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市跳马镇白竹村的伏龙山。山下有一户姓黄的守墓人,至今守护着这位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
相传,当年左宗棠率军途经此地,见三面环山,前方抱水,就随口说,这里风水不错,希望百年后葬在这里。左宗棠逝世后,一户姓黄的农民因老实本分被左家人看中,成为守墓人。
之后,守墓人世代相传,一守就是一百多年。
墓前石柱上刻有对联:“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
如今,当别人问起黄家人为何愿意世代为左宗棠守墓时,年过七旬的守墓人黄志清会严肃地说:“左大人是阻遏俄英侵略、收复新疆的功臣。”
左宗棠是守墓人心中的英雄,更是民族的英雄。他的精神彪炳史册,代代相传。在家风的传承中,左氏家族已成为近现代以来湖南的一大文化世家。
左宗棠年轻时穷得不得了,他写下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个性直率的他常自比为诸葛孔明,而此后晚清风雨飘摇的乱世,让这个执拗的湖南人干出了一番不亚于孔明的事业。年轻时,左宗棠的家族只是湖南湘阴一个世代耕读的寒门之家。祖祖辈辈留下薄田数十亩,遇到灾荒,家里十几口人只能将糠做成饼食或者喝稀薄的米汁,才能勉强度日。后来,左宗棠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常常感慨艰苦的童年,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正是因家境贫寒,左宗棠自小勤勉于学,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走上科举登第之路。他后来回忆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左宗棠认为,16岁到20多岁是最好的读书时光,之后各种杂事多了,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就要攒钱结婚买房,精力可能就跟不上了。左宗棠年少时的科举之路本来一帆风顺,就像一个勤奋的“小镇做题家”,五六岁在家乡的私塾攻读四书五经,9岁能作八股文,15岁考中秀才,名列第一,20岁乡试中举,前途一片光明。更为人熟知的是,在之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时,左宗棠名落孙山,屡屡碰壁,始终考不中进士。其中有一次,他本来榜上有名,但考官发现湖南人多占了一个名额,就把左宗棠的进士资格给取消了。这些挫折让左宗棠放弃科举,“三次礼部不第,绝意仕进”,开始寻求另一条报国之路。因此,在培育后代时,他一方面希望子孙保持苦心力学的耕读家风,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为了考取科名而去读书。他对儿子说:“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不在科名也。”在追求科名的少年时代,左宗棠由于没钱操办婚事,只能入赘湘潭周家,与周家的小姐周诒端结为伉俪。尽管左宗棠为自身贫寒感到惭愧(“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周诒端对他关怀备至,让他感到了家庭的温暖。每次进京赶考,左宗棠都会寄信回家,周诒端总是回信,安顿丈夫思乡之心,劝左宗棠不要把功名看得太重,放宽心态,日子就可以过得悠闲自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左宗棠在北京参加春闱,写成《燕台八咏》,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叹息自己有才不能施展。周诒端收到丈夫寄回的诗后,写诗安慰丈夫:“岁晏未归愁雨雪,心闲何处不蓬莱?”正是有妻子的默默支持,左宗棠在科场失意后仍能斗志昂扬。左宗棠也将对妻子的尊重,以及和睦家庭的经验告知子侄。在写给侄子左癸叟的家书中,左宗棠说:“妃匹之际,爱之如兄弟,而敬之如宾,联之以情,接之以礼,长久之道也。”当时,左癸叟娶了胡林翼的妹妹胡同芝为妻。左宗棠还说,夫妻相处之道,应该相爱相敬,过于亲昵容易走向分离,若缺乏尊重,爱情也不牢固。家庭给了左宗棠百折不挠的力量,而他的一身才华也逐渐被人发掘。一次,两江总督陶澍前往江西阅兵,途径湖南醴陵,当地知县为陶澍安排馆舍,并请在渌江书院担任主讲的举人左宗棠撰写楹联。左宗棠出于对大清名臣陶澍的敬仰之情,提笔写道:“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后赞叹不已,急忙询问此联作者的下落。经此机缘,陶澍与左宗棠相识,相谈甚欢,后来还为其子陶桄求婚于左宗棠之长女左孝瑜。道光十九年(1839年),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留下7岁幼子陶桄,托孤于左宗棠。左宗棠不负所托,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此后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陶澍的女婿胡林翼见到在陶家教书的左宗棠,称赞他“当为近日楚材第一”。正在此时,大清时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左宗棠已经开始留意唐宋以来各类典籍中关于“海国故事”的记载,认为应该操练水军、置办火药、改造炮船,其主张与当时林则徐在广东备战御敌之举有不少相似之处。当林则徐被朝廷罢免、鸦片战争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湖南,左宗棠大为愤慨,认为西洋人从此有轻视中国之心,预言海上将有数十年烽火之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与林则徐终于在长沙湘江的舟中会面。此前几年,左宗棠携妻儿老小回到湘阴老家,迁居柳庄,自号“湘上农人”,而当了多年打工人存下的钱,大都被他与周夫人用于赈济饥民,他还劝族里储藏谷物备荒,劝富有人家捐赈。当时,湖南周边饥民不下50万,有经过左宗棠家的灾民,左家人就倾尽所能分发粮食,并为病人送药。这一天,因病卸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途径湖南,与左宗棠在岳麓之滨同乘一舟,二人在江中宴谈,通宵达旦。林则徐一见左宗棠,大赞其为“绝世奇才”,尤其是在西北边防事上寄予厚望。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被远贬新疆,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在边疆苦心经营,颇有政绩,对西北边防十分重视。这一次潇湘夜话,对左宗棠的人生有着深远的意义,他后来创办福州船政局、收复新疆,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林则徐的影响。一年后,林则徐在奉命前往广西镇压叛乱时,病逝于广东普宁。不久后,不惑之年的左宗棠出山,入湘军幕府。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全盘崩溃,满族官僚指挥的江南、江北大营在苦守数年后便被击垮,湘军等地方军反而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屡立功勋。