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未婚未育，500万遗产留给谁？

源济

92岁，未婚未育，500万遗产留给谁？

92岁的顾梅娣去世后，留下近500万元的遗产。

她一生未婚，无儿无女，和亲戚也没有多少来往。去世前，她曾指定一家社会监护组织作为意定监护人，并告诉公证员，想把财产全部捐给社会。但遗嘱还没来得及立，人就走了。

500万遗产归谁？谁来替她处理身后事？

2021年，“意定监护”被正式写入《民法典》。它允许一个人在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指定自己信任的个人或组织，在未来失能、失智后，替自己处理医疗、养老、财产等一切事务。

制度有了，但现实远比法条更具体和复杂。

有人临终前把女友指定为监护人，唯一的房子留给她，却因为两人没有亲属关系，连领取丧葬费都遇到了难题；

有七旬老人认网络主播为“干儿子”，把自己的晚年托付给这位在直播间认识的人；

还有房东把余生托付给租客女友，却因女方名义上仍有婚姻关系，意定监护申请陷入了法律和伦理的争议。

这些关于意定监护的故事，被纪录片《前浪》第二季第一集《我在天堂等你》记录下来。导演戴茜茜和拍摄团队跟随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用近一年的时间，记录老人们如何为自己的晚年寻找托付。

随着独居老人越来越多，传统家庭关系正在松动。

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或是在亲缘关系里受过伤的老年人，要怎么最大程度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晚年？ 谁签字？谁抢救？谁继承？谁担责？当不同于传统家庭关系的“托付”进入现实，它们又会遭遇什么？

我们和导演戴茜茜聊了聊。

去年春天，鲍志昌躺在抢救室里，身上插着管子，等待上海市普陀公证处李辰阳的到来。

这位脸颊深陷、脸色灰青的老人，已进入尿毒症晚期，需要依靠血液透析，来维持肾脏功能的运转。

站在病床旁边的，是鲍志昌的女友秀琴，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二十年前，秀琴离婚，儿子跟了前夫，她在农村没了家，来上海谋生。彼时的鲍志昌在上海做保安，给秀琴谋了一份看守自行车的工作，秀琴感激至今。

鲍志昌曾有过一段婚姻。在女儿十岁时，鲍志昌离了婚，女儿跟了前妻，还改了姓氏。此后，鲍志昌和妻女便断了联系，再无来往。

在弥留之际，鲍志昌希望指定女友秀琴作为自己的监护人，负责他的生养死葬。相应地，他想把自己在上海仅有的一套房子，以及死后的丧葬费，都留给秀琴。

秀琴和鲍志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关系。但“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监护人的选择不以亲属关系为前提。当事人在清醒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信任的人中做出选择。

公证员李辰阳曾问他为什么选秀琴，鲍志昌说：“她照顾我，我相信她。”

在李辰阳的见证下，鲍志昌举起肿胀的右手，在意定监护协议书上签了字。

抢救室里的“意定监护”/受访者提供

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次将“意定监护” 制度引入中国法律体系。

2021年，《民法典》将“意定监护”制度法典化。《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名为“意定监护”。

简单来说，“意定监护”的目的是保障人的自我决定权，确保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失能失智后的生活。

李辰阳，是国内第一例意定监护生效案例的公证员，也是办理老年人意定监护公证最多的公证员。过去八年间，李辰阳经手了超过一千个案件。

这场在抢救室里公证的意定监护，是李辰阳的工作场景之一。更多情况下，他会在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的8号接待室里，与前来的当事人进行沟通。

老张和桃姐，就是这里的“常客”。

74岁的老张，上海农民，胆管癌晚期患者，医生曾断言他的生命只有三个月了。他希望指定桃姐作为监护人，把余生都托付给桃姐。他也想在遗嘱中，留给桃姐一套房子。

56岁的桃姐，安徽人，裁缝。老张是房东，桃姐是他的租客。离异未婚的老张苦苦追求桃姐，给桃姐洗衣、做饭，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在老张生病后，桃姐则一直照顾着老张。这段关系，老张的儿子也知晓。

李辰阳会见老张与桃姐/受访者提供

这场意定监护，双方你情我愿，似乎一切都合情合理。

但桃姐仍有婚姻。桃姐和丈夫曾离过婚，只是他们的小孩无法接受，二人无奈之下又进行了复婚。这背后隐藏的情感关系，让意定监护陷入了法律与道德的困境，也成为了后续受理过程中的阻碍。

