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九十九、段祺瑞大权独揽

　　袁死黎继，北京政府的大权便在段祺瑞掌握中，一切大政均是段的决定。6月10日裁撤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是袁以总统的身份抓军权的机构，袁在世之日和段闹得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机构，黎当总统，段自然不能再让这个机构存在，所以首先废除了它。13日令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令王式通为国务院参议。徐树铮是段的智囊，倚为腹心，却又是袁所最憎恨的人。段出任国务总理时，就为了要派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和袁闹得极不愉快，现在是段的天下了，徐树铮当然要先掌大权的。这正合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话。19日下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这是袁的特务机构，也是被各方最痛恨的机构，段为了收揽人心，所以先裁撤了它。29日废国务卿名义，仍恢复国务总理，裁撤参政院和平政院所属的肃政厅。

　　30日政府人事大改组，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辞职照准。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自兼陆军总长。唐绍仪未到任以前陈锦涛暂兼外交总长，张耀曾未到任前，以张国淦兼司法总长。7月12日再局部改组，以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8月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张国淦转任总统府秘书长。

　　7月6日对于各省军政首长的名称加以修改，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令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孟恩远吉林督军，张怀芝山东督军，赵倜河南督军，阎锡山山西督军，冯国璋江苏督军，张勋安徽督军，李纯江西督军，李厚基福建督军，吕公望浙江督军，王占元湖北督军，陈宦湖南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蔡锷四川督军，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唐继尧云南督军，刘显世贵州督军。令朱家宝为直隶省长，郭宗熙吉林省长，毕桂芳黑龙江省长，田文烈河南省长，沈铭昌山西省长，齐耀琳江苏省长，倪嗣冲安徽省长，戚扬江西省长，范守佑湖北省长，张广建甘肃省长，杨增新新疆省长，朱庆澜广东省长，罗佩金广西省长，任可澄云南省长，戴戡贵州省长，胡瑞霖署福建省长，孙发绪署山东省长，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陈宦兼署湖南省长，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蔡锷兼署四川省长。令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督军，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令湖南督军陈宦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陆荣廷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以龙济光暂署。令授李烈钧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段祺瑞发表的各省军政首长名单，是煞费若心的，一方面要促进南北统一，一方面要巩固北洋势力，求全而不全，换汤没有换药。举例言之，袁颁布的将军名义和护国军方面的都督名义同时取消，代之为督军，只是在都督和将军两个衔头中各抽出一个字合创督军的新名词而已；其次是委曲求全方面，这次人事安排，无论帝制与反袁派，在台上或新被逐（如陈宦）者，都给予一定的位置安排，人人各得其所，在安排上总算尽了最大努力。段的本意想在各省达到军民分治，所以只有少数省份是以督军而兼署省长的，署是临时性质。以省长而兼署督军的，只有四个省。这些省都是以小军阀或者以文人而权充军事长官，这当然是临时性质。至于段在四川、湖南、广东、广西四省的权力分配，简直是播下了战争种子，制造了纷乱的根源。尤其是对湖南，湖南是南北用兵必争之地，较之四川还要重要，因为在北洋军来说，取湖南比取四川容易得多。

　　为什么段不维持汤芗铭的湖南督军而改派他为广东查办使呢？原来就在段发表各省督军名单的前两天，湖南出了事，汤芗铭逃之夭夭。湖南独立时，北洋军第六师在湘西，安武军倪毓棻部在岳州，汤直接指挥的，是北洋军一个混成旅，由旅长车震率领，驻扎在长沙附近。这时候，广西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衡阳和宝庆。陆荣廷以护国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身份，于6月初由广东开到湖南，进驻衡州。在湖南内部，赵恒惕等已组成了湘军两师，湘西一部分民军也开到长沙附近成立了一个师。这是个剑拔弩张的局面，袁军与护国军无法和平相处，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汤芗铭的处境，和陈宦在成都有点相同，既不能指挥驻扎在湘西、湘北的袁军，又不能指挥湖南的民军和桂、粤的客军。最糟的是湖南人恨透了这个杀人如麻的汤屠户，因此各路民军围攻长沙，以及国民党人要用手枪和炸弹对付汤的风声传遍了长沙城。7月4日深夜汤芗铭在四面楚歌中离开了长沙。

　　汤芗铭走后，湘军已成立了三个师，师长是陈复初、赵恒惕、陈忠洵。曾继梧以湘军第一军长暂代湖南都督，龙璋暂代湖南民政长。随后程潜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名义由云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队也改为湘军第四师。汤芗铭的离去，并未减轻湖南的火药味，而7月6日北京政府又发表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宦未到任前，派陆荣廷署理督军和省长。这个命令使湖南更加复杂了。

　　段祺瑞对陈宦印象恶劣极了，那么段又为什么派陈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呢？这是由于黎元洪坚决主张必须给陈一个督军职务。当汤芗铭逃离湖南后，段打算迅速派遣一支北洋军进驻湖南，又苦于无兵可调，恰好这时陈宦由四川撤出时，手上还有两旅兵力，派他就近入湘，既可敷衍黎，又给陈一个戴罪图功的机会。

　　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赶走了一个北洋军阀，断不容又来一个北洋军阀，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为什么推刘呢？因为刘人熙以前做过广西藩台，与桂军陆荣廷颇有渊源，想通过刘的关系取得桂军协助以拒北洋军。

　　陆荣廷支持湖南人民这个行动，因为桂军也不希望北洋军大举进驻湖南。北军人湘问题引起了湖南人民和滇军、桂军的反对，其他党派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则希望调蔡锷回到湖南，国民党人士则希望以甫由美返国的黄兴担任。可是蔡、黄两人均无意于湘督。黄兴推荐谭延闿以自代。谭在各方都有很好的人缘，不过和北洋系的关系不够深。

　　这时，穷途末路的陈宦知道自己不适宜于督湘，因此自动表示辞去湘督，而段祺瑞也了解，如果硬性派北军人湘，必会引起战争，段觉得这个用兵时间尚未成熟。因此他于7月16日改派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并下令把第六师由湘西调回江西，第七师由四川调往洛阳，第三师也由四川调回岳州。

　　段祺瑞本来预定的计划是派第三师师长曹锟继陈宦以后的湖南督军，可是，段自己觉得他在北京的基础尚未稳定，必须靠一个可靠的北洋大将在自己身边，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选中了曹锟。曹一直给人印象是“老实人”，所以段调曹为直系督军。同时把7月间开回岳州的第三师分批调回北方。

　　这并不等于段完全放弃湖南，因为他又安了一个棋子在湖南，他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军第三旅接防岳州。这当然是埋伏吴做为将来湘督的打算。天下事如要人莫知，除非已莫为。段内定吴为湘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湖南，当然又引起湖南全省激烈的反对，甚至公开宣称为了抗阻北军。不惜一战。

　　段这才了解湖南的强硬，于是在8月3日下令改派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所谓的“署”是暂代的意思，段这命令中，派谭为省长暂代督军，即表示将来还要派一个督军，所以段这期间给谭的电报都是称谭为省长。

　　谭延闿是反袁的，他在湖南很得人望。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承当一切湖南的责任，袁调他和赵恒惕赴京。赵被囚，他亦形同软禁，有这段经过，更使他在湖南受人爱戴。

　　湖南人对于湘督一职很敏感，这是因为汤芗铭杀戮太甚所招致，而湖南人甚至西南护国军方面，反对北洋军再入湖南的态度，则尤其坚决，不过北洋军留在岳州已是既成事实，所以当时等于有一个默契，只要北军不越过洞庭湖，似乎双方就能和平共存下去。

　　谭延闿8月20日就任湘督。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军命令颁布后，首先发生了冯国璋和张勋互争地盘的纠纷。冯、张两人都是袁时代的“上将军”，不过冯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张勋之上。张勋的地盘在安徽，他的总部则在徐州，并将陇海线徐州以东的广大地区据为己有，这些地区是属于江苏的，冯国璋对此久已不能忍受。袁世凯末期，袁正想利用冯、张两人的利害矛盾以便从中操纵，冯鉴于袁的态度，所以只得隐忍，袁死后，督军命令又发表，冯认为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因此电请张勋移驻安庆以符定制。那知张勋却告诉冯，他除了安徽督军一职外，还兼长江巡阅使，江苏是在长江流域内，长江巡阅使驻防徐州怎能说不符定制。冯接了这个电报，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竟气得向北京政府辞职。

　　冯辞职当然是一种姿态，是敦促北京下令张勋让徐州，然而北京政府这时又哪儿有力量贯彻这种行动，只能委婉地劝张自动让防，张勋根本不理。8月29日，冯再电北京政府，历数辫子军在徐海一带横行不法种种，使人民痛苦不堪，冯身为江苏督军，不能坐视不理，加以张对政府命令置之不理，政府应该处理。于是北京政府再度劝告张勋移驻安庆，那知张勋也来一个辞职手段要胁，他电告北京政府宁可辞去安徽督军，也不会让徐州。冯、张的纠纷只好不了了之了。

　　这是很妙的现象，安徽省督军的驻地，不在安徽而在江苏，省长的驻地也不在省会安庆而在蚌埠，安庆只设有督军和省长的驻省办事处。安徽的民政、财政、教育等庶政当然是在省会安庆，于是省政诸事每天要用函电向蚌埠请示处理。安徽省长倪嗣冲，也是一个骄横不法的军阀，他怎么说也不肯离开蚌埠。北京政府虽然一再敦促他把省长公署迁至安庆，他也来个相应不理。

　　6月6日袁去世，6月7日陕西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6月8日四川陈宦宣布取消独立，6月9日广东龙济光也宣布取消独立。段祺瑞对这三个取消独立的地方首长采取各别不同的办法，他的目的只是达到北洋派专政和分化护国军力量。

　　本来龙济光的独立就很勉强，他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四面包围下被迫宣布独立的。在宣布独立时，他取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和谅解。所以他虽然独立了，却仍然和袁有密电往来，请袁飞调北洋军由海道开至广东以解救他的危机，袁死后，他又与继承袁的段祺瑞取得了密切联系。

　　当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时，代理抚军长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曾电请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取道广西和广东向江西进兵。于是李烈钧便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于5月12日开到肇庆。这时袁世凯还未死，龙济光当然内心里极不愿意出兵北伐，又拒绝滇军通过广州，他所持的理由是害怕引起误会，主客两军自相冲突。陆荣廷也害怕在广东境内引起这种冲突，因而主张对龙妥协，和龙商定滇军假道广东的路线，由肇庆经三水到琶江口，转乘火车到韶关，避免经过广州。但是6月7日张开儒梯团到达韶关时，袁已去世，龙借此理由，电令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闭门不纳，迫使滇军露宿城外，龙军又在城上架炮轰击，因此爆发了北江战争。

　　6月9日龙不和军务院联络便擅自宣告取消独立，龙这一着是想摆脱军务院的干涉，因为他内心一直认为自己是北洋系，所以心甘情愿倒向北京政府，他认为北洋军系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赖北洋系作靠山，他就不怕滇军和桂军，他认为必须要把滇军和桂军驱逐出广东，他才能在广东安枕，所以他在取消独立的同时，秘密电请段内阁要求段三路出兵“援粤”，除由海道运输北洋军来粤外，并令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由陆路开进广东，帮他夹击滇军，先击败滇军再驱逐桂军。龙济光的愿望是不让滇、桂军假道广东北伐，这和段祺瑞的内心打算相同，段当然不愿见西南护国军扩大力量，所以在龙济光取消独立后，北京政府发表命令对龙的行动大加赞扬，认为他“具有世界之眼光”。6月21日，北京政府又派龙济光兼任广东巡按使。段内阁的三路援粤计划也在加紧部署中。

　　当军务院还未撤销前，龙济光就故态复萌了，他指使驻在龙州的嫡系部队济军以敌对态度对付护国军，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对待李烈钧所率假道北伐的滇军，且在城楼上开炮轰击，同时密电请求段祺瑞迅速调派北军三路入粤援助。不料这个电报却被军务院截获，由代理抚军长岑春煊通电揭晓，龙无法抵赖，只好伪造军务院不肯撤销和岑春煊、李烈钧两人密谋攻占广东的往还电以资抵消。

　　段祺瑞当然不欢喜护国军继续北进，所以接受了龙的乞援电，并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就近调遣北洋军第六师全部开往赣南；福建督军李厚基率军开往闽南；并派萨镇冰率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伺机消灭滇军，以保全广东为北洋势力范围。李纯已有江西，李厚基已有福建，既然有自己的地盘，对于广东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段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是象征地派兵，其目的是防堵滇军侵入赣、闽。

　　李烈钧率领的滇军在韶州遭遇龙济光的济军攻击，全军极为愤慨，乃发动猛烈攻击，于5年6月7日攻入韶州。龙派军增援，7月3日又被滇军在源潭予以痛击，济军大败，桂军莫荣新乘机由西路攻入三水，龙被迫放弃一切，集中兵力困守广州。

　　由于广东形势的变化，段内阁乃于7月6日发表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命令时，借机对广东问题作一大调动，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同时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在这个人事命令中，包含了很多阴谋，第一调李烈钧入京是调虎离山，移开了广东北洋派正面的敌人；第二桂军虽然也和龙济光为敌，可是态度不似李烈钧那么顽强，所以发表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就可以软化桂军；第三又派陆荣廷署理湖南督军，是阻止陆到广东接任督军，使龙济光可以继续留在广东督军位子上，以待北洋军的来援。这是一石两鸟的妙计，对滇军是调虎离山，桂军是缓兵之计。

　　就段来说，对广东问题已是煞费苦心了。

　　段祺瑞对广东的安排引起广东人士激烈的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各派代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这个广东人民的公敌龙济光。于是段乃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并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借海军来向敌对方面镇压。

　　汤芗铭和黎元洪、段祺瑞都有相当关系。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同乡，又同为海军学生出身。袁世凯未死前，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汤芗铭和冯国璋都是主张袁退位的，冯这样主张，是为了自己想借南方支持登上总统宝座，汤则是自始至终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因为这个原故，黎内心对汤极有好感。段祺瑞对汤也不坏，虽然袁死前汤和陈宦是最后迫袁致死的“倒戈”人物，可是陈宦早已通款于蔡锷，对袁和北洋系都不忠，而汤则是在重大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的。段知道汤这个人不会投靠国民党，所以也对汤有好感，加以段这时正要借重汤芗铭的哥哥、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在国会内相助，所以拉拢汤芗铭，也是拉拢汤化龙。

　　黎本想邀汤芗铭赴北京为海军总长，段却派了他为广东查办使。段这个安排是师袁的，袁世凯在癸丑二次革命时，曾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开到洞庭湖，随后即发表他为湖南都督。广东人士深怕段也来这一手，则赶走了一个杀人魔王，又来了一个杀人魔王，因此也坚决反对汤到广东。

　　陆荣廷如何呢？他的桂军本是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发展的，他在广东，不像滇军那样和济军尖锐化，他利用滇军和济军为敌，就带领了一部分桂军开进湖南，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里。

　　拿湖南和广东相比，湖南地当要冲，内部情况复杂，财源不及广东富饶，两者相较，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当然舍湖南而取广东，因此，7月10日陆荣廷不理睬北京命令他暂署湖南督军的命令，由衡州班师回桂，集中主力准备开赴广东。

　　段祺瑞在北京听说陆荣廷由湘班师回桂，正准备入粤的消息后，大为不安，这与他的安排恰恰相反，他本是一套假戏，而陆则是认了真要假戏真做。于是他在7月29日以国务院名义秘密发出艳电，征求各省北洋军伐对处理广东问题表示意见。这又是师法袁世凯的，利用北洋军伐，引起他们对南方各省有兴趣。

　　段祺瑞就是在处理广东问题时，引起了阁潮，他既然以袁世凯的继承人自居，当然最痛恨李烈钧，认为李是北洋系的死敌，他调李入京是勉强装出客气的样子，李不受调，他就想借机翻脸。他的秘书长徐树铮了解他的私心，乃把未经阁议讨论和通过，催促赣、闽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的通电发出。因此导致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正面冲突。

　　这时，在徐州的张勋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痛斥李烈钧，主张赣、闽两省出兵“援粤”，接着倪嗣冲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李烈钧。北方各省立即随声附和，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阎锡山、冯国璋、王占元、毕桂芳、陈树藩（依发电先后为序）纷纷通电“致讨”，对李烈钧极尽攻击。

　　8月11日，北京政府发表处理广东问题的命令说：

　　“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任守土，自应约束将土，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均勒所部，即日停兵。此后如有抗令开衅情事，自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

　　这真是一个强词夺理、颠倒是非的命令，把龙济光说成守土有责、维持治安的疆吏；而李烈钧则是抗令开衅、违反国纪的罪魁祸首。事实是怎样呢？李烈钧只是北洋系所深恶痛绝的人，他是反对帝制最烈，而在云南倡义的三巨头之一。至于龙济光却是袁所亲爱的功狗，因效忠“洪宪皇帝”而被封王爵。

　　段以为用中央的威信向李烈钧摊牌，他有北洋军阀为后盾，如果李烈钧不听命令，就是反抗政府，背叛国家，他便可以号召全国，鸣鼓而攻。可是时间上不帮助段，这时陆荣廷已迅速带兵到了肇庆，龙济光在滇、桂军双重压力下，乃被迫提出卸职条件：（一）济军2万人（虚报）以上，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经费300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点屯驻济军，在济军驻防区内，其他各军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

　　李烈钧这时留在广东已无价值，且留下变成众矢之的，所以便于8月17日通电解除职务，在粤境内的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8月22日李烈钧和滇军告别，于27日到肇庆会晤陆荣廷后，取道香港赴上海。

　　陆荣廷在肇庆装病。8月25日萨镇冰到了广州，和广东省长朱庆澜调停粤局。龙济光讨到饷款后率兵移驻琼州（海南岛）。陆荣廷则迟至10月才在肇庆就职广东督军。

源济

一○○、将星殒落，国丧元勋

　　黄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在美国，讨袁军兴，他乃从美国赴日本，5年5月9日在横滨登陆。

　　袁死后6月13日孙中山电黄，征询对时局意见，电曰：“东京黄克强兄鉴：南军举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目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

　　黄于14日复电曰：

　　“中山先生鉴：电敬悉。南方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黎若能诚意实行，以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先生来电，主张息纷争，事建设，无任感佩！尚望主持，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尤所切要。”

　　黄兴回到了上海不久，民国5年的10月10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倒，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过上海去日本的蔡锷，两位元勋互相慰劳，可是在蔡去日后不久，他竟在10月31日午后5时30分与世长辞了。

　　黄兴原名轸，别字庆午，又名瑾午，原籍湖南善化县榔黎市，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9月16日，折算阳历则为10月25日，比孙中山小8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8岁。

　　他的一生都与10月有关，可说是一种巧合，他生于10月，殁于10月，成功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病也是10月10日。他死时才43岁，英年早逝，真是国家的大损失。

　　黄的原配夫人名廖淡如，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续配名徐宗汉，是他从事革命时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徐籍广东香山，原名佩萱，初嫁海丰人李普一，生子女各一，子应强，女名若鸿。李死，徐与广州市女医师张竹君友善，张喜谈新学，讲革命，徐受其影响，遂入同盟会，参加革命。黄花岗之役与黄因患难而结成革命伴侣。徐嫁黄后，又生二子，名一美、一球。徐与前夫所生子女，亦携来同居，黄均视同已出。在黄家书中曾提到另有一女名文子者，据说，系黄与某日妇所生。黄与徐宗汉结褵后，伉俪情深，夫唱妇随。

　　黄的长子一欧，一向是在革命队伍中长成，于江浙联军时，接到黄勉励他的信，只有八个大字：“一欧爱儿，努力杀贼！”后来胡适看到这封信曾经做了一首白话诗来赞美：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一欧爱儿，努力杀贼！’，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为而爱国。呜乎将军。何可多得！”

　　黄兴病逝后，11月1日孙中山致函海外各支部，通告黄兴逝世，文曰：

　　“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前月国庆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据云，尚可无碍。嗣后胸膈仍觉饱闷，至上月下旬，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三十日下午五时，忽又吐血不止，势极危急，由医注射，暂且止血。三十一日早二时，突再吐血，医再注射，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呜乎哀哉！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诸同志鉴察之。孙文启。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

　　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11月1日孙中山和唐绍仪代电全国，通告黄丧，函曰：

　　“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紵之好，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11月2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护国讨袁第一大功的蔡锷，则在黄兴逝世后8天病逝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备极辛劳，染患喉疾。5年6月28日蔡由永宁启程，29日抵大洲驿，7月1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非常严重，已至不能讲话的地步，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39度，夜不能寐。蔡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虽然病魔困扰他，可是他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极伤脑筋的事，非他本人处理不可。因此，他力疾从公，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护国军的欠饷欠款200万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国医生检视结果，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的可贵处在于：虽以身为天下先，却功成不居，自始迄终坚定这个主张。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不汲汲于名位权利，从下面两则电报，可看到蔡的抱负人格：

　　7月17日蔡电唐继尧：

　　“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7月19日复唐继尧电：

　　“洽电敬悉，奖饰溢量，感愧奚似。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兹之退亦然……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蔩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

　　蔡锷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为。在他给他的老友丁怀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见：

　　“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著，则主客之势互不相容，终成水火矣。弟尝与兄论治蜀非假以十年时光不可，其始也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乱根既尽，民气渐苏，乃嘘以阳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

　　7月21日蔡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8月1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额手称庆。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接事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8月3日蔡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为政务厅长。蔡锷抵达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乃于8月5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电云：

　　“川为繁剧区域，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况锷于起义之初，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幡然引退，以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内疚，殊难自安。伏请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立予任命，抑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

　　8月7日黎元洪准予辞职。8月9日由蒋方震（百里）陪同，启程离川。动身之前特为文告别四川父老。文云：

　　“锷履蜀士凡七阅月矣。曩者驰驱戎马，不获与邦人诸友以礼相见，而又多所惊扰，于我心有戚戚焉。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通悃款于交绥之后，动讴歌于受命之余，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是以病未能兴，犹舁舆入蓉，冀得当以报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者视事浃旬，百政棼如，环顾衙斋，森肃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眩神摇，甚矣其惫，继此以往，不引疾则卧治耳。虽然蜀患深矣，扶衰救弊，方将夙兴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顾隐情惜己，苟偷食息，使百事堕坏于冥冥，则所谓报蜀之志不其谬欤？去固负蜀，留且误蜀，与其误也宁负。倘以邦人诸友之灵，若药瞑眩，吾疾遂瘳，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其不可？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蔡由成都启程，先至重庆，稍作逗留，然后换乘轮船下驶，他到宜昌时，会见了从四川退出的陈宦，这时陈已辞去湖南督军，并把他所率领相当于一个师的军队解散。蔡、陈本是好友，于今把臂旅途，相见甚欢。蔡邀陈同轮赴汉口，陈感觉到和蔡同行，一荣一辱，实在没趣，因此婉言谢绝。

　　蔡由宜昌乘大元商轮于8月26日抵达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上游迎迓，各机关、各团体欢迎人群分乘小轮在江干把大元轮围在垓心。王占元希望蔡能在武汉多停留几日，蔡则坚决辞谢，于是王便在楚材舰上大张筵宴，盛大款待蔡和他的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天晚上就换乘江裕轮继续下驶。

　　8月28日蔡抵达上海，下榻哈同花园，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因此他设法把自己隐密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一行，师生二人把臂欢谈，相对欷歔。

　　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有忘记以前袁召他去北京，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因此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适宜于养病。

　　9月8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抵神户时，日本记者群趋访问，蔡以手指喉，不能作答，由蒋方震代为接谈，蒋说：“将军之病，由于袁世凯而起，纳溪之战，将军语言艰涩，到沪州时全然不能发音，七月廿日由叙府赴成都，勾留九天，病情更加转剧。黎、段劝将军移居北京西山静养，将军以不能杜门谢客为虑，所以决计来贵国就医。”

　　蔡的喉疾和肺病，因拖延过久，抵达日本后已是病入膏肓，群医束手，药石无效。

　　11月8日，蔡自知不起，由左右扶起看窗外飞机，黯然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是不行了，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真是死不瞑目，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蒋问是何事？蔡已无气无力，喘息地说：“千万薄葬，让我九泉无憾！”蔡回到病榻，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奖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是这一天，这位一代伟人，视富贵如浮云，功成而不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35岁。

　　蔡去世后，举国震悼，万里雨泣。

　　黎元洪大总统于11月10日、11月28日、12月4日、12

　　月21日四次以大总统命令褒扬和国葬。

　　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均有可传者，摘抄数则挽联于下：

　　孙中山先生：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

　　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

　　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在所有挽联中，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杨度的挽联是：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的好友丁怀瑾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去县篆，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生死，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源济

一○一、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黎元洪的一生，是幸运也是不幸，他在辛亥起义时糊涂地做了民国元勋，又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莫名其妙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袁世凯在做民国总统时，感觉到做得很不舒服，因此逐渐产生了总统不如皇帝的错误观念，一念之差演成“洪宪称帝”的悲剧。黎元洪则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

　　黎、段两人有新仇，也有旧恨，旧恨是当黎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湖北都督时，段奉袁的密令以绑票方式来武汉，押他上火车，结束了黎在湖北的局面，从此黎在北京做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新仇是段虽拥黎继任总统，可是在袁死后段去见黎时，一言不发，面孔冷酷有如对待一个陌生的政敌，加上张镇芳又从中挑拨。张镇芳是袁临终时四个接受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段祺瑞却最瞧不起张，由于张是袁的表弟，洪宪帝制时，张在大典筹备处办事，贪污舞弊，所以段经常骂他是“黄带子”、“掌柜的”。张自然也恨段入骨。黎继任总统后，张在黎的军事智囊哈汉章面前放了一把野火，他说：“我们在项城（袁）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继任，是东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这句话很让黎相信，所以黎非常恨段，对徐世昌则有好感。

　　至于段呢？压根就瞧不起黎，因为在清朝时，段曾做过统制（等于师长地位）、军统（等于军长地位）和提督，并且署理过湖广总督，可是黎那时才不过是一个协统（等于旅长地位）；到了袁世凯时代，段则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虽是副总统，在段眼中，不过因缘时会，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北京后只是个政治俘虏；袁死后，黎的总统是段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不支持黎，黎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他在袁死的当天晚上告诉黎派来探听消息的张国淦说：“我姓段的支持黎，就是一句话，不会让姓黎的落空。”

　　因为段有这些观念，所以完全不把黎放在眼中，黎则看段有如芒刺在背。黎、段之间便因此无法谐合。

　　黎接任总统后，对当时的各项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是无法忍受的。段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他有时向他的亲信抱怨说：“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段拥黎为总统只是叫他盖章，这一点可以从段的秘书长徐树铮的一句话中证实。有一天徐树铮拿了三个人事命令到总统府请黎盖大印，黎偶然问到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就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哩。”黎听了这话真是气得头上要冒出火来，他脸上发青地对手下人说：“我本来不要做这样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黎任总统后调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后来张辞职，改由丁士峄），以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施泰祺八人为秘书。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多、蒋作宾等。

