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北洋军阀史话

丁中江

作者简介

　　丁中江先生1917年出生于云南昆明，是台湾一位家喻户晓的政治家和近代史学家。其父丁石僧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早期会员。

　　丁先生积二十年心血结晶，撰成《北洋军阀史话》一书，1962年起在台北《大华晚报》逐日连载，脍炙人口。1964年初版问世，自此前后共版七次，纸贵洛阳，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中，凡有中文藏书，必有《北洋军阀史话》。

　　早年曾在重庆、广州、香港、曼谷等地创办多种报刊，六十年代后，在台湾三家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担任政治评论，影响颇著。

　　1988年冬，云南耿马大地震。丁先生率救灾小组，携药品、衣物、捐款赴云南灾区慰问，从此致力于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以“两岸一挑夫”自况，矢志搭建两岸同胞互爱、互敬互助之桥梁。

源济

序言

　　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多年前曾读过。去年10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拟将此书推荐给大陆读者，邀我做些出版前的编辑校订工作，并有机会在京与丁先生见面相识。

　　海峡两岸彼此隔绝四十多年，学术文化交流，也人为地被封闭起来，相互较少了解。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曾以其丰富多采的文化创造，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振兴，当然也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隔绝与封闭，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学术研究要及时了解和吸收已有的成果，做为自己的起点，但目前，海峡两岸的学术著作和学术刊物，由于缺少正常交流渠道，一般学人很难看到，严重地影响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台北有位历史学家曾撰文说，他如不能利用北京收藏的历史档案，便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历史。同样，以民国史为例，大陆学者如不能利用台北特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有些专题研究，就会感到困难。近年来，尽管台湾与大陆之间还有许多人为的隔阂，但海峡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岸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长期隔绝走向相互交往，加强两岸联系，扩大两岸交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据报载：1990年两岸文化交流有较大的发展，就出版方面来说，大陆图书直销台湾，在出版书籍方面也有不少合作，特别在文学作品方面。在大陆以我所见所闻，台湾作家的作品，各地书店书摊，随处皆有，但学术著作的出版仅为零星现象。在这方面，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台湾《柏杨版资治通鉴》，该公司已出版至56卷（书名《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这次又将印行丁著《史话》。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台湾学者的著作，能与大陆读者见面。《北洋军阀史话》一书，在台已多次再版，深受读者欢迎。据丁先生介绍，明年与大陆版印行的同时，在台将出修订后之第八版，并函嘱为之作序。多年来，因工作关系，就民国初年这段历史写过文章和著作、并编过一部《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书，对北洋军阀史稍微熟悉，为向大陆读者介绍丁先生这部著作，在此书大陆版印行之际，借此机会谈谈北洋军阀的由来与发展，供读者参考。

　　北洋军阀是产生于清末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就是这个集团的总头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袁世凯虽然死去，北洋军阀集团也发生了分裂，但相继控制北京政府实权的皖系、直系、奉系，以及在北方控制一省或地区的大小军阀，也多出自这个集团。他们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造成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大军阀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更是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着战争的胜负，北京政府的实权，也就在各派大军阀手中转移。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所谓的总统、执政、大元帅就多次更换，内阁总理的更迭就愈加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无论哪一派当权都不长久。北洋军阀的统治从1912年算起虽只有17年，由于连年内战，却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因此说，北洋军阀这个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洋军阀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的产物，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军与淮军。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谈及清代制沿革时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楚军、淮军、毅军。乃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足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3，兵2）。湘淮军起源于曾国藩、李鸿章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曾、李也以此起家。

　　曾国藩办团练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武装集团。王定安在《湘军志》一书中谈湘军管制时有如下一段记述：“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湘人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上述这些论及湘军所谓可贵的优点，却恰恰道破湘军的宗派性质。继之而起的李鸿章淮军，也是承袭湘军这套办法而形成的一支军队。

　　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清朝末年，湘、淮两个集团，长期分别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成为中国近代的军阀。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以小站练兵时所形成的班底为骨干，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很快即形成以袁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其权势可以左右朝政。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袁世凯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其中有的原来就是袁的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宽、张镇芳。有的毕业于清末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被袁委以重用。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于为袁卖命的淮军旧军官弁，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孟恩远等。有的是出身于袁氏所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分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学堂总办，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训练军需官）各后勤军需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为握有兵权实力的协统、镇统或总兵、提督等要职。在文职人员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赵秉钧、杨士锜等都是投靠袁世凯而被重用。经袁“保荐”、“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荐，在短短几年里，由知县、候补道“破格擢用”为各省巡抚和各部侍郎等要职。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个幕僚，飞速地升任为清政府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进入清朝的统治中枢。他们依靠袁世凯的引荐保奏，得以升迁，荣获高官厚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实际同袁荣辱与共，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至清末，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成为清末一大政治势力。

　　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并进而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他凭借的就是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这个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欧美日本等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欲望也在不断加强。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些新的因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也必然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清朝统治层内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军队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最高。清廷也连发上谕，认为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袁世凯遂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开始经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行扩张自己军事政治势力之实。练新军、设巡警、兴学堂、行立宪，这一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事物，无不为袁所利用，被当时朝野视为“新政之首脑”。其政治势力，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强大得多。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1916年以后，这个集团的各个派系，大多有着帝国主义的背景与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北洋各派系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公开露骨地出卖国家利益；有的双方关系则表现得比较隐蔽。这是由于双方的政治利益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所不同而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从其在华侵略利益出发，视其需要，并不是绝对地支持某一派军阀。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1、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　　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农业经济即封建主义经济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民国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团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私产，甚至形成世袭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极力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搜括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成为民国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会现象。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镇压手段，遂购买洋枪洋炮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地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相互间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民初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根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思潮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发生碰撞而趋于激烈，但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均遭到可耻的失败，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断地受到各阶层人民反抗浪潮的冲击。孙中山先生对反动的军阀统治政权深恶痛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打倒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先生长期为此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他的这一理想，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军阀最后覆灭，方始得以实现。

　　以上只是从整体上就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其几个特点，概括地做些介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目前，大陆专写北洋军阀全史的著作不多，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是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书涵盖了北洋军阀的形成、发展、覆灭及其统治时期大小历史事件，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轶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民国初年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貌。《史话》一书在大陆问世，定会受到学界与读者的欢迎，特别它是出自一位台湾学者之手。

　　笔者在本书出版前，据个人所知，校订了书中某些讹误之处（有些显然系手民之误），这些详见书后所附《后记》，故不赘述。

　　章伯锋
　　一九九一年元月于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

源济

一、北洋时代

　　北洋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它的特色是军阀割据、军阀争权。

　　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可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前的各种背景，以及袁世凯的崛起经过，也和北洋时代息息相关，朝鲜问题和甲午战争，就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兴起，中间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承先启后。而这个时期并不令人兴奋，可是却孕育着很多重大意义，同时对于历史则有很高的价值。

　　袁世凯代表北洋军阀，他和他的集团统治了中国30余年；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息息相关。袁世凯虽然死于民国5年，可是北洋军阀却统治中国到民国17年。

　　严格地说，袁世凯的丑恶还不及历史上的董卓，可是他的煊赫却比董卓大胆。董卓自己不敢做皇帝。而袁世凯则因缘时会，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窃取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可以为中国的华盛顿而不为，却要龙袍加身，做中华“帝”国的皇帝，以致众叛亲离，抑郁而死。当董卓死了后，他的党羽李榷、郭汜一班军阀曾扰乱东汉十余年，而袁世凯所手创的北洋军阀也大同小异。

　　提起北洋军阀，虽然使人想到袁世凯，可是有更多的人想到张宗昌。张大帅浓眉大眼，挥金如土，嗜赌如命，甲第连云，妻妾如流水。更有许多笑话把军阀面貌衬托得极为生动。譬如说张宗昌在山东督办任内，有人介绍一位法律系高材生给他任用，他随手批了“派在军法处”。怎知“派”字写错了，写成一个“抓”字，于是某君就糊里糊涂地给“抓”到军法处羁押，隔了很久，原介绍人以没有某君的下落，乃遄访张宗昌，问到这件事，张说好像已派到军法处工作，叫副官查问，才知不是派在军法处而是抓在军法处。

　　这个故事确实是真的，可是其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附会或转借，有的是张敬尧的，有的是褚玉璞的，有的是韩复榘的，大家一鼓脑儿都用张大帅做代表。

　　其实北洋军阀形形色色，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顶尖人物，他义重如山，清秀如书生；至于吴佩孚自比关岳，慷慨激昂，可惜刚愎自用，则是另一型的北洋人物。

　　真正像小说上的北洋军阀，除了张宗昌就是冯玉祥了，可是冯玉祥却在北洋军阀尾声中一变而为革命党人。至于有水晶狐狸美号的徐世昌也是独创一格；弄权跋扈，才气纵横则莫如徐树铮；善权术、有学问则以杨度和张其锽为最。事实上这一时期也可说人才辈出，不幸他们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虽然容易出头，却无济于世，对历史无所交代。

　　阎锡山算半个北洋人物，他更是别具一格。在北洋军阀们扰攘不休，连连争斗砍伐时，他则在山西关起门来埋首建设，虽然这种关门建设成就有限，可是北方的军阀却不敢侵入山西，因此山西始终在安定中没有内战的创伤。

　　唐继尧也是半个北洋人物，他是在西南割据，如果对他批评，可得八个字——“气宇不凡，目光如豆”，本来他首创护国，打倒袁世凯，再造民国，厥功甚伟。后来他被部下顾品珍赶出云南，到了广东，孙中山先生拉拢他，勉励他，如果他留在广东献身革命，他的历史又当重写，而他志在割据，不久仍打回云南，做他西南王的美梦。

　　北洋军阀第一人当然是袁世凯。第二级有三个人，就是所谓的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而徐世昌、梁士诒、黎元洪则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间。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冯玉祥只算是第三级。……

　　旧中国的政治常由一种无稽的神话来衬托，首创这个玩意的是刘邦。刘邦出身微贱，可是他有大志，因此他便别出心裁，说他是赤帝之子，同时和他家中人相约，自己躲到山中，别人找不到他，家中人则一找就找到了他。别人不明白为什么刘家的人可以找到刘邦，刘家人于是绘声绘影地说刘邦到的地方，头顶上有一块彩云，只有刘家人可以看见。后来刘邦做了皇帝，这些便成为有真命天子的背景。从此每个皇帝或大人物就都采用这种方法衬托自己。

　　袁世凯也离不开神话，因此传说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袁保中就梦见了一只大蛤蟆爬到他的身上，而清朝末年也有西山十戾的说法。

　　西山十戾是：熊（多尔衮）、獾（洪承畴）、鹗（吴三桂）、狼（和珅）、驴（海兰察）、猪（年羹尧）、蟒（曾国藩）、猴（张之洞）、狐（西太后）、蛤蟆（袁世凯）。

　　这些形容多数是以每个人像貌相近于某一种动物，而冠以外号。如曾国藩害皮肤病，顺手一抓就掉下很多有颜色的皮，好像蟒皮一样。张之洞瘦小，形同猴子。袁世凯颈短、腿短、腰粗、走起路来是个外八字，每当天阴下雨时，他都爱张口嘘气，廿岁不到头发和眉毛都变白，这些在形象上都很像蛤蟆。

　　袁世凯是不是以蛤蟆自居呢？当然没有人敢问他。

　　民国6年冯国璋曾说过一段掌故：据说真正促成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是袁身边端茶捶腿的小厮。原来袁世凯每日习惯午睡两小时，睡醒后必先喝茶，使用一只最心爱的玉制茶杯。有一天小厮端茶时突见袁所睡的床上躺着一只大癞蛤蟆，这一惊，失手便把玉杯跌落地上，当然四分五裂。幸好没有惊醒袁世凯，小厮吓得哭了起来，慌忙把地上扫净，便去找袁世凯的一位老家人请教。老家人见小厮吓得哭哭啼啼，便动了恻隐之心，乃教他如此这般。待袁世凯午觉睡醒，小厮换了一个茶杯奉茶，袁接过来大为疑惑，便问道：“玉杯呢？”小厮战战兢兢地回答：“求大人开恩，小的打碎了。”袁大怒：“打碎了，这还了得。”小厮眼泪已流了出来，细声地说：“小的端茶进来时，看见床上睡的不是大人。”袁厉声问：“是什么？”小厮说：“是一条五爪金龙横躺在床上，小的吓了一大跳，一不小心便把玉杯跌碎了。”袁的面色突然好转，声调也缓和下来说：“胡说，不许在外边讲，让我听见打断你的狗腿。”袁说完便在抽屉里拿出十块洋钱给小厮说：“这个赏给你。”小厮接了赏钱，欢天喜地而去，一场天大的祸事便如此这般化为乌有。

　　由于这个幻觉，袁世凯便真的以为自己有九五之尊，其实袁并不是一个糊涂虫，他平素头脑很清楚，为什么却会相信这种鬼话，利令智昏呢？西方人有句谚语：“大人物常在仆人面前露出马脚。”袁的老家人深懂官场中的一切，同时跟袁久了，摸透了袁的脾气和弱点，所以轻轻一指点，便让小厮化挨责为受奖。

　　癞蛤蟆和袁世凯的附会在北方传说很广，当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地名）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真的出现了一大群蛤蟆。民国3年袁大总统举行祀天大典，北方争传“蛤蟆祭天”。到了袁死时也离不开蛤蟆，因为中国俗语：“癞蛤蟆难过端午节”。袁死在民国5年6月6日，早一天袁已人事不知，6月5日正是旧历5月5日端午节。当时还有人说袁断气时，床下跳出一个大蛤蟆，怒目而视，不知所终。

　　清朝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使清统治阶级认识了两点：一是满籍军队绿营已腐化到不堪一战，不可依恃，而汉人的战争潜力是巨大的；二是由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对清廷的忠贞，使清廷的统治集团认为汉人仍可信赖。清末的垂危王朝能苟延数十年，便是由于这个信念得到证实。可是这只属于对内而非对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于外国一直视为番邦，从没有以平等地位相待。鸦片战争后虽饱受列强的欺凌和迫害，也并不觉悟，直到甲午中日之战，才真正认清自身力量的薄弱可怜。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清朝的海陆军面对小日本竟不堪一击，这一个刺激结束了清廷朝野的旧观念，于是在军事上要整军经武，西法练兵；在政治上要变法图强，除旧更新。

　　整军经武落到袁世凯身上，演变成北洋军阀自成一系，这是当时清朝统治阶级所没有预料到的。而变法图强则分为两途：一是康有为公车上书，导致维新运动；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

　　袁世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成了宠儿，对清王朝来说，他取天下于革命党；对革命党来说，他则是继承清王朝的天下。

　　北洋时代就是这么开始的。

源济

二、早年的袁世凯

　　北洋时代是袁世凯开创的，因此我们先介绍一下袁世凯。

　　袁是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名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他出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廿日。出世的地方是项城县北的张营。因有捻军，袁家遂徙居张营东廿里，筑寨聚处，称为袁寨。袁家在陈州府是一个世家，他的父亲袁保中（字受臣）在地方上位列钜绅，剿办捻军期间，筹办团防，平捻有力；袁的叔父是袁保庆（字笃臣）一向追随世凯的叔祖袁甲三。袁甲三是淮军中剿平捻军最有功勋的名将，最后官拜总督。袁保庆随袁甲三转战皖豫两省，颇著功绩。

　　袁世凯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因为自己兄弟袁保庆征战在外，年已四十还没有儿子，而自己却子女很多，因此便把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为其养子。

　　袁世凯过继到叔父家以后，颇获宠爱。他天性聪慧、好强、有决断，六岁启蒙，他的启蒙老师也姓袁，是个不第秀才，名叫袁执中，也是袁保中的远房族弟。袁读书写字虽然悟性很高，却极不用功。

　　同治五年（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时年八岁，也随养父一块到山东，袁保庆替他请了一位老师王志清为他课读。过了两年，袁保庆由山东调到江苏，袁亦随同前往。同治八年（1870年）袁保庆由扬州调到江宁（即南京），这时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夫妇和他的长兄世敦（字厚甫）、次兄世廉（字清泉）都迁到南京来同住。保中和保庆俩兄弟对袁都很溺爱，所以他虽和两个哥哥一块读书，却极不用功，时常逃学，这时他不过十二三岁，善骑悍马。业师曲沼颇擅武艺，教以拳术，袁便以驰马试剑为乐。同治十二年（1874年）五月袁保庆卒于江南盐巡道任内，他生前好友刘铭传、吴长庆来给他治丧，并把袁送回原籍项城。

　　过了一年，袁的堂叔袁保恒回家，见袁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命他和二哥世廉一同赴北京，受业于堂叔袁保龄。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袁生父去世，这时袁保恒任户部左侍郎，对袁的管教更严。第二年秋天，袁返项城应乡试落第，他的生母刘氏和嗣母朱氏给他娶了一位于家的小姐为妻，袁这年是18岁。婚后再到北京，随袁保恒堂叔到河南赈灾，因嗣母朱氏病重赶返项城，而袁保恒则在开封任内病故。光绪四年（1878年）十二月袁妻于氏临盆生了长子克定于陈州。

　　袁习制艺不守绳墨，他喜读周犊山文，但又不肯卒读，仅摘取周文中豪迈不羁之句，朗朗成诵。对于引经据典，也不求甚解。所以他所作的八股文，表面上似能模仿周文的皮毛，而蛮横无理，则又不失袁本人野性难驯的本色。他的老师王雁臣曾命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及呈卷，则所作之文，前后多不成句读，惟其中有二小段妙句，可资奇文共赏。句云“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为之咋舌不已。

　　袁亦喜作诗，但不谙平仄，不讲对仗，所赋律绝，多不合体裁；惟桀骜不驯的气慨，则跃然纸上，流露无遗。尝作感事诗七绝一首：“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肯；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又有登雨花台所作七律一首，题为《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诗以言志，可以看出他的怀抱。

　　袁自幼好大言，归里守制时，有空即泛览兵书，虽不能通晓其意，但对客谈兵，每侃侃无作色。他曾经对一位老朋友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的书房中摆满了六韬三略，阴符，兵经新旧各版，搜罗颇富。当时同县有汤侍郎公子名叫曲池的，有周郎癖，对宋元以来的曲本，广加搜集，无一不备。因此，乡人把这两位名公子称为“汤曲痴”与“袁书呆”取其同音，以资嘲笑。

　　徐世昌未仕时，当过塾师，曾在洛阳、安阳、扶沟、淮宁等县衙办理文案诸务。光绪五年（1877年）馆于陈州李氏（署淮宁县事李觐侯。淮宁今淮阳，清代为陈州府首县），与袁订文，袁年十九，徐廿五，两人交称莫逆，时相过往。徐欲入京应试，因阮囊羞涩，无法启程，袁素轻财尚侠，且自命和徐是道义之交，于是到处张罗，替他筹到一笔资金，以壮其行色。徐晋京，果然一试而酬。及袁返里后，和他音问渐疏。数年后，徐探知袁蛰居故里，便写信劝他出外谋事，为进身之计。袁经老友一番劝告，心为之动，乃筹妥川资，并携带家中仅有的细软古玩，遄赴上海，打算叩访当时以同知官上海水利厅的王雁臣老师。这时沪上青楼中有一名妓叫做吕商英的，三年前曾下嫁某巨商，以不见容于大妇，遂下堂重操旧业。虽年近花信，而秀丽依然。世凯偶于座上遇见，惊为天人。商英善琵琶，袁亦精此技，引为知音，遂成入幕之宾，晨昏颠倒，乐不思蜀。他赠商英一对联句云“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己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怀多”。不久他所携带旅费，都做了缠头之资，当年溷迹金陵困顿旅途的苦况，又重现于目前，不过，这次和上次不同的，离家时还带些古董可以变卖，或可济燃眉之急。于是找出两个鼻烟壶，为其叔祖袁甲三之遗物。壶各长三寸，口径半寸，质玛瑙，色甚鲜明，中现龙凤花纹，价值2000余金，托一位嫖友把这一对玛瑞鼻烟壶转押上海陆巡道，得500金。事有凑巧，这位陆巡道是王雁臣的亲戚，陆便把这对鼻烟壶给王雁臣看。王一看，便认出这是袁家的宝物，追问何以会落到陆的手中。陆将经过说给王听，王始知袁已到沪月余，因流连平康对他避不见面，现在床头金尽，竟押售祖物度日，急急派人把袁找来，严加责备。袁被王老师严词责问，不禁潸然泪下，自怨自艾，缕述艰窘，王深知这门生才有余而德不足，遂于言词中，加以刺激，促其反省。允其暂住，袁在窘迫中获得安身之所，自感万幸。从此刻苦奋励，闭户读书，每日学作楷书与笔札，历时两月，足不出户。王雁臣每出入，尝暗中窥袁动态，见其奋勉攻读，一洗从前恶习，并察阅他所作的笔札亦渐流畅达意，便欣然出资为袁赎回二玛瑙壶。

　　陈寿撰《三国志》，描绘曹操幼年生活和嗜好，细腻而生动，后来罗贯中借此发挥，千古而下，把曹孟德塑造成历史上最特出的奸雄。那段故事是说曹操童年时曾向一位有知人之术、会品评人物的许劭请教自己的未来，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闻之大喜而去。由此可见曹操童年时即以奸雄自许。袁世凯也是一样，他19岁时曾在陈州府城隍庙前找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看相，这位江湖术士大约70多岁，招牌叫“瞿然惊神算”。这位先生对袁端详很久，用极端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50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辞出后，瞿然惊望着他的背影说：“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乃乱世之枭雄。”那时陈州有一位翰林学士段晴川，知人论世。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之人，莫不声誉噪起。袁也曾往谒，段学士认为袁的功业将凌驾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当时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也是袁的父执，常常劝戒袁，但袁并不接受。

　　袁世凯早年受堂叔袁保恒督教最严，袁也最畏敬袁保恒，所以在他随袁保恒在北京读书那三年，最为驯顺，书也读得很多。袁保恒认为袁思虑太多，防患太深，遇大事必须当机立断。这些提示，对袁世凯后来任事决断有很大影响。因为，在袁来说，他的亲生父亲和他接近太少，嗣父则过于溺爱他，对他有深厚教诲的，则是在他亲父和嗣父都已去世后，认真管他的堂叔袁保恒。

　　袁保恒病殁于河南开封任内，第二年清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清朝盛行捐官，袁世凯因不善制艺，乡试落第，得到叔父的余荫，为中书科中书。他并不把这个捐官放在眼里，不过他自己是个落第书生，叔父已死，没有人督教他了，这时他把所有的诗文和书籍都用一把火烧掉，自己对自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他的“四方之志”并未落空，光绪六年（1880年）冬天，庆军统领吴长庆督办山东海防，王雁臣向吴推荐袁世凯，吴长庆就调他到山东军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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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鲜练兵

　　袁世凯崭露头角，是自朝鲜开始的。朝鲜虽为清朝藩属，但旧中国的政策是放任而不干涉的，对朝鲜来说，直到壬午事变才派吴长庆率海陆军赴韩，而袁世凯便是随同吴前往的。

　　这儿先把朝鲜壬午事变的背景叙述一下：

　　朝鲜和日本一样，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19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文化；朝鲜则抱残守阙，拒与西方接触。结果日本变法强大，而朝鲜仍故步自封。1864年朝鲜王哲宗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即位后尊生父昰应为大院君。大院君有雄略，但极守旧，对日本维新极表不满，见日使穿西服，益觉不伦不类，遂下令断绝韩日两国通商，韩人与日人交往者处死。日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当时日人所顾虑的是朝鲜乃清朝藩属，所以屡次向清廷探问是否管理朝鲜的内政外交，清廷则表示不过问。日本经过多种方法试探，已摸透了清廷态度，遂积极安排侵韩步骤。

　　大院君以其内侄女闵氏为国王李熙立妃。闵妃通书史，好读《左氏春秋》，有政治野心，利用太后赵氏不欢喜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等与大院君的长子载冕合谋劝王亲政。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政权，于是闵妃乘机专政，朝鲜排外政策也为之改变。

　　日本在此以前曾因台湾人掠杀琉球人向清朝廷文涉，清朝廷答复非常含糊，不仅对台湾，对朝鲜也是一样，结果给日本政府一个印象，日本可以向朝鲜下手，乃于光绪元年（1875年，明治8年）以军舰侵入朝鲜的江华湾。第二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12款，其重要之点是朝鲜为自主之邦，系有与日本平等之主权。

　　闵妃当权后，国政更为腐败。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镇兵5000人，因粮饷久未发给，一再向政府哀求发饷，俱未如愿，兵民从而附和，大院君乘机鼓煽，遂发生兵变。七月初，变兵民众闯入宫中，欲杀闵妃。妃仓皇变服，携子逃至忠清道族人闵应植家中。变兵民众转袭日本公使馆，纵火焚烧使馆，日公使花房议质率馆员突围走仁川。大院君重掌政权，排斥闵氏。这时韩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正在天津，乃求援于直隶总督张树声，张乃派庆军统领吴长庆率海陆军渡海前往朝鲜平乱。由于这次变乱发生于壬午年，所以朝鲜史上称之为“壬午事变”。  

　　吴长庆率军进抵韩京南门，分营屯扎，通知大院君来营答拜，由袁世凯暗中布置，阻止随大院君之护卫于营外。大院君入营与吴统领笔谈，即被清军捕捉，扶入肩舆，星夜送到马山浦，登军舰驶返天津。这时李鸿章已回任北洋大臣，遂命将大院君幽闭保定。

　　吴长庆复命袁世凯率兵入城捕捉东学党，且直扑东学党巢穴，剿平乱事，使韩王复位，并与日人和谈，订立《日韩济物浦条约》，由韩国惩凶、赔款、道歉、日兵保护使馆等。韩事平定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6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咨请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请奖。九月初一，袁世凯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

　　一个人的成功决非偶然，他必需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成就，然后加上机会。

　　就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世人以为袁从小站练兵起家，其实如果袁在朝鲜没有杰出的成就，清朝练新兵的责任就不会交给他，他不在小站练兵，光绪和维新党也不会选中他劝王，他没有谭嗣同要他勤王，就无法向荣禄告密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所以朝鲜的成就是袁一生的开始。

　　关于袁世凯早期在朝鲜的事迹，留传下来的并不多，袁因为“洪宪称帝”变成了“总统叛国”，狼狈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使他的一生事迹丑化，所以他没有正式的传，也没有年谱，中文的东西都是骂袁世凯的。袁本身文献最早问世的，是光绪廿四年（1898年）秋石印本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那是小站练兵时代的东西。到了宣统年间，袁已失势，日人佐藤铁治郎用中文写了一本《袁世凯》，对袁大为揄扬。当时袁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这本书徒招人嫉忌，所以袁的长子克定央求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等协助，把这本书全部购买，予以烧毁，不使其流传。可是袁家又觉得袁早年的事迹也应该适度地加以公开，因此刊出了一本《容庵弟子记》。这本书中记袁在朝鲜的情形很详尽，当然其中过于渲染，可是也多少有真实的资料价值。对于袁在朝鲜治军的情形，特摘录几段于下，以见袁少年时代治军严明：

　　“七月（光绪八年）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汤杉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袁世凯）及丁公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绔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部将多吴公（吴长庆）旧侣，素骄纵，复多谗阻，公（袁世凯）因曰：禁骚扰不难，得帅信非易耳。吴公默然。逾日滋扰愈甚，公入帐请吴公出外，仰观山坡，遗物堆集。吴公问何物？公曰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曰王师戡乱，纪律若斯，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帅其勉旃，我请从此辞矣。吴公大惊变色，誓曰：请汝放手为我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之子孙。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令者，立斩数人传示。有韩绅控奸戕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手刃之，厚恤韩绅家。滋扰稍敛，然仍未绝。

　　有武弁凌辱韩人，公执，将戮之。吴公亲造公室，乞贷一死，坐久不去。公故以案上图书请吴公阅，潜出斩之，入而请罪。吴公大笑曰：执法固应若是。吴公戚属有在军者，吴公常戒以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有营役入民家食鸦片者，公执而诛之。诸役纠五百余人，咸称有瘾罢工，请资遗内渡，将见公，公戒卫卒多备刀索，至则缚而诛之，诸役旋散去。吴公闻之谓公曰：果能尽杀之乎？公曰惟田横之徒能同死，乌可律诸役，示怯必来，示威必散，果来拟尽缚之，按名讯问，认瘾者立诛，不认者释之，不过戮一二人，余皆不必认矣。吴公叹服曰：真应变良材也。”

