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系列 第十季：工伤，心殇

源济

《活着》第10季 工伤，心殇（一）：石棉困境

梁臻 图/文

4月19日，我来到了余姚市低塘街道邵巷村，刚来到村边，就被成片晾晒着的石棉线所吸引。石棉线被晾晒在竹竿上，远远望去，像是村民晾晒的面条一样。一位来自安徽的工人说，这些石棉线，一般天气好的时候，两三天就可以晒干，晒干后再织成石棉布。走进村庄里，虽然能听到各家各户的机器发出轰轰的响声，但看不到任何厂牌。一位村民说，村里的石棉厂有几十家，都分布在村里的各家各户，平时生产的时候，各厂家也是把门窗紧闭，为的是不让粉尘漫天飞扬。在一家有八台织机的厂里，工人们都带着口罩和呼吸面罩，在织机中紧张忙碌。石棉线单股很不牢，在编织机上，经常会被拉断，为了每天织出100多米的石棉布，需要几百次地连接线头，才能让织机正常运作。石棉线随着编织机转动，肉眼难觅的石棉粉尘也在空气中飞舞。

邵巷村大部分石棉工厂都有5到8台织机，工人也是5到8位，生产场地在二三十平方米左右，封闭而阴暗。一位来自贵州的工人说，她在这里已经干了有三四年了，自己花7块多人民币，买了一只呼吸面罩，三四天就要清洗一次。在这些工厂里，收入高了许多，一般在4000元以上，她也就一直这么干着，从未考虑过离开。

附近村民对石棉厂颇有微词。一位汽车维修店老板说，这么多石棉加工厂破坏了村里的环境，也给村民的身体带来伤害，但开厂的人又都是村里人的亲戚 ，也不好说什么，反正总归是有危害的。一位年轻的石棉老板说，由于投资二三十万就可以开厂生产石棉布，门槛非常低，所以小型石棉企业越来越多。而且，邵巷村生产石棉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积累下来大量稳定的客户群，虽然世界上已经有了石棉布的替代产品，但高昂的价格让客户用不起，也间接促进了石棉布生产的发展。

据了解，现在余姚有76家石棉企业，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多数年产值不超过100万元。从事石棉制品加工的劳动者现有近1000人，以来自安徽和贵州的外来人员为主。余姚石棉加工已有40多年的历史，该工艺简单，投入较少。近几年，余姚市的卫生监督部门也对石棉加工企业进行了多次专项整治，还借鉴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经验，对石棉加工企业进行量化分级管理，对重点危害的企业进行重点管理。工人自身的防范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在低塘镇中心卫生院，来这里进行体检的工人明显比往年多了起来。医生说，今年开始从事石棉行业的工人都来这里做体检了，目前还没有特殊的病人。

经过监管，这几年多数企业将石棉加工方法改为湿纺作业，石棉尘的浓度明显降低，但遗憾的是，个别企业的粉尘浓度还是高出国家规定的标准。除会引发石棉肺外，石棉粉尘还是一种致癌物，易诱发肺癌和恶性间皮瘤。这是严重的职业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由于其职业危害，目前发达国家已禁止生产和限制使用石棉。而且，目前全世界尚无有效的方法来降低石棉加工时的粉尘浓度。除了加强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卫生监督部门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防石棉引起的职业病。

石棉尘危害防无可防，除了禁止别无它法。因此，终极解决方法必须禁止。尤其是，石棉不光在生产过程中危害工人健康、周边居民健康以及环境水源，其制成品更会危害使用者的健康。也就是说，只要工作、居住在使用石棉制品的建筑物中，就会受到伤害，其中包括都市居民。

有时候，在生计的逼迫下，明知前面是千尺悬崖也得闭眼装看不见往下跳，但，着地那一瞬间，很少有不后悔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石棉都只有一条出路：必须禁止！

（完）

源济

在生计的逼迫下，明知前面是千尺悬崖也得闭眼装看不见往下跳，但着地那一瞬间，很少有不后悔的。梁臻 图/文




石棉家庭作坊里，每家的设备几乎都是一样的。工人都带着口罩和呼吸面罩，在织机中忙碌着。




石棉线单股很不牢，在编织机上，经常会被拉断，为了每天织出100多米的石棉布，需要几百次地连接线头，才能让织机正常运作。换线的时候，粉尘很容易进入眼睛里。




工人们要手脚利索，才能完成每天的任务量。




空气中的粉尘很难用肉眼看出来，但织机上已经落了厚厚一层。一位老板说，这两年用湿式编制法，已经减少了大量的粉尘，比早前好多了。




有些织机上面安装了通风设备，但老板为了能省电，经常是一台摆设。




作坊里，工人在织机上工作，靠着一盏日光灯在操作，织机下积满了成年累月的灰尘。




电线上也积满了粉尘。




从事石棉生产的工人，每天必须戴着口罩工作，口罩也要几天就洗一次。




这位工人的口罩上，已经沾满了厚厚的粉尘，还在车间里工作。从事这样的职业，真的需要自己爱护自己才行。




每天穿梭在石棉线交织的空间里，工人也习惯这样的工作。




一位来自贵州的工人说，她在这里已经干了三四年了，自己花7块多人民币，买了一只呼吸面罩，三四天就要清洗一次。在这些工厂里，收入高了许多，一般在4000元以上，她也就一直这么干着，舍不得离开。