　　军事幕僚们经常建议黎必须掌握兵权，他们的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做的价值？”这些话黎很听得进去，他把自己的总统地位和袁世凯做总统时候一比，觉得袁当时何等威风，自己今日何等可怜，自己虽不想大权独揽，可是要制止军人的跋扈擅专，则应该把军权抓在自己手上。黎这个意图和段完全对立。段认为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全国陆军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军权，段的解释是：他以内阁总理身份而掌握全国政权，又以陆军总长身份而掌握全国军权。段今日的地位是建筑在军事独裁上，他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为他有军权，如果让总统管军权，他岂不是手无寸铁，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撤换了他吗。所以这一点他是誓死必争的。

　　当陈宦带了一师部队离开四川时，黎的军事幕僚擅自打了一个电报劝陈宦自动解散军队，陈宦居然不向内阁请示就奉总统命而行。段为此恨黎的几个军事幕僚入骨入髓，他公开指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段认为黎竟然过问到督军问题（陈宦督湘是黎所坚决主张的），以及解散北洋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段一直要对付陈宦，“杀鸡给猴子看。”

　　民国元年宋教仁所致力且因此而丧生的理想——责任内阁制，到了袁死后，竟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因此，这一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恰恰和袁时代相反，黎虽能忍让，可是也有限度。段的强项，在袁世凯末期已表现出来，他对袁都敢使气，何况他平素就瞧不起黎元洪，如今两人共事，他更不把黎放在眼中了。

　　北洋时代军阀割据局面，是逐渐形成的，其实凭心而论，袁并不愿见军阀割据，尾大不掉。无奈军人霸占地盘后，袁的利益和他们的一致时，他们就奉行命令，不一致时，他们就可以不理睬，因此割据的形势是自然形成的。

　　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希望借此试探能否在各省行得通，只要各省不坚决反对，袁意思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的局面。当然，这个计划是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不过这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却因此而获得虚名。

　　黎自己当总统后，自然而然更想贯彻这个主张，所以他极力推行这个计划，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可是他并不甘以没有实权而自居，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在裁兵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这当然由于利害上的一致，而非见解上的雷同。所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黎、段虽然对裁兵问题意见一致，可是在目的上则显然不同。黎的意思是全国普遍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段则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则不愿裁减，相反地还想继续扩充。黎的目的是：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既要集中于中央，总统的权力就要提高，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目的是：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就是责任内阁，并不是总统。

　　至于废督问题，段认为当袁权势最盛时，曾把都督一律改称将军。同时计划废省改道，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可是废省改道计划完全行不通。段有鉴及此，乃想出一条比废省更为巧妙的方法，拟将全国行政区改革，缩小省区，把全国划分更多的省。北京内务部根据段的特别指示，制定了全国划分为49个省和特别行政区，只有东三省因外交关系暂不更动。缩小省区计划，在北方各省都一致反对，于是只好束之高阁了。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因为如果调查人数，是为了达到扩充的目的，自然尽量夸大。可是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段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40师，每师1万人，另编20个独立旅，每旅5000人，合共50万人。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200营，每营500人，合共10万人。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军。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地方军就不能任意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如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尤其是四川。

　　段祺瑞要求西南各省裁军也未达到目的，因为这时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和统一，事实上西南各省对北京仍采取一种貌合神离的态度，继续把持税款，扩充军队。

　　不只是各省不肯听命中央，甚至平素以笔杆为武器的进步党也想在西南地区建立私有武力，这可以从梁启超给他信徒的信中看出这种野心：“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不为人所利用。”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锷的关系，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后来由于岑春煊和陆荣廷的关系而在两广有点力量。梁启超很想把四川、贵州和云南变成进步党的根据地，建立武力基础，把进步党变成一个有实力、有根据地的党派，以便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权力。

　　军阀和割据的局面就是在这些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源济

一○二、国会和政党复活

　　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200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迨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遂纷纷回京。

　　5年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138人，众议院议员到318人。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黎依照民国2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誓云：

　　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略云：

　　“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一点点政治生机斩断，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死。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梁启超的进步党由于蔡锷的关系，在云南和贵州省颇见活跃，国民党本以广东和上海为中心，上海方面因陈其美被刺，失去一位勇者而大受影响，广东因龙济光是反国民党最力的，因此也是一蹶不振。护国运动开始，国民党在广东、广西力量渐见抬头，进步党本来在两广没有甚么基础，迨陆荣廷迎梁启超入桂，进步党遂在两广展开活动，梁启超在《从军日记》正道出了他的心事：

　　“干卿此次殷殷相招，期我以粤中善后。初时，同入殊不愿我以此自承。……虽然中国之政治，以省为单位也久矣。今后此种积重之势，有加无已，吾侪自审能否谢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审所择，欲行其志，恐地方较中央优也。此当视所以与干卿相处者如何。若其耦俱无猜，固当任之。”

　　虽然进步党有机会可以扩展，可是进步党只靠梁启超，梁又只靠嘴能说，笔能写，比起国民党，无论在组织和人才上都相差甚远。所以西南各省国民党仍有潜在势力。

　　梁启超在袁未死以前，就想巩固进步党在南方的势力，又想以川、滇、黔为活动的基础。他在5月14日致蔡锷的电说：“此役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锷的第五书说：“此时优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共同之向心，尚可力图控抟。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艰苦于卬蜀滇爇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意思就是想用蔡的力量，据川、滇、黔为政治改革的小地盘。但袁一死，他的“造成南北均势”的思想，立刻消灭，却极力与段祺瑞联络，主张速撤军务院。及蔡因病去川，他“庄严卬蜀滇爇”的思想，也消失了。不过仍想扶植戴戡入川，以承继蔡锷。

　　至于旧国民系的急进派——中华革命党，在山东、广东及长江流域各处的计划，皆未成功，因此不会取得一隅的地盘。加以陈其美在上海遇刺，失去了一位健将。所以倒袁战争结束后，只有所谓温和派的旧国民系和进步系，能够周旋左右于南北各武人间，成为一时政治的重心；可是他们的活动只是将顺武人为操纵政治的妙用，其结果助长了大小军阀，为日后军阀纷争的伏笔。

　　在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形势主要必需把袁打倒，乃于民国三年在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从命名上来看，这个党是以革命为号召，袁氏称帝，革命两字更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主流。有人称之为国民党左派。

　　二、国民党温和派，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如：《中华革命党党纲》中对于参加革命和未参加革命的党员划分界限，享受权利亦不同，在孙中山方面，是惩前毖后，鉴于民国元、二年的失策，革命事业被袁的北洋派窃夺和排斥，因此要硬性地保障革命党员。这一点在温和派的人士是反对的，他们觉得革命不应该分彼此，也不应该分阶级。同时孙中山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手指模，也是温和派所不同意的。因此以黄兴为首，都不肯参加。到了日本提出廿一条后，温和派进一步希望国内团结抗日，其时黄兴已由日本去美国，未参加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列名通电，要求停止反袁行动，一致对外。且因当时欧战爆发，便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联络同志。李根源是个有野心善权术的人，他借欧事研究会为活动基础，欲拥岑春煊为首领，岑本和革命党无关系，不过他是反袁的，癸丑之役，章士钊介绍李根源和岑认识，遂有部分人士欲拥岑在南京组织抗袁的酝酿，这一计划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孕死腹中，此后李、章、岑遂时通声气。护国之役，岑、李都在西南活动，欧事研究会遂成为国民党温和派的代表力量，且和进步党声气相通，欧事研究会的出版物是《甲寅杂志》和进步党的《中华杂志》互为呼应。

　　三、进步党是君宪党化身，他们拥梁启超为领袖，仰袁氏鼻息，受袁氏玩弄，在北洋派门下分些残汤冷饭。洪宪帝制后，梁启超首先反对帝制，大声疾呼，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发表后，对反袁反帝运动发生极大影响，尤其因为进步党的人士中，多为稳健派，颇负时誉，民国初年一般士民的心理，认为革命党人有冒险性，而进步党人比较和平，不会走极端。如今进步党也反袁反帝，这就表示袁确是该反的了。

　　这便是那一时期政党的形势，尤其是进步党在那时候颇有影响力量，因为进步党代表不新不旧，半新半旧，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和官僚及复辟派以及北洋派接合；在新的方面又可以和国民党温和派联成一气，当时进步党如果有组织人才，就会成为一枝独秀的政党的。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变成了短兵相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迨国会开幕后，进步党人首先分组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领的宪法讨论会，一个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领的宪法研究会。这两个会不久又告合并，并为“研究系”。他们在国会中是和北洋派携手的。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分子。至于欧事研究会也慢慢地消灭了，乃由张继以“张寓”名称暗中纠合同志，后来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做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5年8月10日，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词略云：

　　“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5年10月30日北京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源济

一○三、徐树铮和阁潮

　　徐树铮字又铮、幼铮，号铁珊，江苏萧县人。少有神童之誉，年廿二间关至山东投靠袁世凯，踵辕上书，值袁丧居，命道员朱钟琪代见，未得结果，住在济南的高升店，旅居无聊，在厅堂写楹联，时值严冬，徐仅着夹袍，可是并没有寒酸气。这天段祺瑞刚好到高升店访友，见徐气宇不凡，乃探问其姓名，徐告以投友不遇，盘缠用罄，正在等候家款。段问其愿就事否？徐答以：“值得就则可就”。段乃约徐长谈，聘徐担任文牍工作，从此毕生追随段祺瑞。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段督办陆军各学校，徐虽担任文员职务，但时与兵士习跑步，同操作，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回国后仍在段左右，领袖群僚，不仅是段的灵魂，简直是段的化身。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指徐树铮。

　　北洋时代有大徐小徐，大段小段，所谓大徐是徐世昌，小徐就指徐树铮，大段是段祺瑞，小段是指段芝贵。

　　小徐如何影响段祺瑞，如何操纵运用，可自一则笔记中看出，这是段的另一智囊曾毓隽所叙袁世凯称帝时和段祺瑞闹僵的一幕，曾毓隽因为是段身边所亲信的人物，他的描叙自然很近事实：

　　（曾毓隽言：）项城蓄谋帝制之始，合肥微窥其隐，即召余（曾自称）及又铮诸人秘商曰：“项城帝制自为之迹，已渐显露。我当年曾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又拥项城登基，国人其谓我何？且恐二十四史中，亦再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发一言”。

　　后来帝制形成，合肥养病京郊。一夕，项城忽召余曰：“松坡已离京转滇，芝泉亦知之乎？为我转告芝泉，此时忍坐视我满头白发，遭人摧毁欺负耶？”继又忿然曰：“没有我，恐怕也没有你们！我今年逾五十，位极元首，个人尚有何求？然不能不为此一团体打算，我们不能让人家打到大门口来！即有错误，第一个了解我，又能谅解我的，应该是芝泉。今乃刚刚相反，芝泉竟是第一个不了解我，不谅解我的。实令人不解！汝可转告他”。

　　继又曰：“最好芝泉能亲自来见我”。于是提笔草就一函。交余递段。段阅后决定仍不往见，嘱余拟稿，加以矫正，交余面呈项城。于是我又往谒项城，作第二次之密谈。袁拆函一瞥，随命余曰：“汝且退，明日此时，可再来此”。

　　余谒段报告见袁经过，段曰：“汝明日复谒项城，不必多费一词，只听其发付可也。生死且不计，何有于得失！”

　　余归，竟夕不能成寐，想找又铮诸人一商，则又铮实为与合肥同一鼻孔出气之人。且合肥此种坚决态度，十之七八受又铮影响为多。乃作罢。

　　余谒合肥，请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便宜行事。段郑重声明曰：“除不拥护项城做皇帝，及暂不谒见外，其他均可便宜行事。”又承相告曰：“昨晚又铮来称：项城左右，已亟谋不利于我，并及又铮。闻他们只待上面点头，便采取行动。我料此乃想当然事，但亦不可不防范之。”

　　我离合肥处后，颇有歧路徘徊之感。继思又铮毕竟权奇倜傥人也，不如试一探询其本意，然后请其相助。因迳往某俱乐部见又铮，坦白告以一切经过。又铮笑曰：“阁下诚坦白，但尚隐有一事，即项城大骂徐树铮该死是也。”余亦笑曰：“事诚有之，何必赘述，以撄君之怒。”我乃更告以项城与合肥各执一端，无法向项城复命之苦，请智多星为我设想。又铮先说笑……见余若有不豫色然者，始正经为计曰：“阁下明日仍先谒项城，告以合肥拟俟稍愈，即亲谒面呈密要。项城能得与合肥面谈，必喜且不胜，然后吾人徐图补救。兹事体大，不可造次。”余觉又铮所言极是，次日再谒项城。……

　　此次谒项城为第三度。见袁后即告曰：“段以兹事体大，决俟病体稍愈，躬亲请谒，而呈一切。”又故意加重语气，重说曰：“亲来密商，比较方便。觉其病状已好转，大约最短期内即可应命前来。”项城听到最短期内可以会晤，立刻变为喜悦。我正想乘机告退，但项城准备发言了。他一发问，问题便多。我暗中在咎又铮：凡所作计，总带几分冒险性质。正在冥想，见项城检交冯华甫亲笔函曰，汝试一阅，必觉其真有进步。我读后，记函中警句云：“京以外事，倘有所命，决不敢辞。惟京内事，则极望菊人、芝泉诸兄能切实秉命而行，不要为其左右所误。……”此一语明明系指合肥之信任又铮，最中项城之忌。我不待项城发言，即批评该函云：“无论东海、河间、合肥，皆属国家柱石，似应同心协力，三位一体。……如相互猜忌，则恐祸起萧墙，非国家之福。”项城云：可为我将华甫此意，转告芝泉。旋又急曰：“且慢，又铮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芝泉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亦可为我转加勉励，并可将去此函共阅。”

　　余自公府辞出后，即见合肥，告以已代为权允病愈后往谒面谈。并递上河间致项城手函。合肥看罢，即掷之于地曰：

　　“冯华甫本来是狗，现在看来，简直连狗不如！”

　　我说既已权允病愈往见，则不能称病到底，事先应有准备才好。合肥曰：“又铮来过，亦为此事担心，汝可找又铮共商。”

　　我找到又铮，出示冯函，又铮曰：“我们还是抓定自己的原则，即第一：不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均反对帝制到底。第二：欲项城中途取消称帝野心，据张季老相告，已完全失望。所以合肥还是始终称病不见为上。”我反驳曰：“不见固佳，但不能称病到底。”又铮思之有顷，忽拍案叫曰：“得矣，我可派人扬言于梁燕孙、杨皙子辈：‘只要合肥愿见项城，项城可答允合肥一切要求，所谓要求，包括人事调整’云云。彼辈一闻此言，恐被指名调整，必多方设法以缓项城与合肥之见面，则吾人可从容坐视其变。”

　　余每暗服徐之勇迈而兼有雅量。因一再相约曰：“一切如君所论，但请从速进行。”

　　果然，此后多日，项城不再召我，又铮之谋告成矣。

　　忽一夕梁燕孙过访……曰：“顷间项城相告，谓据足下转陈，合肥已允病愈往谒。果能如此，何事不可商量。第一，冯华甫即不敢再如目前之作壁上观，而将一切责任推诸合肥身上。第二，东南西南各省督使，对我方必立刻改变观念，而有所顾虑，以共寻求缓冲之道。则项城做不做皇帝，均得有时间从长计议。……”我答曰：“合肥已决定病愈往谒，但项城左右，恐非每个人都如阁下想法。……合肥个性，阁下所知，决不可供群小玩弄。”梁氏云：“足下之言是也，容将此意往陈项城，得其了解，再来就商。”

　　梁去后，余即往告又铮，徐曰：“有我徐某在，决不令此獠猖獗祸国也。”

　　我问曰：“君谓南皮项城，是半豪杰，作何解？”徐曰：“南皮一生，以骂人起家。项城一生，以骗人起家。非豪杰不敢以骂人，非豪杰不足以骗人。然真豪杰，则既不骂人，更不骗人。今南皮与项城一骂人，一骗人，吾故曰半豪杰也。豪杰而曰半者，其他一半，属屠沽故也。”徐氏述毕，关于梁燕孙与我晤谈之应付，又铮毅然曰：“我料梁氏旨在窥探吾人意向，暂时决不会怂恿项城召见阁下。因我所做工夫重点，即在投彼辈所好，可使项城一时更不图见合肥，请君高枕看我好谋。”我深信又铮之能，遂亦置之。

　　项城欲与合肥见面，终因又铮窥破项城左右意图，略施拖延小计。不久蔡松坡云南起义，项城亦势成骑虎，不能登其大宝。

　　某夕。又铮过访，谓项城又有请合肥复出相维之意，幸为其左右所阻。继又曰：“只要我们能消极到底，军事方面，久持必生变，虽倒河倾海，亦无能为力。”河海云者，指河间与东海也。又铮只坚持此一策略，以成合肥再造共和之局，合肥亦能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

　　又铮最重视者，为项城将来如何收场，合肥又如何出而善后，我们为其左右者之如何预筹也。又铮之中心主张，为佛头上着不得一点粪。无论项城以何种名义授合肥，纵使实际上授以全部军权，亦不能接受。一接受，则头上着粪，永远难洗。反之，纵使空虚到委蛇伴食，予以间曹，也当拒绝。不拒绝，头上又着到粪了。故吾人不能轻易授人以口实。则项城之败，敌人不一定能收全功，而我们则操胜算之一半。后来事实演变，一如其所料。虽以东海之善于操纵，河间之亟思染指，而北洋军权，始终控制于合肥手上者，胥又铮此一坚决主张，为奠定其基。

　　当袁氏取消帝制，手令东海，请合肥同筹善后，一切请合肥处理，惟不能再用徐树铮。合肥一开此言，大怒曰：“事到如今，尚一点不放松。我宁不干，我又如何能干！”

　　曾氏又云：“大徐最怕小徐，但有时亦爱小徐，且想利用小徐，而小徐终其身，只接受其怕，不接受其爱，更谈不到利用。而合肥则不然，能使小徐终其身不见其爱，只见其信任。不见其怕，更不见其利用。信任矣，爱何加焉。利用矣，怕必随之。然则大徐之智出合肥下矣。”

　　黎元洪就职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是段的第三次组阁。段组阁时有一个老问题，就是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也是坚决不同意的，段把这意思请张国淦向黎去讲，袁死前段亦是请张国淦向袁要求派徐为秘书长而被拒。张知道黎也不会同意，可是又不能不讲，才向黎一提，黎就沉下脸来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不好把这话对段讲，就去请教徐世昌，徐怕黎、段两人因此闹僵，乃亲自去见黎说：“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徐世昌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势，段有没有徐树铮都是一样，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黎元洪。

　　当黎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规定国务院秘书长来见总统陈事时，须先知会总统府秘书长一同入见。这个规定也是令人不解的，原来黎做总统后，段从不以总理身份去见总统，而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前往。徐树铮见黎时也并不尊敬，黎有时问起某一件公务时，他总是这么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总统不必多问。”

　　小徐有才气但任性，段能倚信小徐，实在很难得，可是小徐的缺点是跋扈，很难与人共事，像张国淦这样能够忍让的人，亦无法和小徐相处，竟于8月1日辞职，由丁世峄继任。丁鉴于张的失败，所以采取不让步态度对小徐，并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建议：“大总统得出席阁议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大总统对国务自由行使其职权。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绝盖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前须将议事日程陈报，会议后须将议事纪录呈阅。”

　　黎自丁世峄入幕后，声势一振，其左右如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等，亦附和丁的建议。段一怒而请假不视事，赖徐世昌等调和，段才稍稍让步，于八月廿六日手谕徐树铮：“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赍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差异。”又呈报黎：“逐日文件，均由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对有关府院权限问题，亦议定折衷办法，即

　　（一）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事后送呈议事纪录；

　　（二）国务会议散会后，推国务员一人入府报告议决事项；

　　（三）每星期五，国务员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

　　（四）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案如有认为不合者，得命总理及主管阁员说明其理由，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复议一次；

　　（五）未经国务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府院职权因此明确划分。

　　徐树铮不只和总统府秘书长对立，在国务会议中也引起了极大的麻烦。在第一次阁议中，内务总长孙洪伊就和徐树铮吵了起来。照法理讲，国务院秘书长只能列席内阁会议，并无发言权，那次阁议中，讨论到广东李烈钧和龙济光的纠纷，徐主张电令闽、粤、湘、赣四省会剿李烈钧，孙主张去电和解，其他阁员皆赞成孙的主张，不过为了段的面子，没有制止小徐发言，小徐竟于阁议后，将会剿李烈钧的电报拍发，待四省复电国务院，阁员们才知其事，孙洪伊遂在阁议席上指责小徐，小徐也反唇相讥，两人几乎拍桌吵闹，而段却有左袒小徐的意思。

　　总统和国务院职权划分后，国务院大权几全集中于徐树铮之手，不止孙洪伊不满，其他阁员也不满意，不久发生了任命郭宗熙为吉林省长和查办福建省长胡瑞森案，遂使内阁的火药气氛接近爆炸。这两案都是徐树铮擅行决定，得段同意办理，既未经阁议审查，又没有主管内务总长副署，徐即以国务院名义径行咨复国会。孙洪伊认为小徐眼中完全没有内务总长，段也不尊重自己，乃当面质问段：凡与各省民政长及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无权过问？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段无言回答，只说了一句：“又铮荒唐。”吩咐把胡瑞森一案的咨文追回，可是国会已经印发了出去，无法追回，孙乃于八月三十日愤而辞职。段一面派许世英致意慰留，一面调整内阁办事程序五点：（一）凡答复议会之质问书，须由主管部起草；（二）颁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三）院令须经国务会议通过；（四）阁议通过者，秘书不得擅改；（五）各项法令非经总理及主管部总长副署，不得发出。黎闻知此事，乃于十月一日召见孙，面予恳留。

　　不久，孙以裁汰内务部员司，为被汰人员祝书元等28人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控拆于平政院，平政院决定受理，限孙五日内提出答复。孙认为平政院是袁所设，其本身地位有问题，因而置之不理。10月7日平政院认为内务部非法，任免令一律取消，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孙则力斥平政院非法设立，不在民元《约法》内。双方争执甚为激烈，孙认为这是徐树铮幕后策划出来的。

　　孙和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同为国会中的韬园系，这一系在国会中颇有力量，所以孙亦有恃无恐，与丁联合对抗小徐。丁对小徐处处防范抵制，不似张国淦那么随和，因此遂使当时政治空气紧张。

　　10月18日，徐树铮忽然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请黎盖印，黎为之骇然，坚决不肯盖印。此后，徐一连到公府催促四次，最后一次公然很不礼貌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出席国务会议”！此时，黎一肚子的火大喝一声：“你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徐冷冷地回答说：“这是总理说的”。

　　这次政潮的范围非常之广。国会议员王玉树等提出对政府的质问案，认为要罢免一个总长，应该由国会提出弹劾，而不能准许国务总理独断独行。孙洪伊本人则认为“国务员对总统应负联带责任，内阁可以总辞，不能单独免一个阁员的职。”

　　10月24日，很少到公府来的段忽然来到了公府，亲自请黎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仍然拒绝。段乃气势汹汹地说：“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黎被他这一将军抵挡不住，便又无可奈何地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但是孙洪伊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10月27日，黎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同到公府来商量这个问题。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表示不愿出洋。

　　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还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徐看见问题闹大了，不免情虚胆怯，便表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段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可是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始终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来。于是黎的策士主张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他们认为，段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因此以徐代段不会引起严重后果。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策士们的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10月下旬到11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异常混乱，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最后，他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11月16日到北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见黎。17日，黎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取得一些安慰，但是他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黎十分扫兴地回到公府来。府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认为：“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黎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另外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晋京，然后下令免段的职，黎也不以为然。那些策士不满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因此，他们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发电为之捧场。可是冯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同时冯自己正因为当选副总统，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想找一个机会应酬段一下，因此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这样，就使黎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上台多了一层顾虑。

　　17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感情。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而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20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22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的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一面盖了印，一面又觉得忐忑不宁，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24日，段向公府提出三点质问：一、现在府方一切措施，是否与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完全相符？二、府方经常延搁国务院的呈阅公文，倘有贻误，其责任应当谁属？三、经国务会议通过应当发布的命令，府方经常拒绝盖印，能否说明其理由？

　　孙洪伊仍然退回到国会，仍然不断利用国会党团的力量打击段。6年1月14日，步军统领江朝宗忽然派兵到羊肉胡同孙宅进行搜查，据说孙宅藏有“危险分子”八人，孙洪伊有“阴蓄死士进行暗杀”的嫌疑。这样，孙便只得逃往南京托庇冯国璋。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已因黎之软化而告解决，但是段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世峄也该去职。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忽然张勋来一个痛斥丁世峄的电报，因此黎只好同意段的要求，2月25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世峄辞秘书长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匝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源济

一○四、浙江的变动

　　浙江是在段祺瑞主政时期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的。

　　由于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5年12月段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吕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有信心。曲、吕会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于是浙江的警政变成了不伦不类，有警务处，又有警察厅，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就像一座火山，有随时爆发的可能。5年12月26日，新任浙江省会警察厅长傅其永到厅接事，在该厅举行欢宴时，突有彪形大汉多人涌入警察厅，一言不发就把傅其永抓出大门外，就在警察厅门前把傅不问青红皂白，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

　　也就是这一天，杭州全城警察一律罢岗，电信机关都由武装人员把守监视。杭州官方发表吕公望的辞职电，并说已将浙江督军和省长两职分别移交给张载阳和周凤岐。可是张、周两人又表示不愿接任。浙江各界人士公推前浙江都督蒋尊簋继任督军，蒋也不肯出山。

　　吕公望当然不是自愿辞职，他看到杭州城内情势的严重，知道自己无力可以整顿、乃于除夕之日逃出杭州，潜往嘉兴，他抵达嘉兴后，立即发出一则通电，电云：

　　“……夏超胆敢主使驻厅巡逻队长林文忠率众凶殴傅其永，傅身受重伤，生死莫测。全城警察同时罢岗，并煽动省城一部分军队，乘警察扰攘之时，监守银行电局，捏造公望辞职电报，私举师长张载阳为督军，军署参谋长周凤岐为省长。……数日以来，公望正督率省中正当部队竭力弹压，浙局不难底定……。”

　　然而吕公望在浙江已无能为力，段祺瑞也深深知道这一事实，所以当他接到浙江内部发生变化消息后，他便电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近查办。

　　夏超是浙江青田人，未曾受过高等教育，民国元年任杭州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一派出所所长，不久升分局长，再不久升警察局长，为人阴沉，且有野心。