　　从这几段叙述，可以看出袁治军的严厉，虽然过于张狂跋扈，可是对于散漫的清军却是应该的。

　　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幕僚，武的就是袁世凯，这时袁的年纪不过24岁，可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作主，等于是今天的参谋长地位；文的事务则由南通状元张謇（季直）作主，等于今天的秘书长地位。

　　朝鲜壬午之乱后，朝鲜王李熙惩前毖后，立意维新。这时朝鲜的一切，全隶属于清朝北洋大臣，李熙获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同意，聘请德人穆麟德为总税务司，聘请清朝的中书马建常为外交顾问，同时拟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这时清军在韩并不驻扎在京城，而是扎营下都监，李熙乃亲自到清营拜访吴长庆，求偕袁世凯。吴不答应，韩王再三恳求，最后吴长庆只答应袁替朝鲜兼练新军。自此袁世凯不仅是驻韩清军的参谋长，同时还负责朝鲜新军的编练工作。

　　袁接受了朝鲜国王李熙的要求后，于是按照清军的规格草订制度，编选壮丁，又鉴于王室地位的孱弱，所以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其次则组织镇抚军，以加强政府的地位。李熙对于袁世凯的一切施为极感满意，他敦请袁移居朝鲜的三军府居住，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韩军。

　　壬午之乱，李熙的宠妃闵氏逃匿族人闵应植家，当时大家都以为闵妃已死，宫内并为闵妃发丧，后来乱平后闵妃才出来，韩王亲往迎迓，并宣告全国废除以前的丧告。闵妃是个险鸷弄权的女人，她美貌多才，李熙很怕她，也信任她。为了闵妃，李熙甘愿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反目，也正因此才闹出壬午事变的大乱子，李熙父亲大院君被清军送至保定拘禁，可是李熙依然把一切大权都交付给闵妃，于是闵妃再度专政。

　　闵妃专政后，她的哥哥闵詠骏便担任首相，一切大权都落在闵妃兄弟手中。

　　清朝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压迫时，同时也在越南抵抗法国人的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藩属，可是大清帝国逐渐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了，越南的中法军队已兵戎相见了两三年。因此，当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争斗已达巅峰时，清朝不得不作紧急的应变准备，集中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作战的老将，于是驻韩军统帅吴长庆便由朝鲜召回，用以担任防守辽东的重任，朝鲜的军务分别交给三个将领负责，由袁世凯接统“庆字营”，其余二将是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

　　在这期间，日本在朝鲜得寸进尺，拼命培植亲日武装力量，替朝鲜训练一部分新军，于是朝鲜便分为两大力量：一部分是原来亲日的闵妃和她家族，这时却和袁世凯极接近，变成了朝鲜内部的亲清派；一部分是“开化党”，以洪英植，朴泳孝等为首的亲日派；还有一小部分亲俄，以韩圭稷、李祖渊、赵定熙为首。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五日洪英植、朴泳孝等发动政变，拟先将清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借朝鲜邮政总局落成典礼，假邮政局设筵宴请袁吴张三将，打算即席扑杀。吴张洞悉其情不欲前往，袁则裹甲怀械先一小时赴席。稍进酒馔即告辞，牵朴泳孝手至门前，从容返营，使这一个暗杀行动胎死腹中；十七日洪、朴等又设筵邀闵妃侄闵詠翊，英美德日各国公使及中国商务委员道员陈树棠、税司穆麟德晚宴，日使不赴席，留日学生纵火并刀击闵詠翊，宾主哗散。闵詠翊避至穆麟德家中，袁世凯率兵二百前往弹压。到穆麟德门前，见到一个中国青年持枪守门，意气凛然，袁勒兵后退，两人互道姓名，才知这位青年是唐绍仪。唐字少川，广东中山县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由清廷派为税务帮办，这是袁唐订交之始，两人都惺惺相惜。袁入，见闵詠翊受伤颇重，具言是亲日的开化党所为，请袁速往救国王。

　　开化党既发动政变，洪英植等入宫胁王移居别宫，并请日兵入宫护卫。国王、闵妃等被禁闭于景祜宫，老臣闵台镐、赵宁夏、闵詠穆等悉遭杀害，亲日派大权在握。这时袁世凯主张勒兵勤王，吴兆有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袁认为缓不济急，乃分兵进援。袁为中路，吴张分左右翼，从王宫敦化门入，日兵曾据王宫狙击，终被袁兵攻入。这时洪、朴等劫韩王逃北门关帝庙，袁遣茅延年迎王入清营。洪英植等再三阻止，吴张二将亦赶至，韩王遂被清军迎入下都监清国兵营。袁往谒，王泣诉洪、朴等逼其更衣赴日本，恰遇清军攻入王宫始获免，但仍为洪、朴等劫掠，若非清兵来救，真不知下落何方。一边说一边流泪，情辞哀切。日使知事已败露，乃自焚使馆，率兵出小西门前往仁川。亲日派断发变服，逃往日本。

　　由于韩王在清营中，袁世凯遂代主持内政、外交、军事，后来韩王回宫，亦邀请袁入宫护卫，居住偏殿，和国王仅隔一墙，朝夕晤对。这时袁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韩大臣每日必会袁议事，听其指挥。不久传说日军大集仁川，袁乃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议，分兵扼守汉江和护卫王宫。

　　在这个回合中，清朝和日本在朝鲜的竞争，由于袁世凯的果决，而占了上风。

　　日本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而清朝对朝鲜的政策则是摇摆不定，所以袁世凯虽在甲申事变中占了上风，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国际问题要讲力量，当日本在朝鲜屈居下风以后，它便积极布置，陆续增兵，同时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在这时候，清廷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不拟和日本再生麻烦，且以袁世凯官卑职小，此次在朝鲜闹出的事情，事先并未禀报朝廷，所以对袁并不太谅解，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议后，清廷乃派吴大澂、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吴大澂认为袁轻启衅端，所以还没有启程就打算把责任完全诿诸袁世凯，并向日本谢罪。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三日吴、续两大臣抵朝鲜。十七日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由于中法失和，清廷不拟和日本紧张，所以劝朝鲜忍耐。同时吴、续两大臣并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日本见清廷软化，态度更趋强硬，得寸进尺。日本公使井上馨率日兵千余进驻西门外京畿道，另带卫队200人入宫，日韩洽商议和，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但朝鲜对外事务属于清朝政府，所以日韩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谈判地点亦转至中国天津。

　　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举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代表是吴大澂和续昌，日本全权代表是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大臣西御从道。谈判从二月十七日开始，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条款三项：（一）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

　　《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当时官吏的愚蠢，真是痛心之至。

　　袁世凯变成了这次事件的罪魁，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看到朝鲜局势的任人宰割，非常痛心。原来他在朝鲜期间，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朝鲜事务属清北洋大臣管辖），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韩王庸懦无能，所以建议朝廷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王执掌政柄。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他虽然同意袁的意见，可是他正苦恼于中法和议未定，怕在朝鲜出乱子，所以把袁的建议搁置。袁世凯继续上书痛切陈言，但仍未见采纳。

　　这时刚巧遇到袁的嗣母牛氏生病，袁乃要求请假回籍，所以他便和来韩查案的吴、续两大臣一同返国。这是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的事。他在天津谒见李鸿章，再把他的建议上达，李仍不接受，他只好要求请假两个月，返回陈州府了。

　　清廷既然把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分了一半给日本，这与袁世凯企图更深一步控制朝鲜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其实朝鲜仍然把中国当作宗主国。当时朝鲜想增兵三营，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凯前往练兵，可是清廷既已与日本签了条约，所以自然不会同意，而袁世凯这时则已回家乡休假了。

　　最可笑的，是清廷对朝鲜的统驭既没有原则，又没有目标。举例来说，在朝鲜壬午年以前，亲华派是大院君李昰应，而亲日派是闵妃和她的家族，可是吴长庆率兵到朝鲜来时，竟助闵妃平乱，诱缚大院君至保定拘押。甲申年中日在朝鲜互争雄长，这时闵氏一家都是亲华派了，照理清廷就该全力支持闵氏，可是清廷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却又主张释放大院君回韩。大院君被清廷押禁了许多年，内心当然仇恨清室，闵妃和大院君是仇人，这时见清廷又要送大院君回韩，自然也对清廷失望。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天，清军由朝鲜撤退回国后驻戍旅顺，这时北洋大臣正计划护送大院君回韩的方法，因怕闵妃一系的韩人抗拒，当时定计遣水军提督丁汝昌和总兵黄金志、王永胜、张绍华、黄建筦等率领水陆两军押送。但是外间流言甚多，认为清军变相返韩，日本也以此质询清廷。李鸿章深感焦灼，乃决心召袁世凯至津，准备令袁负责押送。袁至天津，李鸿章口授方略，指派为护送专使。八月十二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并遣送回国。十九日袁世凯和大院君由大沽上船，分乘兵船两艘，鼓轮东驶，过烟台、旅顺，廿五日抵达朝鲜的仁川。

　　在朝鲜方面，闵妃这一派对于清廷送大院君返韩一事极为不满，闵妃竟逼使韩王拒派官吏前往迎接。袁世凯上岸后下榻中国行馆，同时分别照会各国兵船和领事，往复酬应，一面指责朝鲜政府无礼，竟不前来欢迎。第二天，朝鲜才派官吏和内侍来侍候。廿七日，袁世凯和大院君抵达韩京，韩王设幕南门，亲自迎接，于是大院君回韩的任务袁世凯总算完成了。

　　这时，在朝鲜又有新的酝酿，那不是日本而是俄国。俄驻韩公使威巴在袁世凯抵韩的先一日前往韩京，商谈条约要求陆路通商，同时以俄人来训练韩兵，保护韩国。替俄韩牵线的是总税务司穆麟德。穆麟德是德国人，但系清朝北洋大臣派遣来韩的，因其善弄权术，所以李鸿章撤去其职务，改以美国人墨贤理继任。穆挟恨投效闵妃，自称有拒大院君之策，并拉拢帝俄介入韩事。闵妃派穆在典圜局工作，月薪300元，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袁抵韩后洞悉其情，立即压迫韩王遣走穆麟德，俄韩的勾结遂告中断。袁世凯后来回天津复命时，李鸿章对于袁的应变之才大为赏识，袁之获李特别提拔，便是由此开始的。袁无形中也变成李对朝鲜问题的王牌了。这时北洋大臣奉到上谕：“庆军驻韩四载，前年乱党滋事，镇抚一切，因应机宜，尚称妥善，着择优保奖”。恰清廷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称病请假，李鸿章乃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袁奉委后，乃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七启程再度赴韩就任新职。

　　袁世凯这次来韩，是第三次，又是这一年中的第二次，可是他这次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与以前相反，他前两次都是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强权，现在则是纯粹外交人员，虽然也需用武力作后盾，但是主要是杯俎折冲。

　　在这时候，清朝在朝鲜遭遇到的对手，不只是日本，还有俄国，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也想插手，因此袁世凯便展开一幕激烈的外交斗争。朝鲜内部的亲俄派以金嘉镇、郑秦夏为主，韩王也被说动。金、郑等私通俄国，愿受俄国保护，愿签约使俄国在朝鲜和中国地位一样。清廷获悉，令北洋大臣饬袁调查。袁已知韩国有秘密文件送至俄国，求俄保护，乃召韩国诸大臣至袁办公处询问。韩臣驰告韩王及王妃，王及王妃甚恐惧，乃派议政大臣沈舜泽、金宏集等先后诣袁谢罪，解释投俄事王廷俱不知，乃小人伪造，于是捕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等治罪，而俄国公使亦不承认有密约事。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美国人福久和韩臣洪英植、金玉均、金良默、郑秉夏等勾结，酝酿使朝鲜自主。袁世凯获悉，乃托病赴仁川，表示沉默抗议。韩王对袁的抗议深感不安，派近臣驰往慰问，并由朝鲜外务部照会美国公使，饬福久回美。这时福久和美籍总税务司墨贤理共商促使朝鲜借款开矿，而闵妃族兄闵詠翊，则向韩王建议认为中国最怕欧西各国，倘朝鲜能直接与欧西各国通往来，则中国必不敢强迫朝鲜。于是决定派朴定阳为赴美全权大使，派赵廷熙为赴英德俄意法各国特使。袁世凯获知闵詠翊的阴谋，即拟拘捕押赴天津，同时以朝鲜外交无自主权，不应直接派使出国事诘责朝鲜，朝鲜则以“使者已启程”来应付。袁这时乃要求朝鲜尽速召回特使，并派大员至中国谢罪，朝鲜政府公然不理。清廷退而求其次，要求朝鲜的特使到达出使国时，先赴中国公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絜同访谒，朝鲜方面依然置之不理，而对袁世凯则虚与委蛇。

　　这段期间可说是袁世凯办理对韩外交最艰苦的一个时期。

源济

四、列强逐鹿朝鲜

　　朝鲜受中国文化薰陶最久。举例来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在中国全部采用清历，但在朝鲜，除了官书用清历外，普遍的民间记载却以崇祯甲申后第若干年为纪，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幸的是，清朝政府饱受列强的欺侮，已是焦头烂额，所以在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上，举棋不定，因此朝鲜内部便产生了很多主张脱离清朝自寻出路的主张。在这期间列强也在朝鲜勾心斗角，袁世凯担任对朝鲜外交和商务的重责，实在是很艰苦的。

　　这时他再度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他的建议应该说是针对朝鲜的困难所作的良策，可惜那时清朝政府除了李鸿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对于他的建议便搁置不问。

　　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朝鲜便开始蜕变，除了前述的派遣全权大使赴美国和欧洲外，还准备以关税作押向列强借款，朝鲜的外交和关税原来归中国管理，因此朝鲜这样作法，等于是对中国宗主权挑战。当时天主教势力深入朝鲜，守旧派对天主教反对得很历害，煽动人民说天主教徒烹食小儿，由此遂激起民变，攻击教堂，殴杀教徒。俄法美日各国均调兵自卫，袁世凯亦调水师入京城。韩王忽然宣布邀请俄法美日四国的军队入宫保护，这一举措简直是给清朝政府严重的打击。袁世凯一方面请北洋大臣郑重诘责韩王，一方面促请韩王左右的亲华派劝阻韩王，这时美俄两国驻韩公使都把袁世凯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第二年朝鲜派赴美国的全权大使朴定阳返韩，韩王拟派朴定阳外务大臣，这等于宣布外交的亲美路线，袁世凯倾全力反对，可是闵妃则一心一意要实现朴任外相的计划。袁世凯曾请韩臣郑秉夏去报告韩王说：朴定阳是清廷所绝不同意和容忍他出任外务大臣的，请韩王悬崖勒马，不可听小人之言，影响大局。袁知道闵妃在这件事情上最坚持，他无法劝她，乃找到一位闵妃的救命恩人洪在义，请洪去劝阻闵妃，总算达到了目的。至于朝鲜政府企图收回关税的打算，是受到列强的鼓励，以为可以用关税作抵去借外债，因此自行撤换总税务司。这种种迹象显示朝鲜在蜕变，而列强则利用这些情势得寸进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朝鲜的赵太妃去世。赵太妃是前王昭宗的皇妃，死时已80岁，她经历了朝鲜四个朝代，代表朝鲜的旧传统，倾心归向中国，很得韩人的爱戴。闵妃虽擅权，但碍于老太妃，还不敢放肆，赵太妃一死，闵妃遂更为猖狂了。她感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定见，时常在和大臣讨论国事时，听从大臣的意见而和她的决定相违背。因此她认为最好能使国王不听政，由她一人擅权，才可为所欲为，因为她最怕的是国王和他父亲大院君重新合作，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和谁接近就听谁的话，所以她尽一切努力阻止大院君父子接近。她对国王说：“赵太妃等于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守孝，不宜亲政，也不必接近大臣。”国王是怎么说怎么好。便乖乖地接受闵妃意见，真的足不出户在宫中守孝。自此朝鲜国事，无论大小全由闵妃作主。闵妃一方面主持政务，一方面把重要的职务完全交给亲信的人接任，倚赖亲信闵周镐，起用已罢黜的朴定阳。原来朴定阳，是袁世凯最坚持要罢黜他的，袁的本意不足罢黜他，还要求朝鲜当局重惩他，由于闵妃维护，乃以永不委任朴定阳担任外交职务为折衷条件。这一宣布才几个月，闵妃又起用朴担任政务。国王也许是在深宫闷得大慌，因此大病一场，闵妃并不为自己丈夫生病而忧愁，反而感到自己可以独断独行而高兴。

　　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要求，对于赵太妃的丧事，给以隆重的祭奠，派遣特使前往唁问，袁世凯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求韩王一定要亲自郊迎，以消除外边的谣言。袁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在重振中国的宗主地位，这时美、俄、日等国公使透过韩臣劝国王只应在宫内接见清使，国王这次倒是有了主见，亲自前往郊迎，礼仪非常隆备，使列强各国为之侧目。

　　光绪十七年（1891年）袁世凯的嗣母牛氏病危，袁得急电乃请假回籍，李鸿章命袁举荐代理人，袁推荐唐绍仪。唐这时担任龙山理事官，袁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通晓韩情，可当大任。李鸿章批准了袁的要求，于是袁世凯乃兼程返里。他回到乡间不久，牛氏逝世，乃请假100天在原籍服丧。

　　袁世凯销假赴韩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这时俄人计划从俄境海参崴铺设铁道到韩境元山，日人拟包办由釜山至京城的电线，并建议中国主办义州至京城的电线。唐绍仪反对得很激烈，袁世凯返韩后也完全支持唐的主张，坚持朝鲜的电政是中国主权，不允分割，终使俄、日打算落空。这时朝鲜国库空虚亟需贷款，袁乃命旅韩的粤商同泰顺承办借款20余万给朝鲜，由朝鲜关税中分年偿还本利，禁止朝鲜再以关税去抵押其他债款。

　　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灭亡的命运已至不可避免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朝鲜又出了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起义给日本造成一个夺取朝鲜的机会，也促成中日的甲午战争，对于东方近代史，是很重要的。

　　东学党是一种半宗教性的会党组织。什么叫做东学党呢？它是合儒释道为一体的东西，它是朝鲜保守旧势力对抗西方势力的一种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既然是对抗西教，所以自号东学。它的酝酿经过了若干年，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开始并不叫做东学党，直到一个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东学党才盛行朝鲜。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东阜系人，自号“纬大夫”，摘选佛老断章片句，自成一家，辗转传授，信徒日多，饥民揭竿相从，公然要攻城略地。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军队粮饷不发，当然无心替王室作战，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转攻忠清道，所向无敌，气势很盛，在全罗道有兵团千余名悉数被歼，韩廷派遣洪启薰率兵进讨，兵将都不用命，韩廷中有大半数主张请袁世凯代为征讨。袁认为必须依条约邀日本共同出兵，所以一面电北洋大臣陈述意见，一面为韩廷划策，建议用兵方略。怎知这时朝鲜民心士气都已失尽，兵不听命，将皆丧胆。北洋方面获知朝鲜东学党起义，乃派兵船一只，载精兵二三百人登陆仁川，另派提督叶志超率一千多人为后援，可是日本兵舰已载日兵七千余分向仁川、釜山登陆，在所有战略要地布防。东学党见中日均有大军到临，遂纷纷作鸟兽散，中日远征军均未发一枪一弹而东学党即已溃散。乱平后日军仍驻扎各重要地带，袁世凯看出日本别有用心，因此亲往访晤日本公使大鸟，对大鸟说：贵国大兵已至，中国先头部队虽少，继续还有大军增援，现在乱党已平定，中日两军如留驻朝鲜，可能因细故而生隙嫌。万一发生事端，必导引欧美各国派兵来韩，这样一来不止是朝鲜的灾难，亦对中日两国均不利，为今之计不如贵我两国同时撤兵。大鸟则对袁答复说要把袁的这番话报告日本政府，其实这不过是拖延策略。

　　清廷运兵至朝鲜的军舰名济远舰，管带（即舰长）方伯谦率舰泊仁川港口，见日本军驻仁川的一天比一天多，深恐万一发生纠纷众寡不敌，为日军所乘，因此通知袁世凯后径行移船先去。清军一退，朝鲜京城和仁川到处都是日兵，中国旅韩商民纷纷迁避。日军咄咄迫人，袁世凯坐困朝鲜。他奉李鸿章的命令是继续敦促日方撤兵，可是在那种情形下，日兵如何会撤呢？袁因此密电北洋，请急调南北洋水师来援，同时集中陆军驻防东北，以应缓急。并且请欧美驻华使节出面调解，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心吞吃朝鲜，即使与清朝一战也在所不惜。

　　日本在朝鲜既不理会清廷要求同时撤军，相反的还陆续增兵挑衅，而在国际上则由外相陆奥重光提出一个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日本这个企图是看准了中方不会接受日本在朝鲜和中方站在同等地位共管朝鲜，只要中方不接受日本提议，日本便找到了翻脸的机会，借此独断独行。

　　果然，清廷的答复依然还是要日军先撤出朝鲜才有谈商的余地，而日本则厚着脸皮，横蛮地坚持先要讨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待这个问题有了具体结果，才能撤兵。

　　清政府中有头脑应付中日问题的，只有李鸿章一人，李鸿章当时应付国际局势的策略是“以夷制夷”。这个策略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但在当时的情势，也只有这一着棋。所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向清廷摊牌，李鸿章知道无法与日本诉诸战争，乃转而希望用俄国对付日本。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兴趣，也已插手，自然不愿见日本占有特殊利益，因此李鸿章便透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希望帝俄出面干涉，或由帝俄联合英美法意各国，制止日本的野心。可是这时日本也向帝俄及欧美各国积极活动，解释日本的目的是在改变朝鲜的现状，清除朝鲜的反动势力。各国鉴于朝鲜排外分子的过分顽固，对于日本的话也能接受，同时日本并向帝俄保证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决不侵占朝鲜领土。这样一来，李鸿章所凭借的一张王牌便打不出来了。当中日面临决裂，李鸿章一再催促帝俄出面干涉时，帝俄的回答是：“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于是李鸿章想透过国际干涉以阻止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一计划便落空了。

　　对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中日纠纷，清廷上下都很激动，愚昧的清廷朝野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进步竟是茫无所知。大家觉得若干年来受够了英法等国的欺凌，一股怨气无处发泄，如今还要受东洋小鬼的气，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时主张对日强硬，对日宣战的呼声高达沸点了。

　　了解当时清军无法和日军一战的，只有李鸿章。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袭台湾起，就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海军经费就被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作西太后晚年休憩游乐之地，海军从此即未添置新舰。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前六个月（1894年2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需银61．3万两，可是海军衙门一文不名。这年四月李鸿章主持海军大校阅，发现中国的海军全无新舰，既无法和英美法俄的海军比，也无法和蕞尔小邦的日本比。对日作战需要海军，海军既然如此，怎能宣战呢？

　　当清廷对日本和战的争论还未一致，日军已大举进驻朝鲜了，袁世凯一再向李鸿章请示方策，李鸿章所能指示的也只是命袁谨守岗位，引据条约促日本撤兵。除了这样指示而外，毫无实际支援。可是弥漫整个中国的，是一片战争的呼声，因此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他坦直地说：“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韩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恇畏，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

　　袁世凯这时的处境的确很艰难，因为东学党人对袁不好，认为袁帮助韩政府对东学党强施压力，主张用兵，所以在东学党高涨的时候，一部分党人竟想暗杀袁世凯，使得袁在这一期间不敢出使馆大门一步，使馆等于被禁困，柴米油盐都很缺乏，许多职员看见情势不佳，都托故潜遁。等到日兵大举入韩，东学党虽已敛迹，可是朝鲜的亲日派拥大院君出场，朝鲜的亲日派当然是反袁的。大院君不忘旧仇——当年壬午之乱，袁助吴长庆捕捉大院君送至保定一段住事，因之恨袁入骨。而日本巴不得利用朝鲜人把袁除掉。迨日兵进占朝鲜京城后，遂公然派兵架大炮于袁世凯的使署前，炮口指着使署，于是朝鲜京城内外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袁被困在朝鲜使署，幸得他在朝鲜所娶的第三姨太闵氏力予照应。袁在家乡已娶元配于氏，其后又在陈州讨过一位二姨太，在朝鲜时期，由唐绍仪的介绍，娶了这位朝鲜佳丽闵氏。这位闵氏夫人得侍清朝的钦差大臣，自也满心乐意。当东学党起义，袁处境危难，心情也十分恶劣；由于袁少年得志，在朝鲜一帆风顺，一旦遇到逆境，实在很烦恼。闵氏夫人侍袁体贴照料，尤其因她是朝鲜女子，出入使署不受人注意，所以袁对外的连络便多借助这位如夫人了。

　　袁的处境不知是李鸿章不知道，抑或李鸿章不关心，当中日两国已面临最严重的关头，加上朝鲜亲日派和大院君宣称要砍袁的脑袋的时候，李鸿章仍旧对袁的进退不作决定，袁虽多次电请北洋指示进退，亦没有结果。这时袁乃求助于张佩纶，张正在天津，乃把袁的处境详详细细地报告李鸿章，李这才决定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召袁世凯下旗归国。

　　清廷根据一项事实召袁返国——那是由于日军进占朝鲜京城后，亲日派在日军支持下进据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一项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宣布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中朝之间的一切条约。

　　袁世凯在光绪廿年（1894年）六月十五日下旗归国，离开曾得意了12年的朝鲜。他的职务由唐绍仪代理。

源济

五、张謇和袁的恩怨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幼聪颖异常，四岁读千字文能全本背诵一字不错。11岁读《诗经•国风》，塾师以“月沉水底”命对，张不假思索即以“日悬天上”，于是大家称之为神童。16岁时应南通州试，排名在100名以外，大受业师宋某呵责，指着张的鼻子说：如果有一千人考试，只录取999名，有一名不取的就是你。”张被责至为沉痛，乃于卧房窗上和蚊账顶上大书“九九九”三字以自警惕。从此起早睡晚，努力奋进。中秀才后冒入如皋籍，改名张育才，参加县州院试，次第考中。冒籍有如今天的伪造文书，因此涉讼，前后五年，到了21岁讼案平反，归籍事始告段落，已负债千金，家况益苦。得到南通知州孙云锦赏识，介绍吴长庆，吴颇重张人品文章，乃邀张入幕府专治机要文书。

　　张謇和袁世凯首次见面是在山东登州吴长庆军中，张自订年谱中曾记事：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项城慰亭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嘱余为其正制艺。公（指吴长庆）语余曰：‘昔赠公（吴父）以团练光复卢江（吴之家乡），为贼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袁甲三）军求救。端敏以询之子侄，子文诚公（袁保恒）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侄笃臣（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迁延时日，而卢江陷，赠公殉，嗣与文诚绝不过问，而与笃臣订兄弟之好。端敏后命随营读书以示恤，义不应命。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答臣也。’慰亭为笃臣嗣子，先是积忤族众，众欲苦之，故絜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布展，故公有是命。”

　　据说吴长庆对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颇不谓然，除留袁在营中读书外，其余皆给赀遣散。每月则给袁薪饷，亦无名义，袁大感失望。张謇奉命教袁八股，袁不能成篇，张亦无从删改。但袁处理事务则井井有条。有一天晚上张和袁促膝深谈，张问起袁的打算，袁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此来非为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孔亟，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的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张闻袁这番话颇动容，乃向吴长庆郑重推荐，吴才重视袁。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卢江人，为淮军名将。但与李鸿章不睦，朝鲜平东学党后调防金州，不久病殁，谥武壮。十年后甲午战败，张謇以翰林院修撰有弹劾大学士李鸿章疏，震骇一时，其中有关吴长庆一段特节抄如下：

　　“……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吴长庆疏请入朝自陈，卒亦不果。及十年春，吴长庆以三营移防金州，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而朝鲜又有日人之衅，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而李鸿章则又于十一年将驻韩三营全数撤回，并罢吴长庆所定教练韩兵之事。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如纵骄子，不至于败不已，如饲饿狼，至于饱而犹不已。……”

