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系列第18季：唤醒记忆中的新闻当事人

源济

《活着：唤醒记忆中的新闻当事人》 开篇语

2011这趟列车驶向终点站。

过去一年，太多的事件，奔袭而来，又喧声潮落。

常有人批评，我们的民众缺乏记性。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媒体人往往还没来得及调查清楚上一场事故，便匆匆赶往了下一场灾难的路上。还不及停止悲伤，下一个坏消息又砸窗闯入。

说不清，这究竟是灾难频仍的原因，还是由它生下的孽子。

在追求幸福的路上，我们并未走得太远。只是脚步太快的我们，忘记了如何驻足。

过去一年，我们手心还攥着些什么? 是小伊伊被抬出D3115列车的无助眼神，还是中秋之夜孩子在夫夷河畔的呼告？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轰然驶过，第二个十年我们渐入腹地。当再一次年终降临时，我们愿意将视野放宽一些。试图在失忆之海中打捞几座倾沉的岛屿。

我们为什么要驻足回望？我们为什么要长久地记住？

让每一个行走在这片大地上的人儿都值得珍惜，让每一次事故都铭刻在心，成为一堵坚实的墙，坚定地站在荒蛮之地，护卫家园：这里不可以再有悲伤重复，这里不可以再有肆意胡闹。墙内，风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无动于衷。唯有在记忆基石之上，可重建善意与献花之国。

从明天起，做一个有记忆的国民。记住、追问、前行。

曾经激荡，永不忘记。

源济

第一期：孙志刚身后八年

文/山姆哥   图/张帆   编辑/王崴

合作媒体：楚天都市报 大武汉杂志

62岁的孙禄松站在老宅面前，低垂不语。如今孙家老宅已荒废，屋前杂草疯长，满目是过人高的蒿草。

“意绵绵父母恩浓，情依依思乡情深”、“山山水水形影随，风风雨雨朝相伴”，8年前所书的对联依旧红纸黑字贴在裸露的红砖墙上。

推开进门左手边的小屋，书桌、衣柜、木床依原样摆放。油画则堆放在角落。画纸被老鼠、书虫啃噬，抖落之下，纸屑和老鼠屎散落一地。

油画由报纸包裹，纸上标题是《南警方突袭米洛舍维奇寓所》。时间在这长江边冲积平原上的三间瓦房中，定格于2003年。

大年初六，孙禄松和大儿子孙志刚同睡在一张床上，度过了父子的最后一晚。第二天一早，孙志刚背着两个大包顺着小路走远了。临走前，他搂着爸爸，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2003年3月14日，孙志刚在广州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已通过试用期，等一发工资就给家里寄钱。

孙志刚老宅位于离黄州城区20多公里的陶店乡幸福村，何家冲湾55号。幸福村紧邻着汇入长江的大巴河，村名得于1958年修建的幸福水库。孙志刚是何家冲湾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为此孙禄松宴客九桌，请来电影队，纵情欢庆。

孙志刚聪颖早慧，幼年就展现了他的艺术天赋，缠着父亲孙禄松教他画画。画鸭子、兔子等小动物，落笔即活，生动可人。

1992年，他模仿乡村画师画了一幅《福寿图》，上面歪歪扭扭地记“壬申年志刚学画”，作为中堂画至今还挂在老宅客厅。

随后孙志刚开始了绘画的专业训练，他进入陶店中学的美术班。高三毕业后，他成了武汉科技学院(现已更名为武汉纺织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一名新生。

毕业后，孙志刚先是去了深圳，后辗转到了广州。

孙禄松没有收到儿子寄回的工资。相反，几天后，他收到了孙志刚被打死的消息。赶赴广州的老汉，选择了坚强以对。他不敢将真相告诉仍在住庙吃斋的老伴，只跟她说“志刚得非典，病了，我要过去照顾他。”

在广州的81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绝望中渡过。并没有人理会这个来自湖北的农民，找政府，对方回复说是合法收容；找媒体，媒体说没有证据。他选择了将儿子的尸体进行尸检，在等待两个月后，尸检报告在下午三点出来，4点给到南方都市报记者。

尸检报告确证了孙志刚遭残暴打死的事实。报道一出，举国震动。随后责任人追究，善后赔偿都顺利进行。市领导找他谈判，说按照法律规定，最多只能赔偿40万。

孙禄松定定地看着他，说“要按法律规定，我的儿子就不会死了”。最终多获赔10万。孙禄松拿着这钱给村里修路，给五保户安装有线电视，最重要的是，给儿子孙志刚修墓园。

6月14日从广州返回，休息三天就开始修墓地，修建长达半年。耗资12万有余。当年手植的桂花已婷婷如盖，他把墓前的桥取名为“救助桥”，原定要建的“改制亭”目前还没完工。

2004年年底，孙禄松花了32万元买下一栋位于黄冈市区东坡大道22号的三层小楼，由二儿子孙志国开起了“孙氏酒家”。

酒家就设在当地有名的“好吃街”上，做的是夜市生意。临傍晚开始开张，迎来送往到凌晨2点。

二儿子孙志国是国家一级厨师，很多客人都是冲着他的手艺来的。冬天江风寒冷，客人点上吊锅，围在炭火前，热闹开吃。

这条街上，孙氏酒家生意最好。店里现在有两个小工和一个徒弟，儿媳陈小红点菜结帐，还是忙不过来，孙禄松不时上前端茶添水。

两个煤气灶在摆放店面口的街上，红色的遮阳棚搭起临时厨房。“我们厨房是透明的，这样客人吃着也放心。”

孙志刚母亲因长年吃素，不和家人一起吃饭。此前也深受刺激，不爱接触外人，大多时间都在店面的地下室的小屋里看电视，带3岁的孙子孙其兴。

这两年，孙家生活也趋于平静，而在之前常常有外地的人赶来，有的是祭奠孙志刚，有的则是拿着厚厚的材料，要求孙禄松帮忙。

孙禄松说，我只能告诉他们“把材料收集好，保存证据，跟媒体实话实说”。

有人建议他取名为“孙志刚酒家”，孙禄松断然拒绝了。他说自己儿子因推动法制而死，不能拿来赚钱。起初他有意创办一个“孙志刚基金会”，后因困难重重未果。

2006年，湖南农民作家雷谏声写了一本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书，书中将孙志刚称为“民间烈士”，孙父将他签名售书的广告挂在了店墙上。

8年过去，悲痛却未能远离。孙禄松看到那些关于大学生生活的节目，都会关掉电视，否则便想起自己的儿子也该结婚，有事业了。他唯一的安慰是，知道外面打工者有自由，晚上敢上街了，“我想志刚也没白死”。

孙禄松想找人来写孙志刚，写成一本书，告诉大家“志刚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

（完）

源济

孙志刚去世已八年。他的父亲孙禄松开了家小酒楼，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丧子之痛仍不时刺出。他唯一的安慰是，儿子的命换来恶法废除，打工者有了自由，晚上敢上街了，“我想志刚也没白死”。作者/山姆哥 张帆 编辑/王崴




孙志刚，湖北黄冈人。2003年3月17日晚上，在广州前往网吧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扭送收容，3日后因遭毒打致死，年仅27岁。此事经南都首发报道、网络转载放大，举国震动。同年8月，1982年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恶法废止。图为孙志刚的自画像。




孙志刚的死，是他父亲孙禄松一生都无法放下的悲恸。2011年12月5日，志刚去世八年后，孙父站在志刚的墓前默哀，时间静止了。孙父说，刚得知儿子的噩耗时，他每天都会在志刚的广州住处凝望窗外，觉得志刚还会回来。




