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蓝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彩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作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替他作媒一定不好作，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枝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匆匆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肚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岌岌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陆建章置之不理，章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奇岛，以及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袁也同样予以不理。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怕章闹得太厉害，袁下毒手，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意请袁仍予位置，使其安心在京，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表示必须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3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故意挨磨时间，尽欢而散，再去车站，车已开行。其实如果车未开，章也上不了车，因宪兵已奉了袁的命令，阻章登车也。章赶不上车，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以示决心。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服装怪异，行动傲慢，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章问：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是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廏（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廏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值日官一见章，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袁乃命派卫兵备一马车，将章强拉上车，送至总统府附近的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3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这时，有一位黄节想看章，托李经羲疏通袁，要求准许其往访，李经羲和章无一面之缘，但为义所动，乃函恳袁请准黄赴龙泉寺收拾章的稿件。黄到了龙泉寺，见到章一切均好，和章大谈本国史，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章，最后想把章递解回籍，发交地方官看管，可是又怕他回家乡后乱跑乱骂。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3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这位“民国弥衡”，因为袁不是刘表而是曹操，所以没有杀他。

　　章的遭遇实在难说是福是祸，他一生颠颠倒倒，可是一次坐监（苏报案被囚在上海），一次受厄（在北京龙泉寺），使他却更享大名，使他不仅在革命事业上有贡献，在反袁运动中也有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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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袁家的新约法

　　对袁世凯来说，他的失败命运是从他和国民党正式决裂时开始的，因为自此而后，他便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歧路，脱离了时代和人民，在历史的车轮下，他不向前而向后倒退，最后终于失败而死亡。

　　他在二次革命用兵时，得心应手，自以为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迨军事告一段落，便在政治上使用压力，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解散国民党，取缔了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这一切在当时看来，是既毒辣又凶狠的手段，北洋方面的人大家互相赞诵袁不愧是个角色，手狠心辣。其实这正是袁自掘坟墓的开始，因为在当时的政治主流，毫无问题把握在领导革命推翻清朝的国民党手中，袁如此对待国民党，完全是逆天行事，是政治的逆流。逆流虽能汹涌，却经不起考验，因为如果袁一直和国民党互相提携，互相激励，以国民党的主义为政治主流，袁的北洋实力为安定力量，则民国初年便不会那么扰攘不安。有国民党在，袁便不敢太为所欲为，总有点投鼠忌器，后来的筹安会和洪宪帝制便不会上演，袁也不会悲惨地死去，所以后来的一切，都是因为袁走错这一步而开始的。

　　袁的解散国民党，在当时来说也极失民心，当时北京有一家报纸批评得最为恰当，它说：

　　“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是以攻克湖口炮台时所得的证据为其根据；事情经过数月，政府为何置而不问，迟至今日始行宣布？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

　　一个人最怕一步走错，譬如着棋，一步之差，全局皆输。袁世凯这时的作为完全相同，当他解散国民党以后，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被取缔，根据他的命令，议员缺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但是袁这时已感到国会是个碍手碍脚的东西，留下仍是一害，索性一不作二不休，让国会在人数不足情形下解体。所以他虽然明令各省递补，同时却暗中指示各省当局无庸完成递补手续。在这点上还有一点内幕，当第一届国会议员进行选举时，国民党在全国各省占了极大优势，国民党党员不仅在当选人中占了多数，就是在候选人中也占多数，现在如果要以候选人递补，国会中仍是国民党人占多数，如果取消国民党候选人的递补资格，则将造成无人递补的现象，还不如各省根本不办理为佳。于是国会就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形下无法开会，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后，使国会自然解体而企图以政治会议来代替。

　　政治会议原是袁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袁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最初，袁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为议长。

　　民国2年12月15日，政治会议议员69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居仁堂，恭谒袁大总统。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由黎元洪领衔的19省军民长官也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在这通电内，黎等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讨论。

　　12月29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最后决定成立15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3年1月2日，15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元月10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

　　袁既有了御用的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同时根据政治会议的建议，于民国3年1月10日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这样一来，国会遂完全解散。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如下：

　　“……本月十日，据政治会议呈称，本案前奉大总统咨询命令，系据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铣电之所请求……综其纲要，约有两端：第一则请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第二则请资遣议员，而以扶持国本为宗。凡此所陈，具征远识。惟原电修正宪法一节，经本会议详细讨论，佥以民国宪法，尚未制定公布，自无修正之可言，若谓宪法未施行以前《临时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该原电所称应行修正，即指约法而言，则应于大总统咨询修改约法程序案内，另行议复，其对于国会现有议员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一节，本会议意见，以为原电所陈，不无可采……方今国势岌发，改良国会组织，几于异口同声，兼之本届国会分子，既以乱党嫌疑，多数议员资格一律取消，人无半数，递补需时，虽前奉大总统命令，曾饬内务总长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以重国会等因；内务总长亦经饬由筹备国会事务局遵办。现据河南等省选举监督电陈递补补选各项碍难情形，奉交本会议并案讨论，本会议细核原电，自系实情。夫以现有议员，既不足法定人数，而候补议员，又难于克期递补，是我国民所恃以为运用共和政治之国会，目前决不能行使职权，少数议员，即无到院之必要。……至大总统取消乱党议员，前次命令，业已声明，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事非得已，诚具苦心。而各都督、民政长关心救国大计，尤注重于修正宪法，亦无对人关系之可言。现在国会组织不良，万不获已自求改善，此心既可共信，此希望必期速达，对此组织不良之国会，又事实上职权业已停止，何必于现有议员，虚示维系，以重违我国民渴望改良国会之公心？要之，我民国决不能无国会，国会组织，旦暮改定，大总统决不能不仍行召集，约法具在，无可怀疑；则今日即徇各省地方长官之请，明白宣布，使济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而养朝气，以待将来之结合，实亦无戾于救国精神，且可以促国会之再造，此原电之可采者一也。至就议员个人而论，自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后，其余稳健明达之士，留则无职可尽，去则弃职为嫌，进退两难，身心俱苦，为国家爱重人材，岂宜如此！此原电之可采者二也。本会议全体决议，认原电所请另候召集一节，系属度势审时正当办法，应请太总统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并声明两院现有议员，既与现行《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载总议员过半数之规定不符，应毋庸再为现行《国会组织法》第二条暨第三条之组织。其现有议员既经停止职务，如何给资之外，或依据院法所定，或斟酌财政情形，应由政府迅速筹划施行。至现有议员停止职务后，是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本会议讨论至再，全体议决等情呈复前来。除令行外，为此布告我国民：须知改良国会，关系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该会议原呈各节，既于尊重国会之本旨，再四声明，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以慰我国民喁喁望治之心。我国民休戚与共，素有同情，切勿轻信浮言，贻误大局，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出现，我国民其敬听焉！特此布告。”

　　袁既然解散了国会，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于民国3年2月3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月28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这时的袁世凯，简直是为所欲为，得心应手，于是着手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延长总统任期，并制订《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论之自由。袁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在这时可说是完全告成了。

　　这一时期，袁特别强调总统制的有利于国家；逢人便诉苦，苦于总理制和议会权力太大。袁口头上常这么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实在太滞隔了。”中华民国驻比公使汪荣宝向袁辞行时，曾沉重地向袁进言，要求袁勿行总统制，而行内阁制，他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今日办事十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尤都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人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微笑着说：“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听不到讨唐（绍仪）讨陆（徵祥）讨段（祺瑞）讨熊（希龄）。”袁的这番话可说是强辞夺理，讨袁不是因为总统制或内阁制问题，是因为他主使暗杀宋教仁。以此作为借口，实在是非常不通的。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做点手脚，因此在3年1月26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3月18日组成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袁亲临主持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其性质仍是咨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3年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袁的私心是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想由自己创造的新约法作为代替。袁所提出的七个增修大纲，有：（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约法会议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先付审查，由议长指任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邵廉、邓镕、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洲、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审查通过。接着，袁又咨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增入约法。议长复指定：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澂、王祖同、王树棚、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15位议员为审查员。决议将前两案并案起草。

　　新约法于民国3年4月29日开三读会，当然通过，咨复袁总统公布。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新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靦私交甚笃。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和皇帝接近，正好移花接木。

　　民国3年5月1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派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又设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源济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徐世昌和袁是真正的老朋友，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袁成立北洋军后，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带到关外，那时徐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等于是袁在北京的灵魂。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便是徐奔走彰德与北京之间所策动的。所以袁、徐两人的私交，确是比其他人深得多。不过徐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他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2年12月13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有意请他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由京中赴河南，便力请徐来彰德，徐未答应，可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3年2月，袁特请徐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徐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3月29日到了北京。

　　袁于5月1日明令撤销国务院时，同时明令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可是，徐表示不肯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徐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段向袁复命后，袁很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便常常跑来和徐聊天。

　　袁对徐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政事堂既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只有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得列席；（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三）国务卿于政事堂范围内得发堂谕；（四）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照上述各点，国务卿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主要的均须国务卿核准，所以各部总长对国务卿颇有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8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9点钟即至总统府，至10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袁议论国事，11点钟到政事堂办公，12点钟午膳，有时陪袁共食，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2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10点钟。

　　政事堂下六个局是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办公，杨、钱二丞则7点上班，把张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呈阅。张一廏和袁的关系也很深，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是张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徐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从中间传述。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吴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著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的特性是什么呢？具体言之是“复古”！

　　“复古”，并不是徐的倡始，其实正是袁的本意。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袁的北洋系根本是个旧东西，他不是一个非常人，无法除旧立新。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我们随手拣来就有许多证据。

　　一、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三、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发，且对剪发的人加以迫害。元年七月，甘肃旅京人士向参议院请愿，要求转咨政府，电饬赵惟熙剪发，并保护剪发人民。后来赵获得二等嘉禾章和陆军上将衔，竟有谢恩折，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

　　四、元年樊增祥电袁，反对官吏自称“仆”。又谓民国宜有五等爵位。

　　五、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国风报》载有冯国璋、倪嗣冲劝进密电，中有句是：“……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

　　六、湖北商民裘平治（一说是山东人），函呈总统府，略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袁虽于二年三月十九日下令拿办，裘竟公然晋京自首，像是讨赏的功臣。

　　七、二年四月，湖南人章忠翊递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全体用骈文，有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袁令湘督拿办，但无下文。

　　以上各则，不过随手拣来，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主要是袁不认真禁止，且似乎在鼓励，所以才会像野火一样时灭时起。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公然倡导。徐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当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他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由于徐国务卿竟恢复了太傅身份，外间就传说袁将通过徐恢复大清帝国，各部次长将用满人的谣传。徐不只是要所有文职官员在逊清时做官的履历，同时更进一步恢复旧时官名。3年5月23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变本加厉的，是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也都恢复了。袁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这和民国元年2月24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

　　徐国务卿还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习惯，这本是清朝官场的仪式，官员们在接见僚属或是宾客时，侍者敬茶，客人照例不得取饮，当主人端茶时，便是暗示客人必须告退了。至于在地方上，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递手本、履历。有一位安徽桐城县长某，到任后去谒见兼民政长倪嗣冲，没有准备手本，是用的名片，结果被倪嗣冲严词申斥。

　　袁经常召集各部属员举行谒见礼，除了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各省来京的大员和新任命的大员都要举行觐见礼。上下级和平行级之间行文都有一定程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陆军部行文都用“呈”。但直隶都督则例外，这也是援引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军机处等机关视为平行机关的旧例。

　　在这种复古的浪潮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因此，大家都感到民国官吏远远不如逊清官吏有威严，总长不如尚书，都督和民政长不如总督和巡抚，县知事不如县正堂。3年，琼崖道尹王寿民上呈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说：“琼崖民俗强悍，非临以官威，不足以资慑服，拟援用前清仪仗，如金鼓牌伞、日照执事、大号四轿等。”李也公然批准。其实，在袁政府中，地方官吏乘坐绿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时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等恶习久已盛行。还有一些地方执行了逊清官场中的丁忧守制、回避本籍的规定。

　　一片复古声中，只有两样事没有办到，一件是辫子没有明令恢复；一件是袁将甘肃都督赵惟熙关于恢复“谥法”的建议提交政治会议讨论，未能通过。

　　辫子虽然没有明令恢复，可是留辫子的人还是很多，张勋统率的军队便全部留辫子；甘肃都督赵惟熙也是不肯剪辫子的大官，而在参政院中，有十多个参政也是留了辫子，大摇大摆地出入官场。谥法也仍然存在，因为正提倡“民间私谥”；而且清朝废帝宣统对死去的王公大臣和逊清遗老仍有“赐谥褒忠”的上谕发表。

　　民国3年7月28日，袁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和“职”分开，有的是有官有职，有的是有官无职，官分为九等，是：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袁所发表的授卿令，上卿仅徐世昌一人，其次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是中卿加上卿衔，这三人都是曾在逊清当过总督或是尚书。中卿是：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模、汪大燮等。少卿加中卿衔的有章宗祥、汤化龙。少卿有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

　　被袁毒死的赵秉钧，袁追赠为上卿；被袁和赵暗杀的宋教仁也被追赠为中卿。

　　又有顾鳌“恢复五等爵”的条陈，由法制局编纂，政事堂议决后，再交参政院通过颁行。这样一来，袁以大总统而有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且有卿、大夫为其辅翼，五等爵为其沛施酬庸之典，实在是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大皇帝了。

　　皇帝时代的廷寄（就是皇帝封交各省督抚的官书），袁改其名为“大总统封交×督”。逊清的御史台主司弹劾，现在则易名为肃政史，主司审理的则易名为平政院，至于国务卿则极为类似逊清的军机大臣。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各省民政长直接向总统行文而不由有关各部转递，这就相同于逊清各部尚书和各省督抚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老例。

　　这一切官爵体制，都是皇朝的复活，就只差一个皇帝。连国玺的使用也仿照皇帝的御玺，袁的国玺条例分为三类：一是中华民国国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是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和颁爵；三是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

　　武职的更改，是把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上将军、将军、左右将军之称。并将全国划为八大军区，于3年6月30日下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

　　同时又下令：

　　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为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黑军务。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吉林。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黑龙江。勒云鹏为泰武将军督山东。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将军衔督河南。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山西。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江苏。朱瑞为兴武将军督浙江。李纯为昌武将军督江西。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安徽。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湖北。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湖南。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陕西。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甘肃。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加将军衔督新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四川。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广东。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广西。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督热河。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此三人无地盘）以上将军，有地盘有兵权的冠以“武”，无的则冠以“威”字，两者可以随时调换。

　　文官授卿，武官授将军，大总统怎么办呢？当时曾由副总统领衔，众将军列名，恭上大总统为“神武大元帅”徽号，这个神武二字不问即是神圣英武之意。可是袁这时兴趣不在此，因此，神武大元帅的徽号便胎死腹中。

　　袁的兴趣在哪儿呢？原来他忙着要在天坛“祀天”。早在3年1月14日他就交议了“祭天”和“祀孔”两案，袁准备在阴历元旦穿戴古代衣冠，行跪拜大礼，到圆丘举行祀天典礼。政治会议议员孙毓筠建议以天坛为祭所，冬至为祭期，冕服为祭衣，跪拜为祭礼，所以延到这年12月20日才颁布了祀天的日期和命令。

　　这是戏剧性的一项节目，在举行祀天典礼前三天，内务部就把“斋戒牌”晋呈总统，并分发给各陪祭人员，陪祭人于先一日举行演礼。到了23日，自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所有规定的警戒线上，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摊贩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屋顶上也布置了了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大总统经过时，不许沿途人民停留偷看。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轿到坛前。大总统由武官长荫昌和侍从长陆锦左右搀扶，缓步走上石阶。大总统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制服：特任官九团大礼服，简任官七团大礼服，荐任官五团大礼服，下面全是一色的紫缎裙。

　　大总统所用的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子臣”两个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这个祀天大典，由清晨3时开始，至8时50分礼毕。

　　这是当时北京盛传“蛤蟆祭天”的一幕。因为相传袁是“西山十戾”中的蛤蟆，他颈肥腿短，走八字路，煞像癞蛤蟆，又喜绿色，当他元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一件怪事，所以在他祀天大典时，乃争传蛤蟆祭天。

　　前面已说过，根据新约法，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在该院未成立前，于6月20日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特任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参政员73人均由总统直接任命。袁所发表的参政员，多数是清朝的达官贵人，年纪均在60岁以上。比较新的人物是梁士诒、梁启超、孙毓筠、严复、杨度、刘师培等。参政院成立的这一天，政治会议即宣告取消。参政院本身仍是一个咨询机关，和政治会议一样。

　　袁在参政院成立以前，曾派出劝驾员多位持他的亲笔函分别到大连、青岛这些遗老休养地去促驾，信上这么说：“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中国之危。”

　　参政名单中，有光绪廿九年任大军机的瞿鸿机，他是个出名的大糊涂蛋，曾误认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这时已经60多岁了，有人觉得还请他出任参政，实在大可不必，也不需要费力气把他从政治垃圾中拉出来。怎知袁却说：“什么？

　　你以为他不干吗？是他叫他的夫人来京讨这份差使的。”

　　参政院中也有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是：梁启超、杨度、严复、马良、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施愚、王世澂、曾彝进十人。最妙的是杨度和两梁随时都有碰头的机会，他和梁士诒是在光绪廿九年经济特科殿试中，梁考第一，杨考第二，两人被瞿鸿禨军机糊里糊涂地附会为“康梁余党”而不敢复试；他和梁启超则在光绪卅一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替他们做枪手编制宪法草案；民国以后，这三人同在袁政府下面共事，昔日少年才子，现在都已变成鬓毛斑白的中年人，尤其是杨、梁两人，始终注定要在宪法“运动场”上竞跑，由“满清宪法栏”跳到了“民国宪法栏”，而所谓的“民国宪法栏”就是袁家宪法的前奏曲。

　　黎元洪拿起了参政院院长的木槌，这时他才体会到所谓的参政院，是一个制造皇帝的御用机关，他开始对于他的处境感到惶惑，可是他已身入罗网，有行不得也之苦。他屡次请求出国游历，或要求回原籍黄陂料理家务，企图跳出袁的手掌心，袁当然不会放他走。虽然他看出黎不一定敢站出来反对他，可是黎却是一个好偶像，倘被国民党或其他野心分子所利用，仍然有可资号召之处。所谓缚虎容易纵虎难，黎虽不是老虎，却有老虎的号召力，于是他乃用温语好言慰留他。黎自然知道自己不能不辞而去，也没有方法破壁飞去，因此他只好恢复辛亥革命初期那份沉默态度，除了“唔……唔……好……好”之外，像一座泥塑的菩萨，既不表示意见，也不开口说话。

　　袁的总统任期问题七上八下，最妙的是有这么一段故事，民国3年初，四川城口县知事陆某，上了一个条陈，请将大总统的任期订为终身制。袁看了这个条陈，大发雷霆，正拟发布命令拿办这个县太爷，以示自己无意成为终身总统，旁边一位策士悄悄地对他说：“这样一来，岂不是要使真心拥戴大总统的人们心灰意冷吗？”袁听了为之恍然大悟，立刻把这个条陈发交到3月8日的政府公报刊出，并通令各省文武长官就这个条陈表示意见，于是，首先交卷的是有袁家急先锋绰号的倪嗣冲，他表示大加赞美。

　　7月间，总统政治顾问古德诺提出了一个说帖，认为总统选举法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个选举法是以参众两院为总统的选举机关，而新的约法采取一院制，参众两院已不存在，这个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而新约法对官制有所修改，国务院和总理都不存在了。

　　袁把古博士这个说帖提交参政院参考，这等于是授意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8月18日，参政院通过参政梁士诒等的提案，修改民国2年10月5日公布的总统选举法。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自从参政院成立后，政治会议即结束，可是作为造法机关的约法会议仍然存在。

　　根据这个新选举法，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改选之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议决总统连任而不必进行选举。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各执其一，平时不许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总统资格以年满40岁并在国内居住满20年者为限。现任总统得继续当选。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文法院议员各选50人组织之。副总统亦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其当选资格与总统同。

　　根据这个选举法，不仅袁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可以造成袁家的世袭总统。这时候袁已年过五十，总统任期规定为十年，任期届满后，如果他还健在，通过选举形式或是通过参政院的表决形式，就可以达到连任的目的。如果活不下去，或者年老“倦勤”，则他已预留了继承人，据说他在嘉禾金简上预先填了袁克定、袁克文、袁克权的名字，选来选去都是他的下一代。

　　这个选举法是古今中外独家创始的选举法，这是仿照逊清康熙皇帝的立储法，把嗣君的名字预先写好，封匣内，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

源济

六十二、白朗军神出鬼没

　　当袁以武力“统一”中国，志得意满的时候，袁的左右就拼命宣扬袁是“安定”中国的唯一人物，于是袁也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慨。就在这个时候，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支反袁的武装力量，它没有什么来历，它的出现像传说、像演义、也像神话。