　　袁在吴长庆军中时，吴命袁对张执弟子之礼，所以在那期间袁对张一直尊敬如师，每次写信给张都尊称“夫子大人”，不过后来袁做到北洋大臣后，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调侃地说：“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年少气盛，虽然出类拔萃但和同僚不太能相处，甚至和张謇也不甚愉快。从张謇执笔联合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孝廉出身，袁之得会办营务处，即朱向吴推荐）和张詧（字叔俨，张謇之兄）署名给袁的信上可以看出，这封信文句尖刻，颇有点过火。袁接信后隐忍没有作答，张袁之间为此不通音问凡十年。张等给袁的信全文如下：

　　“别后仅奉一书，因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仰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迨司马因铭盘一言之微，而得会办营务处之号，委扎裁下，衔灯煌然，迎谒东抚，言行不掩，心已稍稍异之，然犹少年气盛，不耐职事，需以岁月，或有进境也。东事扰起，适际无人，謇遂与司马偕行，彼时司马意气益张，然遇事尚能奋厉，不顾情面，节而取之，兹犹足多，曾不意一旦反复，夸诞谬戾，到如今月所闻见者也。凡诸无据如自上申报以戈虚名，诡设同文馆以秽物听等事，尚不足以折司马之心，姑不说。请即仆等所躬被者论之：一营务处常事耳，南北两洋沣河，沿海道府州县，往往有营务处之名也。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是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诩诩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一再规讽，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也。詧司筱公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詧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遵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詧于司马平昔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顾此犹寻常世态也，司马今贵人，不足以为轻重，更即，有关于司马品行心术论之。司马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朝鲜防务，孝亭会办也。公牍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将不屑于此间欤？则不应受事；将以此愚瞽东人欤？则东人不尽无知；将窃借北洋以欺人欤？则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宝贵者，列其妄称钦差命字样，不知司马此举与左宝贵何异，此其一。营务处是差事，而官则同知五品耳，于镇将用札，于州县用札，等而上之。将道员兼营务处者，于实缺提镇亦当用札耶？在司马之意，岂不谓关防颁自北洋，便用北洋体制，彼州县检簿之印，无不颁自礼部，将亦与礼部一体耶？事例乖谬，此其一。既为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衔。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沸，司马将谓势力可以摄人，权诈可以处事耶？不学无术，此其一。内地职官，惟实缺出则张盖，若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用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处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也？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欷觑嗟叹，偏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人警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谊所在略不顾，义利之办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畀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之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哗然谓是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当时，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蹈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诚公进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观察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窦，人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顾有识之嗤于其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裁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牍私函便一则曰禀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假此说以附清议之末焉？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之皈心委命于北洋，不然，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一。茅少笙、纪雨农，此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贩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然于筱公有昔贤待府主之义，今何以此而昵之。所闻司马之议论，且如出茅纪二人之口，此其一。仆等与司马相识，今三年矣，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试为溯其源：则司马胸中既恃家世，又谓二十许人作营务处营官，姓名见知于一新办洋务之宰相，是旷古未有之事，又有虚憍者浮检者圆熟者庸恶陋劣者左之右之，颂功述德，务求合乎司马之所乐，而司马亦遂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而不顾蹈于不义。试为穷其流：则司马既与尹泰骏等换帖矣，必益联络朝鲜之中使外务衙门，张皇体面，高掌远蹠，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并之术，扬此抑彼，轻此重彼，使筱公旧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预朝鲜一切用人行政之权；必交欢闵氏，俾国王专奏力荐，希揽防务商务之柄；必以取重于国王者，因取重于北洋，希作海关道。凡此之说，未免近于逆臆，然欲檄总兵刘朝贵为提调，分明是闹标，分明是制郭春华，是何体制，而饬其词曰以符体制。此次国王来函，无一不称曰袁会办，而孝亭转似在牵连得书之例，此得谓非司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构耶？今仆等于司马隔若秦越，亦何乐哓哓，窃念当时交谊，实不忍徒引闇于知之咎，而坐视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声疾呼以寤司马。或者谓司马见此讯必大怒大骂，必有人助司马大怒大骂，必来见筱公辞差，必以讯并入浮言之例，告禀北洋，以箝将来之口，而益坚北洋之信；或谓司马虽大怒大骂，然必故事含宏，谦词谢过，指天誓日以明无他。是二者意司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马诚试思所说有虚者否？有不是者否？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源济

六、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占极重要的一页，经过这场战争，日本才成为亚洲的强国。

　　光绪廿年（1894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共率芦榆防兵四营援朝。聂士成率前锋800人先发，初六抵朝鲜后，两天后叶志超亦赶到，合屯牙山。牙山在仁川之南，成欢之西，去汉城150里。

　　清廷当时判断日本因明治维新后，议会可能阻碍政府，所以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因此在清兵出动后，根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说明中国出兵系应朝鲜之请。这时日本首相是伊藤博文，外务大臣是陆奥重光，他们采取了断然处置，一面奏请日皇裁可出兵，一面把议会解散，并派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乘坐军舰八重山号驰抵仁川，并率400人前往汉城，另派六艘兵舰停泊汉江口。清朝出兵是以朝鲜忠清道的牙山为目的地，目的在替朝鲜平乱；日本则是以汉城为目的地，目的在控制朝鲜全局和挟持朝鲜政府。东学党起义平后，日本陆军源源而入，迄五月中旬，日军已达8000人，均驰屯汉城周围要害，为陆军少将大鸟义昌旅长所率领的第九旅团。中国驰屯牙山的总数只有3000人。

　　此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在清廷方面只是希望中日同时撤兵，而日本则要求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目的是求得一个开战口实。

　　袁世凯回国是六月十五日，六天后（廿一日）大鸟即率兵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拥大院君主政。廿三日朝鲜的新政府宣布“朝鲜自主，不再进贡”，第二天又矫诏请日本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

　　袁世凯回天津向李鸿章报告日方在朝鲜情况，李乃知中日两国非战不可，六月廿二日一面电令牙山速备战守，另派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淮军和盛军、丰陞阿的盛军，合共廿九营，1．4万人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鲜。

　　六月廿三日发生了丰岛海战，济远、广乙两舰掩护高升（英轮）和操江两船傤防兵两营增援牙山，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来袭。广乙、济远均受重伤，操江被协悬白旗，为日舰秋津洲掠去，高升船拒绝投降，被日方鱼雷击沉。

　　牙山外援继绝，日军遂大举进攻，聂、叶两军苦斗，且战且退，七月廿一日绕过汉城退抵平壤。叶志超竟向清廷谎报战功，宣称毙敌无算。捷报传到北京，清廷大加奖赏，命叶统率各军驻节平壤。各军咸知叶战败谎报战胜，对清廷命叶指挥调度极不满意，叶也内愧，不敢指挥，于是平壤的清军便各不相属。

　　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日宣战，第二天李鸿章所派四路大军始抵平壤。

　　平壤之战正式爆发于八月十六日，战斗只一天平壤即告陷落。清军最勇者为马玉昆部，死难最烈者为左宝贵部。清军阵亡2000余人，被俘数百人，城内所有兵械、饷粮以及公文密电均为日军所有。败军直奔500里，退过鸭绿江，朝鲜全境遂落入日军手中。

　　平壤陆战结束后，八月十八日爆发了黄海海战，这场海上主力战仅历时半天。

　　清朝北洋海军由提督丁汝昌指挥。丁汝昌是淮军老人，甲午春间，海军刚好大检阅，阅兵后不久战争爆发。照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怎知清朝海军除了船多吨位多外，一无所长；战舰既陈旧，防炮钢板又薄弱，速度也慢，所有官兵都携家带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一个衙门，点卯应粮，而海军经费则全部移去修建颐和园，这样的海军，怎能一战呢！

　　中日海军在黄海上相遇，清海军排成人字形，张开两翼以待敌舰；日本海军则排成一字形，相机变化以争取有利形势。丁汝昌乘坐旗舰定远号督战，他用望远镜一看，见日本舰队如一字长蛇，遂下令开炮，冀图把对方的阵形打散，可是两军之间的间隔还有九海里，因此清军的炮弹大多数落在海面，激起了无数浪花，打死了无数鱼虾。日本舰队这时并不还击，只是开足马力前进，去抄袭清军的背面。日本海军统帅是伊东祐亨，他命令日舰驶入大炮射程以内，才下令开炮。日炮都是大口径，日舰速度又快过清舰，于是在日炮集中轰击下，清军超通舰首被击沉。清军这时慌了手脚，阵势也乱了，一场激战，前后仅只四小时，清舰队惨败，超勇、扬威、致远、广甲四舰被击沉；经远、广丙被俘；剩下定远旗舰和镇远、来远、济远、平远等舰狼狈逃回旅顺港，不敢出战，黄海的制海权遂全部由日本海军所掌握。

　　日军在陆上和海上都已获大胜，但是它并不满足，在朝鲜的日军攻占平壤后，继续向鸭绿江南岸推进，而清朝的大军则猬集九连城，清廷下旨逮问叶志超，另派宋庆总统各军。宋庆是湘军系统，但资望甚浅，各军不愿受其约束。这时清军合起来不下70余营，但宋庆无法指挥，又非善战骁将，胸中毫无韬略。大敌当前，他竟不以重兵扼守鸭绿江沿岸，阻截日兵渡江，仅以少数哨兵据守江边。光绪廿年九月二十六日（1894年10月24日），日军强渡鸭绿江，宋庆只得放弃九连城，仓皇退却，日军乘胜急追，又占凤凰城和摩天岭；另一支日军则由新义州渡江北上，攻陷安东、岫岩州、析木城、直逼海城，截断了清军退路。

　　日本海军由大山岩率师进窥大连、旅顺，原在旅顺的北洋舰队已闻风先逃，而陆军驰守旅顺的部队则已开至九连城增援，接防旅顺的是提督姜桂题、程永和所募的新兵。十月九日，日军攻陷金州，分三路进逼旅顺、大连，不到一个月工夫，旅顺、大连相继被日军占领。

　　清陆军已然溃不成军，不过残余的海军尚逃匿威海卫，日本军方毫不留情，要彻底消灭清朝海军，因此向威海卫发动攻势。光绪廿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10日）自荣成登陆，向西攻击，以拊威海卫之背。光绪廿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攻陷威海卫炮台，同日，日舰25艘包围威海卫港口，海陆两军夹攻停泊在刘公岛的大清北洋舰队，海战爆发，定远和来远两舰中鱼雷沉没，靖远则被大炮击沉，丁汝昌眼见大清海军败得如此凄惨，自己身为海军统帅，有何面目上岸，因此放声痛哭，仰药自尽。丁汝昌一死，北洋舰队大小军舰30余艘，高竖降旗，悉为日本俘获。

　　当时清朝的海军可分为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北洋舰队最强最大，四支海军互不相属。甲午年春间李鸿章主持海军大会操，粤洋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被檄调参加会操，操毕恰遇战争，遂并入北洋舰队以壮声势。六月廿三日，广乙护送高升轮载兵往牙山，遇敌火攻，两船被毁。八月十八日鸭绿江之战，广甲逃回大连，中途搁于沙碛，亦告沉没。广丙则为日军所俘。接洽投降的道员牛道竟致书日本受降的海军提督伊东祐亨说：

　　“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向隶广东，冠以广字可为证明；查广东一省，本与军事不相干涉，今甲乙之劫，仅存一丙，北洋已无以对广东，望贵提督念广东为局外之义，并思该舰管带张副将（实系程璧光）日来有往返传语之劳，可否提出该舰，即交与该副将带回广东，俾得于总督前略存体面，不胜感激。”

　　中日两国在朝鲜开战后，李鸿章委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周馥邀袁世凯襄助，袁乃赴凤凰城设局，这时候日兵已将渡鸭绿江而西。扼江的清军各路统帅如宋庆、刘盛休、马金叙等兵杂将嚣，毫无纪律，索械索饷，随给随弃。

　　袁世凯就清军的后勤补给作了一个全盘的建议，他说：

　　“新民厅在榆关至凤凰城中间，东扼辽河，水陆通衢，奉北杂粮，辐辏于此，宜设粮台，厚储粮饷，按前后要站，分设官车，随时协雇民车，分段转运。盛京以东亦有数处当可采买，拟于驻兵处就近买存。总以新民厅为根据地。”

　　光绪廿年（1894年）九月，日军渡辽河，马玉昆、宋得胜力战败北。宋庆拟退扼摩天岭，袁认为日兵必分三路进，徒守一路，无济于事，这时他害肺炎，力疾赴辽设饷局所。而日军在岫岩州花园口下游登陆，分两路进军，一支向大东沟，一支向皮子窝进发，防守的清军疲于奔命。十月袁至望宝台，溃兵抢掠运局车马，袁搜截数百人，杀戮数人，才阻遏了抢掠。

　　清军无论训练和作战、都是旧法，日军已完全西法，两相对比，不堪一击，袁据此给了盛宣怀一个电报云：

　　“西人用兵大概分为四排队，前一排散打，败则退至第三排后整队，以第二排接应，轮流不断，后排队伍严整，亦以防包抄傍击。又队后数里驻兵设炮，遏止追兵，掩护残卒，虽败不溃。今前敌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乃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只恃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又不驻兵收束，一败即溃。请告统帅，饬各军照西法认真练习。”

　　又说：“刘盛休军事以溃掠为事，毫无战志。聂士成军兵不过千余，又精壮俱殁，吕道生军亦伤亡大半，实难再战。莫若调回整顿。……宋庆南援，似知岭不可守，退难过沈，故请作游击之师。事势至此，惟有停战议和，较为合算。”

　　光绪廿年（1894年）十二月，清廷派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办关外军事，驻节榆关。光绪廿一年（1895年）二月牛庄、营口相继失陷，李鸿章奉命赴日本议和。袁向刘坤一陈说战略：

　　“管见用兵必须尝罚公平始足以资鼓励，我公驻关督师，应请随时分别贤否，立予抑扬，庶诸将咸知惩劝，冀可挽救。查马玉昆胆识兼优，宋得胜忠勇成性，均叠经苦战，始终如一。似宜请旨嘉奖，俾益加奋勉。吴凤柱、徐邦道兵多骚扰，不知自爱，似宜申斥，俾知警惕。营口防营蒋希夷委弃重地，肆行克扣，似宜俟兵队解散后，从严参办。此五人只举其尤，时艰至此，惟望淑慝先分，庶中材皆知激劝。”

　　光绪廿一年（1895年）正月，袁复赶返前所（地名），与聂士成会晤。二月返石山站，牛庄和营口相继陷落，于是清廷下诏派李鸿章赴日本议和。这时，由于清军海陆均惨败，举国震动，朝野哗然，众谤集于李鸿章，有谓李鸿章私通日本，“用一卫汝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铁甲尽属漏舟”，有人竟参奏李鸿章的亲信运军火接济日军。大家不相信中国会败于日本，遂将战败责任诿诸李鸿章。李奉命接洽议和，不敢成行，因西太后正在生病，而光绪不允割地。在这和战未决的当口，日军扬言将北取辽阳，西攻山海关，清将长顺、依克唐阿匆遽告急，而关外各军亦争弃防地，纷纷后退，自相惊扰，不久辽南和牛庄亦告陷落。

　　清朝的海陆大军都已彻底溃败，局势演变到了非和不可，清廷这才再下谕旨，责成李鸿章前往马关与日本订城下之盟。

　　光绪廿一年（1805年）二月，清廷正式向日本求和，并派遣日方所指定的李鸿章为谈判代表。这时日军已陷威海卫和辽东半岛，北京危如累卵。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重光于三月廿日在马关举行首次会议。李鸿章和伊藤本系旧识，两人见面甚为亲切，一谈就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这次会议上，李代表战败国，一切都立于不利地位。日本因为是战胜一方，所以条件极为苛刻。

　　当马关和会开始后的第三天，就是三月廿四日，李鸿章竟在会后返回旅邸途中，被日人狙击，子弹轰入面颊，登时晕绝。当他苏醒后，拒绝停止会谈转而就医，他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岂能延宕误国，宁死不愿就医。”他的衫履满布鲜血，李鸿章慨然说：“此血所以报国也。”他有马关记事诗一首，诗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日本自信可以战胜中国，不过未料到胜得如此迅速和容易，途一经开战后，清朝竟如此的不堪一击。日本食髓知味，因此野心大增，得寸进尺，在谈和时并不停止军事行动，俾求议和条件可以更有利于日本。马关和谈开始时，日本的种种留难，借故拖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当李鸿章被刺后，情势遂为之一变，一个战败国家的议和首席代表，竟被日人狙击，给国际间的印象是太恶劣了；李鸿章因被刺而换到和平，但《马关条约》仍是很苛刻的。

　　《马关条约》于光绪廿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签署，内容是：

　　（一）朝鲜独立；

　　（二）割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让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给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商业工艺制造；

　　（五）凡西洋各国在中国所获的特权，日本均得享受。

　　这个条约签署后，西方国家为之大哗，认为日本已侵犯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俄国，俄国一直把辽东半岛当作势力范围，如今竟被日人夺取，怎肯干休，于是便联合德、法等国出面共同干涉，而日本则表示英国可以占舟山，俄国可以占北满，德国亦可取沿海一岛。日本这个主意是瓜分中国的办法，但俄国不愿接受。俄国野心不止是北满，而是包括朝鲜和东北，双方利益上既有这么大的冲突，当然很难谈得拢，幸而日本这时还不敢公然和列强决裂，因此勉强地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由清朝出银3000万两为交换条件。

　　和议后，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万谤交集。他这年73岁，担承衰老的清廷内外大政，内心确是非常痛苦。他曾写了一封信给新疆巡抚陶模，可见其心境：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悉为历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致益发不可收拾。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万分，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大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而自觉自强。

源济

七、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著《校邠卢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急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是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

　　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作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做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子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个彻底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个进步的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

　　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家世业农，13岁以前完全受中国旧式教育。14岁随母赴檀香山念教会中学，三年毕业，再入奥荷学院。1885年回国，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以成绩各科全部100分毕业，时年27岁。他在求学时，以及毕业后行医时，均致力于民族革命运动。由于他的背景既不同于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不似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间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运动、革命主张，是既能吸收西方政制文化的优点，又能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的精华。

　　孙中山先生决心从事革命运动是自中国对法战败之年（1885年）开始。那时孙中山先生还在念书，可是已经奔走革命了，这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怪物、疯子、强盗。附和他的同志只有陈少白、尤少绔、杨鹤龄三人，当时人们称之为“四大寇”。其实他们在这一期间只是借课余鼓吹革命，无所忌讳，可算做革命言论时代。

　　甲午战后，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这时孙中山先生才决定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于光绪廿年（1894年）十月赴檀香山和美洲创立兴中会。表面上只是一个民间讲求富强的学术团体，暗中则布置革命行动，设乾亨行于香港，设农学会于广州，拟以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不幸因为由香港运枪械至广州，被海关搜出手枪600余支，事机败露，同志陆皓东殉难，株连而死的有丘四和朱贵全，被捕的有70多人。这是光绪廿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次。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潜返香港，但在香港已不能居留，香港英政府以“从事政治活动”把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为期五年。孙中山先生乃偕陈少白、郑士良同渡日本，小住横滨，并赴檀香山、美洲、欧洲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华侨风气闭塞，对革命的大道理也不十分了解，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过之处不太受华侨欢迎。当孙中山先生由美洲前往英国时，竟在伦敦被清使馆诱捕，扣居使馆，幸得英籍老师康德黎仗义营救，才告脱险。由于这次事件震惊国际间，遂使孙中山先生声名大噪，而在国际间和华侨们都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革命领袖。

　　在这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国内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时候正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奔走维新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胆量能接受维新运动已很难得，敢谈革命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就是当时穷则变的内在形势，至于外来压力呢？

　　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关键，甲午战前，中国虽因鸦片战争于道光廿二年（1842年）和英国订有《江宁条约》，但经过了16年，咸丰八年（1858年）才和英、法两国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又经过了27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与法国订立了《越南条约》，条约中赔款的数字也不太大，所负外债总共不过684万余镑。自从甲午战后，情势日非，俄、德、法三国以压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之故，纷纷向满清要求报偿：帝俄强租旅顺、大连，又以华俄道胜银行东清铁路等关系，囊括了满洲大部分权利，蒙古也被视为己物；德国强占胶州湾，要求99年的租借权，同时攘夺山东全省的路矿权利。法国也要求广州湾99年的租借权，同时要求云南和广东、广西不得割让给其他强国。英国在远东的侵略手法非常灵活，一方面租借威海卫以对抗帝俄，并且分减德国在山东的力量；一方面又租借九龙以***，同时更进一步要求清廷不可把长江沿岸各省租借和割让给别的国家；至于日本，除了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外，由于列强在中国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因此便要求把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在中国领土上打主意，只从经济上着眼，其对华政策，就是于光绪廿五年（1899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吁请列强同意，也因为这个政策才使当时的中国幸免于被瓜分。可是中国虽未亡国和被瓜分，但因战败而负担的军费赔偿，简直骇人听闻，当时官吏贪污已使人民困顿万分，对外战争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严重担负。

　　由于甲午之战引出了戊戌维新；维新的反动则是庚子拳变。甲午战后16年清朝即趋于灭亡，可见甲午之役影响历史的巨大！

源济

八、小站练兵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做“勇营”。

　　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最初只有四旗，以旗的颜色别类，分黄旗、白旗、红旗、蓝旗；以后增加了四旗，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乃把原来的黄、白、红、蓝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编为左翼，镶黄等四旗编为右翼，这就是清入关前的原始兵力，总称“两翼八旗”。后来由于蒙古的归附，又缩了“蒙古八旗”，原有的则称“满州八旗”。入关后因明军投降和整编。复有“汉军八旗”。这廿四旗总兵数共28万人。

　　清统一中国后，把旗兵中最基本的部队编为“禁旗”，禁旗都是在长白山下打天下的子弟兵，他们负责北京警卫和国防责任，等于是中央军。其余汉、蒙、满等廿四旗约20万人，则分别驻防于各省及重要城镇，以为镇伏汉族的武力，称为“驻防八旗”。

　　旗兵驻防的防区开始时非常谨严，那是为了对汉人加以镇压，所以八旗官兵都是携带家眷，分驻中国本部各省，防区共8处，有的设驻防将军，有的设副都统，有的设城守尉。国防要地和关外则有防区25处，设都统和副都统，如密云副都统、热河都统之类。

　　旗营的官兵是世袭制度，生而食粮，数传之后，腐败已极，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弩为何物。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乃有整顿旗营之议，派遣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都是。同时积极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有“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聘任教官为新式的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养已惯，满洲人当年勇武矫健的风气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整顿自整顿，旗营的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比“旗营”稍后组成的清军，是“绿营”，绿营和旗营同称为“经制兵”，就是国家的军队。

　　绿营的制度完全仿照明代，官兵全部是汉族，因为所用的旗子颜色是绿的，所以称为绿营。最原始的编制全为明朝的降军以及收编的队伍，经过整编后也很像样。清廷因为这支军队熟悉内地的地理人情，用之镇压汉人非常有效，一般市井之徒，遂得借绿营以达到骑在人民身上的目的，因为只要考中武科，就可为绿营官长，虽不识之徒也无所谓。

　　绿营归兵部所辖，全国兵营可分为“在京”和“在外”两种。“在京绿营”由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统辖；下分左右两翼，各设总兵，总兵之下则为城防营，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另有一部分在京绿营，分属于漕运总督，专任护漕之责，其职务等于护路警察。至于“在外绿营”则直属各省，由总督或巡抚节制调遣，所以各省督抚的官衔有“节制军务兼理粮饷”一项，就是指绿营。绿营统兵的军官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军队编制以营为单位，设管带一人，每营500人。全国的绿营总数共约50万人。绿营到了清末，饷给过薄，乃多虚额，检阅时则以雇佣市井无赖充数，武官由捐纳出身，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腐化已极，以致太平天国军兴，势若破竹，绿营乃遭淘汰。

　　旗营、绿营既成废物，曾国藩招募土著编练“勇营”，就是后来名重一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由于这场战争的表现，勇营竟取得国军的地位，加以旗营形成虚设，绿营仅存形式，所以勇营就成为清廷镇内御外的唯一武力。勇营的部勒方法，为明代戚继光的遗规，以弓矢刀矛为武器主力，鸟枪火统为辅助。淮军李鸿章延英人戈登编练洋枪队，是为中国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

　　勇营军纪很坏，掳掠奸杀，视为惯常，曾国荃所统之兵尤甚，攻入南京时竟至全城为墟，一个小兵都身怀巨万；而清廷当时爵赏太滥，所以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勇营之腐败，至于不堪言状。而湘、淮两军将领也都恃功而骄，数次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尤其是甲午战争，淮军卫汝贵全军覆没，旧军之劣点，完全暴露，于是清廷才下决心汰除旧军编练新军。

　　由于旗营、绿营都已腐蚀已极，而勇营也只是昙花一现，甲午战前，清廷有识之士已警觉到清军的不堪一战，所以李鸿章在直督任内乃锐意摹仿西法练兵，办了一个天津武备学堂，由戈登代为购置新式枪械，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由满人荫昌为总办。可惜军事教育和军队组织并不能配合，因此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被分派到淮军的各军去担任教习，教练新操，而军队指挥权则仍旧在旧统帅手中，一切战略战术依然陈旧，因此甲午之战，淮军一败涂地，淮军中最有名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全军覆灭。这时清廷上下恍然大悟，仅只是西法练兵还不够，整军经武必需彻底的大改革。于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首先练自强军于吴淞，聘用德国教官，一切规模体制全部仿效德军。另一方面在北洋指派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假小站旧日周盛昆、周盛渤所统领盛军的营地为练兵场。盛军原在小站屯田，所以有完整的营房和已开垦的稻田，由于盛军覆没于中日甲午之役，因此小站也随之荒废，定武军即以此为营房。

　　编练新式陆军的同时，清廷在各省组织了巡防营。巡防营是挑选旧绿营和勇营的精壮，另招募民丁，编组而成，其性质系以保卫地方，如警察保安队，其编制分为马队和步队，马队全营设官、弁、兵、夫共189名，马135匹，每营分为“中”、“左”、“右”三哨。步队全营设官、弁、夫共301名，每营亦分为“中”、“左”、“右”三哨。巡防营在各省均有，且因地方之需要，划分为若干路，以“中”、“前”、“左”、“右”、“后”或“东”、“西”、“南”、“北”、区别之，每路各设统领一员。步、马各营则设管带和哨官等统率之，还有训练新式枪操的，则设教习一职。

　　巡防营的章制当然是不符合战术原则，不过倒是一支经过了新式训练，并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可是由于分子的来源良莠不齐，而带兵官又多为旧武官或是候补道（当时的候补道，有办法的则遇缺即补，所以人们称为万能候补道），对于新式军事知识一无所知，因此巡防营乃变成有名无实，和勇营的昙花一现差不了多少。

　　巡防营一直存在到辛亥时候，各省纷纷独立，乃把巡防营改为师旅或警备队、保安队。唯一例外的是新疆，直到民国21年（1932年）仍有巡防营存在。

　　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卓、荣禄会商奏请改革军制，逐步训练新军以代替完全不能“保清卫国”的绿营，于是便在北京附近训练新军。这时直隶总督是王文韶。清廷最初是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到小站练兵，这支军队命名“定武军”，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几个月后，胡燏棻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于是满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头衔，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定武军原有4000余人，袁接统后便扩充为7000人，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

　　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也是由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联名专折，摘录如下：

　　“窃查欧洲各国专以兵事为重，逐年整治，精益求精，水师固其所长，陆军亦称骁勇。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臣等于去岁冬月，军事方殷之际，曾请速洋队，仰蒙简派广西臬司胡燏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嗣以该洋员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参用西法，步伐、号令均极整齐，虽未尽西国之长，实足为前路之导。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戒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数千两，至应用教习洋员最失紧要，应由臣等咨会出使德国大臣与德国外部选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尚拟逐渐扩充……”

