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夏尔巴人：15次登顶珠峰，直到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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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夏尔巴人：15次登顶珠峰，直到葬礼

文丨姜鸥桐

编辑丨卢伊

基利被找到了，在海拔5800米的山壁上。

两周后，他的遗体被带回位于加德满都的家。几个男人抬着他，绕着神坛转了三圈，把他放上卡车车厢，缓缓前往三十分钟车程外的火葬场。

基利死了。7月30日，在巴基斯坦布罗德峰，一场灾难性的雪崩带走了他及9名登山队员的生命，包括曾在半年内登顶14座八千米级山峰的知名尼泊尔裔登山家尼尔马尔·普尔贾（Nirmal Purja），和中国登山家王钟。

起初，乔蓓并未过分在意遇难名单，直到友人提醒，她才发现那串姓名中的Kili Pemba Sherpa——那是她的夏尔巴向导，两人曾在去年10月一同登顶尼泊尔境内的阿玛达布朗峰。两周多的旅途中，她更常叫他基鲁（Kilu），那是基利的别名，身边人总是这么叫他。

意识到他的死亡，乔蓓在卫生间号啕大哭。

我们能够在许多地方找到基利的名字。在登山公司的官网介绍里，他是一位资深的高山向导，15次登顶珠峰、首次冬攀乔戈里峰（K2）。在纪录片《无尽攀登》的字幕里，他是摄影团队里唯一的夏尔巴人，曾在2018年协助中国无腿登山家夏伯渝登顶珠峰。在少数登山媒体的报道里，他于今年7月3日成功登顶了世界上所有14座八千米级的山峰，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只有50余人。最后一次，他的姓名出现在遇难者名单上。

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被简单地称为“夏尔巴”。

它原本是一个民族的名字，他们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高海拔地区。一个多世纪以来，承担高山向导工作的夏尔巴人多只作为异国登山家们的“协作者”出现。他们熟悉山脉，承担风险，却很少成为故事的主角，直到死亡将他们的名字带到公众面前。

在这场过去十年来遇难人数最多的山难发生后，无数人将目光聚焦在几位知名登山家上，而队伍中的四位夏尔巴向导，再一次被隐去姓名。直到几位中国登山者用怀念文字，将基利的名字打捞出来，他的音容、生活和梦想，变得清晰起来。

“基鲁”

竹竿上的彩色经幡随风飘动，诵念经文的声音一阵阵传来。冯安澜想起，基利每次出发前也会唱诵一些祈福的经文，祈求神山护佑。但这次，群山吞没了他。

隔着两三排人流，他看到一条条白色的哈达被抛上卡车，直到将基利的身躯完全盖住。人群里高声的哭喊不绝于耳，来自基利的妻子。临行前，她忍不住跳上车，俯身抱着基利，作为最后的告别，直到其他亲人将她拉下——按照当地的传统葬俗，逝者的妻女无法参与火葬。

8月14日，基利的葬礼，冯安澜几乎留到了最后。露天火葬的亭子里，一片片灰烟飘散，不远处摆着成排的酥油灯，火苗轻轻晃动。空气里，弥漫着肉体烧灼的气味，以及木头、酥油和藏式香粉的味道。

两人已经四年没见了。冯安澜常居尼泊尔，2022年，他在朋友的鼓励下决定攀登珠峰，而六千米级的罗布崎峰是登顶前必要的拉练，基利是他的拉练向导。那是他第一次登山，不知道怎么扣好登山靴上的防滑链，基利总会耐心俯下身帮他。在营地休息时，他的肩膀严重酸痛，基利便主动帮他按摩，粗糙的双手非常有力量。

冯安澜记忆中的基利，总是与歌有关：住在大本营无所事事时，他会拿起自己的通纳琴弹唱民谣，身后是嶙峋的雪山。而到了登山时刻，在漆黑寒冷的凌晨，冯安澜只看得到一只只头灯，耳边有冰川融化的流水声和窸窸窣窣的踩雪声，基利就走在他前面，轻声吟唱着祈福的经文，一唱就是几十分钟。在这关于夜的画面里，基利背着沉重的背包，身影渐行渐远，歌声也一点点消失在云与山之间。

