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 及其出版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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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 及其出版风波

《论再生缘》流出海外之我见.
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论再生缘》流出海外之我见.
作者：陈书良  
2013-10-04 09:31:19  
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载宗亮《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探讨现代学术史上聚论纷纭的公案。作者先是引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

后又发现《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中有一封杨联升致胡适的信函，云：“周法高说，台湾收到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篇长文，讨论弹词，本是油印的。”

由于此函时间为1956年8月10日，作者据此得出结论：“如果章士钊的行程没有被误植，且陈寅恪也确实是在1956年8月才将《论再生缘》赠与章氏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论再生缘》在这之前应该就已经流出海外了，台湾方面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陈寅恪的这部‘感怀身世’之作。”

我不敢苟同宗亮先生的推论。不错，陆键东提出1956年8月7日章士钊先生动身赴港，9月抵港，陆著发言有据，但如据此推断《论再生缘》如经章手流出，决不得早于9月，则粗心犯错了。

事实上，9月前，章士钊还有一次赴港之行。1956年春天，章士钊受毛、周之托赴港，身携中共中央致蒋介石先生的信件，该信最后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劝说蒋介石先生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章经广州到香港后，将信件交给了台湾派驻香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许不敢怠慢，很快飞赴台北，向蒋汇报了与章会谈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的来信转交。这一事件，堪称国共两党后期交往的大事，我反复问了随章赴港的含之女士，赴港是春天，交信则是5月。故我在拙著章士钊传记《寂寞秋桐》中说是：“1956年春。”（见《寂寞秋桐》，p192）。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p289指出1956年春及同年7月，章士钊先生两次访港。我以为，袁谱是严肃而有据的。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1956年4、5月，章先生赴港前过访中山大学陈寓时，陈寅恪先生赠送了几册油印本《论再生缘》。此本系陈寅恪先生在1954年自费打印。

笔者整理的《章士钊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收有1957年3月番禺刘景堂编定的《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其“广州集”中有《陈寅恪以近著数种见赠，<论再生缘>尤突出，酬以长句》：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此诗排列在《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前，显系在陈寅恪六十七岁生日，亦即1956年6月25日以前，可知在同年4、5月间，章士钊先生已经得到几册油印本《论再生缘》了。

这样，章先生5月抵港，将其分送友人，以至8月10日，杨联升致胡适信中谈及台湾周法高见到此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论再生缘》的流出及出版脉络是相当清晰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谈到《论再生缘》流出海外，说“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论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筼（陈寅恪夫人）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这应该是可信的。牟润孙说：“后来听说，果然给他老人家招了祸。”可以想见，《论再生缘》流出海外当时给陈寅恪先生带来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情态下，有古君子之风的陈夫人是不会把不属于章先生所为之事加于章的。此其一；其二，其时章“圣眷正隆”，又负有最高政治使命，观其在《南游吟草》中对台湾的故旧如白崇禧、张群、俞大维、于右任等41位政要温情招隐的赠诗可知，章士钊先生是百无禁忌的。陈夫人据实将流出渠道说出，既对章无损，又保护了一些时受猜忌的学人，化弦箭于无形，的确是聪慧之举。




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作者：徐庆全  
最后更新：2008-08-27 20:49:29  
来源：南方周末

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本文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当事人信函，解密了这段有名的公案。
——编者

陈寅恪所言“出版无日”是哪一本著作？

1949年后，陈寅恪先生居广州，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因其学术成就，当时，党内有些文人气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他，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为一纯粹学人，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更无有求之举。即使是关于自己书稿的出版受阻，他也只不卑不亢地发问，只求知其然，知所以然。

陈寅恪谈自己的书稿出版事，是1962年初春胡乔木来访时。陈的弟子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记载：

（1962年）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59页）

这里，陈寅恪所谈的“旧稿”是指哪一部著作？蒋天枢没有说明。多数陈寅恪研究者，均附会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书的确经历了磨难，在陈“盖棺”后出版，但征诸史实，当时陈对胡所谈的“旧稿”，恐怕还不是《金》书。本文结合有关档案材料予以论述，并试图找出“旧稿”何所指的答案。

“旧稿”不可能是《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引《编年事辑》中的记载，多被陈的研究者所引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述后，并未确指为《金》书，而是泛指为“他的著述”（360页），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则将“旧稿”确指为《金》书：

1956年，陈寅恪先生补订《元白诗笺证稿》的同时，也搜集部分昔年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蒋天枢接到《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后，于1956年8月专赴北京，将书稿亲自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 （今中华书局前身）编辑陈向平先生。……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是，陈寅恪宣称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谈不拢，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对这件事，陈寅恪先生颇有感触。1962年早春，昔日清华学子、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陪同下，驱车康乐园看望先生。见面时，谈到《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遭遇尴尬，陈先生半是气愤、半是伤感地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期！”胡乔木半是歉意、半是劝慰地回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51—152页）

朱浩熙所云《金》书为1956年编就交付出版社事，源出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但增加了蒋专程到北京交送书稿的内容。陈正宏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事实上，《金》书是在1963年才编就交付出版社的。其证据有二：

一是有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序言”为证。《金》书序言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朱浩熙也引述了陈这段文字，却视“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之语不见，坚指《编年事辑》1962年所言即为《金》书，实为不察。

二是新刊布的档案材料表明，《金》书的确是1963年编就交付出版社的。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8版）一文，根据藏于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揭示出“上编所”与陈寅恪就《金》书的编辑出版商讨的过程：