　　袁世凯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从此开始了他灿烂的一生，这就是小站练兵。

　　当时积极促请清廷重整陆军的，以胡燏棻和袁世凯最力。胡曾将英使所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求宁波王修植编修代拟条陈。王文辞敏捷，对新政研究有素，遂写成两稿，第一稿是以英使说帖为蓝本，第二稿是加以文字的煊染。胡以第二稿送至京师督办军务五大臣庆亲王和荣禄，胡因得练定武军十营；袁世凯闻听胡练兵的经纬，乃日日趋访王修植，并和王修植、张锡銮、孙宝琦、潘克俊四人结成盟兄弟。当时北京侯家巷的名妓为沈四实、花媚卿、花宝琴、林枝笙、赛金花等。袁逐日在大实班宴会，借以肆应王修植，求王代拟一个练兵条陈，王乃把曾代胡拟的第一稿，即英使练兵说帖交袁。袁的为人在重要关头极细腻，得王交来之稿，早晚朗诵，紧记要点，然后缮正，求荣禄代奏。荣向袁逐条详询，袁亦逐条对答如流。荣大为激赏，乃携袁谒见醇亲王和庆亲王，袁亦对答如流，较胡燏棻能抓住要点，加以胡是绍兴人，官话不如袁流利，因此袁遂得瓜代胡在小站练兵。

　　小站距离天津70里，原名新农镇，是天津到大沽火车站中间的一个小站，本来很荒凉，只因铁路修筑后，新农镇成为一个小站，是铁路必经之地，所以渐趋热闹，小站这个新地名也逐渐代替了新农镇这个旧地名。

　　这个地方早先曾由李鸿章所辖的一部分淮军驻扎。淮军们曾仿古屯田法，凿川引水以种禾稻，屯军前后历时20年，淮军散后，小站的军营便变成了废垒。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37岁，清廷建练新军的工作，给他制造了一条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培植自己势力，取清朝江山而代之的捷径。

　　这时候，清廷鼓励各省建练新军，各省督抚都争先恐后地网罗国外或国内知名的军事人才，充当练兵机构的实际主持人。袁世凯学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文人而“知兵”，他曾写过一本兵书，又在朝鲜表现了他是文武全才，所以李鸿章很赏识他，西太后的宠监李莲英也被他买通。当他主持“新建陆军”督训工作后，他和其他各省督抚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他的幕僚长并不是一个新的军事人才，又丝毫没有战功，而是一个长于诗词歌赋翰林出身的徐世昌。袁除了请徐世昌担任参谋而外，并请唐绍仪担任文案。

　　袁世凯虽自认文武全才，但他毕竟没有军事的实际知识，而他所选的文武两大幕僚，也都不懂军事，因此网罗实际负责带兵和练兵的干部，便不能不找寻真正的军事人才。前面曾提到天津有一个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武备学堂的总办是旗籍道员荫昌。袁世凯便请荫昌推荐军事人材，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

　　袁世凯这个时候极需军事干部，所以当荫昌介绍了这几个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来见他后，他立即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里面的随营军事学校，因此这三个军官既要带兵，又兼管训练，所担任角色的吃重可以想象；同时亦可看出袁世凯在这时所能吸收的军事人才是多么稀少零落。由于王、段、冯三人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三根支柱，于是他们就分别得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三个绰号，另外对他们三个人的总称是“北洋三杰”。这北洋三杰的出身，各自不同：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县人，他的出身最为特殊。他家境贫穷，先为人放牛，随后投入朝阳镇总兵杨瑞生的旗下为马弁。杨瑞生是湖南湘潭人，以洪宪祸首闻名的杨度便是他的侄儿。王士珍虽姓王却不叫士珍。有一年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曾向杨瑞生调用军事人才，杨瑞生开了一张名单，保荐一批干部，其中一名是守备王士珍，不料王被保后因病告退，回籍养病。恰好这位王马弁为人能干，立志向上，杨总兵因保单已送出，缺了王士珍便叫王马弁冒充王士珍，顶名前往武卫新军报到。他到武卫新军后不久，又由武卫新军选送到武备学堂受教三年，曾经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战后随聂士成驻军芦台。他一直冒用王士珍之名，而真的王士珍却晚年潦倒，落到在杨瑞生家中做烧饭司务。段祺瑞字芝泉，是安徽合肥人，在武备学堂毕业后，曾奉派去德国研究军事。冯国璋字华甫，是直隶河间县人，出身秀才，在武备学堂步兵班毕业，曾供职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后来再度进入武备学堂研究战术。梁华殿到小站仅很短一段时间，也许是他功名无份，在一次夜间操作中，失足跌到水中淹死了。如果他在，北洋三杰也许会变成北洋四杰了。

　　袁世凯认为清军所以不能一战，有基本的原因，就是在一切编制和组织上都不能符合时代，所以须从基本的军制上革新，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因此他获准精练1．2万人，作为新建陆军的基本武力。其中包括步队八营，共8000人；炮队两营，共2000人；马队两营，每营500人，共1000人；工程队一营，计1000人。合共1．2万人。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在编制上分为两翼，设统领二人，下设分统、分领训练，每分统统辖步队二千，炮队二千，马队一千。其组织如下：

　　新建陆军步队营，设统带官兼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带官一员，管带领官四员，哨官12员，哨长24员，督排哨长四员。

　　新建陆军炮队营，设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兼左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九员，各管重炮二尊。管查炮马哨长一员，帮统兼右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12员，管查炮马哨长一员，帮统兼接应马炮队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九员。管查炮马哨长一员。

　　新建陆军马队营，设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官一员，领官兼一哨官四员，哨官八员，哨长12员。

　　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官一员，帮带官一员，委员一员，管理桥梁司队官一员，木工四队，铁工一队，水工二队。管理地垒司队官一员，筑工四队，石工一队，筐工二队，土工二队。管理电雷司队官一员，雷兵三队，管理修械司队官一员，修炮铁工一队，修枪铁匠二队，修械木工一队。管理测绘司队官一员，测绘一队，印化兵一队。管理电报司队官一员，工匠一队。

　　新建陆军督练处，督练官一员，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官一员，执法营务官一员，督操营务处一员，督队稽查先锋官14员。另教习处洋教官13员，翻译13员，粮饷局总办委员一员，管理采买制造委员二员，军械局总办委员一员，收发军械委员二员，军医局正医官一员，副医官一员，还有转运局、侦探局等。

　　新建陆军须账篷2400个，全部用外国帆布制造，每一名士兵均备洋制雨衣、雨帽和洋毯，每哨有洋表，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每二营有行军电台。每官长有督队腰刀一把，手枪一只。这就是小站练兵时的军队组织。

　　袁世凯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领旨，以浙江温处道统领定武军。他得旨后即布置一切，由北京起程，遄赴小站就职。他先修缮淮军旧驻的废垒，把营基扩充，同时请求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督练处以正名，派遣副将吴长纯等往准、徐、鲁、豫各地，开具格式，选募壮丁；又派都司魏德清等到新民厅选募骑兵，购买马匹；还有关于武器的规格。他觉得定武军虽只是4000人，可是所使用的枪炮完全没有划一，有的日造，有的俄造，有的德造，式样既旧，款式又杂，于是他请求军务处发给新式划一的步枪、骑枪、速射炮等。

　　光绪廿一年十一月六日，新军获准编成，编制中分步兵为左右两翼，左翼二营，由速射炮队、重炮队、骑兵队接应；右翼三营，由炮队接应。分骑兵为四队，选拔宿将和学生督率营伍，研究操法。工程营分为修械、桥梁、地垒、雷电、电报、测绘六司。此外还请了更多的德国军事教官，以及日本和美国军事教官，并在军营中成立一个德语学堂以教德语，因为新军训练工作仍以德国军事教官为主。其他附属单位还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等。

　　由于小站练兵完全新式，名目既多，化钱也不少，因此被一般守旧人物所攻击。光绪廿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上章参劾，认为小站兵事浪费国帑，清廷乃派荣禄到小站详细检阅，同时考查训练进步情形。荣禄当时是慈禧的红人，他视察得非常仔细，也因此更深一步赏识袁的才干，和他所练新军的成就。

　　荣禄的报告到了慈禧和光绪手中，这两位最具权威的人物也对袁有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这时锐意革新，虽然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他能接受新的事物、新的建议。袁世凯因为练新军颇有成绩，加上他过去在朝鲜的种种作法，使光绪开始对这个小小道员有了好感。

　　慈禧也对袁有了认识，因为她对于荣禄的话是言听计从的，荣禄曾亲自看过袁的练军工作，并且对袁甚有好评，则袁的能干有为是必然的了。

　　小站练兵给了袁世凯表现能力的机会，有了建立羽翼的条件，也使他获得那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对他的重视。

　　光绪廿五年（1899年）二月，荣禄再度莅临小站点校新建陆军，对于新军的规模、训练、精神以及所操演的阵形都极表满意，并且大为激赏。他告诉袁世凯说已经奉了慈禧的密旨，授权他在北洋组织一支崭新的军队。在他心目中，认为这支新军应该以新建陆军为模范，他令袁世凯就编组北洋新军向他提出具体的计划。

　　袁世凯费了三天的时间拟就新军的军制和组织，一切仿效新建陆军，共为五军，每一军共辖八营：计步兵五营，炮兵一营，马兵一营，工兵一营，另附一个学兵营。每营设一个统带，统带率四个领官，每个领官领一队，每队250人，所以每营是1000人。规定每营兵士必须足额，饷粮按人发给，足食足兵。

　　荣禄立即接受了袁世凯的献议，将这个新军订名为“武卫军”。武卫军分为五个军，为：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中军。荣禄担任武卫军的统帅并兼统武卫中军，以马玉昆统武卫前军，聂士成统武卫左军，袁世凯统武卫右军，董福祥统武卫后军，每军九千余人。武卫右军即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是武卫军中最完整，最精锐的部队。武卫中军则是重新招募，以旗丁为主，一切规模俱参照新建陆军，所以人数也有1万人，而且都是年轻精壮的。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这三支部队则是以燕陇旧军改编，如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就是由甘军改编，所以旧勇营的习气和组织仍然存在，非常散漫。荣禄虽然限令他们就地整编，可是整编工作却很迟慢。

　　武卫军成立后，袁常往来北京和天津，他的圣眷日隆，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这些特权都是对一个大臣的无比殊荣。

源济

九、康有为鼓吹变法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戊戌政变”。袁世凯和戊戌政变有重要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叙述这一段历史之前，必须先把西太后和光绪之间的种种作一个交代。

　　同治皇帝死后，因为他没有儿子，也没有过继儿子，于是没有主见的慈安太后（东太后）和有野心的慈禧太后（西太后）便共同商定，以醇亲王（奕譞）的次子载湉，为咸丰帝的承继儿子，继承皇位，这就是光绪皇帝。按照清室的皇位继承法，这本是不合理的，因为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他们俩人是堂兄弟，兄终弟及，在满清还无先例。可是光绪的父亲奕譞是咸丰皇帝的兄弟，光绪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妹妹，两兄弟娶两姊妹。西太后既是光绪的大伯妈，又是光绪的大姨妈，亲上加亲，除了亲生儿子，这种关系应该是最亲的了。选择这样关系的亲人来做皇帝，是有把握可以控制的，何况这时西太后有极旺盛的权力欲望，如果她不作太后，则如何垂帘听政呢？

　　光绪五岁即位，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清廷一切政事全由东西两位太后垂帘听政。东太后素来不愿管事，因此西太后便掌握了实权。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17岁了，这时东太后也死了五年多，西太后不好意思再继续听政，乃宣布于明年正月“还政”，其实还政不过是个名目，她换了个“训政”的名目继续揽权。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才宣告亲政，这时光绪已19岁，可是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仍要由慈禧决定。

　　不论从哪方面说，光绪帝总算是一个可爱的、值得同情的年轻小皇帝。他想做一个有为的好皇帝，可惜在一个无可施展的政治环境中，上有慈禧的专横，而朝中满籍官吏尽是顽固守旧愚昧无知，不要说政治上他不能有作为，甚至于在爱情上也不能自由。清王朝的家法本来就极严格，加上慈禧的跋扈，结果造成同治和光绪两朝的皇帝悲剧。

　　清宫中有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关于慈禧迫死他亲生儿子同治和他的皇后一件公案。据说选定同治的皇后是东太后所主张的，所以西太后不高兴，在同治新婚时借口皇后年轻，不懂宫中礼节，所以不许小夫妇在一块。同治出天花时，慈禧把皇后喊去斥责，皇后深感委曲，乃遄赴养心殿同治皇帝处哭诉。同治劝她忍受，安慰她说：我们夫妻终将会有出头的一天。不料这句话却惹来了大祸。原来慈禧既不喜欢这个媳妇，因此早就在同治周围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在探视同治，就不许声张悄悄到养心殿的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说几句私房话会闯下了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仗侍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等到同治一死，慈禧便把责任全部加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职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与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号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故宫的老太监都证实同治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些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政时，西太后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根本得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力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她为了自己的权威，对自己的亲骨肉或亲信都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有一个太监陪她下棋，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

　　慈禧还政后，恣意享乐，通过李莲英卖官鬻爵，挪用海军款修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时，她正在做60岁生日，从西苑到颐和园，沿途扎彩，奏乐演戏。她还当着皇帝的面对大臣们说：“谁使我生日不高兴，我便使他一辈子不高兴。”慈禧既然对待她自己亲生儿子同治都那样专制，因此她对待光绪自然也极霸道，尤其表现在光绪选后方面。她强迫光绪选她的内侄女为皇后，就是隆裕，可是光绪却喜爱自己所选中的珍妃。隆裕在光绪大婚后倍受冷落，光绪宠爱珍妃，也被慈禧禁阻。光绪比同治勇敢，他看到慈禧穷奢极侈，又顽固地把持朝政，甚至连皇帝的婚姻也不能自由，内心起了极大的反感。加以当时的清王朝已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年轻皇帝于是大胆地接受新的思想，真正地掌握朝政。可怜他生不逢时，维新变法只不过百日，他就被慈禧打入冷宫里去了。

　　戊戌政变是维新运动的结果，维新运动可以说是康有为所一手促成的。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是自上而下，方法是上书皇帝。康第一次上书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那时他应顺天乡试落第，于是上书请变成法。这篇文章约6000字。当时清廷都是些顽固保守分子，只有国子监祭酒盛昱、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和光绪的师付翁同龢很赞同康的意见，但大臣们都没有胆量把康的文章递上去。到了光绪廿一年（1895年）康以举人身份入京会试，正值甲午战后中日议和，他联合了1200位举人，费了一天一晚的时间起草一个万言书，内容是反对和议，迁都再战。重要条目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封书亦未被转上，可是，却传遍了北京城，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中进士第五名，殿试降二甲48名，授职工部主事。他再起草一个奏疏，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这奏疏由都察院转递，终于被光绪看到了，非常感动，命抄四份，一份呈西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并分发各省督抚将军，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由于这次奏疏被光绪赏识，康乃再上一个奏疏，主张设立议院，下诏求言。这次奏疏都察院不肯转，工部衙门也不肯转。可是康的议论已被翁同龢所欣赏，特地找康谈变法，又把康的著作都拿了去看。由于翁是帝师，又兼军机大臣，和光绪皇帝最亲近，翁因此常把康的变法维新思想向光绪灌输。光绪的倾向变法，这时已开始了。

　　光绪廿一年（1895年）六月，翁同龢得到光绪皇帝的同意，令陈炽起草实行新政的诏书12道，准备陆续颁布，但怕慈禧和一班守旧大臣反对，于是去说服恭亲王奕?山作主颁布。奕?不肯同意，事情便搁了下来。这时清廷的守旧派都很不欢喜乱上书的康有为，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都上奏劾他，陈炽、沈曾植劝康有为暂离北京，康乃于八月底出京回粤。第二年慈禧杀太监寇良才，杖责珍、瑾二妃，太后和光绪之间的关系势成水火，变法维新是完全谈不到了。

　　光绪廿三年（1897年）冬天，德人强占胶州，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了一个很长的奏章，陈说国际形势和当前中国处境，提出几个要点：（一）实行君主立宪。（二）整顿吏治与财政。（三）实行新式教育政策。（四）兴办社会福利。（五）振兴工商事业。（六）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七）仿效俄法日以定国是。这篇洋洋大文不仅传遍北京，连上海的报纸也刊载出来了。

　　由于上述这篇奏章震动了朝廷上下，光绪本想召见康，但奕?说：“本朝成例四品以下官吏不能召见”，于是乃改为大臣代表皇帝传康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谈话。

　　光绪廿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下午三点钟，康有为和当时清廷著名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会见，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这是一幕精采的辩论会。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为了治理祖宗的土地，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守，则还守什么祖宗之法？举例来说：现在谈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不是祖宗时候就有的，因时制宜是适应需要。”他的回答驳倒了荣禄。廖寿恒问：“变法如何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革法律官制入手。”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法积久而弊生，而且今昔异势，现在的法律官制实在应该改弦更张，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应斟酌情形逐步更改，这样才能推行新政。”接着他从政治谈到经济财政，又说日本因仿效西洋维新而富强，如今制度已很完备，中国和日本邻近，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次谈话由三点钟谈到天黑才散。

　　第二天翁同龢把谈话情形报告光绪，光绪又要召见康，恭亲王主张叫康先条陈意见，于是光绪命康具折上陈，并把康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帝彼得变政记》一并进呈。康有为乃在正月初八日上了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折中说：“现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然后举明治维新时的改革为证，要求光绪先做三大事：（一）大集群臣于天坛，诏定国是，除旧布新；（二）设上书所于午门，派御史二人收书，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损益庶政。并于庶局下设法律、度支、学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电报、陆军、海军等12局。康并在著作的序文上警告清廷，如果不自动变法，等别人来变时，清朝就完蛋了，但如能自动地变，则清廷仍可以永远统治下去。在康有为的奏折里一方面强调变法可以富强，而变法又是非常容易。这些意见把年轻而有抱负的光绪皇帝完全打动了，他把康有为的著作和奏章都放在案头，天天翻阅。

　　康有为不仅只争取光绪皇帝赞同他的变法主张，同时还联络许多能接受新思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他在长兴里讲学时，已经拔识了几个同门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后来康中了进士，名气日大，在京中结识了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给事中高燮曾，以及张荫桓、李端棻、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一班同志。在督抚中得到陈宝箴、张之洞（后来反对康）的支持。其他如黄遵宪、陈三立、徐仁寿、汪康年、屠守仁、黄绍荃等都给予他精神上的响应。他还有一个私淑弟子谭嗣同，是他同志中最得力的一员。

　　推行维新运动，组织方法是创立学会，宣传方法是开办报馆。光绪廿一年（1895年）康在北京自己出钱创刊了一份日报，名叫《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负责编撰。每天印2000份托送邸报（清政府的公报）的人随邸报附送。七月间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会员有江标、袁世凯、黄遵宪。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张之洞特别捐了五千金作会费，办了一个强学书局，刊行书报，翻译各国名著。九月间康南下，特别到南京去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促成在上海设强学会分会。后来北京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最后官书局改为京师大学堂。上海方面强学会分会发行了一种《时务报》，销路很好。接着各地纷纷组织会社，湖北有质学会，广州有圣学会，湖南有南学会、地图公会、明达学会，广东有粤学会、群学会，苏州有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北京有知耻会、经济学会，陕西有味经学会。

　　光绪廿三年（1897年）康有为到桂林，和唐景崧、岑春煊开圣学会。其后再返北京，邀各省旅京的人士倡设学会，有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陕学会等，这是以各省旅京人士来负责把维新运动推广到各省去的。接着由御史李盛铎和康有为发起一个保国会，其宗旨是保卫国家的政权和土地，保卫人民的自立，讲求变法之宜，研究外交之利等等。由于保国会成立，各省乃成立地方组织，如云南成立保滇会，浙江成立保浙会等。守旧派乃又加以攻击，御史黄桂鋆上奏弹劾，可是光绪却置之不问。御史潘宪澜再劾保国会，军机大臣刚毅主张查禁，光绪说：“这个会能够保国，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组织么，何必还要查究呢？”后来礼部尚书许应骃、御史文悌先后上疏弹劾康有为，说他发起组织保国会，是保中国，不是保大清。光绪仍不理睬，而文悌却因此革职。不过由于反对派的强力攻击，保国会的工作也无形停顿了。

源济

十、百日维新

　　光绪廿四年（1898年）春末夏初，北京充满了蜕变的气氛。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光绪皇帝热烈地支持变法。不过守旧的势力则集中向康有为攻击，不但攻击康有为，还攻击与光绪最亲近的翁同龢，使得翁同龢和康有为都不能留住北京城。康有为曾想离开北京，可是又怕翁同龢也被迫出京，则大臣中没有人可以主持变法，于是便写了一个奏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请御史杨深秀代为呈递，又另外写了一个奏折请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光绪看到了这两个奏折，愈益增加了变法的信心。光绪明了反对的空气也很浓厚，因此便请人转告慈禧说：“儿不能做亡国之君，如不付儿全权，宁愿让位。”慈禧听了很生气，就叫人告诉光绪说：“皇帝要办的事，太后决不阻挡。”于是光绪乃根据杨深秀递呈的奏折，召集全部军机大臣开御前会议，四月廿三日下诏书“明定国是”，这是清王朝末期一篇最重要的诏书，所以抄录在下面：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誉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太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傅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员司员，大内待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第，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这就是光绪正式宣布变法维新的上谕，从上谕的内容和口气来看，很像是康有为草拟的，如果不是康的手笔，也完全是照康的奏折取其精华改写的。接着正戏上演了——

　　光绪廿四年（1898年）四月廿五日，下了另一道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着于本月廿八日豫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

　　于是康有为在廿八日的清晨入朝觐见，他在外书房见到了荣禄，和荣禄先谈了一阵变法的细节和步骤。荣禄和康谈了一会便先上殿见皇帝，光绪问荣禄和康有为谈了没有？荣禄说：“康是辩言乱政。”荣禄退出后，光绪立即召见康有为，年轻的皇帝用兴奋和亲切的颜色和康谈话，先问康的年龄籍贯和出身，然后便叫康陈述政见。

　　康说：“中国已到了存亡的关头，外国侵略是永无止境的。”

　　光绪说：“这都因为我们太守旧。”

　　康说：“皇上既然知道守旧弄得这样糟，就该变法维新。”

　　光绪说：“所以现在非变法不可。”

　　康说：“近年来已有变法，但只是少变，所谓变法而不全变，结果不会有什么成绩的。须要把制度修改，应该先开制度局。”

　　光绪说：“对，对，对。”

　　康说：“臣曾考查过各国变法的情形，参酌中国的情形，哪几项可以施行的，都定出条陈章则，请皇上参考。”

　　光绪说：“你写的条陈章则都很详备。”

　　康说：“那么皇上为什么不颁行呢？”

　　皇帝看了看帘外，停了一会叹口气说：“我受着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呀！”

　　康说：“现在的大患在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是因为用八股作考试文章，学做八股的人不明白世界各国情形，但他们可以靠八股得功名，做大官。现在朝廷里群臣济济，却没有一个担得起革新重任，就因为八股出身的缘故。”

　　光绪说：“是的，西洋人都做有用的学问，中国却做无用的学问。”

　　康说：“皇上既知道八股的害处，那么把八股废了吧！”

　　光绪说：“可以的。不过要办新政财政困难，如何筹款呢？”

　　康说：“中国矿产很多，可以开发，只要开源，不怕没有钱。”于是讲到用人行政，推广社会教育，招抚会匪，译书，派遣留学生和考察专使等等。

　　光绪都点头说：“不错”。最后说：“你可以下去了，还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上奏折。”

　　康出去后，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着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不必由总理大臣代递。

　　百日维新就是指光绪实行新政的103天，时间是从光绪廿四年四月廿三日（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实行变法后，至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权之日止，前后共计103天。现在把这一期间光绪为了施行新政所颁布的主要上谕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大类，列述如下：

一、政治方面：

康有为等新政建议	光绪新政上谕内容	日期（阳历）
诏定国是	诏定国是	六月十一日
禁止妇女缠足	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	八月十三日
下诏求言	命大小臣工各抒谠伦以备采择 命各督抚保护贤能 命遇有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毋庸拆阅并不得积压 命各省访查通达时务勤政爱国能员	八月二日 八月二日 九月二日九月七日
保荐外交人才	命各省督抚保荐使才 诏选宗室王公游历各国	六月十一日 六月十二日
拟定宪法开国会	命各部删去冗例另定简明则例 裁詹事府等六衙门 酌置散卿以议庶政 决心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七月廿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十三日 九月十四日
满汉不分	诏许旗人经营商业
君民合治	未颁上谕
建设新京	未颁上谕
断发易服改元	未颁上谕

二、经济方面：

康有为等新政建议	光绪新政上谕内容	日期（阳历）
振兴商务、	命各省设商务局	六月十二日
农业、工业	命各地方官振兴农业 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 命陈宝箴、刘坤一在上海试办机器制造局 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 命各省农工商分局置造机器 命各省兴办农务局、农会，分设丝茶公司	七月四日 七月廿五日 八月廿五日 八月廿一日 八月九日 九月十三日
奖励工艺新发明	奖赏士民创作新法	七月五日
开矿筑路	颁布振兴工业给奖章程十二款 饬盛宣怀赶办芒汉路，并迅办粤汉、沪汉各路 在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 命胡燏棻筹办京西运销铁路	七月十二日 六月廿六日 八月二日 九月十日
举办邮政统计全局	命洋师及各通商口岸设邮政分局	九月十三日
大筹巨款行新政	命户部编列预算按月刊报	九月十六日
废漕运	未颁上谕
裁撤厘金	未颁上谕

三、军事方面：

康有为等新政建议	光绪新政上谕内容	日期（阳历）
裁军练兵	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 命八旗汉军均以新法练军 命各省切实裁兵、练兵	六月十九日 七月九日 七月十六日
力行保甲、举办团练	命各省力行保甲	七月十六日
统计全局、大筹巨款 以行新政、练海陆军而强中国	命各省严饬地方官办理保甲 命各省举办团练 命各省筹款添设海军筹造兵轮	七月卅日 九月五日 七月廿八日

四、文教方面：

康有为等新政建议	光绪新政上谕内容	日期（阳历）
废八股试帖	谕自下科始，废八股为策论	六月廿三日
楷法试士	命将经济岁科归伴正科 谕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不赁楷法 谕变通科举，此后一经殿试，即量为授职，并停朝一场 命将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	六月卅日 七月十九日 七月廿一日六月廿八日
翻译西书及日本书	命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藉	七月四日
派人留学	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	八月十八日
开设报馆	命改《时务报》为官报 命在京师筹设报馆	七月廿六日 九月十二日
废淫祠设学校	各地书院及不在祠典之民祠改为学堂 创设京师大学堂 命在南北洋设矿学学堂 命筹办矿务铁路等专门学堂 命妥议海军学堂 命各省立农学、工学、商学事宜 命各通商口岸设茶务学堂，蚕桑公院 命各省兴办小学堂 奖励设立学堂	七月十日 七月三日 六月廿日 八月十日 八月廿一日 八月十日 九月十一日 九月廿九日 七月五日

　　新政诏书虽然一道一道地颁布，可是光绪皇帝并无很多的实权，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面有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康有为虽受到光绪特达之知，却只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无法进入军机处。到了七月廿日，光绪实在感到行新政没有新人帮忙太难施展，于是下了一道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同时又写朱谕给杨、刘、林、谭四人，教他们把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于是，所有新政奏折都交他们审阅，所有新政谕旨，都由他们撰拟。这样一来大家便管他们叫“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在他们手中，简直就等于是宰相的地位。如果这种形势真能坚持下去，新政新人都将成为事实了。

　　四京卿中，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则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是湖南浏阳人，曾演绎康的学说写成一本书叫做《仁学》，在南京做候补知府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闭户著书，后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敦促，回湖南办新政。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做总教，唐才常做分教，又创办内河轮船，开矿，筑湘粤铁路，设武备学堂，设保卫局，出版《湘学新报》、《湘报》，开南学会，是维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有学问、有干才、有肝胆、有气魄。

　　光绪和康有为之间碍于体制，不能见面，因此光绪给康的密谕都是交给林、谭二人带去，送到南海会馆康的住处，康的意见也是托林、谭二人转陈。所以有了这个部署，才使新政派和皇帝之间通了声息。