2004年年底，孙禄松花了32万元买下一栋位于黄冈市区东坡大道22号的三层小楼，由二儿子孙志国开起了“孙氏酒家”。有人建议他取名为“孙志刚酒家”，孙禄松断然拒绝了。他说自己儿子因推动法制而死，不能拿来赚钱。




孙志刚的弟弟孙志国与妻子一起每日操持酒楼的生意。这样的日子很平静，也不乏快乐。




孙志国的孩子是孙父的开心果。




但孙志刚的母亲却一直无法走出阴影，长年吃素，不和家人一起吃饭，不爱接触外人，见到记者会情绪激动地要求记者离开。图为孙母坐在家里用药水熏烤自己痛风的双手。左下是孙志刚当年为母亲作的画像，未完成。




在菜市场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位经常来买菜的老人是孙志刚的父亲，他的儿子用死换来恶法废除。在他们眼里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是那么得友善、和气。




孙父把悲伤压在心底。事情虽然过去8年，但对于孙父而言，一切历历在目，想起儿子，便是无眠。




孙禄松回老宅探访。老宅位于离黄州城区20多公里的陶店乡幸福村，何家冲湾55号，紧邻汇入长江的大巴河。孙志刚是何家冲湾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为此孙禄松宴客九桌，请来电影队，纵情欢庆。孙禄松打开老屋的们，回忆奔涌而出。




孙志刚手巧，有灵气。孙父说，他很小就能无师自通画出福禄寿图。这张就是志刚儿时的作品。




孙志刚的遗像存放在老宅的柜子深处，孙禄松说他不敢将志刚的像拿回新家，否则老伴看了又会情绪失控。




每次翻开儿子的作品，“孙志刚”这几个字总是会让父亲心口一紧。




孙父找出志刚的油画作品。孙志刚聪颖早慧，很早就展现了他的艺术天赋，缠着父亲孙禄松教他画画。画鸭子、兔子等小动物，落笔即活，生动可人。现在，仍有数十幅画作遗留在家，由于保存不善，多有损毁。




志刚的照片和他参加工作后设计的广告作品。




志刚写的对联随着时光慢慢破损，但是孙父说他已经将这些字画都拍下照片，好好保存起来了。




这是志刚上学回家唯一的路，也是孙禄松看着志刚背影渐渐远去的地方。




孙禄松在家里保存着所有关于孙志刚的新闻报道和资料，他说看着这些难免心痛，但知道有人记住志刚，又感安慰。




孙志刚周岁时和父母的合影。孙父从湘渝铁路建设回家后做了木匠，1976年，孙志刚呱呱坠地。




孙志刚求职的自荐信，字迹遒劲有力。




孙志刚之死，引发网络强烈关注。2003年也是网络显示强大力量的一年，在孙志刚死后，不少网友自发撰写墓志铭并打印邮寄给孙禄松。




8年过去，悲痛却未能远离。孙父看到那些关于大学生生活的节目，都会关掉电视，否则便想起自己的儿子也该结婚，该有事业了。他唯一的安慰是，知道外面打工者有了自由，晚上敢上街了，“我想志刚也没白死。”




擦亮了墓志铭，孙父让我们记住“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制进程”的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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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平安.  逝者如斯夫.

源济

第二期：一个死囚家庭的生存记录

作者/辽沈晚报 吴章杰　编辑/王崴

37岁的张晶是个倔强的东北女人。

一层17级台阶，一到六楼共85级，张晶肩扛一袋50斤的大米从一楼爬到六楼要十来分钟，中间还要休息两次，等她到六楼的家中放下米袋，双腿仍在发抖。

以前，家中这种力气活都是丈夫夏俊峰来干，根本不需要她操心。然而，在2009年5月16日这一天，夏家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当天上午，张晶与丈夫夏俊峰在沈阳南乐郊路与风雨坛街交叉路口摆摊卖烤肠和炸串。

“我们一般只在下午3点多和深夜出摊。因为那天是星期六，天气预报还有雨，而且城管有个执法人员结婚，他们中午应该去喝喜酒，不会出来检查。”回忆起两年前这一痛苦的日子，张晶的脸上掠过一丝悔恨与无奈。

那天，他们被城管执法人员抓到是中午11点左右，之后夏俊峰跟执法人员到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沈河分局滨河勤务室接受处罚。在城管局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最终因杀死两名、重伤一名执法人员而被逮捕。

2009年11月1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向原告赔偿65.9万余元。

张晶随即提出上诉。她始终认为，被杀死的两位城管执法人员身高都在1.80米以上，而丈夫夏俊峰只有1.65米，夏俊峰是遭到他们殴打后，情急之中掏出切烤肠的小折叠水果刀进行自卫，而且在自卫过程中还割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2011年5月9日上午，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宣判，驳回她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6月13日，最高法院负责夏俊峰死刑案复核的三位法官约见了辩护律师，直至目前案件仍在复核阶段……

夏俊峰1976年出生，技校毕业后进了沈阳一家工厂当车工，可没干多久便成为几千万下岗职工中的一员。之后，夏俊峰帮人看过店、打过零工，妻子张晶也当过宾馆服务员、幼儿园的面点工，但收入都非常低。几年前，夫妻俩在家附近摆个烤肠炸串的小摊，每天有百十元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

“夏俊峰出事后，我们家像天塌下来一样，当初我和他爸都不知怎么挺过来的。”夏俊峰的母亲苏秀君今年62岁，几年前腿出了毛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每月只有刚刚涨到1100元的劳保；而她的老伴儿马忠新没有劳保，一直在环卫部门做临时工，一干就是16年。16年来，马忠新每天都是凌晨1、2点出门清扫街道，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夏家的人如此辛勤工作都是为了夏俊峰的儿子夏健强。

今年11岁的夏健强从小聪明伶俐，特别喜欢画画，获得过很多奖项，是夏家人的骄傲。在爸爸出事前，夏健强的考试成绩常常是“双百”，在班级名列前茅，而如今只能排在中游，还经常遭遇同学的白眼和欺负。

“当初夏俊峰不让家里请律师，怕浪费钱，幸亏后来有热心的律师免费帮我们打官司。” 身材瘦弱，脸色蜡黄的张晶明显营养不良，但说起那些帮助过夏家的人，眼里却流露出少有的光芒。

夏俊峰的案子在互联网上披露后，夏家共收到网友捐款20多万元，还有人资助夏健强在一些城市举办了画展。不久前，有网友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国产智能手机，帮助根本不懂上网的张晶建起了微博，她现在已能熟练地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上网发微博，而且已有4万5千多粉丝。

现在，张晶每天除了往返四趟接送夏健强上学外，最主要的是照顾公婆和做家务。如果有时间，她就上网转转，更新一下微博。另外，张晶每月还要到沈阳第一看守所，为关押在那的夏俊峰送500元生活费和衣物，但她无法见到丈夫。谈到夏家的未来，张晶舒展的眉头重新皱起，但目光中仍透露出倔强：“不管最高法院最终复核的结果如何，我都会坚强地活下去，并带好我们的儿子夏健强，因为他是我们的希望……”

源济

小摊贩夏俊峰因刺杀城管被判死刑，他的妻子张晶秉持东北女人的倔强扛起了家庭重担，一直没有放弃上诉。11岁的儿子夏健强有出色的绘画天赋，却在父亲出事后变得性格孤僻，被同学欺负。作者/辽沈晚报 吴章杰 编辑/王崴




