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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32年,李元昊继位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反宋”操作。
中华大地上的边缘族群,在历史上很少“被看见”。即便“被看见”,也是以“汉化”为前提。因为汉族文明太强大,具有无穷的同化能力,任何族群与汉族文明遭遇,都会不自觉地成为后者的“俘虏”。这应该是历史上边缘族群最大的焦虑。
李元昊要“反宋”,要保持自身族群的独立性,就是要让党项这个族群被历史看见。
在他继承父亲的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的号位后,他宣布放弃唐朝所赐的李姓以及宋朝所赐的赵姓,改姓“嵬名”,自称“吾祖”(意为“可汗”)。
传说党项王族始祖曾取吐蕃姑娘为妻,繁衍后代,这名吐蕃姑娘姓“嵬名”,是党项族的始祖母。李元昊改姓“嵬名”,表明他对逝去的吐蕃王朝的向往,以及建立党项国家的愿望。
为了让自己的族群被看见,李元昊强制推行党项传统发式,禁用汉族发式。他自己先做榜样,自行秃发,随后发布秃发令,限时三日,否则杀之。于是,“民争秃发,耳垂重环”。
此外,他还参与创制本民族文字,即西夏文。建立蕃学,培养党项统治人才。
由于李元昊统治的区域是多族群混居地带,所以他的称帝建国计划,除了要争取党项人的支持,还要尽量扩大支持面。基于此,他时不时把自己打扮成吐蕃王朝的继承者,并在必要时穿上回鹘可汗的服装,以此表明他是多族群的共同领袖。
但是,他慢慢陷入了一个悖论:他的建国大业,单纯依靠自己的族群是难以有效完成的;他必须引进汉族精英作为智囊团,而这又使得他的建国大业充满了浓重的汉化色彩。
归根到底,李元昊一边“反宋”,一边“仿宋”。
他大力招徕汉族精英为自己服务,倍加优待,以至于宋朝有些读书人考不上科举,干脆西行投奔李元昊。李元昊来者不拒,或授以将帅,或任命公卿,倚为谋主,奉为座上宾。这些归附的汉人在李元昊建立勋业的过程中出力尤多。
他还曾花重金买来宋朝皇宫放出来的宫女,让她们随侍左右,以便时时了解宋朝宫廷内部的运作。
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他更是处处模仿宋朝。
正如北宋名臣富弼所说,李元昊“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这种吊诡的处境,在急于变得强大的李元昊眼里,已经无暇顾及了。尽管他处处模仿宋朝的做法引起了党项贵族内部的争议,但正如同时代的辽国也是通过学习汉族制度才变得坚不可摧,李元昊显然不可能抵挡先进制度的诱惑。
说白了,民族性是面子,而“宋朝化”才是里子。
而从唐末李思恭成为夏州节度使以来,党项政权虽然时而悖逆,却一直依附中原王朝,如今,李元昊要称帝自立,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他最需要筹划的是,做好军事准备,迎接宋朝的打压。
在军事上,他构建了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编了50万党项部落兵。通过一系列优化重组,部落兵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他还根据战争需要,编练了战斗力爆棚的新式军队。闻名遐迩的铁鹞子军便是党项新军中最出色的代表,虽然只有三千人,但这支军队是李元昊手中最厉害的王牌,破阵摧敌,无坚不克。
公元1038年,十月,在做好军事部署后,36岁的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
收到李元昊称帝的表文后,北宋举朝震怒。
宋夏之战,看来不可避免了。
西夏国的建立,引发了北宋君臣的不适。而这种“不适”,不在于领土的分裂,而在于所谓的“大逆不道”,拂了面子。按照惯例,他们将李元昊称帝称之为“僭号”。
君臣们先在大宋朝廷上严厉谴责李元昊,群臣们开骂:“元昊小丑也,旋即诛灭矣。”
骂爽了之后,宋仁宗决定启用政治和经济惩罚手段——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和赐姓,关闭所有边境榷场,开出高价悬赏捉拿或斩首李元昊。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李元昊预想的军事打压却迟迟没有到来。
宋朝不喜欢用兵,在宋初,连兵书都被皇帝列为禁书。宋朝只相信道德、制度与经济优势,认定这三种优势足以碾压一切敌对势力。
反倒是李元昊坐不住了,在称帝一个月后,他率军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主动挑衅。
随后的三年中,李元昊向北宋边境发起三大战役,从三川口之战到好水川之战再到定川砦之战,一年一战,全部取得大胜。北宋被打得没脾气,而踌躇满志的李元昊却挟着三战三胜的余威,放言说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一时间,北宋朝廷大为惊恐,史载,“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庠请修潼关以备冲突”。
不过,对于李元昊来说,他还不至于有“蛇吞象”的野心。他发动举国兵力连打三仗,目的在于胁迫宋朝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宋人在战后也发现,“贼(指李元昊)举其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就是说,党项人并不擅长攻城掠地。
三战过后,李元昊见好就收,把军事上的战绩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而宋朝既定的外交原则,从来不是以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去控制周边政权,只要能谈,绝对不打。
于是双方坐下来和谈。
这是一场漫长的和谈,双方谈了一年多,直到1044年底才订立“庆历和约”。在谈判中,宋朝代表庞籍对西夏代表李文贵说:“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
李文贵听闻此言,顿首说:“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
李元昊听完李文贵的汇报后,亦“大喜”。比起宋朝,李元昊更像是现代理念上的外交家:只重利益,不重名分。
按照和约,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李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银、绢、茶,合计25.5万两、匹、斤;开放榷场,恢复宋夏贸易。
宋夏双方在“庆历和约”的解释权上各取所需,各自表述。