　　这就是民国初年，昙花一现，哄动中外的白朗军！

　　白朗军的首领是白朗。白朗是何许人呢？绘声绘影，莫衷一是。根据传说，白朗为河南宝丰县人，家颇富有，好读小说，仰慕宋江之为人，清末曾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吴被袁暗杀后，他就和中州大侠王天纵一同在嵩山落草，自称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据说他年约卅七八岁，身肥，长四尺余，头上戴着乌巾，有两寸半的绿色小辫，坐的是黄缎八人大轿。

　　河南和湖北边区，是个贫困歉收的地方，由于人民衣食两缺，所以易于铤而走险，白朗军的组成和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便很顺利而迅速。民国2年秋天，白朗军开始出现。

　　河南都督张镇芳是袁的表弟，以秀才出身而曾任津海关道，革命时管理皇族捐，后来担任直隶都督。由于河南是袁的故乡，所以袁才把自己的表弟从直隶调来。张是个聚敛之臣，只懂搜刮，这样一来便更增加了白朗军的声势。

　　白朗军有一首歌：“好白朗，白朗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还有一支是：“老白郎，白朗老，抢富救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当白朗军和官军接触时，则唱出一个口号是：“白朗军专打官长，不打弟兄。”白朗既然自比宋江，他便把他的军师陆文禔当作吴用一样看待。白朗军的战略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

　　他的崛起，恰遇袁对南方用兵，把北洋军主力都调到南方去打国民党，因此后防空虚，白朗遂纠合退伍军人和樊枣一带的溃兵，纵横于舞阳等县。

　　民国3年1月11日，白朗军由西向东，横越京汉铁路，接连攻下了光山和固始等地。河南是毅军翼长赵倜的防区，袁派赵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收复失地，并以全力剿灭白朗军。可是白朗军行动非常敏捷，闻讯立即开入安徽，26日攻占六安、霍山两县，六安县长殷葆森弃城走，袁大为震怒，立即下令枪毙。同时把只会搜刮的表弟张镇芳撤换，派北洋军的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责成他驰赴信阳督师。白朗军毫不把这个威名赫赫的段都督放在眼内，公然将白朗军的大本营设在离信阳不远确山县县境内的磋砑山上。

　　袁的捕“狼”赏格，合计北京、河南两地计算，由5000元逐步提高到12万元。

　　当时，外国方面怕“匪”乱蔓延，于是向袁表示，愿意出兵代袁平乱，袁觉得这简直是一大侮辱，因此命令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声明：“政府确有戡定匪患的能力，并能负责保护外国侨民。”

　　白朗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人呢？有的说只有1万人，有械的不到1000人；有的说能战的约有2500人，可是却裹胁了2万人。白朗的布告则宣称凡退伍兵入伙的，没有军火不收。裹胁的人中，十之七八是烟民。袁兵的月饷仅四两，白朗军却以十两月饷相诱。白朗军一天能走一百廿里，官兵却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所以官兵虽称追“狼”，实际上却是摆队相送。

　　袁政府对这支行踪飘忽，出没无常的“匪”军大为惶惑，竟无中生有地夸大白朗军的声势。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依照袁政府前后公布的战报，大约已经击毙“匪”一百万人，而白朗本人更不知被袁军击毙了多少次。袁政府这些捷报，相反地更衬托出白朗简直是个千变万化的齐天大圣，据说白朗曾派遣第五纵队潜入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各大城市，分别扮作古董商人、杂货店主、流动乞丐，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还有情报说白朗在各大都市建立了交通网和运输站，一方面从水路运出他们所抢到的物资到卖价高的地方脱手，一方面换回自己所需各种物资。

　　袁的公报中确凿有据地说到曾在广州破获了白朗的秘密机关，同时还绘声绘影地说已经发现“匪目”中，除了白朗之外，还有“黄狮”、“绿狼”。于是袁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一律缉捕归案”。

　　3年3月间，武昌城有四个小孩在池塘里游泳，无意中摸到一支废枪，这一下可不得了，缉捕人员马上把这四个小孩捕去，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白狼已派童子先锋队到武昌了！”袁大总统又据以密电各省，责成各省严加防范白朗派的“童子先锋队”。

　　更严重的谣言是：辫子军统帅、长江巡阅使张勋，竟在徐州的总部接见了白朗的密使。这个谣言可真把袁吓倒了。张勋虽属北洋系，却是北洋系的旁支，并非袁的嫡系，不久以前，为了争夺南京帅印，袁曾玩了一些手法迫张勋让出江苏都督和南京地盘，这是新仇；还有旧帐是张勋一直忠于逊清，他和他的部队始终留了辫子就是一个证明。既然有新仇旧恨，张勋靠不住是可能的。所以风传白朗军派代表去见张勋，袁倒真的捏了一把汗，生怕辫子军和白朗军联合，针对这一点，袁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就是命令张勋去攻打白朗军。张勋公然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但却要求袁准许他扩充兵力，招募10营新兵。这个反要求弄得袁目瞪口呆，急忙派心腹并且和张勋有交谊的阮忠枢到徐州去疏通，叫他不要招兵，也不要剿匪了！

　　白朗的消逝或死亡是一个谜，这一场风暴也以谜的结果告终。由于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使到他过分疲惫，待他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河南老巢时，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了，所以白朗军的兵士们一见到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他们虽不是衣锦还乡，却也是满载而归。

　　追击白朗军的，是毅军翼长赵倜。袁本来派他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消灭白朗军，怎知白朗军无法堵住，赵倜竟受革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从此他便奉命追击白朗军，白朗在前，毅军在后，马不停蹄地追，追，追。当白朗军回到河南老巢，喘息未定，兵卒逃散，赵倜的毅军也赶到了。这时袁世凯在北京突然接到赵倜的告捷战报：“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廿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朗身腐败，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薰门城墙上。”

　　8月9日，袁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不料过了三天，8月12日北京的大总统府又撤消了这个褒功令，并有冒功处分，原令如下：“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等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冒功之外还有争功，由于争功，第六师和毅军几乎开火。事后据俘虏所供，白朗死后，白朗军由宋老年为总杆首，据守母猪峡，白朗军中干部七人秘不发丧，瘗尸张庄之东，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有一人向毅军告密，所以有割首冒功一事。

　　9月20日袁任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

　　白朗的惊扰在白朗死后总算告一段落，谈到白朗的惊扰，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有一天，袁在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段世垣的专论：“中央制刍议”，觉得文意两佳，便打听他是何许人？旁边秘书说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袁很以同乡中有这么一个人为得意，遂派为总统府秘书。过不久，袁表弟张镇芳由河南都督任内调回，和袁谈起地方人才，袁忽然想起了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不错，张即变色说：“他么？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袁一听脸色也变了，正像西太后听到革命党和维新派一样，立即派侦探查探段的行动，侦探们一会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长，一会又说他和白朗的军师另一国会议员凌钺秘密通信。3年3月，这位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而总统府另一秘书马小进则宣告失踪，总统府还换了出入核验的腰牌，并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

源济

六十三、复辟谬说

　　谈到复辟，首先要介绍一下劳乃宣。劳乃宣其人是清朝遗老，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上书请取缔义和团；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民国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为袁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这便使人联想到袁是有意恢复帝制的。劳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也是遗老，而由袁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信上说：

　　“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赵刚由北京到青岛，他们谈话时，赵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机会，想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所以当赵由青岛回北京后，劳即写了这封信给赵。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的财政总长。劳给周的信中说：

　　“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还有第三封信是写给又是遗老、又是国务卿的徐世昌，信上说：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劳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到了袁的手中。袁看后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只淡淡地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充参政吧！”袁既然不取缔劳的谬论，反而要请劳为参政，这一来当然使人相信袁是同意，甚至鼓励复辟的，于是，鼓吹复辟为登龙术之一，便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他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劳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劳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袁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因此，他考虑了一天，觉得宦途风险实在太大，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辞严，力辟邪说。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查办本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同乡不念乡土之情，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检举，这样一来江不能不公事公办，因此他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马车夫对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宋怀着鬼胎见到了江统领，江堆着笑脸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应命写来：“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小有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这以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的北洋系也搔不着袁的痒处，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奕棋，政体岂同儿戏！”

　　北京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可是这个判决到袁手中时，袁却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宋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然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3年袁聘赵为清史馆馆长。赵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绰号是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替这位赵屠户昭雪。袁乃于3年3月24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

　　赵尔巽并不完全满意于这个昭雪令，但勉强出山了。他就任清史馆长后，自我解嘲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的态度，但他却怡然自乐，认为是义薄云天，忠贯日月，大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气慨。赵尔巽虽然自认为对清廷很忠心了，可是另一个遗老梁鼎芬却写信骂他：“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

　　提到梁鼎芬，这是个顽固得透顶的遗老。民国2年3月2日已退位的清隆裕后梓宫奉安典礼，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宣伏地痛哭，如丧考妣。这时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则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看见孙，眼珠里几乎要出火了，假装不认识他，上前问道：“先生是哪一国人？”孙说：“节庵，你开什么玩笑？”梁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就大骂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该到这里来；你如果还记得做过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你带信给你那个亲家老鬼，叫他别活在世上吧，免得丢人！”一旁伏地叩头的劳乃宣跳了起来，大呼“骂得痛快！”原来奕劻这时在天津租界作寓公，清室召他来料理丧事他却置之不理，一般遗老都不耻其为人。

　　宋育仁被递解后，使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虚惊。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邀请，袁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3年4月5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携带他的周妈同行。路过湖北时，段芝贵设宴招待，他偕同周妈赴宴。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他嬉皮笑脸的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样用嬉皮笑脸的态度对待袁，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而政事堂也应当有一横匾是“清风徐来”。宋育仁案发后，他闷闷不乐，于是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携了周妈径返湖南。袁乃派王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当王抵京就任国史馆长时，曾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怎知谭对王竟有不满意处，于是上书当道，告王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黄是另一案牵连被逮。谭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袁派人去找王，问王如何整顿？王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8000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有一次王馆长乃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王仍然捉襟见肘，深感作官还苦于钱字；第二难是难在应付，自“复辟潮”发生以来，老头子人人都有复辟的嫌疑，何况像王脑后还垂着小辫子，而他的得意门生，竟是明目张胆的复辟派。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夫人”周妈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他“做官易”的看法是错了。于是他把印信先交给曾广钧，曾不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曾不收，王又交他人，别人也不敢收，交了几个人都不收，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媳妇。提起这位四媳妇，也是顶顶大名的。她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是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才代王转呈袁，请示办法。袁派杨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王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后，便悄然携了他那个年老貌丑的上炕老妈子回到湘潭。一个是白发垂辫的老头，一个是小脚老丑的周妈，形影相随，招摇过市，人人为之侧目。王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他擅离职守，袁以王年高德劭，不予深究。

　　由于全国处处反对复辟，而袁的态度又显得对复辟不支持，吓得在故宫的逊清小朝廷有点慌了手脚，忙着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3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志锜向袁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

　　这是民国三四年之交，这年冬天北京天气酷寒，为三十年所未曾见，守夜的警察冻死了好多人。北京的政局，也如天气一样低沉，除了复辟案成为政治上一大低气压外，袁还厉行禁赌和娼禁，好像这两事执行得很彻底。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源济

六十四、欧战给日本造机会

　　民国3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因为战争只在欧洲，故一般人习惯地称之为“欧战”。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因为塞尔维亚和奥国交恶，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出巡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塞尔维亚被指为暗杀的主谋，7月28日奥对塞宣战，俄国助塞，法国助奥，比利时中立，德侵比，英国助比利时，遂各相宣战，大战于是爆发。

　　袁世凯接到各国宣战公文，乃邀集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孙宝琦等密议应付方略，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于8月6日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并指派梁士诒、孙宝琦、梁敦彦、李盛铎四人草拟中立条规。8月11日设立中立办事处，12日各国承认中国中立。梁、孙等订立了中立细则多条呈袁核定，大略为：

　　（一）中立办事处由政事堂派出三人，陆军、海军、交通三部各派二人，统率处、总务处、参谋本部各派一人，机要局派出主事三人常川驻处办事。

　　（二）设中立检查处，查照中立条例第廿四条，公布戒严后，对于各国输入及运送之物品，允宜详为检查，倘系战时禁品，即予扣留。特饬由交通部及税务处于各铁路要站及沿海各关内，一律设中立检查分处，以执行此职务。

　　（三）注重沿海防务，分饬粤、闽、浙、苏、奉、鲁各省长官，以香港、青岛、威海卫等处，英、德、俄已宣布戒严，恐将来不免有战事，应筹安谧地方，严防匪患，并令六省筹议联防计划。

　　（四）海军舰队重新配置，将海军部所属舰队分为三队：第一队海圻、海容等十五艘，分配厦门、马口、上海、烟台等处为海防。第二队建安、建威等廿三艘，分配浦口、武昌、上海、九江、福州、新堤、芜湖、岳阳、江阴、长沙、宜昌、太平府等处为江防。第三队是练习舰队肇和、应瑞等分守马江、黄埔。粤海海防则由广东负责。

　　（五）训饬驻外各使节，对于散居各国各地华侨，应随时商同驻在各国政府，妥筹保护。对于此次战争，我国既宣言中立，各使领馆应以冷静沉默出之，不可轻加评论。国际规约尤当审慎遵守。关于战争消息，逐日拍电报告。至中国将来派员观战，当预先向各该国声明。

　　（六）禁止密码电报，检查外人函电。

　　（七）停发游历护照。

　　（八）增调陆军第十师赴山东。

　　同时袁以大总统名义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作战行为。美国对此没有确切答复，日本驻华代办小幡抗议中国政府不应向美国提出此项请求，同时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照会中国外交部，请禁止交战国士兵通过中国领土。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即受尽了列强的欺侮，自己既不争气，列强则得寸进尺，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虽不能尽满人意，但弱国无外交，以夷制夷还不失为一种方法。欧战爆发后，对中国来说，可算是一个大好机会，利用列强自顾不暇，设法自立自强，把列强势力逐出中国，可惜这时袁正大力压制国民党，摧折新兴的中国锐气，而列强在东方则拿中国作战场，争夺各自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欧战爆发后，袁有一天把梁士诒找去夜谈，袁问：“欧战祸及远东，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着手？”梁答：“有两件急务，一是救济财政；二是提防日本侵略。”袁说：“请言其详。”梁答：“先言财政，去年二千五百万镑借款，所余无几，财政尚未整理就绪，国库异常空虚。欧战爆发后，外债无法再借，所以目前必需先打通财路，否则二三月后，军费、政费从何而出？因此目前应趁欧战发生，镑价起落，汇兑困难诸种理由，先行停付各国赔款，所有关税盐税，一律提存于中国之银行。由于我国已宣告中立，词严义正，各国亦无如我何也。同时立即发行内国公债。这两者可以并行，则一二年间不至财用不足。至于提防日本，则是我国最大隐忧，近年曾分别和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基、日使日置益、法使康悌会晤。朱尔典曾告英日联盟已告成功，日本必定助英国攻德国所属的青岛，中国若不乘此时机取得，则一定有人会去夺取。朱尔典所指自然是日本，不如乘日本尚未动兵之前，我们先和英国密议，由英人威胁要夺青岛，我即和德使磋商，要求德国将青岛归还我国，同时暗中派兵包围青岛，谈判不成，即用武力夺取，先下手为强，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如已夺获，日本便无词可借了。这不特防日本的侵略，亦可以杜绝将来的后患。”袁说：“燕孙，你的意见很对，关于财政计划，停付赔款、移存关盐都可立即施行。至于内国公债，过去失败过，你看有何良策以善其后，请予详细计划，全权办理。至于先行下手夺回青岛，于情于势都是应行的，不过我国既然宣布中立，忽然又推翻前议，出兵对付德国，虽说是收回青岛，但在中立立场上似乎有点碍难说得过去，这样做了就怕外交上会增加困难和纠纷，且恐愈增加和日本的尖锐关系，我觉得此一着可行又不可行。”梁说：“德奥两国以小敌大，战争结果必难幸胜，不如找个适当时机对德国绝交宣战，俾将来在和议中可以取得地位，立于有利地步。”袁说：“这一层让我再详细考虑一下。”

　　不久，袁设立内国公债局，派梁士诒为总理，办理“民国三年内国公债”，财次张寿龄，交次叶恭绰，中国银行总裁萨福楙，总税务司安格联，副税务司包罗，中法银行经理赛利尔，保商银行经理泾恩等为内国公债局董事。

　　欧战期间，列强并不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且互相要吞吃对方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处境反而更为困难。

　　德国在东方缺乏盟友，因此，它是独力作战，在中国要对付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它首先在北京组织了中德协会，以联络中国方面的朝野人士，其后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名叫巩固团，以联络中国人和朝鲜人，排除日俄两国为宗旨。巩固团团长是德人牟里哈，总团部设在奉天，派北西湖煤矿总理张锡蕃负责对付日本的首领，派哈尔滨德胜布庄经理张子玺联络在俄境内的华侨，其工作区域是在南北满和内外蒙古，工作目标是破坏日俄粮台、营垒和械库。用重金吸收团员，不旬日便有七八百人参加，指定其中20人为干事。

　　英公使朱尔典、法公使康悌、俄公使库朋斯基为了中国政府没有停止支付德国的庚子赔款，使得德国能够利用这笔钱在中国境内进行不利于协约国的活动，以及组织巩固团，表示很大不满。同时因青岛德军利用中国人构筑防御工事，向袁政府提出了抗议。其实青岛德军雇用中国工人，是基于1898年中德所签订的《胶州湾租借条约》。

　　8月15日，日本政府根据1911年7月13日所订的英日同盟有义务要帮助英国，同时为了确保东亚的和平，所以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并限9月15日以前，无条件把胶州湾交付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以上这两点如果在8月23日正午以前没有满意的答复，则日本即采取必要的措置。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在8月15日这天公开宣布：“德国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是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

　　8月16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是自行破坏中立。

　　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没有满意的答复，于是正式宣布对德国宣战。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又向袁政府表示，德国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中国，但袁政府这时不敢接受，电请美国政府代为接受，然后转交给中国。可是不待美国答复，日本已向胶州湾采取军事行动了。

　　英公使朱尔典是袁的好朋友，他劝袁加入协约国，袁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军火，提高质量，以应协约国之需；（二）协约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的条约；

　　（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

　　袁这个参战条件，前两项是想拉拢英国，对付日本；后一项是对付国民党的反袁活动。这时的英国，需要日本超过了需要中国，所以袁的三点要求原则上同意，但要征求俄、法、日的同意，俄法两国是同意的，可是日本则坚决反对，更进而要求：凡有关中国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

　　日本认为欧战是它排斥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独霸远东的大好机会，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因为美国未曾卷入大战漩涡，同时在中国问题上是比较主持正义的。日本首相大隈曾致电美国政府，进行试探，强调日本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可是就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随即利用对德国宣战之名，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

　　民国3年9月2日，日本陆海军2万多人配合少数英军，组织所谓英日联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地区登陆。照道理讲，退一万步，日本要进攻德军，只能以胶州湾德军驻防区为目标，可是日军却先侵占莱州半岛，这就证明日本的野心是乘火打劫。

　　由于日军破坏了中国的中立，袁政府便遭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划定战争区域，日本要求以黄河以东为界，袁政府经过多次周折，才援引1904年日俄两国在辽东作战的前例，于9月3日照会各国使节，声明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原文如下：

　　“此次欧洲战争，所有各交战国，均系本国友邦，故本政府决意宣告中立，竭力遵行。兹先后据山东官吏报告，德国军队在胶州湾一带有行军备战各形状，日英联合军在龙口及胶州湾、莱州附近一带亦有军事行动等情。查本国与德、日、英三国同居友邦，不幸在中国境内，有此意外之举动，实属特别情形，与一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在辽东境内交战事实相仿，惟有参照先例，不得不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使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

　　依照这项声明，袁政府承认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以西地区为中立区。9月21日袁政府又宣布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

　　德国驻华代办对于袁政府划定交战区域的声明，提出了严重抗议。第一次抗议是9月3日，即袁政府声明的当天；第二次抗议是9月4日；第三次抗议是9月24日。德方认为日英联军在莱州地区所采军事行动是彻底地破坏中国中立行动，中国引用日俄战争时划定战区的办法是不符国际性的，因为中国这项宣布是在日英联军已在山东半岛登陆之后，所以结果只是方便于日英联军，因此保留两项权利：（一）德国保留在适当时机可以要求的权利；（二）损害之赔偿。袁政府对德国代办的抗议，也有驳斥的理由，便是德军在青岛已经构筑工事，要把青岛当作军事根据地，所以引致日英的进攻；中国划定战区的宣布是非常适合情势的办法。