2009年5月16日中午11点，沈阳，夏俊峰与张晶夫妻俩正在摆摊卖烤肠，突遭城管执法被抓。在城管局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用水果刀刺死两名、重伤一名执法人员，被判死刑，并向原告赔偿65.9万余元。张晶不服，坚决上诉，被法院驳回。目前案件仍在复核阶段，夏俊峰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张晶则苦苦守护着家庭，守护他们的儿子夏健强。




自从丈夫夏俊峰出事后，妻子张晶便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在疲惫与绝望中，她开始信奉佛教。




夏健强6岁开始学画，获奖无数，是全家人的骄傲。现在他仍坚持习画。绘画已经成为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父亲出事后，儿子的世界也颠覆了。夏健强曾写过两篇与爸爸有关的作文，他写道：“一天，我在楼下玩，一个男孩对我说：‘你爸上电视了，他拿刀扎人了。’我说：‘你胡说！’我哭着跑回家找妈妈，妈妈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好想爸爸呀！”。




夏健强的性格越来越孤僻，总是闷在家里写写画画。家中墙壁上是他画的“植物大战僵尸”。




夏家一共得到20余万元热心网友的资助，但夏健强每次要求妈妈在学校门前为他买零食时，张晶都劝阻儿子不要乱花钱——她知道，今后用钱的地方会很多。




夏俊峰的父亲夏忠新没有工作和退休金，为了贴补家用，60岁的他仍环卫部门做临时工，每天凌晨1、2点出门扫大街，要工作10余个小时。他回家后多数是上床睡觉，而给爷爷盖被就成了夏健强喜欢的“工作”。




夏俊峰的母亲苏秀君今年62岁，膝盖不太好，行动不便。守在家里的她经常抬头看挂钟，盼着亲人早些回来。




在夏家的饭桌上很少出现肉菜，有点好吃的都会可着夏健强吃。




张晶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一袋50斤的大米，张晶从一楼扛到六楼要十来分钟，中间还要休息两次，等她到家放下米袋，双腿仍在发抖。以前，这些体力活都是丈夫夏俊峰做的，现在她失去了靠山，不得不咬牙面对。




儿子是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现在，张晶除了为丈夫上诉奔波，其余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照顾夏健强。冷冷冬季，在张晶送儿子上学的路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感人瞬间。




儿子偶尔在家淘气时，张晶也从不对他打骂，总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




每次送儿子到学校准备分手前，张晶都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不要和其他同学发生冲突。




但担心的事情还是难免发生。2011年12月12日，就在记者采访前一天，夏健强的头被同学撞向花坛——这已是他最近第二次被同学欺负了。




因为没有同学愿意和自己玩儿，热心网友送给妈妈的国产智能手机便成为夏健强最好的“朋友”，他经常躲在角落里摆弄。




2011年9月夏健强过生日时，附近一位卖DVD的好心叔叔送了一台便携DVD机给他，夏健强用来看动画片，十分投入，连母亲在一旁喊他吃药也无动于衷。




除了照顾儿子和公婆，张晶每天都要用网友送给她的笔记本电脑上网查看自己的微博。夏俊峰的照片很少，他与张晶结婚时连婚纱照都没钱拍，但从微博头像上，可以看到这曾经幸福的一家三口。很难想象，身高只有1.65米的夏俊峰会杀死两个身高1.8米以上的执法人员。




尽管最高法院的复核迟迟没有结果，但张晶仍将案件的有关材料准备妥当，随时准备动身赴京。




夏俊峰喜欢养花、钓鱼。在出事前那个月，他亲手栽了一颗四季红，如今已枝叶茂盛。2011年12月16日，在夏家拍摄合影时，夏健强执意抱着爸爸那盆四季红才肯拍照。




夏健强在折叠过的三种彩纸上画了爸爸、妈妈和自己，他希望有一天全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但如今父亲生死未卜，梦想不知能否实现……

源济

第三期：为何我的眼泪还不冬眠

图文/落泪   编辑/王崴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钟家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新闻事件远离了我们的视听，可是事件当事人每天还承受着噩梦般的煎熬，痛苦一点也没有走远。

2011年12月初，304医院烧伤住院部，钟如九的母亲罗志风和二姐钟如琴穿着单薄的衣服，裸露着大面积烧伤的皮肤，在家人的照顾下按摩身体。她们在医院的生活很枯燥，每天的活动就是吃饭、睡觉、锻炼。

母亲和二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睡个好觉，不用再吃安眠药——看着窗外滴水成冰的冬天，她们很想如以前一样能感觉到寒冷，然后躲在被子里呼呼大睡。然而现实是，烧伤严重的她们只能盖一条薄薄的毯子，并需要电风扇整夜对着吹，否则就无法安眠。

与烧伤做“斗争”

在北京一年多，罗志风和钟如琴不仅要适应干燥的天气，更要每天和烧伤的皮肤做“斗争”。皮肤时时刻刻都像被针扎一样，只有冬天刺骨的寒风吹在身上的时候，她们方能感觉痛快和舒服。起初恢复的疮面会长起水泡，再后来就是无休止的瘙痒。

钟如琴每天哭泣，已经影响了视力，她现在看稍远的地方就视线模糊。每晚睡觉的时候，她的脖子和手臂都要带着支具，否则胳膊伸不直。烧伤的疤痕把皮肤都牵扯在一起，通过做锻炼能缓解一些，但如果缓解不了就要做手术。这些紧贴在皮肤上的疤痕要过几年的时间才会变软些。

“这样的睡姿让人太难受了，我不是动物也不是摆设，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钟如琴这样在微博上宣泄自己的痛苦。她每天做康复锻炼的时候，会跟病友一起聊聊以前的生活。大家因为不同的伤害聚在一起，以前都有着美好的生活和梦想，但现在走在路上，总会遭到歧视的眼光——这让烧伤患者没有勇气接触外界，更不敢想象未来的样子。

“冰是睡的水，为何我的眼泪还不冬眠？”如琴这样写道。

第二次生命

“如果不是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恐怕我们撑不下来，他们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不是我和我妈妈两个人来北京治疗，我想我们早就死掉了，304医院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如琴一边拍着厚重的疤痕止痒，一边说着。

如琴现在也会穿上以前漂亮的衣服照镜子。她最受不了的，就是她浑身的包包点点，“有的包包还长了好几条腿，像虫子一样，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人家更不敢看。”

不开心的时候，钟如九会上网找些有趣的视频，逗姐姐笑。

钟如琴时常会想起烧伤不治而去世的大伯叶忠诚。“我觉得大伯好可怜，好想回去给他扫墓，大伯临走的时候我都没能够看他一眼。留下来的，只有电脑上仅有的几张照片和当天在房顶的声音。”说到这里，钟如琴的声音哽咽了……

谈到以后的生活，如琴说不知道社会能不能接纳她们，不知道能找什么样的工作。现在身体极端怕热，又有一年多没来例假了，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我就想和家人呆在一起，一分开就觉得很不安。每天和母亲在一个病房也很少聊天。母亲每天都是摸脖子上的疤，聊天最多的话题就是好痒好难受啊……”