一位母亲，背着6个月的孩子在上班。熟睡的孩子不知不觉中吸入了粉尘。




阴暗的厂房，浑浊的空气，工人们日复一日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辛苦劳作。




一位老板说，他一般不进入车间走动，也害怕粉尘的危害。




在这台机器上，经过添加石粉和石灰，再加上各种化学试剂，成型的石棉线就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成型石棉线需要经过晾晒，才能在编织机上编制。




来自安徽阜阳的工人说，干这个工作比较自由，收入也比其他行业要高许多，每月都在四五千元。她身后是成片晾晒的石棉线。




在邵巷村边上，一位村民在翻晒石棉线头。石棉产业的下脚料，遍布田间地头。




低门槛的石棉加工，投资二三十万就可以投产，让这里的农民找到了致富的渠道。




余姚石棉加工已有40多年的历史，该工艺简单，投入较少。虽然有村民对此有意见，但也碍于情面，不愿意多说危害。




来自四川的张怀荣，从事石棉加工已经十三年了，却从来没有进行过职业体检。他说已经习惯了这份工作。




除会引发石棉肺外，石棉粉尘还是一种致癌物，易诱发肺癌和恶性间皮瘤。这是严重的职业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由于其职业危害，目前发达国家已禁止生产和限制使用石棉。




谭校芬从事石棉生产已经3年，她来到低塘镇中心卫生院进行肺部检查。来这里进行体检的工人明显比往年多了起来，工人的自我防范意识正在逐渐增强。”

源济

《活着》第10季 工伤，心殇（二）：沉默的肺

火兴才/文 晋煦/图

“这就是我幺儿（小儿子）的棺材……”指着摆放在屋子里3口棺材中靠边上最小的一口，75岁的罗伯正老人一脸黯然，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棺材已经定好4年了，3800元，钱都是赊的。”同村做棺材的木匠告诉记者，“他的幺儿得病了，没得钱（治病）……（棺材钱）什么时候还（钱）是他的事了。”

老人的小儿子叫陈久红，尘肺病危重病人。2010年10月9日是他36岁生日，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熬过半年”。

2011年4月8日下午1时，四川广元市旺苍县龙凤乡锦旗村，记者见到这位4年前就已经给自己准备好棺材、而今24小时不能离开氧气的尘肺病危重患者——陈久红。

而陈久红仅仅是广元市无数尘肺患者中的一个缩影。在广元，像陈久红这样的危重患者还有许多，因为他们至今依然坚持在外打工挣钱，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当地患者没有像乐山患者一样自发组织起来向矿主索赔，缺少必要的资料，给记者的调查带来许多困难，难于获得更多详实的资料。

令人震惊的是，目前这些患者大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除了无奈等死，对于赔偿，几乎不抱任何希望。“赔偿？可能吗？矿已经拍卖了，老板也找不到了……”这是记者在广元采访时，常常被患者和死难者家属反问的一句话。对于维权和赔偿，他们几乎都“没有想过”，也“没有给政府添过麻烦”。

在剧烈咳嗽的背后，是沉默的肺，是对生的无望和法律制度的漠然。

寻找陈久红

得知陈久红病情危重的消息是5天前的事，但当地尘肺病患者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乡，更不知道他在哪个村子。直到4月7日晚，远在湖南打工的一位广元苍溪县尘肺病患者，才向记者提供了陈久红的准确地址。

寻找陈久红可谓一波三折。车子离开旺苍县城一小时多，在坎坷泥泞的山路上，出租车司机央求“租车的钱不要了，我把你们带回县城，找辆越野车再来吧！”

翻越一座山梁时，因下雨造成塌方，数块巨石再次挡住前往陈久红家的路。记者和司机一起动手，清理出一条行车的路，车子再次出发。

半小时车程，泥泞的红土路面出租车无法继续行驶。记者步行半小时，终于找到陈久红。

房屋是干打垒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陈久红围坐在包装箱中间的椅子上，正前方靠墙的地上燃烧着三根粗大的木柴，屋里烟熏火燎的，墙壁和屋顶全是黑的。

尘肺病人最怕粉尘和感冒。没钱买煤，就地取材的柴火，成了陈久红唯一的取暖方式，但柴火燃烧时的烟尘，对于他的身体无疑又是一种伤害。

墙角是稻草垒的鸡窝，一个竹筐下面扣着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鸡蛋，是陈久红唯一的营养。

陈久红告诉记者，左手边的医用制氧机，是去年11月份病情突然加重后，兄弟姐妹凑了2000块钱，专门给他买的。由于24小时不能离开氧气，制氧机成了陈久红生命最后的依靠。