更多时候，他只是沉默，脸晒得像黑炭一样，笑的时候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三年后，在阿玛达布朗峰的雪坡上，基利还是很少说话。

乔蓓和他一前一后走在一块，从黑夜到日出。他们知道，还有很高的山要爬。冲顶的必经之路上，几乎没有前人的脚印，最陡处有六七十度，难以判断雪的深浅或松紧，于是基利走在前面探路，一步步踩出了便于攀登的台阶。她至今还记得那个早上，天色初亮，踩雪声很重。

基利与乔蓓登顶阿玛达布朗峰后的合影

去年十一假期，乔蓓落地喜马拉雅群山之中的卢克拉机场。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不到六百米的跑道，一端是山壁，另一端是深谷。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基利，高大、肤色黝黑、英语不算好，接机时除了帮她拿行李外，几乎没说过多余的话。

这是她第一次独自攀登六千米级的雪山，由于行程安排与其他登山队伍不一致，乔蓓近两周的攀登只会有一位夏尔巴向导全程陪同，没有统一的住宿、食物以及队友。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很重要。

出发前，她和相熟的登山公司负责人强调，向导一定要可靠。基利的履历看起来足够可靠：14次登顶珠峰，冬攀K2，协助夏伯渝登顶珠峰。尽管如此，基利的沉闷还是让乔蓓有点忐忑，一度想要换人。

变化发生在进山之后。山峰中的他明显更从容、专业，对一切攀登细节都得心应手。在一处被称为“Yellow Tower（黄塔）”的路段，这是一段近似悬崖的垂直岩壁，需要登山者抓着固定的路绳、紧贴着岩壁横移，或者用力跳跃。6000米的高空，氧气稀薄，背包沉重，疲劳和恐惧会被放大，每一步却要落得稳重小心。基利往往一边鼓励她，连声说“good job（做得好）”，一边拉紧路绳。这是一种类似于“消防员保护”的方式，能够防止登山者因为太累而失去平衡或脱手滑落。

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在大本营旁的客栈暂住，和其他登山客、夏尔巴向导一起围坐在温暖的小木屋客厅吃饭，喝本土生产的小瓶朗姆酒。在C1营地休整时，他们脱下厚重的登山羽绒服，把睡袋、防潮垫都拖出来晒，躺在没有人和积雪的坡上晒太阳。乔蓓叫他的别名“基鲁”，“基鲁”则讲起自己是怎么开始登山的，讲起自己和妻子的相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他告诉乔蓓，自己还差一座山就能完成登顶14座八千米级山峰的纪录了。

这座山是南迦帕尔巴特峰。10个月后，2026年7月3日，基利和他的客户、中国登山家王钟一同登顶。乔蓓看到了他完攀的消息，第一时间给基利发了消息：“Congrats（恭喜）！”

今年5月，小唐也从基利口中得知，他即将完成这项堪称伟大的完攀。他相信基利一定可以做到。

彼时，他和队友雨杉已经在珠峰六千米海拔的C2营地滞留了近八天，由于天气状况不佳，两人陷入漫长的等待。作为雨杉的向导，基利没有休息过。5月下旬是攀登珠峰的黄金窗口期，登山客来往如织，他和夏尔巴向导队伍一起，往返不同海拔的营地，修路和运送物资。

在珠峰营地，由小唐的队友拍摄的基利，他的手里是一袋速食番茄牛肉饭

基利的强大和专业，让雨杉记住了他的名字。“几乎全程都是基利拉着我上去的。”为了避免登顶拥堵带来的氧气不足，几人商量决定早些出发，并加快登顶的速度。凌晨起床不久，基利便把雨杉和小唐一口气拽了起来，迅速换好装备。