钟家老三钟如奎现在全权负责家人的饮食。他将做好的午饭送到医院里，自己不吃，趴在探视通道的窗户上往病房里看。看到大家吃饭的样子，他笑了。

老六钟如田除了照顾家人外，还在网上帮助一个9岁的白血病男孩霍亚北筹集善款。小男孩去年被诊断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今年10月份，亚北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但并未成功，一年的治疗已经让霍家无力再支付治疗费用，在拖欠医药费数日后，亚北的父亲无奈跪在街头，希望卖掉自己的肾以换取儿子第二次骨髓移植手术费用。钟如田知道后，就在网上帮孩子募捐了30多万元。每每谈到这里，他的嘴角总是微微上扬。

沉默是金

事件过去一年多后，两名核心官员复出了。

钟家兄弟钟如奎和钟如田对于这件事情很沉默。如奎说：“沉默是金，更是最好的力量。”

钟如九针对很多网友的质疑发了条微博：“这种愤怒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的，所以我们只有选择沉默来对待，要问我们恨不恨她们，那肯定是恨的。看看妈和二姐身上的疤痕和所受到痛苦就能明白，这种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们，每天都度日如年，妈妈和二姐每天晚上只有吃药才能勉强睡几个小时，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创伤，更是心灵上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

谈到未来

大姐钟如翠说：“这是我们家人心中一辈子的创伤，她们的快乐、她们的痛苦牵引着我们。以前我们家并不富裕，但是家人健康而幸福。有时候我们姐妹们会一起去看电影、陪妈妈去公园拍摄照片。可是现在……现在就没有生活！谈不上生活！以后的生活就是期望妹妹和妈的身体能够痊愈，能和正常人一样。现在她们都患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希望以后不要恐惧生活，对生活绝望。希望一家人以后能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和其他人一样生活。”

钟如九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嫁人了。“姐姐和妈都需要人照顾，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如果她们两个身体不好，我们肯定会一直陪在她们身边”，钟如九说。“我想等以后她们身体好些了，就开个小店，几个姐妹在一起做点小生意，在一起生活。”

源济

2010年宜黄拆迁自焚事件轰动全国，事隔一年，落马官员不出意料地纷纷复出；而事件受害者钟家母女罗志凤和钟如琴则备受烧伤病痛的煎熬，在医院里度日如年。支撑她们活下去的惟有家人的亲情。作者/落泪 编辑/王崴




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强拆钉子户引发自焚事件，钟家大伯叶忠诚不治身亡，钟家母女罗志凤和钟如琴重度烧伤。右上图与下图为自焚现场，左上图为2010年9月18日，钟如琴的妹妹钟如九在南昌被强行带上大巴的绝望一瞬。2011年12月5日传出消息称，被立案调查并予以免职的宜黄县原县委书记邱建国、原县长苏建国近日复出，重新步入官场。




自焚只是一瞬间的事，但自焚后引发的痛苦，却持续终生。自烧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钟家母女一直在北京304医院接受治疗。




钟如琴最受不了的，就是浑身的包包点点，“有的包包还长了好几条腿，像虫子一样，自己都看不下去，人家更不敢看。”




母亲罗志凤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在用手抚摸自己的伤疤。几乎不开口说话。




早晨是粥、牛奶和两个鸡蛋。八点钟发药。经历了这次震荡，钟家母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需要依靠药物来坚持支离破碎的生活。




在按摩室，医生给如琴按摩身体，同时传达给她很多积极向上的思想。




泡澡的时候，需要融进一到两包盐，给皮肤消炎止痒。




洗过身体后，如琴坐在床上休息，手套安静的躺在身边。戴手套是为了防止在伤口恢复的过程中手指粘连。




看着窗外滴水成冰的冬天，她们很想像以前一样能感觉到寒冷，然后躲在被子里呼呼大睡。然而现实是，烧伤后，她们的皮肤总是感到燥热，只能盖一条薄薄的毯子，并需要电风扇整夜对着吹。




大姐如翠带着如琴去医院做B超，如琴在烧伤后已经一年多没有来例假了。




如琴每天都会看着镜子自言自语：“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是没有恢复。”如琴也希望和自己的姐妹一起逛街玩耍，有工作和人生理想，有疼爱她的男人。可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追求现在都显得奢侈。“冰是睡的水，为何我的眼泪还不冬眠？”如琴这样写道。左上小图是如琴烧伤前的样子。




钟家最小的妹妹钟如九给二姐如琴换床单。她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照顾妈妈和二姐。




如九给如琴剪掉身上的皮屑。




如琴在如九的看扶下出门散步。北京冬日的阳光照射在姐们俩相互依偎的后背上。在如九看来，姐姐就是个需要悉心照料的孩子。




病房里面，钟如翠给母亲罗志风用机器做按摩。从烧伤皮肤下传出的瘙痒正无休止地折磨着罗志凤和钟如琴。如果没人帮助，她们几乎无法伸手去挠。每天这样的按摩会做两个小时以上。如果内心的伤痕是片平静的海，那么身上的伤痕就是不断掀起的浪花。一次次无休止地涌出来。




如九为母亲理发。




医生给罗志凤抽血。钟家人很感谢304的医生，说他们态度好，照顾得也周到。




钟如奎是钟家老三，在北京他负责全家人的饮食。下午三点多是他去市场买菜的时间。如奎这样一个大男人，放弃了以前的工作和生活，来到北京和家人在一起，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每天衣食住行都是他安顿好。这件事情改变了全家人的一辈子。




如奎送来了午饭。时而他也会和家人互动些小幽默，改变下病房的气氛。




如凤希望二姐整形以后能和以前一样，并有个人疼爱她。回想这一年多，她说：“如果可以回到从前，我们宁愿什么都没有，只要健康，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




在离医院不远租来的公寓里面，六哥钟如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在微博上帮助一个患白血病的小男孩募捐了30多万元，手术一次成功。




如奎精心准备的饭菜静静摆在桌上，等待妈妈和二姐回家一同吃。




这所公寓是宜黄政府出钱为钟家租的，但是新任领导也没有表态以后怎么办、医药费会承担到几时。钟家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饭后，如琴看着搞笑的动画，忍不住笑了起来。每天在医院的生活很乏味。回到家上网看看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她获得短暂的快乐。




母亲则回到房间里，又开始抚摸脖子的疤痕。如奎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母亲耐心做交流，虽然话语很少。




在北京的一年多，钟家人都离开了原有的生活轨迹，团结一心，无微不至地照顾妈妈和二姐。是家人的温暖给了她们最大的力量。




如九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已嫁人了，但如九说，在妈妈和二姐身体恢复之前，自己会一直陪在她们身边。如果有朝一日她们身体好了，自己就开个小店，几个姐妹一起做点小生意，一家人过上开心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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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第四期：挖出我的“丰衣足食”

图文/陈晓东   编辑/王崴

2010年9月，媒体披露郑州64岁的退休老矿工陈新年由于买不起新房挖“地下标间”后，引起轩然大波，陈家夫妇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几十家媒体的采访，打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随着媒体报道热潮渐渐冷却，他们失去了社会的关注，到如今一年多过去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无明显改善，依然住在地下。

媒体报道对陈家最实际的帮助是，他们能领到住房补贴了。从2010年11月开始，陈新年开始领取每月78元的廉租房补贴；4个月前，政府提高了补贴标准，每月增至100元。“一年多下来，我们共获得1102元补助。”妻子刘舒拉说。这些钱虽然不多，但能找补下他们的生活。现在夫妻俩的廉租房申请已经通过了房管部门的审核。不光陈新年家有廉租房指标，他所在的棚户区中的所有居民都分到了指标，居住在这里将近三十年的张大妈高兴地说:“陈新年挖地下标间的事儿政府很重视，办事处给我们登记发放租金补贴，并且填写廉租房申请表，将来我们都会住上政府的廉租房，我们都很感谢陈新年”。