　　9月6日，日军马队500人开至莱州，在城西扎营，3日后日军乃正式接收管理莱州，居民欲逃不能，四乡人民则逃散一空。接着日军又占领了平度县，军队们滥向县知事苛索，要1000头牛，2000只鸡，1000头猪，米面草料50余万斤，大车1500辆。县知事因不胜其扰，乃逃之夭夭，却又被日军捉到，像对待犯人一样加以监禁。同时日军进占即墨和胶县，自行发行军用票，占据县衙门和电报局，强占民房，反令房主人露天睡眠，令妇女在房中陪日兵。天雨则在堂屋中生火烤湿衣，把门窗桌椅拆下来引火。总之日军已把中国城镇当作了占领区，邮电员公然检查邮件，男丁被勒令挑水拾柴。日军司令部竟公然在平度县的乡村张贴布告说：“如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之罪，则该村人民全体问斩。”很多无辜乡民被认为有妨碍日军的嫌疑被杀。

　　9月25日，日军占领潍县，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日军这个行动超越了袁政府宣布而日政府同意的交战区域。袁政府外交部于26日由次长曹汝霖提出口头抗议，同时进一步提出正式照会。这个照会非常可笑而幼稚，内容说：“胶澳在东，潍县在西，非行军必须之路，前经声明，潍县不在战区之内，已经贵政府同意，该地军民亦经屡次晓谕，令勿惊疑，今贵国军队突有此举，使我政府失信于军民，不知是何用意？”

　　29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访外交部孙总长，答复中国抗议，大意谓奉本国训令，胶济路为德人所经营，战争前后一直为德军输运军粮，今潍东一带虽由日方占领，但潍西一带则仍由德人暗中使用，殊于日军行军不便，以是占领之，但决不侵害中国之中立云云。这个答复，把前此承诺有关战争区域的问题避而不谈。对于日军占领胶济铁路的理由则是：（一）该铁路是德人所经营（其实按照胶济铁路条约，华股居多）。（二）德军利用此路。日方这个答复，简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胶济混为一谈，则表示日军还要进驻济南。果然，10月6日夜11时，日兵三十人，军官三人乘车进抵济南，立即占据火车站。中国外交部再提抗议，日方仍坚持其不成理由之理由，并以普通书信作为答复，交付中国外交部。其大要是：（一）山东铁路系根据胶州湾租借条约，纯系在德国政府监督权之下公产性质之德国会社，其实体上与租借地为一体的延长。（二）铁路本身为运用上绝对不可划分之物，决不能以德国经营之铁路以其在中立地带潍县以西之故得改变其性质。日本开战之目的，不仅攻击胶州湾，并拟进而根绝德国在东方经营之根据地。（三）交战区域之划定和山东铁路问题是各别的，不能混而为一。总而言之，日军的目的，至少是借此要吞并山东半岛。

　　德军的根据地是青岛，日军发动攻击后，扬言六个小时之内可以攻下青岛。青岛的德国守军只有6000人，德皇威廉电令他们死守青岛，战至最后一人。德国的胶州总督华德克也公开宣称日军如果来攻青岛，将会遭到坚强的抵抗，至少要花4万人的代价，才能攻占青岛。

　　自从清帝退位后，大批清皇族、王公、大臣和遗老，都迁到青岛做寓公，现在只好洒泪告别青岛，遗老如周馥、吕海寰、劳乃宣等也离开青岛，只有宗社党首领恭亲王溥伟仍留下来。

　　日军于11月7日攻下青岛，德军有2300余人被俘，事前德国守军接有德皇的令电，叫他们不必死守。11月14日，胶州总督华德克被解往日本东京本愿寺监禁，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占领青岛的17周年。

　　日军攻下青岛后，袁政府乃请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可是日本政府则不加理会。袁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请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日本政府不但仍然不理，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战利品。

源济

六十五、日本提出廿一条

　　民国4年1月间，中国照会日本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日本根本不理，更在1月18日以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为词，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向袁政府要求秘密谈判。

　　原来在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这是民国3年11月间的事。12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借口回任，请求和袁面谈。1月18日，他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则日本政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日本政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请贵国严守秘密。”

　　这个文件的内容分为二项：一是条款，预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一是觉书（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准备以提文方式成立。

　　袁把条文略略翻了一翻，就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国际间的交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交活动已不拘泥于形式了，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外交谈判还是很保守的，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在当时是极不合理，极没有礼貌的事。日本竟命令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秘密条件的文书，实在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

　　世间事，越想秘密，越易泄漏。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美、俄、英三国乃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

　　这十一项条款，就是前面所说的部分条款，这些部分内容，在国际法上还说得过去。另一部分是觉书，这部分包含了许多不能见人的东西，这觉书部分日方并没有告诉各国。

　　日本利用觉书方法对中国交涉已使用过多次，不久前，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张勋攻入南京后，伤害日兵事件发生时，日本向中国交涉，除提出各款外，另具一觉书劝告中国政府免去张勋职务。由于一个外国政府竟干涉另一国家用人之权，是有害中国主权的，所以不能列入条款中，遂以觉书方式出之。其实觉书与条约，在国际法上约束力完全相同。

　　这次日本向袁提出要求，条约方面比较轻，觉书部分极为严重。

　　袁当日置益向其提出时始终未翻阅廿一条内容，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可是日置益坚持请袁先亲阅一下。袁待日使辞出后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下午4时电召甫由瑞士返国、下榻迎宾馆的陆徵祥来商。陆抵总统府时，袁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一听陆到，即送走徐，邀陆密谈，把日方的文书教陆先读一遍，然后说：“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

　　陆徵祥于晚饭后，在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会谈，由孙宝琦任主席。先由陆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以及袁的指示，孙宝琦继续发言说：“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大家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结果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袁政府这时是无法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

　　孙宝琦先表示他个人意见，他认为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袁，报告先一天会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孙退出后，袁又召见陆徵祥，对陆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陆答：“这个谈判太困难，徵祥体力不足，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袁说：“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次长，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日方，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陆见袁意已决，只好接受。袁在陆辞出后，又召见孙宝琦，告诉孙决定要对日本谈判，于是孙宝琦乃上辞呈，请辞外交总长，并向袁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袁于1月27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极为不安，乃赴总统府向袁提口头抗议，日使表示：“敝国刚递要求书，中国便换外长，分明是毫无诚意，日本政府深为遗憾。”袁答：“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中国换外长，正是表示诚意。何况新任外交总长，做事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如不相信，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英使答复说陆很好。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谓中国换外长，实在是好意的表示。

　　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就接见日置益，双方谈话很精采。

　　日置益说：“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答：“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说：“我想诸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答：“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日置益说：“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答：“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说：“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说：“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统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需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说：“可以。”

　　陆说：“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说：“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说：“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问：“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答：“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说：“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答：“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这次初度会谈便到此结束，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日方态度强横，一个公使，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竟用蛮不讲理的态度安排一切；其实更无理的还在后面呢！

　　这个中日谈商的基本文件，是日方所提的，便是后来有名的廿一条。这个廿一条共分为五个项目，在文件上是第一号包括四条，第二号包括七条，第三号包括二条，第四号包括一条，第五号七条，兹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个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下：

　　（一）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二）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三）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四）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五）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①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②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六）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政府商议。

　　（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秘接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两缔约国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二）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源济

六十六、中日会谈经过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

　　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开会后，日置益首先发言，他公然大惭地说：“敝国政府向贵国政府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文件，其用意是敦睦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

　　陆徵祥接着发言说：“贵公使所说的，我能了解，对于贵国是否因欧战，或因国内总选而向敝国提出这个文件，在本总长看来，颇为感触，亲善二字是本总长素来所主张的外交原则，也是所努力的目标，本总长在欧洲廿多年，盱衡时局，认为在亚洲的中日两国必须携手成为兄弟之邦，中国今日许多事务都应向日本学习，因此和日本亲善，在中国政府和国民来说，都是最希望的。不过亲善要公正和公平，处处可讲亲善，却不必在此时提出条件才得谓之亲善。何况我们面前的这份条件中有悬案、有新案。请想想，悬而未解的事件，以贵我两国地理之邻近，过从的密切，随时随地都可以商讨，当贵国伊集公使驻华时代，所有长崎至上海之海底电线问题，及南满铁路通过敝国国境三分减一纳税问题，本总长当时悉本亲善之意，与之解决。而本人前在国务总理任内，曾聘请贵国有贺博士为顾问，交通部亦聘请平井博士为顾问。若细加研究，在贵国政府实无不可以达到目的，在中国政府亦从未过于拒绝，随时均可以商办，初非待提出许多条件，始得达到贵公使所说的亲善之目的。”

　　日本当时希望尽速就该条款有一结果，速谈速了，怕夜长梦多，国际干扰；中国方面则希望迁延时日，在会外寻求转机。因此，中国代表主张就日方五号条款逐条讨论，陆徵祥并提出第一号第一条修正案，坚持要加以讨论，可是日置益却坚请中国政府对日方全部要求先表示一个原则意见。

　　陆说：“关于第一条的讨论，贵公使如果同意，再逐次讨论下条；否则一条未了，又提一条，或因次条意见不合牵及前条，反于进行有碍。”

　　日使说：“本人主张按号按条先询贵国意见，然后再逐条讨论。”

　　陆答：“这一层要请贵公使原谅，本总长于一月廿八日到任，廿九日拜外交团，卅日始行视事，时间如此匆迫，对于贵国条款内容还未详加研究，最好再缓一个星期，待我全部研究后，再行奉告，可否延至下星期二再开会？”

　　日使说：“此件之内容贵总长早已研究过，本人奉政府训令，须每日开会，惟贵总长到任未久，亦是实在情形，仍盼阁下从速研究，俾能加速进行。”

　　接着，日使又说：“今天下午三点钟起到六点钟止，耗去了整整三个小时，毫未谈出什么结果，本案何时可了，殊难悬揣。贵总长倘要对文书内容详细加以研究，可否在迅速研究后，决定每日开会。至于开会时间，则由贵总长自定好了。”

　　陆答：“每日开会是可以的，但外交部每逢星期三是接见外宾期，本人难以分身；何况本人体力甚弱，事实上难以照办。”

　　第一次会议就此结束。

　　在交涉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就因偷取中国财政预算案内容卖与日本而被发现，判处徒刑八年。其实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苍蝇，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还可以靠外交官和武官身份，在中国境内肆无忌惮地旅行，进行各项间谍活动。

　　由2月2日至4月17日，中日两国共开会议25次。2月

　　9日中国提修正案，第一、第二、第三号修正，第五号碍难商议，日方则强迫中国全部接受，不放松半步。

　　3月8日中日会谈仍无结果，日置益乃往晤曹汝霖，用恫吓的口吻说：“会议拖延，使日本国军民不能忍耐，倘在数日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的承认，恐发生不测的麻烦。”袁这时正依赖派赴日本游说的有贺长雄，据说他正在日本元老重臣间奔走游说，且已收了效果。

　　4月26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廿四条，压迫中国同意，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空气顿形紧张万分。中国方面在此紧要关头，于5月1日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的答复，这个著名的最后通牒最后部分全文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立即报告袁，袁于下午5时召集各政界领袖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均主张和平。8日上午10时袁在春藕斋，下午1时又在纯一斋召集会议，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等皆出席。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陆转告袁，朱说：“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袁世凯这时的秘密是他正悄悄打算要做皇帝，同时一心一意对付国民党，所以根本没有抵抗日本的准备，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更无所恃了，因此他于5月8日下午8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席上，发表了一篇泪随声下的演说，宣布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并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表示诚挚的感谢。会议席上商议如何答复日本，本拟用长文答复，对日方各条逐条辩驳，后决议改为简短的复文。8日晚间，外交部连夜准备复文，有关第五号福建一条中“日后另行协商”一句，外交部和日参赞不幡酉吉在电话中争论甚久，日本方面更要求袁政府把中国的复文底稿，提早透露给日使阅看。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持复文底稿至日使馆，给不久前坠马受伤的日置益公使阅看，日置益看到回文中有：“第五号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行协商”。他就大发脾气说：“这项复文我不便接受！”施履本只好持稿匆匆赶回外交部，向曹汝霖请示，曹乃在复文底稿上加了“容日协商”字样，仍令施履本持往日使馆送请复阅，日置益复按照自己意图，在回文上作了某些修正，直至8日深夜1时才告完毕。

　　袁第二天知道曹汝霖又作了许多屈辱的让步，大为光火，痛骂他不该未经请示而擅作主张，同时把已准备颁给他勋三位的一道命令临时撤销。

　　5月9日下午1时，中国的复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亲自送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复文全文如下：

　　“日本公使于五月七日下午三时亲以日政府哀的美敦书送交中国政府，并附以说明书七条。该哀的美敦书之结语云：

　　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于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交出满意之答复，倘届时不能得满意之答复，则日本政府将施用日本政府以为必要之方法。今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起见，除第五条中之福建问题议定互换公文外，系照四月廿六日日本提出之修正案，及附属哀的美敦书之说明七条，承认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中之各款，惟第五号中之五条，俟将来另议。中国政府今日即行承认者，无非盼望中日间之悬案从此解决，而两国国交可以巩固，中国政府请日本公使从速定期到外交部会拟条文，正式署约。”

　　日置益得到中国正式复文后，便电奏日本天皇，报告兵不血刃而在外交上获到辉煌的胜利，敬向天皇祝贺。

　　5月10日，日置益公使前来中国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申明答谢。11日，日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送来公文四件，（一）日本政府所交之条款；（二）会议后中国回答原案；（三）第二次之修正案；（四）中国第二次回答原案。同时约定14日在迎宾馆正式会晤。

　　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后，袁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中国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袁却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袁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5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咬着牙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袁并有密谕给各省的文武长官，全文如下：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得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日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惶恐，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逐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鍼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日政府与袁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政府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这种缓进的主张，孙中山是反对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北京内务部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袁政府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日置益同时向袁政府压迫，要袁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6月16日袁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袁这时知道全国人民反对如此卖国，但他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因为一经膨胀，首先是袁本人要倒霉，因此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6月16日明令公布。这真是出尔反尔的举动。他在签署廿一条约前，曾发表声泪俱下的演说，签署廿一条后，更发出毋忘国耻的密谕，并且一再表示沉痛异常，情非得已，把自己扮成一个“爱国人物”，却把卖国的罪名转嫁到反对他的国民党身上，以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根据他的说法，出卖国家的，不是他而是国民党领袖。他在乱党之外，又找到国贼这个恶毒字眼来套在国民党领袖头上。他这一套是想替自己开脱卖国罪名，并且转移一般人民认为国民党只是袁的敌人的感觉。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因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7月8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曹汝霖因为是亲日派，又实际负责签订这个卖国条约，因此便成为众口指摘的卖国贼。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则说是请示后而行。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并无关系。

　　附录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曹为公认的亲日派，被国人目为卖国贼，他所叙述签的经过当然是为自己做翻案文章，可是因为他是签约的当事人，所以自然有一部分史实存在——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廿一条觉书，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袁世凯），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风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徵祥）并未与议（原注：《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总统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

　　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

　　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现只能记其大意如下：

　　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至第五项则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公使来见孙总长（外长孙宝琦），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惯例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敏捷，日本则有后言。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出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我国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允，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本亦同意。遂开议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陆答当东三省会议时，那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日使谓重定年限于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略加辩论，即予同意通过，日使笑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日使谓胶澳租地德国所得权益，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牒时，已声明无条件让与日本。俟德让与后，为尊重贵国主权，应请中国承认。至该项租借地（指青岛），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完全交还中国。陆氏答以日本与德国宣战时，声明取得德国租借之胶澳全境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它权益。日使谓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明取得后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开和会时，自有商定适当之处置，故不必先向贵国声明。现要请贵国承认者，即是和会商定之办法，与当时日本得了俄国的权益，请中国承认同一意义。陆氏答以既要将来和会商定，现在不必先行承认，俟和会开时再看情形，何必先行声明。日使则谓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口舌。陆又答以攻占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方面的事。日使谓英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议。我方始终不允先行声明，日使谓，请先商一范围，只限于青岛有关连之事，决不越出范围。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次会日使提议，先议东北路矿问题。我方答以东三省会议录，有不能再说并行线之约，此条有违前议。日使谓此次商议者，系南满与内蒙之交通，与前会议是两事。该处地壤相接，商业日繁，仅是古老运输工具，不合实用，非敷设铁路不能发展商业，此举与地方大有裨益，并非为日本设想。我方以蒙人风气未开，恐遭反对为词。日使笑谓，现在内蒙人民与东省人民无异，他们亦愿意修造铁路，便利交通，决不反对。磋商结果，只记得先允一路，以后再看情形，路线记不清了。

　　继议开矿。日使谓中国向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若任它藏在地下不事开采，岂不可惜，故应彼此先行调查，再商开采。此事可由中日合办，使两国同沾利益，且于地方人民亦大有好处。我方同意先行调查，择优良先办，惟合办方法须照中国矿业条例，中国即以矿产矿权为合办之资本，须派监理。如有盈余，应合理分配。日使谓合办公司，是商业性质，中国既是股东，自能同等选出董事、监察人，政府不必再派监理，利益当然均沾。遂允以先调查两三处，地名也记不清了。

　　继议东三省增开商埠问题。日使谓东三省发展迅速，比前不同，中日商业与时俱进，原开的商埠不足以应付现实，故须添开商埠，仍照贵国自开商埠成例，更可增进双方贸易。我方答以东三省商埠，前在东三省善后会议时已开设甚多，照目前情形，似无增开之必要。日使谓中国自开商埠，一切管理警察行政权，仍归中国办理，不过便于各国通商，不但发达中日两国商务，于各国均有利益。后允斟酌地方实际情形，仍照自开商埠办法，允增开三四处。

　　日使继提内地杂居问题。日使谓日本地狭人稠，东省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陆氏答以东省商埠已多，现又允许增添，都是为解决贵国人居住问题，不单是为经商。内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即是此故。我又补充说，中国山东人往东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日使笑对我说，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陆外长则说，目前治外法权尚未收回。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彼此辩论几次，我方坚持，不得解决。日使提议，此案彼此研究再议，前议山东问题，尚无结果，续议山东问题如何？我方同意（我方又修改答案）。

　　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于会议，拟请陆总长与您枉驾使馆会议。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日使先说抱歉之意，又说内地杂居，难于解决，我们先议山东开埠及合办矿业问题。我方同意。陆氏先说，查山东沿海，都已开为商埠，此次贵方提出各处，近于内地，不通海道，轮船不能进出，不合开埠条件。讨论后，日使允先撤回，调查后再议。先议开矿问题，日使谓山东煤矿、铁矿都有，久藏于地，不使开采，殊为可惜，若中日合办开采，彼此有利。我方答以本席亦同有此意，但贵方所提各矿，均已由人民领得开矿执照者，未便取消。日使谓，听说贵国商民，往往领得执照，取得利权，永不开采，此种利权应即取消，另给他人。陆氏答，我国商民请领执照，亦定有限期，若逾限不勘测，亦予以撤销。余又补充说，亦有斟酌情形，在限期未满即行撤销者，惟中国商民集资不易，政府为体恤民艰，定限较长，不能若贵国商民之踊跃投资可比。陆又云，贵方所提各处，都没有逾限，故不便撤销。日使请主管部再行详查，如有逾限不事勘测，或确知其无力集资开采者，应依法撤销，此是各国通例，并非优于日本也。后由商部清查撤销一处，允与日本合办，惟声明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

　　越数日，日使能支拐杖而行，会议仍迁回外部官邸，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每件议案，总须磋商两三次，故屡改答案，请示总统而行。在移回外部会议时，日使即说，上次会议关于胶澳租借地内权益问题，尚未解决，今日先将这问题解决如何？陆氏坚持不允先议。日使问为何理由？陆氏答以总要有了相对事实，才能决定承认与否，本席对于青岛之德国权益，不甚明了，何能先予以笼统承认？且事或许有变化，目前先行承认，将来岂非为难？日使谓，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这是既成事实，不会变化。陆谓凡事变化，岂能预知？日使追问，贵总长所谓变更，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请明白指示。陆氏谓，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化。至其他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即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于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日使谓德国在青岛之权益，自应由日本继承，这是天经地义，将来开和会，各国决无异议。彼此争论两日，陆氏坚持不肯先议。日使强调日本决不以未经中国承认之事强中国承认，贵总长既然不肯先议，且看将来和会开议，决不会有与今日不同之处，只先作存案可也。

　　后又议及闽浙铁路问题，我方告以此案因与英国有关系，须要知会英国后再议。日使即说，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对英国联盟之重视。

　　日使继提福建不能让租与他国问题。陆氏正色道，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他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日使笑谓，因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陆谓前政府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日使仍一再要求，须请声明，不用换文，亦不向日本声明。后改由中国自行声明，中国领土，永远自保完整，无论何省，决不与他国有让与行为，福建亦不例外，将此声明抄送日本。我觉得这办法，等于自骗自，不很妥当，然陆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说。