在李辰阳看来，意定监护是解决当事人的照顾困境，最大限度实现其自主意愿，让当事人能够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最终，李辰阳受理了老张的意定监护委托公证。

受理之后，公证处会有严格的调查和审核。不出意外，老张的意定监护，卡在了桃姐的婚姻问题。

时任上海市普陀公证处主任高剑虹认为，老张和桃姐的情况比较特殊，某种程度上属于非法同居，若受理成功，则意味着公证处认可他们的关系。这在伦理道德方面，必定会引起一些争议，“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肯定是无效的”。

“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在另一位公证员杨涤非看来，这对审批人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挑战。

最终，老张指定桃姐做监护人的公证申请被终止。

在导演戴茜茜看来，老张和桃姐的案例，呈现出了人情的复杂，亦体现了意定监护制度在流程办理上的严谨。而正是这种复杂的案例，在探索着意定监护的司法实践。这意味着，作为一项新制度，意定监护在保障老年人自主权益的同时，也需要更细致的指引。

在李辰阳接手的案例里，来访者多是老年人——独居老人、孤老、老养残家庭等等。

他们寻找的监护人也形形色色，有亲戚、保姆、邻居、小吃店主，甚至是网络偶像。

导演戴茜茜告诉《视觉志》，在拍摄过程中，曾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她的“干儿子”——也是她的网络偶像，来办理意定监护。

老人已年逾古稀，丈夫和儿子相继去世后，她的生活没了支点，每天窝在家里，萎靡不振。直到，她点进了一个越剧直播间。

直播间里，老人听主播唱越剧，和主播互动，为主播打赏，二者就这样熟络起来。老人还加入了越剧主播的上海粉丝团，团里大多是中老年人，她们像彼此的家人一样，会在直播间里聊天，也常常关心彼此的近况，甚至，还会举办粉丝见面会。

有段时间，主播发现老太太很久没在直播间里冒泡了。他拜托上海粉丝团的团长去探望一下，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彼时的老太太整个人卧在床上，精神涣散，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没有了亲人，孤苦伶仃是她的常态。她花钱毫无节制，保健品买了一堆，房间里堆满了杂物，积蓄也所剩无几。

久而久之，主播不再让老人为他打赏，相反，他决定照顾这位“粉丝”。在成为她的意定监护人之后，主播想帮老人改善生活条件，建议她把蜗居的小房子卖掉，去环境更好的养老院生活。

但老太太的邻居和一些推销保健品的人，不乐意了。

在他们看来，主播管着她的钱，不让她乱买东西，甚至还想卖掉她的房子，就是不顺她的心意。这位五十岁左右的网络偶像，也许是为了骗钱才来，他可能是个“坏人”。

老太太带着网络偶像来办理意定监护/《前浪2》

老太太动摇了。跑到公证处，单方面撤销了主播的意定监护。

主播伤心透了，他一度不想再管老太太。但日子久了，他于心不忍，没法看着老太太一个人自生自灭。没了监护人的身份，老太太的近况，他照旧关心。

久而久之，老太太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有些失误，似乎主播才是真正关心她的人。她拉着主播重新回到公证处，再次申请了意定监护。

她想，小房子的居住环境确实很差，也许搬进养老院更合适。

办理成功的那天，李辰阳收到了主播发来的一条微信——老太太回去之后一直在念叨，“你知道吗？今天是我死去儿子的生日。”

公证员李辰阳/受访者提供

意定监护制度支持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预先指定监护人，并就未来的医疗、养老、死亡、财产等各种事宜作出安排，有尊严地走完余生。

这与法定监护不同。通常情况下，法定监护人有明确的顺位要求：配偶、父母或子女、其他近亲属等人。而意定监护完全由个人做主，只要有充分的信任基础，在合情、合法、合理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监护人。

过去，养老和监护主要靠家庭。但现在，在越来越个体化的社会之中，意定监护成为了传统家庭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制度补位”。

导演戴茜茜的观察中，大部分老人更愿意把余生托付给一个具体的、有情感连接的人。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监护人。

纪录片拍摄场景 /受访者提供

在团队跟拍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带着儿子来办理意定监护，母亲早已过世，儿子失聪又失明。父子俩相依为命，父亲希望在自己死前，能提前帮残疾的儿子找好监护人。