指着右前方的长板凳，和板凳上叠放的两个枕头，陈久红比划着对记者说，医生告诉他，尘肺病人的肺都坏了，能够呼吸的就剩下一点了，最后都是不能呼吸憋死的。

而他现在呼吸就很困难，必须要吸氧，天天还要输液，几乎不能躺在床上睡觉。困了，就俯身坐姿趴着睡。

四年前准备好棺材的尘肺病人

陈久红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即便一直在吸氧，谈话也不得不时常中断。与他一起的一个多小时，尽管屋内的温度不时袭来阵阵凉意，但记者发现陈久红的头发一直都是湿漉漉的。

2007年，已经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陈久红开始为自己琢磨后事。2009年，结婚整整10年的妻子离他而去，临走的时候告诉他：“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陈久红说：妻子抛弃他和这个家庭之前，也是很好的。他出门打工，她对生病的婆婆照顾很周到。在他患病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妻子坚持外出打工挣钱给他治病，甚至对他说“不让打工挣钱养家就会跳进池塘”之类的话。但外出打工以后，妻子受到外界的诱惑，心就发生变化了。至今近两年没回家，也没家里寄过一分钱。

此后，陈久红就搬到大哥的家里，和父母相依为命。自己家里整整两年多没有做过一次饭，生活起居完全依靠父母。

2010年8月，陈久红将上六年级的独子送到河北的姐姐家寄养。2010年11月，陈久红病情突然加重。父亲就搬到他的房间照顾他，现在连衣服都是父亲帮他穿。

“我没有对父母尽到责任，我没有送他们上山（养老送终），他们要送我上山……还有我的孩子，我也没有能力养活他。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够回来，等我走后养活自己的孩子。”尽管坦然面对生死，但谈到父母妻儿，陈久红的眼圈还是红了，虽然泪水始终没有流下来。

打工半年罹患尘肺病

陈久红说，他是在2002年4月才到凉山州甘洛县铅锌矿打工当炮工，10月份就不干回家了。

这6个月，是他接触粉尘的全部时间，也是他用一生接触粉尘的全部时间。

6个月内，他只在农行5号井和冶炼二厂的矿井干过炮工。每天的活就是拿起风钻打眼，炸取矿石。

尽管“治病花费了6、7万元，”但陈久红告诉记者，“从2004年发病，直到2010年11月，一直没给政府添过麻烦”。直到去年11月病重后，他才找到县政府，申请了2000元补助。村上也答应给400元补助。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保护，找不到用工单位，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更无法进行工伤认定，赔偿更是无从谈起……这是甘洛县铅锌矿采矿20年，30000矿工面临最根本问题。

劳动致富的代价

记者调查了解到，无论是四川广元还是凉山，甚或乐山，无论是甘肃古浪还是江西修水，农民工尘肺病集中爆发的地方，都是经济落后的区域，他们全部来自贫困的大山深处。

资料显示，四川旺苍县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为707元，2006年为2158元；甘肃古浪县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为630元，2007年为1814元；江西修水县农民人均收入为1993年629元，2007年1612元。

数据表明，14年间三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约为3倍。然而，14年来，这三个地方外出务工患尘肺病的农民收入却是负增长。

“当年，为了生活远离家乡，每个人都带着致富的梦想到矿山打工。劳动强度大一点，无所谓；生活环境差一点，无所谓；工作环境差一点，也无所谓……但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在这种粉尘浓度很大的环境里干活会死人的！”苍溪县尘肺病患者赵成强如是说。

自2003年以来，尘肺病开始集中爆发，每个患者每年近万元的医药费，早已让每个尘肺患者家庭负债累累，陷入绝境。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有积蓄，没有一个家庭不欠债。病情较轻的患者大多欠债在1-2万元，病情较重者欠债在3-5万，病情严重者欠债在5-8万元。

一个个家庭，20年间，从贫穷脱贫，甚至到富裕，却被尘肺病再次拖到贫困，甚至极贫，被死亡笼罩，陷入生活的绝境。

可怕的沉默

乐山市沐川县尘肺病患者告诉记者，早在1984年他们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时，广元的农民工就已经在矿上打工，他们中许多人的炮工技术都是跟广元籍的“师傅”学炮工的。当时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广元籍民工不仅数量多，而且技术好，按道理应该是尘肺发作更为集中的地区，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人显然选择了沉默与自我忍受，即便一个个患者先后死去，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打工的矿主索赔或者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

调查显示，广元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旺苍县和苍溪县。旺苍县的尘肺病患者主要在龙凤乡和张华镇，苍溪县的患者则在桥溪、龙洞两乡和高坡镇。

杜长柏、陈天寿、姑天祥、李桂林、李海国……一长串沉甸甸的广元尘肺病农民工死亡名单。当地患者说尘肺病死亡人数有数十人之多，也有患者称这个数据超过100人。

记者在苍溪、旺苍两县采访时，因为不少患者至今依然坚持在外地打工，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也没有当地政府部门做过相关的调查，缺乏具体的材料数据，使本报记者无法一一核实这些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甘洛铅锌矿的受难者，也是甘洛县30000矿工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这个数据恐怕只多不少。