　　吕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曾参与辛亥独立，为人旷达豪爽，有责任心和正义感。护国起义后，浙人驱逐朱瑞和屈映光，吕当时任嘉湖镇守使，由浙人公推吕为督军兼省长。吕就职后，所遴选的办事人员都很优秀，可惜浙省内部不稳，吕不幸被迫离开杭州。

　　除了吕公望是浙军中有声望的人而外，张载阳师长和周凤岐参谋长都是浙军中有实力的人物。张载阳字暄初，浙江新昌人；周凤岐字恭先，浙江长兴人。张为人敦厚，人缘较好；周为人机巧，颇有手段。吕公望以下，张、周在浙军中都具有影响力。

　　在处理浙江问题上，段祺瑞和冯国璋又重行合作了，这当然是表面的、暂时的合作。段除了请冯就近查办而外，还想派淞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带兵占领浙江。段的主意冯完全赞成，因为冯希望把中央直辖的淞沪军区收回到江苏省区内，所以他也极力保荐杨善德继任浙江督军。于是北京政府明明知道吕公望的辞职电报是假的，可是仍当做真的处理，民国6年元旦，段内阁明令准吕公望辞职，派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

　　段祺瑞改组浙江的人事命令，并没有通过国务会议，因为如果提付国务会议，就不会通过，最初只是先进行查办，所以段假口新年阁议停开，而浙江问题又未便拖延不决，所以从权先发布这道人事命令。

　　夏超发觉问题严重，赶走了吕公望却给北洋军一个借口和机会，局势更槽糕了。6年1月1日，杭州电报局又发出吕公望的通电说：“前因脑病骤发，电请辞职，未蒙中央允准，并承各界坚留，势难推诿。自元旦起，力疾供职”，这个电报当然也不是吕公望自己所发的，这个电报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北京的人事命令。

　　浙江省议会也通电反对更换督军和省长。浙籍名流章炳麟公开发表谈话说：“杨善德比吕公望更坏，这样的人事更换，非浙江之福。”浙军师旅长也联名电请维持吕公望的地位，以陈肇英团长为首的浙军全体中级军官也通电表示拥护吕公望。

　　浙江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坚持“浙人治浙”，公推各界领袖章炳麟、沈定一、王锡荣、经亨颐入京请愿，请求段内阁收回更换督军、省长命令。浙江的公民大会在火车站前第一舞台召集多次会议，有人建议除了派请愿团而外，还要组织“哭求团”到北京请愿，如果北京政府置之不理，各机关团体的浙江人士即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段祺瑞听到浙江方面一致拒绝北洋军，乃发表谈话说：杨善德之赴浙，是因为浙江军警派系不能调和所致，杨入浙决不带一兵一卒。同时段又一再电催吕公望北上，另有借重。

　　杨善德也表示不带兵入浙，可是浙省公民代表请愿团还未启程北上，而上海的北洋军第四师已整军待发，夏超这时也暗中通款曲于杨善德，愿为内应。

　　吕公望知道拒绝杨善德入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乃于1月7日亲到龙华和杨会晤，表示自己愿意交卸，但为了不使浙江全省惊扰，要求杨实践诺言，不带兵入浙，杨表面上和吕敷衍，暗中却命令部下对吕威胁，勒迫吕与杨发出联名通电，保证杨只酌带少数军队入浙，希望浙人不要猜疑。接着杨即配带一旅军队，全副战备开到杭州附近的临平，然后走马上任，这时杨因为有夏超的投附，所以毫无畏惧，从容入杭，就职时出有布告，约束北军对待浙江人民要“以谦和为先，以礼让相接”。同时劝告浙江人民必须与“纪律良好的北军”合作，不得互相惊扰。

　　北军入浙后，杨善德便撕毁了诺言，源源不绝地派军入浙，从此浙江便纳入北洋系手中了。

　　吕公望交卸了浙江督军。并没有接受段的邀请北上，后来反而到广东投效孙中山。

　　夏超既然迎杨善德入浙，而杨因为人地不熟，所以事事倚赖夏，夏一心希望能当省长，可是省长已为齐耀珊占去，他只好仍任警务处长。

　　冯国璋把杨善德送去浙江后，自以为淞沪护军使一职可以撤除，于是电请北京政府废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军区管辖，并保荐前淮扬镇守使刘询为上海镇守使。

　　冯始终认为淞沪护军使一职的设置，是割裂江苏军区，是袁世凯用以牵制江苏的不正常措施。原来冯督苏后，江苏一直不是完整的，在上海有淞沪护军使，在徐州又有张勋，冯想借更换浙督送走杨善德，然后把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可是段却早有安排，不待冯的电报，即于1月6日发表淞沪护军副使、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升任淞沪护军使。冯退一步保荐刘询为淞沪护军副使，段也不肯同意。

源济

一○五、奉天的内讧

　　袁称帝时，湖北和奉天都闹出将帅不和的纠纷，现在追叙一下。原来湖北将军是袁的干殿下段芝贵，可是会办军务的王占元不把小段放在眼中，要想迫小段离鄂；奉天将军是张锡銮，袁世凯的把兄，曾招安张作霖和冯德麟，袁把老把兄从直隶都督调为奉天都督，是因为张锡銮对张作霖、冯德麟二人有恩，现在张是廿七师师长，冯是廿八师师长，都是奉天的实力派，派别人督奉，怕这两位师长反对，派张锡銮督奉，一方面张在关外时久，有威名，又与张、冯二将有旧，应该是人地相宜。怎知时移势易，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当张、冯两人发觉这位老长官之来奉天，是因为靠他们二人为政治资本，他们对待老长官的态度就颇为冷淡。

　　张锡銮和段芝贵都受到部下悍将的白眼相加，他们都向袁哭诉，尤其是小段（当时人称段芝贵为小段，以别于段祺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面泣，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在当年张作霖受抚时，是张的保人，所以袁认为让张、段二人对调，或许可以缓和一下，民国4年8月18日，袁发表命令，鄂、奉两督对调，张锡銮奉到督鄂令时，曾题诗云：“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又有留别属僚的诗：“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夜月高，独架风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

　　段芝贵来奉接事时，先赴张作霖司令部下榻，以示和张的交谊深厚。这时小段是袁的红人，是北洋军中拥护洪宪帝制的第一号人物，又是段祺瑞的本家和同乡，加上小段的父亲又于张作霖有恩，因此张作霖遂不便拒绝小段上任，心里虽十二万分不愿意，姑且把一股子怨气按捺下去。

　　在袁帝制自为密锣紧鼓时，袁曾陆续调师长以上的军人到北京面加抚慰，对于张作霖尤极尽笼络，张从北京回奉天时，曾通电劝进，奉天表决国体时，他亲带军队，荷枪实弹监视公民投票，造成清一色地赞成君主制的民意。

　　袁世凯对部下封爵时，曾封张为二等子爵，照袁颁爵时的普遍习惯，中将阶级的师长和镇守使，都只授轻车都尉，张作霖以一个师长而获二等子爵，就表示袁破格笼络他。然而张自以为对洪宪帝制出过大力，竟不能封侯，遂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当时所谓请假，便是辞职的先声，辞职又是自由行动的初步。所以吓得段上将军亲自踵门探疾，而张作霖却闭门挡驾。袁想调虎离山，征求张做绥远都统，张当然是一口拒绝，他怎会离开他的老窠奉天呢。

　　护国军倒袁时，袁调兵南征，民国5年2月间，袁召张作霖入京商讨南征问题，袁对张说了许多好话，许了许多好愿，劝张作霖带兵赴湖南。袁以为张会讨价还价，怎知大出袁的意料以外，张竟一口承允，拍胸愿为前锋。袁觉得张究竟是绿林出身，有侠义之气。

　　张答应出兵后，要解决出兵的技术问题，袁特别关照陆军统率办事处，对张的需要优先解决，补充饷械，尽量方便，怎知饷械到手后，他却突然变了脸，他翻脸后可更厉害，因为他手上有段上将军亏空公帑数百万元的证据，这都是奉天的血汗脂膏，他要代人民清算这笔账。5年4月20日，小段微服潜赴北京哭诉，袁劝他委曲一点先回任所，再作计较。这时袁获得密报，张作霖正命袁金铠起草什么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想到辛亥革命时，奉天也产生了一个保安会来和清廷脱离关系，组织保安会便是变相的独立；袁这时候对南方的爆炸局势已经很伤脑筋，自然怕北方也出乱子，而腹背受敌，他知道已无时间拖延了，4月22日他发表命令，任命廿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任命廿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这里先叙述一段张作霖和冯德麟的恩怨和旧事：

　　冯德麟是奉天北镇县人，在家乡因不堪酷吏和暴政的压迫，一怒而落草。曾因反对帝俄而被俄人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又组织神出鬼没的义勇军，这时所谓义勇军不是官军，所以统称为胡匪。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锡銮为东边兵备道，新民府知府为曾子固，受奉天将军增祺之命招抚胡匪，张作霖和冯德麟就是这时同时接受招抚的。冯在当胡匪时，与张作霖各率一支，互不相属，冯部的实力并不弱于张部，受抚后两人的军职也一直是一样，没有高低。接着张作霖因功被授为前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也同样地被任为左路巡防营统领。

　　到了宣统三年辛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和张榕、蓝天蔚等，在沈阳运筹革命，当时在沈阳左近只有中路巡防，还是一部分驻铁岭，此外并没有其他军队。新军蓝天蔚的一个混成协驻在沈阳城外北大营，他只要枪声一响就可以占领沈阳。可惜这大好的机会，他失掉了。当时的赵尔巽确实受到威胁，乃决定调后路巡防营吴俊升晋省入卫，以吴为行伍出身较为可靠。事情被张作霖派驻省城的张惠临知道，当即通知张作霖，张以为这是良机，乃由洮南率马步兵共九营，星夜赶到沈阳，洮南在辽源的北方，张于8月23日早过辽源，为吴俊升所悉，即迎张小留。张表示沈阳家中有事要回去料理，不能停留，迨张部已抵沈阳，吴才收到赵调吴的命令。张抵沈后即往晋见赵尔巽请罪，陈明擅自离防晋省，因事情危急，未能等待请准。赵以张既来省，迫于情势，只好认可，当即阻吴不必来省。9月1日赵即召集新旧将领讨论应付时局大计的军事会议。当时被邀的，新军将领则有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第二十镇的统制、协统、各镇参谋长。旧军将领则为五路巡防统领。在正式会议之前，新旧军将领均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在会中所持的态度。新军将领张绍曾、蓝天蔚、卢永祥等，商议结果，主张东三省宣布独立。旧军将领由张作霖召集会议，决定一致拥护赵尔巽总督“保境安民”，暂持观望态度的主张，并作对付新军的部署。

　　当日下午4时，正式宣布开会，赵尔巽首先起立说：“武汉叛乱，朝廷正派大军进剿，不久即可敉平，东三省为皇上老家，我们必须拥护朝廷，不受叛乱影响，以固国本”。接着说：“现在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不表示态度，见机行事，武汉果然成功，我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我们的份，若是失败了，那时我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有我们的事。这是我的意见，大家是否赞同，请发表意见。”赵说完了，参加会议的将领，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赵又说：“目前朝廷还没有旨谕下来，我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四个字，抱定这个宗旨，无论是谁来，我们也堂堂正正拿得出去，地方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我们的一大功劳。”稍停又说：“我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当时张作霖一入会场，手中就拿着两个圆状类似炸弹的毛巾包。赵刚说完，张作霖首先举手赞成，其他四路统领，也随着举手。可是新军这边各镇统制、协统、参谋长，依然默不作声，动也不动。

　　赵尔巽一看会场里的情形，觉得不好收场，于是又说：“诸位还都年轻，遇事总不免容易冲动，我比各位年长几岁，什么事都经过了，能听我的话，大家不会吃亏的。有什么困难，各位尽管说出来。”会场还是一片寂静。

　　正当局面尴尬的时机，张作霖起立发言：“总督劝告诸位保境安民，暂不表示态度，苦口婆心，可谓仁至义尽，大家如果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逃出”。说完坐下，双手握着那个毛巾包。

　　赵乘机又说：“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有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于是又把上面的话，重说一次。接着又付表决。

　　这次新军将领卢永祥首先举手，大家也相继随着举手赞成，赵尔巽欣喜地说：“这是全体通过了，大家总算给我一个老面子。”会议即告结束。

　　会议完了，蓝天蔚将卢永祥的袖子抓住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怎样说的，说完了不算，到里面又举手。”卢脸红耳赤地反驳说：“老兄，有命才能革命，老张那两颗炸弹，你难道没看见？若是爆炸了，我们还能有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救了大家。而且我的手只举到耳朵根，只算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不看清楚，糊里糊涂就随着把手全举起来，谁叫你们举起来？怎能怪我呢！”

　　新军独立的一波方平，民党独立的一波又起。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于9月22日用“保安会准备会议”名义，召集开会，拟于会中宣布独立。当请赵尔巽出席，赵即和张作霖商讨对策。张以地方军首领身份也被邀出席，并秘密布置，分派某军官应付某议员。赵偕张于下午2时到咨议局，吴景濂即宣布开会，吴说：“我们为了响应武汉革命，应即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推请总督为会长，宣言脱离清廷独立。”说完了之后，就请总督在拟好的独立宣言上盖章。赵督听罢，张皇地说：“你们若是搞自治，还可商量，独立就是造反，那怎可以？请你们另选会长吧！我实在不敢当。”吴接着说：“革命在推翻满清，不能讲条件，不能打折扣，为革命我吴景濂是不计生死的。”

　　这时张作霖面对吴而坐，吴话说至此，张即抽出手枪向桌上一拍说：“我张作霖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人，只要是对地方有利的事，我张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总督的意见……”，吴景濂在张的话尚未说完，便吓得从椅子上溜倒地下，一言不发。其他议员看到议长这样颓丧，又发觉周围所坐的便衣军官怀中都带有手枪，就赞成赵的意见，不发表独立宣言，仅把黄龙旗降下，改升黄色旗。原来预定在旗上所写“光复”两字，也改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成为会旗。赵尔巽即在张护卫之下，就了会长，并通电吉林、黑龙江两省分别成立吉、黑“国民保安会”。这时东三省政权仍在赵尔巽手中，代表清廷行使统治。

　　由于张有这一些天大的功劳，因此赵对张特别眷爱，以后凡是公文往来，赵在张和冯二人排名时，总是把张排在冯之上，加上张率部赶走了新军以后，即驻军沈阳，所以张作霖和冯德麟虽然在军力上和军职上是同等地位，可是政治上张却已凌驾冯而上了。

　　在冯德麟而言，他绝对不承认这个事实，他认为和张作霖的地位是平等的，无分高低。他又是个火辣辣的脾气，所以在袁发表奉天军事首长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而冯德麟成为低了一级的军务帮办后，冯便大为不满。

　　张作霖把握住时机，赶走了段芝贵，争到了盛京将军，就是奉天督军了，怎知从他奉到将军新命那一天起，他就苦恼万分，原来和他同时发表新命的军务帮办、第廿八师师长冯德麟，认为自己和张一样身价，驱逐小段时，冯也曾在防区广宁呼应，如今只得一个空洞的军务帮办，大为不满，因此赌气不肯就职，张就将军职时，冯也不肯去道贺。

　　张大为扫兴，他开始尝到当年他的上司张锡銮和段芝贵的苦果，要应付桀骜不逊的部下，他命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去见冯疏通，劝冯勉就帮办职务，冯知道吴和马两人是替张做说客，竟予挡驾。张不得已，只好亲自踵门访冯，低声下气地向冯说了许多患难弟兄有福同享的好言语。冯仍气嘟嘟地提出了就职的条件，就是要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和军务督办公署一样，要有骨有肉，设参谋长及四课，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具体地说冯要和张“地丑德齐”。

　　张作霖没了手脚，他虽然愿意让步，却不愿让到这个地步。因此乃向中央请示，袁答复张说：“成立帮办公署于体制不合，未便照准，但军务帮办办公费准月支15万元。”张深深佩服袁的解决办法，便拿了这封电报和15万元第一月办公费去见冯，满以为冯会同意，不料冯竟拒不接受，同时拍电给袁请求辞职，且不待袁的答复即率兵径返原防广宁。

　　袁是个老奸，对张、冯互争，私心窃喜，因他惯于嗾使部下互相牵制，不愿养成一个独霸一方的地方人物，然而帝制失败，他不愿奉天再闹出纠纷，所以他便请他的老把兄张锡銮，要他以老上司资格到奉天担任调人，怎知“快马张”竟一口拒绝，他说：“我老了，他们这些新贵是不会听我话的。”

　　冯态度益发强硬，颇有要向张摊牌之势，张仍委曲求全，不愿真和冯翻脸，张派廿五旅的旅长孙占鳌携带礼品和现款30万元，到冯的防地广宁犒军，委婉而恭敬地劝冯回省。5年5月20日，冯率马、步、炮军共五营，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城，径赴廿八师驻省办事处休息。张作霖知道冯已来省，即亲自赴冯的办事处趋访，极力表示好感，可是冯态度仍然那么傲慢，带理不睬的。张回将军府，冯也不去回拜，当晚张在将军署备酒为冯接风，冯推说不舒服，拒不赴席，张只好移樽就教，把酒席抬到冯的办事处，并召歌妓前来侑酒。冯踞坐首席，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  

　　冯这次来省，不是辞职，他拍电到中央，只说廿八师需扩充，请准招募七营兵，并指定北镇县为军务帮办公署所在地，公署开办经常费和增兵所需饷械，均请大总统令饬盛京将军如数照拨。北镇县是冯的家乡，东北著名的医巫关山就在县境内。冯并且下令给奉天财政厅指拔50万元为编练飞行队（即空军）的经费。他这趟只在沈阳住了一天，第二天即赴北镇县视察防务。

　　张仍对冯用软工，他雇了大批工匠修缮廿八师驻省办公处，内部装修一新，特别是冯的办公室和自己的完全一样，然后派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赴北镇恭迎冯帮办来省就职。

　　6月6日冯又带了大批人马来省，向张提出了三个“起码”条件：（一）帮办的权限和盛京将军完全相等。（二）全省用人行政彼此互相咨询。（三）财政厅指拨20万元为第廿八师添购飞机之用（原索50万元）。

　　张要求冯让一点步，冯坚决不肯，张又低声下气去见冯，冯竟挡驾。张实在忍无可忍，乃电袁辞职，并请袁派张锡銮克日来奉维持地方秩序。这时候正是袁“皇帝”归天的时候，天旋地转，北京方面忙于大事，谁也来不及管他们闲事了。

　　北京既然管不了奉天的事，冯乃向张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张遂请吴俊升出面缓和，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吴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廿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廿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

　　张了解冯的个性，他的讨价不能还价，越还价讨价越高。如要妥协，只好马上答应冯的苛刻条件。6月11日张作霖堆着苦笑，率领他的高级军官到廿八师办事处向冯道歉，并且答应了冯全部条件。这一趟倒让冯平了气，他也笑脸相迎，还邀请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陪着张叉了几圈麻将，大家打了一阵哈哈。

　　张作霖内心可气得不得了，他深感这趟丢人丢得不小，过了几天，上海的报纸把他向冯道歉这一幕和盘刊出，气得他几天都出不得门，下令捉拿访员并且开始检查邮电。

　　张需要真的和冯合作，冯则是和张假合作。在这次表面和解后不久，他就在他的防区内把张所委派的各县警察局长，一概拘禁起来，要他们供出曾花了多少红包买缺，他宣称要向张算账。这是过去张作霖采取这种手段对付段芝贵而迫段下台的手段，冯现在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接着，他又发出通电，率领全军将士辞职，电云：“张督为人极英明，能实心整顿军事。麟所部将士均属下乘，宜即退避贤路。”武人通电辞职，向例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冯这次率领全军辞职，则是武人辞职中的一个创格。张实在受不了，乃郑重问冯究竟目的何在？冯开出条件是要兼任省长，张到了最后关头，自然不肯让步，他坚决地拒绝了冯。

　　段祺瑞当了有权有责的国务总理后，他看到关外两虎相争不下，乃电邀冯入京面商要政，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冯当然不会中计，来一个相应不理。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万勿走向极端，张将军答应不诉诸武力，可是奉天全省空气紧张，刁斗森严，夜无行人，局势异常严重。

　　民国6年2月28日，段内阁请出了最崇高的调人，就是以前招安张、冯两军的奉天最高军政首长赵尔巽，这位赵次帅搭乘三等火车到了奉天。此公于民国2年就任清史馆总裁时，由济南到天津，由天津到北京都是坐的三等火车，在北京城内只坐人力车不坐汽车。

　　赵抵奉天后，张作霖立即专程趋访，第二天（6月1日）赵去探访冯。由于他的声望，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都派参谋长来谒赵，赵乃召集调解会议，可是终无所成。3月6日冯又回到广宁根据地，调解事也告终止。

　　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纠纷正愈演愈烈的时候，张的亲信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和张闹翻，这对张作霖来说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流年太不利了。

　　张、汤感情破裂的导火线，是因为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磨擦，而张袒王所致。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王永江曾办辽阳警察，颇为赵尔巽所赏识，欲畀予民政司职务，却被当时军界首领张作霖所反对。等到张自己主持奉天军政时，也像赵一样器重王永江，赋予王警政大权，让他整顿全省警务，汤玉麟等嫡系军人对此深为不满，有一次军政大会上，汤等故意拒王参加以示凌辱，汤的军队经常向警察寻隙而起冲突。事情传到张耳中，张作霖一点也不护短，重惩滋事官兵，并召集汤等训话，大加申斥，汤颇觉难堪。

　　张、汤的不和，正是冯德麟的机会，乃极力从中挑拨。冯曾派廿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潜入廿七师内部策动叛变。张作相乃邀廿七师部分高级军官谈话，要求大家以团体为重。廿七师官佐也认为对付王永江则可，反张作霖则不可，汤玉麟因此陷于孤立，乃率两连兵逃去新民村。汤离去之后，张曾有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汤，全函如下：

　　“阁忱仁兄：十七年患难至交，临别竟未一晤，弟心伤矣！我兄之心能毋伤乎？回忆在桑林子时，我兄、辅忱及弟等共廿四人，屡受洪辅臣、徐翰武等大股欺侮。金寿山勾结俄兵，乘夜袭击，我等冒死冲出重围，孙德山背负赵氏出险，投到老达房，家叙五大度优容，推诚相处，稍得喘息。及投诚新民，弟任管带，兄任左哨哨官。我兄生擒杜立山，首建奇功。弟因升前路巡防统领，兄升马二营管带。后开赴洮南，剿办‘蒙匪’六十三牙签、陶什叨等，弟两次被围蒙古包内，兄均冒险冲到，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言犹在耳，永矢弗谖。辛亥之秋，奉赵将军电回省，乱迫眉睫，人心慌恐，我兄率部于一夜之间，擒获恒六、张荣等首要，胁从逃散，省垣转危为安。弟因统领中路巡防，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弟任师长，兄升五十三旅旅长。及段将军离任，弟承乏督军兼省长。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前途顺利发展，十数年间，得长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况且父灵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养，兄弟妻妾子孙等，食指日繁，开销日增，兄不为自谋，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注）：函中人名注释：一、金鼎臣后为二十七师所属一团长，违法乱纪，被张毙狱中。二、赵氏为张之元配，参加徐州会议之奉天代表赵锡嘏，即其族人。三、张作相字辅忱，家叙五为张景惠。四、杜立山为绿林著名匪首，骚扰地方，张邀共饮燕，即于席上擒之。五、陶什叨等为蒙古匪首。六、张荣即张榕、革命党人。七、“他人见我师团坚固……多方破坏”一段，他人指冯德麟。

　　张作霖不能执笔，可是这封信却是他口授，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是一封真情流露的信。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通款于段祺瑞，冯因为和张敌对，张走段路线，冯便拥黎元洪，并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他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当时以督军团盟主自居的张勋，正召开徐州会议，张作霖派副官长赵锡嘏代表参加，并将此事经过，一再函告张勋。

　　第一函说：

　　“……无论如何，霖当静候，万一事出意外，飞蝗满天，霖亦必有相当之对待，倘有借重我公鼎力之处，届时当再电闻……”

　　第二函将诉诸武力的态度，表示得更为露骨。函云：

　　“绍帅钧鉴：奉事辱承垂询，仰见古谊殷拳，感激之忱，莫可名言。作霖与冯阁臣患难相交，十载以还，从无失德。今以细故，遽为此落井投石之举，人心之险，可为三叹，乃我方委曲求全，彼则相遇日甚。日前冯回北镇，汤旅长亦移驻新民，由表面言之，似亦稍事归宿，惟证之近日种种情形，冯、汤实为结成一体，近经密侦报告，竟派其私党，招匪运械，为日不足，积虑处心，可以想见。现作霖已连电中央陈明办法，若中央为息事宁人起见，将冯别为位置，汤可随之俱去，作霖亦未便苛求。倘中央亦厌弃此辅，或一时难有位置，而彼辈复蓄意扰乱，不顾大局，则实逼处此，终当诉之武力。作霖无似，而宅心磊落，素为我公所知，至于彼此关系之深，夙承厚爱，更不待言。届时既与彼辈干戈相见，实力一节，敝处可以了之；幸假以声威，遥为作势，自足以寒其胆，而摄其魄，知公当有以许我也。详情由赵中军面陈。专此敬候勋安。”

　　奉天张、冯之争是袁死前后关外一件大事。

源济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北洋系军人正在酝酿团结求存的时候，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在国会之间却闹得非常激烈，这当然更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民国5年12月27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电略云：

　　“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11月30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出国务会议，可是他仍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12月1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也是一番官话，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黎余怒未息，见了张还悻悻地说：“好，你们集体卖国！”张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乃向黎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这时正是前内务总长孙洪伊下台后，国会中的韬园派议员提出了对段的弹劾案，以进一步倒阁，而拥段派议员也提案检举孙洪伊在内务总长任内有侵吞公款的嫌疑，以资抵制。属于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竭力维持段内阁，但也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12月5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并立即作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12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2年7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6年2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源济

一○七、私愤介入国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无限制进攻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反感，乃于民国6年2月3日正式宣布对德绝交。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决定电告北京，这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都积极活动争取中国，在此以前中国是坚持中立的。2月4日，美国照会中立各国政府，欢迎各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以加强中美合作关系。外交总长伍廷芳主张走美国路线，以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这些利害关系很能打动黎元洪。可是段祺瑞一向是亲德的，他平素吃西药，非德国药不吃，同时深信德国陆军无敌于天下，最后胜利必属于德国。不过段这时正和日本亲近，日本已和德国宣战，因此段很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向。2月7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说：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日本这个态度和过去大相径庭，袁在世时，英、法、俄三国曾劝诱中国参战，被日本所反对，日本认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就无须对德国宣战。那时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是怕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就使日本无法“乘火打劫”侵略中国，何况当时袁世凯是拉着英国对付日本的。现在段内阁正和日本亲近，中国参加协约国，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段内阁的秘书长张国淦也力主对德绝交，每天都把不利于德国的情报供给段，把应和德国绝交的好处打动段。段遂由极端亲德派而变成了极端的反德派。