　　康有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误以为新政可以凭光绪皇帝的一道一道诏书就能达成。至于守旧派则紧紧地抓往西太后，完全不理会新政的诏书，而各省督抚们更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他们尽管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行动，同时静观慈禧和光绪这场政争，到最后是谁胜谁负。因为当光绪在四月廿三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后，照理等于宣布变法开始了，可是却又在四月廿七日下了三道完全相反的诏书，这表示慈禧还可以影响朝政，三道诏书是：

　　一、“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二、“上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皆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

　　三、“上谕：署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入题，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这上面三道上谕，可以看出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显示光绪在重大问题和人事上仍必须听命慈禧。由于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又赞成变法，守旧派因之必须去翁为快。照理说慈禧既已归政，照例不必再接见大臣，大臣们也不必特别向太后具折谢恩，现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外官具折，即表示慈禧已经部分临朝亲政了。再说，荣禄是慈禧最宠信的大臣，这时奕䜣已死，荣禄应该取代奕龢地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现在反而叫他去做直隶总督，就表示慈禧要荣禄在天津直接统率当时北洋的三支主力部队（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从上三项的诏书看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慈禧的重要部署。

　　新政颁布后不久，光绪为了许多顽固派阻挠新政，曾斥革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个堂官。事情经过是因为有个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请光绪游历日本，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奏，被光绪知道，光绪便借此杀一儆百，把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暹、徐曾沣、曾广汉一齐革职。怀塔布的太太是慈禧的侍从，乃向慈禧哭诉说，光绪要把满洲人都赶走，这更触怒了慈禧。

源济

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荣禄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后，就积极安排在九月间举行一次盛大阅兵典礼，要恭迎光绪皇帝奉慈禧驾临阅兵。传说待慈禧到了荣禄的军营中后，立即宣布废黜光绪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绪皇帝在听到外间传闻时，很激动地对庆亲王奕劻说：“朕誓死不往天津”。于是外间又传说天津阅兵之议取销。不过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怀塔布、立山等七个守旧派连袂到天津去看荣禄，几天后御史杨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荣禄，外间都不知道这些守旧派和荣禄谈了些什么，只是不久之后荣禄突然调聂士成的军队五千驻扎天津，又命董福祥的军队移驻长辛店（距北京彰德门40里）。这种种行动都不是简单的，使光绪在深宫中极受刺激。

　　对旧党来说，自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后，接着在七月廿二日李鸿章也被撤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此内务府的臣子们环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诉皇帝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行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并拟了一个请太后训政的奏折给荣禄看，荣禄很赞成，并给庆亲王奕劻看，奕劻也赞成，并和李连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恳请她老人家亲政。慈禧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不过政变的酝酿已经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绪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间，康有为请开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离南书房很近）设顾问官，王照也作此请求。光绪命谭嗣同参考康熙、乾隆、咸丰三朝的先例来草拟上谕，在七月廿八日把这道上谕持往颐和园请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难看，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光绪知道他的处境很恶劣，而守旧派又把慈禧包围得很紧，他们母子之间本来已经很淡漠的关系，至此到了濒于破裂的阶段。这种局面之下，光绪实在是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劳，因为皇帝要亲阅奏章，无论什么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绪一早起来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后来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则分给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统一，有的竟用二尺长纸一直写下去。其中也有攻讦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个举人就上书痛责光绪，说：

　　“变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

　　光绪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守旧派的反对，实在是非常艰苦的。

　　光绪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绪突然赐给杨锐一道密谕：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同时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凭心而论康有为和他的新政干部都是一群书生，应付一个非常局势，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深长的考虑，所以当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和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接到光绪的朱谕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光绪向他们求救，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良策。他们在几经交换意见后，想出了四条对策，然而这四策都不切实际。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第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第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第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康有为等为什么看中了袁世凯？是因为袁曾参加过强学会，被新党党人认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这时正在练新军，手中握有兵权，如果能争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为。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手法不够高明，而且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深刻。至于上面的四个对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完全在北洋大臣荣禄手中，皇帝做了海陆军大元帅毫无用处，根本掌握不到军队。至于第二策改元维新对当前局势毫无用处。第三策迁都上海更是千难万难。

　　光绪在这四策中选了第四策，就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自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练新军后，到光绪维新变法时，已经练军历时两年多了。在这期间他练新军，加入强学会，受李鸿章和荣禄的宠信，是一个又新又旧的热门人物。当时北洋大臣下面统辖三支部队，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一支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这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最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俨然成为那一时期北方的主力。

　　由于袁半新半旧的政治态度，使维新派的人认为可以拉袁来担任勤王的任务。

　　光绪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摇动，必需有一良策来解救。当他接获康有为等所献四条密策后，乃立即采取争取袁世凯为已所用这一策，于八月一日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温语慰勉。袁离去后，并降旨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见袁一次，勉励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效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由小站调兵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以防不测。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处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八月二日他写了一封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紧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坐定后略作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往见直隶总督荣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当晚密谈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谈，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谈，并晚餐。这时慈禧垂帘训政的电报已到达。因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荣禄报告后，荣禄亲自入京向慈禧报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采取行动了。

　　事实上过去一个月中，慈禧听到的尽是新党要作乱的消息，而直接要求慈禧重行训政的，则是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他于八月初三日，就是政变前三日，曾上疏奏请维新变法不当，而要求太后重行垂帘训政以转危为安，疏云：“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廿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中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言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唾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这与袁世凯对比，两人各自有命了。

　　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澂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言严加管束。

　　八月初六日的早上，慈禧乘銮舆直入光绪寝宫，把所有文件都拿走。光绪惊惶失措，战战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太后指着光绪恨恨地说：“我抚养你廿余年，你今天竟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你还有良心吗？”光绪脸无人色，嗫嚅地说：“儿子怎敢！”慈禧说：“呸！痴儿，今日没有了我，明天还会有你吗！”

　　就在这一天，慈禧传旨重行临朝训政，理由是皇帝有病，需要休养。至于光绪皇帝，则被安置在三面环水的瀛台中“养病”。

　　慈禧重掌政权后，立即命步军统领崇礼率兵前往宣武门外的南海会馆捉拿康有为。康已于初五早上离开北京，崇礼只捕到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式毅、钱维骥。又去查抄了张荫桓寓所，把张也捕去。在搜捕康有为时，梁启超正在谭嗣同的寓所，听到了政变的消息，两人相对黯然。谭这时很镇静，慨然对梁说：“在这以前我们一心想救皇上，可是到现在则连救康先生也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好等死，你赶紧到日本公使馆找伊藤博文，请他通知日本上海领事，设法援救康先生。”梁到日使馆后，外面情形更恶化，他便请日使馆给予政治庇护。谭在家中一直没有事，初七还跑到日使馆去看梁。梁和几个日本友人劝谭逃到日本去，谭说；“变法是大事业，应该流血的，中国人还没有为变法流过血，我愿以死来答报圣主。”谭在初十被捕，他在监中题了一首绝命诗在墙壁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御史杨深秀在政变后竟上疏责问皇帝被废的原因，并反对慈禧训政，于是他便被捕了。初九早上杨锐在床上被捕。林旭是在军机处被扣。刘光第、徐致靖则是自己投案。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慈禧传旨：“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下午四时，康等被押赴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康广仁首先受刑。谭嗣同就刑之前，对监斩官刚毅说：“过来，我有话讲。”刚毅红着脸走开。林旭厉声问：“我们未经审讯，究竟犯了什么罪？”这六个人是维新变法后，戊戌政变的牺牲者，后人便管他们叫“六君子”。张荫桓被遣戍新疆。徐致靖则被判永远监禁。其他株连坐罪的尚有李端棻、翁同棻、黄遵宪、张元济、宋伯鲁、陈宝箴、陈三立等20余人，或被发配，或革职永不叙用，或被囚禁，或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六君子的简历如下：

　　康广仁：是康有为胞弟，习西医，因照料兄病赴京，维新后留京佐理康有为的文书。

　　杨深秀：山西人，曾任山东御史，力赞新政，曾劾守旧派许应。

　　杨锐：四川人，曾任内阁侍读，为张之洞得意门生，曾赞助强学书局，后加入康所成立的保国会。

　　林旭：福建人，曾任内阁中书，为荣禄幕客，是康的弟子。

　　谭嗣同：湖南人，江苏候补知府，才气纵横，学识渊博，曾在湖南倡行新政，极有成效。是康的私淑弟子。

　　刘光弟：四川人，刑部主事，曾参加保国会。

　　康有为挽六君子联云：

　　殷干酷刑，宋岳枉辱，臣本无恨，君亦何尤？魂魄果有灵，当效正学先生，启口问成王安在？

　　汉室党锢，晋代清谈，振古如斯，于今为烈。邦家况多难，恰如子胥相国，悬睛看越寇飞来。

　　慈禧重新训政后，立即把新政全部推翻，已裁汰的衙门和冗员一体恢复，八股文仍然交运，武科照旧考箭刀弓石。维新变法唯一留到后世的政绩，只有一个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维新运动失败的因素很多，西太后不支持是最大的原因。事实上，西太后是代表守旧派，而守旧派则不只是几个人，相反的守旧派力量很大，不只在朝中，在野的很多读书人也是顽固地反对变法。中国读书人都是标榜奉行先王之法，所以倡行变法就是大逆不道，而变法的人也总是托古改制。

　　康有为提倡变法时，卫道者便群起而攻，如湖南的叶德辉给皮鹿门信中就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遁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又对人形容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直接激起官场中整个反对的，是因为新政如果进行，就要打破了许多人的饭碗。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闲衙门的上谕颁布后，北京城内的官吏群情大哗。接着又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上谕中还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于是“群情大骇，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还有“废八股试帖楷法试法”表面上虽然没有妨害任何人，实际上也影响极大，因为当时整个教育内容便是为了考八股，无数的读书人日以继夜应付考试以求功名富贵，忽然晴天霹雳，废止了八股，读书人们的心血光阴都付诸流水，前功尽弃。年轻的人从头做起还来得及，年老的人岂不功名富贵无望了，他们对新政自然是痛心疾首。

　　梁启超分析这些现象说：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病民也。吾所挟以得拜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借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窍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获也。今既……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荣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

　　“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

　　一个社会，保守势力总是巨大的，谈改革就是要如何消灭愚昧和反动，把阻碍的守旧力量消灭，不能消灭保守的势力就无法革新。求变求新是时代的需要，一个社会要进步就要不断地求变求新。

源济

十二、康有为逃脱

　　康有为八月初五早上离开北京，傍晚到了塘沽，就搭上招商局的海晏轮。海晏轮延期，乃于初六早上改搭太古公司的重庆轮，于11时开航。这时西太后已夺取了光绪的大权，北京政变已爆发了。不过康有为在船上一切都不知道，重庆轮过烟台停泊时他还上岸去买水果和石子。

　　康有为在搭乘轮船逃亡时，曾经留下两份遗书。

　　一封是写给他的弟子徐勤，托以后事，书云：

　　“吾以救中国，故冒险遭变，竟至不测，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徐勤的号）为烈丈夫，吾有老母，谨以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无忧虑也。同门中谁能仗义护持吾家吾国者，央神明嘉之。孔子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即光绪廿五年八月九日为绝笔告君勉仁弟，并示同门有志诸子。”

　　廿年后康有为60岁生日时，又在这封绝笔书上加跋，历叙当时逃亡经过，跋云：

　　“此吾戊戌八月九日奉密诏到沪，付托门人徐勤勉之绝笔书也。先是难将作，门人林旭两衔德宗朱谕来，第一诏命与同志筹救，谓朕位几不保，不胜焦灼之至。乃与谭复生谋召袁世凯图之。第二诏知为将陷不测，仍假托办官报，命往上海，曰汝一片热肠，朕所深悉，它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且又曰：汝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盖以在外或安，在内则危，故特遣出外以救之，先帝之若心也。惟为虽奉上命即行，仍欲留京营救，谭复生以救上事自任，幼博赞之，促吾行，黄仲弙告，令吾易僧服走蒙古，幼博跪力请，任公同固请，吾以死生命也，少年在粤遭华德里落砖，如死久死矣。仍往天津经荣禄督署，乃先上招商局船，以无上舱，改乘英人重庆船于六日十时行。是日侵晓难作，先帝遭废，六时步军兵围南海会馆，幼博弟与门人程大璋、钱维骥捕逮矣。即闭九城断铁道，发缇骑三千，大索于京师，谭、林、杨、刘四军机及杨漪川待御、徐子靖、张樵野两侍郎咸被逮，党狱大兴。既不得吾，则又大搜天津陆海，驰电全国，附以吾影像托于各国领事，连日沪船搜捕严密，而吾以五日晓出京，晏然不知也。七日船泊之罘，吾登船游眺，拾海滨五色石数篮而后登船。是时烟台道己奉密捕之电，惟有他事出，在舆中接电不识。及检知即还之罘，而吾船已行矣。乃命飞鹰兵舰逐吾重庆，而飞鹰适载炭不足，遂中道不及。将至沪，吾门人忧甚，纷纷租小轮舟出吴淞外接之，而实无从着力，盖洞察防范已备也。

　　九日至吴淞外卅海里，英吏登舟持吾像遍视，及吾，延入卧室，出像问曰：汝诚弑耶？吾惊问，乃出伪懿旨相视，曰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吾即大哭，即投海，英吏抱我曰：外传事未实，姑少待之，遂扶吾过英舰，然以为上必无幸，终当投海耳。乃赋诗曰：忽洒龙漦翳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波涛夜夜心。更念老母无以为养，众门人忠肝义胆不以死生易心，不以寒暑易节，可以寄托者，莫如三水徐勤君勉，乃写此书及与吾内子张妙华夫人一书，令其善事吾母，附以诗，令仆藏之，俟吾不测。今阅廿年，君勉经海珠之变而无恙，吾与张夫人幸存，今日门人为吾与张夫人双寿介觞，张夫人亦于戊戌被捕幸脱者。

　　君勉在高弟被捕，麦孟、华孺、博五、觉任、公裕数人之列者。事阅廿年，吾岁六十，当览揆之日，君勉子良出此书请题，旧梦前痕，我心恻恻。

　　吾一身经万死本不足计，然吾如被逮于朝，先帝既夕弑，吾永为叛逆，若范蔚宗而国事立可知矣。然吾经十死而不死，今竟能介寿，岂非天命哉？然而此廿年中大劫频仍，朝市变易，国务日落、民生多艰，补天无力，重负先帝重建大业之望，深惭衣带之诏，一死固不足塞责，惟有愧恧感愤而已。此纸写于由重庆船渡兵舰之小轮舟中，索得舟中恶纸劣笔，匆遽写之，故不成书，聊以传言。君勉保存至今，从吾患难廿年如一，益敬不懈，夫与吾游而党者，不啻千万，其始勤终怠，或中道而变者，不可量数，贤哉君勉，臧洪畴也，横览天下岂可得哉。丁巳二月五日康有为年六十览揆时跋此。”

　　第二封也是在重庆轮所写的绝笔书云：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任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光绪廿四年八月九日康长素遗笔。到此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也。”

　　康有为也在这篇绝笔书后题跋云：

　　“此光绪戊戌八月吾将投海时遗墨也。是时京师调兵三千，闭城断铁路而大索。吾以四日奉上密旨便行，五日遂行至津乘招商局船，而无上舱，遂以六日晓乘英重庆船行至沪，则沪又大搜矣。英领事派人以后旨见示，伪旨云已革某官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吾见上已大行，只有投海，英人抱我曰：闻上实在，虽欲死请少缓，姑待消息如何？乃投海未遂也，乃写此与门弟子，并与徐君勉一书，令其善视吾母，预为再投海计也。不意廿余年归国无恙，重睹是书于庐山黄龙寺婆罗双树之下，亦可感矣。吾虽不死，而中国日危，然亦可知死生有命，非人所能为此。廿年中自庚子拳匪之变，辛亥之革，南北之争，大官富豪死者如麻，吾故旧士亦鲜有生存者，若贫贱之民，死于沟壑兵燹不可数，而老夫尚能曳杖看山，与五老周旋，既感慨亦自意也。戊午八月朔康有为题”。

　　康有为逃抵香港后，北京消息虽多，都是恶劣万分的，尤其是六君子死难后，连收殓尸体的人都没有。康虽得活，却无能为力，只好拜托英人李提摩太。李提摩太是一位传教士，对中国当时维新运动出力不少，尤其是在戊戌政变后，他在中间奔走不遗余力，非常难得。下面是康写给李提摩太的密函：

　　第一函——

　　“李提摩太先生阁下：四日一别，并言敝国宫庭之变，仆是日受皇上密诏，令设法求救，而贵公使不在仍无及矣。五日即有大变，致我圣明英武，力变新法之皇上被废，并闻旋即遇弑矣。呜呼痛哉！伪临朝慈禧淫昏贪毒，守旧愚蔽，乃敢篡位幽弑，自称训政。夫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安有临政廿年天子，英明变法如此，而待训政者哉？我国经义，帝者以嫡母为母，不为庶母为母，伪慈禧在同治则生母，在今上则为先帝一遗妾耳，岂可以一淫昏之宫妾而废圣明之天子哉？淫后毒死我显后，鸩我毅后，忧怒而死我穆宗，今又废弑我皇上，真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者也。向来阻抑新政，及铁路三千万，海军三千万，皆提为修颐和园，昭信股票则起天津行宫，致国弱民穷，皆由于此，将来以国托与强邻，则不惟敝国之忧，亦地球大局所关也。仆身经十死，荷蒙贵国保护，得全性命，俾传密诏，伏乞转求贵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义，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我皇上必将有格外图报以扶亚东大局，抑贵国实利赖焉。谨为我在贵公使前谢保护之德，谨代我大皇帝求救，惟垂哀察。名另具。舍弟无辜被戮，肝肠寸裂，其遗骸不知何在？恐无敢收者，先生仁心义闻，暴著天下，向来捧襟，幸托相知，舍弟亦托交末，伏乞先生代收遗骨，寄交渣甸怡和轮带交香港（用西字信）渣甸行买办何东转寄，便可得收，所有运费船纸，望代写办以便汇上。计先生以道德救人为事，必许之也。冒昧渎请恃仁人之能救人也。敬请道安。名另具。

　　另函致容纯甫者望代妥密交，各情并告知，此函亦并示之。再若运骨而归，寄港船票不用写明是何人收，但求将该票夹入西字信，一面直寄港，到港时何东自然与弟料理妥当也。又后。另有一函寄慰杨孝廉米裳，望托人妥确交出，此人是杨深秀御史之子，其父无辜被戮，殊可哀痛，故寄此信慰之，并托先生收骨也。又启。

　　同时被戮之杨侍御深秀，谭京卿嗣同，皆弟至交，并义士也，其林京卿旭是弟门生，杨京卿锐、刘京卿光第皆志义之士，并遭此难，未知有人敢收其骨否？先生若能推爱并施大仁，收其遗骸，加以殡殓，待其家人领去，不胜感祷。弟子启。”

　　康有为以为李提摩太尚在北京，所以拜托李收殓六君子的遗骸，可是李事实上已经去上海，所以这封信没有送到李的手中。从这封信上看到，康有为在香港是受到何东爵士的掩护，当时何东不过是渣甸洋行的买办，对中国变法颇多赞助。

　　康致李第二函——

　　“李提摩太先生足下：日前着门人汤觉顿到沪，承推爱录用，感甚。近闻贵国大集兵于威海，并议联约德、日、美各国伏义执言，将以救我敝国皇上复辟。仆亲奉密诏，奔走求救，前在香港，曾面晤提督白丽辉君曰：必以救我皇上为主，指颈矢誓，慷慨仗义。今诚得贵国一举而我皇上之位可复，正敝国之新政即可行矣。夫慈禧之篡废，并欲为帝也。但为群小所牵迫为之耳。其始则太监李莲英曾被皇上廷杖，故恐皇上杀之，乃日造谤言于慈禧前，谓皇上将废之，积毁销金，慈禧信之。荣禄素媚李莲英，又藐视皇上，其出督直隶省，有历陈地方办事情形折上慈禧，无折上皇上。皇上知之，严旨申饬，荣禄畏皇上英明，乃迫慈禧以废立之事。且皇上欲行新政，而荒谬之老臣皆当罢黜，故环求于慈禧以废立也。然则慈禧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

　　仆将诣贵国求救，道过日本，其国民思救我国，情意踊跃，故暂勾留，拟十一月乃动身。足下若暇能来此同游贵国，俾识贵国通才，不胜企望，若度贵国月间即能定救敝国之事，亦恳速函通知，俾仆缓行，至要！

　　再者门生知县龙泽厚志行高洁，学问通博，闻京师有议捕之，奔走避地，流难无归，若报馆能多用人，请为录用，俾得枝栖，幸甚。敬谒兴居。名另具。十月初八日”

　　康此函亦有一跋云：“谨按此书为侠士梁铁君代书。梁君名尔煦，顺德人，讲王学。戊戌从亡后累年，丙午七年以行刺那拉后，为袁世凯所杀，烈哉。附书于此，癸亥正月康有为。”

　　梁启超致李函——

　　“李提摩太先生阁下：自初六日北京一叙以后，敝邦变故日甚一日，皇上幽囚，志士惨戮，痛不忍言。教师康先生得贵国之保护，幸脱虎口，闻系都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贵领事，想出于足下之手，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弟自别后，为日本政府所保护，安抵东京，近已与康先生相见矣。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惟东方之局日亟，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先生在北京时曾承足下代属觅一翻译之人，今有教友汤君觉顿亦康先生之弟子，学问优良，才识博雅，今特令其来沪，以供驱策。谨以信为之先容，伏乞延见，即叩以所学，定知吾言之不谬也。专此奉布，不多及。此请大安。弟梁启超拜。十月一日。”

　　李提摩太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对康党帮助甚力，且为患难知己，实属难得。从康有为寄到上海给李的函中，可见康党寄望于李提摩太打通英国政府，用兵力支持光绪复辟。这种作法实足以激起守旧派和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反感，同时也促成守旧派倾向反动而造成义和民事件的爆发。

　　李提摩太是救援康有为的主力，这可以从李的助手程济的追忆文中看出。程文是跋康梁给李函之后，文云：

　　光绪丁戊之间，余佐英人李提摩太君办上海广学会。广学会者，广译泰西史及科学诸书以启牖吾国民智者也。戊戌四月下旬，清德宗景皇帝痛甲午之耻，发愤图强，锐行新政，是时所发诸谕旨，皆出自南海康先生手。康先生以工部主事一微官而得君如此其专，古人中不多睹也。时景帝欲特开懋勤殿，拜李君为顾问大臣。七月廿四日（注：即戊戌年）李君与余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署，适英使避署外出，翌晨乃迳至米市施医院。八月三日午后康先生来言：新政施行甚难，吾顷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欲乞友邦进忠告，而贵邦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曰：竟不能调和西宫耶？康曰：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黜，哭诉慈禧，慈禧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

　　六日午后梁启超偕徐君化镜来，两人抱颈而哭。李曰：哭胡为者？立速谋补救之策。余曰：究竟现在情形若何？梁曰：垂帘之诏已颁，有廷寄与沿江海督抚，务获康先生而甘心焉！谭复生等亦已不入内，无所谓新政矣。仓皇间拭泪而别。忽容纯甫闳来函言政府缇骑四出，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李曰：梁固知趋避者，毋烦余为划策也。作答书竟负手倚门立，有顷，以淡巴菰一枝贻余，而自吸其一，与余对面坐于短榻上，谓余曰：西人之觇国者，皆言贵邦政治已入正轨，循序以进，不难富且强，不图有此挫折。余曰：全国风气不开，诸顽阉党群附慈禧，欲革新政治，岂易之者，虽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当无恙，到上海则甚危险矣。余曰：上海贵邦总领事白理南君非吾广学会会长乎？李曰：然，但能否尽力不可知也耳。余曰：万国皆保护政治犯，先生盍发一电以救之。李不语，久又曰：电可发，恐无补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华法界登陆，则败矣。余曰：亦惟尽心焉而已。李颔首者再，凡数易稿，乃授余曰：知此事者惟吾两人，宜深秘之。余虽无惮于贵邦政府，惟在贵邦多交际，则亦不得不尔。余且诺且携稿出外，发电而回。

　　英领事白君得电请示于伦敦政府英首相沙士勃雷，候复电允许，乃派工部局员濮兰德乘兵舰至吴淞，得康先生于重庆轮船，乘风破浪直抵港，是为康先生出险之始。此外诸事则人多知之，毋俟余之赘述。兹所黏存手札十余纸，乃康在港时与李君书也。李在沪与余晨夕聚处，书札悉以付余，余故得而保存之。此外康先生致余者尚有一函，并赠余诗一首，家人以时禁方严，窃取而焚之，所存者仅此。……册末一札为梁启超手迹，启超久叛其师，无足论者，自戊戌以来，于清室则时或保皇，时或革命；于袁氏则时或诋毁，时或服从。今且公然谓吾国人才以战国时为最盛，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时也。又谓自汉武帝尊孔后数千年来，学无进步，人才日衰，今宜无限制输入外国学说，则欲率国人尽弃其学而学外人矣。此系欢迎英人罗素之辞，见于南北报纸者，反觏此札，具言师弟之间沆瀣几若一气，并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之语。吾欲知其奋锐之所底止，故附此札于康书之后，以观其究竟焉。后戊戌廿六年，癸亥七月将检付装池，因志其缘起如此。阳湖程济。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住在港绅何东家中。九月初五他东渡日本。这时梁启超也由日本人掩护逃到日本。

　　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一幕就是这样过去了，在这事件中有一个人沾到了“便宜”，就是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源济

十三、袁的《戊戌日记》

　　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这一段，不仅是清末一件大事，也可说是历史上少见的一段宫廷秘闻。这一大事对袁个人的功名富贵关系极大，而尤其重要，是袁个人人格以及对历史的交代。因为尽管袁因此一事件而青云直上，可是也因此而蒙受奸雄之名。

　　袁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后来透过他的机要秘书张一廏公布了他这一期间的日记。这份日记曾在民国15年（1926年）2月2日、4日、6日、8日刊载于上海《申报》。日记以外，袁还有《自书戊戌纪略后》一文，也是为自己洗脱千秋骂名的，我们特将袁的这两个文件抄录于后：

　　《戊戌日记》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次日早起，检点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午后至裕盛轩，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诣宫门伺候，黎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候间，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奉上谕候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语。退下，回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请训。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旋有郭友琴诸友来贺，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午后谒礼邸不遇。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言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其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疏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等语。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睡。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在园，阍人谓稍候，即在回事处候。将著，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弃遣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十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盼即日回防。当以请训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嘱幕友办折叙明原由，拟先一日诣宫递折，诸训后即回津。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称贺，谓有称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顺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彷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历，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捐，称予为奇男子。予又说：“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敌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

　　又诘以两官不和，究由何起？谭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意见更深。”予谓：“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顾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停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变？“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反复筹思，如痴如病，遂亦未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生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阁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候远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邽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华伯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予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仁笃忠贞，现居要津，今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唯有以死报之。”荣相曰：“此事有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谨述大略，五衷如焚。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

　　《自书戊戌纪略后》

　　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睦，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

　　乃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稍露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予世受国朝重恩，幼受庭训，自通籍十七年来，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之知与不知，愿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棿杌，几涉奇险。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自书记后，并交诸子密藏之，以征事实而质诸词。时在八月廿五日书于小站营次。

源济

十四、义和团之变

　　当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荣禄嗾使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和他的党徒死的死逃的逃，守旧派日以攻击新政新党为务，其最终目的是想废光绪然后另立幼主。慈禧亦怦然心动，于是乃有十二月廿四日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举。由于朝中部分大臣不赞成废立，又怕东南各省督抚反对，因此慈禧只好以光绪病危为借口。光绪病危的消息传出时，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联袂往谒奕劻，要求介绍一位在北京的法国医生入宫为皇上诊治。奕劻报告慈禧，慈禧不允，而公使们一再要求，慈禧不得已勉强准这位外国医生入宫。可是医生检查了光绪全身，却找不出什么病状，因此，在医疗报告上说：“光绪皇帝健康，无病。”慈禧对于法医的报告大不满意，可是光绪帝健康的消息却在北京外交团中不胫而走。