与四川乐山等地的尘肺患者不同，广元尘肺病患者没有像乐山和凉山甘洛的患者那样坚持索赔或维权，许多人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进行职业病鉴定也因无法提供用工单位的申请及单位对于职业史的认可，最后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选择了放弃，然后就是沉默，最后在绝望中死去。

“赔偿？可能吗？矿已经拍卖了，老板也找不到了……”这是记者在广元采访时，常常被患者和死难者家属反问的一句话。对于维权和赔偿，她们几乎都“没有想过”。

沉默的背后，是对未来的无望，更是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望，是对国家法律的质疑和不信任，这是一种可怕的沉默。

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2009年新增尘肺病14495例，在这些病例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占91.89%。

2010年底，全国煤矿职业安全健康经验交流会暨全国煤矿尘肺病防治现场会上，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透露：1-10月份，全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2080人，预测这个数字到年底不超过3000人，但每年尘肺病死亡人数却超过6000，是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2倍。

“我国尘肺病已经开始进入高发期，呈群体性爆发趋势。2003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蔺草草席加工业爆发160多人的尘肺病案；2009年3月，在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向家坝镇3个村寨中400多位曾在安徽石英砂厂打工的农民中发现了30位尘肺病患者；2009年5月和12月，前后两批来自湖南耒阳和张家界共300多名工人因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地基爆破工作而罹患尘肺病；2010年11月，北京房山区史家营煤矿300多名矿工被确诊为尘肺病；2010年底，甘肃省古浪县146名曾经在酒泉市从事煤矿和金矿采掘工作的农民工罹患尘肺；2011年初，广东佛山市皓昕五金首饰有限公司近500名工人先后被诊断出患有尘肺病或者肺部出现小阴影等异常……” 参与甘肃古浪和四川乐山尘肺患者爱心救援的志愿者“兰州老令”俨然已是一个“尘肺专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尘肺情况有着很深的了解，他这样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全国的尘肺现状和分布情况。

“尽管中国的尘肺病及维权情况早在2000年前后就有媒体报道，但是，即便2009年发生了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仅仅是作为极端个例被反复提及，并没有引起整这个社会对尘肺病，尤其是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尘肺病非常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截至目前，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对尘肺病的了解，全社会还处在对尘肺的冷漠与漠不关心中，如果再这样下去，还会不断涌现更多的尘肺群体，这无疑将是更大的社会悲剧。”“兰州老令”痛心疾首地说。

“兰州老令”呼吁：“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是企业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尘肺病是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后在肺内滞留引起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现有医学技术无法治愈，患者晚期因为无法平躺呼吸，只能坐着跪着，往往屁股双膝跪烂，惨不忍睹，所以必须从源头上根治，我们必须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和企业的良知。”

>>摄影师手记

我并不想在这篇报道中刻意夸大陈久红的遭遇，图片便说明了一切。但令我困惑的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中的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冰冷的GDP下到底埋藏着多少鲜活的生命和青春。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推动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境遇，而这个社会又给予了他们什么回报呢？

就在截稿当天，陈久红给我发来短信，全文如下：“年轻人！你们这样帮助我，把我从死亡的的边缘拉回来，我代表家人向你说声：你的救命之恩陈久红一辈子不会忘记！”看过之后，我的心情很压抑。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墨西哥人的一句谚语：如果你走的太快，请暂停一下，等等你的灵魂。（文：晋煦）

（完）

源济

陈久红当了6个月炮工便染上尘肺病。如今他苟延残喘，睡觉只能坐着，老婆跑了，给自己备的棺材已经放了4年。中国农村家庭从贫穷到打工脱贫，又因尘肺病被拖回极贫，并被死亡笼罩，如此的循环正不断上演。摄影：晋煦




2011年4月21日，四川广元。陈久红现在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24小时吸氧。2002年4月，他到凉山州甘洛县铅锌矿当炮工，每天的活就是拿起风钻打眼，炸取矿石。当年10月份他就不干回家了，这6个月，是他接触粉尘的全部时间，却给他造成致命的痛疾。




陈久红已经没有任何行动能力，每天照顾、陪伴他的，只有他的老父亲。连衣服都是父亲帮他穿。入夜，看着儿子屡次醒来，趴下，罗伯正会放下烟斗，默默坐到儿子身边。绝大多数时间爷俩只是沉默。




因为肺部功能逐渐弱化，陈久红整夜只能坐着睡觉，输氧也于事无补。他说：“睡着了就感觉喘气很困难，所以一睡着马上就会惊醒。”