　　对德问题，当时府院都有讨论会，院方每逢星期二、四、六日都有国务会议，乃于一、三、五召集“国际政务评论会”，主持人是张国淦，参加的人有名流、学者、言论权威等。徐树铮是反对对德绝交的，他曾写了七封信给段，叙述反对中国卷入欧战，段只看了两封，以后的都原封不动地搁在抽屉里。梁启超也是极端的亲德派，所以也反对和德国绝交。

　　国会方面议员们大多数同情协约国，抨击德国的黩武政策。

　　中国人最坏的一种观念，常把对外问题牵连到对内恩怨上。段听说黎和国会也主张对德绝交，他便力争先发，不愿在黎之后，而黎听说段主张对德绝交，乃反过来变成反对对德绝交。这时黎恨段达于极点，段的政策在黎看来，无一是处，段东黎则西，段是黎则非。老好先生的黎有时弄僵了也不好惹的。

　　段祺瑞为了对德国绝交问题密电各省军政大员征求意见，黎也密电全国名流广征意见。结果所得的答复都是反对对德绝交。

　　名流如：孙中山先生、唐绍仪、章炳麟、谭人凤、康有为、马君武等。

　　北洋军系如：冯国璋因为受了孙洪伊的影响，露骨地反对，其他反对的有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他们主张坚决中立。

　　这时，中国政府为了答复美国的照会，曾由外交部提出四点向美国公使芮恩施询问：（一）、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陆海军和兵工厂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二）、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得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三）、协约国规定不得单独媾和的伦敦协定，与其他未参加协定的参战各国具有何种关系？（四）、希望美国借款给中国，使中国能够担负起对德绝交的各项任务。2月8日，美国公使答复中国外交部说：“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

　　6年2月9日，段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伍廷芳又用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2月4日的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并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分别联系。2月10日，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表示“友谊”。日本外相本野的答复是感谢，不过在语气中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在决定前先和日本磋商，稍有遗憾。同时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准备。日本所谓的遗憾是因为中国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日本，反而受美国影响较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由伍廷芳陪同谒见黎元洪，商讨中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后，义务与权利问题，由总统府秘书郭泰祺担任翻译，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至少应派陆军三个师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解决。

　　日本对于中国参战问题和美国立场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认为中国出兵欧洲尚无必要，应该派遣华工到法国。同时愿意派遣教官训练中国军队，帮助军火装备中国军队。2月11日，段密电章宗祥，要章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

　　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一场舌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最为反对，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挥击，口呼“打狗打狗！”

　　冯国璋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由张国淦的敦促。张是国务院秘书长，不断打电报给冯强调对德绝交之有利，他于2月20日由南京动身北上，这时他是以副总统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不过他抵京后，态度又模棱了。

　　冯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嗣冲陪同冯过徐州访问，辫帅张勋亲至车站欢迎，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一次会谈。冯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见是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主张是和张勋、倪嗣冲主张完全相同。冯的火车过山东济南时，张怀芝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济南。22日冯到了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抵达北京。

　　北京政府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以盛大的欢迎，黎元洪请冯下榻总统府，冯为了避免与黎过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误会，所以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就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

　　冯之入京，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帮手：黎认为冯在对德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冯是副总统，正、副总统的立场该是一致的；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究竟还是一家人，不应该反对自家人去支持老黎这个外人。冯入京后态度确有转变，由极端反对而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可是他于廿五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会谈后，发现黎、段两个的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这时拼命在中国活动，希望中国不要和德绝交，他知道冯反对和德国绝交，所以非常想拉拢冯，特在公使馆内备有盛宴款待冯，冯避嫌不肯赴宴。

　　段没有得到冯为帮手，却得到梁启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样是个“亲德派”。他变成反德派后，自我解嘲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他曾写好了一部左袒德国的书，就因为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因此还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封切责函。

　　朝中议论不定，且以私愤介入国家政策上，这是民国初年最不幸的现象。

　　2月28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五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且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

　　3月1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表示这个问题应该先交国会讨论。这当然是很中肯的意见，就黎来说也是避免和段闹僵的一个回旋。

　　3月2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这一天协约国的七公使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草拟一个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段说：“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这个电稿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把它搁了下来。

　　3月4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只有外长伍廷芳没有参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辞呈了）到总统府，请黎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同时请黎把留中的给驻日公使电报发出去。黎却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草率将事，因此要多加考虑。”接着黎并强调：“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

　　段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

　　黎也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听从协约国的命令，我们就不是一个有自主权的独立国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我今天既然是总统，就该对一切负责任。”

　　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支持段的，他抢着发言，言词非常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范说到此，竟不顾体制，情不自禁地把手在台子上重重一拍，并且说：“总统简直优柔误国！”这话一出顿时使空气非常紧张，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幸而张国淦赶快缓和局势，他劝范对总统不可失去礼貌，更不可感情用事，应当心平气和地讨论国是。

　　那一边段也按捺不住，他盛气凌人地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于是段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向黎半鞠躬，然后退出，全体阁员自然也跟着总理一块退了出来。黎则像一个木头人，既不开口，且一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总统位上，眼望着段和全体阁员退席。

　　这天（3月4日）的晚上，段没有通知任何人，即挂专车由京赴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知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请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他不顾冯的劝告，悻悻然跨上了火车前往天津，抵天津后下榻意租界段芝贵私邸。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务总理因和总统政见不和拂袖出京的第二个，在段以前，则是唐绍仪在民国元年因不满袁的独断独行而赴天津。

　　总统府方面听说段祺瑞负气出走，却是正中下怀，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已换了夏寿康，此人很会做官，从不多问一事，府内要务多由黎元洪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作主，哈等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因此在此对德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就专和段过不去，黎本人当然也希望换一个比较能合作的总理，不过他怕撤换段以后，会引起北洋军系的反感，因此他便促请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早在5年10月间，府、院为了孙洪伊和徐树铮发生第一次冲突下不了台时，黎请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京的，徐在赴京前提出了“拥护元首（指黎）”、“维持合肥（指段）”、“不入政界（指自己）”三个条件，黎答应了他才赴京。5年11月16日抵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黎，17日黎亲自先到五条胡同拜访他，他对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使黎非常扫兴。黎的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灰心，徐是个老狐狸，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只要段走错一步棋时，就可以抬徐代段。

　　黎和他的左右都知道，徐如果出山，张勋等督军团实力派是会支持徐的。可是徐是个老狐狸，在这时他怎会接受黎的邀请而得罪段，他当然敬谢不敏。黎转过头来找王士珍，王士珍也不肯跳火坑。

　　3月4、5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的深切关怀。黎命陆徵祥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请协约国方面不必担忧。另一方面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获知黎、段这次闹翻是因为黎拒绝在对德绝交的公文上盖印，非常欣慰，因此便要求晋见总统，黎以为这时不是接见外国公使的时候，应该避嫌才是。

　　5日，黎召见全体阁员，面谕他们照常供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因为曾面诋黎，所以不能继续留任，乃单独提出辞呈，黎不予接受。黎主要是考虑如何处理段出走的问题。

　　由于黎想请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段之策行不通，乃退而求其次，打算在阁员中选择一个人代理国务总理，黎完全不想请段回任，希望借段负气出走而将错就错，不让段回京。冯国璋则劝黎对这个问题要多加考虑，不可走极端，同时自告奋勇愿到天津去劝段回京，黎不好拒绝冯的劝告，但不赞成由冯出马，认为这样一来，段便占了上风，所以黎只同意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这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国璋告密，说段已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曲直。这是把总统和总理的政争摊开来给北洋军人评是非，也是向黎威胁的一种手段。可是，段的电报还未发出，各省军阀已有通电到北京，要求挽留段。

　　5日晚间黎再度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政局。冯国璋把朱家宝的告密电闪烁其辞地讲了出来。这一来，黎的勇气就顿时消失了，他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先劝段返京。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让芝泉（段的号）主持，我完全没有意见，不过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国璋到天津找到了段，向段说：“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6日，冯偕段一同回到北京，冯到总统府向黎报告任务达成，段则回府学胡同私邸。

　　7日段到国务院办公，第一件公事就是把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下午冯陪同段到总统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如对德绝交后协约国方面承认缓付庚子赔款，修正《辛丑条约》及提高关税等。黎也严肃地听着，但没有开口谈话。

　　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复电报告和日本政府接触的经过，日本政府催促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协约国自可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9日段在迎宾馆招待国会议员，把政府的外交政策作了一个说明。

　　10日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员以331票对87票表决通过。11日参议院议员以158票对35票表决通过。

　　冯国璋这次以副总统的身份北上，不料赶上了黎、段剧烈政争的一幕，弄得非常扫兴，也很头痛。所以当段回京后，国会又顺利投了信任票，他感到北京城实在是个是非窝，还是远避为宜。于是遂在11日离京南返。

源济

一○八、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要取袁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这时袁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袁的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这一来，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变成无结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则因旨趣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6月9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要纲》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国军，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后顾皇皇，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各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们却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团结。恰好在这个时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做了希望。袁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因此，他竟际会风云，成为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既然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当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所以他赶快对张勋暗送秋波。认为张勋在徐州的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至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买帐，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联络。

　　徐州会议议决了十条，是：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五、绝对抵制送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预政权；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民困；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十、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报说：

　　“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断不承认。而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真是千古绝唱，张勋把包庇帝制祸首说成是：“公论”、“公道”；把南方反对帝制说成是“南北之争”，更且用瓜分和误国等名词来威胁人。

　　在这次徐州会议召开时，外间盛传是讨论复辟，因此全国大哗，张勋乃于6月10日给北京陆军部次长田中玉、巡警总监吴炳湘公开否认是讨论复辟，原电云：

　　“勋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总统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对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负，第此纯系私感。至大势所趋，则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见属于其间，今者国家多故，变出无常，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会，并有谣传谓勋主张复辟，实无其事。勋蒸印。”

　　参加徐州会议的原来只有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会议后张勋继续吸收各省北洋军阀参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区大同盟的传说盛行一时。加入同盟的军阀，尽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这个同盟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除了参加的军阀而外，还有帝制派和政治阴谋家在幕后兴风作浪。他们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图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个人自由，有的则是利用军人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个策动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其中有推举段祺瑞为副总统、以徐世昌为内阁总理以及驱逐黎元洪、拥戴溥仪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张。天津、徐州之间经常有秘密人物往来，传说徐世昌也曾秘密到过徐州。

　　8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就联合多人通电予以痛斥。9月间，众议员陈允中等质问督军同盟的问题，张勋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国会的通电发表。

　　8月5日，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渊旅馆。正当其时，上海海关在轮船中查获大宗烟土，据说张的随员孙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张否认随员中有孙世奇其人。张是属于国民党右翼的阁员之一，国民党参加内阁本来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府忽然发表一道重申烟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护符，暗中贩卖”。这道命令显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借以打击他们的。不久查明，上海烟土案牵涉到唐继尧的兄弟唐继禹，而与张耀曾无关。张于8月25日到达北京。上海烟土案发生后，张勋不管与张耀曾有关无关，就发表冬电（9月2日）说：

　　“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间。……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这时国会已经通过了内阁总理同意案，并且通过了全体阁员名单，因此段不能不出面来替国会讲几句话。他劝告张勋勿再干涉国会。张勋回答说，他不是干涉国会而是“监督国会”。九月中旬，黎也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徐州来疏通。不料通过劝告和疏通，张勋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联合北洋军阀多人发表元电（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攻击张耀曾说：

　　“……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自吸，不过问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张于此案为嫌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气。……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伫候明训。”

　　列名这个电报的有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

　　张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他“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建议：“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他说张勋既为“原告”，应当到法庭来和他对质，如果是诬告，应当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9月21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衮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当这些军阀代表到徐州时，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并包定徐州四大旅馆为招待所。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举行，门禁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并制定《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如下：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扶持私忿、假借它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钢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这些条款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电稿，因此会议以讨论这个电稿为主题，张勋、倪嗣冲都竭力主张照原稿通过。25日，便用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责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说：“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佥壬误国，华夏蒙兼。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举代表与唐清算比款外，合词电呈。”

　　这个电报比起攻击张耀曾的电报来，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陕西、新疆三省督军未列名外，几乎是用北洋派的全体名义与一个手无寸铁的北洋老官僚作战。列名者有督军、省长、师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最后一名是直隶警务处处长，堪称角色齐全。攻击张耀曾的事实虽不正确，但还有些牵连，这个电报列举的事实却都是凭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军，唐绍仪辞内阁总理是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压迫，而“要结外援，阴图不轨”也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张耀曾的电报，仅仅假设到各省司法机关将与“私运烟土”的司法总长脱离关系，而这个电报却明显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与“凡庸猥下”的外交总长脱离关系。以前海军独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这次列名各省准备与北京外交脱离关系，也就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他们还怕电报吓不退唐绍仪，准备采取派人到天津查帐的实际行动，威胁他不敢到京就职。实际上，这个电报是由张勋、倪嗣冲两个人包办的，各省军阀代表有些是随声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长官请示后才能决定签名与否，倪嗣冲就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不能代表，就让我来代表吧”，即提笔代为签名。因此，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都通电否认同意列名，并且撤回了他们的代表。冯国璋派代表到北京声明此电未经本人同意。这是长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树一帜的一个开始。

　　9月25日，唐绍仪通电辞去外交总长。他在电文中痛斥张勋说：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勒令解职。”

　　电文附带指责北京政府对广东问题处理不公：

　　“龙济光督粤三年，纵兵殃民，奸淫抢掠，甚于盗贼，以为政府曾奖以有世界眼光，故虽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为无理之要求。近虽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以各独霸琼岛之需……。李烈钧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国之人，滇南起义，投袂而兴，间关万里，转战名城，乃其结果不及一残暴冤酷之龙济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绍仪的辞职电发表后，黎派府秘书长丁世峄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来无意于到北京参加段内阁，其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来，也是受黎的邀请。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段认为：黎坚决邀请唐入阁，只是为了夺取内阁总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来就职。

　　段利用徐州会议打击了政敌唐绍仪，但是这个武器反过来又伤了自己。在督军团猛烈攻击唐绍仪的同时，徐州会议还讨论到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勋排斥段内阁具有两种用意，第一是与段争夺北洋派领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为清室复辟开辟道路。因此，徐州会议在北洋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张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徐州会议还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的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罪，并且委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帅”。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

　　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五十二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

源济

一○九、对德绝交

　　北京政府于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黎元洪同时布告全国云：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画，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画，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销其封销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辛慈于3月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中国和德国绝交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归还德国的赔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这些钱提存中国银行。荷兰驻华公使公然送来了一个照会，声称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3月13日康有为元电，3月14日张勋寒电，3月16日王占元谏电，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康电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于11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的“亲日”和“参战”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至于对德问题，日本初是不赞成中国对德绝交的，因为中国这样做是尾随美国，日本颇有醋意，所以日本一再告诉中国如要和德国绝交，不必先谈条件。到了中国和德国绝交后，美国深感满意，认为中国这样做已经很够了，不必再进一步对德宣战，日本人获知美国意思，就反过来极力运动中国参战。日、美在中国的相对态度，正好像黎、段对德问题的态度一样，你赞成的我就反对，我赞成的你也反对。

　　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有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接着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黎把眼光望住了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王士珍被黎抵得毫无闪躲的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事实上，此时黎、段两人的对立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黎的军事幕僚们正在竭其所能地进行着倒段的阴谋。哈汉章利用前清末年与冯国璋在军咨府共过事的关系，极力怂恿黎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蒋作宾与张作霖有密电往来，极力诱惑张拥黎倒段，允许事成之后给以更大的权力地位作为报酬。蒋的密电被段查出来，曾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逮捕蒋的手令，由于有人劝他慎重考虑，这道手令才没有发布下来。段原是看不起张作霖的，从此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因此派人到奉天进行联络工作。

　　3月27日，广东督军陆荣廷继冯国璋之后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派军人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22日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24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张勋和他早年曾在苏元春营中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密的友人，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张勋十分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荣廷下车到巡阅使署盘桓几天。当到达巡阅使署大花厅的时候，张勋就行着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陆只得也跪了下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倪谈到他反对对德宣战的一大套理由，并且请陆表示意见。陆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当表示意见。”倪听了很扫兴地说：“干帅（陆）打起官话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张看见局面尴尬，遂转变空气说：“今天老兄弟相聚，不谈国事，只叙旧情。”

　　陆荣廷到了北京，于28日谒见黎、段，29日到清宫会见溥仪。因此复辟派散布谣言，说他“献女为妃”和“宣统皇帝赐以内帑三万”。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的虚誉，特于4月5日在迎宾馆公宴招待。陆在北京的时期，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远过于离开北京不久的副总统冯国璋。

　　陆逢人表示他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愿意“解甲归田”。他推荐部下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示意北京政府撤换与他不能合作的广东省长朱庆澜。黎、段都懂得他所需要的是更高的权位和更大的地盘，便于4月10日发表命令任陆为两广巡阅使，并根据他的请求以陈炳焜为广东省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省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但是张勋不能节制长江各省，陆荣廷却能节制广东、广西两省。从此，巡阅使就成为驾乎督军之上的一个大头衔了。陆在巡阅使命令发表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然回到南方去了。  

　　4月18日，北京政府因财政总长陈锦涛有接受贿赂的嫌疑，下令免陈的职，并移送法院处理。这是内阁阁员因犯刑事案受到法院逮捕的第一人。黎坚决主张提出袁世凯“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继任财政总长，黎看中李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李是“合肥相国”李鸿章的侄儿，与淮军系统有历史关系，与张勋的关系更深。黎原来想借重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替段组织内阁，以免引起北洋派的反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敢接受，因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想把这个有实力背景的老官僚摆进内阁中去，以便在适当时期派他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这一财政总长提名案，在4月27日通过众议院。

源济

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

　　民国6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12日，美国驻华公使向美国政府建议借款中国以促成中国对德宣战，同时，日本公使谒黎，声明中国如因参战引起内争，日本政府愿意采取立即援助中国政府的行动，这显然是表示对段的积极支持。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因此，4月中旬他用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乃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陆荣廷已经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他还不懂得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他原来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恶劣。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这一举动本来很不痛快，对倪更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威，因此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倪想不到碰了这么大的钉子，只得喏喏连声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段。段虽然对他同样厌恶，却态度和蔼可亲地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于是，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顿然变成了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的论调转为参战始能图存的论调，并且大声疾呼地说：“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4月25日，军事会议开幕，出席和列席的督军、督军代表20余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都被邀参加。段亲自主席，说明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公推李纯代表发言，关于外交问题，会议前已经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对对德宣战，各督军并拟一同到协约国各公使馆联络感情。段早已准备好一张签名单，上面写着“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亲笔签名。以一个省区或一个军区（包括护军使）为一权，共计25权，全场一致签名。这种表决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凯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代表一致投票赞成君主制度一样，是“旧戏重演”。

　　随后段提出统一军队编制，规定军官标准以及裁兵节饷等问题。当然，叫督军们赞成对德宣战而不要真的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督军们裁兵节饷可就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害，大家都不愿接受，而段也没有坚持下去。因此，以后继续举行军事会议时，各督军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参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为主席，始终没有作出决定来。这次军事会议就成为只讨论外交而不解决军事的一种会议了。

　　督军们联袂拜会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也居然设宴招待他们。

　　5月1日，国务会议正在举行，忽然闯进来二十几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要求参加会议，这又是在国内政治上从来未有的事情。各督军公然在会议上纷纷发言，首先是倪嗣冲主张无条件加入协约国，快快加入。张怀芝接着说：“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国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会闹出风潮来，咱们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孟恩远、李厚基也都随声附和。这时外交总长伍廷芳已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请假中，都未出席阁议，财政总长李经羲未就职，内务总长未补人，交通总长许世英因贿案被免职逮捕，因此参加阁议的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农商总长谷钟秀、司法总长张耀曾三个人。这三个阁员都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对德宣战问题就是这样算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

　　5月2日，段在迎宾馆邀请两院议员举行茶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国会来，两院议员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张，来履行代表国民的神圣职责。段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表示意见，汤用手指搔着头皮，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段就举杯请大家略用茶点而散。

　　当天下午，日、英、法三国公使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后，即电约外交总长伍廷芳在迎宾馆见面。日本公使林权助代表各公使发言，表示协约国愿以诚意与中国政府商议中国参战后应得的权利，以释议会之疑。林权助又于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谒见黎，表达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宠惠到上海疏通反对宣战的孙中山和唐绍仪等。

　　对德宣战案原定于4日提交国会。根据当时的观察，国会中各党派的趋向，政学会反对参战的议员本来占有多数，但是由于该会领导人参加了内阁，不便坚持反对；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益友社的意见不一致；丙辰俱乐部的反对倾向较为明显。大体上，各党派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并不热心研究，而只是以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又请各督军于5月4日假迎宾馆疏通议员。因此又将该案延缓提交国会。

　　5月4日，以王占元、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曹锟、赵倜、阎锡山、倪嗣冲及各省督军代表的联合名义邀请两院全体议员赴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到会议员400余人。督军团公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他说：“我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反对对德宣战的。譬如一个医生，在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作不出正确的诊断来。我们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就知道中国有对德宣战的必要，而且不应当先提条件然后决定参战。譬如我们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们先向朋友索取一笔报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议员由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说：“李督军的话，可供同人参考。军人与国会接头，这还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现在军人也居然认识国会，并且重视国会了。当然，国会对军人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关于外交方针，全国应当一致，不能像一条头向东尾向西的蛇一样，蛇尾没有眼睛，是会把蛇身导向火坑的。此案未经讨论，我不能代表同人发表意见，但是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谢各位督军认识国会和重视国会的盛意。”

　　就在督军团招待国会议员的同一天，段又指使各督军到公府见黎，想利用督军团的联合声势威胁黎，嗣后不得再阻挠内阁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这次又是倪嗣冲首先开口，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胁国会之后进一步地跑来威胁他，因此他的满腔怒火实在没有方法按捺下来，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他气忿忿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又强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黎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北洋军人首次受到的厉声呵斥。当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期，总是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挺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黎自己也觉得他的脾气不应当老是闷在肚子里，发出来是有好处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寓举行。段也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认为黎予督军团以难堪，言下不胜愤慨。此时傅良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段考虑了一下，也就接口说：“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

　　段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发表向政府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因此，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期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旧时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

　　黎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黎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因此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5月6日，段偕同各阁员到公府，请黎在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文上盖印。黎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范源濂又首先站起来当面指斥黎“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段话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去，因为用力太猛，关门时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接着，段默不发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说一句话，示意把印盖好，将原件交与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黎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黎问他：“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此时黎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表决。

　　5月8日，段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108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决定同意政府对德宣战的政策，益友社反对无条件地对德宣战，政学系反对和赞成的两派旗鼓相当，表决时反对派仅多获数票勉强超过半数。事实上国会对参战问题意见非常混乱，除研究系旗帜鲜明外，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全体一致的主张。

　　正在这时，张勋忽然来电说，内阁及军事会议所决定的外交方针不能变更，如果国会反对，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对付国会。

　　5月8、9两日，北京城忽然出现了“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这些光怪陆离的队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桥国会附近一带蠕蠕而动。10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这些“公民团”从四面八方聚集有2000余人，看见议员走过，就投以各种各色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议员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们拉下车来施以殴打，当场受到殴打的有邹鲁、吕复、田桐、陈策、吴宗慈、郭同等10余人，田桐受伤最重。“公民团”推举代表张尧卿等到众议院楼上议长室会见了议长汤化龙，要求在秘密会议上允许他们列席旁听，汤以不合议场规则加以拒绝。他们公然威胁国会必须当天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否则“公民团”对国会和议员将采取激烈手段，请大家慎重考虑。众议院门外布满了武装警察，议场的四面便门都有佩带手枪的警官把门警戒，对议员们加以“保护”。被保护的议员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们却可以出入自由。

　　议长打电话到处求救，电话一直打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说：“已请段总理即刻处理这件事。”国务院回答说：“总理已派警察总监吴炳湘即刻到国会来处理这件事。”“保护”国会的警察和宪兵们，和“公民团”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挥“公民团”和走进会场里自称为“公民代表”的，是陆军部咨议和差遣张尧卿、刘世均、刘文锦、赵春霆、吴光宪、赵鹏图等，还有众议院技士白亮、中华大学校长孙熙泽。有人看见国务院参议陈绍唐乘坐汽车往来指挥，还有人看见靳云鹏、段芝贵也曾到场指挥。至于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们，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业游民。

　　下午2时半国会开会时，无论任何党派的议员都以十分忿怒的心情，主张段内阁如果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就不讨论对德宣战案。因此，全院委员会改为大会。大会开会时，议员张伯烈首先提议请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三人到会，质问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维持。这个提议立刻获得全场一致的通过，议长就分途打电话请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会以待。

　　一直到下午5时，范源濂才赶到国会，自称抱病而来，并且声明对“公民”请愿事前毫无所闻，当令警察予以解散，在“公民”未解散前他愿留在国会不走。他到议长室用电话催请段到院，并责成军警解散包围众议院的“公民团”。段回答说：“已命吴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后即到院”。此时院外叫骂声和拍掌声闹成一片，国会工友出外购卖食物回来，都被“公民团”围拢来抢夺一空。“保护”的警察看见这种情形，就把各扇门都关了起来。据说是怕“公民团”冲进来对议员有所不利。议员们并不因此惊慌。他们说：“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6时左右，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了，但是“公民团”仍然包围国会不散，而这位警察总监也并不下令解散他们，仅派警官招请“公民团”代表数人入内，婉劝他们先行撤退，有话从长计议。“公民团”代表要求面见汤议长或范总长，汤避不见面，就由范在议院警卫长室接见他们。他们提出了三项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国会如不通过，要求政府解散国会；三、政府如不解散，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7时半左右，门外“公民团”的喧哗声忽然静止下来。他们分别排成了两行，让出空道，原来是段总理的汽车到了。段下车时，“公民团”摇旗欢呼，掌声雷动，段满脸挂着笑容，疾行入院。

　　国会因总理已到而继续开会。段出席发言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不幸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对于“公民”请愿一举，他诿称不知。议长宣布暂时休息，请总理于一小时之内解散门外“公民”，即引导段与范源濂及随同到院的陆军次长傅良佐等到议场后面的国务员休息室休息。