现在已经65岁的陈新年仍然闲不住，着装时尚、喜爱运动，全白的头发染成黄色。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老人，这样你就不会老，从着装到干活我不比年轻人差。廉租房我们已经排上号，但是没有房源。啥时间住上新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我现在的生活很充实。”

他28岁时进入平顶山六矿当矿工，一干就是三十年，退休后，老陈骑着三轮车捡砖头，自己搭院建屋，用五六年时间把妻子刘舒拉厂里分的一间房拓展到一个院子、四五间小简易房，又用将近3年时间在棚户区地下挖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地下室，包括一套十几平方米大的标间和一个厨房烟囱。

室外一个小院子里种着葡萄树，高压线下开垦了一个小菜园子，收获的季节把青菜分给棚户区的邻居们一块吃。陈新年妻子生活非常讲究，爱干净，每天一个小院子打扫好几遍，衣柜里的衣服叠成“豆腐块”。

“地下标间”明显比地面上的房间温暖。这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墙角处摆着几盆花草。墙壁上挖了个小洞，洞里放着西红柿、黄瓜等蔬菜。通道的尽头，是做饭的灶台。

陈新年老人说，他虽住房紧张，但是生活还过得去。有人生活比自己还窘迫，要先轮着人家。不可能因为一家一户的情况特殊，就特事特办，那样的话，对其他人也不公平。

两位老人说，今年7月份，他们受上海电视台邀请做节目，平生第一次领略了大都市的繁华。随后不久，他们又和多名舞友结伴，到华东五省市游玩。“俺俩都是乐天派，年纪不小了，得抓住岁月的尾巴，好好享受生活。”

通过劳动创造生活、通过双手改变生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红色思想”仍然影响着他这一代人。现在夫妇两人每天跳舞健身、打拳散步，天气冷时搬到地下御寒。他们住在自己挖出的“地下标间”里，一边平静地生活着，一边期待着未来的廉租房。

源济

退休矿工陈新年用3年时间挖出一座40平米的地下居室，堪称2010年“蜗居代言人”。他成为新闻人物后，政府给他开了每月78元的廉租房补贴，却迟迟等不到房源。现在他依然住在阴暗的地下躲避冬寒。作者/陈晓东 编辑/王崴




这座“地下标间”有40平米左右，包括一套十几平方米大的标间和一个厨房烟囱。去年9月被媒体曝光，变成“蜗居”的极端案例。2011年12月16日，距离陈新年夫妇“一夜成名”已经过去一年多，记者再次造访了陈家。没想到，陈新年夫妇竟然还生活在这里。




这片棚户区就是陈新年夫妇居住的地方，毗邻高档小区。棚户区内巷道狭窄，屋壁削薄。之所以陈新年要挖地下室，一是老来闲不住，找点事情做；二是地上的房子实在不好住。




这座地上的砖瓦房，是陈新年用捡来的砖头搭建的。最初只是妻子刘舒拉厂里分的一间房，后来被拓展到一个院子、四五间小简易房。由于材料粗陋，至今屋顶还漏水。




从2007年开始，陈新年操起使了30多年的开矿工具，在自家院落旁边挖起了地下室。他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点点开凿着地洞，开凿着畅居的梦想。




陈新年每天从地下挖出来的黄土有四五百盆，都被他用来种菜养花了。




这些就是陈新年挖地洞、造屋的工具。




至今，陈新年的妻子刘舒拉谈到老伴儿挖掘“地下标间”的艰辛时，还忍不住落泪。




去年11月，陈新年开始领取廉租房补贴，每月78元；4个月前，政府提高了补贴标准，每月增至100元。廉租房也排上了号，但是没有房源。陈新年夫妇依然住在棚户区里。随着冬天来临，砖房里越来越冷，刘舒拉的手被冻伤了。没有办法，为了避寒，夫妻俩又搬到了地下。




地下标间的温度有11度，虽没有想象的高，但也强过地上的砖房。




陈新年夫妇随遇而安，住在这里仍觉得满足。陈新年说，他虽住房紧张，但是生活还过得去。有人比自己还窘迫，要先轮着人家。不可能因为一家一户的情况特殊，就特事特办，那样的话，对其他人不公平。




现年65岁的陈新年仍然闲不住，着装时尚、喜爱运动，全白的头发染成黄色。他和刘舒拉经常到社区广场上跳舞。他说：“俺俩都是乐天派，年纪不小了，得抓住岁月的尾巴，好好享受生活。”




陈新年的妻子刘舒拉是一个干部家庭出身，负责厂里的会计，从小养成爱干净、特讲究的习惯，一个简陋的衣柜里，衣服叠得像五彩豆腐块儿一样。




陈新年夫妇在院子里开垦了一个小菜园子，把收获的青菜分给棚户区的邻居们一块吃。




从小习武的陈新年每天在房顶上打拳健身。




陈新年爬上屋后的高压线塔摘梅豆角。65岁的人，身手一点儿不比年轻人差。




陈新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使自己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不过有时他看着近在咫尺的高层住宅楼，也会陷入沉思。




也许他会想起，自己为了节省空间和砖瓦，从1米高的门洞里钻进地下室。




还会想起，他和老伴儿在地下室狭窄阴暗的过道里炒菜做饭，油烟呛鼻。




陈新年是老一辈人。通过劳动创造生活、通过双手改变生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红色思想”仍然深深影响着他。




“啥时间住上新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的生活很充实。”陈新年与世无争。棚户区随时可能拆迁，陈新年的地下标间不知道还能存在多久。陈新年夫妇一边平静地生活着，一边期待着未来的廉租房。

源济

第五期：“12·8的人”

图文/MR那个人   编辑/王崴

克拉玛依城西5公里，小西湖墓地C区，第一缕阳光打在潘艳和刘伟伟的墓碑上，这是一座连体墓，好让逝去的孩子在天堂互相作伴。墓碑紧紧相连，像一堵打不开的大门，阻断了人间和天堂。

17年前，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依旧是一扇扇打不开的大门，门里是已经被大火和毒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中小学生，门外是正值壮年的父母在哀求、哭泣和呼唤着孩子的名字。这是一场为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而举办的专场文艺演出。克拉玛依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了汇报演出。演出过程中，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终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另外37人是老师、家长和工作人员。

门里逝去的生命安静地躺在了小西湖墓地中，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而门外丧失孩子的家长如今已迈入老年。他们大都情感阴郁、不愿多说话，怕别人提起那场大火；他们因没有拿到孩子的《因公牺牲证明》而得不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物质上的倾斜；他们育有幼子，却没有自信去开家长会、带孩子去公园玩——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90年代末期退休后换算的养老金，但因退休早、工龄短（平均比正常退休职工短了近二十年），养老金提高每次都是最少的，永远是最少的。六年下来仅提高部分已比正常退休职工月收入少了五、六百元；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退休后都可以靠自己的养老金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他们则不同，都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孩子（不是孙子）才十来岁。如今供养一个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已使他们捉襟见肘，今后要靠微薄的养老金供养自己和孩子上高中、大学，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更不敢想象以后还面临着孩子的工作、房子……

这样一个群体，因大火被打上了“12.8的人”的烙印，这个最初外人叫的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

>>记者手记：从开始到现在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我还在遥远的尼日利亚。

从开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何要去打扰这些克拉玛依大火遇难者的家庭。我至今仍忘不掉半白头发的史忠福带着我排队买烤馕，老人站在乌鲁木齐寒冷的街头帮我打车。那天，我采访完这些家庭，史叔叔送我。