宋朝认为这是外交的胜利,因为他们用经济利益压制住了西夏。
西夏也认为这是党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名义上附宋,实际上已经自立,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他们用名义上的臣服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笔买卖太值了。
在宋夏和谈进入尾声时,辽国看不下去了。
当时的中国棋盘上,宋、辽是两个大玩家,夏是个刚刚发迹的小玩家,因此成为大玩家拉拢的对象:宋夏和好,可以抗辽;辽夏和好,能够制宋。
从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到李元昊本人,只要对宋朝强硬,辽国就与之和亲,借势拉拢,从而达到制衡宋朝的目的。如今,李元昊站到了宋朝一边,辽国十分不满,重兵压入夏境。
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征夏,李元昊采取避其锋芒的策略,让辽军长驱直入夏境400里而见不到夏军。在贺兰山与辽军交战失利后,李元昊又退兵百里,坚壁清野,连沿途的野草都烧光,陷辽军于粮尽草绝的困境。然后,李元昊发起反攻,一举击溃辽军,辽兴宗差点成为党项人的俘虏。
征夏失利后,辽夏也进行了和谈。
从此,西夏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上第二个“三国时代”来临。直到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才打破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均势状态。
李元昊在北宋、辽两大国的对局中,依靠自身的能力,把国小民寡的西夏带到了牌桌上,此后两大国换成南宋和金,而西夏接近200年再未离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夹缝中的奇迹。
以往,我们站在宋朝的视角去审视公元10—13世纪的中国史,认为辽、金和西夏属于叛逆的割据政权,因而对这些王朝及其开创者的评价都不高。
但是,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正统与族群的偏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崛起,实际上是并行于宋朝、辽朝的中国统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西地区自9世纪吐蕃衰弱后,河西豪族张议潮起义,并向唐朝献出河西十一州。但张议潮真正控制的仅有瓜、沙二州,其他各州由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自立、攻伐和割据,导致河西、陇右地区陷入长久的混战之中,延续至唐末和五代。
宋朝立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在北方、西北等地,宋朝的势力并未能触及。党项人李元昊在河西所做的工作,正是宋朝想做而鞭长莫及的工作。让河西和河套地区复归统一,终结混乱的割据局面,这是10—13世纪中国历史从大分裂走向大一统的一个必要进程。
包括宋、辽(金)、夏在内的局部统一,为13世纪元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边缘族群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李元昊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而不能简单地站在宋朝的立场,把他当成僭号者。这或许才是我们读历史的一种正确姿态。
最后交代一下李元昊的结局。
史书说,李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我们也看到他在建立西夏后纵横捭阖,与宋、辽并立的智慧和才干,但饶是这样的一代雄主,却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在他执政后期,好大喜功,沉湎酒色,以至于做出荒唐的举动。在他为太子李宁令哥娶媳妇的仪式上,他发现这个新儿媳姿色动人,遂强行纳为己妃,封号“新皇后”。而太子李宁令哥怒不敢言,后在党项权贵的怂恿下,于1048年的元宵夜趁着李元昊酒醉之际,持刀刺杀李元昊。李元昊受到惊吓,酒醒反抗,最终被割下鼻子,不久病重而死,时年46岁。
史载,李元昊临死前,给年仅两岁的幼子李谅祚留下遗嘱:“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
在最后的时刻,他已经看见了他开创的王朝将难以再奋起,只能嘱托到时的退路——“附宋”。从当年年轻气盛的“反宋”者,到最后变成像他父亲李德明一样的“附宋”者,李元昊的态度转变恰恰说明,汉化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开国皇帝李元昊去世后,西夏王朝又延续了180年。
直到漠北崛起了强悍的蒙古汗国。
但蒙古人面对西夏,却感受到了小强的生命力。蒙古大军消灭西夏整整用了22年,这是他们横扫欧亚大陆遭遇的最顽强抵抗,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中了西夏人的毒箭,染病而亡。
1227年,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终于攻灭了西夏。
后来,元朝修前朝正史,一口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修“夏史”,仅在三部正史中分别留了一到两篇列传的位置。或许还是传统士人出于对偏居王朝的傲慢与偏见,让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被正史无视了。
若知道这个结局,李元昊定会长叹。
他希望自己的边缘族群“被看见”,到头来,只有自己的巍峨帝陵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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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3年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薛正昌:《略论李元昊》,《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马旭俊:《西夏建国的历史动因考察》,《宋史研究论丛》第19辑,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