源部,加大国内油气开发,推广建筑标准和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发展风能、太阳能,推进电网现代化,并布局储能和抽水蓄能。

如果只看政策清单,这似乎是一条能源转型成功路径。但评估结果却出乎意料:美国能源安全并没有得到全面改善。能源价格上涨,对外能源依赖增加,能源独立性下降,温室气体排放也继续增长。同期明显改善的只有两个指标——二氧化硫排放下降和能源效率提升。

之后,我们又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于日本等约20个国家,发现了类似规律。原因在于,能源安全是一个多目标平衡问题。能源价格、进口依赖、环境影响和系统韧性之间始终存在权衡。廉价能源未必可持续,容易获得的能源也未必具备长期抗风险能力。

因此,评价一个国家能源转型是否成功,不能寻找一个所谓“完美答案”,而应关注其是否在不同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能源体系,也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转型模式。

更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关注一些实际指标:电力系统是否更加清洁且可靠,建筑能效是否提升,工业脱碳是否取得进展。过去二十年,全球在电力领域和私人交通领域的脱碳速度相对较快,但航空、航运、重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仍是能源转型中最难突破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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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31日,肯尼亚内罗毕基贝拉贫民区,一名工人在电线杆上连接电缆。(图源:美联社)

《凤凰周刊》:政府必须同时平衡气候目标、经济增长、能源公平以及AI发展带来的新增用电需求。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优先投资什么?

索瓦库尔:衡量标准越多,决策越困难。能源安全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动态性和具体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同,比如,非洲国家会优先考虑电力可及性和减少能源贫困,俄罗斯会优先关注天然气,沙特阿拉伯会优先关注石油,美国则会优先关注石油、天然气和能源出口。

但能源效率和需求侧管理始终是最值得投资的领域之一。研究表明,能源效率每投入1美元,或将带来最高40美元的综合收益,包含健康、韧性和生产率提升。IPCC指出,到2050年,通过建筑、交通和食品系统等需求侧措施,在不影响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全球可减少40%至70%的温室气体排放。提升能源效率,实际上等于开发了一种巨大而隐形的能源资源。

日常生活中的浪费足以说明节能的潜力:没必要却一直亮着的灯、温度设定过低的空调、忘记关闭的设备。有研究估算,如果美国所有驾驶者都保持适当的轮胎气压,由此节省的燃油足以避免在阿拉斯加进一步开采石油。更重要的是,能源效率带来的收益会随着时间累积,并通过规模化应用不断放大。

日本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加热马桶圈等电子功能虽然提升了生活舒适度,但根据普遍估算,其全国累计耗电量相当于约六座核反应堆的发电量。这提醒我们,在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要思考:新增的能源需求是否真的必要?哪些需求其实可以减少?

《凤凰周刊》:能源价格上涨时,普通家庭往往会通过水电气账单和交通成本感受到压力。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如何保护脆弱群体?

索瓦库尔:脆弱群体往往最容易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而能源市场本身不会主动保护他们,因此政府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政策进行干预。

英格兰“温暖前线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帮助约230万户家庭改善供暖条件和能源效率,其中包括大量养老金领取者。美国的“住宅节能改造援助计划”和“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分别帮助低收入家庭提升住宅能效、降低能源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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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7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接受政府资助的低收入群体正在调试家中的取暖恒温器。(图源:美联社)

这些项目包括更换锅炉、安装热泵、增加保温层以及升级窗户等措施,将技术改造与能源使用指导相结合。参与家庭不仅提高了住宅的能源韧性,改善了居民健康状况,也增强了对能源消费的掌控感,减少了因能源负担带来的焦虑和羞耻感。但这类项目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支持。“温暖前线计划”投入约29亿英镑,美国的两项计划每年也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投入弥补市场不足,确保能源转型不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实习生朱若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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