接到这个选题，缘于我曾经的同事、一位非常优秀的图片编辑老翟。那天，我在昆明。听完他的电话，在不到24个小时里，我来到了克拉玛依，从春城慵懒的阳光中直接坠入了新疆的严寒。

其实，天气寒冷可以冬衣抵御。但，心里寒冷，那种极寒，似乎无药可解。

温暖我，就需要靠近我。对于“12.8的人”来说，曾经的贴心小棉袄已经离开父母。父母也已经从青壮年迈入老年，他们越来越需要温暖，需要被尊重，需要被关心。哪怕，17年过去了；哪怕，许多人觉得他们已经释然、他们已经从冰冻中解冻。

那，只是外人的想法。徐红发给友人的一条短信这些写道：“一杯清茶，整夜未眠，一段往事痛苦不堪，原本坚强的我再一次让你看到了我的脆弱，‘12·8’是我心中无法解开的心结。解开心结要靠自己，道理我明白，但‘12·8’就是内心挥之不去的伤痛，我也努力地尝试把它忘记。”

他们是一本翻不完的书，里面有讲述不完的故事。

且听他们说说话。

2011.12.26

源济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288名参加文艺汇演的孩童葬身火海，那句“让领导先走”如羞耻符般刻进国人心里。遇难孩子的家长被统称为“12·8的人”，这标签压得他们至今无法从极寒中解冻。作者/MR那个人 编辑/王崴




2010年12月，克拉玛依人民广场，清冷死寂，只有白色建筑物上“友谊馆”三个大字红如烈焰。时光回溯到1994年12月8日，那天，这里灯火通明，一场规模宏大的文艺汇演正在举行，台下坐满了中小学师生，共796人。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恢弘的“友谊馆”变身巨型“焚烧炉”，终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




这张照片所拍摄的班级便亲历了那场灾难，其中许多孩子不幸遇难，与家人阴阳两隔。




288名娇嫩可爱的男孩、女孩，被集体埋葬在冰冷的克拉玛依小西湖墓地。




坟墓旁的杂草里，丢弃着破旧的玩偶，也许它曾是某个遇难孩童的“宝贝”。




烧纸池被修建成心形，里面仍残存着灰烬。




又逢“12·8”，如往年一样，家长冒着酷寒前来祭奠自己的幼儿。




父母给孩子带来“学生奶”。尽管如果孩子活着，都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但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定格在了小学初中的年纪。




孩子的突然离去，成为家长们一辈子无法解开的心结。现年54岁的张永琴失去了儿子陈伟。患有糖尿病的她每天要注射3次胰岛素。她一直在抱怨自己为什么在儿子走的前一天要因为考试成绩不佳而打孩子。出事当天，她为陈伟包了一顿他最爱吃的韭菜肉饺子，然后送他去友谊馆参加演出，谁知一别竟成永远。她总是有这样的幻觉，要是儿子还在，也有27岁了，也该结婚了吧。




陈伟的墓碑。失去孩子后，许多家长都选择再次生育，但现在两鬓斑白的他们正承受着退休后养育幼子的沉重负担。张永琴和丈夫陈国平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现年12岁。陈国平每个月出去打工，靠挣来的800多块钱给小女儿交补习费。“现在养一个孩子和过去养伟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早知道如此，我们宁愿当初不再要孩子。”“12·8”也是陈国平心中不能提及的痛处，他说，我们的精神支柱被拿走了……




56岁的史忠福抱着大女儿史玲（右）和小女儿史姗铭（左）的照片。只是，史玲永远定格在了烂漫的10岁。大女儿走后，史家夫妇从各方渠道收集她的各种片段，制成光碟，想女儿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近些年，他们越来越不敢看，看到女儿像活宝一样唱歌跳舞，就像一把利剑插进他们心里。




史玲墓碑。2010年“12·8”当天，史忠福在晚上18时20分默念女儿的名字，愿她在天堂快乐。除相思之苦，史忠福亦通过司法渠道、信访渠道等方式想得到孩子的《因公牺牲证》和《死亡证》，他认为孩子们至今“因公牺牲”得不明不白。




55岁的田学英想着再次生育遭受的痛苦就泪流不止。由于遭受了丧女的巨大打击，田学英内分泌紊乱，没有了例假。为了生孩子，40岁的她在北京、廊坊、成都看过病，怀孕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住院，在手术台上大出血，差点死掉。大年三十的时候，别人都回家了，她一人在医院住院。后来田学英离了婚，现在独自带着艰难生下来的女儿。田学英对自己这十多年的生活就说了一个字：累。




田学英女儿的墓碑。




59岁的唐玉英拉着6岁丫头小甜的手。小甜是唐玉英从亲戚那里抱养的孩子，小甜喊唐玉英“奶奶”。由于与孩子的年龄悬殊过大，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往往会以为“12·8”家庭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生活。目前，唐玉英的养老金是3000元，由于物价飞涨，加上要养活开始需要教育投资的丫头，她只能跑到很远的菜市场去买最便宜的菜，或者到超市淘处理的东西。她说，丫头养大了，可能我也不在了。




唐玉英的女儿张晓靓的墓碑，遗照无存。




59岁的李惠手捧女儿的遗照。她在大火中痛失9岁的女儿何欢，5年后又因车祸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丈夫。目前，她一人带着17岁的女儿何佳美惠。丧女、丧夫的打击，令李惠头发早早花白，并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一个月2500块的养老金令她捉襟见肘，她只买个头最小的橘子和西红柿。女儿特别懂事，主动放弃了考高中的机会，上了幼教的中专，她想早一点工作帮母亲分担。




李惠的女儿何欢的墓碑，经历十几年风吹日晒，女孩儿的样貌已不可辨。




2010年12月8日这天，51岁的徐红在健身房跑步。她不是为了锻炼，而是想借此忘记。晚上她和朋友喝过酒，在石油学院哽咽地走了10多圈，脑中却还是如过电影般闪现女儿的身影。徐红说：“就是过去100年，只要我眼睛睁着，这个事情就会在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她在一夜失眠后，给友人写下这样的短信：一杯清茶，整夜未眠，一段往事痛苦不堪，原本坚强的我再一次让你看到了我的脆弱。“12·8”是我心中无法解开的心结。




徐红的女儿胡小月的墓碑。徐红说，她怕自己得抑郁症，所以在老年大学里学习唱歌、写诗词，还时常练习瑜伽和健身。徐红的养老金约2500元一个月，每个月她要拿出800元供读初中的二女儿补课。




这座位于乌鲁木齐明园西路的6层住宅楼被外人称作“12·8楼”，楼里住了50多户因94年大火丧子而从克拉玛依搬迁过来的家庭。这些家庭在90年代末期花了大约8万元买下这套原本以为可以忘却苦痛的房子。而当时，每户家庭得到了7万元的抚恤金。




克拉玛依人民广场，三百多盏白色的灯在广场周围亮起。广场上的每一盏灯代表一个在大火中逝去的亡灵——大灯是老师，小灯是学生，单独的小灯是男孩，两盏挨在一起的是女孩。由于遇难者家属强烈要求保留友谊馆前门，前门经过整修与刷白留存至今，其它地方则全部炸平。至今，克拉玛依人民广场上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