　　段派吴炳湘到门外进行和平劝导，向“公民团”代表高声喊道：“大家今天请退，有事明天再来”！人丛中就有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向群众演说道：“如果明天议员不到会，我们就去捉他们！如果明天开不成会，就请政府解散国会！如果政府不接受人民的意见，就放火烧掉国会。”群众报以热烈经久的掌声，但仍不散。

　　国务员休息室里坐着几尊“木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倒是议员休息室里谈笑风生，大家都说找到段总理为质，我们就更不怕外面的“公民”逞凶了。事实正是如此，“公民”把议员包围在院内，议员又把总理包围在休息室内。议员最难忍受的是饥饿，幸而国会隔壁就有政余俱乐部和政学会这两个党派的聚会场所，从那里抛进来大批面包饼干，因此饥饿的一关也就困不住议员了。在休息时间，被“公民”打伤了的邹鲁忽然攘臂而起，忿忿地说：“公民打得我们议员，我们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他要冲进国务员休息室去打段，经大家竭力劝阻而罢。

　　“公民”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间9时，终于没有得到解决。竟有一些公民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意在恫吓议员接受他们当晚通过对德宣战案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到国会来采访新闻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恐因此引起外交事件，才命令吴炳湘从电话中招来一队骑兵把“公民团”驱散。

　　国会于9时半继续开会。范源濂保证加强国会的警卫工作，命北京城内各区警察加意保护议员住宅的安全，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故，希望议员勿因今日意外而介怀。说完了这些话，段与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这时已是晚10时半，议员们再也没有心情继续讨论，当天的会议就此结束。被围达10小时之久因而疲乏不堪的议员们从议场里走出来，在军警的层层“保卫”下鱼贯而出，但是都找不到代步工具，因为他们私备的马车或人力车有的被“公民”捣毁了，有的看见风色不对逃跑了。

　　段所谓“按照轨道办事”，就是组织“公民”打手以威胁国会的一种轨道。第二天，有所谓京津各界公民联合请愿团24000余人发表通电，痛斥“政府当场指使警察，滥用职权，威迫解散。”“公民”代表吴光宪、白亮到地方检察厅控告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蹂躏人权。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国民党系阁员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钟秀建议内阁总辞职以明责任，段不肯接受，于是这四个人都单独提出辞呈。因此，5月12日国务会议举行例会时，只剩下段一个人出席，院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还以为我不自动辞职，总统其奈我何？根据段的见解，如果总统下令免他的职，他本人拒绝副署，这道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但是张国淦援引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的一个前例，那道命令未经孙洪伊副署，但是事实上已经发生效力。因此认为总统要免内阁总理的职，可以用同样的手绩办理。段被这句话提醒，才叫他赶快备好辞呈。当天晚上，刚回国不久的徐树铮忽然跑到张国淦的家里大肆咆哮：“你受了府方的指使，压迫总理辞职，将来北洋派瓦解，惟你是问！”接着，国务院秘书涂凤书携带辞职稿到府学胡同交段审核，被徐树铮抢在手里当面扯碎，从此段也不再提及辞职的话了。

　　段每天照常到院办公，他还打算俟参战案在国会通过后，即着手组织国防内阁，增设不管部阁员数人。他似乎满有把握地认为国会一定会通过参战案，而内阁也不会有严重危机，他一连用三道咨文催促众议院从速通过对德宣战案。

　　这时国会中各党派的态度已由不一致而趋于一致，都主张先解决内阁问题，后讨论外交问题。只有研究系议员于12日开内部会议时，决定了维持内阁及疏通国民党系议员通过参战案的方针。

　　黎对段照常到院办公感到惊奇。他向幕僚们得意地说：“且看他的独脚戏唱到几时？”他对各阁员的辞呈都批了“交院”两个字，只是对伍廷芳的辞呈留中不发。有人问他，为什么伍总长的辞呈不交院并案办理。他闪烁其词地说：“为了外交的关系。”这是骗人的，事实上他是决心留伍继续任职，以便于适当时期派他代理内阁总理。

　　12日，督军团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阻止总理辞职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内外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留在北京，并对国会议员继续施以压力。13日，各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分别设宴招待国会议员，请其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对德宣战案。15日督军团全体联名在外交大楼招待全体国会议员，仍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首先声明“公民团”事件乃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希望各位议员以国家为重，不要因此动感情。李厚基且频频作叩首状，但是那天赴会的议员只有215人，场面非常冷落。

　　其实，各督军并不完全都是拥护段的，有的属望王世珍，有的推重徐世昌。他们为了维持北洋派的团体利益，主张由与北洋派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组织内阁，这是唯一的共同之点；至于留段或者别有推戴，则意见并不一致。只有倪嗣冲和张作霖对段最卖气力。他是“公民团”事件的幕后人和督军团的“发电机”。张在此时拍来电报说：“我总理当代灵光，舍身救世。进退之际，全局攸关。国是杌陧，继起无人。与其瓦全而未必能全，毋宁玉碎而不至于碎。应请钧座奋最后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无论任何地步，作霖不才，愿随海内豪杰，执鞭弭以从公后。”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黎派哈汉章到南京，想联合冯国璋作为倒段的同盟军。冯表示王士珍组阁最为适宜，并发表铣电（16日）对“公民团”包围议会一举表示不满。这是北洋派直系军人与皖系军人不合作的一种反映。16日，黎召王士珍入府商讨组阁问题。但是王没有勇气取段而代，坚决拒绝组阁，因此内阁问题仍然僵持不决。

　　“公民”的来源是什么呢？据北京《醒华报》载有“公民”王合新来函一件内云：“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点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住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现，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帐，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据说，五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

源济

一一一、督军团再施压力

　　民国6年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揭露了中日军械借款的秘密消息。原来日本政府决定以一万万日元借予中国，以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为交换条件。5月上旬，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来华，以视察胶济路沿线情况作为幌子，事实上就是为了视察中国兵工厂和与段进一步接洽而来。这个消息传出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动，对摇摇欲坠的段内阁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在揭露消息的当天被捕。

　　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等自上海发来表示严惩威胁国会暴徒的电报，也加强了原属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倒段决心。孙中山并以个人名义电请国会先否决对德宣战案，不必侧重倒阁问题。

　　19日众议院开会时，议员褚辅成动议：“对德宣战一案原是以总统的名义咨交国会的，何以三次催请表决的咨文都用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发出公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但是现在仅有总理一人而并未举行国务会议，因此本席认为此项来文不合手续。在内阁未改组前，本案应不予讨论。”这个动议以多数人的同意获得通过。从此国会与段也进入到短兵相接和势不两立的新阶段了。

　　国会复会以来，原来属于国民党的议员纷纷组织各自为政的小集团，力量分散，因此研究系以第二政党在国会中反而占居主要地位。由于段指挥督军团并又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激怒了研究系以外的全体议员，驱使他们在倒阁的共同要求上重行结合起来，从此研究系议员又转居于孤立寡援的地位，研究系在国会内维持段内阁和通过对德宣战案的两个主张都已陷于绝望。此外，研究系关于宪法的主张，也在讨论宪法的二读会中失败。因此研究系对国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感觉到这个国会仍然是由国民党多数把持的国会，对他们说来并不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他们看到段与国会已经势不两立，督军团在段的授意下准备采取压迫总统解散国会的步骤，于是他们竟然产生一种幻想，企图在解散国会以后，在新国会的选举中依靠北洋军阀的力量，击败国民党而使该党擢升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根据这一幻想，所以他们在国会将要被武力蹂躏的危急关头，并不与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挽救国会的命运，反而立于冷眼旁观的地位，并进而倒向督军团方面，替他们策划破坏国会。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参加了这个会议。督军团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威胁国会的刺激，是由于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的。此外，军人公开地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来破坏国会，究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此，不如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督军们对法律本来一窍不通，认为这个主意比他们的高明，决定采纳施行。倪嗣冲还补充了一个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可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不妥当，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口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大家的行动，岂不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由大家的部下来接任，岂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全体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就在同一天，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全文如下：

　　“窃维国家赖法律以生存，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故宪法良否，实即国家存亡之枢。恩远等到京以来，转瞬月余，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犹不难变计图善，惟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制，内阁对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诉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之决议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是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难有其例，究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难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之意旨，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乎？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彰彰悖逆，肆无忌惮。夫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况宪法会议近日开会情形，尤属鬼蜮，每一条文出，既恒阻止讨论，群以即付表决相哗请，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决定例，而辄以反证表决为能事。以神圣之会议，与儿戏相终结，将来宣布后谓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我国本以专制弊政。秕害百端，故人民将士，不惜掷头颅，捐血肉，惨淡经营，以构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显攫专制之权，归其掌握，更复成何国家？以上所举，犹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他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布而群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恩远等触目惊心，实不忍坐视艰辛缔造之局，任令少数之人，倚法为奸，重召钜祸，欲作未雨之绸缪，应权利害之轻重，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都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议宪各员，具有天良，当能记忆，何竟变本加利，一至于此。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赐。恩远等忝膺疆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兴亡之责，宁忍自后于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鉴察！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这个呈文，传说是由研究系的幕后军师执笔代拟的。一切迹象证明：研究系不仅想依靠督军团的势力挽救他们在议场内已经失败了的关于宪法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企图在做不到时就解散国会，以便在下届国会中取得多数的地位。

　　这个呈文公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督军和都统列名者为孟恩远、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田中玉、蒋雁行。由代表代替签名者为杨善德、张作霖、陈树藩、张广建、毕桂芳、姜桂题、杨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义签名者为冯国璋的代表师景云，刘显世的代表王文华，唐继尧的代表叶荃，谭延闿的代表张翼鹏。全部列名的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22人。只有安徽督军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四川督军戴戡并无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无名。

　　这个呈文看起来是22省区军事首长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是一种极其雄壮的声音。但是，实际上是倪嗣冲一手所包办的，一部分督军根本就没有预闻其事，一部分在“团结北洋派”的大题目下随声附和，还有一部分是被冒签者和被硬拉签名的。呈文缮就后，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军的住处，接洽签名。李纯在天津没有回京，倪就以长途电话通知他，已经代他签了名。湖南代表张翼鹏不敢代谭延闿签名，要请示后才能决定。倪说：“你不能代表他，我却能代表他！”张翼鹏慌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例一开，江苏代表师景云也不敢代冯国璋签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签名。云南代表叶荃、贵州代表王文华既未看见这个呈文，也并无人前往接洽签名，但是他们榜上都有名。因此，叶荃曾向黎声明被人冒签。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督军也纷纷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倪嗣冲将此项呈文送到国务院，请其转呈总统，徐树铮就在呈文上盖了将军府的一颗大印，另外拟就了解散国会的一道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当天，总统府传出消息说，总统已经看见了这个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的资格，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在宪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为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愿意以个人的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达各督军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供议员参考，所以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

　　20日，黎邀请国会中各政团领袖——政学会领袖谷钟秀、研究会领袖汤化龙、益友社领袖吴景濂、政余俱乐部领袖王正廷等到公府举行谈话会。黎提出各督军所指责的关于宪法草案的三个“缺点”，希望国会自动地加以改正。各政团领袖回答说，他们对此并无成见，可以转答本团体的议员重加考虑。

　　当谈话会结束的时候，有人问黎，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黎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21日，黎召唤在督军团呈文上为首签名的孟恩远入府谈话。黎剀切地说明，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问题在内阁而不在国会。芝泉（段）已经无法单独干下去，因此，解决时局的枢纽，惟有总理辞职，另外组织一个健全的内阁。现拟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选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孟恩远表示愿将总统的意见转达各督军，即由公府退出来，到曹锟的住所召开督军团又一次的紧急会议。会议散后，孟又单独到公府见黎，报告各督军讨论的结果，仍然主张维持段内阁。当天晚上，督军团又在府学胡同段宅举行会议。会议散后，约在11时左右，就有一批督军和各省军事代表，乘特备的专车到天津去。

源济

一一二、黎免段职

　　督军团在北京胡作非为，一会儿主张对德宣战，一会儿赞成包围议会，最后又提到宪法，可是有一个最好出风头而又最好发议论的大督军张勋，此时却在一旁不发一言，不做一事。黎元洪忽然想到他的身上，黎想：这个老粗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又是个不愿拥护段内阁的，倘能把他拉到自己的阵线来，岂不是可壮声威而寒段派之胆。黎用以联络张勋的是李经羲，李是前清时代的云贵总督，洪宪皇朝嵩山四友之一，最妙者蔡锷和张勋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洪宪将失败时和督军团倡乱干政时，这位年将就木的老官僚竟从冷宫中变成了红极一时的要角。李推荐江西籍国会议员郭同到徐州连络。

　　同时段祺瑞也看中了张勋，想从他的身上找出绝处逢生的路线来。段估计张有两件事可引为同志，第一痛恨国会，第二轻视总统。于是段派徐树铮秘密到徐州，请他借参战问题予国会以致命之打击。

　　张勋却自有打算：解散国会是绝对赞成的，驱逐总统亦无不可，可是假若两者之目的是拥段，则不愿白费气力；他想利用府、院之争，国会与内阁之争，造成复辟的机会。他向段的使者讨取合作的代价：“总理如能赞成复辟，这两件大事我姓张的一个人包办好了。”

　　张勋估计复辟的可能性：第一，段表示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第二，冯国璋和陆荣廷可引为同志，其余的一般武人，张早已窥破了他们的心理，对内阁问题、参战问题、复辟问题一切都无所谓，他们没有中心思想，只以个人权位及地盘为前提。张又自命深深懂得一般人的心理，以为民国疆吏不及前清督抚之尊。这位“心理学家”抓住了许多要点，又利用北方政潮，所以绝不踌躇地认为是复辟的千载一时之机。他对老上司（李经羲）并没有任何好感。他对黎的密使郭同，极口称赞：“咱们的大总统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咱断断乎不许别人欺负他老人家。倘有用得着张某人之处，咱们当部下的难道不能替他出一番死力！”郭回京报命后，黎认为张本是督军中最不可理喻的人，现在他尚且肯就范，还有那个敢公然造反！他又深信张的话说一不二，决非口是心非的人，所以他下了免段的最后决心。

　　督军团呈请解散国会，国会议员纷纷避居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有钱的老百姓都纷纷逃难到天津。

　　5月20日后，段知道府方改派内阁总理的命令即将发布，因此召集有关方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对策。到这时候，连最靠拢他的研究系人物也劝他作必要的退却，以便积蓄力量，待机反攻。于是段派范源濂到天津，请徐世昌出面来组织新内阁，本人愿意在新阁中留任陆军总长。徐这时当然不肯跳火坑，他表示他决不接受组阁的新命。

　　21日，段又亲访王士珍，请其权代内阁总理。王也向他作揖打拱地“敬谢不敏”。

　　同一天，段出人意料地到公府来见黎，表示迫切希望摆脱一切。他说：“我已经找过了徐菊老，找过了王聘卿，他们都不肯担任内阁总理。请总统从速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黎回答说，他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段从公府退出来，即命陆军部向路局接洽专车，宣称于当晚9时离开北京。

　　直到这时，段既未呈请辞职，又与督军团保持密切联系，企图留任。其所以演出这套戏法，是用以和缓黎下令免他的职，以便争取时间来布置另外一套戏法。在此以前，他的党徒曾建议用清一色的自己人补充已辞职和已去职的阁员，以便与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此时，他拟就了一张补充阁员的新名单：以夏寿康为内务总长，饶汉祥为司法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庄蕴宽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耐人寻味的是：这张名单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段的私党，打头三名就是黎所喜爱的湖北人，其余也都是黎具有相当好感的人。很明显，这是段想以此交换黎维持其内阁总理的地位。

　　22日，段命院秘书长张国淦携带这张名单征求黎的同意。黎因段恋栈感到十分惊奇，他没有在这张名单看上一眼就冷冷地说：“名单上都是一些安徽人吧！”可是，当他接到手里一看，看见名单上有不少湖北人时，脸色就和霭多了。张国淦退出来后，黎立刻召集幕僚讨论这张名单。幕僚们都很乐观地说，老段外强中干，不可中他缓兵之计。这时，伍廷芳已经答应代理内阁总理，王士珍答应在老段下台后尽力帮总统的忙，东交民巷外交团方面也已经接洽好，督军团则已经离开北京，一切都是罢免老段的最好时机，此时如不下手，更待何时？黎也相信这是大好良机。

　　23日，张国淦再到公府讨回信，黎就把免段的最后决心向他直截说明。张劝他再加考虑，话刚出口，站在黎身边的金永炎突然拔出手枪来，对着张的胸膛晃了一晃，恶狠狠地说：“不许开口！一开口我就一枪打死你！”黎挥手叫金永炎退下去，并向张表示歉意，派卫士护送他离开公府。

　　黎把印铸局局长吴芨孙叫出来，把免段的命令交给他即日公布。但是吴不肯接受，他说总统命令从来都是由国务院交到局里来的，没有由总统直接交下来的前例，他一鞠躬退了下来。

　　同一天，那位年老多病久不视事的伍老博士出人意料地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将三道总统命令发交印铸局发表。第一道命令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职，特派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是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原来还拟好了惩戒倪嗣冲和告诫督军团的两道命令，却被黎临时抽回，没有发表。

　　同一天，黎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的经过。电报说：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徐世昌）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

　　同一天，段乘车往天津，黎派公府顾问丁槐赠以程仪1万元，并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送行。段临行前发表漾电说：“……查共和各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以上三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这个电报显然是控诉总统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不承认这个命令有效；电报末尾署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显然仍以在职的国务总理自居。

　　伍廷芳也发表通电否认命令违法，他根据《约法》的第三十四条，解释总统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权，并且举出“民元唐（绍仪）、熊（希龄）免职，陆（徵祥）、赵（秉钧）受代，先例具在，与《约法》皆无抵触”。他是以北洋派之矛，攻北洋派之盾，因为更换内阁总理的命令，不经原任内阁总理副署，已由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开其端，而当时并未被认为违法，则这次发表的命令也不能认为违法。

源济

一一三、徐州的复辟会议

　　当北京城发生府院政潮和督军团要挟解散国会的时候，外间就传出清室复辟的谣言。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谣言，实际，复辟不是一种谣言。复辟的主角是张勋。张勋也不是不重视个人利益，正为了个人利益才进行复辟活动的。张勋以一个北洋系的外围而虎踞江南，袁世凯在日也让他三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民国成立了五六年，他和他的部队留着辫子，我行我素，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主见，他忠于清室，日望复辟，只能批评他头脑不清楚，他的决心还是有的。当北京城内发生府院纠纷，以及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他却在徐州捻须微笑，他策划清朝复辟的谣言煊腾一时，日本报纸也大字揭露，可是一般人都不重视，一般人有种妥协心理，大家认为袁世凯有那么大力量，一搞洪宪帝制就一败涂地，则谁还会傻到走袁的覆辙，再作尝试！

　　至于张勋呢？他曾仔细地研究袁失改的症结，他认为：袁称帝失败，是因为在北方失去冯国璋，在南方失去陆荣廷，冯不肯支持帝制，陆则反对帝制。如果袁当时得到冯国璋的支持，北洋派就不会解体，袁也有足够的力量对西南用兵，以武力统一中国，完成帝业。如果陆荣廷不在广西举兵反对帝制，蔡锷所率的护国军一定会被袁击败，反袁的力量将溃不成军。可惜当时袁智者千虑，竟有一失，对冯对陆都存猜忌之心，使冯坐观成败，而陆站起来反对，袁的帝业遂告失败。

　　张勋既然有此认识，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取得北冯南陆的合作，天下事便无不可为了。他虽老粗，但他在徐州这一阶段，却极力交结文人，这些文人多数是遗老和复辟派，如前清翰林：江西人杨增荦和刘廷琛，广东人温毅夫，贵州人胡嗣瑗等。杨增荦和刘廷琛向张推荐京社党入潘博为张的机要秘书，潘博是康有为的高足，有此线索，康有为也和张有了往来。潘博算得上一个搞风搞雨的政客，他在张身边不久，知道张想拉拢冯国璋，便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此一任务，于是张便把潘推荐给冯，冯也延为记室，潘在冯面前不断称赞胡嗣瑗，冯被说动，聘胡为江苏军暑的秘书长。

　　民国5年春，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勋被袁世凯毒死，冯派潘博到南宁吊丧，潘在陆的面前捏造了一个冯的意见：“如果推戴项城为皇帝，反不如拥立清帝复辟。”接着潘就向陆漫谈天下大势，认为如果徐州的张绍帅，南京的冯华帅和西南的陆干帅联结起来主张一件大事，诸如复辟之类，一定不会不成功的。

　　陆荣廷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他新遭丧子之痛，对袁伤心达于极点，但他根本不赞成复辟，只是他心中愿意各方都反袁，所以潘既然代表冯又代表张，只要冯、张反袁，随便怎样反法都是好的，所以他耐心聆听，却不作表示。

　　潘回到南京，又去徐州见张勋，他告诉张说：陆荣廷赞成复辟。

　　6年3月，陆荣廷从两广经徐州赴北京，张勋迎陆于车站，两人是老朋友老同事，张坚邀陆赴帅府欢聚，张在宴会中向陆谈起“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以试探陆的态度，陆仍不置可否，而张却认为潘博的游说已经成功，陆确不表示反对，只是不便公开赞成复辟而已。后来陆荣廷入京后，曾往故宫谒见溥仪，外间且有陆献女为妃的谣言，更使张勋相信已是同道人了。

　　南陆既已“入彀”，还要努力于北冯。当督军团在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冯派潘到徐州来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张勋问起冯的态度，潘博信口开河地说：“华帅是个胸无主见的人。不过善于谋己，如果大帅和北洋诸帅都主张复辟，华帅一人不会反对的。”潘的话正和张对冯的看法一致，张为了慎重起见，便写信给冯，把北方发生的政潮归咎于国民党，捏指那是国民党企图推翻北洋派的政治阴谋。末了他说：为了抵制西南，为了巩固北洋团体，必需另谋解决时局的方策。这是张对冯投石问路，借以窥探冯对复辟的态度。几天以后，冯有回信极力附和，且请张大力主持所谓的“对策”。冯表示自己愿追随其后。张接到冯这封信后，肯定地认为冯已不反对复辟了。

　　可是，这却是一桩错误公案，也可见民国初年军阀们的胡涂，原来冯回张这封信，冯根本未曾过目。甚至根本不知道，当潘博知道张勋写信给冯国璋，就立即打密电给胡嗣瑗，叫他用冯的名义答复张一封信，不必给冯过目，复信要能使张满意。冯素来不大看公事，所以胡可以偷天换日。

　　这时，张还上了一个‘洋当”，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到中国来，鼓励中国对德参战，同时和段内阁秘密接洽中日军械借款。田中于5月14日到徐州访问张勋。田中向张勋表示，中国局势非常混乱，日本政府对此非常关切，倘若这个局势是由于制度问题，而中国有力量人士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非采取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则日本政府也愿意予以善意而适当的援助。

　　张勋不肯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督军团的盟主，不愿充段的走卒，所以当督军团发出电报叙述他们威胁总统解散国会时，张勋立即有号电（5月20日）表示：“议会不良，百政阻滞，改组更张，其何容缓？勋在去岁召集之初，固已早持另组之说。今诸公决议以宪法种种弊端为言，义正辞严，一秉大公，至所心折。惟惜发之较迟耳。预决进行，要在毅力。勋虽无似，愿为后盾。”

　　前面已经说过，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是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会玩弄两面手腕的爽直汉子，却未曾想到这个老粗却是以爽直的伪装，隐藏了狡狯的本质。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大位。当督军团与黎因解散国会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又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第四次徐州会议。

　　5月23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侗、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20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托病回到保定，原来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分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四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生色了。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北京政府发表了免段令。因此，倪嗣冲在会议上痛骂黎，主张推倒这个北洋派公敌的总统。事实上，这些剑拔弩张的将军们没有一个是真心拥段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北洋团体的利益，认为总统今天可以免段，明天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人开刀，有黎在位一天北洋派的统治力量就会受到破坏而难于保持下去。此时督军团除造反外别无主意，因此张勋乘机提出实行清室复辟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以前几次的徐州会议上，张勋早就暗示过，但因时机尚未成就，所以未提出具体步骤及何时实行。现在段已下台，张勋认为推翻总统后实行复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

　　段的代表徐树铮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张勋虽因段没有直接兵权而不予以重视，但段究竟是北洋派的一个领袖，因此想从徐的口中窥探段对复辟的态度。徐表示说，芝老（段）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徐是段手下的第一红人，他既有此表示，张勋就认为段也不会反对复辟了。

　　随后讨论到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解散国会，张勋暂时则不参加，并且伪装“调人”，从旁做好做歹地引诱黎接受督军团的要求，使黎的声誉受到严重打击，然后加以驱逐，迎接溥仪复位。

　　实行复辟的决定由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签名为信。

　　24日，张勋根据会议所决定的策略，电黎云：

　　“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开……等因。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个电报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的口吻说出来的，暗示他愿意出面来担任黎与督军团之间的调人。

　　黎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仅仅在于排去一个目无总统的段。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误解，所以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继段之后组织内阁，信使不绝于途，但是在天津的徐则坚决不肯应命。黎又请北洋派的另外一块金字招牌王士珍组阁，5月25日曾到王宅苦口劝驾，王也不肯“卖友（段）求荣”，说来说去，最后承认在新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以便随时为总统帮忙。当天，黎向国会提出了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经羲组阁，是用以安定北洋派和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此时黎已经知道督军团又在徐州开会，但他对徐州会议不像以前那样深恶痛绝，反而存有一种幻想。期待张勋能够制止督军团进一步的破坏行为。

　　这时，督军团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纷纷表示了与他们的同僚的不同态度。冯回答督军团的巧电，反对解散国会，劝他们在行动上应当慎重点。他致电王士珍劝其出来组织内阁。孟恩远、李纯、曹锟、田中玉、陈光远、江朝宗、陆建章等纷纷电劝王士珍组织内阁。26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远、李纯偕同谒见黎，请改提王士珍组织内阁。黎说：“我原来是希望聘卿组阁的，但是他不肯答应，如果你们能够说服他，我的咨文随时可以收回来改提组阁人选。”同时，孟恩远声明他列名于督军团请解散国会的呈文，并非出于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瑢到北京，向黎作了同样声明。

　　黎的劝驾和直系军阀的表示拥护，使王士珍陷于难于应付的境地。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强迫他担任总理，他愿意负责维持北京治安以报总统。25日，他召集北京军警长官在国务院参陆办公处举行训话，勉励他们各守职责，维持北京治安。恰值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走过来，他就替伍介绍，称伍为老前辈，并率全体人员向伍三鞠躬表示敬意。26日，他发出宥电为李经羲捧场。

　　27日，黎发出感电说：

　　“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逐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则推荐仲轩（李经羲），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

　　27日为星期日，众议院破例开会，在483票中以338票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28日，参议院又以166票对26票获得通过。国会匆匆通过李内阁，并不是喜欢这个曾经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而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以免时局更趋严重。