　　尤其让慈禧震怒的，是“逆党”康有为受英人庇护，梁启超受日人庇护，她认为这简直是洋人在公开和她作对。到了立溥儁为大阿哥后，外间反应尤为不佳，上海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蔡元培等2000人上书反对。端郡王载漪甚为担忧，遣人促使各国公使入宫道贺，慈禧并邀宴各公使夫人，希望洋人能同意这个废立大事，怎知各国使节对此竟没有丝毫表示。刚巧这时，江苏粮道罗嘉杰上书荣禄，报告一个传闻，据说英国人要派兵到北京，逼迫慈禧交出政权，让光绪重掌政权。荣禄把这个报告呈给慈禧，这一下可把慈禧气坏了，她觉得洋人实在太可恶，简直是处处和自己作对，她正在饮茶，一气之下便把绿玉茶壶掷碎在地上，狠狠地说：“洋鬼子实在太可恨，太欺我，此仇非报不可。”

　　慈禧仇恨外国的心理，正和民间仇恨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教士的心理合流。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中良莠不齐，加以中国人的败类以吃教会饭为生，利用洋人欺压百姓，民间守旧派遂汇成一股仇恨洋人的洪流。仇恨洋人的心理在义和团这个半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中表现出来，于是清廷的守旧派和广大民众中的仇洋派群起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号召。义和团为了要获得清廷支持，乃在“灭洋”二字之上加了“扶清”二字，因此守旧的清朝官吏便借此来煽动慈禧。

　　慈禧晚年最讲究享乐，尤爱听京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当时北京的王公大臣也以赐听戏为荣，清末京剧流行，和慈禧的喜爱有极大关系。而京剧中属于神话的很多，影响人心极大，清宫戏台有布景，凡一神仙登场和退场，都是用布景或由台底升出，或由台顶下降，仿佛腾云驾雾，慈禧则顾而乐之。她本是一个极端迷信、知识程度不高的女人，平日拜佛祀神，颐和园中有一最高建筑名“佛香阁”，这是慈禧念佛的地方。她被人尊称为老佛爷，她装扮成观音大士照像，都可以看出她的思想和神权的不可分。

　　维新变法失败，清廷守旧派重新得势，恰与民间反对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的暗潮符合，于是义和团乘势而起。义和团代表中国民间和下层社会的一种倾向，这是中国古老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时所产生的反抗力。

　　原来义和团是八卦教的支派蜕变出来的，是一种迷信的秘密结社，它已有一百多年的酝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国北方干旱，农田枯裂，疫病流行，而洋人和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所引起的反感，直接间接都有助于义和团，于是由饥饿和排外汇合而成，义和团公然举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自山东崛起。

　　义和团的祖师称老团，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管事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所供奉的神灵都是取自《封神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初起是在山东曹州府，为八卦教的支派，在农村中称“义士党”，专以仇杀洋人和教民为事，使用的兵器只有刀枪，所以又名“大刀会”。其后改名为“义和拳”，所练的拳属于柔术，最有道行的，自称能避枪炮。凡加入义和团的人都红巾扎头，内藏符咒，红兜肚、红腿带、红巾裹两手，手腕内俱有白纸符咒。另一支则一切皆以黄色，有的则是红披挂而戴黑巾名叫黑团。黑团是红黄两色的人都恭敬之，据说是最厉害。教徒们的年龄10岁以上至45岁，均手抱大刀，系以红布，民间争传义和团能避枪炮，火器不能伤身，以刀砍皮肉亦不破不流血。义和团见到洋房都要烧毁，见洋人则呼为大毛子，见天主教、基督教徒则呼为二毛子。

　　义和团中还有女兵，是18岁以下，12岁以上的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和一个小红灯笼，这些女兵统称为“红灯照”。据说念咒用法后使扇子一扇就能升空驾云，像一颗大红星，洋人的大炮遇见了红灯照的扇子就放不出炮来，而扇子一扇可以使轮船在海中自焚，城楼或洋房烧毁。

　　义和团除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外，还有一个政治口号是要得一龙二虎的“头”，所谓一龙就是光绪，二虎是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当时慈禧所信任的，除了荣禄外就是端郡王载漪。据说荣禄因为不太赞成废黜光绪，因此慈禧对之也小有不满，而荣禄在守旧派中比较还算有新头脑，对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荣禄是不太支持的。慈禧这时所亲信的，是一班昏庸无识的亲王大臣，以及顽固守旧的士大夫。这些人利用慈禧的守旧反洋心理，鼓励义和团这个民间组织膨胀，不到一年时间，义和团便自山东蔓延到河北、山西，甚至进入北京，除了焚烧教堂，杀戮教士、教民而外，还要拆卸铁路路轨和电线。清廷少数反对义和团的大臣和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冒死力谏，均无济于事，这时李鸿章已调两广总督，不在中枢。

　　义和团的崛起，表示数千年古老中国社会对教会的拒绝，中国士大夫对西洋势力侵入的反抗，清朝王室和西方国家的嫌怨，汇成一股洪流，奔腾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

　　光绪廿五年（1899年）十月，袁世凯曾率领武卫右军到山东会操。这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热烈，袁世凯和他的新军开赴山东，是荣禄所安排的。原来山东闹义和团已经两年多了，最初以大刀会名义在山东练习拳棒，准备和教士搏杀。光绪廿三年（1897年）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时，大刀会在山东特盛，十月间曾杀死德国传教士二人，李秉衡因此被革职。但继任的人则是和李秉衡持同一立场的毓贤，而大刀会这时已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字为“团”字。义和团既得封疆大吏的支持，于是在山东境内大为蔓延，引起了各国的抗议，这年十一月，清廷乃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在廿四日驰抵济南接印视事，上谕有：“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又有上谕：“山东省民心未宜，徐筹劝解镇抚之方”。袁世凯抵任后即针对山东情势拟订治本和治标两途，治本是协力以调和民教；治标是绥靖地方。光绪廿六年（1900年）二月，袁正式补授山东巡抚，这时他的新军已经在山东境内布置妥当，而义和团在东昌、济南、泰安、曹州各府活动激烈。袁乃大举整肃，一方面派道府督同县令绅耆，设法解散义和团；一方面令营队屯札梭巡，不许义和团再作活动，其著名凶悍滋事首领，则严缉惩办；一方面剀切发布命令，严禁义和团活动。义和团的首领们见这位新巡抚既不像前任巡抚那样善待他们，同时所采行的措施又极严厉，于是纷纷率领徒众和军队自山东向河北、山西各地发展。

　　北京朝廷守旧派在慈禧面前力赞义和团，义和团的势力逐渐控制了北京和天津。袁世凯深知当极端守旧派包围慈禧时，是无法能够肃清义和团的，虽然明知义和团这种作法会惹出大乱子，可是无法加以阻止，只好保全山东一省。所以，表面上只是劝戒义和团不要滋事，可是暗中则命令所有部属施用压力要把这类团民完全逐出山东。

　　自袁受任山东巡抚，山东确实做到了划境自保，使得凡是信奉义和团或是憎恨洋人的老百姓都把袁恨入骨髓，有的说：“袁世凯要造反”，有的说：“袁世凯是卖国贼”。

　　袁世凯在山东时间并不长，可是凑巧因为义和团事件，使他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另眼相看。

　　慈禧被极端守旧派包围，使义和团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在宫阙京畿四处活动，守旧大臣们的想法，是依恃义和团把洋鬼子完全赶出中国。

　　光绪廿六年（1900年）四月中旬，涞水拳民烧毁保定铁路，直隶总督裕禄派武官杨嗣同前往弹压，杨被戕于易州。清廷派枢臣赵舒翘往涿州察看，赵回京后不敢把义和团的真相向慈禧陈说。五月十五日在京城内拳民把日本公使馆的书记杉山彬杀死，毁教堂杀教民，五月廿日并烧毁了正阳门。

　　五月廿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大臣们跪满殿内，后至者乃跪于殿外。慈禧和光绪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另一枢臣刚毅因出京考察未归，大臣们自南而北，排列若雁行跪地行一叩礼。光绪诘责大臣为何不能弹压拳乱？这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启奏说：“臣刚才见到董福祥，董愿请旨驱逐乱民。”刘的话还未讲完，端王载漪便伸出大指厉声说：“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法。”刘永亨慑息，不敢置一词。慈禧亦默然。太常卿袁昶跪在殿外，乃抗声说：“臣袁昶有话上奏！”慈禧命李莲英传袁入，袁乃详陈义和团是乱民，是乌合之众，不可依恃，纵令真有邪术，古今中外没有依赖邪术乱民可以成事的。慈禧听了立即厉声问袁说：“你说法术不可恃，难道人心也不可恃吗？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我们所谈的就是人心，如果人心也失了，那如何立国？”太后继续说：“现在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们大臣可从速奏来。”大臣们意见莫衷一是，或言战，或言和。慈禧乃派侍郎那桐和许景澄劝阻洋兵，同时安抚团民设法解散义和团，后面一点实在表示得很勉强，好像只是敷衍。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恽毓鼎和朱祖谋见慈禧仍维护义和团，乃联同一齐，待大臣们退出时留后并向殿上朗声说：“臣等尚有话上奏。”于是张亨嘉乃力言拳民当剿，只要能杀为首数人乱即可平。张是福建人，语气又急，所说的话几乎完全听不清楚。朱祖谋更问慈禧：“信乱民，敌西洋，不知倚何人主此大事？”太后说：“我恃董福祥。”朱祖谋朗声说：“董福祥就第一不可恃。”慈禧大怒问：“你是何人？”朱对：“臣为翰林学士朱祖谋。”太后问：“你言董福祥不足恃，你可保一人。”朱仓促不能对，恽毓鼎应声说：“山东巡抚袁世凯有胆识，可调入京。”曾广汉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以。”军机大臣荣禄见太后生气乃缓和空气说：“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往调了。”这样才把一场紧张局面化解，张亨嘉、朱祖谋、恽毓鼎、曾广汉乃告退，出殿时慈禧还怒目向着朱祖谋。

　　五月廿一日，慈禧再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都参加。太后说：“皇帝不主战，反对用兵，我现在心很乱，今是廷议，大家可以尽量发言。”光绪说：“战非不可言，不过中国积弱已久，兵不能战，光是用乱民怎么能打仗？”侍读学士刘永亨说：“乱民应早除，否则会闯大祸。”载漪抢着说：“义民起自田间，万死不顾以赴国家之难，倘先除义民，人心岂能维系？”光绪说：“乱民都是乌合之众，人心也是空的，主战是危险的。”这时慈禧突然宣读一个文件，她说：“刚才得到洋人照会，内有四点：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等等。洋人既然无义，国亡已在目前，倘竟拱手奉让，我有何面目见列圣列祖。接受洋人条件，也是亡国，与其不战而亡，宁肯玉碎了。”慈禧说这话时声色俱厉，王公大臣伏地顿首，有的凄然泣下，都众口同声说：“臣等愿效死力”。各大臣对于太后只宣读了洋人照会三条，下朝后纷纷打听第四条的内容，原来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所以她老人家说不出口。其实这个洋人照会并不是真的，究竟是守旧派捏造的，还是慈禧自造，谁也不知道，可以证实的，则是决非来自外国使领馆。这一次的御前会议，由于慈禧宣读了这个文件，使得主和的人不能再持和议，于是慈禧以高昂的语调说：“今天之事，诸大臣都已听到，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要宣战，可是战争的事很难逆料，万一江山社稷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能体念我心，将来不要归咎于我一个人，不要说是皇太后断送了大清三百年天下。”慈禧在朝堂上对臣下如此客气，一则曰大臣，再则曰诸公，使得跪在下面的王公大臣咸为震动，反对主战一派的大臣们也不敢再反对了，只好众口同声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乃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大学士联元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宣谕，问洋人是不是要打战，如要打战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辞。光绪说：“去年各国使臣参观颐和园不是你接待的吗？今日危险你就不敢前往了吗？”慈禧也勃然震怒说：“你敢也要去，不敢也要去。”于是徐用仪、立山、联元三大臣先行退出。慈禧怕洋人真的对徐等三臣有行动，乃命武卫军统帅荣禄积极布置，并派军暗中保护他们。

　　五月廿二日午后，慈禧再召御前会议筹商和战，载漪主张攻使馆，慈禧同意。联元顿首反对，认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倘使馆被毁，万一洋兵入京，不堪设想。载澜请太后杀联元，庄亲王载勋力救得免。大学士王文韶力陈不可开战，认为无法可善其后。太后以手击桌怒责王说：“你能令洋兵不入城我就听你的，不然就杀你。”王不敢辩。光绪持许景澄手大哭说：“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这次会议不得要领而散。

　　廿三日午，慈禧再于仪鸾殿召见臣僚，决定要和各国宣战，命许景澄等通知各国使臣，即24小时内出京，清朝当派兵护送出境。光绪很激动，拉了许景澄的手说：“再商量一下。”慈禧厉声说：“皇上放手，不要误事。”联元跪在地上大声说：“宣战只该对一个国家，如为了夷教，法兰西是传教国，只能对法宣战，怎可和十余国宣战？”慈禧置之不理，并命载澜等加意捍卫宫墙，以备不虞。

　　廿四日天明前，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集合于瀛秀门，慈禧升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刚毅三相和启秀、赵舒翘二尚书，询问宣战事宜。荣禄泣请勿攻使馆，慈禧颇不高兴。其他大臣仍主战甚力，于是李莲英跪请太后先回暖阁用茶膳。膳后，驾临勤政殿召见全体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光绪先到，在殿外跪迎。慈禧乘四人轿，由李莲英扶掖升宝座，光绪这天面色苍白，坐在慈禧宝座之右。

　　慈禧以激烈的语气宣布宣战的原因，她说：“本来我是要严办义和团杀洋人的，怎知洋人竟迫我归政，这是朝廷大事，洋人怎可干预，皇上身体素来很弱，我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事。今日无法宽容洋人，因为宽容就无以对祖宗。我卧薪尝胆已四十年有余，现决定和洋人决裂，荣禄以老成谋国，中外都尊为大臣，此次力主保护使馆，实在荒谬。至于你们汉大臣应该明白，我朝二百多年对你们深恩厚泽，你们应该效死报答，不负我望。”慈禧说完就问光绪有何意见？光绪满脸悲戚，默然良久，欲言又止，最后只请太后听从荣禄所请，勿攻使馆。接着赵舒翘请杀内地教士。立山、许景澄、袁昶仍泣请勿和各国宣战，勿倚赖义和团，并陈述洋人决不会要求太后归政。载漪又大骂立山等是汉奸，慈禧挥手令大臣们退出。廿五日正式颁布宣战书，宣战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起草。

　　慈禧倚仗义和团而向列强宣战。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被派为统帅义和团的总统，可是这只是挂名而已，义和团根本不受节制。

　　当时，王公邸第以及各衙门司署，都设坛拜祷，甚至慈禧也在大内设坛。太后每日必诵念义和团70遍，诵毕，由李莲英在旁叫一声：“又亡洋夷一名。”至于士大夫阶级，公然上书言神怪者也不胜枚举。如：王培佑以首附义和团遂擢升顺天府尹；御史徐道焜扬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使龙背拱翻洋船；翰林院编修万荣爵说：这次上天假手义和团要尽灭洋人，因为洋人无君无父二千年；御史陈嘉言自称曾从关壮缪处得帛书，书上说洋人不足畏，必会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说：义和团有两个神童，自天降落教堂上，教堂就会自己发火燃烧。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言论书不胜书。

　　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溥儁便在宫中骄蹇横行，凌辱光绪。有一次竟指着光绪辱骂，叫光绪为二毛子，光绪训斥他，他竟以拳击光绪。光绪只好报告太后，慈禧震怒，命总管崔太监鞭挞溥儁臀部20鞭。溥儁被责后，他父亲大为愤恨，几天后载漪喝得酩酊大醉，约了庄亲王载勋和载濂、载禧带领了义和团60余人，鼓噪冲入大内，搜拿教士，嚷着要见光绪皇帝，口出不逊，也骂光绪二毛子。这时慈禧正在用茶膳，听到他们吵闹，大发雷霆，立刻传召荣禄入宫把端、庄二王叫到面前痛责，她说：“你们胡闹什么？想造反吗？我还在此就敢如此，废不废皇上，是我的事，载漪！我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撤除溥儁的大阿哥地位，赶他出宫，现在你们一齐给我滚出去！除了入值时外，永不许擅自入内。出宫前可先去给皇上叩首，求恩恕罪。”慈禧一边骂一边用手拍着台子，看起来真是气极了。然后又命荣禄把随同入宫的义和团为首头目20余人立时处决。荣禄领旨，乃把随载漪肇事的团民，绑了去东安门外正法。

　　吏部尚书立山曾和庄亲王载勋为了争一个艳妓媚菁有隙。立山曾长内务府，家资豪富，又得慈禧宠信，载勋曾向立山借贷不得，益加怀恨。义和团起事后载勋附和载漪，乃报私仇，诬立山家中有地道通教堂，立山遂被逮，由载勋前往搜拿，扣押立山的诏文非常荒诞：“钦命义和团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密。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惟该王大臣是问。”其后立山遂和许景澄、袁昶一同被害。

　　德国驻清公使克林德在清廷对各国宣战的前两天，就是光绪廿六年（1900年）五月廿三日，由东交民巷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中，与清军冲突被杀。克林德是一位男爵，于1853年11月20日诞生于德国普斯德姆，年轻时学过中文，做过德国驻粤领事的翻译官，1888年因在粤护侨有功，曾获德皇威廉第一颁给奖章，1896年担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后来调来中国，他的太太是美国人。

　　这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已有戒备，听说清军和义和团即将前来攻击，乃把留在北京的各国侨民全部集中在英国使馆内，各使馆联合武装抗卫，同时以重金派遣专差到天津求援。此后在北京各街市上，中西军士便展开激战，使馆区被围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俄国使馆均被焚，海关、教堂和各传教士所寓的房屋，亦悉遭焚烧。各国公使、外交人员及侨民既然受困于东交民巷，求救的信函均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遣派专差递送至天津。每次送信的专差可得银一百两至五百两，由此可知当时投送函件之困难。而每封信内都是说：“……情形十分危急，请火速发兵营救。”

　　武卫左军统帅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战死，是拳变后首先殉国死难的大将。死难经过情形甚为曲折，他是由于两面作战，一方面抵御洋兵，一方面又和义和团作战，终于在六月十三日战死于天津八里台。

　　拳变时聂土成统武卫左军驻芦台，直隶总督裕禄乃调聂军二营至涿州，一营防守津京路。五月初八日义和团焚杨村铁路，聂军派一支队往救，被拳民击伤数十人，聂军乃痛剿义和团，自此聂军和义和团成仇。慈禧闻讯乃令总统武卫全军的荣禄致书聂士成，劝勿和义和团作对，聂复书说：“团匪害民，士成守土有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于是聂军专守杨村以阻义和团。

　　五月十四日英提督西摩尔统各国兵入京，过杨村，聂军不让路，洋人见寡不敌众所以折回。清廷以为乃义和团大功，特予赏赐，却不及聂军。到了五月廿日聂奉命攻击天津租界，剧战八日，这是清军唯一和洋人真正战斗的一幕，如果没有聂军的苦战，则洋军早已攻进北京了。到了五月廿八日各国大军驰援天津，聂军因为久战无援，势始不支，但仍退守天津附近。

　　当聂军进攻天津租界后，义和团才出阵助战。聂士成对义和团极为不满，尤其认为倡议灭洋酿祸开衅的是义和团，可是在正式和洋兵开战时，真正抗洋的则是聂军，因此聂士成非常冲动，有一日和洋兵恶战后归营，忽然下令说：“今晚全力进攻团匪，明日再战洋人。”于是聂军四出，击杀义和团千余人，双方更成死敌。第二天聂军正和洋军苦战时，义和团出动了数十人驰赴聂寓，把聂士成家属全部掳走。

　　这时聂士成的处境实在困难极了，因为洋兵大举增援，聂军正和洋军苦战，甫告休战，忽听到自己家中老少被义和团劫走，于是引兵前往追寻。聂军移动时义和团乃狂呼说“聂军反了！”在聂军后防的清军竟发枪向聂军阻击，聂军因之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六月初四日武卫前军马玉昆来津增援，聂军和马军协同作战，又苦战了十天。

　　六月十三日晨直隶总督裕禄召见聂士成，聂应召赴制台衙门。裕禄未开中门，聂心知有异，及入督署，裕禄在书衙房内立候，脸色非常难看，手持一份电报，见聂后即将电报付聂。电报上是上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聂读毕即跪下。裕禄这时安慰聂说，上谕如此，其幕后原因不知。嘱聂再出战，如果战胜，裕禄即可力保。聂士成辞出后，穿朝衣补褂驰赴前线督军奋战，在八里台苦战一昼夜，没有饭吃，又没有睡眠，士兵死伤无算。洋兵用望远镜遥看，见清军中有人着补褂，知为大官，遂用炮轰，聂遂以身殉国，腹裂肠出。其部将统领周玉如、姚良才，营官徐照德、宋得胜都血战阵亡。聂尸入殓时仅清兵廿余人系白带送丧，天津文武官无一人临唁。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聂的冤枉才告大白。

　　天津之战剧烈进行时，清廷已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派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可是李鸿章到了上海不肯北来，而天津已难抗守了。

　　六月十八日，经过了三天血战，日兵首先攻入城门，天津遂告陷落，裕禄自杀。

　　洋兵占领天津后，军纪甚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尤以俄、法两国兵最残暴不通情理，德国兵亦甚横行，比较来说英、美、日三国士兵没有什么大滋扰。最恶作剧的是在街上专拉斯文人，令其拉人力车，洋兵则坐车上，有时还要拉车人戴了红顶花翎帽子。

　　六月廿三日，联军集合于天津，准备向清朝首都北京进发，联军人数约3．4万余人，内有俄军1万人，日军9000人，英军6000人，法军2600人，美军2500人，德国4000人，奥意军各150人。

　　洋兵由天津出发，第一站遭遇的清军阵地是北仓和杨村。在这一带清朝有重兵据守，由慈禧钦派李秉衡前来督师。当六月上旬，都城中一片沉重空气，李秉衡奉诏赶入宫中谒见太后，太后要他统领大兵，他亦欣然应允，慷慨誓师，这时天津已失陷，他于是驰至杨村部署一切。

　　攻占北仓是以日军为主，接着乘胜向杨村进击。联军分为三路，俄、法两军攻左面，美军攻右面，英军攻中部，日军则在右后方应援。清军在杨村不若在北仓那样顽抗，因此联军只花费了半天时间就把杨村攻克。

　　清军唯一阻遏洋兵由天津进向北京的一条防线崩溃，李秉衡自杀殉国。

　　在北中国，这是个炎夏季节，洋兵虽然得心应手，攻占了大沽、天津、北仓、杨村，但也感到非常疲惫。不过，兵贵神速，七月二日联军各将领在杨村举行了一次会议，认为清兵锐气已坠，败不成军，必须疾驰前进，否则援军赶来，则攻占北京实非易事，而如果不能攻占北京，则战争就不能够胜利结束。于是疲惫的洋兵仅休息了一日，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前进。

　　八国联军向清朝首都进迫，东南各省督抚便联合起来倡议自保自全，这一观念见于行动始自袁世凯。袁受任山东巡抚时，山东本是义和团崛起的发源地，又历经前面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鼓励，可是袁在山东不动声色地就把拳民赶出山东，因此整个拳变期间山东全境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洋教士被杀的事。袁世凯在东南各省总督巡抚的眼中虽是后辈，但他的才识和远见已经令到那些前辈刮目相看了。

　　东南各省督抚自拳变以来，就以电报往还，协商如何保境安民，同时亦敦促政府，希望补救。光绪廿六年（1900年）五月廿四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李秉衡、鹿傅霖、王之春、松寿、于荫森、俞廉三等联名致电荣禄，这封电报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禄。荣禄曾把这电奏呈慈禧，但太后没有采纳。后来李秉衡入京受命统军时，慈禧曾问起他为何列名在这封电报上，他则否认，并说是刘坤一等冒加他名，他未同意云。这封电报如下：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动，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人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挟钦使，擅杀新城、涞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余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并力之攻，况官兵弹药有限，鏖战日久，我无接济之械，彼增数倍之兵，江海各口俱封，各国分路攻扰，全局糜烂，如何支持。拳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敌官兵，近日在落垡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东交民巷又被洋兵击败，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抗战，断无此事。仰恳皇太后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恤，力任以后保护。明谕各省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决裂，悔无及矣。焦急惶悚，秉衡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吁请圣鉴，请代奏。”

　　此电拍发时，各督抚尚不知德国公使克林德已在先一日被戕于北京。

　　上海《申报》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六月初八日曾有一则译自《字林西报》的消息：“目下东南督抚大员，无不以联络邦交、剿匪安民为宗旨，曾备文照会各国驻沪领事，略谓：本部堂、本部院今已议定，无论北省有何举动，总当按照和约，力保各国官商，不使土匪横行，有伤各国旅人身家性命。惟各国须遣兵北上剿匪，不得调动大军至东南各省，致百姓骚扰，匪人伺隙滋生事端云。”

　　各省督抚和美英日等国首先接触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接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而李鸿章则已奉调再度接任直隶总督，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张之洞在五月廿六日曾有急电拍发给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们分别译转各国政府。电文曰：“北方拳匪违旨滋事，各国人口物业致遭损害，京内京外数百里，华商华民财产焚毁亿万。至戕杀日本使馆随员乃各官办理不善之故，实非朝廷意料所及。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使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惟李中堂抵津，尚须半月，而各国日内进兵不已，设或再有战事，将来更难转圜，徒令各匪乘机肆恶，良民多遭惨害。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劝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俟李中堂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若天津再有战事，则南方必将牵动，事机危迫，务祈迅饬施行，各省督抚意见相同，亦即有电达各国各部矣。”

　　美国国务院于1900年6月22日（即光绪廿六年五月廿六日）有一个备忘录给美国政府，备忘录说：“中国公使今早来访，把适才收到的两湖总督张之洞电文的大意，通知了国务卿，这和昨天收到的刘坤一电文大意相似。他说东南诸省现在平静，他和刘坤一是完全能而且决定要维持和平，并且在他统辖下的五省内，制止对于外人任何的危害。他请求美国方面要电示美司令官在这些省份内，当和平尚未破裂的时候，不要派遣任何军队或海军进入扬子江，并且要我们和其他各国开会，请求采取同样的步骤。伍廷芳先生希望美国在此点上的决定，尽可能的赶快通知他”。同一天美国务卿海约翰给清公使伍廷芳一函：“您给我的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的电报我已经呈给了总统。他对于电报内所提的保证，就是这些出色的封疆大吏们，决定而且相信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他们省份内的秩序，以及保护在他们管辖下的外人生命与权利的几点，很是高兴。他授权给我来对您保证，在做到这种情形时，他就无意派遣任何陆海军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我高兴地通知您，我已经把总督们的保证，连同我对您的复文，通知了我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及日本的代表。”

源济

十五、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光绪廿六年（1900年）七月十八日，八国联军已经越过了通州向北京进发，董福祥率领他的武卫后军围攻使馆已一月余，东交民巷使馆区竟以寡敌众，坚守待援。慈禧在深宫中获知李秉衡兵败战死，哭了起来，对王公大臣们说：“我们母子怎么办？你们说说看！”可是这时没有一个大臣说得出话来，大家相顾愕然。

　　七月十九日董福祥在广渠门和英美军接触，日俄军则攻至北京内城。廿日黎明，洋兵自广渠门、朝阳门、东便门入。英军占领天坛。董福祥自彰义门出走，纵兵大掠。董福祥作战甚勇，可惜既无政治认识，又无修养，当时慈禧倚他为重镇，岂能不败。据说他在北京时，根本不把荣禄放在眼中，有一次荣禄宴请武卫军各将领，他在席中竟呼荣禄的号“仲华”。在他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曾问荣禄索借大炮，荣禄坚予拒绝，所以拳变时期，荣禄和董福祥相处甚坏。