然而,左宗棠初入官场的经历并不愉快。在湘幕干了一年,他就心累了,想跑路,以“心血耗竭”为由,表示想从此销声匿迹,转徙于荒谷之间。后来再入湘幕,又发生了“樊燮事件”,左宗棠遭地方要员倾轧,受到诬告,接受调查。不明真相的咸丰帝还特意下令密查此事,说:“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位日后的民族英雄,险些遭遇飞来横祸,断送了性命。左宗棠为何在清廷中显得格格不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左宗棠个性刚直,有着强烈的个人意识。他也爱国,却不愿趋炎附势,他也忠心,却从不伪装自己,他不愿被奴化,不愿着眼于私利,不愿追随官场陋习。围剿太平天国时,有一次战役,湘军打了个小胜,只杀了几十个太平军,曾国藩当时屡败屡战,急需战绩,于是向咸丰帝汇报,是“大捷”。左宗棠受曾国藩提携颇多,却不服他,得知此事,马上向朝廷报告,说是“小胜”。后来,左宗棠与李鸿章共同平定西捻军。李鸿章听说捻军主将张宗禹已被乱兵杀死,就想以此上报,左宗棠却如实向朝廷举报,根本没有这回事,贼首还未擒获,不能谎报。左、李由此日渐失和。左宗棠张扬自我而又严于律己的精神,也深刻影响了左氏家族。左宗棠坚决反对亲戚托人情,找关系。有一次,周夫人想向左宗棠推荐亲戚到军营任职。左宗棠得知此人能力不足,难以担当此任,就回信说:“可无须来营。”周夫人又举荐了娘家人周庆。这个周庆是瘾君子,在湘潭整日抽鸦片,左宗棠听妻子求情,不得已做出让步,但严格要求他一定要戒烟,“如不吸烟,可令其前来”。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左宗棠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官职,从参戎幕府的宾客转变为朝廷命官。他创立湘军的支系“楚军”,短短几年便由帮办军务转为巡抚浙江、总督闽浙,终成大器晚成的一代名臣,跃居清朝督抚要员,而林则徐当年的一大遗愿,将由左宗棠实现。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历时七年之久,终于平定陕甘回乱后,时任陕甘总督、62岁的左宗棠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是否要收复新疆,爆发了一场空前论战。这一年,日本也派兵进犯台湾,李鸿章呈《筹议海防折》,认为大清应该放弃千里之外的新疆,加强海防、保卫台湾才是硬道理,所谓放弃西北边境,“于(清朝)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但是,左宗棠“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对李鸿章的主张予以反驳,认为绝对不能放弃新疆。执拗的左宗棠并非单独强调塞防,而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总督闽浙时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就是海防近代化的产物,他不仅将其建成国内第一个近代化造船工厂,还要将它发展成一个培养海军的基地。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早在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就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行使权力。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历经百年,铲除多场叛乱,平定新疆,设伊犁将军为该地区军政长官,另设镇西府、迪化州等统辖民政,隶属于陕甘总督。在晚清乱局中,中亚的阿古柏趁机入侵南疆,势力直达乌鲁木齐,建立了一个“哲德沙尔汗国”,而俄国人则趁机占领伊犁一带。经过多次议论,最终,深知“保新疆就是保蒙古,保蒙古就是保京师和内地”的军机大臣文祥,终于被左宗棠的铁血雄心所震动,站在了左宗棠一边。清廷委任左宗棠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身份,同时督办新疆军务,以平定阿古柏之乱和收复伊犁。经历长期筹备、采取“缓进急攻”策略后,1876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正式向阿古柏贼军发起攻击。历时三年后,到1879年底,左宗棠的西征军击败了阿古柏军队,基本平定新疆,而俄国人仍在伊犁盘踞不走,清廷只好与俄国展开了谈判。与此同时,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铁了心要给俄国佬一点颜色看看。为收复伊犁地区,老当益壮的左宗棠一面反对赴俄使臣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一面制定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在前往前线的哈密之前,左宗棠把同乡的部下虞绍南叫来,让他造一口棺材,并表示自己要抬着棺材上战场,带兵收复国土。之后,西征军抬着这口棺材驻军于哈密,将士一听左宗棠此举,士气更盛,都想跟俄国人拼命。
清廷不敢与俄国交锋。光绪七年(1881年)2月,中俄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由于清政府代表曾纪泽的外交谈判和左宗棠的武力支持,伊犁地区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国占领。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总算在一定程度保住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在新疆正式设省,以左宗棠的爱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此后,新疆始终牢牢地控制在了中国的版图之内,并得到开垦发展,日渐繁荣。此前,平定入侵者后,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写下四个字:“故土新归。”在新疆期间,左宗棠曾修筑道路与水利,留心农事,如今新疆的桑蚕和棉花很多是他当年引进的,他还依据新疆很多地方可渔可牧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要多养羊。
他写信给儿子,嘱托他们“买红白萝卜子及天鹅蛋种子寄来,以便散给各营哨”,发挥农夫本色,搞起了屯田耕种。据当时前往哈密拜访并在军营居住一个月的德国人福克回忆,左宗棠每天黎明即起,到菜园眺望半晌,再会见部下,早膳后握笔处理公事,每晚12点才睡,身在沙漠之地,无人照顾,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左宗棠率领数万湖湘子弟入疆平乱,收复故土,是晚清一次扬眉吐气的豪迈壮举。西征军出征时,在路上遍植杨柳,夹道成荫。这些杨柳后来被称为“左公柳”,至今犹在,阵阵春风吹拂到玉门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