　　对于汉冶萍合办问题，我方答以此系民间商营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谋，应与该公司自行商议。日使请为介绍亦未允。越日又议内地杂居问题，日使坚持甚力。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

　　每当会议不能解决之时，总统常命余与日使或小幡交换意见，为侧面之商谈，探听对方真意所在，有时因此而获解决之途径。此次总统又命余为侧面之商谈，这种商谈，仅是个人行为，不负正式会议之责任。我去见日使，告以我国对日本人内地杂居为难情形。日使说中国不允日本人内地杂居，不过仍有排外之心而已。我答以中国并非有排外心，实在是日本人优越感太甚，致使彼此发生不愉快事情。中国人对外国人向来一视同仁，很有礼貌，而日本人对我国人往往轻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国人受不了时，激起不快之事，反与国交有碍。所以不允内地杂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况内地？日使谓，东省地面辽远，人烟稀少，多些日人有何关系？我答以奉吉两省内地，亦有人烟稠密之处，且东省人习惯，喜欢聚族而居，往往一乡即是一族，他们与别族同住尚不愿意，何况与外人杂居？东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满广大的附属地，难道日本人尚不够居住？日使谓，商埠与附属地，一为经商，一为护路。日本人长于农事，你是知道的，若今日人杂居内地，即可从事耕种垦荒，不出十年，东省荒地，变成熟地，多产粮食，于两国都有益处，岂非两利？我记得他在会议时，没有提过农事垦荒的话，我即说此确是与两国均有益处，但恐日人不惯寒冷耳。日使笑谓，这是他们自己之事，我又说，中国租地耕种，各省都有老习惯，各处不尽相同，日人能照地方习惯否？日使谓，当然要照当地习惯。遂辞出，归告陆总长，并报告总统，日使所言，意在垦荒耕种，若照此意，与杂居不同。总统说，虽然如此，日本借垦荒为名，行其侵略阴谋，亦不可不防，你们姑拟一方案，就耕种方面，谋解决之法亦是一法。遂拟方案如下：

　　“吉奉两省，不论官有民有地亩，允许日人订立契约租借耕种（如系官荒，向地方管辖官吏商订租约），定明晌数（东省一晌约合内地十亩），期限二十年，满期后应无条件交还原业主。日本租地人应照纳课税，并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及不违背地方上租地耕种之习惯。”

　　呈阅总统，亦以为然，遂又续商杂居问题。陆氏说，杂居问题本席尊重贵方意见，再三研究，拟成新方案，与杂居之意不但不违背，且取杂居精意，希望贵使容纳，解决此案。日使阅后谓，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议。及下次会议时，日使谓此案对于年限交还业主，及不背地方习惯各点，都有商量余地，惟服从中国法令，听中国警察指导，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无服从中国法令及听中国警察指导之义务。若照贵方所拟，不啻剥夺条约上应享之权利，须知贵国尚未收回裁判权也。虽经余等再三说明解释，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馆见小幡书记宫，我说我方所拟方案与杂居已颇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误解方案之意，甚为可惜。小幡问所谓法令，系指何项法令？如何性质？请为说明。我谓不过违警令之类，并非法律。若不听警察指导，设有两人互斗，没有警察劝解，岂不有酿成人命之虞。至课税更是轻到无可再轻，这是地方收入，请加调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严重，须在事实上着想，不在法律观点上着想，才是解决此案之办法。从前贵国明治初年，外国人只居留在长崎，不准自由往来他处。我国商人居留于长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国情形与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国待外国人比日本宽得多了。反复辩论甚久，小幡始允转达公使而别。

　　我方将方案二十年改为“三十年”，满期交还后又添“如双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过十年。”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改为“服从中国警察法令”。此案已会议五次，侧面商谈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争到舌敝唇焦，对于“服从中国警察法令”争论最烈，我方始终认为维持秩序为不可少之条，与条约绝无关系，坚持不让，终于就范。

　　至此，应商之案，都已商结，计第一条列为条约，此外议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为换文。陆总长起立致词谓：“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亦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政府向贵公使深致谢意。”日使亦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顾全大局，至为感佩。尚有第五项各条，亦希望开诚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陆外长答谓：“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第五项，贵国本为希望条件，本政府亦以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日使请交换意见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外长遂正色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日使亦谓：“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遂于不欢中散会（原注：以上记述，因年代久远，手头又无资料，只凭记忆，头绪纷繁，大略如此，难免有错之处，深抱不安）。休会至一星期，余亦不去见日使，彼此僵持，濒于决裂。

　　当日本提出廿一条向我国交涉以前，以盟邦关系，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项。后闻我国因不肯商议第五项，濒于决裂，英报提到第五项，日政府从没有向英政府提过，这种重要条件，不先告友邦，有欠诚意。西报又谓，日本想独占东三省，与美国开放门户，利益均沾，实有违背之意。日本曾来责问中国事前泄漏，有违预先声明，我方自然极力否认。其实当时英国名记者莫理逊，美国记者端赖均在北京，与参事顾少川（维钧）、伍梯云（朝枢）等时有往来，会议情形知之甚详。日使因无凭证，只口头抗议亦无他法。

　　余以会议僵持已久，终须设法打开，遂向总统建议，请密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总统问，此着有效否？余答，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即是元老院的干事，与陆奥宗光（编者按：甲午中日之战后与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之日本外相）同事，故于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为然。请总统召见有贺，假以词色，恳切相托，他必肯效力。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由外交部总、次长尽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愿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实在令我为难，请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君必能谅解我意，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详辞。有贺果然自告奋，愿回国尽力向元老报告，力说利害。

　　时日本元老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有贺见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日置公使又要商议希望条件之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难怪中国政府为难不肯商议。松方侯听到第五项，似未知道，又听有贺报告第五项内容，面现诧异之色，随即召加藤外相，访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松方即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日本对善处之语，意颇严重）。加藤知是有贺进言，遂令监视有贺，不许行动，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

　　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招元老之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竟决下最后通牒，以强迫我国；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后通牒内谓“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这种措词等于自行撤回，对外尚箭拨弩张，对内已色厉内荏矣。陆公使（宗舆）亦探得内容，密电报告。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陆公使即电告外交部。而北京自使馆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来见我说，政府即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我答以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已来电报告，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归后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语塞而去。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将最后通牒亲到外交部送交陆总长，态度严重，不发一言。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一语，他即告辞。日方一面关外调动军队，渤海军舰游戈，迨下通牒后，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陆闰生公使（宗舆）又以日本内情时常电告。陆总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正式会议之外，又有侧面商谈，卒以说动日本元老挽此危机。日本所提之廿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

　　揣日本此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徵祥，我是次长何能签为？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侯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测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祺瑞）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

　　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可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维钧）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脱稿时已逾深夜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后，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他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忠枢）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于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

　　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说”，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方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之原因。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变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敝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杨皙子（度）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美顾问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激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源济

六十七、冯、段离心离德

　　北洋系的基础，建立在小站练兵时期，那时，袁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建军工作上，他躬亲部署一切，如：军队的编制和调遣，将领的选拔和补充等。其后政治上袁的地位日高，北洋军的发展也日大，袁自然不能兼顾北洋军，于是冯段诸将的权力因之逐渐提高。袁当总统后，精力分散到外交、财政、政党方面，军事就付托给北洋系的大将手中。这时，“北洋三杰”的情况是：冯国璋外调南京，主持长江一带的军事；段祺瑞在中央统理全国军事；王士珍却退隐正定。段以陆军总长身份，不但对北洋军系独揽大权，即对于全国军事亦有统筹之权。段倚赖徐树铮，徐有才气，可是和北洋系的渊源不深。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多数是由段所培养和提拔，不过袁对军事并不放松，所以便在总统府内设立军事处以控制全国军事。

　　段有段的个性，民国以后，袁段之间总有点心事，北洋系里相传有这么一段故事：

　　袁称帝以前，小站旧人早已恢复了跪拜礼，段祺瑞独不肯，他对于其他问题倒无所谓，就反对在民国时代还要曲膝。冯国璋劝他说：“芝泉，你别任性吧，皇帝和终身总统有何区别？跪拜礼和脱帽鞠躬礼又何尝不是一样？”冯拉了段一齐到袁那儿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见冯下跪，没有办法，只得依样画葫芦了。袁见了这两员大将跪在自己面前，倒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来，呵着腰说：“不敢当，不敢当！”

　　冯、段坐了一会，再至袁克定处，也行跪拜大礼，心中当然是十二万分委曲，怎知这位大少爷却端坐不动，受之泰然。段一肚子冤气，怒冲冲地跑出来，埋怨冯说：“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冯亦连连摇头说：“芝泉，莫说你发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后我跟着你走，我们不能再当一辈子狗了！”冯、段的不满，后来有人传给克定，埋怨他不该摆架子激怒了北洋的两大将，怎知克定却淡淡地说：“这正是我的安排，这两个人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他们都有点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们的骄气，将来他们更不得了，难免不爬到我的头上呢！”北洋军人那一年都向袁行跪拜礼，袁在接受他们大礼时，总是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说：“你们快来还礼呀！”袁克定从不答应，俨然以未来储君自任。

　　这是小过节，却使北洋系的将领对袁离心；不过这还不是致命伤，最致命的，是他们逐渐感觉到袁不肯向他们说真话，又想解除他们的兵柄，他们觉得：“鸟还未尽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将烹！”既然老头子已不把我们当作人了，我们又何必对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杰”中，王士珍比较最随和，没有个性，因此袁对王特别放心。民国成立后，王士珍就回到正定原籍，不问民国政治。由于袁对段的倔强深感不满，有意要排斥段，因此便有借重王的必要。民国3年春天，袁派长子克定乘专车到正定去迎王进京，王表示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件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启程，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促驾，无颜面回北京了。”王被大公子这么一逼，终于情不可却地随同袁克定来到民国时代的北京。袁立刻颁授王为陆军上将，并且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

　　统率办事处是民国3年5月9日成立的，由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特派的高级将领组织之。陆、海、参三部总长是当然办事员，第一批所派的办事员，只有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三人，其后加了蔡锷等。这是袁把全国兵权从陆军部抓回自己手里的一项具体措施。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总统府的军事处也就取消了，段祺瑞退为办事员之一，而陆军部的重要职权都移转到办事处，陆军部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了。

　　袁在宣统初奉“旨”养疴时，曾把价值30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慷慨地赠给段祺瑞，段从那时起便住在这所房子内，在该宅辟一个侧门以与陆军部军需司的走廊相通，经常由这门出入。自统率办事处成立后，段就不大到部议公，一切部务都交由他所宠爱的门生——陆军次长徐树铮代拆代行。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可是却是袁所最讨厌的人。一次袁表示要把徐树铮调职，段觉得这简直是成心在找他的麻烦，因此沉不住气大声地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总统要怎么办，便怎么办！”

　　民国4年5月，正当日本提出廿一条的时候，陆军部上了一道请求增加职员薪金的呈文，袁亲笔批了如下的：“稍有人心，当不出此！”八个大字。由于段不到部办公，自然对陆军部公事也不看，有次袁问段某件公事，段说不知道，袁马上正颜厉色地质问段：“怎么，刚刚我才看到陆军部送来的公文，你是总长却不知道？”廿一条签署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所以要向日屈服，只是因为中国不能抗日；为何不能抗日？因为陆军不能作战，陆军部务无人负责，因此袁政府不能孤注一掷，冒险去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段终不得不向袁呈请辞职，并且不俟批准赴西山养疴。袁有意拉扰蔡锷，准备让入京不久的蔡锷接任陆军总长；后来还是决定仍给北洋的嫡系，于是陆军总长一职便落在王士珍身上。

　　段祺瑞的请辞，当然是被迫的，但是他亦一直在病中，所以他请辞后即赴西山养疴，而袁则一再挽留，只准段请假，一再给予延期，同时派王士珍代理，王因为不肯卖友，所以一再表示不肯就任陆军总长。

　　民国4年5月31日袁才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并发表明令给段祺瑞，给假两月，颁人参四两，医药费5000元。原令如下：

　　“前据陆军总长段祺瑞呈称：自去冬患病，饮食顿减，夜不成寐，迄至今春，遂致咯血，多方诊治，时轻时重。医言血亏气郁，脾弱肺热，亟当静养，服药方能有效，迄今四月有余，方值国家多故，未敢言病。现大局稍就平定，拟请开去差缺，俾得安心调理，冀获速痊等情。当传谕少给假期调养。兹据续请开去各项差缺，俾得安心调养，庶获就痊等语。查自辛亥改革以来，该总长勋劳卓著，艰险备尝。民国初建，忧患迭乘，数年经营，多资臂助，因而积勤致血衰气弱，形容羸削，迭于会议之时面谕该总长酌于一星期抽两三日赴西山等处清静地方调养休息，以期气体复强，而该总长以国事为重，仍不肯稍就暇逸，尽瘁国事，殊堪嘉敬。兹据呈请开缺，情词肫挚，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察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销假。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着随时入内会议，以抒嘉谟而裨国计。此令！”

　　段正式解除陆军总长职务是这年的8月29日，与这命令同时公布的，是由王士珍接受段的陆军总长遗缺。段离职后，袁又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军火浮报40万元，并于6月26日免去他陆军次长职，以田中玉继任。袁段之间由于段的病假，袁的明令给假种种而惹起满天风雨，争传袁段正式决裂，因为所有迹象都显现两人之间有问题，袁越做作，越启人疑窦。8月3日段发表通电辟谣：

　　“廿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一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炮队统带，升任统制，不数年由千总微秩，擢道员、总兵、副都统各职。及大总统东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各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目，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恳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

　　中国官场向是谣言越辟越真，段所谓行刺及某国报纸，原来是这样的：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置炸弹案，日本报纸指为是袁欲谋杀段的政治阴谋。

　　北洋军人都认定袁、段分家的导火线是袁克定编练“模范团”触发的。自袁小站练兵起，他即积极抓紧军队，不过自他当总统后，已没有更多时间全神贯注于军队，北洋军人多是段的学生和部属，下级军官几乎全是段所培植，因此，段在北洋系中的势力便渐渐抬头。加以冯国璋调往南京后，中央全国军事完全由段统率，在北洋系中冯段可说是势均力敌，现在段却超过了冯，冯心中自然很不高兴。因此袁克定主张把兵权拿在自己手中，同时另创一支生力军，冯是从旁极力推动的。

　　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未成立时，袁克定便经常和德国的丁克满少校，法国的白礼苏中校讨论军事学和训练新军的问题。为了成立一支更新的新军（20年前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即是为了建立新军；新军经过20年，已变成了旧军了），袁克定向袁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下面成立一个模范军，由大元帅兼模范军军长，这个计划和清末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集中兵权于皇室中央，组织禁卫军而自为统帅一样。模范军预定先成立两个模范师，中级军官尽量用留学生，下级军官则用军官生和速成生。

　　原来北洋军的军官来源，多是天津武备学堂和北洋各军事学堂的毕业生，这些学堂一直是段祺瑞负责。袁克定筹编新军计划中，军官来源改用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保定军官学校和天津武备学堂一样，都是在清末创立的，袁不愿段多树力量，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总是亲袁派，一次他未经和段商量，便派蒋方震为校长，因此保定军官学校的经费种种，多受到陆军部的留难。蒋方震不胜其烦，竟在校长任内自杀，幸被抢救但坚决求去。袁乃改派蒋为总统府军事参议，段这时还兼总统府军事处长，余恚犹在，竟拒发委任状，蒋遂不能到差。

　　袁不愿太刺激段和一般北洋旧人，因此把模范军缩小为模范团，模范团的性质与规模都和模范军不同，它好像是一个军官训练班的扩大，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处长，直隶于统率办事处。用北方人又是北洋宿将来筹备，是袁避免引起北洋旧人的反感。

　　民国3年10月23日正式成立模范团，团址设在西城旃檀寺，袁世凯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办事员，团本部设在北海。模范团的成立最使段祺瑞不愉快，最明显的是袁家父子不放心段在北洋军中的坚固力量，因此另立新军以代替北洋军。可是，袁以北洋军为本钱起家，如今天下还未完全底定，即欲取消北洋军，这是袁一生最失策之处。

　　因为很明显的，模范军的成立，是袁家班“大圈圈中的小圈圈”。

　　模范团成立后，士兵由北洋军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驻在上海的第四师就被抽调了490人，又由荫昌自保定军官毕业生中抽调直、豫、吉、奉各省籍贯280人为中下士，以北洋军各师中的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袁预定模范团分作五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每期可产生四旅的新军军官，暂以训练十师的模范军官为目标。第一期训练成熟后，袁特设“新建陆军督练处”，成立拱卫军步兵四旅，炮兵一团，骑兵一团，机关枪营一营、辎重营一营。模范团的军火都是购自德国的最精良武器弹药。

　　第二期以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克定自作聪明，特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毕业后因程度不够，仅能成立两旅。第一期成立者在后来编为第十一、十二两师，以李奎元、陈光远为师长（袁死后拱卫军名义取消，编入正式陆军内）。第二期成立者后来仅编为第九师一师，以陆锦为师长。

　　民国3年10月27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袁世凯派陆军上将、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为代表，前往该校颁发毕业证书，每人颁赠军刀一把，毕业文凭用的是大总统的名义。

　　袁每星期必乘马至模范团观操一次，观操时必召集军官训话，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向袁叩头谢恩，凡是在模范团受训的官兵一定要举行效忠宣誓。誓词共有八条，誓文是：“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民国4年1月13日，第一期全体团员均到关岳庙宣誓，袁特派荫昌监誓，由模范团团副陈光远宣读誓词，每读一句，全体团员则随声朗诵。

　　模范团到拱卫军的筹组，是袁父子决心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措施，过去袁只过问北洋军的上级干部，而下级军官则是段所负责部署，段既被冷搁一边，袁父子便进一步控制模范团的下级军官，因此模范团中无论头目升排长，或排长升连长，均必须谒袁叩头，袁亦必敦敦教诲如何忠于职守，效忠长官，这是袁不仅要拆段的台，并且要切实掌握下级军官的办法。这是不是聪明的办法呢？从前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在帝业已成之后，而袁竟不待天下真正一统便仓促行之，这不仅使段寒心，亦让整个北洋各师高级军官都有兔死狐悲的同感。

　　袁待部下能抓人心，却不信人，还疑忌人，他的特务工作有所谓三套头：就是派甲（心腹）去监视乙（政敌），另以丙去尾随甲之后以监视甲的行动。袁连对最心腹的两员大将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无时不用心机的。

　　袁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宜兴女子周砥（号道如），是天津女师附设女子高小的教师，年近40尚云英未嫁，在袁家甚得人和，袁对周印象甚佳，相处颇洽。第二次革命后，袁忽然想到把周道如许配冯国璋，以示笼络。原来冯不久前元配夫人去世，正要续弦，一经说合，冯当然愿意，可是周却要冯迎亲，冯一口答应。民国3年1月，袁派三姨太送周女士南下，到南京时，冯待以最隆重的礼仪，鸣炮21响以示欢迎，下塌交涉署。1月19日冯周联婚，为了实践“亲迎”的诺言，便把女家从交涉署迁到都督府西花园，与都督上房毗连，门首标了“周公馆”字样，新婚佳日，冯穿了上将制服行亲迎礼，花车由碑亭巷绕花牌楼入督府，沿途军警禁止行人，莲舆入府，在大堂停下，鸣炮奏乐，由女傧相四人穿大红吉服陪伴新娘，后有女童二人各执鲜花篮扶新人下舆进府，前导为马队，继为乐队，新娘穿元色绣花外套，大红裙，由江苏省长韩国钧代表袁大总统为证婚人。这场婚礼，在现在看来不算特殊，对是在当时这种婚礼就叫做“文明结婚”。

　　袁要蜕变，由总统而皇帝，因为廿一条的关系羁迟了一年。在中日问题发生前，袁把老友又是著名的遗老徐世昌搬出做国务卿，以及种种复古的举动，都不是简单的，有人认为袁搬徐是一种暗示，透露给大家，这是借尸还魂的手法。

　　袁的帝制自为，有一行动是很特殊的，他完全不靠他的嫡系北洋军。前面已说过，北洋军人已经暮气沉沉，又恃功而骄，不仅袁克定认为难于驾驭，老袁自己对之也感头痛。因此他开始要削弱北洋军对他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请老友和一群遗老出山，在政治上形成另一力量；派儿子袁克定组织模范团新军，以取代北洋军；有意拉拢蔡锷和重用陈宦，以显示给海内外，不是光用北洋系。所以在他酝酿帝制活动时，也就不让北洋系当他的主角。

　　有这么一段故事可以说明袁对北洋系的敷衍：

　　正当袁要做皇帝的谣言满天飞时，冯国璋由南京到了北京，他一连谒袁三次，北洋军人都希望袁冯这次会晤，可以使冯获知袁的动向，因为这时袁段之间已经很冷漠，大家搞得很僵，彼此不会讲真话，冯则刚和袁的女教师结婚，可能获知袁的真意。