　　李经羲是袁称帝时的“嵩山四友”之一，国会对他本没有好感，只因为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为了结束真空，才加速通过。李在国会通过他的任命案后，即在北戴河小憩，一面打电报给张勋询问进止，他知道他所恃的王牌是张辫帅，张给他的复电是：“苍生霖雨，允符众望”八个字。张同时给总统府电报说：“中央困难情形，已分告各督，务以国家为重，乞勿念。”

　　28日，黎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王士珍又有电报力劝北洋派各省督军电贺李内阁，因此三天以前还极力主张王士珍组阁的直系军阀，都有电报向李内阁致贺。冯国璋虽然没有贺电来，但也致电黎，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

　　29日，蚌埠方面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次北洋各省宣布独立，和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人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

　　由于北方各省宣布独立，新任阁揆的李经羲只好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黎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人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黎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久已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坚决不肯来京。

　　另一方面，下野在天津的段祺瑞却又门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亲日派纷纷奔走其门。研究系完全倒向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国会议员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也辞去了众议院议长，以拆国会的台。段决定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一俟独立各省会师北京逐走黎后，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为临时大总统。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段已通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只等回电一到，就要袍笏登场。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也已排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亲日派各方面人物。徐世昌自己写了就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审阅，只因张国淦、钱能训等都主张静观一下，所以才没有交出去。

　　这期间徐树铮还在徐州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段尚不知道徐州会议的内容。当然，如果段的临时政府计划没有徐州会议这群军阀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

　　段祺瑞想组织一个民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勋则想组织一个帝国形式的个人独裁政府。张绝没有替段抬轿子的意思，何况他在此一时期所处地位比段有利，段虽然名高位重，却和军队脱离日久，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又有黎元洪和国会与他作对。张勋这时是未变矫龙，他手中有兵，有权，有地盘，各省督军推他为盟主，唯他马首是瞻，而黎也敷衍他，国会也没有和他决裂。因此张当然走他自己的路，他在徐州会议上取得了参加会议各省赞成复辟的保证后，当然不愿意在天津又出现一个临时政府。所以当段来电征求他对组织临时政府一事的同意时，他于5月30日致电给徐世昌、段祺瑞，公然用命令的口吻告诫他们说：“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由于他的强有力反对，遂使天津的临时政府计划流产。

　　就在这个时候，徐树铮由徐州遄返天津，把徐州会议内容向段提出了报告，为了应付徐州会议后的新情势，段作了一个应变对策，暂时不反对复辟，甚至必要时伪装同意，以鼓励张勋放心而大胆地进行复辟，借张的发动以驱逐黎元洪，来达到段逐黎的目的，等待张宣布复辟，段便立即抬出拥护共和制度的大旗，起兵打倒张勋，这样一来，既赶走了黎，又有再造共和之功，则政治主流抓在手中，是段重整旗鼓，卷土再来的一大妙计。

　　这个计划非常高明，当时却保持高度的机密。可怜的张勋怎知螳螂捕蝉，却有黄雀在后呢！

　　独立各省的情况是千奇百怪的，首先独立的倪嗣冲自命为北洋派中的李烈钧，他在宣布独立的艳电中仍然称黎为“我大总统”，仍然说他是“拥护中央”的。但是他的侄儿倪毓棻同天发出来的艳电，却有“誓师北伐”的语句。倪军出兵的第一个目标，是想抢夺德州兵工厂，因此与张怀芝发生了矛盾，几乎引起冲突。

　　张怀芝由徐州回到济南，山东省议会议长当面质问他何以列名干预宪法，要挟解散国会，并且出席于非法召集的徐州会议，以后如果再有此行动，山东人民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个督军。由于省议会的阻力，山东的独立一直推迟到6月1日才得实现。

　　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前一天，张作霖发出勘电愤慨地说：“同志皆当世贤豪，何至不如蔡锷？”但是他本人也没有做蔡锷的勇气，因为他受着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牵制，不敢宣布独立。他在卅电中说：“项城逝世，海内属目段公而段公愿居今大总统之下，以相扶持。……奸人诪张为幻，广派密使，遂其阴谋。公府派少将周斌到奉游说，已予扣留，俾莠言无滥进之由，庶时局有澄清之望。……作霖当率辽奉子第，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卫吾社稷。”他不但骂黎对段忘恩负义，并且电中所指的奸人彷佛就是“今大总统”。

　　一直到张勋致电冯德麟进行疏解之后，张作霖才敢宣布独立，并且派兵进驻山海关。

　　6年5月30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表示态度说：“我的地位是副总统，应当辅佐大总统，并且服从大总统的一切措施。各省反对中央，我已去电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只有听候中央解决。”他不是不知道手无寸铁的中央（黎）对称兵抗命的各省军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听候中央解决就是采取旁观态度，甚至还想利用政争，取得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机会，章炳麟曾通电痛斥冯在总统与叛督之间的中立派，并进一步揭破冯国璋的假面具说：“冯不讨贼，反唱调停，觊觎继任，诳词虚饰，应认为内乱犯，实为罪魁，倪、张犹在其次。”为了逃避全国舆论的攻击，冯就倒填日期发表江电，向国会请辞副总统一职。

　　直系的王占元在政潮中宣布中立，并且劝黎解散国会以息政潮。另一属于直系的李纯一直到6月5日还留在北京，黎想请他担任陆军总长，以便调停时局，他看见张勋就要带兵到北京来，时局已无调停之望，才于8日由京汉路南下回任。曹锟是唯一宣布独立的直系军人。他的地盘介于北京与独立各省之间。如果不宣布独立，将与出兵“北伐”的独立各省发生冲突，因此他在东电中说：“为保卫地方起见，与中央脱离关系。”他在文电中对黎毫无伤害。宣布独立后，他还经常地跑到北京来，是中立化的一种独立。

　　独立各省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压迫他称病辞职。山西省长孙发绪原是黎一手提拔的，看见黎的地位摇摇欲坠，不惜厚颜无耻地迎合督军团的意见，发表冬电请废止《临时约法》，由各省代表组织制宪会议，在过渡时期推举徐世昌组织临时政府，但是他的地位终于无法保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就被阎锡山赶走了。

　　6月4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厅长、闽海道尹去见省长胡瑞霖，宣布他的手谕说：“现值军事时期，省长一职无设立之必要，请即克日离开”。5日，胡到督军署辞行，李拒而不见，派人致送路费2000元，并以保护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张作霖乘机成立了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赵倜把京汉路局的全部收入截留。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5月30日，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张调停，淮军老将姜桂题表示附和，并建议邀请冯国璋、张勋、谭延闿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孙中山则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保障共和的态度。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并建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请陆到广东“主持至计”、“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为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内部也有问题，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

　　督军团宣称独立是“兵谏”，如果黎肯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摒斥“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俯首认罪。所谓公府佥壬，不仅指公府军事幕僚处的一批幕僚，还有与黎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内。他们编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钊；四凶指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五鬼指汤漪、郭同、汪彭年、哈汉章、金永炎；十三暴徒指褚辅成、汤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钺、彭允彝、吕复、萧晋荣、韩玉辰、秦肃三、焦易堂、邹鲁。其中有些人是被重复排列的；有些人并非与黎接近的人物，所谓十三暴徒都是原属于国民党或与研究系不合作的国会议员。为了便于打击这些人，督军团把他们都列入“公府佥壬”。

　　督军团的兵谏是用以欺骗黎的一个口号，如果黎屈服，他们即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黎元洪这时还想采避重就轻的方法，接受其中一二条，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怒；至于解散国会，对民国说来简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就提出“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九个字来表示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观望风色，属于国民党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研究系议员则有80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也都通电自请处分。但是黎的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认为“兵谏”是打击总统的有效武器。

　　在督军团扣留路局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到处乞援求救，一再电请徐世昌、梁启超晋京进行调解，但是救兵请不来，徐以“杜门谢客”、梁以“与世暂绝”作为回答。5月30日黎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并致电张勋说：“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为谋必忠，爱人以德。……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望即剀切劝导，以安大局”。6月1日他又发出东电质问督军团说：“今日为宪法而独立，则尚在二读之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

　　黎又更番不休地催促李经羲到北京组织内阁。李不敢就职，但却劝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李认为张勋是督军团的大盟主，其力足以控制督军团；加以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因此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张勋和他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如肯晋京调停，就能够加强他的内阁地位，并支援总统，澄清时局，正在这个时候，张勋有回电表示拥护总统，担任调停，因此黎于6月1日除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外，并以总统命令召唤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命令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慊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6月2日，天津河北大马路中州会馆忽然挂出一块“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招牌，被通缉的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通电就总参谋职。并在电文中说：“巩固共和政体，另定根本办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帝制派、复辟派、段党、研究系以及其他一些阴谋政客和投机分子，这个组织号称是独立各省联合军事机构，也就是独立各省所组织的变相的“临时政府”。它公开地发布宣言：“此次用兵，专为黎氏一人”。毫无疑问，它的目标是在驱逐总统，但在驱逐总统以后的下一步骤，究竟是拥戴段上台或者拥戴溥仪复辟，却暖昧不明。

　　这个组织的成立，使时局更趋险恶，6月2日，北京各国公使推法国公使康悌访问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伍廷芳，质问中国政府有无安定时局的能力。伍只好信口回答说：“张勋一到，时局即可解决。独立各省军队决不会开到北京来。关于北京治安，政府完全负责。”

　　张勋的做法是神经战，使黎进退失据，而在其摆布之中。他既不拥黎又不拥段。所欲拥立的只是能供他玩弄的溥仪。许多人以为张之为人别的不必论，至少还具有心直口快的一个条件，可是他这次对黎所摆布的天门阵，对北京政府和督军团所采取的两面光政策，却又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以阴谋家而貌似心直口快的人，他的圈套是最容易让人家钻进去的。

　　在黎来说耳目也太欠灵通，张早已露出了许多的马脚，劳乃宣到了徐州，康有为的密使也到徐州，何以黎始终还蒙在鼓里呢？

　　劳乃宣曾劝袁世凯归政逊清，碰了个大钉子，以后便躲在青岛做遗老。直到民国6年1月奕劻逝世后，他曾偷偷摸摸化装到北京来祝溥仪的寿，并且上了个“联德复清”的大条陈，其最得意之句谓：“世界各国，德最强盛。倘陛下与德联姻，赴德留学，并允璧还青岛，则将来得德之助，复掌中国，实为易事。”他请溥仪做威廉二世的女婿，又请清宫给以复国后总理大臣的预约券，连瑾妃也认为他是个荒谬绝伦的老怪物，叫他不要乱说话，于是他便回到青岛去。现在又偷偷摸摸到徐州做了张的座上客。康有为和张则早有联络，6年2月康的六旬大寿，张曾派员到上海祝寿，请康指示复辟机宜，不久张领衔通电，请将孔教列入国宪。张反对对德宣战，也是受康影响。

源济

一一四、黎元洪引狼入室

　　民国6年6月7日，张勋率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10营约5000人及随员148人由徐州动身，8日行抵天津。他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札。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

　　黎听得张勋统率大队人马开来北京的消息，就开始怀疑张勋此行不怀好意，立即电请徐世昌、李经羲两人劝告张勋“减从入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不料到8日，张勋突然向黎派到天津来欢迎他的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自8日起至10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夏寿康慌慌张张地把这个消息转报黎，黎才感觉到这个调人比叛督更凶，解散国会本来是独立各省所提的条件。如果早肯接受这个条件，就不必请调人来调停了。黎请张勋出任调人，本是想尽可能满足独立各省要求，而不解散国会。不料这个调人并不是在总统与叛督互相让步的基础之上觅取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而是压迫总统向叛督无条件投降。因此张勋的出现。不是解除了总统的困难，而是加深了时局的危机。尤其不妙的是，“请鬼容易送鬼难”。此时如果拒绝张勋的调停，又怕把调人赶到敌对的一方面。因此以前黎所一再表示“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解散国会”的决心大受动摇。现在他所求的只是一个既能满足叛督与调人的愿望，又能顾全总统面子的两全之计。他在接到天津消息后，便下令裁撤公府军事幕僚处，并邀请国会各政团留京领袖28人到公府会谈，请其劝告两院议员提出总辞职，政府承认每人发给2000元，即由国会自动宣布闭会，以免被迫解散。黎在无可如何中，事实上接受解散国会的条件，但不采取以总统命令解散国会的形式，以免过分地伤害总统的威信。

　　可是，从天津继续传来的消息，张勋对解散国会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而复辟问题在天津也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不少复辟派人物奔走于张勋之门。因此，黎又急急忙忙地派公府秘书瞿瀛持函到天津，请徐世昌协助张勋进行调停，并提出三项意见：（一）、公府幕僚业已解散；（二）、改正宪法力求办到；（三）、解散国会应当研究适当的手续。同时声明，决不留恋总统，万一调停无效，愿意辞职，由副总统依法继任，只求不发生变更国体的非常行为。瞿瀛在天津碰见了前任府秘书长张国淦。张向他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晋京，才能阻止复辟。找徐东海或李仲仙（李经羲）都没有用处，因为这两个人对张绍轩（张勋）都说不出硬话来。能够阻止张勋带兵晋京的只有段芝老（段祺瑞）。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解决时局的唯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利用段以抵制张勋的一个救急的办法。瞿瀛认为这个办法不好办，因为仅在半个月之内。由罢免段而起用段，转变得太快，将使总统无地自容。张说：“今天的问题，不是争面子、闹意气的问题，而是民国存亡的问题。”这一说，瞿瀛也就同意，匆忙地赶回北京，向黎报告。

　　黎在万分紧迫情势中找到身边寥寥可数的几个幕僚研究。有人十分气忿地说：“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恶嘴脸！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进行复辟！即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不能让姓段的再来欺负总统！”黎又被这一说打动，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

　　9日，张勋没有等待黎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这是公开向黎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之前，黎采纳了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切的是退张勋的兵。因此，黎急如星火地电令在天津的夏寿康去找李经羲，请他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果然李不敢向张勋说硬话，反而请夏寿康转告黎：“张绍轩想进行复辟是不可否认，也不必讳言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他还认为现在不是进行复辟的适当时期，现在他的目的在于解散国会。总统以礼貌接待他，同时接受他的意见，据我的观察，绍轩是一个血性男子，他一定会支持总统的。”

　　黎立刻吩咐把公府大礼堂粉饰一新，并加意布置，准备以此为张勋晋京后的行馆。公府大礼堂以前从不招待贵宾，只曾招待过副总统冯国璋一次。同时，他又召集公府的外国顾问研究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问题。黎的目的是想在违宪之中找出一个不违宪的新解释来。在袁世凯当权时期首先建议采行君主立宪制，并且首先向袁自称外臣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说：“《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并不违法。”

　　黎的“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的决心已有所转变，认为解散国会事小，清室复辟事大，两害相权，当取其轻。现在既然找到了解散国会并不违法的新解释，他就下了解散国会的决心。他没有懂得也不会懂得解散国会就是取消共和制度，为清室复辟铺平道路。此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国务总理来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因为未经总理副署的命令是违反《约法》的。

　　在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实践其以全力担保维持北京治安的诺言了。9日晚间，他自动地搬到公府来下榻，表示其与总统共生死的决心。10日黎派他去找代理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伍一口拒绝。王鉴于问题没有解决，祸事快要临头，就偷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国会解散问题，只存在谁来副署这个命令。在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未就职以前，这个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是合法的。但是伍以前肯出面来代理总理，就是为了帮助总统对段进行斗争。现在总统竟然不惜解散国会，甘于向暴力屈膝，伍自然不肯盲目服从了。

　　张勋的最后限期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是没有发表，气得他在天津跳脚骂人，吓得在北京的黎元洪心慌意乱。11日，黎无可奈何地再请伍到公府来，想劝他以民国为重，副署这道命令，但是伍称病不肯来。此时便有刚由天津回京的夏寿康向黎出主意的以提拔伍朝枢（伍廷芳之子，任外交部参事）为外交次长作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代价。伍听了这句话，认为侮辱人格，表示断不接受。

　　黎只得又派夏寿康到天津向张勋解释：“不是我不肯解散国会，而是没有人肯副署这道命令。”

　　张勋知道伍不肯副署命令，便派人前往恐吓，如果再表示拒绝，将以激烈手段对付。可是这个督军团大盟主的赫赫威风，在这位年老多病、两耳失聪的老博士面前，没有一点作用。

　　张勋便又转过来向总统的专使大发雷霆说：“我不管副署的事情，没有人副署也得下命令，不得借词推托。”他显然忘记了仅在半个月之前，督军团就是假口总统没有经过内阁总理副署直接发布命令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因而宣布独立的；而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认为违法的命令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黎只得继续负起责任来去找副署命令的人。他自己不便再出面，便找王士珍、江朝宗去见伍，劝他看在私人感情份上，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这道命令。伍回答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江劝他说：“即使不为总统，即为个人安全，秩老也还是副署的好。”伍听了并不生气，却心平气和地用自己的一套灵魂学理论向他喋喋不休：“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是一死而已，但是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却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江说他不动，急得跪下来向他磕头，哀求他副署这道命令，伍闭起眼睛不再说话。这样，由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就完全断绝了。

　　在天津，夏寿康奉了黎的命令，手里拿着一道空白命令纸到处乱找人。想找一个国务总理签名。他找到了李经羲，李敬谢不敏：“我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他又找到了段祺瑞，段似理不理地说：“我已经下了台，没有副署命令的职权。”夏显然没有顾及仅在半个月之前，黎已经有命令免去了段的内阁总理，而段也显然忘记了他到天津后仍然自居为合法总理，不承认总统的免职是有效的。

　　12日，被迫得走头无路的黎只得请王士珍以平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王答以“无此职权，无此先例。”黎说：“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权且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这道命令吧。”王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样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黎说：“不要再谈辞职出京的话了，要走我们大家走！”

　　这样，由李经羲、段祺瑞或王士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也都完全断绝了。

　　12日晚间，天津传来的消息说，张勋已经不能再等待，当天晚上如果命令不发表，他就带队回徐州，独立各省军队自由行动，他将不过问。事实上，张勋正在因为命令未发表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督军团讥诮他带领大队人马吓不倒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而如果回到徐州，就是自动地解北京政府之围。但是已经吓破了胆的黎总统既怕他到北京来，又怕他回徐州去，既怕张牙舞爪的督军团，又怕装腔作势的调人。12日公府的紧急会议一直讨论到13日晨3时半，参加会议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和由天津回来的夏寿康等，面面相觑，计论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直到大家感觉到万分疲劳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站起来义形于色地说：“好，我就来替总统解围，副署这道命令吧！”说话的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步军统领怎样能够副署总统的命令呢？幸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有人肯副署命令，就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派为代理国务总理而使这道命令合理化。因此，黎好像绝处逢生一样，一连发表了派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和解散国会的两道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填写12日的日期，但是发布时天已大明。命令说：

　　“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这道解散国会的命令，当然由江朝宗副署了。江虽已副署，也恐为此招忧，特通电自解道：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同一天黎通电全国，解释自己的苦衷：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死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馆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于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这道命令发表后，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

　　“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6年6月13日，张勋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

　　“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张勋邀李经羲到段宅，请段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婉词谢绝，张勋又到徐世昌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密谈。密谈的内容是商量复辟。据外间所传，徐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他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勋回寓后，曾把会谈的情形告诉来访的一些复辟派分子。刘廷琛听了大笑说：“此人真不愧为活曹操”。张勋原来是很敬重徐世昌的，但是这次识破了他的底细，一会儿想做民国的大元师，一会儿又想做“大清帝国”的摄政王和“清朝国丈”，因此由敬重的心理转变为鄙视的心理。

　　6月14日下午3时，张勋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乘专车到北京。黎派丁槐、钮传善、方枢为代表，到站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用黄土铺在地上，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上和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逐行人，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4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一切外国人却不在此限。黎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专使，第二次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北京市民从门角弯里偷看“张大帅”，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脑后垂有大辫，身穿纱袍，套以佛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穿乌缎鞋。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

　　张勋晋京的一天，伍廷芳父子悄然离开北京。

　　张勋的架子真大，到京的当天并不谒见那个望眼欲穿的总统，虽然公府正在悬灯结彩等候着他。15日晨，黎派夏寿康、钮传善到南河沿张宅面邀。一直到9时，张勋才乘汽车出门，先访王士珍，后到总统府。黎备有丰盛的筵席与张勋共进午餐，并邀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作陪。张勋在宴会上用书面提出解散国会以外的解决时局办法五条：

　　一、组织责任内阁；二、召集宪法会议；三、改良国会规制，减少议员名额；四、赦免政治旧犯；五、摒退公府佥壬。

　　此时黎已经失去了抵抗，就在条文上亲笔批明：“交院分别办理”。张勋还在口头上补提了三个条件：

　　一、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二、请订孔教为国教；

　　三、请批准定武军（辫子军）增招军队二十营。

　　关于制宪问题，张勋主张援引民国元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例，由各省推派代表二人，组织宪法会议。黎也向他反提了四个条件：

　　一、独立各省取消独立；二、天津总参谋处撤销；三、各省军队撤回原防；四、各省不得扣留中央税款。

　　张勋变成北京政府的新主人，他在谒黎后通电独立各省说：

　　“入都后，折衷各方意见，条举磋商，如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额数、赦免政治旧犯、摒退公府佥壬等事，均蒙主座批准。……各省宣告脱离之始，所提条件虽有不同，而其大端要不外乎此数者。今者既经解决，则收束军事，亟应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其军队已出发者，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布署稍定，亦当率队归徐。”

　　同一天，王士珍、张勋、江朝宗三人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请其劝告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示拥护李内阁的态度，康有为也同时通电独立各省劝其取消独立。电报中称赞14省督军呈请解散国会为“大有功于民国”。电报愤慨地说：“大总统以解散国会为惭德，伍总长以坚不副署为守法，各报几以解散国会为不道，南方各省欲借解散国会兴师讨罪，震惊全国。岂忘国会之万恶，而暴民应专制以亡国乎？”他又否定《临时约法》应当继续遵守。电报说：“《约法》非吾四万万之民意也，不过十七省都督之代表以兵力强为之。今十四省督军以兵力散之，出尔反尔，乃其宜也。”

　　16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偕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到清宫，由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导入养心殿谒见溥仪。张勋行跪拜大礼，自称奴才恭叩圣安。溥仪赐坐，赏以紫禁城骑马，四个皇妃也都到养心殿来和他接谈。溥仪赐宴，并赏以古磁及名画多件。接着又到东交民巷遍访各国公使，日本林公使设宴予以招待。

　　张勋到北京的这天，也正是他的八面威风发展到最高峰的一天。从这天起，他的威风开始逐步下降，根据徐州会议的决定，对于一切有关国家大计的问题，得由大盟主全权处理，事后再以文电通告有关各省。张勋到北京后，就是以大盟主的资格对有关各省发号施令。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此。以前无论袁世凯或者段祺瑞当权的时期，都把各省军阀当作天之骄子，遇事要和他们商量，不商量就行不通，因此养成了各省军阀人人目空一切。袁、段都是北洋派的领袖，尚且如此迁就，张勋何物能够自居于各省军阀之上而向之发号施令；督军团里面有段派，也有冯派，此外大小头目也没有真正甘心充当张勋奴才的人。在督军团向黎进攻的时候，必须推出一个人来出面，张勋才得风云一时，现在黎的抵抗力已经不存在，而这个大盟主还要独断独行，大家岂能容忍？

　　张勋与各省之间，首先在内阁问题上发生矛盾。李经羲内阁是张勋一个人所支持的，段、冯两派都不喜欢这个内阁。李所定的阁员名单，外交梁敦彦，内务袁乃宽，陆军雷震春，财政张镇芳，海军萨镇冰，教育蔡儒楷，农商李盛铎，司法钱能训，交通杨士琦。其中大部分为洪宪帝制派和复辟派。张勋原拟提出著名的前清遗老劳乃宣为内务总长，由于劳的政治色彩太浓，才改提袁乃宽。这张名单实际上不是李经羲定的，以前张勋推戴徐世昌组织内阁的时候，就曾替徐开出一张阁员名单，那张名单和这张名单的内容完全相同。

　　这时督军团还不便公然与张勋正面争吵，就借题反对这个张冠李戴的内阁。张作霖发表盐电，竟说李经羲不肯副署解散国会命令是与南方有了勾结，因此建议仍推段组织内阁。曹锟发表咸电，建议组织统一军权的军人内阁。他认为：“芝老刻难复出，菊老更不问事”，主张“敦劝聘老担任组阁”。阎锡山发表删电，张怀芝发表咸电，杨善德发表删电，一致主张聘老组阁。

　　北洋习惯，每一个新内阁产生，必须有各省军阀来电致贺，才能保证这个内阁不致夭折。李内阁所接到的都是一些劝退的电报，因此不敢就职。张勋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每天忙于拍发电报，派遣代表，疏通督军团支持李内阁。过去这些工作都是由黎来进行的，但是此时的中央已经不是黎的中央，他也乐得置身事外。张勋尽力疏通毫无效果，相反，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联名劝李不要登台，不如“适性烟霞，优乐自得”。此外，李还接到章炳麟的电报，骂他“引寇入都，扰乱法纪，如崔胤之召朱温。名为总理，实是副官。”

　　张勋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苦味。他暴跳如雷地向人发火说：“反对李内阁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造反！谁敢造反，我就打谁。”他口中的中央就是他自己的中央。两张之间（张勋和张作霖）也发生了很大裂痕。以前张作霖称呼张勋为张徐州，对张徐州特别恭顺。只因张勋收容了由奉天逃出来的张作霖的叛将汤玉麟，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张勋索性把与张作霖势不两立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也召到北京来，引为复辟的助手。

　　由于督军团对内阁问题意见分歧，张勋也无所措手，因此他建议组织一个六巨头的元老院以总揽国政，为内阁以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元老受总统聘请，张勋拟就的六巨头名单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陆荣廷和他自己。根据这张名单，除了王士珍外，没有一位在北京。

　　于是，他又联同王士珍发出铣电替李内阁作最后的疏通。17日冯国璋、田中玉、杨善德、赵倜都回电说对内阁问题无意见；张作霖复电亦不坚持己见；王占元、郭宗熙也都回电表示赞成。倪嗣冲、张怀芝仍然反对李内阁，张怀芝还请各省联名电劝李经羲退避贤路。

　　督军团在内阁问题上对张勋表示反抗，但是取消独立的条件总算履行了。倪嗣冲、赵倜、曹锟、陈树藩、李长泰于19日宣布取消独立，张作霖、杨善德、阎锡山、张怀芝于20日取消独立，许兰洲、张敬尧于21日取消独立，李厚基、张广建于22日取消独立，天津总参谋处于21日宣布撤销。他们在通电中又把总统说得宽厚仁明，请求严加处分，以昭炯戒。张广建除请罪外，还另有电报建议召集“全国宏博议宪会”，作为代替国会的制宪机关，由国务院及各省督军、省长推荐宏博之士，每省两三人，并且指名徐世昌、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章炳麟、蔡元培、严复、夏曾佑、马其昶、汪兆铭、章士钊“均堪入选”。