这不是一件快得起来的事情，光高山靴就有三层，每一层都有拉链和扣锁，鞋帮几乎到膝盖。固定冰爪也不容易，需要把防脱的绳子卡在脚腕上，很容易夹手。如果操作不够熟练，半小时也很难穿完，过程中甚至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高反，但基利只花了十几分钟，就给自己在内的三个人穿好了全部装备。

出了帐篷，基利拉着雨杉和小唐一路“超车”，赶超了二十多个人，天还没亮便完成了登顶。8848米的高空，眼前一片漆黑，除了登顶路线上连成一串的小小头灯，和不远处A4纸大小的尼泊尔文路牌，清晰的只有远方的小城灯光，小唐猜测是西藏日喀则。

这是基利登顶珠峰的第15次。

尽管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乔蓓依旧能感觉到基利的不同。“一般的夏尔巴可能会觉得，爬完珠峰，爬完乔戈里峰（编者注：通常被认为是最难攀登的8000米级高峰之一），自己就能带更多的客人、接更贵的单。基利不是这样，他本身是有攀登欲望，也享受攀登这件事的。”

两人一起攀登的这座阿玛达布朗峰，海拔不到7000米，在喜马拉雅的众多雪山中不算起眼，但基利告诉乔蓓，这是他最爱的雪山之一，已经爬了十几遍。它的地形多变，有许多陡峭的岩壁和断崖，这让登山者没办法像攀登常规雪山那样穿着冰爪。岩石破碎，常有落石、落冰和雪崩，“只有真正热爱攀登的人，才会喜欢这座山。它能够给予你攀登的乐趣，而不仅仅是登顶。”乔蓓说。

攀登

三年前，乔蓓曾登顶世界第八大高峰马纳斯鲁峰，但让她印象最深的，并不完全是登顶本身，而是贫穷。

坐落在山脚下、那条通往马纳斯鲁峰大本营必经之路的村庄，名叫萨玛贡（Samagaun）。这里房屋破旧，乔蓓形容它们像“建在烂泥上的木头架子”。村庄没有公共交通，外界只能依靠步行进入。与珠穆朗玛峰相比，马纳斯鲁峰的商业开发程度较低，登山旅游并没能给当地带来同等规模的经济回报。

而萨玛贡也是基利和妻子相遇的地方。三十年前，16岁的基利还是一名背夫，为登山队搬运衣食、睡袋、固定绳、氧气瓶以及任何登山所需的装备——这几乎是历代夏尔巴人成为高山向导的职业起点。

他的家乡罗瓦林（Rolwaling）靠近西藏边境，却距离山区很远，一条险峻的高山隘口，将罗瓦林与通往珠峰的昆布山谷分隔开。后者拥有机场、旅馆和世代相传的登山盛名，前者则一无所有，冬季严寒，土地贫瘠。许多家庭为了生计，不得不将儿子送入山区。

也是在16岁那一年，基利跟随一支日本登山队攀登马纳斯鲁峰，由于装备简陋、经验不足，他们最终未能登顶。六年后，22岁的基利再次回到这座山，终于站上峰顶——这是他登顶的第一座八千米级山峰，又过了一年，他终于登上世界之巅。从那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些山里，攀爬，然后登顶。

有登山者回忆，基利的背包很重，重到背上后需要别人搀扶才站得起来。多数时候，他承担着最艰苦而危险的工作，比如结组，这需要他率先攀上毫无保护的路段，看雪况如何，哪个坡度最稳，然后架好绳索，以确保其他登山者安全攀登。这需要体力、经验、判断力，以及“适当的谦逊”——结组者的名字极少能被写入登山报告，因为他们是夏尔巴，高山的向导。

但他从未因此停止攀登。社交媒体上，基利这样描述登顶后的感受：“每一次攀登都是一次祈祷，每一步前行都是一种祝福。”

2021年，基利与所属登山公司创始人、知名登山向导明玛G（Mingma Gyalje Sherpa）重新探索马纳斯鲁峰，发现了通往其真正峰顶的路线，并绘制出至今仍被登山者认可、使用的路线图，引发震动。