　　冯一连三次谒袁，每次都在袁处共进午餐，有一次午餐谈话中冯提到外间传说大总统要做皇帝的谣言，袁夹了一口菜正慢慢要放到口中，忽然很严肃地把筷子搁下来，菜也掉到桌上，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明了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不是无所本的，在国民党把持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国情，我在口头上曾表示退位或者还正清室，我本人则决不愿做皇帝。最近由于新约法中有一条规定总统可以颁爵位，于是外间便附会这是变更国体的一种步骤。其实我认为这毫不相干，只是满蒙回藏四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却没有这种权利，太不公平，所以我要这颁爵权是为了使汉人也可封王封公的。”

　　冯听了袁这番话，正想插嘴，但袁又接着说：“华甫，我的心事已经对你说过，今天总统的权力和责任，跟皇帝有什么两样？一个人想当皇帝，无非为了子孙，因为总统不能世袭，而皇帝却可传子传孙。拿我来说，老大有残疾，老二是以名士自居，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都很幼小，岂能付以国事？历史上帝王之家的下场总没好结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冯抓住这机会插了一句话：“总统说的肺腑之言，可是到了天与人归，黄袍加身时，就推不掉了。”袁好像很生气地说：“不，我决不会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叫他在那儿置了点产业，如果再有人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再不问国事了。”冯听了袁这番表示，当然是相信的，他辞出后顺道访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把袁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看法，张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的文案，参预机密最久，又和冯私交也最深，他听了冯的叙述，想了一会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源济

六十八、张作霖和陈宦

　　袁对冯、段各有一套应付的手法，已如前述，对于冯、段以下的北洋系军阀们，袁所采取的手段则略有不同，一方面同样不让他们参与帝制机密，一方面则多方设法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

　　民国4年夏天，他本拟召集全国各省将军来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讨论划分军区和废省改道两个问题。当时有人建议袁不要仓促进行，以免各省军政首长离心离德；加以中日甫签廿一条约，此时此刻召开大规模军事会议，很容易召致日人疑心和误会。袁深以为是，乃改变方式，轮流电召各省将军入京述职，专就帝制问题向他们试探。

　　4年7月起，应召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湖北将军段芝贵和驻防奉天的廿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等。这些显赫人物中，只有段芝贵是唯一参与帝制机密的。

　　袁接见这些封疆大吏时，总是先问这么一句：“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共和而加“办”字，实在是一人绝妙的好形容辞，因为办得不好，当然可以不办，何况“办”字便寓有试办的意思。这些诸侯们都知道袁的意思，所以答复的话都是千篇一律：“共和不容易办得好，还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以救国家。”

　　奉天将军张锡銮是袁的老把兄，此时已经70多岁了，在袁眼中，这位老将黄忠已无余勇可贾，耳既不聪，目又不明，而所说的话，更不中听，他认为外交告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该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袁听了很不高兴，因而有意要把他打入冷宫。

　　廿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地位自不能和各省将军比，但他是奉天的实力派，所以破格召见他。他于4年7月25日入京，由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陪同入觐，袁在居仁堂召见他。这位初见世面的师长，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飘飘然，左顾右盼，对于清宫中一件古瓷，一幅名画，无不啧啧称赞。他依例向袁行跪拜大礼，恰巧袁这时从口袋中掏出表来看时间，张正好叩头完毕站起来，便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只挂表，袁微微一笑，顺手把表送给他：“你拿去作个纪念吧！”他接了过来连声说谢谢！

　　袁和颜悦色地问他和雷震春的关系，他直率地回答说：“禀大总统，雷处长是作霖的老总统。”雷赶忙接着说：“那时东三省左翼总统是张勋；右翼总统是震春。”一边回转头来轻声却带有训斥的口气对张说：“现在的总统不是从前的总统，现在的总统和皇帝一样，你懂吗？”张连声说是，袁又大笑不已。

　　初出茅庐的张师长，深深觉得这位老总统真是一团和气，又亲切又大方；可是更令他惊异的，是当他由居仁堂回到旅邸时，他所看见的那些古瓷名画都已经由专人送来。来人说：“大总统知道张师长喜欢这些，特赶着送来给张师长。”这一来可把张感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袁的这套手法，的确真能笼络四方豪杰。

　　自从国民党讨袁失败后，北洋军便控制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只有两广和四川，云南、贵州在北洋势力以外，不过广东的龙济光虽非北洋系，但和袁却相处很密切，袁对龙也最好。因此有问题的省份只是川滇黔三省，这是北洋系的缺口地区。

　　帝制运动将起时，袁认为必须先收服四川，再以四川控制云南和贵州。他在身边东选西挑，终于找到一位“英物”就是名义上是参谋次长，而实际负责参谋总长的陈宦。陈和国民党及任何南方军事派系都有渊源，尤其有利的条件是他曾主持过清时四川和云南的军事教育，民国后川滇两省的军政大员多半是他的门生故吏。他任参谋次长，总长是黎元洪，只挂名而不到部办公，所以他对参谋部的处理，完全符合袁世凯的需要。袁的智囊团中，对全国军事采取分工研究，指定一人负责一组，陈便是负责西南组，凡与川滇黔三省有关的军事问题，都由陈负责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办法以供袁采纳。

　　民国4年2月20日，袁下令派陈宦会办四川军务，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和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陈入川。

　　这就是袁所计划填补北洋军在西南缺口的一个重大措施。

　　陈宦奉命后筹划起程，动身前谒袁请示机宜，袁摒退了左右，然后用很亲密的口吻对陈说：“你是很聪明的人，应该怎样做法你都知道，用不着我多说了；只是有一点我想让你了解，四川是天府之土，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了之后，可以好好把它修建一下，也许将来我叫芝台（袁克定的号）到四川来。你去找芝台谈谈，你们从今后要当作弟兄看待，也许将来我会付你更重大的责任。”

　　陈宦退出后，即到A字走廊去看袁克定。袁克定这位太子爷，他的眼睛是生在额角上的，连段祺瑞、冯国璋都没有放在眼中，自然更看不上一个军务会办的陈宦了。陈心里甚纳闷，也和段、冯一样，深感这位少爷难于伏侍，正在十分扫兴地要退出去，忽然袁世凯的一个侍从飞跑过来，对着袁克定说：“大总统叫小的来传话，请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袁克定也够机警，听了这个传话，立刻变了态度，对陈宦说：“二哥，在我这边用饭吧。”原来陈宦字二庵，又排和第一，故克定叫他二哥，他们开始促膝密谈，袁克定亲切地问起陈的兄弟行以及家庭情形。

　　陈宦是什么出身呢？当袁克定向他问起家世，他曾叹了口气说：“甭提了！”因为提起来，真是很凄惨。这个故事说来话长：

　　光绪中叶，湖北安陆县有兄弟两人，一耕一读，父亲早亡，留下无衣无食的老母，日日以泪洗面。这兄弟二人中，老大不好读书，老二却一天到晚读书，老大看老二除了读书一样不会，认为是个不会治生计的书呆子，很瞧不起他。有一次气他只知道念书，于是用铁条重重的打在他的头上，老二被打，昏了过去，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憎恨哥哥，仍以笑脸相向，仍然是只会吃饭，埋头读书。这个好学不倦的人就是后来称为湖北三杰之一的陈二庵。

　　陈宦童年时代是一段苦学记，后来他在武昌进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入过武备学堂，不过却仍是一个流荡无依的穷书生。庚子那年，有兵士解饷往保定，当时兵荒马乱，交通梗阻，送饷的兵士们惶惶然莫知所从，陈宦却自告奋勇伴送他们历经万险解饷银到目的地，然后掉头而去。

　　陈宦离开家乡时，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大的闲气，因此告别时曾在老大面前夸口，说不会再回家乡吃哥哥的受气饭；然而他却仆仆风尘，故我依然，好像穷苦和他分不了家。他有一个叔祖陈学芬，曾做过学部尚书，可是却是远亲，以此关系，河南的林学政曾请他代阅试卷，月薪十六两，十六两本已很可怜，然而这份差事却又不是一份长差事，考试完毕就没有卷子好阅了，只好卷铺盖走路。茫茫大地，他颇有无处容身之感，于是偷偷回家乡探母，却又不敢在家中过液。跑到附近庙中安身。

　　人的际遇真难逆料，陈宦在是困苦的时候，忽然幸运落到了头上。光绪三十年，四川总督锡良要物色新人才，河南林学政向锡良推荐陈宦，锡良乃汇了八百两纹银请陈束装入川，陈宦天外飞来好运，他乃把七百两纹银留给母亲和哥哥，自己带了一百两做路费，搭臭鱼船溯江而上，披星戴月赶来成都，抵达后住了一间小栈房，即往总督衙门挂号。

　　这位四川总督锡良实在是位可敬可爱的人物，能识拔人才，而且礼贤下士，他一听陈宦来见，即问明陈下榻的客栈，第二天微服简从去拜防陈。陈这时不过廿多岁，见到不速之客来访，接谈之下，才知就是声势煊赫的锡制军，两人促膝畅谈，锡对陈大为倾佩，认为陈不但有学问，而且知兵，第二天立刻发表陈为四川讲武堂提调。由于这一经历，后来的四川军人刘湘、刘成勋、刘存厚等多出陈门下。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又把陈调到云南任讲武堂堂长，后来锡良继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陈亦追随赴关外，办讲武学堂。锡早想提拨陈为统制，只因陈资格不够，不是暗中给他捐一个四品京堂，不久便派陈为廿镇统制。锡良之于陈宦确是有知遇之恩，官场常有受恩深重，感激涕零的口语，这句话在陈宦对锡良来说，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陈宦受锡良的特达知遇，曾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任清乡督办。锡良生病辞官后，陈又受知于袁世凯，这时的陈宦已经名满海内，有湖北三杰之誉。这三杰是吴禄贞、蓝天蔚、陈宦。陈在袁的下面，是重要的军事智囊之一，专责川、滇、黔、粤、桂五省军务，且为统率办事处的中坚分子。民国三年蔡锷由云南都督内调后，袁派蔡为统率办事处处员，陈蔡两人相处甚欢，有英雄相惜之感。一来蔡是湖南人，陈是湖北人，两湖素有大同乡之谊；二来蔡的出身，和陈相同，均是贫穷出身，也均靠自己苦读奋斗见重于世；三来蔡受知于云贵总督李经羲，和陈受知于云贵总督锡良如出一辙，蔡的门生故吏遍西南，陈的门生故吏也遍西南。有此多种因素，两人往还甚密，鱼水相欢，并且互相敬重。日后蔡领导护国倒袁，和陈相拒于四川，也靠了这一段友谊而收最后迫袁退位之功。

　　陈二爷由京动身时，北京文武长官纷纷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密布，铁路两旁和月台上都是人山人海。一个军务会办，在北京城里并不算是一个够威风的人，可是，陈宦却身价不同，他离京的这种排场，在北京除了欢迎孙中山先生和黎元洪有过这么热闹场面外，还没有别的送往迎来有如此局面。

　　民国4年3月12日，陈宦乘火车抵达汉口大智门，湖北文武官吏都排队到车站欢迎，场面盛大，气派煊赫，谁会想到，20年前一个穷书生，连回家吃一餐饭都不敢的，而今却衣锦荣归了。3月18日彰武上将军“干殿下”段芝贵、帮办王占元特备大红帖把陈和他的随员都接过江来，宴以极丰盛的筵席，珠烹玉馔，极一时之盛，宾主极为欢洽。

　　陈宦一行浩浩荡荡于3月24日抵沙市，26日到宜昌，沿途礼炮震耳欲聋。船过巫峡，陈不胜感触，20年前种种注到心头，往事如烟，为之黯然，乃在船上作了一首五言诗，诗曰：

　　“二十年前事，追恩亦怆神；有门常闭雪，无甑可生尘。

　　世态惊奇险，家贫累老亲，回首望乡国，蹉子又西征。”

　　陈到成都后，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因丁艰请假，职务由财政厅长刘莹泽代行，袁就于5月1日下令派陈兼任四川巡按使。6月22日令调成武将军胡景伊入觐，派陈督理四川军务。陈就职后以胡鄂公为军署一等秘书官，这职务实际就是秘书长，军务科长王某，军需科长马观生，另以雷飚为刘存厚部旅长。后三人都是湖南人，并且都是蔡锷荐给陈的，陈、蔡相得于此更可证实。

　　陈督川后，立刻做了两件事：一为清乡剿匪，一为督修皇城。皇城仿北京宫殿式，朱甍画栋，夺目壮观。川人奇怪，以陈的长才，不见有经世大策，却致力于此不急之务，问之于陈，陈说：“我是替老大当差的，将来他也许会封为蜀王，我不能不替他准备好府邸。”别人说：“他是太子，太子应该留在京里，为何出就藩封？”陈答：“依我看，储位不一定轮得到他，老头子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可能老五克权有希望。”问的人说：“如果老大到四川，将军往何处去呢？”陈笑了一笑答：“我大约又走老路，从前我是由四川到云南，将来可能也是这个途径，命中注定我的任务是开路先锋。”

源济

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袁的帝制活动，有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支持。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袁搬出这两个洋才子，是有深意的。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竟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而有贺长雄主张中国改行帝制，有贺是日本法学家，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则亦将步武日本为亚洲强国了。至于一个中国才子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在袁的智囊中，代表新派，他自认是袁袖中的一张王牌，不料袁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真是一肚闷气。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越做越无聊，民国3年4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老袁的智囊一变而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这时袁身边最接近的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杨所介绍。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则专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的意图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3年5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袁初意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袁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袁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却愿意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大家遂叫他们为“洪宪六君子”。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大学士。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收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到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因在武汉参加钦知会而被捕。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自封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他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甘与鸟兽同群。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胡瑛和孙毓筠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糟蹋了自己，错过了留芳机会，变成了遗臭人物。人的际遇真是难说。刘师培原名光汉，在清末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士，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4年袁畀以公府咨议。他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严重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政府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先后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他对于翻译工作有一种概念，认为应该求“信”求“达”求“雅”。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清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他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民国成立后他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袁要称帝前，想找几个大名流来支持，先找梁启超碰了钉子，杨度乃主张找严，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严冷冷地答：“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他只觉得有点茫茫然。

　　李燮和早年是求是学堂的学生，曾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4年8月上旬，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这好像是帝制的先鞭。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老袁，以洗刷袁一忽儿赞成共和，一忽儿改行帝制，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显地表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做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孙。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做，因此，它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

　　筹安会成立后引起了各方反对，在袁看来这些人都是不识时务之徒。如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文：“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更改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

　　袁世凯向人表示：“欧战发生后，国际情势已变，墨西哥之乱，可为寒心……我以大总统之地位，实难研究及此；但学者开会讨论，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我个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总统之位，洹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他们主张如何，均与我不相涉。……此举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

　　筹安会成立之后，原定计划是组织各省代表前来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但因为参政院要在9月1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均由筹安会代拟。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筹安会自成立到组织请愿团，前后不到10天，袁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戏，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参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如下：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明白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因此他授意参政院另献制造民意的文策。

　　筹安会的成立，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个机构本是一个研究国体的机构，所以除了国体论战而外，反对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径，希望政府解散这个团体，没有其他的实际行动。最有趣的，是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他辞去国史馆长回湖南老乡，杨度觉得自己这一杰作如果没有老师捧场，似乎美中不足，因此发生了以下的一幕。

　　4年12月15日，王闿运由衡州来电去：

　　“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

　　袁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

　　世凯。”

　　各省的劝进电都没有得到袁的复电，只王闿运一电有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其实据说这封劝进电是假的，因为王闿运已届八十有五高龄，自不会缘木求鱼。实在是被他的得意门生杨度偷奸一次。

　　筹安会成立先后只有两个月，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迨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于是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电云：

　　“筹安会之设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今国体问题，已待决于国民代表大会，以全国民情向背论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国体，当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意。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盖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今据会员多数之同意，决定将筹安会名义改为宪政协进会，所有本会中组织及一切职员，并各处加入讨论之代表，概仍其旧。特此宣布，邦人诸友，幸共图之！宪政协进会。”

源济

七十、国体论战

　　杨度托夏寿田转给袁的一篇大作《君宪救国论》，袁读后曾击节赞赏，叹为真是旷代逸才！这篇《君宪救国论》就文字来说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只是立论不正而已。原文太长，特摘录如下：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客曰：何以故？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已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当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故曰：欲为立宪国无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谓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虎公曰：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宪之方法，以谋富强，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是也。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强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也。此言虽奇，理实至常。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由此言之，宪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虽然，富强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此也。

　　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专制之主，而树功德于民，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于君主之利害，既详言之矣，至言立宪，则应研究之问题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国，国中未尝不行宪政，而弊端百出，为后世诟病者，其故何欤？虎公曰：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著，排满革命之言，充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挟毅力以实行，虽仅有造端，而海内思望郅治。最初立宪党之势力，远不及革命党，及立宪有望，人心遂复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党之势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断其必无；盖立宪则皇族政治无自发生故也，乃天祸中国，大总统之计划未行，而朝局以变，漳滨归隐之后，立宪党失主持之中坚，而与宪政极端反对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悬立宪之假名，为消极之对付；一面与皇族以实柄，为积极之进行，二者皆所以创造革命也。皇族怙权弄法，贿赂公行，凡其所为，无一不与宪政相反，人民请开国会，无效也，人民请废皇族内阁，无效也。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当时识者早已知之，立宪党由盛而衰，革命党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国响应，军队为其主力，而各省咨议局议员和之，议员中以立宪党为多，至此亦不能不赞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时，始去皇族内阁，颁布《十九信条》，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终清之世，并未成立宪法，更无宪政利弊之可言，仅设资政院咨议局等以为之基，然以皇族所为，无异命之为革命之机关。西儒有言：‘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宪欺民，焉得而不颠仆？大总统当时奏对，即言‘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至今顽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谓前清之亡，亡于立宪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宪党，立宪党不任受也。故谓皇族不愿立宪，致酿革命之祸，则可耳；谓立宪不便皇族，致酿革命之祸，则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谓清室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则然矣，民国元、二年中有《约法》、有内阁，有议会，似亦实行宪政，然国会之力万能，政府动皆违法，叫嚣纷扰，举国骚然，此种宪政，设令长存，国家亦岂有不亡之理？今子犹谈宪政，国人已觉闻此名词而生戒惧，是亦不可以已乎？虎公曰：民国立宪之机，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国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论政，亦多谓非用专制不能统一者，是明知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乃所议《约法》，辄与相反，是明知之而故违之也，果何故欤？且即以初次《约法》而论，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时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参议院将移北方，乃临时加入内阁等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条文。及至后来，国会即据此以束缚政府之一切行动，又何故欤？岂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宪政乎？非也，不过欲以此削减政府之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以为彼等革命之预备耳。合前后而观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谓此为彼等立宪之宗旨，其知者谓此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并未欲立宪，则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宪诬之，并以此诬宪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虽为革命手法，表面仍为立宪宗旨，究竟不能不谓为立宪，且不能不谓立宪之足以酿乱；不知此又非立宪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设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权，定成此种《约法》；又何能以一国《约法》，全由民党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约法》以预备革命，为竞争大总统之地乎？议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叶之宪政，是不知本之论也。予尝谓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可，由此以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则子所谓立宪，不与前清，民国同乎？虎公曰：然！予以为他日之君主立宪，有二要义焉：一日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

　　客曰：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予虽愚蒙，敢不从教。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这时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这封信曾传诵一时，兹摘录如下。其中有七不可，引经据典，原文过长，故删去。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刬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专制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然而公等皆甚爱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在总统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爱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至贵会宣言，但研究国体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人，有时竟甚于洪水！前清末叶，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迨辛亥武昌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种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心者深也。及民国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乱者，犹屡仆屡起，蹈死不悔，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今国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之旧说已沦。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奸究，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乱者乎？专阃将帅，保无有沉吟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乱速祸，谁为厉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为新《约法》创大总统开明专制之特例，治今中国，最为适当。民国宪法，谓宜一踵前规，无所更易。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凯觎竞争之剧烈，则请取干宝分晋史论及六朝、五代之历史，博观而详究之！忧危之言，不知所择，幸垂谅焉！”

　　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原文太长，所以摘录如下：

　　“秋霜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龂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所主张云）。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著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著论腾书，泪枯血尽（我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取证，当时要人，谁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又云：兹括安可触，驰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其余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复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果尔则并世诸立宪国，其国体之纷更，恐将无已矣！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与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薰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