　　廿一日北京城陷，八国联军陆续进据京城，这时北京城内多成瓦砾之区，尤以东交民巷附近为甚。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是军事行动的最高峰。这次战役实际作战者，计日军步兵6600人，骑兵220人，工兵450人，大炮53尊；俄军步兵1830人，骑兵180人，大炮22尊；英军步兵1600人，海军150人，骑兵75人，大炮6尊；法国步兵4000人，大炮16尊；其他约2000人。

　　清兵在内城的抵抗比较激烈。联军方面以日军进攻最猛勇，所以日军死亡亦较多，大约伤亡200余人，俄军亦伤亡131人，美军伤亡40余人，法军伤亡9人，英军伤亡6人，总计约400余人。清兵守城的大约是3万多人，伤亡之数约4000人。

　　由于联军攻入北京，所以东交民巷使馆区也随之解围，还有许多孤立的天主教堂被围困，也因之得救。东交民巷被困将近50日，包括各国外交文员在内，能够作战的只有820余人，担任日夜轮流守卫，靠以抵抗的武器仅有美国大炮一尊、奥国大炮一尊、意国大炮一尊、挪威大炮一尊，还有50年前的大炮一尊，是临时在古董店买来的，安置在俄国炮架上，贮有意国火药发射。东交民巷的战斗，洋人兵士死了54人，伤了112人，文员死了11人，伤了19人。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乃分段划治，由英俄日美法德各军共同占领。

　　北京城陷前一日——七月二十日，慈禧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已无一人应召，太后对载澜说：“事已至此，惟有走了，你们还可为我侍卫吗？”这时大炮声隆隆，喜雀胡同一带流弹如雨，***和西长安门已相继失守。

　　晚间在宫中只有三位军机大臣，是王文韶、刚毅和赵舒翘，慈禧凄怆地说：“怎么，只有你们三人在此。其他的人都回家了，留下我母子三人不管，你们三人必定要随我母子同行。”又对王文韶说：“你年已高迈还要受这种折磨，我心不忍，你可以随后赶来，我们先走，他们二人都能骑马，必能护驾。”

　　二十一日天还未明，新任兵部尚书徐会沣入宫谢恩，到了地安门听到一片哭声，乃仓皇出宫。载澜入宫告太后，说洋兵正在攻东华门，慈禧穿蓝布夏衫，发不及簪，徒步泣泪而出。光绪也是一袭黑纱长衫，和隆裕后随侍太后至西华门外。慈禧乘载澜的车子，光绪乘英年的车子，侍从的王公大臣是载漪、溥暹、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和李莲英。

　　慈禧启驾前干了一件更伤光绪心的事，就是把光绪所宠爱的珍妃，推下井中。慈禧认为光绪对她不好，都是珍妃从中挑拨所致。珍妃的妹妹瑾妃落后，好容易追上殿后的载勋，才赶上逃难的行列。

　　宫中景色凄惨，宫女太监有跳水死的，有裹了细软逃出安定门的。溃兵入宫抢劫的甚多，炮声、枪声和人们号叫声乱成一片。北京城在清朝最繁盛时代，有居民400万，凤阁龙楼，数不尽的豪华，自洋兵占领，只剩得瓦砾一片，坊市萧条，狐狸昼出，鬼哭神号！

　　两宫一行至昌平，才得到光裕驼行孝敬驼轿三乘，离京城三日均是睡的火炕，无被无褥，无替换衣物，亦无饭吃，以小米粥充饥。这时甘肃布政使岑春煊从昌平赶至贯市请见，太后对岑痛哭。贯市有富商李某借了1000两金子给太后，这才抢着买了点应用物。昌平县令裴敏中不知下落，后来慈禧到西安后找到了他，勒令自裁。

　　廿二日出居庸关，至岔道，侍从兵丁不及200人，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膳，不够分给从官。这一天马玉昆率军追至。廿三日慈禧换乘秦奎良的轿子，到了怀来县，县令吴永接待照应周到，并且呈给慈禧一件皮衣，太后大喜。吴永把他夫人寝室让给太后住，媳妇的房间让给隆裕皇后住，签押房让给光绪住。慈禧一连声催开饭，自己替自己梳头。这情况好有一比：“落羽凤凰不如鸡”。

　　七月廿五日慈禧和光绪启銮西行，八月初三日至山西境，初六日至大同，十七日至太原，山西巡抚毓贤统兵驻固镇，太原自藩司以下都赴城外数里迎驾。以抚署为行宫，所有帘帷茵褥一切陈设器件，都是嘉庆时间准备巡幸五台山时所制办，后来御驾未至，遂存贮不用，储藏在太原藩库，此时用来迎驾，灿烂如新。慈禧蒙难多日，好似村妇，得见太原繁华景象，不胜感慨，乃在太原驻跸廿日，于闰八月八日起驾南行，廿六日入潼关，九月初四日抵西安，先至南院行宫（南院系督署），后移北院。北院系抚署。御驾所经街道用黄土铺垫，陕民悬灯结彩，跪迎道左。

　　陕西抚署变成行宫后，院外一切装饰全用红色，东西辕门字样亦用红漆涂盖，正门上竖直匾，写“行宫”二字，中左门均不开，由右门出入，入门有侍卫250人及一切仪仗。旁有军机处朝房、六部九卿朝房、抚藩臬各员朝房、侍卫处等，大堂空置，左房为内朝房，右房为退息处。銮阁中设一个宝座上盖黄布，二堂中又设一个宝座也盖黄布，左一房是召见处，右一房是亲王办事处。三堂中亦设一个宝座，左右为太后宫、东一楹是光绪宫、后三楹是隆裕皇后宫，西三楹是溥儁大阿哥所居。

　　慈禧到西安后常病胃痛，不服水土，夜夜失眠，啼笑无常。太监捶背，日夜不休。光绪反见轻松，身体亦康健，偶和太监嘻笑，但有时对太监也大发脾气。大阿哥溥儁到西安后，初时不曾出宫，养了一条狗，被光绪见到很喜欢，讨了去玩，溥儁不久又叫太监去索取，两人心里极不舒服。这时溥儁已失去慈禧的欢心，常被鞭挞，有人叹息说：“可惜一个候补皇帝，将来恐怕变成了开缺太子。”这位候补皇帝，不喜读书，专好音乐、驰马、拳棒。后来常和太监到戏园看戏，头戴韦陀金边毡帽，身穿青色皮袍，枣红色巴图鲁领褂，简直不知是何打扮。最喜欢看《连环套》和《拾玉镯》两戏，有时竟亲自上台打鼓拉胡琴。十月十八日在戏园争座位，竟率太监和甘军大战于城隍庙之庆喜园，结果太监受创大败，第二天乃把戏园封了，却不敢向甘军报复。又迷恋一个土娼，染上梅毒，仍不舍弃，四出求解毒药。光绪常和太监们坐地嬉戏，尤好画大头鬼，有时画一纸，填袁世凯之名粘于壁上，以小竹弓向之射击，然后取下来剪碎。足见其痛恨袁世凯之深。

　　军机处在西安时仍是荣禄问事，除荣禄而外有王文韶和鹿傅霖。三大臣上朝时，先由太监捧圆盘一个，上盖红绫引导，王居首，荣第二，鹿最后。王白发苍苍，面目清瘦；荣面扁发斑，身材中等，有足疾；鹿面浮肿，一无精神。召见时总是荣一人说话，王、鹿二位都重听。西安行在所有大臣只领津贴，一二品月支120两，三四品60两，五六品各支45两，七品以下30两，仅足糊口。

　　义和团事件，是清朝垂亡的丧钟。结束八国联军侵占北方中国的局势，除了又增添许多屈辱条件而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是守旧派的王公大臣以罪魁祸首的身份议处。

　　端郡王载漪先谪戍宁夏，随后，发往新疆充军。镇国公载澜谪戍安西。

　　大阿哥溥儁被废，且被逐出宫门，居八旗会馆。

　　庄王载勋先谪戍蒲州，一妾一子随往，后由葛宝华传上谕令其自尽。葛抵蒲州时天甫明，门外放炮迎接，庄王大骂：“何故无端放炮？”侍从说：“钦差葛宝华至。”及葛入即饬载勋听旨，宣诏毕，载勋说：“我早知必死，恐老佛爷也不能久活。”于是和家人话别，谕子曰：“尔必为国尽力，不要把祖宗江山送与洋人。”子哭不能答，其妾则滚地昏厥，载勋遂黯然自尽。

　　军机大臣赵舒翘亦赐令自尽，当赵被送往臬司处看管时，西安绅民集数万人求免赵死，慈禧亦不忍赵死，可是洋人认为赵是祸首，所以非赐死不可。由岑春煊捧诏前往宣读，赵先吞金，约二小时尚不死，和家人讲身后事，又痛哭老母90余岁见此惨祸，又说是刚毅所牵累。岑见赵语音宏亮，竟不能死，乃命人以鸦片进，又二小时仍不死，遂以砒霜进，才卧倒呻吟，以手捶胸，口说“难过”。这时又过了五小时，岑急待复命，乃用皮纸蘸烧酒，扪其面和七窍，共扪五次始气绝。赵妻抚尸痛哭后亦自尽。

　　山西巡抚毓贤初旨发往新疆，一路带病而行；再旨则正法，监刑官是按察使何福堃。毓贤正法前曾有终命书，并有自挽二联，

　　一为：我杀人，朝廷杀我，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有伤慈孝意。

　　臣死国，妻妾死臣，夫复何憾！只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永负圣明恩。

　　二为：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围攻使馆的董福祥已任甘肃提督，奉旨革职。董上书荣禄诉说不满：“……祥辱隶麾旄，忝总师戎，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中堂命令行非常之事，则祥冒死从之；中堂欲抚拳民，则祥护李来中；中堂欲攻外国，则祥拼命死斗；而今独委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欲得中堂之元者。祥以报国为心，自拼一死。将士咸怨，祥不能弹压，唯中堂图之。”荣禄得书乃赍董福祥50万金。

　　军机大臣刚毅亦为祸首，但他是在西行路上以泻肚子病死，逃难途中，身后萧条，连棺木都没有。

　　前左都御史英年在监禁中，以污泥蔽塞满口而死。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最被后人传诵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和名妓赛金花的艳事，但这是完全虚构的，赛金花曾去找过瓦德西，可是两人根本没有见过面。《梅楞章京笔记》记此事比较可信，兹抄录如下：

　　“当德法联军自保定西进，其先遣队于娘子关附近，竟遭地雷轰炸，全军尽没。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元帅，闻报震怒，命在北京打磨厂设立之北京知府（实系德军之军法处长）格耳，派军医官26人，下士52人，分布北京13门。凡男人之出入城门者，均按照德国军检验入伍兵体格章程，强迫检验。结果每100人，凡18岁至60岁者，竟有95人合德兵体格，因此停止西进。德国格知府翻译，系厦门海关三帮办葛麟德，嗜好甚多，每至赛金花南妓处吸阿芙蓉，故石头胡同各妓寮，如有德兵侵犹者，必靠赛转恳葛麟德宽恕或查办。

　　是时，丁士源与王文勤之子，日赴赛寓酬应。赛曰：葛大人，吾等空相识月余，前恳君携赴南海游览，君虽口诺，而终未见诸实行。葛曰：瓦德西大帅于南海紫光阁办事，军令森严，吾辈小翻译不能带妇女入内。语至此，葛遂询丁曰，闻阁下曾入内谒瓦帅数次，昨日又谒参谋长，为办理掩埋善后事，阁下或能携彼入观？丁曰：可，惟赛必须男装。赛闻之大喜，遂昵丁进行。丁曰：余须先观汝男装有否漏洞，然后再定。赛遂散发编辫，头戴四块皮帽，擦去脂粉，着一灰鼠袍，金丝绒马褂。装竟，丁王两人，觉其颇似一青年男子，乃曰：装似矣，莲步将如何？丁王乃怂恿赛购缎子靴一双，以饰其莲翘。赛遂命窑伙即往买靴前来，用绒布两大块分包双足。穿靴后，试行步履，颇觉自然。丁谓赛如能骑马，即可作为跟人带入。赛异常高兴，即请试乘丁、王两人带来之跟马。于是葛、赛、丁、王四人乃分乘四马，游行石头胡同，觉并无破绽，遂约于翌晨十时同往。赛即留丁、王、葛三人同宿彼处。次晨起床，葛回打磨厂办公处，丁、王乃携马夫及赛由丁在前分乘四骑出石头胡同，经观音寺越前门至景山三座门。守门美兵，询丁曰：何处去？丁对以谒瓦元帅。美兵即任四骑入门。法国水兵守门者，又询以何处去？丁对如前，法兵亦任之入。过金鳌玉蝀桥时，赛于第三骑大呼曰：好景致，好看！丁曰：勿声。迨至南海大门，告守门德兵以谒瓦元帅。兵曰：今晨瓦元帅已外出。丁曰：参谋长在否？兵谓亦与瓦元帅同出。因不克入内。及归赛寓，已钟鸣一下。午餐后，丁、王分别返寓。丁寓居有钱塘钟广生及浏阳沈荩，帮丁办理掩埋事宜，见丁迟归，乃谓丁昨宵未归，必有妙事。丁遂将一切经过向彼二人详细说明。钟、沈退回自室，遂各戏草一稿，一寄上海游报李伯元主笔，一寄上海新闻报主笔，谓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与瓦德西元帅如何如何，说得活灵活现，因此瓦德西元帅回国后发表剿拳日记以反证之。妄人又构《孽海花》一书，蜚语伤人，以讹传讹，实不值识者一笑。瓦帅既止西进，各公使遂与李文忠开始议和条件。”

　　联军既占领北京，即于七月廿日至廿二日，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据联军统帅瓦德西（西历十月廿二日）向德政府所提报告，对于各国军队抢劫情形，说得非常详尽，特抄一部分如下：

　　……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所劫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英国）军队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之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为。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此外关于清宫及颐和园的被劫，瓦德西亦有叙及。他在这一报告的最后并总括地说：

　　“所有中国此次的受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仍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另有一位亲身参加奸淫抢掠活动的英使馆职员甫特南威尔曾著《庚子使馆被围记》，更为淋漓尽致。

源济

十六、辛丑和约

　　李鸿章在北京沦陷后才到达天津，他这时的官衔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武卫军统帅及议和大臣，这些官衔对于八国联军所占领的天津是发生不了作用的。他之所以受洋人尊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他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八月间抵达天津，几乎是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抵津的时间相同。可是他们两人正式见面则是九月廿四日在北京会面的。

　　瓦德西事后五天曾向德皇作一详细报告：“……余曾接见庆亲王及总督李鸿章。李氏首先到此，庆亲王刚迟廿分钟始来；两人共在余处计有一点钟之久。从谈话之中余遂觉得该两人均有急望和议开始之意。……李鸿章请命赐给彼之差官一种护照……余对于中国官厅，必须其诚心依照余命而行者，方能容忍。今日余曾往答拜两先生，在庆亲王处仅作一番无关重要之谈话，但彼要求从速开始和平会议之意却曾表示出来。余给李鸿章先生一图，其上余曾划有上述占领区域之范围。李氏颇嫌其宽广。余从李氏屡次提及进兵张家口一事之中，可以明白盾出此举颇使彼忧惧，且由此足以证明余之进兵该地可谓颇得其道。……”

　　光绪廿七年（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廷接受了八国联军所提的议和条款，这就是著名的《辛丑条约》。其要点为：

　　（一）中国遣使赴德日两国道歉。

　　（二）惩办祸首大臣。

　　（三）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两年，期满得再展延两年。

　　（四）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卅九年偿清，合利息共计银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

　　（五）北京划定使馆区域，区内由使馆团管理，各国并得派兵防守。

　　（六）毁大沽至北京间之炮台。天津、北京、山海关间之交通要地，允许各国驻兵。

　　（七）清廷允许张贴“严禁仇外”之上谕于各地。

　　（八）清廷对任何设立仇外之会党立刻正法。

　　这次屈辱的条约，是在联军枪杆下被迫签署的；列强本可瓜分中国，只是由于本身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所以中国在这时候才侥幸不被瓜分，而仅被迫签约，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这个《辛丑条约》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外签定条约中的最屈辱条约，由于这个条约，使中国京城的大门洞开，使以后几十年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

　　义和团烟消云散，可是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一）世界各国并不去检讨这次事件形成的原因，而严厉指责义和团行动粗暴，指责中国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指责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二）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洋武力开始侵略中国，但每次战争它们所击败的只是清朝政府，一般民众和守旧士大夫，在心理上并未屈服。义和团事件是清朝政府、中国卫道的士大夫、以及广大的农民汇合凝聚而成的力量，他们以符咒和拳棒去和西洋枪炮相对抗，结果彻底地失败了。经过这次惨败，清朝野都都不敢轻外仇外，民族自尊心完全丧失，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媚外心理，这种心理影响了中国以后数十年。

　　（三）督抚权力增加，演变成后来军阀割据。因为拳变期间，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和列强约定，各省自保。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和教堂，请列强勿进兵东南各省，这一举措在拳变之后受到清廷的承认和嘉勉，遂使各省督抚形成半独立局面。

　　（四）中国有志之士认清一点：就是腐化的清朝政权，非推翻不可，欲救中国，非革命不可。

　　（五）最明显的结果，是清朝政府中老的一代死的死，被淘汰的淘汰了，众望所归的唯一人物是袁世凯，他取代了李鸿章的地位，从而为未来的北洋军阀一系奠定基础。

　　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变时，不仅成为有名望的督抚，堪与刘坤一、张之洞等齐名。且由于他在北方，各省督抚向北京的奏报都是由他转递，加上义和团肇始山东，自袁接任山东巡抚后，山东省境内太平，因此无论中外人士对袁都刮目相看了。

　　北京陷后，两宫出奔，在蒙尘途中曾电谕李鸿章，命他火速前往北京与洋人议和。袁亦密电李鸿章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称，各国并无他意，深盼李相能说庆亲王共商议和事。”

　　如此一来，袁对国家大事，也取得了发言权了。

　　慈禧和光绪在赴西安途中，追随左右的全是守旧派大臣，由于这些顽固派的包围，所以谈和时，洋人也心存疑虑，因此袁和李鸿章便密商促成荣禄能尽速前往行在，俾慈禧左右能有一进言之大臣。荣禄在北京失陷时，对于守旧派垄断朝政，深感灰心，经李、袁的敦促，乃趋赴西安。而慈嬉对荣禄仍极信任，不久荣禄便成为极重要的军机大臣。自荣禄重被慈禧所宠信，袁的发言权便大为提高。在这期间，他和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联成一气，而李鸿章在北京，荣禄在西京，因此他的意见可以四通八达，他的地位便日益重要了。

　　当和议达成，八国联军即将撤兵时，京畿重地必须有清兵驻守，以维治安，李鸿章急电请袁派姜桂题率兵先赴河南，以备接替。当时姜桂题正在保护青潍铁道工程，袁于是即拨防营前往递补，并饬姜桂题立即出发，待命前往接替八国联军。

　　光绪廿七年（1901年）四月廿九日袁世凯的亲生母亲刘氏病逝。原来刘氏和袁的嗣母牛氏都是住在河南项城原籍，牛氏去世后，袁乃迎养亲生母到住所，随袁宦游各地，主持家务。袁丁丧后遂电辞山东巡抚，可是他这时候是各方所瞩目的大臣，山东全身司道百官和地方绅士，都纷电西安行在和李鸿章处，请旨夺情。五月一日上谕给袁丧假一百天，袁有哀恳电云：“五月初一日恭奉谕旨，以世凯丁本生母忧，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捧读之余，感纫泣血，伏念时势阽危，至今已极。联军尚未尽撤，伏莽益复横行，臣母病中，时勖臣以损顶摩踵仰酬知遇，并以病躯支离，未得亲见回銮盛典为词。迨至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犹复举手西指，泪满衣襟，是臣上报君恩，似未可一意固辞，下承母训，尤不愿再三虚让。惟是窀穸未安，方寸已乱，设身膺墨，而手惓簿书，非但为千古之罪人，亦恐负一时之清议。傍徨午夜，屡绝粥饘，恳准百日内开缺离署，扶榇返里，俟葬亲事毕，遄返东省，当专任营务，稍尽翊卫巡防之任。倘冬春之交，时局大定，再恳许臣回籍终制，此则乌哺私情，以必得所求而后已也。”五月十一日慈禧温旨慰留，同时派员代表太后赐祭。

　　袁的生母刘氏和嗣母牛氏本是妯娌，她们都是旧社会妇女，受的全是旧礼教薰陶，两妯娌对于这个能干儿子都很宠爱。袁在山东巡抚任内虽为时只有一两年，但他已成全国瞩目人物，项城袁家的人很多都济南，而袁也大力整修项城的旧居。刘太夫人一直随袁在济南，刘氏物故后，袁一再恳辞山东巡抚以守制三年，这不过是旧中国的礼教习惯，其实袁这时不止是辞卸不得，而且好运还才开始呢！

　　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有一件新政，就是在省城济南设置大学堂。不过这所谓的大学堂，是小学、中学、大学的一贯制，共分四级，第一级称“蒙养学堂”，挑选幼童自七岁起至14岁止，为时八年，讲习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算术。毕业后升入第二级称“备斋”，讲求浅近政治、艺学，两年毕业。毕业后升入第三级“正斋”，研读四年，分科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共十门。毕业后升入“专斋”，以两年至四年为期。专斋课程俟正斋毕业后再订。每年经费预算6万两，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这就是最早的山东大学堂，后来虽然未照这计划进行，可是，袁总算是一个首创者。

　　中国士大夫阶级都有浓厚的重农轻商观念，袁则认识商业发达，可以富国裕民，所以他在山东农商并重，因此首创商务总局，以道员唐绍仪总司局务。又设筹款总局，整饬土药、烟酒各项杂税厘捐。并且派遣道员马廷亮往日本搜集日本银行铸造银圆的办法和章程，以及印刷钞票的办法等等。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所有措施都算得上是新政，正因为他是新政，和守旧的顽固派对比，显得突出，政治是多么的现实，他当年以出卖维新派、打倒新政而鸿运当头，如今他却以行新政而赢取时誉。

　　袁曾得意地告诉幕僚们说：“此次拳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搘拄，国事尚可问乎？”袁所谓的四人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他自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光绪廿七年（1901年）九月廿六日，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王公大臣正在回往北京途中，这天是由河南省巩县抵达汜水县驻跸，得到李鸿章自京电奏：“病势危笃，请速派大臣接替，以资镇摄。”这时奕劻已由北京前来迎驾，俾让两宫在还京以前详知谈和情形以及北京近况，李鸿章突然病重，所以电奏两宫，希望速让奕劻赶返北京，继续和议。慈禧和光绪阅电都非常担心，因为奕劻虽已出京，但尚未赶到。慈禧这天以极忧郁的颜色对随驾的吴永说：“大局未定，李相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可以分担？”

　　第二天，九月廿七日两宫自汜水赴荣阳，傍晚接到北京急电，李鸿章于午刻逝世，慈禧和光绪听见这个噩耗，饭都吃不下去，随驾大臣乃至宫监卫士都有梁倾栋折的感觉。慈禧和光绪立即召见荣禄等大臣，太后决定三个主要人事命令：

　　一、王文韶着署理全权大臣。

　　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着周馥护理。

　　三、山东巡抚着漕运总督张人骏调补。

　　十月初二日两宫驻跸开封，河南全省文武均在城外迎驾，行宫陈设壮丽，俨然有内廷气象。奕劻由京师赶到，立即获得召见，询问京中情况至为详尽。第二天再召奕劻，奕劻把李鸿章的最后奉疏奉呈，两宫都为之流涕。

　　李鸿章的遗疏全文于后：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日发布一道上谕：“奉懿旨，略谓上年京师之变，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廷攸赖。近日因病，然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力疾从公，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乃骤患咯血，遽尔不起，艰危之交，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前已加恩云云。着再赏银五千两治丧，立功省分建立专祠；政功战绩，宣付史馆。伊子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着以四品京堂用；李经方服阕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能、李国焘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云云。”

　　初四、初五、初六均在开封逐日召见奕劻，并于初五日颁上谕：“奉懿旨，奕劻着加恩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肩舆。”初六日命奕劻启程返京继续办理议和以及准备两宫回京事宜。

　　李鸿章的去世，使袁世凯成为北洋正统的领导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人物，虽然光绪对袁的擢升很不开心，可是这是慈禧的主意，光绪如何可以反对呢。

　　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虽由慈禧决定，有人却说是李鸿章遗奏保荐，又有人说是军机大臣荣禄向太后力荐。不管是谁的保荐，问题在于慈禧对袁有好感，信任他的忠实，欣赏他的才干，使袁以一个普通的道员，在五六年时间便爬到督抚地位，更特别的是直隶总督简直等于督抚团领袖，担负拱卫中枢的重大责任。

　　相传李鸿章临死前有遗折奏保袁为继任人，但在《文忠集》内却无此奏稿。同时袁的任命是在两宫回銮途中得李去世电的第二天即降旨，所以李纵使有遗折荐袁自代，可是袁的大命却是直接出于慈禧的圣眷。

　　袁因有李的遗疏荐贤的传说，愈发见重于世，据说代李拟稿的是于式枚（号晦若）。荐袁是用“附片”，附片也是清朝一种官书，遇有机密，誊之附片上达，可以留中不发。附片中有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袁后来有致于式枚一函，答谢于代李草疏荐己，函云：

　　“……节相骑箕，天下共恸！弟识陋望浅，何敢作此替人？乃承示以疏稿，竟过许：‘环顾宇内人才，无出世凯右者！’此虽出节相之口授，实亦由足下之成，弟当诏示子孙，永铭大德。兹随函奉上古董八件（另附一单于函末），戋戋聊表谢忱。……”

　　这一年袁世凯43岁，与当时的有名望的大臣和督抚比，实在太年轻了；因为他的三位前任，荣禄已快70岁，李鸿章79岁，王文韶68岁，袁世凯的年龄足够做这三位前任总督的儿子。

　　袁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后，由于丧服在身，所以坚辞朝命，慈禧不许，于是他先把左右的人事作了一番部署，副将张勋、守备孟恩远、都司曹锟、吴凤岭等都蒙奏荐嘉奖，又特疏保荐唐绍仪。唐自朝鲜起便一直追随老袁，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曾创设商务总局，唐绍仪便以道员总揽局务，拟定各项规则，办理颇有成效，可算是袁的左右手。

　　光绪廿七年（1901年）十月初十日，袁世凯一切安排都已就绪，乃把山东巡抚篆务交给护理巡抚布政使胡廷幹，然后于十一日自山东起程北上，唐绍仪随行。十月十六日抵河北高阳，直隶护理总督周馥派人捧直隶总督大印来迎。十七日袁接收印绶，即日履任视事。

　　袁接任后的第一道人事命令，是派唐绍仪为津海关道。唐深通洋务，在朝鲜时也是主办关务。还有一个巧合，护理总督周馥在十五六年前也是任津海关道，那时袁在朝鲜，便和周订交，甚为莫逆。周馥一直在直隶省任职，后来做直隶臬司，最后是直隶按察使。他是按步就班地往上爬，而他的老朋友却出将入督，不过几年时光已变成著名的督抚，并且回到直隶做他的顶头上司了。

　　当袁奉派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两宫在开封行宫于九月廿八日再颁上谕：“奉懿旨，以回銮在即，颁赏有功人员，李鸿章再赐祭一坛，伊子李经迈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庆亲王奕劻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余如联芳、那桐、张翼、周馥等，均升赏有差”。其后三天又颁上谕：“盛宣怀、赫德均赏加太子少保衔”。

　　袁在直隶任内第一件参奏，是请两宫惩办此次肇变祸首，将董福祥明正典刑。袁对董的恩怨，一方面由于董在武卫军时代以助义和团而恣意胡为，同时因董在不久前曾向荣禄威胁，袁这一奏疏使荣禄最为满意。