同年1月，基利参与完成了乔戈里峰的首次冬季登顶。作为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冬季的极端低温、狂风和复杂地形，让这次攀登成为登山史上的重要突破。更重要的是，登顶队员均为尼泊尔裔和夏尔巴人，《国家地理》评价，这意味着“新一代原住民登山者的崛起……他们不仅仅是为商业探险队搬运物资，而是成功完成了雄心勃勃的高海拔攀登”。

而对于中国登山者而言，基利更为人熟知的经历，是2018年协助中国无腿登山家夏伯渝登顶珠峰。在纪录片《无尽攀登》中，他是八名摄影师中唯一的夏尔巴人。纪录片出品人柯庆峰回忆，离开大本营后的攀登过程里，基利经常走在队伍最前方，拍摄完成了几乎每一幕偏远景的画面，无论白昼黑夜，晴朗风雪，爬陡坡或跨越冰裂缝。

纪录片《无尽攀登》，身着红色登山服的夏伯渝走在队伍最前。这一幕由基利拍摄

这些经历，让基利在众多夏尔巴向导中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姓名，他开始以“基利”而不是“我的夏尔巴”被铭记——尽管带来这种铭记的，多数时候都是死亡。

选择

夏尔巴人曾短暂拥有过姓名。那是在1953年，距离第一批西方登山探险者进入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近五十年后，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与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一同登顶珠峰，成为人类首次抵达世界之巅的人。

背后是生死的代价。这位珠峰先驱的登山之路始于1935年，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搬运工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年有六名经验丰富的夏尔巴人在南迦帕尔巴特峰遇难。他们的姓名，在登山史上几乎从未被看见。

更早之前的夏尔巴人，世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高海拔地区，以放牧和耕种为生。夏尔巴是他们共同的部落名，而非外界以为的姓氏——他们其实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姓，只有名字。许多夏尔巴人会以出生在星期几来命名，比如基利出生在一个星期六，他的主名彭巴（Pemba）代表土星，这在藏历中刚好对应周六。

1908年，当首批探险者抵达喜马拉雅山脚，夏尔巴人被雇来运送物资——银质的餐具，成箱的香槟。人们发现，这群“来自东方的人”强壮可靠，此后每次探险都请他们同行。自此，夏尔巴人失去了名字。

在高海拔山峰的攀登中，夏尔巴人承担着大量基础而关键的工作：运输物资、搭建营地、铺设固定绳、开辟路线、准备食物，并在危险路段协助登山者通过。他们的背包最重时有40公斤，里面装着睡袋、炊具、氧气瓶、衣物、防潮垫、上升器、医疗包、登山杖等装备，其中大多数是帮助登山者背负。整个登山季，他们累计上下攀爬约1.07万米的垂直高度，带着生活用品与垃圾不断往返。

一名背夫背着行李从珠峰大本营出发，这样辛苦的工作通常由夏尔巴人承担

当攀登本身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夏尔巴人一次又一次创造着攀登纪录，甚至被写入人类登山史。但这些成就很少得到承认。绝大多数夏尔巴向导都只被简单地称为“我的夏尔巴”——一个身份标签而已。

“如果美国人能登顶珠峰19次，那他肯定会出现在百威啤酒的广告里，夏尔巴人却得不到同样的认可。”丹增的长子诺布此前接受采访时说，彼时他的表哥刚刚因为协助一名美国登山家而在山中遇难。这位美国登山家悲痛不已，决定今后每年都给予这家人四千美元的补偿。“我感到愧疚的是，我雇佣了一个别无选择的人为我工作。”她如是说道。

他们确实别无选择。对于许多夏尔巴家庭而言，高山工作是重要的谋生方式。一名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在一个登山季可能赚取5000至12000美元，而尼泊尔年收入中位数为540美元。攀登珠峰一年只有两个登山季，每季持续约两个月，这意味余下的大多数时间里，夏尔巴人缺乏稳定的工薪来源，只能依靠高山农业、低海拔徒步向导或去市区打零工生活。