长期卧床导致陈久红的腿部肌肉严重萎缩，小腿已不到正常人的手腕粗细。




陈久红每天吃两顿饭，早饭大约在8点，今天吃的是凉拌胡豆，咸菜烧肥肉和米饭。另一顿饭的时间在下午4点左右。




陈久红的父亲已经76岁高龄。他蹲在自家田里。这块田约有半亩，虽然就在家门口，但由于他在512地震时手腕受伤，落下了残疾，干不动重活，所以这块田已荒了一年多。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老父亲把晒在屋外的咸菜收起来。这是他们平时吃的最多的菜。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陈久红的脸上。他说，刚生病时，老婆石清香也曾去成都、北京等地打工寄钱回家帮他看病，但在去年4月通过最后一次电话后，她就从此杳无音讯了。




陈久红夫妻俩的结婚证，登记时间是在1998年9月26日。“在最后一次电话中她告诉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陈久红黯然地说。




这间屋子本来是陈久红小两口的房间，已经许久没有人住了。父亲依然把它收拾地尽量整洁。入夜时分，他时常来待上一会儿，安静地坐着抽一管烟。




乡村医生朱可俊是陈久红的小学同学，每天除了帮他治疗，还会待上几个小时，陪他说说话。这个时候是陈久红一天之中最轻松的时刻。陈久红现在的主要症状是由于肺部感染引发的心衰，朱可俊每天都会为他注射头孢曲松钠，此药的功效主要是消炎和抗菌，是一种保守疗法。




陕西铜川矿务局尘肺病研究所的专家专程来到这里，和乡村医生朱可俊讨论陈久红的CT照片。铜川矿务局尘肺病研究所是国内对尘肺病医治技术较先进的医院之一。




尘肺病研究所的专家带来了一份关于尘肺病医治的报纸，陈久红读过后陷入沉思。




陈久红24小时都必须在吸氧的状态下生活，有时为了让制氧机休息一下，他不得不关闭电源，这是他最难受的时候。




家里随处可见陈久红的药瓶和输液工具。




陈久红觉得自己36岁，有一双手却不能劳动养家，还要76岁的父亲照顾，心里很难过。“我没有对父母尽到责任，我没有送他们上山（养老送终），他们要送我上山……还有我的孩子，我也没有能力养活他，我希望我老婆能够回来，等我走后养活孩子。”




一谈起未来，爷俩都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尽管治病已经花费了6、7万元，但陈久红告诉记者，“从2004年发病，直到2010年11月，一直没给政府添过麻烦”。




陈久红在4年前为自己准备的棺材。由于是同村邻居，价格讲到3800元，但并没有钱付，只能先赊着。棺材上落满灰尘，陈久红日日看着它，等着自己躺进去的那一天。

源济

《活着》第10季 工伤，心殇（三）：矽肺之痛

吴芳 图/文（媒体转载须经腾讯网及作者授权）

2004年3月，叶义根死了！33岁的光棍叶义根是因为矽肺病而死的。叶义根是谁？连他的家乡——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村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也不多，但一提起“猴四子”，村里人都会说：“哦，他可是个帅小伙！”2000年，叶义根以及他的同乡宋道仙、黄修坤等人因为在金矿打工陆续患上矽肺病。

2004年4月，记者第一次抵达六安西河村时，叶义根刚刚死去一个月。叶义根家的院子里，仍然可以看到散落在墙角里那“丧事”后残留的烟花爆竹纸屑。叶义根的母亲和妹妹正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剥玉米粒。

矽肺病患者张学宏列举了许多曾经熟悉的名字：宋道仙，2002年去世，老婆改嫁，女儿随亲戚生活；陆光全，2002年去世，老婆走了，70多岁的老母亲带着两个孙子相依为命；田维富，2003年去世，老婆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还有李光全，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2000年之前，西河口确实富裕得出了名。然而谁能想到，这美丽的村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杀机。西河口的3万多人中，每年到海南金矿打工的至少有2000人。2010年，六安市裕安区政府对全区矽肺病患者展开了一次调查，并形成了一份报告。报告称，该区向卫生部门申请慢性疾病救助的矽肺病患者“呈爆发性趋势增长”——2005年有52例，到2010年已达234例。据了解，截至目前，裕安区已确诊矽肺病患者323人，在六安市人民医院经过鉴定但未出报告的有269人，另有1000余人尚在观察之中。其中，西河口乡占较大一部分比例。

2006年5月初，记者再次前往六安西河口时，李光全已经去世了，留下妻子带着一个孩子艰难生活。2006年10月18日，矽肺病患者张学宏给记者打来电话：“陆光年走了，两个小时前走的！”记者愣了很久，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就在一个月前，记者还曾经采访过他。在前往西河口的途中，记者眼前不断浮现上次与陆光年见面时的情形。那次矽肺病患者们聚会时，因为陆光年的病情重，工友们将地点选择在他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最后的一次聚会。那天陆光年坐在走廊上，浑身无力，不停地喘着粗气，又黑又瘦。陆光年尽管非常难受，但坚持和记者聊天，他说他的日子不长了，眼神充满忧郁。45岁的陆光年当年和自家兄弟们一道去海南打工，原指望能盖楼房、娶媳妇、过上好日子，却不仅仅搭上弟弟的性命，现在自己也走了，媳妇也没有娶上。