　　就在督军团取消独立的时候，两广宣告自主。

　　此时督军团虽然并不表示拥护李内阁，但是反对李内阁的浪潮已在逐步减退，还有一部分督军经过王士珍的疏通，表示了默认李内阁的态度。北京独立各省已经取消独立，各省出兵直捣幽燕的危机已不存在。两广虽号称自主，一则两广距离北京很远，二则自主在程度上与独立有所区别，并且控制两广的桂系军阀领袖陆荣廷还与李经羲直接通电，措词非常温和，并不反对他出面来组织内阁。因此，李经羲认为时局已趋稳定，乃于24日发表以王士珍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而自兼财政总长。25日，李经羲这个畏首畏尾不肯登场的内阁总理终于通电宣布就职，他在通电中声明任职仅以三个月为期。

　　李鉴于上次所提的阁员名单不受各方欢迎，准备另外组成一个能够叫座的第一流人才内阁，其中有赵尔巽的内务总长，严修的教育总长，张謇的农商总长，汪大燮的交通总长，汤化龙的司法总长。可是那些名流们怎样会肯在这个时候跳火坑。李在电文中用“佛入地狱”的字眼，极力敦劝那些名流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出山救世”。张謇回答说：“果佛也，然后可入地狱，公奈何预约短期作佛，而又强非佛者同入地狱？地狱沉沉，愿入者多。謇薄劣衰退，无此宏愿。”严修回答说：“山居八年，敬谢不敏。”赵尔巽没有回答，他的家里人代回答说：“次帅往游泰山，电报无法代转。”

　　李既然不能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只得找到一些肯跳火坑的次等名流加入内阁，29日任命江庸署理司法总长、李盛铎署理农商总长、龙建章署理交通总长。但这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内阁。在李物色阁员受到各方的冷淡回答时，北方各省仍然推重王士珍组阁。此时张勋别有所图，也不再愿意为内阁问题与督军团争吵不休了。他有电回答督军团说：

　　“诸公敦劝聘老，何啻再三，而金石之诚，竟不可转。聘老不担任，勋不得而强之，犹之仲仙（李）自欲担任，勋亦不得而阻之。仲仙今就职矣，此时无论推举何人，亦谁肯横身插入？勋对此席毫无成心，凡我同胞；当能共谅。”

　　这个电报竟不为李稍留余地。

源济

一一五、复辟闹剧

　　民国6年6月28日由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三等客座中，来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农夫，在北京车站下车，用大蒲扇遮着自己的脸，匆匆地迈步出了车站，站外有四个辫子兵恭恭敬敬地迎接他，请他上了一部马车，马车得得地把他载进南河沿张辫帅公馆，他一进门，辫帅就传令出来，不见任何客人。这位老农夫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维新派领袖、保皇党党魁康有为。他在张宅和张勋密谈后，就乘人力车往西砖胡同的法源寺，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以为如此秘密。无人会知道他偷入北京，怎知第二天一早，黎元洪就知道了，派人来请他到公府一谈，他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大吃一惊，推托说风尘劳顿，改日晋谒。

　　康有为本在上海，他早已和张勋的幕僚长万绳栻有密电往来。他在上海时，正在草拟“宣统皇帝”的复位诏书，忽然接到万自北京来电，催他火速赴京，他乃剃去了胡须，化装成农夫模样，搭乘三等车由津浦路北上，随行的有沈曾植和王乃澂。

　　30日傍晚，张勋偕复辟派陈宝琛、刘延琛两人偷偷地溜进了清宫，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会议完毕后，张勋从容不迫地前往参加迎宾馆宴会，然后再赴江西会馆的堂会，这是江西同乡为了欢迎同乡上将军，请了北京的名伶大会串，张到达时已是夜晚11时，他好整以暇地问梅兰芳的戏何时上场，主人问招待员，招待员说要黎明4时上场，张即命提前于12时上演。待梅的戏演完后，张即站起身来，拱手告辞，乘车回寓。返抵张宅，立即命人分途邀请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和吴炳湘来寓会商要公。

　　步军统领江朝宗这晚上接二连三地接到安定门和西直门守城兵士的电话，报告辫子兵在叫城开门。江感到有点不妙，命令守军不许开门。电话挂上，他想找王士珍请示，怎知王已深夜来访，这位平素很有修养的北洋大将，今晚也慌了手脚，只说：“复辟就在顷刻”一句话，江主张立即去报告黎元洪，可是还来不及动身，就驶来了一部汽车，车中走出一个副官模样的人，拿了雷震春和张镇芳的名片，“请王大人和江大人到大帅公馆，有紧急要事待商。”巧不巧，近畿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和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也都举着慌乱的脚步来了，还来不及开口，就被一并请上汽车，陈、李还待反对，又有一部汽车驶到，下来了四名全副武装的军官，说是奉大帅的命令来催驾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李进才只好目瞪口呆，身不由主地上了车。

　　两部车疾驰而至张勋寓所，只见灯火辉煌，屋前屋后都站满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辫子兵，一个个都像凶神恶煞的门神，完全是戏台上的鸿门宴。王、江、陈、李四位大人就这样如痴如呆地被请了进去。

　　王士珍等进入张宅内室，只见张勋、万绳栻、雷震春、张镇芳和辫子兵吴、刘两个旅长都坐在里面。张勋见到来客，只淡淡地挥手请他们就座，面孔很难看，不屑地望着江朝宗，厉声说：“你为什么不开城门？”江战栗地答说：“没有陆军总长的命令，不到时候，不能开城。”张立即转过头来问王：“那么聘老怎么办呢？”王乃命江朝宗立刻用电话通知守城部队开城门，于是，辫子兵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城。正在这时，李经羲赶到张宅要见大帅，张摇头说没有时间，不让他进来，然后大声地说：“今天马上就要迎接皇帝复位，你们有不赞成的，都不许走。”一边说一边叫备车，然后就拉王士珍和江朝宗与自己同坐一车，余人分乘两车，驰进了清宫，这时是7月1日凌晨3时左右。

　　正戏上场了，我们且抄溥仪回忆录一段：

　　“阴历五月十三日这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口：‘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贴，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与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让我明白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回到养心殿，又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折上写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他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听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奏请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说好了，现在我该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

　　张勋下去之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

　　后来奏事太监拿了一堆已写好的‘上谕’。头一天一气下了七道‘上谕’。

　　……………”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有办法，只得由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有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

　　张勋、康有为、瞿鸿禨、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顾瑗、万绳栻等数十人合辞上奏，请清逊帝溥仪复辟全文：

　　“奏为国本动摇，人心思旧，谨合辞吁请复辟，以拯生灵，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经国以纲纪为先，救时以根本为重。我朝开基忠厚，圣圣相承。主教则首尚人伦，敷政则勤求民隐，是以皇灵赫濯，敬者怀若帝天，化泽涵濡，爱者戴如父母，虽经鬓捻寇氛之厄，幸赖二三大臣效忠疆场，用能削平祸乱，弼我丕基。盖仁泽入人既深，而王纲又足以维系之也。廿载以来，学者醉心欧化，奸民结集潢池，两者相资，遂成辛亥之变。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荣，罹万民于涂炭，勉徇所请，诏设临时政府，原冀惠安黎庶，止息干戈，岂意根本动摇，竟以安民之心，助彼厉民之虐。彼时臣勋、臣国璋等，孤军血战，莫克回天；臣嗣冲、臣怀芝等，虽力遏妖氛，卒难荡决。贻忧君国，寝馈难安，忠愤填胸，积年成疾，然不敢不仰承庙略，悻冀升平。蒙难艰贞，于兹七载。乃共和实行以后，上下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贪济暴，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迄无宁岁，苍黎凋敝，逃死无门，此实非孝定景皇后逊政之初心，我皇上所当收回政权，实行安民，以仰承先志者也。

　　臣等伏查列强之世，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此义近为各国所主张，尤深合吾民之心理，以中国之皇王神圣，代有留贻，规复典章，易于反掌。而我皇上，英姿天挺；圣学日昭，虽在冲龄，睿逾往圣。况当机限之运，曾无匕鬯之惊，天殆默佑圣躬，以宏济艰难，俾延无疆之祚，而吾民迭婴荼毒，尤徯后以来苏。臣等蒿目时艰，痛心天祸，外察各国旁观之论，内审民国真实之情，靡不谓共和政体，不适吾民，实不能复以四兆人民敲骨吸髓之余生，供数十政客毁瓦画墁之儿戏。非后何戴，穷则呼天。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谨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复御宸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臣等内外军民，誓共效命，竭忠保卫皇室。伏恳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请，天下幸甚。所有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吁请复辟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随后废帝溥仪颁布了康有为拟定的复位上谕一通：

　　“朕不幸，以四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灵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革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征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至十余万万，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困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者。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彷徨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体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为国势阽危，人心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灵各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谰言，遂置生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绝，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自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留一息命脉，庶几存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一）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

　　（一）凛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一）实行融化满清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俗易婚等事，并着所司条议具奏。

　　（一）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厘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各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一）民国所行印花税一事，应即废止，以舒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减。

　　（一）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事为准。

　　（一）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

　　（一）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

　　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览临之。将此通谕知之。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内阁议政大臣张勋。”

　　复辟后张勋有一通电，宣告中外：

　　“自顷政象谲奇，中原鼎沸，蒙兵未解，南耗旋惊，政府几等赘旒，疲氓迄无安枕。怵内讧之孔亟，虞外务之纷乘，全国漂摇，靡知所届。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既同处厝火积薪之会，当愈厉挥戈返日之忠，不敢不掬此血诚，为天下正言以告。

　　溯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驯至昌言废孔，立召神恫，悖礼害群，率由兽行，以故道德沦丧，法度凌夷，匪党纵横，饿莩载道。一农之产，既厄于讹诈，复厄于诛求；一商之资，非耗于官捐，即耗于盗劫。凡在位者，略吞贿赂，交济其奸，名为国民，而不知有民，称为民国，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即此次政争伊始，不过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纪纲稍振之时，焉有轇轕不解之虑？乃竟兵连方镇，险象环生，一二日间，弥漫大地。迄今内蒙独立，尚未取消，西南乱机，时虞窃发，国会虽经解散，政府久听虚悬，总理既为内外所不承认，仍即靦然通告就职，政令所及，不出都门，于是退职议员，公诋总统之言为伪令，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且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权利所在，人怀幸心，而选举之期，又仅以五年为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统，则一小乱，选举无已时，乱亦无已时，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利病皎然，何能曲讳？

　　或有谓国体既改共和，倘轻予更张，恐滋纷扰，不若拥护现任总统，或另选继任总统之为便者。不知总统违法之说，已为天下诟病之资，声誉既隳，威信亦失，强为拥护，终不自安。倘日后迫以陷险之机，曷若目前完其全身之术？爱人以德，取害从轻，自不必佯予推崇，转伤忠厚。至若另行推选，克期继任，讵敢谓海内魁硕，并世绝无其人？然在位者地丑德齐，莫能相下；在野者资轻力薄，孰愿率从？纵欲别拣元良，一时亦难其选。盖总统之职，位高权重，有其才而无其德，往者已时蓄野心，有其德而无其才，继者乃徒供牵鼻，重以南北趋向，不无异同，选在北者则南争，选在南者则北争，争端相寻，而国已非其国矣。默察时势人情，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中国本为数千年君主之制，圣贤继踵，代有留贻，制治之方，较各国为尤顺，然则为时势计，莫如规复君主，为名教计，更莫如推戴旧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

　　伏思大清忠厚开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远迈汉唐二祖七宗。以圣继圣我圣祖仁皇帝圣神文武，冠绝古今，历传至我德宗景皇帝，时势多艰，忧勤尤亟，试考史宬载笔，历朝爱民之政，如普免钱粮，叠颁内帑，多为旷古所无，即至辛亥用兵，孝定景皇后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仁慈至意，渝浃人心，海内喁喁，讴思不已。前者朝廷逊政，另置临时政府，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况我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无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拔乱反正之功。祖泽灵长，于兹益显。勋等枕戈厉志，六载于兹，横览中原，陆沉滋惧，此次猝逢时变，来会上京，窃以为暂偷一日之安，自不如速定万年之计，业已熟商内外文武，众议佥同，谨于本日合词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庶几上有以仰慰列圣之灵，下有以俯慰群生之望。风声所树，海内景从。凡我同袍，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国难方殷，时乎不再，及今淬厉，尚有可为。本群下尊王爱国之至心，定大清国阜民康之鸿业。凡百君子，当共鉴之。”

　　这个电报除由张勋领衔外，列名者还有王士珍、江朝宗和京畿军警长官14人。这些人当然都是被张勋硬拉上去的。这个电报与宣告复辟的第一道伪谕都出自康有为的手笔。这个电报荒谬绝伦是不用说的了，其中关于总统违法的一种说法，却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因为所谓违法是指解散国会而言，而解散国会正是出自张勋的威胁。如此着笔，正是供认他不久以前威胁黎解散国会，其目的在于打击黎的威信，而黎的威信既失，就不能安于其位，其结果只能采取复辟之一途。这本来是徐州会议早先预定的阴谋。可是阴谋家自己揭破自己的阴谋，在历史上实在是少有的。

　　复辟本来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所以张勋认为发出这个电报，参加徐州会议的督军团都会响应盟主的号召，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张勋认为北洋军阀无论对袁对段，对国会问题或者对外交问题，都是无所用心，只要他们的权力地位有了保障，是不会不跟着盟主走的。

源济

一一六、伪谕、伪官

　　复辟宣布后即改五色旗为黄龙旗。官制仍照宣统元年官制。即日以上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度支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王士珍参谋部大臣，徐世昌弼德院院长，康有为副院长。

　　又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冯国璋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两广总督，曹锟直隶巡抚，齐耀琳江苏巡抚，张怀芝山东巡抚，阎锡山山西巡抚，赵倜河南巡抚，李纯江西巡抚、谭延闿湖南巡抚，杨善德浙江巡抚，陈炳焜广东巡抚，谭浩明广西巡抚，王占元湖北巡抚，李厚基福建巡抚，唐继尧云南巡抚，刘显世贵州巡抚，杨增新新疆巡抚，张广建甘肃巡抚，张作霖奉天巡抚、孟恩远吉林巡抚、许兰洲黑龙江巡抚，刘存厚四川巡抚，陈树藩陕西巡抚，田中玉察哈尔巡抚，王廷桢江北提督，卢永祥江南提督，张敬尧长江水师提督。

　　7月2日又授瞿鸿禨，升允为大学士，冯国璋、陆荣廷为参预政务大臣，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劳乃宣法部尚书，詹天佑邮传部尚书，黄桑诺尔布理藩部尚书，张曾敭为都察院都察御史，胡思敬、温肃副都察御史，龙济光广东水师提督，吴光新湖南提督。

　　7月3日豁免宣统九年前民间旧欠钱粮。授陈光远为直隶提督，范国璋浙江提督，蔡成勋福建提督，逵寿为理藩部左侍郎，顾瑗为右侍郎。李进才为陆军部副都统，并派充京师军警总执法处督办。刘金标为陆军第十三师师长，李得胜为陆军步队第二十五旅旅长。

　　7月4日谕各省督抚，每省推举三人来京，筹议宪法国会。授徐世昌为太傅，张人骏、周馥为协办大学士、岑春煊、赵尔巽、陈夔龙、吕海环、邹嘉来、张英麟、铁良、吴郁生、冯煦、朱祖谋、胡建枢、安维骏、王宝田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马安良为甘肃提督，马福祥为固原提督，陆锦为陆军部左丞，刘恩源右丞，吴兆毅左参议，韩运章右参议。

　　7月5日授方枢为内阁法制局局长，郭则沄为诠叙局局长，吴廷燮为统计局局长，吴笈孙为印铸局局长，梁用弧为邮传部左丞，劳之常右丞。熙彦为马兰镇总兵。

　　7月6日谕徐世昌以太傅大学士辅政，张镇芳兼盐务署督办，梁敦彦暂行兼署邮传部尚书，派孙宝琦充督办税务大臣，蔡廷干充帮办税务大臣，严璩署理盐务署署长，兼稽核所总办。授张茂炯为中国银行正监督，曹锐副监督。马兰镇总兵熙彦兼管内务大臣事务。

　　7月7日授吴钱孙为民政部左丞，张敬修右丞。吴学廉为度支部左参议，宋名璋右参议。

　　7月8日准张勋开去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各差缺。准度支部尚书张镇芳开缺，以钱寿枏暂行代理。准度支部右侍郎黄承恩开缺。

　　当张勋在清宫中宣布复辟后，乃指定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梁鼎芬为清室代表，李庆璋为自己代表前往总统府逼迫黎元洪退位，并在已经拟好的奉还大政奏折上签名盖章，黎忿忿地说：“我召张定武入京，难道是叫他来复辟的吗？”梁鼎芬乃侃侃而谈天命人归，敦促黎元洪归还先朝旧物。黎老毛病又发了，像木头人一样，既不动笔签名，又不开口说话，他轻蔑地瞥了王士珍一眼，王惭愧地低下了头。梁鼎芬继续劝退，黎实在忍不住了，才开口说：“你是什么人？我不要和你说话。”说完索性把眼睛也闭上了。

　　梁鼎芬是什么人？他是溥仪的老师，又是黎元洪的儿女亲家，是死硬派遗老。他自以为可以向黎劝退，不料碰了一大鼻子灰，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回到故宫，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帝师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便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到毓庆宫见溥仪。陈宝琛竟荒谬地请“皇上”赚黎元洪自尽。这当然只是一句话，如果成了命令则太荒唐了。

　　不过，“皇帝”的第二道伪谕却是“锡封”黎元洪为一等公，伪谕：

　　“黎元洪奏称，前因兵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沥陈改建共和诸弊害，奏请复临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览奏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杯，归政尤明大义，厥功甚伟，深孚朕心。着锡封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钦承朕命，永荷天麻。”

　　黎元洪当然没有接受伪命，他在复辟事变后，立即发出三通电报，命各省迅即出师讨贼。

　　第一电云：“本日张巡阅使率兵入城，实行复辟。断绝交通，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元洪严词拒绝，誓不承认，副总统等拥护共和，当必有善后之策。”

　　第二电云：“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清帝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借免误会。”

　　第三电云：“国家不幸，患难相寻。前因牢法争持，致启兵端。安徽督军张勋，愿任调停之责，由国务院总理李经羲主张，招致入京，共商国是。甫至天津，首请解散国会。在京各员，屡次声称，保全国家统一起见，委曲相从，刻正组织内阁，期速完成，以图补救。不料昨晚十二点钟，突接报告，张勋主张复辟，先将电报局派兵占领。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面称：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等语。当经痛加斥责，逐出府外。风闻彼等已发通电数道，何人名义，内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人。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设之邦基，及世界承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时局至此，诸公夙怀爱国，远过元洪。伫望迅即出师，共图讨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救危亡。无任迫切，临电涕泣，不知所云。”

　　以上三通电报，因当时北京电报局都被张勋派兵把守，特派金永炎持往上海拍发。

　　7月1日傍晚，总统府仍然飘扬着五色旗（当时民国的国旗），这是北京城内仅有的一面国旗。

　　张勋对黎的反抗性估计不足，7月1日到2日上午，黎的对外活动并未完全受到限制。他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段举兵讨伐叛逆，派府秘书覃寿衡把命令送到天津去，同时在天津发出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

　　黎电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电：

　　“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不德，统御无方，负疚国民，饮痛何极。都中情形，日益险恶，元洪既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我公同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代行大总统职务。目前交通梗绝，印绶赍送，深虞艰阻。现已任命段芝泉为国务总理，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此后一切救国大计，请我公与芝泉协力进行，事机危迫，我公义无旁贷。临电翘企，不尽区区。”

　　黎免国务总理李经羲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电：

　　“此次政变猝生，元洪负疚民国，哀痛何已。于冬（二）日将任段芝泉（祺瑞字）总理国事，并电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副总统未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所有印信文件，业经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并设法转送副座，呈请接收。再顷者公府卫队猝被撤换，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医院。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请诸君商承冯副总统、段总理合力进行。”

　　7月2日，张勋才派人通告黎，限于24小时之内迁出公府。北京外交团知道这消息，当天英、日、美、法、俄各国公使就在荷兰公使馆举行会议，决定对复辟问题暂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对中国总统的安全问题，公推荷兰公使以非正式手续警告伪外交部，不得加以伤害，并须加意保护。因此，张勋就不敢公然派兵驱逐黎出府，仅于3日调换了公府的卫队，加强了对黎的监视。

　　当公府调换卫队的时候，黎与留在公府的少数幕僚举行紧急会谈，决定在卫队交替的忙乱时期，冒险离开公府。他们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转移目标的方法，就是由公府侍从武官唐仲寅中将伪装为总统，乘坐总统的汽车出发，黎却扮作普通职员的模样，与秘书刘钟秀等乘坐蒋作宾的汽车出发，约定在法国医院集合。当黎到达法国医院时，因为没有医生签字的入院证，医院拒绝收留，黎等一行只得转往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少将的官舍栖身。

　　7月3日，日本公使馆发表如下的通电：

　　“7月2日午后九时半，黎大总统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区域内之武官斋藤少将官舍。日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并为顾及国际道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区域内之营房暂充黎大总统居所。黎大总统在日使馆时期内，绝对不许作政治活动。”

源济

一一七、段祺瑞马厂誓师

　　黎元洪的密使覃寿衡到了天津，先找到张国淦，把黎的命令交给张，请张相机行事。张立刻袖了去见段，他不先把黎的命令拿给段，却先劝段赶快部署讨伐张勋，段说：“我用什么名义来号召呢？”张于是乘机把黎的命令拿出，段一看到黎元洪三字，立刻就沉下了脸，气冲冲地说：“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张见段很激动，乃慢吞吞地说：“他今天仍然还是总统，张勋叛逆我们要号召军队讨伐他，如果我们不依正轨而行，不接受总统命令，行使合法职权，其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军人推戴，乱平后大家恃功而骄，岂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何况所能取得的军人拥戴，不过是北方几省，西南方面仍是承认黎总统，一定不予支持，所以意气之争一定要平息，仍应承认黎为合法总统，使您的任命合法。”张国淦这番话说动了段。于是段接见了黎的密使，也接受了黎的命令。

　　段受命出山“勤王”后，立即部署一切。虽然徐树铮等都主张段在事前放纵张勋搞复辟，迨其举事，然后自己以再造共和及再造民国为己任，可是却没有拿出一个具体办法来，所以张勋复辟后，段对于他要对张勋用兵，却没有详细的计划。他第一着想就近找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请他们协助讨逆，不料这两个人认为段已失势，所以不理段。于是段便想自己去南京找冯国璋共商讨伐张勋，有人也认为不可行，第一兵贵神速，如果时间一拖，参加复辟的人员一多，局势便难控制了，找冯等于找远水来救近火；第二冯的态度尚不可知，如果冯附和复辟，岂不是自投罗网，变成了冯的政治俘虏；第三此行如果顺利，说动冯讨逆，则冯功居首，冯便成为北洋系的唯一领袖了。段一听大为感动，遂中止南行。

　　于是段和亲信智囊再三研究后，决定就近取材，从河北省京畿附近找军队，目标是驻马厂的第八师长李长泰部和驻廊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以这两支部队作为讨逆军的基本武力，同时和在保定的直隶督军曹锟连络。李长泰和冯玉祥在北洋军中都不是属于段派（皖系）的，而是比较接近直系的军队。他们平日和段关系很冷淡，于是段乃以名利摇动李、冯。李长泰最怕太太，段乃派人送钱给李的太太，把太太说服，由太太去命令她的“忠实丈夫”，果然李长泰乖乖地听话；而对冯玉祥则许以师长地位，冯也听命；对曹锟则许以未来副总统，曹正因为复辟后张勋把他降为直隶巡抚，由张勋自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而大感不快，所以他也答应参加讨伐张勋。

　　段在进行军事组织时，外交上遭遇到一点困难，原来根据《辛丑条约》，天津附近20里是不许驻军的，这对于讨逆军很不方便，幸而和日本有密切关系，日本方面且派青木中将帮助段策划军事，借给军费100万元，同时日本公使在公使团会议中建议中国在讨逆时期，各国勉强同意中国军队有行军及运输的自由。7月2日晚9时，段祺瑞偕同梁启超等驰抵马厂，马厂在天津以南。当晚段分别和各将领密谈，进行说服和协调工作。7月3日上午8时第八师司令部举行组织讨逆军军事会议，会议中公举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慷慨誓师。段以急速行动组织了这个司令部，派段芝贵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以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为讨逆军总部参赞，靳云鹏为总参议。

　　段祺瑞在财政上除了日本支援以外，旧交通系也予以支持，曾在交通银行预借军饷200万元。

　　6年7月4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历考有史以来二十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思欲效法莽、卓，挟幼主以制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称改建共和，诸多弊害，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等语，擅发伪谕。横逆至此，中外震骇。若曰为国家耶，安有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之世者？其必酿成四海鼎沸，盖可断言。而各友邦之承认民国，于兹五年，今覆雨翻云，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则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为大戒，今兹之举，出于迫胁，天下共闻，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优待终古，既为旷古所无，岂可更置诸严墙，使其为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祺瑞罢斥以来，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惟念辛亥缔造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情义所在，守死不渝。诸公皆国之干城，各膺重寄，际兹奇变，义愤当同。为国家计，自必矢有死无贰之诚，为清室计，当久明爱人以德之义。复望戮力同心，戢兹大难，祺瑞虽衰，亦当执鞭以从其后也。敢布腹心，伏维鉴察。”

　　同日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发表“讨逆檄”，全文如下：

　　“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谨痛哭流涕申大义于天下曰：呜呼，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该逆出身灶养，行秽性顽，便佞希荣，渐跻显位。自入民国，阻兵要津，显抗国定之服章，焚索法外之饷糈，军焰凶横，行旅裹足，诛求无餍，私橐充盈，凡兹稔恶，天下共闻，值时多艰，久稽显戮。比以世变洊迫，政局小纷，阳托调停之名，明为篡窃之备，要挟总统，明令敦召，遂率其丑类，直犯京师。自其启行伊始，及驻京以来，屡次驰电宣言，犹以拥护共和为口实。逮国会既散，各军既退，忽背信誓，横造逆谋。据其所发表文件，一切托以上谕，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怀，再三胪举奏折，一若由于群情之拥戴，夷考事实，悉属愆当日是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瑜、瑾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该伪谕中，横捏我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之奏词，尤为可骇。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终始，两日以来，虽在樊笼，犹叠以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虽见幽，决不从命，责以速图光复，勿庸顾忌。我副总统一见伪谕，即赐驰电，谓被诬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则陆巡阅使联奏之虚构，亦不烦言而决。所谓奏折，所谓上谕，皆张勋及其凶党数人密室篝灯，构此空中楼阁，而公然腾诸官书，欺罔天下。自昔神奸巨盗，劝进之表，九锡之文，其优孟儿戏，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