源济

第六期：后非典型生活

图文/吴家翔   编辑/王崴

2003年春天，SARS病毒如洪水猛兽侵袭京城。为抢救生命和控制疫情，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诸多患者因此出现股骨头坏死症状，以及肺部功能障碍和其他药物副作用反应。大部分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理，严重者不得不更换股骨头关节。

8年后，那场公共卫生灾难不再被提起。众多非典后遗症患者独自承受着身体和心灵不可愈合的创伤。他们被习惯性地遗忘了。因为遗忘，人们甚至无法得知他们在怎样独自面对着命运。

武震：我想有个家

武震的家在北京市丰台区刘庄子，靠近西南五环，距离她接受康复治疗的小汤山医院有60多公里。

通常情况下，她会避开周一的早高峰，选择人相对少的时候去坐公交车。 她家门口不远处有678路车站，坐上这辆车到正阳大桥东，倒一趟617到天通苑，然后再换乘一次才能到北六环外的小汤山医院。这个过程要消耗大约4个小时的时间。如果选择坐地铁，时间会少一些，但地铁的上下台阶太多了，对于全身只有肘关节没有坏死的武震来说，那些台阶显得太困难了。

2003年4月，武震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时感染非典。同年10月被查出“双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靠药物和疗养保守治疗了几年后，武震的左侧股骨头塌陷。她坚持做了植骨手术，但不幸失败。这之后，她被迫放弃工作，治病成了生活的重心。她开始长期住在医院里，重复枯燥乏味的康复训练。

尽管医院的环境那么熟悉，但病患的身份却太陌生。她有些不能接受这个现实。长年困在医院让她觉得自己和社会完全脱节了，别人有的正常生活她都没有。她不能再去爬山跑步，甚至连和男朋友一起逛街都得坐在轮椅上。这种落差带来的焦虑使得他们的每一次见面都是在争吵中度过的；再加上男方家人和朋友的劝阻，分手变成了一个定局。

武震说，提起这段感情，妹妹总劝她：“你也不能只怪别人没有责任感，你那时总是对人家嚷，见了面就生气，并且人家还可能要照顾你下半辈子的生活，谁能愿意这样老看着你啊？”当被问到现在还恨不恨前男友时，武震说：“我已经能够理解他了。我们现在偶尔会发发短信互相问候一下，就做普通朋友吧。我就只想着他曾经带给我的美好，这样就可以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能够走入正常人的生活……”

说到这里，武震哭了。

方渤：八年上访路

方渤从今年7月开始就几乎都住在望京医院。他说往年住院基本都是冬天，那个时候医院的床位不会太紧张，但是今年他的腿总是疼得厉害。

关节三科的医护人员和患者们都已经对他非常熟悉，他从家到医院后，会在楼道里跟很多人打招呼，也可以把从家带来的菜放在医生办公室的冰箱里。

2003年他一家8口感染非典，出院时只剩下6人。两个女儿皆因为非典后遗症离婚。他的大女儿离婚后住在家里，小女儿无法承受丧母和婚姻破裂的打击，嫁给了一个东北人，从此只有在母亲忌日时才会回京。

确诊患非典后遗症之后，方渤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他手里拿着许许多多自己搜集的资料和各个媒体对他的报道，轻车熟路地说着他的质疑和诉求。他说他想复印自己的病历，但被告知所有的非典病例都被封存了。因为想要得到抚恤金和更加明确规范的经济补偿，他也试图诉诸法律，但法院拒绝受理。为了求市里的领导解决问题，他曾经在市政府门前跪了近两个小时，那个时候他刚刚查出双膝骨坏死不久。而因为这种行为，他被定性为“在上访过程中有过激言行，扰乱上访秩序”。后来再去上访的时候，他就套着一个背心，上面写着：请关爱非典后遗症患者。

他说：“我一直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北京市政府能够把我们的事处理好，但我们一直盼、一直盼，盼了八年，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都快到了。每次得到的回答就是上面还在研究。一个问题研究了八年……”

有一次，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问他，你想干什么？他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我的问题得到解决，能活的有点儿人样，我就想为我的爱人讨回一个说法。她不明不白地被别人传染，到死我连面都见不到。现在连骨灰是不是我爱人的都是个疑问。我女儿问我‘这骨灰是我妈的吗？’我只能告诉她，你该哭就哭吧，你在哭她的时候别人可能也在哭你妈呢……”

说到这里，方渤的情绪有些失控。

边幻云一家：让我做你的拐杖

林林和园园是大学同学，那时他们的教室门对门，他俩上课都坐第一排。林林无意间看到坐在对面教室里的园园，觉得这个姑娘很可爱。暗恋半年之后，林林终于在上大课的时候因为帮园园占座而搭上了话，之后他们恋爱了。

当时，林林的同学都劝他别和园园在一起，因为园园的听觉有障碍，口齿不清。但林林没觉得这是个问题。

2003年4月，林林不幸感染非典。为了照顾他，妈妈边幻云和女友园园也相继被感染，病愈后他们又全都被查出股骨头坏死。之后，边幻云和丈夫离了婚，两个孩子和她相依为命。

2004年，林林接受股骨头置换手术后，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那段时间是与世隔绝的，他看不到未来，无法自由活动，甚至整整一年都没洗过澡。

因为担心儿子的病情和将来，边幻云得了抑郁症，精神几乎崩溃。

那个时候似乎全是坏消息。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园园和边幻云去采购年货，他一人躺在家里，这时换防盗门的工人来了，没有办法，他就在地上爬着去开了门。边幻云回来后看到装好的防盗门，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园园也想过要放弃，但是她记得他们刚在一起时，自己很自卑，她去同仁医院看耳神经，医生讲的话她听不见。医生问她有没有家人，她说都在昌平，赶不过来；医生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有，就打电话给林林。林林从西单打车赶到医院。在那之后半年，园园才知道医生对他说：“她年纪越大听力也会越差，也许老了就彻底听不见了。你要当她的拐杖……”园园说：“现在你腿不能动，该我做你的拐杖了。”

2006年，林林的病情逐渐好转，他终于可以下地走动了。他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陪园园好好逛逛商场。那年春节前，他和园园一起去采购年货，回家之后，腿疼了一个星期。

2007年，区里和残联把林林介绍到地税去上班。同年9月26日，林林和园园领了结婚证。

2008年5月10日，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对历经磨难的情侣举办了他们的婚礼。那天，现场很多人都泣不成声。园园说：“这个幸福是属于我的吗？”林林说：“是”。园园说：“但我觉得这太奢侈了。”

2009年9月26日，在他们领结婚证的2周年纪念日，林林和园园终于补上了自己的蜜月旅行。他们去了一次海南，一共3天。

去年，赶上北京两区合并，林林又下岗了。不过好在不久之后他又被安排到街道办事处上班。园园自非典之后血脂一直降不下来，最近刚刚查出患了IgA肾炎。她没有办法从事高强度的工作。

今年，是他们携手走过的第十年。

边幻云希望政府能给两个孩子安置稳定的工作，能让他们有合理的收入。她还希望社区医院能对非典后遗症患者开放，这样她就不必总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病了。

林林说20多岁经历过这么多苦难，现在遇到什么事儿，想想那时候，真不算什么了。他只想踏踏实实地工作，有一份收入，能让妈妈和媳妇过得好，全家人能开开心心地生活。

园园只希望能过正常人的日子，不要再遇到非典这么大的打击了。她每天都会祈祷全家人健康、平安。

希望

茹琴手里拿着工伤证，却从没有因此获得人民医院的一分钱赔偿金。甚至连每年的医药费报销都被一拖再拖。非典时期，做为临时工的她被当做半个护士使用，确诊非典后遗症后，她被人民医院无情抛弃。