抵达西河口之后，陆光年64岁的母亲田守英老人迎了上来，拉着记者的手，沙哑地说：“你这么远还来了，真是不过意啊！瞧瞧，他又走了……”田守英已经没有眼泪，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田守英是个不幸的女人，早年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她好不容易将孩子们拉扯大。后来她的儿子们因为去海南金矿打工陆续患上矽肺病。四年前她已经送走了她的小儿子，留下两个孙子；现在她又送走她的另一个儿子。

陆光年去世时，另外一位矽肺病患者王华长也已经卧床不起。王华长的家就在淠河边，房子距离淠河不足十米。此时的王华长躺在床上，将头垂向床沿咳嗽着。墙脚下，散落着很多药瓶和一次性针管，他每天都得依靠打针来维持。“我现在基本不能下床了，陆光年我是不能为他送行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除了可以透过房门看看巴掌大的室外，就是听听淠河哗哗的流水声。在淠河边生活了一辈子，这水声是多么熟悉啊。”这是记者听到王华长说的最后一句话。

接下来几年，记者常常会接到他们的电话，有时是他们缺点药、有时是他们中有人离世……2011年3月11日，记者第六次来到西河口，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不再是十几个人，而是二十多个人，他们都是矽肺病患者。患者罗时伍说，潜伏期过了以后，越来越多的矽肺病患者病症呈现出来，西河口村就有200多人了。

在这群患者中，70岁的储成明是年龄最大的一位。见到记者，他努力地想从凳子上站起来与记者握手，可由于气息急促，很快他就放弃了努力，无奈地坐了下去，“不好意思，喘不过气来！”

储成明属于矽肺病Ⅱ期。他告诉记者，他们兄弟五人，自己排行老四，老大储成贵、老二储成如、老三储成材、老小储成社。“20多年前我们兄弟五人都去海南淘金，五个兄弟都查出了矽肺病。年纪最小的成社最先走了，接着老三也走了，只剩下三个兄弟了。”

田维文是记者从2004年起就一直关注的矽肺病患者，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骑着摩托车四处转悠，偶尔还能干点轻活。而此次看到他时，56岁的田维文活动都很艰难，“叶义根走了，陆光年走了，王华长也走了……可能我也该走了。”田维文告诉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煎熬，自己对死亡已经看得很淡，可自己还是不想死，因为维权尚未成功。

黄修坤是Ⅲ期矽肺病患者，他的想法和田维文一样，坚持活着。黄修坤告诉记者，他现在什么活都不干，第一任务就是坚持活下去，直到成功维权。

据悉，当地政府从2008年开始，已经将矽肺病患者纳入低保范围，每年给予2000元生活救助；卫生部门将其作为慢行病救助对象，给予最高3000元门诊救助。2004年，司法部门试图为这些发病的农民工维权，但发现这是一条可能永远也走不完的路。首先，诉讼时效面临过期，问题出现已近30年；二是证据难以搜集，主要与农民工流动性强、未签劳动合同有关；三是跨地区，务工地在海南；四是寻人难，很多矿主已经转行。

记者在对六安西河口多次采访之后，发现粉尘问题、乃至更大范围的职业病防治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利益在驱使。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矽肺病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安徽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矿，各地大大小小的水泥厂和相伴而生的采石场多如牛毛。这些企业大都是个体私营，来这里工作的工人90％以上都是附近的农民。他们的状况同样令人揪心。我们在关注六安西河口矽肺病患者的同时，也应该关心那些正在粉尘岗位上工作的工人们，防患于未然。

（完）

源济

安徽六安西河口村曾经是打工致富的典范，但金钱却引来了死神。上千名青壮年患上矽肺病，前脚接后脚地撒手人寰，村庄上空常年回荡着哀乐。这些朴实的农民不过是想赚些活命钱，却不知这正是夺命的深渊。吴芳 图/文




安徽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矿，各地大大小小的水泥厂和相伴而生的采石场多如牛毛。而这些企业大都私营，来这里劳作的工人90％以上都是附近的农民。




长江货运码头，工人在搬运水泥，扬起的粉尘将他们淹没。无数微小的粉尘像病毒一样将工人的肺一点点侵蚀掉。




水泥厂戴着面具上班的工人。




火车站货场上的卸煤工。他根本没有任何防护用具。




烧结厂烟尘弥漫。




水泥厂的工人赤膊上阵，身上沾满水泥灰。




工人双手被粉尘侵蚀后十分粗糙。




水泥厂的工人下班后在水沟里清洗全身。




工人用自来水冲洗头上的尘土。




疲惫的工人在午间休息。




劳作中的辛苦对于勤劳的农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粉尘引发的疾病却是致命的。安徽六安西河口村的青壮年大批前往海南金矿打工，回来后却相继倒下，他们无一例外得了矽肺病。




2004年4月，西河口村村民李光全展示自己的肺部X光片。




孩子在一边玩耍，李光全吃力地蹲在门口。




李光全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个离去，死已经是既定的结局，他掐指计算自己还剩多少日子。