基利曾告诉冯安澜，自己在春秋登山季外，会去欧洲打工，做一些体力活养家。而冯安澜身边的夏尔巴朋友，更多时候只能待在家里。“现在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在加德满都也难以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说。

基利在弹唱通纳琴

高薪总是伴随着危险，贫穷会放大它。夏尔巴人常常被描述为天生适应高海拔的登山者，甚至被赋予近乎超人的能力，但他们同样会因为缺氧而晕厥、遭遇严重的冻伤，甚至发生血栓和中风。根据喜马拉雅数据库，已有132名高山工作者在珠峰丧生，其中绝大多数为夏尔巴人。这些死亡大多发生在铺路、修营地等准备阶段。一个登山季，他们需要穿越16次随时可能崩塌的冰瀑——所有登山客们避之不及的路段。或许对于外国登山者来说，死亡是值得承受的风险，但对于夏尔巴人而言，是死亡率高达1.2%的残忍现实。

然而他们无法停下，更无法拒绝。

在一个依靠个人声誉获得工作的行业里，客户满意度往往被置于个人安全之上，夏尔巴向导很难拒绝客户继续攀登的要求，哪怕他们已经判断客户的状态接近危险边缘。

“夏尔巴人登山不是为了追求名声和荣耀，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方式。”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尼玛·努鲁·夏尔巴曾表示。也正因如此，在许多事故中，夏尔巴人的牺牲往往被淹没在登顶成功的叙事之外。

2014年4月18日，一场雪崩导致16名夏尔巴人死亡，他们当时正在为国际探险团队搬运设备。这是珠峰历史上最严重的山难。尼泊尔政府最初宣布，向每位遇难者家属发放 4万尼泊尔卢比（约 400 美元）的抚恤金，这还不够支付一场有尊严的藏式火葬费用。

积压已久的委屈与不公骤然上升为怒火，珠峰南坡超过350名夏尔巴向导和高山劳工签署了联合抗议申明，随后发起了珠峰历史上首次全面集体罢工。几天之内，大本营的所有营地相继拔营，2014年春季的珠峰攀登被迫彻底取消，并迫使尼泊尔政府做出让步，改善劳工保障。

但山就在那里，夏尔巴人的选择也在那里。

回响

丹增曾对女儿说：“珠峰必定惩罚我，因为我踏在她的身上。”但自上世纪90年代商业攀登萌芽以来，珠峰从极少数精英探险家的圣地，演变为成熟的高山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夏尔巴人将山踩在脚下。

在登顶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的2025年5月，珠峰甚至出现单日超200人同时冲顶的盛况。狭窄的刃脊上，登山客与夏尔巴向导连成一道绵延数百米的人龙。在海拔八千米极度缺氧的“死亡地带”，人们像在城市早高峰般排队、停滞、等待，形成一种诡异而拥挤的奇观。

野蛮生长的市场很快带来乱象。一些商业探险公司的过度营销给客户制造了一种错觉：只要支付数万甚至十万美元，夏尔巴人就会“无所不能”地将自己一路拉上顶峰，这难免引来一些空有资金、热情却技术疏松的豪客。但同时，急剧膨胀的客流量导致高山向导变得匮乏。为了抢占生意，许多探险公司不得不将缺乏高海拔经验的厨师、背夫甚至低海拔地区的夏尔巴人匆忙推向一线。就在今年6月，一位在登山时因体力不支掉队、被留在山中，坚持六天才获救的夏尔巴向导，在不久前还仅仅是营地里的厨师。

2025年5月18日，登山者在珠峰峰顶附近排队

接触过基利的中国登山者们也存在一个共识：商业化浪潮下，并不是所有夏尔巴向导都和基利一样值得信赖——不只是攀登经验、能力，还有善良。尽管登山界时有“八千米无道德”的说法，但仍有登山者认为，“这可能比他的能力还重要，只有善良，他才不容易做出那些伤害你的事情。”