1958年，“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陈9月6日复函欣然允诺：“拙著拟名为 ‘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但其后，由于陈“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交稿一拖再拖，直至“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上编所”责成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月，两人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其后，“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拟出意见，报上海市出版局，由他们决定是否出版，时为1966年2月。

高克勤文没有说明“上编所”的审读意见，也不知这份意见也同时上报给了北京中华书局。现根据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予以补充：1966年3月，中华书局领导内部传阅了这份意见。意见中除了稿件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外，还说：“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中华书局总编室编《情况反映》）。

此时，“文革”欲来，风雨满楼，这样的评价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也基本上判了《金》书的死刑。“文革”开始，稿件自然被搁置下来。

高克勤文材料丰富，所述《金》书从约稿到编辑过程甚详，而其结论却无视所述过程，依然认定1962年初春陈、胡对话的书是《金》：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载，1962年春，陶铸陪胡乔木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述记载中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指的就是 《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

既然《金》书1963年3月才交稿，何来1962年陈“出版无日”的断言？此说显然不能成立。

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拟出版陈寅恪论文集

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1949年后，虽然先后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专著，但其散见于报刊的学术文章一直未曾结集出版，不免令学界遗憾。

1958年2月，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倡导下，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齐燕铭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此后，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有了转变，被确认为“古籍出版工作”的“据点”（《周扬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其主要任务是：“经中宣部同意，出版文、史、哲的古籍及文、史、哲方面个人的研究著作。”（《齐燕铭同志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中华书局的业务明确以后，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集慢慢被纳入出版计划，有学者就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要求。这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中，有明显的脉络。

1959年，中华书局将汤用彤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8月20日，汤一介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著出版无关的建议：

另，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8月22日，“哲学组”负责人严健羽将此信转给“灿然同志、历史一组”，并在信中写道：

把陈寅恪先生的论文编成书事，请历史一组考虑。

从其后的档案材料看，“历史一组”似并未作考虑。

1960年8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来京公干，大约与中华书局的某人（也许就是与金灿然）见面，谈到了陈寅恪的情况，并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建议。金灿然致信齐燕铭请示：

燕铭同志：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

（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稿，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金灿然
22/8（1960）

同一天，齐燕铭在金灿然信上批示：

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齐燕铭22/8。

在“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语下，齐燕铭下划线，批曰：“看内容再说。”

延宕了四个月，金灿然致信杨荣国：

荣国同志：

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做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写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敬礼
金灿然
12/12

杨荣国回信：

金灿然同志：

两函均送来，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接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专此即复，并致敬礼
杨荣国
21/12 1960

金灿然在信上批曰：
一、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大体排列一下）给我。着史一组办，希望新年前能办完。

二、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传。

待历史一组查出陈寅恪的论文目录后，金灿然将目录送给齐燕铭，并附上一信：

燕铭同志：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到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稿，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麻烦。

陈关于隋唐史的两本书和一本元白诗笺证稿，解放后均已出版。目录中关于元白诗的文章，均已收入后一本书中。
敬礼
金灿然
6/1

这已经是1961年了。3月，齐燕铭在金的信后批示曰：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从上述往来信件看：

第一，关于出版陈的论文集，金灿然说曾向周扬请示过，周扬同意。从1962年周扬的一个讲话中能得到佐证。这一年1月8日，周扬在与广东社联等单位的座谈中指出：

研究机关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应该担负具体的任务，应该提出整理、研究资料的具体计划。如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该挑选出版。近代人物的著作，全国都要研究。需要注解、标点、说明。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的著作，应该出版，要作整理。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就应该出版。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印数可以少一点。我们的遗产本来就不多，老艺人的艺术可以录音保留，老学者的学术著作也要保留，只要他们有一方面的成就，就要继承、不要抹煞。（“周扬与广东社联座谈记录稿”，1962年1月8日）

第二，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系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主动约稿。从杨荣国信中“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一语来推断：杨荣国当向陈寅恪透露了北京中华书局要出其论文集的想法（陈寅恪整理中的论文，或许就是给“上编所”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如此，中宣部领导周扬同意，中华书局积极，陈寅恪没有理由拒绝，出版陈寅恪的论文集也成定局了。

1961年11月，在“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谈到“1962年我局将加强学术著作的编辑和发稿工作”计划时，在“个人研究成果方面”，将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列入计划。

可是，此后，中华方面却再也未提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事，原因何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材料中没有答案。而高克勤文所提供“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或许可以解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北京中华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既然他们已与陈寅恪签订了出版协议，北京方面放弃也顺理成章。

不过，问题似乎还有另外一面。从北京方面提供的陈寅恪论文目录看来，尽管金灿然称之为“草目”，“不全”，但已经尽可能地搜罗了陈的重要论文。这份目录分“历史”、“文学”、“序跋”、“宗教及其他”四部分，囊括陈的论文69篇。而陈编定的《金》书仅收20篇，大多是文学论述。因此，即使有“上编所”的《金》书，中华书局还可把目录中《金》书已经收录的去掉，再出一本论文集的必要。可此后却无消息。从这个角度讲，（1）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或许另外隐情；（2）从现有材料看，既然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陈除了尚在编辑中的《金》书外，没有其他书稿放在出版社等候出版，那么，他与胡乔木所谈“出版无日”的话就无来由。

但，陈、胡二人谈话则有史料根据，不好率意质疑与否定。“出版无日”既然定有所指，是哪一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