对于这种特殊群体来说，社会监护组织的出现，便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项——由专业机构有偿充当监护人的角色，代办手术签字、养老院入住、社保申领等一系列事务。

2020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社会监护组织——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上述提到的老养残家庭便委托了这家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据戴茜茜了解，目前，整个上海的同类机构也不过两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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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2岁的顾梅娣来说，指定社会监护组织作为监护人，则是为了入住养老院时，能有人为她签字。

在邻居眼里，顾梅娣是一个“古怪”的老太太。一生未婚，无儿无女，性格要强，独来独往。

去年深冬，李辰阳来到顾梅娣的家中，亲自为她送上意定监护公证书。彼时的顾梅娣摔过几次跤后，想要快点进养老院。不然，还得付给护工一天三百块的工资。房间里没开空调，顾梅娣穿着厚外套，卧在床上，往身上盖了三层棉被。

这是李辰阳最后一次见到顾梅娣。

李辰阳最后一次见到顾梅娣的影像/《前浪2》

拿到公证书后的第二天，她便搬进了养老院。

在戴茜茜印象里，顾梅娣是个“很自信”的老太太。李辰阳曾建议顾老提前立好遗嘱。她并不着急，觉得自己至少还可以再活十年。

意外的是，入住40天后，顾梅娣去世了。

工作人员再次走进顾梅娣的家中，做遗物清点。抽屉里，发现了大量现金，和几捆存折，还有一张很早就买好的墓穴证。老太太一生节俭，存款一共有206万。算上房产，她留下的遗产价值将近500万。

但她没来得及留下遗嘱。

工作人员清点顾梅娣的遗产 /受访者提供

李辰阳记得，顾梅娣曾在生前和他提到过遗产捐赠，她更愿意把财产捐给社会，而非留给没有太多交往的亲戚。但仅仅只存在于口头告知，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或音像的证明，李辰阳无法替她做主。

在法律上，意定监护和遗产继承并不直接挂钩。《民法典》第1123条指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也就是说，倘若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或遗嘱中未明确指定意定监护人有权继承其财产，那么意定监护人则无权分享遗产。换言之，监护人扮演的是遗产保管人的角色，而非财产的所有者。

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没有遗嘱，监护人只能想办法找到法定继承人。对无儿无女的顾梅娣来说，她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子女，都可能是这笔遗产的继承人。

李辰阳辅助社会监护组织，在个人档案里找线索，也尝试登报纸、广播找继承人，均没有下落。但突然间，顾梅娣多了不少“亲人”。有人打电话来询问，有人发微信过来认亲，甚至有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专程寄过来，想要认领这笔遗产。

有人写信来申领顾梅娣的遗产/《前浪2》

四个月后，顾梅娣的侄女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的资料收集、调查取证，确认了继承人的身份真实。

顾梅娣的财产一项项清点转移，但李辰阳仍惦记着顾梅娣生前真实的意愿。他建议继承人从遗产里拿出二十万元，以顾梅娣的名义捐赠给社会组织和基金会。

“既然老太太有这个想法，对利益上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之下，能不能实现她的想法？”李辰阳在纪录片中说道，“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职权、我们的工作，把人善的一面激发出来……”

最终，在公证处的建议下，顾梅娣的遗产继承人从其遗产中拨出20万，以顾梅娣的名义，捐助给了两类群体——需要社会监护服务的困境老人，以及遭遇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女性。

拿到意定监护公证书之后，监护人仍会面临未知的挑战。

意定监护公证三个月后，鲍志昌去世了。他把一套价值五十余万的房子，以及死后的丧葬费都留给监护人秀琴。

对于遗产继承的方式，鲍志昌的女儿也知情。多年来，父女俩的关系都很疏离。在女儿看来，鲍志昌几乎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她也并不指望父亲会留一份遗产给她。

但对秀琴来说，领取丧葬费，成了一个难题。

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办事窗口，秀琴拿着公证书申请丧葬费，被拒绝了。理由是，按照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领取丧葬费。

在现场，不知所措的秀琴给李辰阳打电话求助。李辰阳表示，秀琴有权利领取丧葬费和个人账户当中的余额，她有公证书和所有的丧葬发票。无论从逻辑上、法理上、法律上，还是社会保险的法规上来说，都应该允许秀琴申领。