心洁因非典离婚后和老母亲住在地下室里，那里没有手机信号，用水和上厕所都很不方便，并且要爬很多楼梯，这对股骨头坏死的她来说是种折磨。

李书元从首钢下岗后开起了出租，运营途中被乘客传染非典。确诊非典后遗症以后，他丧失劳动能力，只能每天坐在沙发上。

张海英90年代末就开始在北京打拼，她的档案和工作关系全都在北京，但因为她没有北京户口，卫生局确认的非典后遗症免费医疗名单中没有她。

北京目前有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长期以来，他们生活在疾病折磨和心理忧患中。民间调查显示，他们之中的80%因此失去工作，6成以上家庭破裂。

几年来，北京市政府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包括定点免费治疗及进行生活补偿。2004年，国家卫生部正式成立“非典”后遗症专家组。目前，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及精神抑郁症都被纳入了非典后遗症的免费治疗范围，可以报销之前发生的用于治疗非典后遗症的费用，同时由红十字会提供补助。除此之外，有工作单位的人每年可以得到4000元生活补助，没有工作单位的每年8000。但这些钱对于他们来说是杯水车薪。

时间好像已经抚平了SARS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伤痕，小汤山非典医院也已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曾经很多事情我们像暴风骤雨般地去经历，然后又暴风骤雨般地去遗忘。

在这里呈现的每一个凝固的瞬间，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并且关爱这个特殊的群体，是希望每一个因为那场公共卫生灾难而生活在病痛折磨和心理忧患中的人感受到活着的尊严。希望这一次，它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源济

2003年非典疫情导致全国恐慌，以北京地区为主的患者被施用大量激素控制病情。这些人罹患了股骨头坏死等非典后遗症，终生残疾，病历却被封存。吃低保、住医院是他们度过余生的方式。有患者上访8年也无可解。作者/吴家翔 编辑/王崴




2011年12月，萧萧寒风中，非典后遗症患者武震在一片位于北京小汤山的荒地上留影。这片荒地不同寻常，2003年非典时期，这里建起一所非典定点医院，专门收治SARS患者。有些人在这里逝去；有些人捡回了一条命，却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2010年4月，早已废弃的医院临时板房被拆除；这片地，连同其上的建筑，皆被人们“刻意”遗忘。




2003年SARS病毒爆发时，在全无经验的情况下，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诸多患者病愈后出现股骨头坏死症状，以及肺部功能障碍和其他药物副作用反应。大部分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理，最严重者已更换股骨头关节。在非典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的当下，这些人默默地、孤单地在城市角落里蹒跚。




非典后遗症患者方渤抱着妻子的遗像坐在家中。2003年他一家8口人感染非典，出院时只剩下6人。方渤说，他爱人不明不白地感染、去世，到死连面都没见到，骨灰也无法确认。他的两个女儿皆因为非典后遗症离婚。小女儿因无法承受丧母和婚姻破裂的打击，嫁给了一个东北人，从此远离北京。民间调查显示，60%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患病后离异。





同样因非典后遗症离婚的心洁如今与老母亲住在地下室里，那里没有手机信号，打电话要翻窗子，用水和上厕所要爬楼梯去公共场所，这对股骨头坏死的她来说是种折磨。




除了情感上的孤独，非典后遗症患者也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茹琴(左)在非典时期是人民医院的临时工，由于人手紧，她被当作半个护士用，确诊非典后遗症后，她被人民医院无情抛弃。现在她不愿意单独接受采访，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家在哪儿。她说不想影响到家人。她和心洁相识后成为朋友，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找她见个面。




茹琴拿着自己的工伤证。虽有一张工伤证，但身为临时工，她享受不到正式医护人员的医疗和经济补偿，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只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助。据调查，非典后遗症患者中80%离岗。




李书元2001年从首钢下岗后就开起了出租。2003年，他送两名患有非典的乘客去佑安医院时受到感染，随即被公司辞退。




确诊非典后遗症之后，李书元丧失劳动能力。他只能每天坐在这个沙发上看着太阳慢慢落山。




张海英90年代末开始在北京打拼，是“北漂”。她的工作关系和档案全都在北京，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非典后遗症免费救治名单中没有她。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自费治疗。




从今年7月开始，方渤就搬进了望京医院。他说腿总是疼得厉害。发现自己身患非典后遗症之后，方渤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他手里拿着许许多多自己搜集的资料和媒体对他的报道，轻车熟路地历数他的质疑和诉求。他说他想复印自己的非典病历，但被告知所有的病例都被封存了。他想得到抚恤金和更加规范的经济补偿，但法院拒绝受理。




为了求市里的领导解决问题，方渤曾经在市政府门前跪了近两个小时，那个时候他刚刚查出双膝骨坏死不久。他说：“我们一直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北京市政府能够把我们的事处理好，但我们一直盼、一直盼，盼了八年，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都快到了。每次得到的回答就是上面还在研究。一个问题研究了八年……”




玻璃酸钠是一种骨骼润滑剂，每年注射一次。注射时，医生要将针头深深扎入肩部关节的骨缝中，疼痛钻心，方渤痛苦地闭上了眼。




方渤用脚部按摩器做康复治疗，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方渤病床前的桌子上摆着准备吃的药。病情比较严重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每天要吃大量的药物，用他们的话说，吃药比吃饭都多。




方渤将用热水温过的中药直接灌入口中。




1976年出生的武震在得病前是医生。2003年4月，她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时感染非典，同年10月查出非典后遗症。全身除了两个肘关节，其余股骨头全部坏死。她被迫放弃工作，治病成了生活的重心。图为武震在车站等公车，准备从家返回医院。由于地铁台阶太多，她宁愿花4个小时倒公交。




靠药物和疗养保守治疗了几年后，武震的左侧股骨头塌陷了。她坚持做了植骨手术，但不幸失败。病痛和岁月在武震曾经苗条的身躯上留下痕迹。现在她每天下午都会去游泳，这有助于她的关节和肺部健康。




游泳之后的康复项目是烤电。




午饭后，武震在病房里浇花。常年被困在医院里，让她觉得自己和社会脱节了。




武震和妹妹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在妹妹结婚当天拍的。武震则在患病后与男友分了手，独身至今。刚得病时，武震不习惯与社会脱节的生活，焦虑的她总是与男友吵架，分手成了定局。武震说：“我已经能够理解他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走入正常人的生活……”说到这里，武震哭了。




边幻云一家的合影。边幻云和儿媳妇园园为了照顾儿子林林全部感染非典，又全部确诊非典后遗症。之后边幻云和丈夫离婚，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现在区里和残联把林林安排在街道办事处上班。园园患了肾炎，修养在家。边幻云希望政府能给两个孩子安置稳定的工作，让他们有合理的收入。她还希望社区医院能对非典后遗症患者开放，这样她就不必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病了。




林林和园园是大学时代的情侣。非典后遗症令6成以上的家庭破裂，而他们却克服重重困难走到了一起。2008年5月他们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举办了婚礼。今年已经是他们在一起的第十年。




林林和园园的柜子里放着园园手抄的一首诗，上面写着：忧虑永远把它抛弃，……我不害怕明天。




北京目前有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长期以来，他们生活在疾病折磨和心理忧患中。很多事情我们像暴风骤雨一般地去处理，然后暴风骤雨一般地去遗忘。希望这一次记录，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