2006年5月，李光全去世了。留下他老婆，一个人带着儿子，终日以泪洗面。




张学宏看着医生审视他的X光片，他担心医生会说出不好的消息。




矽肺病患者大多在吃这种药。




2006年8月，矽肺病患者王华长（右）陆光年（中）和田维文（左）。这三个人彼此相熟，并在不久之后相继离世。




前一张照片拍完仅仅两个月后，2006年10月，陆光年便去世了。他的两个侄子为叔叔送葬。45岁的陆光年当年和自家兄弟们一道去海南打工，原指望能盖楼房、娶媳妇、过上好日子，谁知却不仅搭上弟弟的性命，现在自己也走了，连媳妇也没有娶上。




最后看一眼叔叔。




中午，陆光年的侄儿捧着他的骨灰回到村子里。




亲人们目睹着陆光年的骨灰放入木棺中。




陆光年的侄儿在拜祭叔叔。




陆光年的母亲田守英已经没有眼泪。她是个不幸的女人，早年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她好不容易将孩子们拉扯大，但儿子却因为去海南金矿打工陆续患上矽肺病。四年前她已经送走了小儿子，留下两个孙子；现在她又送走她的另一个儿子。




陆光年的侄子捧着自己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




2006年10月，王华长黯然听着陆光年的哀乐。他也已经卧床不起，坚持不了多久了，每天只靠打针度日。“陆光年我是不能为他送行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除了可以透过房门看看巴掌大的室外，就是听听淠河哗哗的流水声。在淠河边生活了一辈子，这水声是多么熟悉啊。”这是记者听到王华长说的最后一句话。




田维文是记者从2004年起就一直关注的矽肺病患者，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骑着摩托车四处转悠，偶尔还能干点轻活。而2010年3月看到他时，56岁的田维文活动都很艰难。此时王华长已经死去。




由于得病，田维文家一贫如洗。“叶义根走了，陆光年走了，王华长也走了……可能我也该走了。”田维文告诉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煎熬，自己对死亡已经看得很淡，可还是不想死，因为自己的维权尚未成功。




前往海南金矿打工的民工中，只有罗时伍留着证据。




2011年3月，田维炳和所有的矽肺病患者都在期盼。




因为两个儿子都是矽肺病，田维炳77岁的老母亲至今还在下地。说起儿子，老人两眼噙泪。




田维炳的老母亲身体不好，但还在吃又硬又干的馍。




叶义根的母亲说起刚刚死去的儿子，老泪众横。




叶义根死去的五七祭日，张学宏在坟前拜祭，他们曾经是工友。




拜祭完叶义根，黄秀坤和张学宏心情很沉重，他们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黄修坤是Ⅲ期矽肺病患者，他的想法和田维文一样，坚持活着。黄修坤告诉记者，他现在什么活都不干，第一任务就是坚持活下去，直到成功维权。




西河口村部分矽肺病患者的合影。死神正不紧不慢地踱过他们每一个人面前。

源济

《活着》第10季 工伤，心殇（四）：康复之路

吴芳 图/文（媒体转载须经腾讯网及作者授权）

4月18日早晨，一缕阳光从窗户里射向病房，将病房照的暖暖的。又是一个好晴天，卜家英老人坐在病床上，等待早饭开始，这样的天气对她这样的棉尘病人来说舒服很多。她最怕忽冷忽热，气压低的天气，会闷得喘不过起来，“有要死的感觉。”
今年80岁的卜家英入院已经很长时间，她已经记不清入院多少次了，她甚至将医院当成了家。卜家英是合肥市安纺一厂的工人，1969年就诊断出患有棉尘病。那时，卜家英老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棉尘病，更不知道在纺织厂工作会得这种病。可能因为年轻，一直扛着，后来常常不停地咳嗽，1996年才到合肥市职业病防治所进行治疗，2006年到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职业病科治疗。

“现在治疗都是公费，这一点多少让我们有些安慰。” 卜家英说。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职业病科是合肥市唯一的职业病治疗医院，住着来自全省各地的20多名职业病患者，大多是尘肺病、中毒患者，以尘肺病为主。

“职业病要治愈并不容易，很多都是无法痊愈的，只能维持。”54岁的周俊生主任与职业病打交道25年，他告诉记者，职业病人数每年都在增加，能够接受治疗的只占少数。“很多患者下半生时间都花在治疗上了。”

4月20日，合肥市金谷医院工伤康复大楼三楼，康复大厅内，秦德才双手杵着两根木棍，伤腿上绑着两个20斤重的沙袋，艰难地爬行，每挪动一步都很吃力，一会儿功夫，内衣就汗透，但他坚持了一圈又一圈。秦德才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他才有站起来的希望；只有摆脱轮椅，他和全家的生活才有希望。