“但是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的办事规则。”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解释。

“不讲规则，我们讲法律的。”李辰阳争论。

“您站在您的角度……”工作人员说道。

“我不是站在我的角度，我是站在法的角度。”李辰阳很生气，但他表示理解。此前，在上海的其他行政区，这种被拒绝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向上汇报之后，往往都能够得到受理。他建议工作人员为秀琴出具一个不予受理通知书，在书面上写清楚，“因不符合规定，因此不予受理”。这样，秀琴可以拿着凭证去申请行政复议。

工作人员再次强调，“（丧葬费）要直系亲属来申请的，只有一个公证书，我们没有办法受理。”

李辰阳帮秀琴争取丧葬费/《前浪2》

在中国，意定监护制度被写入民法典不过六年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制度。

“在当时，拿着公证书却领不到丧葬费的情况其实还挺多的。”在导演戴茜茜看来，意定监护作为一项新制度，与既有的政策体系之间仍然存在大量衔接上的空白。没有细则支撑，也缺乏明确的办事指引，基层工作人员面对这类新型关系时，往往不知该如何处理，“它还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最终，鲍志昌的丧葬费由其姐姐代秀琴领取。

一份意定监护协议的签署，只是一个开始。

一场意定监护公证申请，至少需要跑到公证处两次，包括咨询、受理等环节。公证员需要充分核实双方的信任基础，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毕竟，意定监护的周期漫长，长到是某个人的余生。一旦签署，公证员便可能与当事人深度绑定，直到死者安息，生者平静。

每一份意定监护协议上，都列着极其详细的要则，确保当事人能提前为那些关乎生死的问题留下自己的答案——在弥留之际，要不要插管抢救？抢救到什么程度？后事以什么方式处理？骨灰希望洒在哪里？

在戴茜茜印象里，李辰阳像是医院里的老专家，他的每一次接待，就是一次细致的问诊，“基本上要两个小时起步，他都不喝水的”。

在李辰阳经手的上千个意定监护案件中，很多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他只能依靠法律、经验以及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判断，一点点把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提前想清楚。

“公证员就像一座桥梁，”戴茜茜说，“一头连接着法律条文，另一头连接着具体的人的需求。”

这些年，正是靠着一个个像李辰阳一样的公证员，在实践中摸索、判断、承担责任，意定监护才从纸面上的法条，变成了一个个老人手中可以托付余生的协议。而每一次像秀琴那样在窗口被拒的经历，也在倒逼制度的完善。

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受访者提供

2026年4月21日，上海市民政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明确无继承人逝者系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承办丧事的自然人，可以向逝者户籍所在地的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丧葬补助金。

同年7月10日，上海市民政局针对意定监护制度公布了“两个指引”——《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试行）》。

指引围绕老年人意定监护的设立、启动、终止及服务支持等关键环节，作出了系统性规范。其中，示范文本将意定监护中涉及的人身照管、医疗决策、财产管理、殡葬安排等重大事项均系统梳理出来，切实有效地帮助老年人提前规划晚年生活，实现自己意愿的延续和权益的自主保障。

这对于独居老人、孤老、老养残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办理意定监护不再只能依赖少数有经验的公证员，而是有了更为标准化的流程和全市可推广的操作路径。

对于更年轻一代的群体而言，也同样意味着一种前瞻性的保障。面对老去，戴茜茜觉得自己可能更有勇气了，“所有信息都在告诉你，你可以提前做安排，不用太担心在老了之后会经历失语和失权的阶段。这种制度的存在，能够保障晚年的话语权、自主权，以及晚年的尊严。”

老人与李辰阳告别/《前浪2》

李辰阳收藏过一枚1840年法国铸造的遗嘱纪念章——为了纪念拿破仑遗骸归国。纪念章上刻着一句遗嘱：“我的遗骸将长眠于塞纳河畔。”

他感慨，大人物可以在遗嘱里提前选择自己最后的归处，“难道说我们小人物就不值得吗？”

或许意定监护真正想留下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

死亡无法被安排，衰老也无法被避免。但在还能做决定的时候，一个人至少可以替未来那个已经无法决定的自己，留下最后的选择。

本文转载自「视觉志」

作者 -杨芊灵

*纪录片《前浪2》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真实传媒公司范士广工作室与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联合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