　　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今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今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肯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腯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此闲散之地？借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问题。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生存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盖今日凡百艰钜，非我大总统自当其冲，云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今先自不行。昔之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画，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吾言几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不能不为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天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总统愤践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谓大总统居常所谈说，咸非其本意，不过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吾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贱之！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辇彀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改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易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揉升木，如涂涂附。’谋人家国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今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汉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源济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袁称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粤系、皖系之争，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的下面实在是一个权威人物，等于是“幕后总理”，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他确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给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势力愈大，其反对力也愈大，两杨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两杨是杨度和杨士琦。据说当约法会议石开时，袁世凯颇有意思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3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3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政府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熊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有一天，袁对梁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梁答：“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梁的力量大，反梁的力量也大，反梁的策略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内阁制破灭后，请出总统的老朋友做国务卿，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所以，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香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政府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府秘书厅扩大，以容纳人才。袁欲改总理为国务卿，梁大反对，袁目不转瞬瞪视梁，梁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为袁所疑忌了。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乃离开了总统府，声势自然是减低了不少，民国4年6月间，又发生了交通大参案，对梁更是严重打击，这个交通大参案，是当年北京政府一件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参案是自津浦铁路开始的。由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定参案草稿，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至津浦路密查，列出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领参，7月18日国务卿徐世昌遂面奉袁大总统口谕：

　　“据肃政史庄蕴宽等呈称：‘铁路为营业性质，如浦津一路，全系借款，倘我不刷新整顿，有债权者必异言’等语。当经转交王瑚、蔡宝善将种种情弊，切实访明，呈请核办。兹据该肃政史等调查事毕呈真报告书前来，罗列十款，俱系重大弊端，除饬交通部将该路局长赵庆华立予撤差，传解就质外，应交平政院依法审理，并将案内重要人证，分别传提，毋得瞻循！”

　　这是第一炮，可是对梁士诒并不是重要打击，到7月20日，袁又申令停梁的左右手叶恭绰的交通次长职务，这才是重要的开始，袁的命令是：

　　“据平政院长周树模呈称：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舞弊营私一案，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最有关系，请谕令暂行停职候传等语。叶恭绰着暂行停职。”

　　叶恭绰是交通系的第二号人物，是梁士诒的化身，梁不作交通总长而身为交通系领袖，叶恭担任交通次长是实际的交通系灵魂，如今打击梁系的人竟说动了袁向叶恭绰开刀，其幕后力量之大当可想见。然而事态并不因叶恭绰的停职候传而结束，反之却正在扩大，兼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各铁路。交通部以部令令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铁路局长关冕钓离职听审。这样一来当然变成了交通界一件轰动事件，而大家都明白，这是袁所同意的，对梁士诒的交通系一个大打击。

　　交通大参案发生后，袁曾对梁说：“参案原来有你在内，我叫他们除去你部分。”这番话似乎表示袁对梁还是很好，可是参案而先由总统见到其稿，显然内中大有毛病。参案发生后，梁士诒乃请病假，小憩翠微山。

　　交通大参案前后查办历时五月，最后叶恭绰仍得明令复职。

　　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就在交通大参案期间，这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救运动，非出梁本意，然而事后梁极力为此事洗刷，坚决说“全国请愿联合会”不是他所筹组，而是袁硬性替他署名于上的，这似乎又否认得太勉强。

　　全国请愿联合会于9月19日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帝制行动团体，比起筹安会挂研究之名要实际得多，这也正是梁士诒不同于杨度的地方。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发起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廿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声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请愿联合会职员人名表

　　正会长沈云沛，副会长那彦图、张锦芳，文牍主任谢桓武，副梁鸿志，方表，会计主任阮忠桓，副蒋邦彦，夏仁虎，庶务主任胡壁城，副权量、乌泽声，交际主任郑万瞻，副袁振黄、康士铎。

　　请愿团体名目表

　　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北京人力车夫发起。

　　乞丐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发起。

　　妇女请愿团安静生所发起。

　　公民请愿团各省官吏用本籍公民名义组成。

　　筹安会杨度等发起。

　　筹安全请愿代表团筹安会各省代表组成。

　　商会请愿团北京商会冯鳞霈、上海商会周晋鏣等发起。

　　教育会请愿团北京梅宝玑、马为珑发起。

　　北京社政改进行会恽毓鼎、李毓如发起。

　　旅沪公民请愿团陈绍唐等发起。

　　妇女请愿团，发起人是安静生女士，绰号安大浪，其请愿书有云：

　　“吾侪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而诸君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请愿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之人民耶？抑变更国体，系重大问题，非吾侪妇女所可与闻耶？查《约法》向载中华民国主权，在全国国民云云，既云全国国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请愿皆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请愿，不几夺吾妇女之主权耶？女子不知，是谓无识，知而不起，是谓放弃。夫吾国妇女智识之浅薄，亦何可讳言？然避危求安，亦与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财产之关系，亦何可任其长此抛置，而不谋一处之保持也？静生等以纤弱之身，学识谫陋，痛时局之扰攘，嫫妇徒忧，幸蒙昧之复开，光华倍灿，聚流成海，撮土为山，女子既系国民，胡可不自猛觉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姊乎妹乎！盍兴乎来！发起人安静生启。”

　　这个请愿书在报上披露后，有女生杨淑仪、陈秀文、梁秀英等发遍通启：“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骂得很痛快！

　　请愿联合会组成后，就发动各省和各机关投送请愿书，要求改行帝制，作为催促帝制实现的团体。当时袁世凯希望能召集一次国民会议，作为全民赞成帝制的机构，于是请愿联合会便上书参政院，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

　　本来，袁急欲称帝，拟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机构，可是法律专家认为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同时人数不多，不能算做真正代表国民，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联合请愿的目的，是促成国民代表大会的产生。

源济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11月3日亲赴外交部与陆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11月12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展缓。

　　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11月4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当经陆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因此于11月9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略云：“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并邀请四国公使于11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之答复。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并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肆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是11月8日朱尔典通过陆徵祥向袁提出的计划，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11月20日朱又找陆问回信，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洽商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十年，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帝制，帮助中国加人国际团体。这消息更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同时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

　　“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

　　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当12月12日袁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15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拉拢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5年1月24日可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政府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5年元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当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原来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

　　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袁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表示热烈欢迎。俄国特使于1月12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迎接。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好感的空气，甚至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目的的，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日本用这一着棋来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这就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源济

七十三、假戏真做

　　参政院本是代行立法院的机关，同时也是袁的御用工具，袁要改革国体，却不愿由参政院解决此重大问题，所以全国请愿联合会乃要求以组织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构，参政院根据这项请愿咨请袁发布命令，定民国4年11月21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然而还怕时间延缓，全国请愿联合会再作第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参政院乃建议用国民会议的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于是袁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之告令：

　　十月八日告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本院前据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后藏、满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会、学会、华侨联合会等一再请愿改革国体，当经本院开会议决，将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并建议根本解决之法，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叠准大总统咨复，以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报竣为期，以征求正确民意为准，以从宪法上解决为范围。具见大猷制治，精一执中。易胜钦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请愿书以后，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代表沈云沛等、全国商民冯麟霈、全国公民代表团阿穆尔灵圭等、中国回教俱进会、回教回族联合请愿团、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宽等。哈密吐鲁番回部代表马吉符等、锡林果勒盟代表程承铎等、云南迤西各土司总代表邓汇源等、新疆、蒙、回全体王公代表暨宁夏驻防满蒙代表杨增炳等、北京二十区市民董文铨等、北京社政进行会恽毓鼎等、南京学界丁伟东等、贵州总商会徐治涛等、筹安会代表杨度等、暨全国商会联合会蔚丰厚各处票商等，前后请愿前来，咸以为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辛亥以后，改用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诚如共和制度，元首以时更替，国家不能保久长之经画，人民不能定专一之趋向。兼之人希非分，祸机四伏，或数年一致乱，或数十年一致乱，拨乱尚且不遑，致治何由可望？……惟有速定君主立宪，以期长治久安……

　　全国人民，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机关，国体未先决定，宪法何自发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机关，征求真确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计而立国本。再三陈请，众口一词。本院初以建议在前，复经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议变更；而舆论所归，呼吁相继，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兹事重大，自未便拘守常法，以求解决。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以顺民意，与本院前此建议，所谓另筹妥善办法，以昭郑重者，实属同符，即与我大总统咨复所谓国家根本大计，不得不格外审慎者，尤相吻合。谨按《约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则国体之解决，实为最上之主权，即应本之国民之全体。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似此则凡直省及特别区域满洲、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征求民意之法，普及国民全体，以之决大计而定国本，庶可谓正大机关，而真确之民意，可得而见，较之国民会议为尤进也。兹据《约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十月六日开会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经三读通过。现在全国人民亟望国体解决，有迫不及待之势，相应抄录全案，并各请愿书，咨请大总统迅予宣布施行，等因。除将代行立法院议定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外，特此布告，咸使闻知！此令。”

　　4年双十节袁又有尊重民意之申令云：

　　“……先后吴呈请改定国体，佥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无可讳言，惟有俯顺舆请，速定君主立宪，以慰薄海人民长治久安之望，各等情。本大总统披览之余，以为改革国体，事端重大，倘轻率更张，殊非所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令公布。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竞竞，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京外文武官吏，有保全地方治安之责，应各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其膺选举监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将事，用副本大总统遵守《约法》，尊重民心之至意。将此通令知之。此令。”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即设立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是顾鳌。这个事务局就是执行机构，推动国民代表的产生，和产生投票决定帝制，下面各色各样的电报可见当时袁党的运用。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中略）查关于国民会议议员初选机宜，前经本局密电，申明办法，请转饬各初选监督照办在案，想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目下情势，较前尤为紧要，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咨格之人，详加考察，挥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庶几投票结果，均能听我驰驱。且将来选举国民代表，及选举国民会议议员时，自可水到渠成，不烦缕解，此事实为宣布选举之最要关键。务希飞电各初选监督，慎密照办，其无通电地方，应即迅用密饬，加急星夜飞递，以免贻误。如实有赶办不及之处，即将初选酌量延期数日，亦无不可。倘或敷衍竣事，致令桀黠滥竽，则重咎所归，实在各该初选监督。再，查国民代表选举，在各省系以各该最高级长官，会同监督之，此后凡关于国民代表选举事宜，如系军政地域，希即妥密协商办理，并饬知各该初选监督，一体遵照为要。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查关于选举机密事件，视为国家机务之一，应行确守秘密，责成专员管理，俾免漏泄等因。业经呈奉大总统电令遵行。并于八月敬日通电查照在案。数日以来关于选举密件，各地方尚无泄漏情形。具见贵监督注重选举之真心。现在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依照组织法应由本局筹备。各长官监督，权责重要，尤异寻常，彼此协商，日益繁多，不得不格外慎密从事。所有关于协商机密事件，自应查照前次呈准办法，特别注意。诚以国民代表大会为决定国体请愿事件而设，欲收内外相维之效，不能不密筹操纵之方。关于京外官署往来协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贵监督谋国素忠，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关于国民代表投票密件，其有应饬各具知事及其官署密行之件，仍望随时声明机密，俾免贻误，而维国本。是所切祷。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真。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敝局依法筹备，近数日来，通致诸公，明密电报，已不下十有余起。关于解释条文者用明，关于运用方法者用密，均就愚虑所及，陆续渎陈。计邀大鉴。窃思此次国体问题，关系于国家前途者至钜。诸公鼎力提倡，遂能全国景从，如水赴壑。默察现在趋势，已有沛然莫御之机。惟其猝能致此之由，实赖诸公提挈之力。惟《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规定执行，责任付托于监督者甚专。而敝局筹备之司，不过所以求统一。盖立法者明知诸公忠诚受国，必能贯彻始终，巩固国基。际兹筹备进行期中，不啻在最后五分钟内。鳌以轻材，勉附骥尾，所有迭电一切敷陈，纯出于内外相维之义。综其希望，约有四端：（一）国体改革，系国家万年永计，诸公封圻任重，登高一呼，必能于法律范围，运用灵活。果于形式上办到丝毫无憾，自足奠久安之基。（二）国民代表大会之组织，既系依政治法律常轨，以解决国体问题，凡关于法律上之形式，除确有十分障碍者外，投票程序，务必表示郑重。

　　庶对内可以为弹压反侧之资，对外可以杜干涉责言之渐。（三）法律形式上应从同，故敝局迭将法律条文，详为解释，以期全国办理一致，俾符代表投票制度之精神，特开征诛揖让以外之创局。（四）吾国地广民稠，情形不能一律，故于事实内容，听由诸公自行运用。以免拘牵文义之嫌，而收推行尽利之效。凡此种种下怀，均系筹备期内之希望。诸公荩筹远虑，必能谅此愚忱。鳌于迭电奉商事实，计已随时安筹，确有把握，尚望好音时赐，俾得着手进行，临电神驰。无任盼祷。顾鳌叩。删。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览本月二十一日奉大总统谕。政事堂交片，第一百五十三号内开，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本日国务卿面奉大总统谕，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决：关于决定国体投票标题咨行前来，着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按照院咨，拟定施行办法后即将决定国体投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原咨内称：查《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一条载，关于全国国民之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全体之公意决定之。第十三条载国民代表决定本法第一条事件，以记名投票方法行之。第十四条载决定国体投票之标题，由代行立法院议决咨行政府。本院于本月十九日开会讨论，佥以全国国民前后请愿，系请速定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票面应印刷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即写反对二字。至票纸格式，应由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拟定，转知各监督办理。当经本院依法议决，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施行等因。奉交到局。除咨行外，合亟遵照电行各监督查照。先期敬谨将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印刷于投票纸，钤盖监督印信。并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指示国民代表一体遵行。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漾。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决定国体投票标题，业已另电依法转知。至决定国体投票纸格式，曾经本局拟具式样，呈奉批准，通行在案。此次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应即于投票纸决定国体字样之下长方栏内，印刷君主立宪四字。并于君主立宪字样栏下，加印直行、圆形两圈，各国民代表依法所写之赞成与否字样，即于此圆形圈内，各写一字，以免形式参差。此项投票纸，既系用以依法决定国体，关系甚钜，拟请通用玉版宣纸，加工印刷，其中印刷之文字圈线，一律改用朱色，以昭典重。并请各监督先期制备，居期发给，特此电达，希即查照！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漾电。”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决定国体投票之日，应先将大总统本月八日关于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告令印刷多张，散给各国民代表，并于各代表齐集投票场所时，由监督先行宣读告令。诚以此项告令。系布告代行立法院原咨，为此次决定国体请愿特采代表投票制度立法精神之所在，应先宣读，可以表示国家立法机关，共谋久安长治之公心。宣读毕后，再行发给投票纸，依法投票于匦。当日开票，即行依法报院，仍希随时报局，以便汇报。惟参政院议决标题原咨，其决定方法形式上分为赞成反对两种，相提并举，自是立法者注重民意之公心。而此事关系国家根本大计，除标题应依院咨宣示外，拟请各监督发给投票纸后，特别声明，如果赞成君主立宪者，即依法于投票纸上亲写赞成者姓名，并亲写赞成字，俾符征求正确民意之本旨。以上各节，均关重要，特电奉达，希即查照。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敬。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顷据外交部员声称，此次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投票各事宜，在京驻使及旅居外人，异常注意。前日大宛两县，初选投票，外国人前往参观者不少，以该两县选举人数之寥寥及办理不完备，因之外报颇致不满之词。恐于将来对内对外，或生窒碍。并据称某公使亦曾以各省于选举情势该特别注重为言。该部员奉谕告由本局转知各监督，依法慎重办理，免贻口实等语。窃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现在既有此项事实发生，诸公任重强折，与国家休戚利害关系迥异泛常，于执行监督职权时，万祈特加注意。凡法律上应经之程序，应备之条件，但系于事实无甚妨害者，不妨应有尽有，务表示我国此次决定国体，实为异常慎重，实于国家前途关系匪轻。兹酌拟表示郑重之法三端：（一）国民代表之选举人，无论系初选当选人，及有复选被选资格者，均于调查完备时，分别造册报局。如为时甚迫，先就有复选被选资格一项，撮要电报。仍于期后翌日补行册报。（二）当选人表须先将姓名电报，一面仍册报。（三）筹办选举如何慎重情形，于投票期前，详细电报。本局于接到各监督电报，即择其可以宣示者，逐日送登《政府公报》，俾资各省办理。此事均极严重，且极文明，是为至要。本日明发另电，盖即为此而设。并希查照！本局非不知诸公各有颂画荩筹，何敢一再喋喋，惟既准外交部员正式转告前来，谊应掬诚奉达，统乞亮察！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敬。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国体投票解决后，应用之国民推戴书文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谨以国民公意，恭藏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再，此种推戴书在国体未解决之前，希万分秘密，并盼先复；至奏折一切格式，均照旧例，惟跪奏改为谨奏，其他仪式俟拟定再行通知。启钤、自齐、士诒、镇芳、忠枢、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漾。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此次以投票制度决定国体请愿事件，树国家亿万年久安长治之基，关系极为重要。其决定国体投票日期，尤为将来历史上特别之纪念。应请贵监督于投票日将投票情形及开票情形，饬择精于照相技术之人，分别摄影以留纪念，能适用十二寸影片更为周宜。并希将此项影片，各封寄二份到局，俾汇齐后，作为编辑资料。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沁。印。”

　　前面的许多函电，显示帝制活动完全是袁党发纵指使的。早在筹安会以前，袁的干儿子段芝贵已经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且先拟好了请愿书，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同时罗致地方绅商名流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对看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可是后来独立的各省却把这些原件制版在报上发表。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本来是未曾参与帝制运动的，可是帝制酝酿时，各省将军却“义”不后人，分别劝进，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8月25日他给袁的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还有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张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袁听了自然很不高兴，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3年12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10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段是袁的干儿子，9月间他领衔14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张勋是著名的复辟将军，可是他所年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在帝制运动前，曾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联络，张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于是他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到了帝制活动公开后，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却给袁一个电报这么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可是却因坐镇上海，为袁鹰犬，所以成为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是革命党的眼中钉，4年8月18日郑曾被刺未中，11月10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袁闻郑遇刺，大为震动，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郑汝成被刺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传说冯和革命党人暗通声气，原来冯自前次偕梁启超到北京谒袁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时发牢骚。袁、冯分家的谣言便甚嚣尘上，迄日本报纸大加渲染后，冯遂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12月18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他老早与段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人人有（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蔡出任这个职务是有暗盘的，他向袁克定保证筹款300万为帝制运动费，这个暗盘经由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保，所以才有这道人事命令。

　　原来民国成立后，各省禁烟已有成绩，民国2年印度烟土停止运入中国的，已有十余省，根据光绪卅三年中英互订禁烟条约规定，自民国3年起，印度不卖有印花之印烟于中国，所以民国3年能运进口的鸦片烟只有旧存于香港和上海关栈的14248箱半，民国3年共销去了6650箱，民国4年1月至4月销去了1658箱，最后仅存了6000箱，烟商认为中国禁烟成功，贩卖烟土的生意不久即当销灭，因此抢着要把存土售罄，所以烟商遂和蔡乃煌私议，除了照原约纳税外，每箱另外报效4500元，以6000箱计，合共可得2700余万元，蔡即以此款献给帝制运动作经费，于是皆大欢喜了。

源济

七十四、“半”推“全”就

　　民国4年12月11日北京参政院自称是国民大会的总代表，向袁恭上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前此所称的“我大总统”。由参政院秘书厅起草，由秘书朗读，全体赞成通过，11日上午11时半三呼万岁散会。

　　第一次推戴书：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国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合词仰乞圣鉴事。窃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满蒙、汉八旗，全国商会，驻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因。兼由各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窃维帝皇受命，统一区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盖惟应天以顺人，夫是以人归而天与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吁罔应，溃决势成。罪己而民不怀，命将而师不武，我圣主应运一出，薄海景从，逆者革心，顺者致命，岌然将倾之国家，我圣主实奠安之。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卒草创政府，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覆，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尽之人民，惟我圣主实苏息之。斯时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于我圣主，我圣主仍有而弗居也。民国告成，四方和惠，群丑窃柄，怙恶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载，我圣主赫然震怒，临之以威，天讨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盖有征而必死战。慕义向化者，先归而蒙福。迷复不远者，后至而洗心。皆惟我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斯时大难既平，全国统一，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固执谦德又仍有弗居也。夫惟皇煌帝禘，圣人无利天下之心，而行施地生，兆民必归一人之德。往者国家初建，参议院议员推举临时大总统，斯时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国运于以肇兴。继此国会成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推举大总统，全国人心亦咸归于我圣主，国基于以大定。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在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牖民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轩帝神明之胄，宜建极以承天，姒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另有参政院给袁的咨文：

　　“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备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公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赉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

　　当天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说：

　　“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威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卅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祸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世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袁的推辞不过是造作，像历史上王莽和司马昭一样。同时希望参政院再做一篇歌功颂德的大文章，替他洗刷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两大罪名。因此参政院于当天下午5时开会，由秘书报告袁咨文之后，杨度和孙毓筠都起立发言，略谓推戴袁大总统为大皇帝一案既是全国民意一致赞同，元首亦未便过于拂逆舆情，应该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全体无异议，及退席休息，五分钟后2600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完成，参政员们回到自己席位听秘书朗读，主席请付表决，全体通过，第二次会议由开会到公文发出只是15分钟，这种快马加鞭已经到了喷射时代的效率了。