　　该逆勋以不忘故主，谬托于忠爱。夫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然正惟怀感恩图报之诚，益当守爱人以德之训。昔人有言：长星劝汝一怀酒，世岂有万年天子哉。旷观史乘，迭兴迭仆者，几何代，几何姓矣，帝王之家，岂有一焉能得好结局。前清代有令辟，遗爱在民，在厚其报，使继续之者不复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优待条件，勒诸宪章，砺山带河，永永无极。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前清能永享殊荣，即食旧臣之报，仁至义尽，中外共钦。今谓必复辟而始谓忠耶？张勋食国民之禄，于兹六载，必今始忠，则前日之不忠敦甚？昔既不忠于先朝，今复不忠于民国。刘牢之一人三反，狗彘将不食矣！谓必复辟而始为爱耶？凡爱人者，必不忍陷人于危，以非我族类之嫌，丁一姓不再兴之运，处群治之世，而以一人为众矢之的，危孰甚焉！张勋虽有天魔之力，岂能翻历史成案，建设万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于再亡，及其再亡，欲求复有今日之条件，则安可得？岂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领，而清室子孙且无噍类矣。清室果何负于张勋，而必欲借手殄灭之而后快？岂惟民国之公敌，亦清室之大罪人也！

　　张勋伪谕，谓必建帝号，乃可为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张勋何人，乃敢妄谈政治。使帝制可以得良政治，则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观万国历史，变迁之迹，由帝制变共和而获治安者，既见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获治安者，未之前闻。法兰西三复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确立共和，国乃大定，而既扰攘八十年，国之元气，消耗尽矣。国体者，臂犹树之有根也，植树而屡摇其根，小则萎黄，大则枯死。故凡破坏国体者，皆召乱取亡之道也。防乱不给，救亡不赡，而曰吾将借此以改良政治，将谁欺，欺天乎？

　　复辟之贻害清室也如彼，不利于国家也如此。内之不特非清室自动，而孀妃耆博，且不胜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群公劝进，而比户编氓，各不相谋，而嗔目切齿。逆贼张勋，果何所为何所恃而出此？彼见其辫子军横行徐、兖，亦既数年，国人优容而隐忍之，自谓人莫敢谁何，乃起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以次铲除异己，广布心腹爪牙于各省，扫荡全国有教育、有纪律之军队，而使之受支配于彼之土匪军之下，然后设文网以坑贤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于彼股掌之上，及其时则取而代之耳。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男子矣！

　　祺瑞罢政旬月，幸获息肩，本思稍事潜修，不复与闻政事。忽遘此变，群情鼎沸，副总统及各督军、省长，驰电督责，相属于道，爱国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义之军侣，环集责备，义正词严。祺瑞抚躬循省，绕室彷徨，既久于奉职民国，不能视民国之覆亡，且曾筮仕于先朝，亦当救先朝之狼狈。谨于昨日夜分视师马厂，今晨开军官会议，六师之众，佥然同声，誓与共和并命，不共逆贼戴天。为谋行师指臂之便，谬推祺瑞为总司令，义之所在，不敢或辞，部署略完，克日入卫。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同胞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兵横行部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受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履及剑及，率先涌进，以为国民除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

　　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讨逆文件都是梁启超的手笔，梁启超的文章称为“笔端带有魅力”，在他讨逆檄文中，把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说成是“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因此，“除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

　　以前讨伐洪宪帝制时期，梁启超曾为军务院以及岑春煊、陆荣廷等写文章，同时为表现自己，也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这次为段写文章，当然也不肯埋没他自己，因此，他又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电中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武夫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这个通电发表，就有广西名流马君武打电报骂他说：

　　“复辟之事，张勋、康有为固为罪魁，倪嗣冲、梁启超辈尤为祸首。……民国成立以来，君（指梁）日以破坏《约法》、破坏国会为事。始则附和袁氏，以司法总长资格为贼划策，副署解散国会命令；及宠任既衰，乃叛而它去，托言护国，窃号名流。共和既复，君之行新《约法》、拥段为总统之策不能行，内阁总理、财政总长之梦不能达，乃教唆使党员日在议会捣乱，后欲借宣战问题，以行其攫权乱国之阴谋。及国民多数反对，君乃日往来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为起兵口实。督军叛国，君与汤化龙同为谋主。……叛国祸首，其罪维均。反对复辟，为国人心理所同。君等同为叛国逆贼，无发言资格。共和终当复活，国人不可屡欺，勿复多言，静候法律裁判可也。”

　　7月2日，那个就职不到十天的内阁总理李经羲化装为运煤工人，由北京逃往天津。

　　7月3日，程壁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讨伐复辟。

　　同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果然不出张国淦所料，他把握机会想领导恢复民国的主流，反对复辟，可惜南京距离北京太远，地理条件上不及天津。他的通电如下：

　　“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例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诸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处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鉴此心。乃安徽督军张勋，奉命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大兵围护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自称政务总长议政大臣。又捏造大总统与陆巡阅使暨国璋劝进之伪奏，进退百僚，行同儿戏。夫禅让之诏，优待之条，著在史书，传为佳话。今乃一切破坏之，玩国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自民国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国之承认，变更国体，是何等事。今以各国承认之民国，变而成为非国际团体之帝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骇人听闻，是谓不智。近年国家多故，天灾流行，金融滞塞，商民痛苦，正赖安居乐业，迄可小庥。乃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无穷，是谓不仁。保全元首，拥护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该督军亦电称不得别图拥戴。乃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藐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干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克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诸公忧国之忱，过于国璋，尚望慨赋同仇，各摅义愤。敢叶肝鬲，伫盼玉音。”

　　同时，他又拍电给段祺瑞，列举张勋八大罪状，要求和段联名申讨。冯、段遂联名发表了以下的通电：

　　“国运多厄，张勋造逆，国璋、祺瑞先后分别通电，声罪致讨，想尘清听。逆勋之罪，罄竹难书。服官民国，已历六年，群力构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坏，罪一；置清室于危地，致优待条件中止效力，辜负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师傅，誓死不从，勋胁以威，目无故主，罪三；拥幼冲玩诸股掌，袖发中旨，权逾莽、卓，罪四；与同舟坚约拥护共和，口血未干，卖友自绝，罪五；捏造大总统及国璋等奏折，思以强暴污人，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罪六；辫兵横行京邑，骚扰闾阎，复广募胡匪游痞，授以枪械，满布四门，陷京师于糜烂，罪七；以列强承认之民国，一旦破碎，致友邦愤怒惊疑，群谋干涉，罪八；凡此八罪，最为昭彰，其余稔恶，擢发难数。国璋忝膺重寄，国存与存，祺瑞虽在林泉，义难袖手。今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贼巢。凡我同袍，谅同义愤，伫盼云会，迅荡霾阴。国命重光，拜嘉何极！冯国璋、段祺瑞同电。”

　　由于南京和上海的实力派都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浙江督军杨善德也于3日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就在这一天，洪宪帝制祸首杨度也有通电反对复辟。但他的论点与众不同，只反对清室复辟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帝制。

　　洪宪帝制的另一祸首孙毓筠也有通电反对复辟。

　　有不少军阀在复辟改变时期，既不表示反对复辟的态度，又不表示赞成复辟的态度。他们力求先看清风向，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北京伪谕的当时，都曾吩咐电局暂勿公开，以免别人问及他的态度时难于置答。张作霖假日“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有人问湖南督军谭延闿的态度，谭只回答了“滑稽”两个字。

　　另外有一些军阀，没有多加考虑，过早地表示了赞成复辟的态度：7月2日，伪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到清宫叩谢圣恩，并向“当朝宰相”张勋递了一张门生帖子。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因为安徽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所以政务厅长秋豫要发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伪谕，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且说本人就到安庆来“接旨谢恩”。7月2日，安庆、芜湖、蚌埠、大通一带龙旗招展，蚌埠出现了“安徽巡抚部院倪”的布告。复辟消息传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随即拨款5000元修建久已辟为市场的“万寿宫”，重刊青石万寿碑，并在东街义昌公司城外云章公司定制大批龙旗。7月3日，福州日本领事到军署来请李表示对复辟问题的态度，李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就在第二天，日本领事在另一宴会上遇见了他，他又大骂张勋不识时务，本人誓死拥护共和。

　　7月2日，伪谕授为民政部大臣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写了一道“谢恩折”说：“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到7月6日，原已附逆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看见风向不对，为了立功赎罪，就把朱家宝赶走了。

　　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到伪谕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抚”；同时，解除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兼摄督军，改派镇守使高凤池代理“吉林巡抚”。但是到7月7日，孟又电请郭宗熙继续兼摄督军，并且痛斥初连甲假窃名义，招摇撞骗。

　　绥远旅长王丕焕在拒绝蒋雁行回任而自立为绥远都统后，曾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他接到伪谕，就“率同绥远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思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后来因复辟失败得太快，他附逆有据，乃予以撤职处分，并派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

　　另一方张勋复辟也给许多失势的人物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交通系的梁士诒，在袁世凯称帝前，梁士诒真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洪宪后他就失势，袁死后，他名列帝制余孽，乃南走香港，可是交通系仍有势力，且还有新交通系之说，由曹汝霖领导。梁士诒在香港时，恰遇张勋复辟，他把握着这个机会，立刻致电叶恭绰，要他全力支持段祺瑞讨逆，这正可见梁的善于把握机会。

　　梁士诒致段祺瑞电云：

　　“比者张勋叛国，拥戴复辟，天人共愤，举国震惊。此次事变，张勋万死难蔽厥辜，特事前未尝不误于黄陂引狼入室，临事又求庇于外人。苟外人用为奇货。不几如昔年韩王之事乎？黄陂失国，无论现在曾否恢复自由，为民国威信计，万不能任其在日公使馆发命令；否则中华成日本保护国矣。只有依照《约法》，河间暂摄总统职权，公就近指挥诸将出师讨贼，必能迅奏肤功。所虑者不在贼之南下，而特虑其北走。倘张贼于势败时挟废帝出塞，连结蒙王，匀通日本，则民国之忧，正未有艾；清预为布置！仓猝用兵，饷糈必急，已嘱誉虎（叶恭绰）筹助，希接洽！”

　　梁另有致冯国璋电云：

　　“张贼叛国，乘机复辟，天人共愤！闻黄陂出亡，国无元首，何以为国？请公依照《约法》即日代行大总统职权，赶速召集国会，择地即日成立政府，以便号令天下，声罪致讨，歼兹丑类！现在民国之基，不绝如缕，望公以斩钉截铁手段处之，若以推让为怀，徒长妖氛，非所以救国救民也。掬诚布臆，希为亮察！芝泉处已另有电促其出师讨贼矣。”

　　张勋的老同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亦于7月4日发表通电，电云：

　　“迭据张勋来电，主张复辟，据称已代为列衔入奏等语。又北京来电，张勋擅造伪谕，有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合词奏请复辟等语。闻之不胜骇诧。荣廷日前入都述职，极意乞休，因故主尚存，偶通私谒，不过摅恋旧之蓄念，并无别意存乎其间。我国人民心理趋向共和，辛亥之役，号为政治改良，实属种族革命，义师振臂，还我山河。去岁项城称帝，海内骚然，英雄群起，兴师护国。征诸往辙，宜识潮流。荣廷分属国民，素以拥护共和为职志，决不敢以一己之私恩，遽忘天下之公义。况优待清室，列在《约法》，安富尊荣，孰逾于此？凡在先朝遗老，正宜加意保全。念我冲人，更何忍置诸水火。先朝禅让，美甲全球，舍危即安，义尤可取。荣廷素志，以民国为前提，在公义绝对不敢主张，在私情尤不忍见其危险，所望伸明大义，共奠邦基，合力维持，毋任佥壬播弄，庶民国不致中断，清室借以安全，大局幸甚。敢布腹心，诸希鉴察。”

　　7月6日冯通电宣布代理大总统职务，略言：

　　“黎大总统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理，即于七月七日就职。”

　　外交总长伍廷芳携带印信赴上海，暂借上海交涉公署办公，通电各埠使领，声明北京伪外务部文电无效。

源济

一一八、辫子军不堪一击

　　讨逆的军事行动是6年7月7日开始，12日即告结束，前后一共不过六天，中间还有四天顿兵不进，真刀真枪的战事只有两天。

　　6日，讨逆军西路集中芦沟桥，东路由廊房开进到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便陷于腹背受敌的情势。张勋命令辫子军把丰台铁路破坏以阻止讨逆军前进，这一着引起了外交团的抗议，他们根据《辛丑条约》中“京津铁路行车不得中断”理由，派遣洋兵保护，修理车轨，恢复通车。这一来，对于辫子军是很不利的。张勋在抵抗讨逆军时，自知力量薄弱，他只带了辫军5000人北上，这个兵力只是用于象征式和威胁性，一旦正式作战，就太不够了。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只好把非辫子军打头阵，辫子军则押后督战。7日他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驰援，由辫子军二营押后。结果吴、田的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倒戈相向，驻南苑的第十一师李奎元旅和十二师刘佩荣旅也乘势枪口对着辫子军，南苑飞机又飞住丰台向辫子军的阵地投炸弹，同时向清宫的乾清殿和中正殿也投炸弹，在宫中打死了一个人和一只狗。辫子军在这种情形下就狼奔豕突地四散逃之夭夭了。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由南苑赶到丰台，东西两路讨逆军便在丰台会师。由前线溃退的辫子军都退到北京永定门外，江朝宗下令关闭城门，不许散兵进城，张勋听了大怒，压迫江开城放进辫子兵。

　　这就是讨逆军的第一次战斗，不过是小小的接触，根本没有大战，因为在炮火中，火车仍然照开。这次战争辫子军败在北洋军对他倒戈相向，所以没有正式交手就败下阵来。张勋这时慌了手脚，他赶忙拍电给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请求他们实践诺言，赞助复辟，停止进攻。张的电报说：

　　“前荷诸公莅徐会议，首由张志帅（张怀芝）、赵周帅（赵倜）、倪丹帅（倪嗣冲）、李培帅（李厚基）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坚盟要约，各归独立。故弟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主旨为言。弟之担任调人者，以未得京师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犹未敢遽揭出本题，盖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从事，故请解散国会，听李九组织内阁，并请各省取销独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及事机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计，奏请皇上复位。……乃诸公意存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然徐州会议之要约，诸公岂忍寒盟？……同属北派，何忍同室操戈？……务恳飞速赞成，以践前约。”

　　讨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战而克廊房，再战而会师丰台，三战而兵临北京城下。东路讨逆军总帅段芝贵的捷报称：“逆军委弃辫发及鸦片烟枪很多。”廊房之战其实并未开火，该地防军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段起用该旅前旅长冯玉祥，廊房遂不战而下。这时另一位旅长吴佩孚在曹锟手下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冯两人曾在四川与护国军作战，现在两人又参加讨逆战争。

　　7月8日，辫子军奉到张勋的命令，全部退入北京内城，集中于天坛、紫禁城和南河沿张宅三个地区。令步兵统领江朝宗派兵防守各城门，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就乘势攻进了朝阳门。这一来北京城内可能爆发巷战，局势顿形紧张。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乃匆匆地拜会张旅长，要求张旅退出，其理由是北京各城门已经由中立的步军统领接管。原来自张勋的辫子军退入内城后，北京变成了三重势力范围，驻守内城的是辫子兵，他们仍然悬挂五爪黄龙旗。中间一道是不挂旗的“中立区”，由江朝宗的部队分驻各城门，江朝宗仍用复辟后的九门提督伪职发出安民布告。既不称“中华民国”，又不称“大清帝国”，布告的后面还用阴阳两种历日。城外则是讨逆军，他们飘扬着五色旗（当时的国旗）。

　　张勋眼见大势已去，不由得慌了手脚，他派伪外务大臣梁敦彦到日本公使馆要求日使保护“皇上”，不得要领；这时黎元洪还住在日使馆，梁见到黎，向黎请罪。张勋又想仿李傕、郭汜的故智，纵火焚宫室，挟“幼主”出齐化门“西狩”热河，当然这也行不通。

　　这时候北京各城门布满了半月形的沙袋，南池子张宅门外架起了机关枪，市区的商店关门闭户，老百姓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恐怕辫兵重施民国2年洗劫南京的一幕，然而这一次张勋却很聪明，他知道北京的外国人很历害，所以辫子兵完全不似当年在南京那样烧杀劫掠，居然不妄取民间一草一木。

　　讨逆军没有积极进攻北京，是怕巷战后让这座古城毁于炮火，所以段祺瑞打算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一切。7月8日段祺瑞派汪大燮、刘崇杰入城和各国公使接洽，请其转达张勋，提出了以下的四项停战条约：（一）取消帝制，（二）解除辫子军武装，（三）保全张勋生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事宜。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把讨逆军的条件转达给张勋的伪外交部，力劝张勋接受，并表示各国愿意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

　　张勋眼见大势已去，乃作了一个如意算盘，他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全地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同时他和雷震春、张镇芳联袂向溥仪提出辞呈，溥仪小傀儡皇帝当然批准，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理。这自然也是张勋的主意，可以从张勋的通电中看出：

　　“复辟一举，声气相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胞各省多预共谋，东海（指徐世昌）、河间（指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写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指王士珍）暂行接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张勋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复辟美梦竟是昙花一现，而徐州会议时那些“唯大帅马首是胆”的督军们，竟然现在用“拖”和“等着瞧”的态度来看他唱独脚戏。在大势已去的情形下，他想一走了之。他想学袁世凯，袁当年上演洪宪称帝，皇帝做不成于是转回头要做总统，张勋如今复辟不成，也想回徐州去当大帅。

　　当段祺瑞通过外交团向张勋提出解决时局的四项办法后，张却用四句歌谣来作答复，他说：“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这时他已忘了那个他所拥立的小皇帝，有人问他怎样对清室作一个交待，他大声地说：“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复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干垮了拿我一个人受罪。这件事本来和清室不相干，干成了，小皇帝安坐龙廷，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

　　张勋想把北京的事完全推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他认为这两个人，一是北洋派的元老，一是北洋派的重臣，有他们出来负责，北洋派的人心里会舒服些。同时，他直觉地认为北洋派并不反对复辟，而是反对他一个人包办，如今他把北京的善后交给徐和王，北洋派的人自不会赶尽杀绝，当然会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回徐州。他确是很痛心，深深感到自己是被一些军阀们出卖，因此，他觉得不论维持“大清帝国”，或者恢复中华民国，都让徐世昌之流去搞，自己越早脱离北京这个是非窝为佳。

　　张勋一再打电报，一再派人到天津来迎接徐“相国”到北京来辅政，当然，徐在这个时候怎还会跳火坑呢！不过他却有信给清室的“内务府大臣”世续，表示他对清室的关心，信上说：

　　“复辟一举，张绍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元济。现在外兵四逼，张军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优待一事，自必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注：此处指讨逆军），仍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之心志。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即来京，共图维系。”

　　这时，全国各地一片骂张勋背叛民国，从前参加徐州会议的人也没有一个出面替张辫帅讲话。

　　7月8日张勋的老朋友，曾做过袁世凯的重要幕僚阮忠枢才有函给徐世昌，请其尽力设法保全张勋的生命财产。阮忠枢的信上说：

　　“绍轩质直忠勇，饶有血性，惟脑筋太简单，思想太旧。……今铸此大错，其心可佩，其愚可悯。……枢为大局计，为私交计，不得不痛哭乞援于钧座之前。……务恳垂念二十余年师生之谊、故旧之情，为之设法保全生命财产。……”

　　传说据守天坛的辫子军有德国指挥官在内，还有说德国驻华公使辛慈与复辟有关，这是因为张勋曾反对对德绝交，而宗社党的劳乃宣又曾建议溥仪通婚于德皇威廉二世而引起的谣言。

　　7月9日起，讨逆军联合近畿的北洋军，兵临北京城下。第一师在安定门、广渠门、朝阳门外，第十三师在西直门外，第十一师的一部分在永定门外，第三师、第十二师的的一部在彰仪门外，第十一、十二两师的另一部在西苑，对北京采取了大包围。

　　复辟的局面是彻底的瓦解，9日奉天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投奔张勋，拥护复辟，眼见情势不对，想溜之大吉，不料才逃到天津，就在火车站被讨逆军拿获。10日雷震春、张镇芳、梁敦彦也自北京逃出，在丰台车站被捕。雷震春和张镇芳都是袁世凯称帝时的宠臣，如今参加复辟，时人称之为“双料帝制犯”。他们要求打电报给在徐州的倪嗣冲，可是电报也被扣留下来。只有那位善于化装术，号称文圣的康有为，抛弃了头品顶戴，扮成一个古朴乡下的老农，偷偷地逃过了沿途军警监视哨，他的财产在戊戌政变时被查封，民国3年发还，这次又被查封了。最可笑的是伪邮传部副大臣陈毅（前清中兴名将陈湜之孙）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叫剃头匠剪去他的辫子，要他具一张甘结，上写：“具结人陈毅，因参加复辟被捕，蒙恩不究，从此永不参预复辟，如违甘领重究。”写完才放他回天津，当时报上给他刊了一联：“不死万事足，无辫一身轻。”

　　10日张勋发出一个通电痛斥北洋派人物的背信弃义，出卖朋友，他说：

　　“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11日，外国记者到南池子（张大帅公馆）去会见张勋，这位闯下滔天大祸的辫子大帅，态度很镇静，他向洋记者们从容谈话，他说复辟一事不是我独断独行，我只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们的共同主张，冯国璋有亲笔信（其实这是胡嗣瑗假冒冯的信）在我手中，而段芝贵和徐树铮怂恿我，段祺瑞不能说是不知情，我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在手，我必要时会公布的，我决不会向他们投降。

　　讨逆军虽然把北京城包围起来，可是总想不战而胜，尽量避免在北京城内用兵。所以9日至11日，一方面由汪大燮、刘崇杰透过外交团从事和谈，另方面敦促王士珍从中奔走，只是张勋的态度很顽强，自恃有北洋派拥戴复辟的文件在手，所以坚不缴械，一定要自己带辫子兵回徐州。

　　由于和平解决无望，讨逆军决定攻城，汪大燮和刘崇杰找外交团商谈攻城计划。外交团仍推领袖公使（荷兰公使）答复讨逆军，同意攻城时间以12日上午4时至晚上12时为限，大炮只许发放实弹一发，其余则以空炮威胁辫子军投降。

　　讨逆军于是在11日晚间决定了作战计划，以第一师进攻朝阳门，攻入城后，即继续向南河沿的张宅进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各师由永定门、广安门进攻天坛，第三师由彰仪门进攻天坛及中华门。

　　12日拂晓，第二师进攻天坛，守天坛的辫子军约3000人，甫经接触，就挂起了五色旗表示投降。一小部分不肯投降的辫子军退往南池子张宅。

　　讨逆军攻势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主要原因由于辫子军完全失去斗志，讨逆军东路由朝阳门攻进东单牌楼及东安市场，西路由宣武门向北到西华门，残余的辫子军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占领宣化门的讨逆军，在城楼上架设了大炮，炮口对准***和南河沿的张宅。

　　就在这时候，又传来辫子军徐州老巢的消息，张勋手下第一员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率领定武军六十四营通电投降，不战而屈。张文生是沛县人，与丰市的李厚基同为苏北籍的北洋军阀。定武军在徐州投降后，头上的辫子都完全剪光，他们的投降使得在北京的辫子军更感绝望。

　　宣武门的大炮，于12日中午发了一炮，把南河沿的张宅墙头打了一个大洞，且引起了剧烈的响声和一片火光。护卫“大帅公馆”的辫子兵纷纷弃械剪辫而逃，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当儿，又累又气的“张大帅”，被两名荷兰人挟上了汽车，疾驰入荷兰公使馆。北京城内留下的是遍街可见的辫子，因为辫子兵逃亡时，一定要去剪掉辫子才得安全。过去几天，辫子代表通行证和取物证，代表特权，好似一道灵符，乘车可以不买票，上戏馆也不必要戏票，买东西更不需要付钱，调戏妇女也好像很应该，而今则是有了辫子就要遭殃了，所以辫子便毫不留恋地遗弃在街头巷尾。

　　这是讨逆军的第二次战争，也是最后一战，辫子军死了不到100人，其他则是逃之夭夭了。

　　在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中，曾有空军助战，这是中国内战史第一次使用空军。

　　轰炸清宫是由段祺瑞的讨逆军派出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机在逊清故宫上空盘旋，投下了三颗炸弹。据废帝溥仪追诉这一次空袭说：

　　“宫中掉下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飞机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面无人色，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半死。”

　　当清宫被炸后，遗老们怎样应付这从未遇到过的大难呢？他们把这件事交托溥议的师傅梁鼎芬通过一个日本人名叫含泽的，请求日本驻北京的公使林权助致函段祺瑞的陆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停止轰炸，含泽是用东洋信纸写的草书信件，信里说：

　　“先刻承嘱之事，已有林公使函知陈师长注意（此信托由江统领转交），飞机再不可来攻矣。即颂晚安。名心叩。七日夜。即焚。”册内又有梁鼎芬的亲笔谢函一通，文曰：“昨日畅谈，深慰饥渴。又得阁下介绍林公使，飞机一事致书停止，遂得安静，情深至此，何以为酬。专此奉谢。含泽仁兄大人左右。弟名正顿首。林公使请代致谢为托。”信尾还有含泽写着“大日本使署，井畑大人启”十字。这两封信件，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呢？原来梁鼎芬还有一个信封，写着“阅后请饬封还”，就是为着这些秘密函件不愿流传在别人手里。这两封信后面，还有陈伯陶的题跋，曰：“此复辟后段祺瑞遣陈光远攻京师，陈以飞机掷炸弹三枚入宫中，两太妃大惧，文忠（按：指梁鼎芬，下同）因吁日本林公使致书令停攻，来书所称陈师长即光远，复辟后二日授直隶总督，不至。江统领名朝宗，民国初为袁（世凯）所任用，复辟后一日授步军统领，兼京师税务监督，越日谢恩入见。末题七日夜即五月十九日也。含泽当为日本人，即文忠托其转吁林公使者。此事世多不知为文忠计划，观此两纸乃明。往闻忠武（按：指张勋）仓卒复辟，议成，夜告文忠，越晨，文忠往说总统黎元洪，使之退避。及败，段（祺瑞）出示都中，令军人勿侵犯皇室，亦文忠遣往解脱之计。复辟仅十日，文忠奔驶筹策，备极忧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