张屹然曾在2025年5月攀登珠峰。登顶前的拉练里，她第一次见到基利。接着，她与另一位夏尔巴向导合作，正式攀登珠峰。让她痛苦的是，在下撤路上遭到了向导的性骚扰。张屹然感到绝望，决心找到一个“至少看起来善良的人”。“八千米每一步都是悬崖，（如果没有可靠的夏尔巴向导）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后来，她以近乎乞求的姿态，拜托一位腿部受伤的落单夏尔巴向导带她走，才得以安全下山。

乔蓓的队友，曾在马纳斯鲁峰下撤路上体力不支，一度顺着倾斜的雪坡滑坠几十米，而队友的夏尔巴向导就坐在百米外的坡底抽烟，看着队友向下滑落而无动于衷。依照她们的经验，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向导自己也十分疲惫，从而急于下撤。

只是，当乔蓓回看自己挂在基利身上的运动相机画面时，发现无论基利走得再快，都会在一百米左右的位置停下，等她一起走。

她也曾掉入冰雪掩埋的暗冰裂缝，是附近的夏尔巴向导找来同伴，几秒内将她拉了上来。这段生死攸关的经历，几乎没有动摇乔蓓登山的决心，她只是希望在未来多做好事，“这样老天爷还能够保佑你”。然而，谈起布罗德峰的这场雪崩，她开始在电话的另一端啜泣。

“这件事让我的心态有了那么一点点变化，不是说会因此不爱登山，而是当选择热爱的东西可能会对身边人带来影响的时候，你要怎么和他们交代？”

7月30日，巴基斯坦布罗德峰发生雪崩，由普尔贾率领的10人国际登山队被扫落向下，无人生还。长期报道珠峰攀登事件的平台Everest Live表示，雪崩发生在C2与C3营地之间，约海拔6600米。那里并不是那种容易引起警觉的陡峭雪壁，而是“由雪坡、横切、雪原、局部岩石带及上方沟槽连接成的地形系统”。一名登山者脚下可能只是相对平缓的雪面，头顶却连接着能够起崩的陡坡。

类似的雪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只不过雪崩的地方，正好不是我们攀登的路线而已”。不止一位受访者回忆，无论是在大本营睡觉时，还是向上攀登的路上，总是能听到“轰隆”的一声，伴随着远处一大片雪的崩塌。

雪崩发生后第三天，基利与中国登山家王钟的遗体在海拔5800米左右的位置被一同找到。第十二天，基利回到了加德满都，回到了妻子、子女的身边。第十五天，人们为基利举办了葬礼。

葬礼上基利的照片

8月14日，送葬的车辆从位于加德满都的夏尔巴聚居社区出发，越过人群，前往三十分钟车程外的火葬场。社区里，一片三四层高的矮楼略显杂乱地排布着，基利和家人就租住在其中一栋。

基利死后，曾多次与他合作的美国登山家特雷西·麦考菲在网上设立了一个众筹基金，专门用于帮助基利等遇难夏尔巴人的家庭，以确保他们不会因经济支柱的离世而难以维系。“他们为登山界贡献了最优秀的登山家，却几乎不求回报。”目前已筹到2.3万美元善款，这几乎是少数精英夏尔巴向导一年的收入。

在众筹说明的最后，特雷西这样写道：谢谢你还记得基利——她称他的名，基利·彭巴·夏尔巴。

远在中国的登山者们，也在努力打捞他的名字。

张屹然第一次见到基利，是在六千米级的罗布崎峰。那本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拉练，她以为自己再也不记得罗布崎峰的样子，不记得基利，直到布罗德峰雪崩的遇难名单公布。看到基利名字的那一刻，无数画面在脑海中突然变得清晰。

基利并不在这些画面里。从山脚到山顶全部都是冰壁，她几乎没有余力顾及基利，攀登的艰难让每个人都只能专注于脚下的路。只记得，在那样无尽的攀登里，基利就站在她的前或后，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

她觉得很难过，“你会觉得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走了”。

（除柯庆峰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运营 / 黄凰   校对 / 李项铃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