　　这第二次的推戴书，有血有肉，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是袁称帝期间一篇重要文献，全文如下：

　　“奏为舆情恳迫，谨再合词，吁请登极，以顺人心，而符天命，恭折仰祈睿鉴事。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

　　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撝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改昧识知，请先就功业言之。

　　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驰，师徒屡潜，国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刬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材，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匪乱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宇骚然，率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斯时构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新贵。不惩祸始，从无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乡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任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步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独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至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帝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获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圉，得完其版图，于雨风漂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豗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制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载，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朽枯，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庆，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蠹，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盖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情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乱，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献，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熟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存，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霄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期，其于臣节，可谓至矣。

　　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万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祀，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

　　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胃之暗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戒，斲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力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续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芨芨莫救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涕泣，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于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俱举，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己，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支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极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

　　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如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敻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廉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差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着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衷勉仰，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时今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

　　袁的洪宪称帝，两揖一让就在民国4年12月11日一天之内完成。

　　民国4年12月12日，袁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源济

七十五、皇帝总统

　　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却是个迷。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这个口吻至少是准皇帝口吻。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袁党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这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200余人，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一篇简短演说，说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薄德，受国民之付托，揽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置词，人之不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素怀，事与愿殊，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旁皇竟目。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谕知之。此令。”

　　大总统做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后，便以“无智、无能、无为”自处。帝制运动开始，黎更装聋装哑，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参政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这当然不会得到袁的允许。黎知道离北京是办不到了，乃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得袁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受领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像个哑巴，对任何人都不开口，从前辛亥起义，他糊里糊涂被拥推出来，那时还“唔……唔……唔……”，“好……好……好……”，这时连这些字眼也没有了。

　　12月15日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其申令如下。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这道命令显示袁的阴险，他不否定建立民国出过力的人功劳，所以他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他称黎元洪为上将，是勾消了他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是表示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觉得是民国荣典而可以接受。

　　黎元洪的封王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去窥探黎的态度，阮公然向黎称呼“王爷”，并且传达袁的意思，打算加他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黎这位“泥菩萨”实在忍不住了，才吐出六个字：“你们不要骂我！”

　　19日袁有一令劝黎受封，有“王其祗承，毋许固辞”语，黎的智囊饶汉祥劝黎明哲保身暂受王位，气得黎从此不和他谈话。黎因为冷眼帝观，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毫无好处，他既没有勇气反对帝制，只好坚决拒绝这些伪命。

　　早在4月9日间，政事堂便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大典筹备处”，由于帝制活动尚未正式行动，所以这个筹备处是不公开的。筹备处处长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兼，处员是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仪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沄、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

　　大典筹备处秘密工作了三个月，直到12月19日袁才明令正式成立。

　　大典筹备处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是改太和殿为承运殿，原来太和殿一直便是袁任大总统后办公的地方。殿内圆柱完全漆成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礼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皇帝的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40万元，上套黄缎绣龙，座褥也是一样。御座前有雕龙的御案，案的前面排了三座古鼎，三座古炉。御座的后面陈设了九面雕龙嵌宝屏风，屏风的左右两面是日月宝扇一对。皇帝的龙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套，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嵌上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旋，每旋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

　　新朝的御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金印五颗。

　　袁指定赤色是新朝代表色，以代替逊清的黄色。

　　关于洪宪称帝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所列媾和条款所载，数目约在6000万元。但有帐可查的约在3000万。秘密用出的则不知详数。这笔费用的由来，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项税款、鸦片专卖之类。据调查所得：3000万用途，原定以2000万为大典专款，以1000万为登极犒军之用。自护国事起后，将犒赏军队之1000万移作战费。而大典筹备之2000万，尚余200余万由该处中人瓜分。2000万分三大类：“甲”、筹安会经费，即运动费约二三百万，内中用款，收买报馆费约30万，次之则收买名士文章及各省支会之开办费，各代表之恩给金及电报费，亦属甚钜，然亦不过百万。这所谓二三百万者，包括杨、孙之报酬金亦均在内。“乙”、三殿工程费或云270余万，或云不足200万，系袁乃宽经手。

　　“丙”、登极费：（一）御用品，如龙袍两袭，一祭天用值50万元。一登极用值30万元。此袍全用真金丝织成，遍嵌珠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御玺玉质一颗，价值12万元。又金质御宝五颗已制成，所谓皇帝之宝，大者重50斤，小者重30斤，价值60万。又御极宝座40万。此外借用清室之銮驾，修理费亦数万，故御用品二百数十万。（二）典礼费：如登极用演习国乐之教员、学生冠服费，各衙门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孔庙之铺设费（按孔庙内一切桌围帐幔，本用黄缎，因新朝尚赤，一律改用红缎，大成殿及两庑，皆系新制）。还有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及前门一带，但以电灯及彩棚电灯牌楼而论，三日共用10余万。至各种国旗及彩灯尚在外，故此项在一二百万左右。（三）机关费：筹备处人员共400余人，或发津贴，或发兼薪，一半系专任。薪水之厚达出各部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来之銮仪，及内务府赞礼等人员共千余，每人日薪两圆，办公房屋皆装新式热水管以御寒，旧有板壁，皆改玻璃，饮食亦极讲究。

　　“袁朝”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这是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的含义。

　　21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又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计封爵者128人，一二等轻车都尉70余人。

　　当封爵之前，内史缮就一张大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等摆在“御案”上，袁亲手用朱笔按名点圈，五圈者为公爵，一圈者男爵。自民国成立以来，督抚之制已废，各省将军地位平等，将军与巡按使地位亦平等，袁的脑中尚留有督抚制的影子，所以封公封侯，各有等差，又把巡按使比之于藩、臬，因之各省民政长官更不能与武人争一日之短长了。

　　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

　　31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总统府警卫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袁以总统而兼皇帝，实在是不伦不类。可是皇帝还有一个现成的，那就是在故宫中的宣统，人们总是对习惯和观念不容易变，民国时代，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有力量，是个大人物，可是如果谈到做皇帝，大家都又想到了宣统。中国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皇！当袁决定接受帝位，颇想封溥仪为懿德亲王，这个念头正在徘徊，恰巧辫帅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帝号，待旧君以客帝之礼，所以袁这命令便胎死腹中。

　　满族亲贵中也有投机分子，那是曾任过资政院总裁的溥伦。当帝制酝酿期间，袁曾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交出仪仗、让出大内和送缴御玺等问题，这些要求于逊清小廷简直是一件大事，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把袁世凯恨得入骨入髓，骂他是董卓、是曹操、是司马懿，然而骂归骂，问题不能不解决，有人主张逊清对于民国的国体变成帝国一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至于袁想雀巢鸠占，进据皇宫大内，则无法抗拒，因为国家都让给了他，还谈什么宫院？在会议上溥伦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态度，立即移往颐和园，把紫禁城让给老袁，把仪仗和传国御玺也送给老袁，交换袁对保存清帝号和优待清室条件。忠于逊清的王公遗老们，对溥伦的态度很不满意，可是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宣布：“清室赞成袁做皇帝”的态度。

　　12月16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

　　“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监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12月18日袁申令说：

　　“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

　　袁并且写了一个亲笔的誓约，以保证优待清室条件不会改变。同时为了报答溥伦的拥戴，派他为参政院院长，以代替久不到院办公而且坚决辞职的黎元洪。同时给溥伦“赏食亲王众俸”以偿溥伦请求封王的夙愿。

　　逊清小朝廷没有搬到颐和园去。因为袁世凯不敢太迫害他的故主，传国御玺也没有拿去，因为这个御玺是满汉文合壁，对于“中华帝国”没有用，只是把皇帝銮仗取走了。

　　12月18日还有两道滑稽命令：

　　一为“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以予薄侣、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所仪文末节也。此令。”

　　一为“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所谓故人均勿称臣一节，政事堂把袁的故人列出一个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有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有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另有“三太”的建议，即王太师、张太传、徐太保。

　　12月20日发表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政事堂根据这道命令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赞成袁称帝的，他主张宁愿让清帝宣统复辟。早在4年10月间，帝制进行到如火如荼时，他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他的国务卿职务，袁先命杨士琦代理，10月27日改命陆徵祥代理，12月21日正式任命陆为国务卿。徐原住在总统府内，10月间请病假时，由总统府迁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这期间牢骚特别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最好去问夏内史。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学会了黎元洪那一套装聋装哑，不肯办公。

　　嵩山四友之二的赵尔巽看见筹安会宣言，掷之于地痛哭不已，他是忠于逊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辞清史馆长。

　　嵩山四友的李经羲和张謇，对于洪宪皇帝亦很冷淡，采取貌合神离的态度。

　　从前汉高祖因为儿子已有嵩山四老所以不敢换太子，可是袁虽封了嵩山四友，这四位“贤人”不要说不肯照顾他的儿子，对老子也不支持。

　　袁世凯帝制自为一幕戏，是他毕生最糟的一段政治玩意，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这场戏既不干净，又非常笨拙，尤其是强奸民意，他父子和杨度一批人自以为天衣无缝，实则西洋镜立刻被拆穿，因为当时由北京发号施令，要各省劝进，制造民意，结果很多省宣布独立后立即公布那些密电，于是袁的笨戏乃为全国人所共晓。

　　袁时代有很多流行名词，前面提到过北洋三杰、西山十戾、筹安六君子，后来还有四将军，是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冯国璋（狗）、再加荫昌、又有四凶是指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赵、陈、梁三人前面已陆续交代过他们的来历，至于朱启钤是贵州紫江人，交通系统三巨头之一（另二人是梁士诒和周自齐），前清举人出身，和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有戚谊，曾拜徐世昌为义父，徐任东三省总督时朱任蒙古开垦督办，派往日本北海道考察垦务。锡良继任东督后，朱奉调津浦路总办，民国元年任陆徵祥内阁的交通总长后转任内务总长。袁死后有八大祸首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济、薛大可。

　　八凶之一的薛大可是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主持人，《亚细亚报》在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文后，曾悬赏3000元征文驳之，并以20元1000字的钜额稿酬征求文稿，但无人应征，其上海分社在发报的第二天就被炸弹爆炸，后来更一连串被炸。

　　前面提到过袁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日人有贺长雄，袁利用这个日本法学博士来表示外人也赞成中国帝制，何况日本便是君主立宪很有成就的一个国家，为了答谢这位客卿，有笼络之意，于是袁赏有贺长雄以唐人墨迹，有贺具奏谢恩，自称外臣：

　　“外臣酷爱唐人墨迹，拜领之余，恐惶万状。伏维中日亲善为二国存亡之所关，亦为世界和平之基础，外臣仰蒙恩知，备员顾问，进止标的，恒在于是。对于母国，固应确守臣子之分，卖国利外，非外臣所敢为，然事关法律，苟利中国，无害日本，或见共利于中日二国者，必进而明其治理，使其易于实行。因此之故，犯难亡身，亦且不惜，区区人言，更无待论。燕京风土，本与外臣病躯相适，年齿亦正当致力之期，拟即贡其所得，为新朝创业之助。誓致毕身之力，从事于陛下所命之法律事业，以报恩于万一。”

　　日本报纸大骂有贺，劝他归化中国。天津日侨于4年12月23日在大和俱乐部开会，以有贺竟在日本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执外臣之礼，实属有玷日人体面，公议开除他的侨民身份。

源济

七十六、孙中山讨袁

　　孙中山对袁世凯是让位、支持和感化，总希望袁世凯化私为公，化家为国。到宋教仁遇刺后，才对袁绝望。国民党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乃决心讨袁，把从民国2年到5年的这一段时期，定名为讨袁战争。

　　早在民国2年7月，孙中山就发表《为袁氏叛国对国民宣言》：

　　“当南北统一之际，仆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原望其开诚公布，尽忠民国，以慰四万万人之望。自是以来，仆于权利所在则为引避，危疑之交则为襄助。虽激昂之士，对于袁氏时有责言，仆之初衷未尝少易。不意宋案发生，袁氏阴谋，一旦尽揭。仆于当时，已将反对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义自在，舆论难诬，尔时即应辞职，以谢国民。何图袁氏专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无任翘企之至。”

　　袁称帝前后，孙中山寄寓日本，策划党人倒袁，本拟亲赴美国争取外援。迨袁帝制实现，孙中山乃在日本发表讨袁檄文如下：

　　“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邀利，至乃要窃总统以言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至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珍，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敦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佥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衄，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媟，犹复恣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此时，方论功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为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载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鄙，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弄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觇国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民国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我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驯此以往，亡国灭种，非伊异人，国交之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推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雄，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檄到如律令。”

　　孙中山声讨袁世凯后，四方八面都有劝阻袁悬崖勒马回首是岸的电函，当然这些电函，袁看来是厌恶的。

　　现在随手摘录几则如下：

　　刘公电北京袁大总统钧鉴：共和创造，艰苦万端，国家大业，付托君手，应如何恪遵宪典，发扬民国精神。讵解散国会，蹂躏民权，叛逆罪恶，已不容诛。举国隐忍，犹观后效。乃专制未已，进而帝制，帝制未遂，进而卖国。中日交涉，为帝制预备，土地利权，割丧至钜。近招警告之干涉，更为秘密之拍卖。帝制承认之日，即我四万万民族绝命之时。夷主人为奴隶，沦同胞于水火。叛国曰逆，卖国曰盗，人非枭獍，何忍自噬其类。矧侄孙皇帝，波印侯王，只供他人灭国之傀儡。国既不存，帝于何有？大总统自谓神圣心肝，应在腹中，伏杀清夜暂回天良，靖遏昏俗，不远祗悔，免稽天诛。特进忠告，幸盼容纳。刘公叩。

　　南岳峻电北京政事堂呈大总统钧鉴：国之不竞，病在用人行政，若罪共和，何以解于前清？若改君主，何以异于复辟？若谓筹安会为学理研究，不能干涉，设有以改造政府为议者，且将何以对待？舍政治而易国体，故有墨乱。私大位而失人心，何利秦皇。况卧榻有客，不宜再受口实，狡邻首鼠，当犹忆夫辛亥。诸侯争权，总统孤立，失信义于天下，增扰乱于危亡，即使君主果优于民主，亦非目前所可变革。矧言者之各有心乎？请诛杨度诸人，以为妖言乱邦者戒。南岳峻上。

　　方梦超电北京大总统钧鉴：杨度、梁士诒、孙毓筠等，设筹安会，诪张为幻，捣乱国本，以元首为孤注，陷国家于危亡，舆情隐忍，险象环生，中央威信，一落千丈。今更不俟国会成立，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不伦不类，欺我平民，稍有良心，无不发指。我大总统莅政以来，迭戡大难，宣誓天地，力主共和，口血未干，神人共鉴。杨度等鄙夫希旨，寖成事实，我公英武明察，乃竟曲予优容，致令今日共和国庆纪念停止庆贺典礼，英灵欲泣，举国痛心。后虽日百其令，令百其辞，南响北应，让再让三，宁可解于操莽之故实。国家新造，民志未宁，西弱于俄，东辱于日，有街宗邦，愤亦逞矣。犹复纵容奸宄，自召覆亡，请立斩杨度、梁士诒、孙毓筠首，悬之国门，以谢天下。梦超天良不泯，改以上声，国庆日方。梦超谨叩。

　　南洋华侨欧纪华等电北京大总统钧鉴：今日变更国体，实与公现居地位不相容。若不始终负维持共和之责，而使帝政复治于公之身，是失信义于天下，莫此为甚！况以总统而践帝位，无论国民若何请愿，参政院若何通过，各军民长官若何赞成，揆诸事实，实有未当，盖请愿人为筹安会所召集，筹安会要人为公所亲信，参政员及各军民长官为公所任命，以势力左右其间，而可名民意，则当日王莽之劝进，与拿破仑之民选人数且什百倍于今日，何以终无救于当时之乱，后世之讥。若谓创大业者不避小嫌，信如此说，来日大难，效尤者众，往代陈迹，可为殷鉴！况列强警告相追而来，口舌无效，势必继以武力，冕旒未加，翻为罪首，言之可惧。今曲突徒薪，事犹可及，吾公明达，尚三思之！南洋华侨。欧纪华梁惠民、林雄、陈侨、李图南等叩。

　　共和维持会致袁世凯电北京大总统钧鉴：友邦警告正严，郑使忽又被刺，商业停顿，人心益恐，证以内外情势，国体决难变更，若再狃性逆时，势必丧身亡国。生灵万象，系公一人，何忍贪一己之私荣，弃国人之生命。专电哀求，引颈待命。上海共和维持会黄毅、朱海珊等公叩”

　　美国波士顿中华公所电上海中国报界公会，转各省将军、巡按使、国民会鉴、请反对君主，实行民主，复自治，公选举，开省会。中华公所全体华侨。

　　泗水华侨致北京当局电北京大总统、政事堂、参政院、肃政史公鉴：接读九月六日大总统对于立法院之申令，殊深钦佩，但杨度等倡立筹安会，变更国体，欺罔元首，紊乱《约法》实为召乱速亡之祸。请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严办杨度等，解散筹安会，以弭大患，而维国本。泗水筹办爱国捐事务所、泗水商务总会。

　　留日学生华侨通电上海各报馆转各省将军、巡按使鉴：袁氏无端，图谋帝制，惹起日、英、俄警告，开外人干涉内政之创例。吾国独立资格，从兹丧尽。应固不国，拒尤召祸。逞一人之野心，陷国家于无可转旋之地。袁氏能发而不能收，千钧一发转危为安，惟吾国民履行主权者资格，迫袁负咎退位，以副总统代行国事。从速组织正式完全民意机关，确定国基，消弭外侮，吾国不可避之革命，亦借兹消释。一举数善，惟吾父老兄弟图之。留日学生华侨同叩。

源济

七十七、蔡锷和小凤仙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于邵阳县东的亲睦乡。七岁就学，八岁聘武冈县刘氏侠贞为室，15岁参加岁试取列一等，其试题为背诵四书五经及句对，府尹爱其聪慧，乃用四书“子男五十里”句属对，蔡应声答“府尹二千石”，有人病其末字均属仄声，府尹说：十余岁童子即能以汉书属对，实在难得。17岁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这个时务学堂的学监是谭嗣同，总教习是梁启超，倡说新学。蔡在时务学堂为期只有半年，他三月入学，八月戊戌政变，时务学堂遂遭解散，乃走武昌，打算进两湖书院，只因他是时务学堂出身，因之被摒。18岁应梁启超的召约，东渡日本，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后改入东亚商业学校，加入了唐才常的自立会。第二年随唐才常等19人回国，计划在汉口起事，结果失败，仍返横滨。在此以前蔡名艮寅，在此以后才改名蔡锷。梁启超这时在东京办《新民丛报》，乃邀蔡襄助笔政，蔡以奋翮生和系锥生为笔名，撰文甚夥。此后三年由文学校转入武学校，以候补生入联队实习，实习期满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蔡在武学校中，因身体甚弱，所以学科虽优，但术科却不及格，常受日籍教官和同学的轻视，尤其是翻杆、跳高、跳远诸运动完全不行，每向同学曾叔子垂泣而道所苦，有一天忽然举王夫之（船山）的联语告曾：

　　六经自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蔡认为王船山这两句富有拼命精神，因此要力学、困学以雪病夫之耻。一年后蔡果然前后判若两人，凡是运动和术科，都矫捷冠侪辈，日本人惊为奇迹，莫不由衷地敬佩蔡的决心和毅力。蔡在23岁那年自日本上书给湖南巡抚赵尔巽，请其力行新政为全国倡。这封信凡五万余言，由是东南各省的封疆大吏都知道有蔡锷其人。

　　光绪卅一年（1905年）蔡锷24岁，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担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这时原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已升任东三省总督，赵对蔡也是最赏识，所以奏请清廷要调蔡到奉天去练新军。同时广西巡抚李经羲则派专人来敦请蔡至桂林。这个年青人在各省封疆大吏心目中是一枝奇葩，大家都争相延揽。他终于接受了李经羲的邀请，即派学生雷飚、谭道源、彭新民、罗质、周日旦等十余人先赴桂，蔡自己则率岳森和梅尉南便道赴邵阳省母，7月22日抵桂林，李经曦羲立即委为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8月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和巡抚部官部参谋官。以后在广西陆续划办测绘学堂和陆军小学。广西的陆军小学先后办了四期，毕业学生数百人，得意的门生有白崇禧、李宗仁、黄绍雄、李品仙等，其后又在广西接办讲武堂。

　　广西巡抚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后不久，奏调蔡入滇，委充第卅七协协统，辖下的两位标统是丁锦和罗佩金、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刘云峰、韩凤楼、李鸿祥等，这些人后来都是辛亥云南起义以及民国4年12月护国起义的显赫人物。