44岁的秦德才是淮北人，2009年7月在一次煤矿事故中被砸碎腰椎，虽然捡回来一条命，但下半身瘫痪。虽然受伤后医疗费有保障，但自己全家的生活也因此而改变。“经过康复训练，我现在已经可以坐，可以跪，甚至可以移动了。”秦德才对未来还是充满着信心。

秦德才是幸运的，他的康复费用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此外，他每月能从工伤保险基金拿到伤残津贴。与秦德才相比，很多人是不幸的，他们无法享受到工伤康复，因为企业并没有为他们买社保，工伤康复无从谈起。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伤是个沉重的话题。中国是工伤高发国家，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0000多人死于工伤事故，仅2009年确定工伤的就达95万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生产节奏进一步加快，潜在的工伤风险可以说也在不断加大，而遭遇发生这类事故的人群主要是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的青壮年，他们大多是各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发生此类事故本来就是非常惨痛的事件，而更令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在发生工伤事件后，有的受伤者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治疗、维权和康复常常陷入困境。如何让工伤者身体受伤后不再心痛，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据合肥市金谷医院医生介绍，工伤患者从劳动力到“包袱”的突然转变，导致其家庭地位和角色的改变。工伤患者与社会、职业脱节，否认、抑郁、自卑、自我评价降低等心理障碍使一些工伤患者逃避伤残现实，甚至拒绝治疗。这时，进行心理辅导康复显得尤为重要。“工伤者的康复不仅仅是身体的康复，还有心理的康复，如何让他们康复后融入社会，甚至回到工作岗位，要走的路还很长。”

（完）

源济

中国每年有1万多人死于工伤，100万人确认工伤。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伤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有极少数幸运者进入医院接受治疗，但康复过程往往长达数十年，每天200元的治疗费令他们不堪重负，赔偿则遥遥无期。吴芳 图/文




2011年4月20日，安徽合肥金谷医院工伤康复大楼三楼，康复大厅一派“热闹”景象。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职业病科是合肥市唯一的职业病治疗医院，住着来自全省各地的20多名职业病患者，大多是尘肺病、中毒患者，也有肢体残疾者。




28岁的陈立宝在接受按摩治疗，按摩常常疼痛难忍。




30岁的曾本军在绑沙袋进行训练。他是四川宜宾人，2008年12月7日在淮北煤矿冒顶事故中截瘫。




33岁的刘经济在练习臂力。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伤了颈椎。




42岁的王桂英到一个私人企业生产胶水，仅仅半年就二氯乙烷中毒，神智模糊。




曾本军在训练时，他的4岁的儿子在一旁陪着，这给他增强了很多信心。




职业病科里的尘肺病患者最怕感冒发烧。




一名断肢的伤者在进行康复训练。




一名伤者的孩子在训练仪器上玩耍，孩子们不知道大人的伤痛。。




一名伤者在接受检查，他的手指被冲床轧断。




42岁的张圣堂左腿截肢，虽然在接受康复训练，但他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




姚延杰，46岁，20年前做油漆工时摔伤导致瘫痪。伤后前十年神智还很清楚，但因为睡得太久，后十年变得神志不清，去年刚刚接受康复训练。




51岁的李康明装上假肢后进行适应训练，他的妻子在一旁陪着。2010年6月20日，李康明在工厂上班期间失去右腿，赔偿还没有拿到。




王巧生，54岁，住院康复已经快十年。




63岁的卜国民躺在床上休息，他已经欠医院2800多元药费，如果单位再不打钱的话将面临停药。




张家祥，75岁。他曾在砂轮厂工作，1985年查出矽肺病。




77岁的韩守富是三期矽肺病，患病很多年了。




韩守富诉说自己的病症，他常常为床位费烦恼。




来自芜湖造船厂的6名尘肺病患者已经拖欠医药费，他们十分担心。




77岁的姜永俭在打点滴。




77岁的刘玉玲是慢性苯中毒，这次住院已经快五个月了。




卜家英，80岁，患棉尘病已经42年，一直在治疗。




按摩结束后，陈立宝在加餐。康复是一种意志的磨练。




陈立宝在等待下一个康复项目。金谷医院康复中心，接受治疗的工伤患者占大多数。




按摩师对陈立宝进行按摩治疗，康复治疗每天的费用都有200多元。




很多康复病人将家安置在医院。




姜永俭是在1977年下汽油罐抢修时中毒的，落下后遗症，至今未能康复。




累了就躺一会。刘相建，40岁，2009年7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事故中受伤截瘫。




李康明在适应新的假肢，戴上假肢很累，甚至很痛。




刘经济在接受按摩。面对按摩的疼痛，他们都很坚强。




刘相建在接受电针治疗。




秦德才每天上午和下午在金谷医院进行几个小时的康复治疗。




秦德才每天锻炼都在4个小时以上，他比刚来时已经好转很多。




秦德才艰难地进行腿部和腰部训练，每挪一步都很吃力。




几趟“跪走”下来，秦德才疲惫不堪。




秦德才说他很幸运，能够接受康复治疗。




尽管未来还是未知，尽管家庭仍然贫困，秦德才还是抱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