源济

十七、北洋大臣任内

　　北洋大臣的业务有许多牵涉到外交事务，所以清廷总是选择通洋务的大臣来担任这个职务，尤其当八国联军侵占直隶之后，直隶总督辖区内自然有许多和洋人分不开的关系。

　　直隶总督衙门设在天津，可是天津已在八国联军占领下。《辛丑条约》签订后，洋兵交还天津时，曾照会清朝政府，提出一个条件，是在天津周围廿华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这实在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条件，试想堂堂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竟在他的衙门所在地没有军队保护，真是非常不合理的。袁世凯处理这个问题充分表现出他的明智。他在所辖部队中抽调出精锐的3000人，编为“巡警营北段”，派段芝贵率领，用维持治安的名义进驻天津，以1500人驻札天津市区，另1500名则分驻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地。这些曾经过严格陆军训练的巡警，纪律严明、精神壮旺。此一措施对于地方治安的确保，收到极为成功的效果。接着为了加强巡警工作，又添募马队巡警50名，消防巡警100名，予以认真地训练和管理。同时又有小汽船三艘为巡缉河海之用。还创设了一个巡警学堂，延聘外国教师担任讲习，使警察人员有专门教育。清朝有正式的警察便是从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开始的。

　　当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曾共同组成了都统衙门管理天津的行政和民间诉讼，联军撤退后在天津还留下洋警察为都统衙门的象征力量。袁世凯莅任后，即进行收回天津治权，派唐绍仪和八国委员签约。于光绪廿八年（1902年）七月十二日正式接管天津，撤去都统衙门，洋警察自然随之撤走。当时，关内外铁道都在英俄两国管理中，袁于八月初六赴山海关，会同俄国提督验收关外铁道，包括：由山海关至营口已成线700余里，由沟帮子至新民屯未成线200余里，包括沿铁路线所有厂房设备。。八月廿六日英公使到天津，会同英国提督交还关内铁道823里，也包括所有厂房设备。

　　还有开平煤矿问题。原来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开平煤矿的监督张翼奏募外国股份改为中外合同会社，他的理由是希冀保全矿产，于是他收受英人5万金镑，而在签定条款时则把矿池、河道均交付接办人永远执守。这简直是卖断，不要说清廷不知，大约张翼本人也不很清楚，直到有一天开平煤矿局局员杨善庆在局中升起“国旗”，英国竟宣称这是英人土地，不得悬挂黄龙旗，且有张翼卖断的各种凭证。袁乃请北京外务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裁撤后改为外务部）通知英国公使，声明张翼卖矿的私约，政府不能承认。同时请旨惩处张翼，责令克期收回煤矿。

　　当洋兵占领天津时，比利时人得清政府许可，准其在天津设立电车电灯公司。袁在直督任内，比人依照已签条约要求开办，袁不答应，认为以前所定的条款丧失权利太大，必须修改，比国使馆与清外务部几经交涉，均因袁坚持立场而无法获致结果。最后另订新约，以50年为限，每年赢利先缴地方官，提三成半给股东，倘使用民地，则由公司付租。50年期满后，一切轨道、房屋、木材、地基、机器车辆以及各种产业，均归直隶总督衙门所有，交还时并须修整完全，不得伤损，开办时先缴银五万两作为兴建天津御河铁道及安装排泄濠水机器之费用。

　　光绪卅年（1904年）袁的老朋友又曾做过他老师的南通状元张謇致书于袁，请袁促成清廷“立宪”。这封信洋洋洒洒千余言，函略云：“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云云。洋洋千言，袁非常佩服。

　　这时候朝野一片促请立宪声浪，加上日俄战争的结果，君主立宪的小国日本，竟战胜了号称强国又是君主专制的帝俄，更证明君主立宪是一件顺人心的大事。清廷不得已，乃成立一个“考察政治馆”，同时接受袁请派亲贵出国考察政治的建议，乃派遣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出洋考察宪政，以作敷衍，借以拖延时间。光绪卅一年（1905年）八月廿六日，五位大臣自北京启程出国，到前门外车站上，却被一位潜伏车站的刺客投了一颗炸弹，炸伤载泽和绍英二人。于是出国考察之行展期，九月才再度成行，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了徐世昌和绍英。绍英是伤势未痊不能成行，徐世昌奉委了一个新职务。这个新职是因为五大臣遇刺事件发生后，适应形势要求而增设的一个机构，也是袁世凯所建议：设立一个巡警部以统筹全国治安工作，集中事权。这个新衙门的首长也是袁世凯所保荐的，巡警部尚书是徐世昌，巡警部侍郎是赵秉钧。谋刺五大臣的刺客是桐城人吴樾，他是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他这颗炸弹又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便是使袁借此机会抓到了清朝的警察权。

　　光绪廿八年（1902年）九月十七日慈禧准给袁丧假40日，让他回籍安葬生母刘氏，并追赠刘氏正一品夫人，赐祭一坛，命河南巡抚代祭。这些在清朝都是无比的尊荣。袁遂于九月廿五日把直督交由藩司吴重焘护理，于十月初八日返抵河南项城。这趟归来可算做“衣锦还乡”，河南巡抚远道迎迓，地方官员都是倾城迎接，场面非常荣耀。袁和夫人于氏、五位姨太太及儿女多人一齐回乡，很隆重地办完了这场葬礼。乡人们都盛称这位袁母刘太夫人有福气，一直等到儿子位极人臣才下葬。

　　袁在原籍只停留了14天，他返回天津前，取道东南，由信阳乘车至汉口。十月廿三日偕湖广总督端方参观炼铁厂和兵工厂。然后改乘汽船抵九江转江宁，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会晤。然后到上海拜访吕海寰和盛宣怀。于十一月三日乘海圻轮北返，两天后抵达秦皇岛，转道回天津任所。

　　中国第一个军乐队是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内建立的，正式使用则是在光绪廿九年（1903年）三月慈禧和光绪行幸保定时。原来中国虽是礼乐之邦，可是军乐的使用各个朝代都不同；唐朝时唐太宗非常重视，到宋朝以后便渐渐忽略了。西洋隆重的军乐给袁世凯一个深刻印象，于是他便组成一支军乐队，所有乐器完全采用西洋的。这次两宫行幸保定，军乐队便在车站迎驾，慈禧和光绪下火车后，袁世凯率领百官跪迎，这时军乐奏了起来，最妙的是所奏的曲子竟是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因为当时清朝没有国歌，更没有其他迎接帝王大典的曲子，军乐队只会奏几只世界各国国歌，好在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更不知道当时应该奏什么曲子。慈禧和光绪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玩意，所以极感兴趣，她轻移御步走到军乐队前，很仔细地端详这些乐器，并且用极兴奋的口吻打听这些乐器的称呼，什么大喇叭、大鼓之类。袁世凯一一为太后解释，他这洋玩意确实把老太后唬住了。

　　不过，随侍在慈禧身边有一位曾经到过欧美各国游历的德龄公主当然见过军乐队这玩意，也懂得奏马赛曲来迎慈禧是极可笑的事，但她不敢把这西洋镜拆穿。同时她觉得袁世凯建立军乐队总是一种迎合时代的东西，而清朝又没有正式的曲子，所以她在事后有机会和慈禧谈到军乐时，便作建议说：“老佛爷世界各国都有国歌，咱们大清也该有国歌。老佛爷出巡或是有国家大典时，军乐队奏起大清国歌，才叫庄严呢！”慈禧听了大感兴趣，顺口答说：“是嘛，赶明儿叫个人作一支唱唱！”虽然这么说，说过也忘了。因此清朝时袁世凯虽然组成了一支军乐队，可是却始终没有国歌。

　　光绪卅年（190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寿诞，全国都热烈庆祝，而北京皇宫中更是喜气洋洋，上上下下最感兴趣的是欣赏各大臣献给太后的礼物。这些礼物都是海内外的奇珍异玩，应有尽有。谁也没有想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呈献的礼物是什么？因为像张之洞每次呈献慈禧寿诞总是价值连城的翡翠绿玉。据说张之洞是最懂“玉”的专家，慈禧也最欢喜他的礼物。但这一年袁世凯却出了大风头，他的礼物是一只鹦鹉，红嘴啄，彩色羽翼的鹦鹉。宫中都很奇怪，以袁宫保受慈禧如此宠信，又是首席总督，为何寿礼如此菲薄呢？当鹦鹉装在笼子里呈到太后面前时，奇迹出现了，鹦鹉竟对着太后用纯粹京腔说：“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来老太后可大乐了。这年的寿礼中袁世凯的鹦鹉出尽了风头。

　　北洋大臣时代的袁世凯，俨然已是当代名臣，这一时期他集中智慧和心计在培养自己的力量，他练新军、办军事学校，加强自己的干部。对于干部除了用金钱收买外，还使用一套旧社会的统御术，让这些干部认他做义父或是老师，至于和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王公大臣们，则用结成儿女亲家或拜把兄弟来加强联系；对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则收他们作义子或门生；对一般北洋军的士兵们，则指使私党在各营中供奉袁的“长生禄位牌”；同时经常散播：“袁宫保是北洋军的衣食父母，有了袁宫保就不怕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他懂得曾国藩和李鸿章成功的因素，由于时代不同，他没有靠战争建立武力的机会，但他却因为列强欺侮而获得练建新军的机会，因此他仍可以媲美曾、李。他和曾、李都遭遇到同一个难题，就是汉人无论替清廷出了多少大力，但最终都不会得到清廷的信任，这就是当年曾国藩惴惴不安的原因。所以他在功业一帆风顺的过程中，并不自足，相反地经常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尽可能地把清廷贵胄拉出来作为掩护，以减少清室贵族对他的猜忌心。所以他在山东巡抚任内，就奏调旗籍道员荫昌佐赞军务；署理直隶总督时，则挑选八旗子弟3000人参加新军训练，同时奏保旗籍道员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参预新建陆军训练工作；实授直隶总督后，建议成立京畿督练新军处，推举奕劻为督练大臣，而自任副手。这一切都说明袁在壮大自己力量的时候，对于消除满人的猜忌，化了极大的心机。

源济

十八、北洋军系的形成

　　武卫军已名不存，实已亡，袁世凯的野心因而可以借机扩展。当时的北洋大臣又兼练兵大臣，袁自朝鲜回国后，就是因练兵而赢得各方称许，如今他已掌大权，更可发挥了。于是他奏陈改革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十九条”，获得清廷认可。派王英楷、王士珍分赴各地，精选简募壮丁6000人，又选派武卫右军卒业50名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并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王英楷为总参议。袁世凯则自任全军总统，正式改名为“常备军”。

　　常备军可以算做中国正式陆军的开始，袁世凯计划先编成常备新军左镇和常备新军右镇两个军制。每镇辖步队二协，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全镇官兵共12512名。当时的军制，所谓镇、协、标、营、队等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两镇为一军，是一种战时组织，统率这一军的名叫总统或军统。统制或翼长就是后来的师长，协统就是后来的旅长，标统就是后来的团长，管带就是后来的营长，队官或哨官就是后来的连长，帮带或督队官就是后来的副营长。还有一种混成协，是不同兵种混合组成的一个旅，其规模比普通旅大。

　　常备军建立后，王士珍任第一协协统。其后又成立了第二协。当时袁世凯有个新规定，是“用人唯才”，因此新军所有高级将领必须经过考试，成绩最佳的出任高职。第二协成立后，举行了一次考试，考得最高的是冯国璋，因此便由冯出任第二协协统。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的三个重要干部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王是龙、段是虎，冯是狗。袁对这三杰一视同仁，不分轩轾，这是袁的统御术，要他的三个重要干部平衡发展，以便互相牵制，便于控制。常备军的协统由考试选拔时，王士珍和冯国璋都当了协统。因此袁对段祺瑞感到非常遗憾。在第三个协成立时，袁怕这位成绩不佳的段祺瑞，仍考不上，乃在考试前把试题偷偷告诉了段，这才使段考上了协统。由于这件事使段毕生为之感动，常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

　　常备军的成立，是袁以方面大任组织中国正式陆军，这就是后来北洋军的源始。

　　光绪卅年（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了一二三镇，由王英楷、吴长纯、段祺瑞分任统制。光绪卅一年（1905年）又成立了四五六镇。第六镇是由“巡警营北段”扩充编制组成的。段祺瑞由第三镇统制调为第四镇统制，张怀芝、冯国璋分任第五、第六两镇统制。不久袁又将第三镇和第六镇两镇的番号互相调换，段祺瑞又被调为变更了番号的第三镇统制。这个新的第三镇本是第六镇，它的前身就是“巡警营北段”，所以其中将领都是北洋各镇的骨干，可以算做北洋各军中的核心部队。这第三镇驻防娘子关时，有一个士兵曾打了洋教官一个耳光，惹出了外交麻烦，袁乃派段芝贵接任该镇统制，直到几个月后事态平息，才叫段祺瑞复职。

　　在北洋军不断扩充过程中，各镇统制经常调来调去，如段祺瑞就先后担任过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这显示袁对干部的使用，决不让他们自己形成一个力量，只把他们当作一张牌在打。

　　袁世凯虽然使用一切手段来敷衍、拢络皇室亲贵，可是随着他的权位和势力膨胀，皇室贵族对袁的疑忌也是日益增大。早在小站练兵时，就有满族大臣说过袁的坏话，并且指使御史参劾袁。到了光绪卅二年（1906年）清廷中满族排挤汉族的风潮发展到顶点，袁的处境也遭遇到空前的艰难。

　　这一年秋天，清廷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彰德大操，指定大操地点在安阳、汤阴、淇县之间一个地方举行南北新军大演习。参加会操的，北军是第三镇统制段祺瑞部，南军为第八镇统制张彪部。这所谓的南军和北军，是以驻防地点来区分的。第三镇驻防石家庄和娘子关一带，所以称为北军；第八镇驻防湖北，所以称为南军。这次会操时间定为一个星期。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总参议兼中央审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派来的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员。这种安排显示出清廷是有深意的，阅兵大臣满汉各一员，南军审判长是汉人，北军审判长是满人。这时满人中排汉最激烈的是铁良。铁良爬得很快，由道员不几年就做了兵部大臣，其特点就是排汉，受到满族大臣的拥戴。铁良的重要干部之一是良弼。良弼在满族中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后进，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不久就表现得不同寻常。袁惯于用私恩收买别人作他的工具，见到良弼是满族中的人才，遂邀请他担任第六镇的标统。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一下子就做到标统，在当时是很稀有的事情，可是良弼竟薄标统而不为。

　　袁世凯最特出的长处就是机警，他看出满族贵胄少壮派对他极不满意，而他这时也没有力量可以抗衡清政府，因此，他在彰德会操后就向清政府奏请调整军事指挥权，建议把第一镇、第三镇、第五镇、第六镇四镇的兵权改归兵部大臣直接统辖，只留下驻扎直隶省境以内的第二镇和第四镇以尚须训练为理由，请仍由直隶总督统辖。

　　袁这个建议或许是恰合时机，因为建议立刻被接纳，并且立刻派满族将军凤山接替袁的京畿督练新军处会办，同时接替袁所交出的北洋四镇指挥权。有一个传说是：袁这时如果不交出兵权，他很可能要遭遇到严重打击。可是就在紧要关头，他自动交出了大半数以上的兵力，使得一般反袁的人无话可说，同时慈禧仍很信任他，奕劻也全力支持他。而且他手中还握了两镇兵权。为了安慰袁，清廷补授袁长子克定为农工部参议。

　　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日本士官系占了极重要的地位，日本士官系并不属于北洋派，但日本士官系的学生在北洋时代亦曾扮演了重要脚色，因此必须在此作一个交代。

　　原来清朝政府的建军工作，是以甲午战败为其开始。日本政府为了迎接中国的建军潮流，特在“成武学校”以外，加设“振武学校”，这两个学校都是初级军事学校。振武学校的主要学生，都是由中国前往日本投考军事学校的青年。日本的军事教育规则，初级军事学校毕业生，必须先送入联队（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的实习，入伍期由半年至一年不等。这种实习在日本人称呼为“士官候补生”。实习期满，便以下士资格派入士官学校肄业，肄业期一年到一年半。士官学校是日本的中级军事学校。士官毕业后仍须派回联队为士以上的实习，实习期由四个月到六个月，期满后以少尉资格录用。

　　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籍学生全体提前入伍，故士官班停办一年。这时中国学生曾推汤尔和、钮永建为代表，由日返国，向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愿，要求清朝政府不得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作战。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中国籍学生蒋方震以第一名毕业。依照日本规定，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生等于是武状元，应由日本天皇接见，并亲赐刀，这是一桩极大的荣誉。可是这一年的光荣却落在中国学生身上，因此，日本人以后便规定有些课程不许中国学生上课。

　　日本士官的第一、第二两期，中国学生甚少，从第三期起中国学生人数大增，后来为人所知的有：蒋方震、蒋尊簋、李烈钧、蔡锷、张孝准、许崇智、良弼等。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回国后和同学张孝准、陈调元同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延揽，后来做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人，回国后被云南总督李经羲延揽，后来领导护国军讨袁。良弼回国后则成为清廷皇族军——禁卫军的高级军官。留日士官学生的出路都是很特殊的，不仅所获的职位高，而且晋级也快，大多在短期内做到了标统（团长）或协统（旅长），也有做到统制（师长）的，这是由于当时清廷缺乏中上级军事干部，因此留日士官生便受到了重视。可是日本士官系的中国学生都具有反满革命思想，大多数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袁世凯的北洋军中很少选用留日士官生，所以士官生多数是在南中国活动。后来袁在民国时代做了洪宪皇帝，领导和组织反袁的人物竟多是这些留日士官系。

　　庚子之变后，清朝政府的建军工作是全国性的，袁世凯北洋练兵只是建军工作中的主要部分，其他各省也都在练兵，不过后来未能自成一系，所以没有历史意义。在当时全国各省练兵中，东三省是比较特殊的，东北系军人后来加入了北洋系，在民国初年的军阀纷争局面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清朝末年东北又是对日俄两国的国防前线，所以清廷对东北是非常重视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驻节奉天，是清朝在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成立了两个军事领导机构：一个是督练公所，主持新军训练工作，赵尔巽兼任总办，实际负责人是士官武状元蒋方震，以总参议名义主持练兵工作；另一个是主持整顿旧军的军务处，由行伍出身的老将张锡銮为总办。张锡銮字金坡，浙江杭县人，他父亲是驻防四川的一个旧军官。他早年随军习武，骑术和枪法都很精绝，廿岁在武昌投军，一步一步往上爬。他和袁世凯私交甚笃，是袁的老把兄。他绰号“快马张”，那时候横行关外的绿林马贼是著名的红胡子，快马张曾招抚了两个著名的红胡子头目，一个是后来名震全国的张作霖，另一个是冯德麟。当时规定，凡受抚的人都必须觅具殷实保人，保证日后不反，张作霖的保人是南澳镇总兵段有恒，就是段芝贵的父亲。

　　这时候，关外还有一支旧军，就是在“古北口”扈驾有功，由北洋巡防军统领升任淮军翼长的张勋。

　　旧军看新军，一切都不顺眼，尤其对那个初出茅庐的蒋方震，他那时年才廿六岁，公然就主持新军一切训练事宜。旧军当然知道，如果新军练成，首先蒙受淘汰命运的就是旧军，因此蒋方震的练军工作才开始了三个月，旧军将领就推举张作霖领头向蒋攻击。张作霖为人侠义，敢作敢为，他能在东北系内崛起就是因为他有胆识，这时他领头反对新军，公然宣称要找蒋方震拼命。赵尔巽左右为难，一方面想保全新军干部，一方面又不愿太压制旧军，乃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就是派蒋方震到德国深造，专研陆军，以缓和旧军不满的情绪。

　　张勋、张作霖后来都被划入北洋派，这是广义的说法，如果照狭义的说法，北洋派应该是指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内编练的新军，并不包括其他各省区所编练的新军或旧军在内。

　　两广也是比较特殊的地区，旧系军人很占优势。在广西省的是陆荣廷。陆字干卿，广西武鸣县人，也是绿林豪杰出身，受广西提督苏元春的招抚，后来他自己亦做到了广西提督，和张勋是同一时期在苏元春下面做管带，彼此曾义结金兰。这两个把兄弟随后分道扬镳，张勋向北方发展，而陆荣廷则始终留在广西，成为地方势力。

　　与陆荣廷齐名的还有一个龙济光。龙济光是云南蒙自人，他的哥哥龙觐光是云南蒙自的世袭土司，被云南总督岑毓英提拔离开蒙自去作外县知县，土司职务遂由龙济光继任。过了几年龙济光也离开蒙自，外出做官，慢慢地竟爬到广西右江道。就在这个期间，龙和陆荣廷不但结成朋友，而且还结为儿女亲家。这时候的广西藩司是张鸣岐，也和龙济光很有交情，待张鸣岐升到两广总督时，龙济光也得张的援引做到广东提督。张鸣岐用龙济光的原因是要龙来抵制跋扈的广东水师提督李淮，就由于这一调动，使龙济光获得在广东扩展势力的机会。

　　陆荣廷和龙济光分别在广西和广东建立他们的势力和军事力量以后，他们都和袁世凯发生了关系，龙济光被列为北洋派的南方健将，和张勋、张作霖被列为北洋派的北方健将一样。

　　在狭义的北洋派中，除了北洋三杰外，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人物，还有：

　　王怀庆字懋宜，直隶宁晋县人，在武备学堂毕业，他是小站旧人。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县人，是早期北洋军第三镇第五协协统。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也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此人是冯玉祥舅父。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行伍出身，曾充任僧格林沁的卫队军官，后来率领淮军随左宗棠到新疆，甲午中日战争，他曾在旅顺参战不利，战后被派往小站统率新建陆军的左翼，他是北洋军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宿将。和姜桂题一样是行伍出身的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张勋，也是起自兵间。倪嗣冲，字丹忱，安徽阜阳人，秀才出身，也属于小站练兵时的杂牌将领之一。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曾拜袁为义父，有干殿下之称。王占元字子春，山东冠县人，马弁出身，被挑选入武备学堂。曹锟则是布贩出身。上述诸人虽然出身不同，但大多数都在武备学堂受过军事教育，只有行伍出身的张勋和姜桂题以及倪嗣冲始终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幼年在河道总督许仙屏家中做书童，因偷东西被逐，乃投奔广西提督苏元春处做厨师，为人善于谄媚，一步一步升到管带。八国联军时扈驾有功，升淮军翼长、云南和甘肃提督。

　　清朝末年编练新军时，其步骤是一面练新军，一面裁汰旧军，并且逐步以新军代替旧军。由于这个决定，对于旧军来说，是非常不满的，任何人无论自己如何愚笨，总不愿自甘受淘汰，所以面临这种命运，他们内心的愤激是可以想象的。

　　当旧军尚没有完全裁汰以前，清朝政府按照新旧军不同的性质和任务，分别编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有一定的番号，但无一定的防地，编制比较正规，军器比较精良，军饷也比较优厚；地方军则仍旧沿袭绿营、巡防营、毅军、殿军等等名号，驻防地区是固定的，可是无论军饷、军械、编制都远远不及中央军。由于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便引起了新旧军的极大矛盾，从矛盾的扩大而相互敌对。东北奉天新旧军的互相敌对，就是一个明证。后来清室动摇，新军除了北洋军外都倾向革命，而旧军将领则仍拥护清室。所以终清一朝，旧军竟没有被裁汰，便是因为旧军是忠于清室的。

　　各省练新军，按照清廷规定，凡已练成协（就是后来的旅）以上者，就可以在省城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由督抚为总办。

　　全国陆军成立卅六镇，按省分配，限期编练。其分配和次序为：近畿四镇，直隶两镇，山东一镇，江苏两镇，江北一镇，安徽一镇，江西一镇，河南一镇，湖南一镇，湖北两镇，浙江一镇，福建一镇，广东两镇，广西一镇，云南两镇，贵州一镇，四川三镇，山西一镇，陕西一镇，甘肃两镇，新疆一镇，热河一镇，奉天一镇，吉林一镇，黑龙江一镇，合共卅六镇。这就是清廷编练新军以之成为正式国防军的全貌。卅六镇番号原定自近畿第一镇起，完全依照各省省份大小和省区远近挨次编列，后因各省新军的编组成立迟早不一，所以又改为每镇组成的先后为各镇的次序。每镇下辖两协，所以卅六镇就成为七十二协，其番号亦按次序，如第一镇就是第一协、第二协，第十镇就是第十九协、第廿协，第卅六镇就是第七十一协、第七十二协，以此类推。

　　新军的服制和旧军不同，陆军的军常服以军帽和肩章分为三等九级，军帽正中以龄蟠珠为征，珠的颜色则和文官顶戴分别一样，帽墙缀金辫，以宽窄金辫之多寡为阶级高下之分，肩章则以金辫一、二、三条，金星一、二、三颗表示三等九级，上等一级是金辫三道，金星三颗，中等三级是金辫二道，金星一颗，由此可以类推，领章则以颜色分兵种。

　　光绪卅三年（1907年）北洋的六镇已很完整，其他的卅镇则仍在编组中。北洋六镇情况如下：

　　第一镇是原京畿第一镇，即京畿常备军，驻地在北京，统制是铁良。

　　第二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驻地在迁安、永安一带，统制是王英楷。

　　第三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三镇，驻地在保定，统制是段祺瑞，后易曹锟。

　　第四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二镇，驻地在小站马厂，统制是吴凤岭。

　　第五镇是原驻山东的北洋常备军第五镇，驻地在山东潍县一带，统制是吴长纯。

　　第六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四镇，驻地在南苑，统制是段祺瑞。

　　前面曾说过，袁看到清廷满族亲贵对新军眼红，所以把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的兵权交出。可是不久他又出了一个新花样，他建议把东三省的官制改成和各省一样，把盛京军务名义取消，改为东三省总督，同时向慈禧保荐民政尚书徐世昌出任第一任的东三省总督。袁的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袁系的朱家宝出任吉林巡抚，有袁干儿子之称的段芝贵出任黑龙江巡抚。这一来袁系的大将彻底地掌握了东北，而徐世昌借口国防重要，要求调第三镇出关，驻防于长春南岭和黑嘴子一带。第三镇是当时北洋军中最精锐的一镇，当时第三镇的统制段祺瑞已转任第六镇统制，而第三镇统制则由曾经做过布贩子的曹锟升任。

　　这时东北旧军张作霖和冯德麟也已经由管带升任为巡防营前后两路统领，驻防新民屯一带。

　　徐世昌在宣统三年（1911年）内调邮传部尚书，遗缺由云贵总督锡良（蒙古人）继任。他携带了军事幕僚陈宦赴任，同时自北洋诸镇中各调一部合编为第廿镇，统制就是陈宦。陈宦是湖北人，以苦学出身，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号称为关外的湖北三杰。

　　锡良只做了几个月的东三省总督，因病辞职，遗缺由四川总督赵尔巽回任。这时陈宦被派到德国考察军事，第廿镇统制由士官生张绍曾接长。赵尔巽又把从德国研习军事归来的蒋方震找回担任总参议。这时在东北士官学生很得意，有蒋方震、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新军羽翼甚丰，蒋方震亦不怕张作霖来找他算帐了。

　　光绪卅三年（1907年）七月，袁世凯已经做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了，他虽然用尽心思去应付满族亲贵的猜忌，可是排汉的满人对他仍不放心，尤其对他握有兵权的职务不放心，因此他便被解除了直隶总督职务，有旨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个命令发表的同时，湖南总督张之洞也被任为军机大臣。清末的军机大臣就是枢臣地位，张之洞、袁世凯是当时汉旅的两大名臣，同日拜命入阁，也是一件大事。可是对袁世凯来说，这种调升实在是解除他的兵权，是一种削权的举措。

　　袁的兵权始于小站练兵，获得信任于戊戌政变，壮大于义和团之变，而完成于直隶总督任内。如今他羽翼已成，袁党各据要津，都抓住了精锐的部队，在此时来削弱他的力量是很难的。

　　袁奉命入阁时，坚请辞职，清廷当然不准，只好入京就职。这时首席军机大臣是庆亲王奕劻，奕劻对袁还好，加上慈禧对袁的宠信不衰，所以袁还能站得住，只是他和张之洞相处不很融洽，两人个性和政见都有极大的距离，时常在公事房中闹得很僵。

　　袁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任内才一年半的时光。这一年半中，袁依违其间，无所建白，所办各项交涉，多有丧失权利者。在他一生中，这一段时间最没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