　　昆明是个美丽的城市，四季如春，风景如画。蔡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一本著名的兵书，是搜辑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论，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勇、和辑、兵机、战守等12章，订名为《曾胡治兵语录》。这本语录，后来于民国13年10月蒋中正办黄埔军校时，特为刊印，并亲撰言，序言节要如下：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光荣之第一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而其政治组织与经济设施则尤足称焉！……

　　夫清朝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矣。

　　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飨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

　　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献、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断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卅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律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派谢汝冀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

　　令罗佩金、康恩肠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

　　贵州反正后，有公口之乱，黔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电请云南支援，蔡锷乃派唐继尧率兵赴黔平乱。

　　民国元年蔡正式担任云南都督，这年他才31岁，一切治滇的规模都非常有条不紊，10月间他在昆明娶了一位如夫人潘氏。

　　民国2年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扩向西南，不过北洋势力对云南始终有鞭长莫及之感。袁对蔡非常疑忌，当北洋势力向西南扩充时，袁就电邀蔡赴北京，如果蔡不答允，袁很可能即对云南用兵。以当时的形势而论，蔡无力可抗袁，因此只好接受袁的命令，电请以贵州都督唐继尧任运动都督兼民政长，唐未到任前以第一师师长谢汝翼代都督，以第二师师长李鸿祥代民政长。

　　民国2年8月12日蔡锷离滇，滇人依依不舍。蔡锷偕修承浩、何鹏翔、雷飚北上，取道北越，河内的法国总督康德设盛筵款待。袁世凯派代表范熙绩在上海欢迎。10月4日抵北京，袁立即发表蔡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

　　11月袁又派蔡为政治会议议员，李经羲为议长。3年5月北京参政院成立，袁又派蔡为参政院参政，6月派蔡为将军府昭威将军。

　　在筹安会成立前，杨度几乎天天都到棉花胡同去访问蔡锷，敦劝蔡加入筹安会为发起人之一，可是蔡总顾左右而言他。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跑去杨那儿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让任公（梁启超的别号）参加？”杨于是请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游说梁，这时梁正写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汤、蹇两人一看这篇文章，简直是一枚炸弹，吓得脸都变了色，梁托他们带封信给杨，有“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又有给袁的信是：“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之新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

　　就是这一天，梁的高足蔡锷由北京专程到天津来访梁，师生二人促膝密谈，决定要以行动反对帝制。蔡曾慨然说：眼看着不久便有盈千累万的人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要是安然登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力量虽然有限，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下不可。”

　　蔡在北京，一直被袁监视，他怎可随便离京赴津呢？原来他这趟赴天津是杨度促请他，杨请蔡以师生之谊去劝梁不要反对帝制，杨一直被蒙骗，认为蔡不反对帝制。蔡由津返京后，把梁谈话的经过编了一套，结论是梁反对帝制的意思很坚决，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蔡为了避免袁党的注意，乃扮演“诈降”，因为梁公开反对帝制，蔡的处境自然很为难，蔡为了使袁对他不怀疑忌，因此在4年8月25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第一个提笔签名，以示拥护帝制。还不止此，为了使袁党认为蔡已无所作为，蔡每天都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他选中云吉班的小凤仙，两人打得火热。由于蔡每天都往云吉班，使得蔡的夫人很不开心，两人曾为此争吵得很厉害。

　　这一切都是演戏，蔡在醇酒美人的幕后，正不动声色地布置军事讨袁步骤，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戴是贵州人，原名桂龄，字锡九，后改名戡，字循若，曾在日本习手工业，回国后在河南法政学校担任庶务，后到云南获交唐继尧。辛亥年唐任贵州都督，戴任实业司长，不久升任贵州巡按使，交卸后到北京任参政。10月间戴戡和王伯群同到北京，成为蔡和云南将领间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密函前往昆明。王伯群动身前曾和戴戡、陈启铭等穿着大礼服共摄一影，且题：“不成功即成仁”字句。

　　蔡锷的反袁安排中，邀戴戡到天津和北京是重要的一幕，蔡、戴和梁启超共商讨袁计划，拟定于袁称帝时，云南首先宣布独立，贵州则俟一月后响应，广西则俟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南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武昌，底定中原，同时并派彭新民赴桂，毕厚赴粤，赵恒惕、陈复初赴湘。赵恒惕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命令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拿解至北京陆军部监禁，民国3年12月，蔡在北京联合陈宦保释赵、陈两人。

　　蔡锷这时自己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假意和老师梁启超各行其是；其二是大隐花丛，与小凤仙打得火热。然而暗中他却积极部署倒袁的军事，除了戴戡成为他和云贵两省的中间连络人而外，他同时和流亡东京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

　　袁虽迷惑于蔡锷的假戏真做，但却仍不放心。4年10月14日的清早，北京棉花胡同的蔡宅门口，突然人声嘈杂，蔡这时刚刚起床，门口一个操天津口音的刘排长，推门闯入，厉声说，“检查！”蔡家的看门人挡不住这些如狼似虎的兵士，大声嚷着说：“这里是蔡将军的公馆，你们检查谁呀？”刘排长气势甚盛，一掌把看门的推在地上，呼喝说：“管你什么菜将军饭将军，我们是奉上头命令。兄弟们，快搜！”于是大伙一拥而入，在每个房间倾箱倒箧，结果除了破书若干卷而外，连衣服都没有两套，至于可疑的文件甚至所谓的违禁品自然也没有了。这些凶猛的鹰犬一无所获，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而去。

　　蔡见到这些来人，一看便知是袁的特务机关——军警执法处派来的，知道不可理喻，待他们搜查无着而去后，立即打电话找执法处处长雷震春，接电话的人回答：“处长尚未起床。”蔡真气极了，留话对方，请雷起床后复一个电话，于是闷坐家中，等待雷的电话。傍晚时候，雷才有电话来，蔡把早晨军人无理搜宅的经过告诉了雷，雷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太胡闹了，一定是误会，请原谅！”

　　雷震春就用误会二字搪塞过去。后来雷向蔡解释这场误会引起的原因是这样的：蔡的住宅原来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由何的亲戚姓福的代为管理。何仲璟和袁世凯是亲家，袁的第四儿媳是何仲璟的侄女，慈禧死时袁避祸天津，即住何家。搜宅的刘排长原是何家的旧仆。宣统三年何仲璟在天津欠下外国商人一笔巨款，闹得几乎要破产，何的姨太太派刘某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寄存这所住宅的主人福家，事隔多年，何死了，何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刘某从军到排长，这笔财产的来龙去脉，只有刘排长知道得最清楚，于是带兵到西城棉花胡同的福家大事搜查，他不知福家早已搬家，现在住的是蔡将军，因此发生了这一幕闹剧。

　　这种解释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何仲璟既然是袁的亲家，而且何的兄弟何颐臣仍然活着，刘排长怎敢在老虎口中找肉吃。

　　雷震春所说的刘排长，后来如何结果，不得而知；10月17日因闯入蔡公馆而被绑赴西郊土地庙执行枪决的犯人，其罪状上的姓名则是吴宝鋆。

　　这件事发生后，对蔡来说是好的，因为在蔡宅什么东西也搜不到，使袁对蔡便放松了监视。

　　蔡从北京脱走是一幕极生动而戏剧化的故事，由于他自己对这一幕没有正式的记述，后人所传言人人殊，每一种说法都极动人，但都是不确的。现在把几种说法都抄在下面：

　　其一：蔡有一天在私邸宴客，故意扬言要纳小凤仙为妾，蔡夫人亦在座，酒酣，夫人盛怒诟谇，揪蔡，两人欧斗及于户外，遂共议离婚。夫人索取衣饰和财物，搬往天津居住。蔡则独居北京，更形放荡，大家都误认蔡是绔绔子弟。又过了几天，蔡将军与友人至长安酒楼，飞笺召小凤仙，酒酣，蔡大呼腹痛，遂入厕所“尿遁”。客人以为蔡醉酒返家，至天明，监视蔡的人发现蔡未归家，又不在小凤仙处，才知蔡已搭夜车去天津了。

　　其二：哈汉章为父母祝寿，蔡往祝贺，参加省战，战至通宵，天亮7时始结束，蔡大败。于是蔡由哈宅侧门出，直入新华宫。袁所派的监视人员在哈宅彻夜未眠，见蔡拖着阑珊的步子入宫，不虞有他，乃小寐传达处。蔡在办公室稍作勾留，暗窥监视人皆已入睡，遂自政事堂出西宛门，乔装人力车夫，径奔火车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溷迹三等车厢中，安然逃抵天津。

　　其二：蔡从10月下旬起，就经常称病假不去办公，不久借着一个和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把一张车票偷偷地塞在蔡手中，两人在车上装作互不认识。

　　关于蔡在北京诗酒风流，纵情酒色，自是事实。但据说蔡除了小凤仙而外，还垂青于另一雏伶，小妮子髫龄玉貌，楚楚可人，但不久即名花有主，当然是为一位有势力有钱财的人攫去，蔡赠之以诗：

　　弱柳难听莺度曲，

　　枯桐传说凤辞巢，

　　剧怜豪竹哀照里，

　　断送韶华四十年。

　　比较接近事实的一幕是这样的：蔡有两位夫人，刘氏和潘氏，刘氏侠贞是武冈人，蔡才八岁刘就来蔡家作童养媳。民国元年蔡31岁任云南都督，10月间纳潘氏为侧室。蔡由云南内调北京，即偕潘氏同行，一年后才迎太夫人和刘氏到北京。

　　潘氏夫人于3年6月27日（阴历五月初五日）在北京生下长男昆，因为是端午出世，所以号叫端生。棉花胡同蔡宅被搜前，蔡的太夫人因住北京不耐寒冷，蔡乃令张介寿护送南归王板桥。蔡宅被搜后乃令刘氏夫人携子南归侍母。11月间蔡亦借病为名入住天津的共和医院。洪宪帝制正在密锣紧鼓时，蔡还在天津日本共和医院诊病，11月底袁特派人到天津来探视蔡的病况，同时加紧派遣特务监视蔡。蔡为了化除袁的疑忌，于是在袁下令称帝的当天，返北京销假。蔡这次返京，扰乱袁的耳目，使袁对蔡的行动迷惑。12月1日蔡偕小凤仙漫游，然后溜到北京的东车站，悄悄地上了三等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到了天津。蔡走后，监视蔡的人赶忙报告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雷立刻报告了袁，袁乃派蒋方震到天津的共和医院来探视蔡，希望蔡早日回北京。蔡把医生的诊断书交给蒋带回，以证明病况。

　　蔡这次到天津是决心由天津出走，不打算返北京了，所以抵津后即派何鹏翔陪蔡的如夫人潘氏离天津到香港，然后到梁启超寓告别，蔡慨然说：“此次维护国体，大任落在老师和我身上，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成仁，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

　　蔡在给他好友丁怀瑾（石生）的信中亦有云：“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所谓既要仁慈，又要痛快也。”

　　蔡于12月2日晚易和服变姓名，搭乘日本商轮山东丸赴日。动身前留书给袁请假，说是赴日就医，抵横滨后还致书袁报告东渡就医情形，同时预先写好了几张明信片交给张孝准，叫张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处就寄一张明信片，以示蔡在日本各地漫游。正当这些明信片一部分到袁的手上，还有一部分尚在途中，蔡已经过香港、安南循滇越铁路到云南了。

　　蔡事前未经袁批准而擅自到日本就医，当然使袁大为震怒，可是袁这时正兴高彩烈地要当大皇帝，所以顾不了蔡，同时老袁的奸雄面目自然流露；他一面派龚心湛代理蔡的经界局督办，派张元济代理参政院参政，同时在蔡的呈文上批“准假”，并盼望他早日痊愈，早日返京复任。

源济

七十八、唐继尧待机而动

　　袁世凯在致力统一中国时，云南始终是袁系势力范围的一个缺口，袁曾用权术和心机征调云南都督蔡锷到北京，他认为蔡有才气、有胆识，在南方得人心，召蔡入京等于调虎离山。蔡锷离滇前，袁要蔡推荐云南都督的继任人选，为了笼络蔡，也为了安云南民心，他接受蔡的推荐，把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为云南都督。

　　唐继尧字蓂赓，是云南昭通县大，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一名举人，他本人也中过秀才，旧学很有基础，为人器宇恢弘，倜傥有大志。光绪廿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和赵恒惕、阎锡山等同期。毕业后返国，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至北京，在保定观秋操，宣统元年（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年（1911年），唐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就是今天营长地位），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民国2年秋，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唐继尧就任云南都督后，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即整军经武，当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各省的国民党人除了赴国外的，都纷纷入滇，唐继尧一一予以收容，妥为安置。当时滇省只有两师陆军，第一师长李鸿祥，第二师长谢汝翼，因有拒唐回滇的行动，所以唐回滇不久即以汪度接长第一师，顾品珍接长第二师，不久又以张子贞为第一师长，刘祖武为第二师长，加紧训练，同时暗中扩充军队，添编警卫两团，以唐继虞、赵世铭分任团长。

　　有了军队，就要补充械弹，唐返滇不久，曾密向德国定购二百余万军械，不幸因欧战发生，只有一部分启运来华，又被袁世凯侦知截扣。4年春夏间，袁克定筹办模范团，唐即以在滇办模范团为名，向北京参谋次长唐在礼骗取若干械弹。4年9月初以准备秋操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兵工厂长赵伸赴日本购买军火，赶速于12月中旬运到云南。又派吕志伊赴南洋各埠慰问华侨：筹募饷款。袁称帝密锣紧鼓，唐继尧认为必须明了各方真相，乃派刘云峰等赴浙江；吴擎天等赴两广；李植生等赴四川；杨秀灵等赴湖南；李雁宾等回贵州。

　　9月11日云南都督唐继尧在昆明召集了军界的中坚分子于混成团本部，当时大家都认为袁称帝阴谋已显，乃决定三事以应变：（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作战；（三）严守秘密。10月7日帝制活动愈益见诸行动，19省赞成帝制的伪电陆续到了云南，唐继尧再度召集军界人士会议，当时又拟定了四个原则和步骤：（一）起义讨袁的时间最好在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三）海外华侨或国民党接济饷糈时；（西）如上三项均未实现，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愿孤注一掷，宣告独立。

　　自从云南有不稳的消息后，袁党对云南甚为注意，唐继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所以伪装顺从，表示消极；暗中置备饷械，命邓泰中和杨蓁两支队向四川边境移动。

　　这时，李烈钧到了香港，李和蔡锷、唐继尧素有往还，唐听到李已到了香港，乃派其弟唐继禹到香港款洽；又闻蔡锷已离天津东渡，乃派邓泰中到香港迎候。在东京的国民党人士也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黄毓成家中。孙中山的代表丁怀瑾也潜抵昆明。

　　在北京，袁的特务机关很注意云南情况，曾有密电到昆明，敦嘱唐继尧拿办“党首”吕志伊、丁怀瑾、李根源等。12月中旬李烈钧入滇，18日北京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有电致唐继尧，原电云：

　　“急。滇唐将军，华密。奉大元帅训令：据探报，有乱党要人入滇，煽动情形颇显等语。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镇慑消灭，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事后报明，无庸先行请示。所有侦剿人员，均准破格请奖，要在保全地方治安，勿使生灵涂炭，予有厚望焉。等语转达。处。巧。印。”

　　19日统率办事处再电唐，原电云：

　　“……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谋乱，应请严密查防……”

　　北京正在密切注意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经香港前赴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来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所以夜间不开车，要停车投宿客店，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接到袁的密令，想下手暗杀蔡，可是沿铁路的警察早已奉到唐继尧的命令保护蔡，所以张对蔡下毒手未果。

　　蔡锷12月19日安抵昆明。

　　云南的反袁情绪虽然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可是并不是完全没有阻力的；唐继尧虽然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所以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人心更加激昂。

　　蔡、唐会晤后，唐表示一点顾虑，就是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的北洋军，无异是以卵击石，所以唐要求蔡分析反袁的整个形势，因为蔡自北京、天津经日本而来，外间大势已了如指掌。蔡告诉唐说：老袁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干部都排斥为局外人，所以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蔡的这一分析一点没有错，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出来的，是给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是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按：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即是北洋军系主要干部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道；原来冯在南京开府后，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胡是贵州人，逊清翰林，反对袁称帝，而主张清帝复辟，他参加冯的幕府是想利用袁系下面的力量反袁称帝。梁的电报交给胡，胡就发出，冯根本不知道，可是就因为这一着，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

　　12月21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唐继尧首先敦请蔡锷发表演说，蔡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22日夜10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共同宣誓，其誓词曰：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

　　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并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同时发出了著名的漾电（12月23日），限袁世凯24小时内答复，漾电共两通，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兹将两将军电抄录如下：

　　唐、任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蔡、戴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故意装聋作傻，他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作一个足以威胁他的力量，本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袁出动北洋军一举讨平，如今跳梁小丑，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平定。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所以他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劝告唐、蔡。怎知丁氏却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满面涨得通红，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除了透过英国外交及暗中进行说服，同时命政事堂给云南一个复电，首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袁一生玩弄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帝反袁。

　　在云南护国起义前，蔡、唐都不愿首先撕破了脸，又怕各省以为云南一省有野心，所以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下面就是这些复电——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

　　“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

　　“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段、徐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全体赞成，俾袁氏少全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全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特不知国体解决后，我国民尚有死所否耳。要之，袁氏一意倒行，国亡已决，尧等今日亦是死中求活，微幸万一。且借以风示外人，使知吾国人心未死，冀少戢其野心。至成败利钝，非所敢知，是在我全体国民之自决而已。我公洞明大局，于国家存亡之故，计之已熟。袁氏难共忧患，亦所深知。贤如芝泉，甘为鹰犬如赵智庵、王治馨结果如斯，可为殷鉴。我公宁忍自绝生机，张其凶焰，惟乞始终为国不尽百一。翘盼明示。继尧叩。佥。”

　　唐继尧复徐州张勋电：

　　“（前略）宥电敬悉，危言高谊，感佩同深。此次袁氏罔民误国，对内对外，威信全坠。听其所为，则种奴国亡，必无幸理。故各省主张反对，大致略同，都非得已。滇黔穷僻，尧等材复弩下，以抗袁氏，明知卵石不敌，区区之意，特为诸公负驽前驱。亦恃人心不死，当能鼓桴相应耳。夫在我辈推翻专制，改建共和，本为安定国家，可告无罪于清室。若乃食言背誓，帝制自为，微论外侮内阋，无以为国。即我辈对于清室，已忉忖无可自解。我公眷怀故君，久而弥誓，纯忠大节，海内昭然。今袁氏置国家于至危，复陷我辈于不义。下走所由偾兴，度亦从者所深恶也。且袁氏何常之有，黎、段诸公宣力效忠，可谓甚至，而拘囚窘辱，尚未知命在何时，鸟尽弓箭，古今同慨！时至今日，公犹不知所自外乎？尊处控制江淮，锁钥南北，更得我公登高一呼，必能使海内景从，中外倾听，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凡此哓哓，要非过计。惟乞亮察，不禁屏营。继尧叩。印。”

　　唐继尧复武昌王占元等电：

　　“火急（中略）有电敬悉，矢志救国，人同此心。惟中华民国之人，应救中华民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袁氏谋覆民国，在《约法》为叛逆。若云民意，则国民投票，挟诈弄术，纯由造作，是否民意，个中人何必自欺。前勉徇乱命，举行投票，乃通电劝进，并非有意从逆，徒以袁氏多诈，故姑与委蛇，以稔其恶，而速其亡耳！幸勿误会，谓系中变。此心此理各省皆同。帝制问题发生以来，人心皇皇，怨讟蜂起，工商辍业，市肆夕惊。京外正人君子，引避逃亡，朝署为空。此种情彩，有目共睹，人心瓦解，此岂谣言。而况五国警告，至再至三，干涉之机括已露，搪塞之空言何补。不自敛抑，恐石敬塘，张邦昌之故事，行再见于今日。内审舆情，外察邦交，乱象败征，不寒而栗。继尧等中夜彷徨，以为逆谋不戢，必不免于危亡。是用联合各省，仗义执言，问罪独夫，改造政府。各省军民长官，皆国家之栋梁，非袁门之鹰犬，现已往返筹商，各发戒备，云从景合，指顾可期。而公热忱爱国，洞察时局，较顺逆之迹，计胜败之情，幸即早决大疑，同申义愤，据左右轻重之形势，树南北继起之风声。使袁氏慑威早遁，大局易于收拾，则再造民国，谁与比烈。若或坐昧全局，眷念私情，不顾众叛亲离，甘为权驱术使，微论众矢所集，已有曲直老壮之分，即能久于相持，亦徒重生灵涂炭之祸，贻强邻渔人之利而已。况袁氏不仁，以赵智庵、段芝泉、冯华甫之服勤效忠，今竟何如者？好以赤心奉袁，恐两公他日不免东门黄犬之叹会。为国为己，两公幸熟权之！唐继尧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