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救了陕北”---迫害刘志丹等同志兼并陕北红军的真相

bigbadwolf

迫害刘志丹等同志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与毛无关


近几年，随着一些人对刘志丹牺牲事件的质疑，一些故意抹黑毛泽东同志的幕后人物把陕北地方党组织和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领导人对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优秀红军干部的“肃反”迫害强加到毛泽东头上，认为这是毛“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典型手法：先派人去收拾对自己可能构成威胁的“地头蛇”，然后等整肃差不多时自己再以“大救星”的面目出现，让对方感激涕零死心塌地的效忠。有些人甚至说后期收服许世友就是用的这招，再往后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用此招还是屡试不爽云云。和陕北肃反没有丝毫关系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被强拉硬扯进来进而栽赃污蔑。此时的中共中央不仅和陕北党组织陕北红军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不知道还有陕北这么一块根据地。是在北上途中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情况才临时决定投奔这里的。何况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同志并非毛泽东，毫不搭界的事情硬是被好事者组合到一起无非是想达到诽谤领袖嫁祸于人的目的。

要想知道迫害刘志丹等同志兼并陕北红军的真相，就必须先认识一下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


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1927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30年代初历任江苏团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任陕甘省委书记。西安事变前后，他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抗战爆发后，他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在陕甘宁边区遭受经济封锁时，他任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时，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辽沈战役前夕，他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建国后，他担任过中财委物资局长，中央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兼计委主任等职务

郭洪涛（1909－2004），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米脂人。就读于陕北榆林中学，参与领导反帝反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中学学生会会长。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中共特支书记、中共榆林地委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陕北革命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被捕，1927年至1933年被关在太原监狱，坚贞不屈，保守机密，曾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进行狱中斗争。后经营救出狱返回陕西，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1934年兼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2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秘书长。9月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同年冬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天津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港口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经济委员会顾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等职。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大，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聂洪钧 （1905～1966）曾用名聂鸿钧。湖北咸宁人。1925年进入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7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国民党蒲圻县党部副主任兼农民部部长。1927年9 月参加领导鄂南农民起义，任农军总指挥。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9年 1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上海吴淞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中共鄂北特委书记，中共京汉特委书记。1931年3 月到赣东北地区，后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中共赣东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红10军政治委员。参加领导了赣东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3 年初红 10 军主力向中央苏区转移后，任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兼红军新编第 10军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赣东北红军同红 7 军团会师后，任红 10军团第 19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红 10 军团失败后赴上海。1935 年 9 月到陕甘苏区工作，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北方局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参谋长，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副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湖南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八路军南下第 1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鄂豫皖湘赣军区第4 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军中原军区鄂东军分区政治委员，鄂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戴季英（1906-1997）湖北红安人。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1928年5月，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后历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4月，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1933年4月，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鄂豫皖根据地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4年11月，红25军进行整编，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5年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西北保卫局局长），参与和制造了由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人开展的“陕北肃反”，逮捕了刘志丹、高岗等红26军营以上领导干部和陕甘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给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撤销了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延安抗大高级研究班主任，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代司令员。1940年8月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9月，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即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是王树声）。1946年7月，参加了中原突围，与王树声一起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之后，历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1952年2月，戴季英因严重错误被判处15年徒刑，开除党籍。

毛泽东曾说：“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

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在郑州病逝。


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优秀红军将领刘志丹同志于1936年4月14日在东征战役中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在此之前曾被陕甘省委和红25军的个别干部逮捕迫害，险些丧命。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奉行极左路线对原陕北红军进行肃反的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等人已经逮捕了原陕北红26军几乎所有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根据地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并杀害了200多人，就在准备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等同志再下毒手时。毛主席赶到后一声“刀下留人”才制止了对陕北根据地干部的残酷迫害。

陕北根据地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仅剩的唯一一块苏区，正是这块根据地给北上的中共中央和各支红军队伍提供了落脚点而没有继续流亡下去。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在关键时刻为党和军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西北党组织和红25军的个别领导人在肃反余毒的支配下，对刘志丹高岗等领导同志罗织罪名乱扣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人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把红25军先期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的红26军，红27军改编组建成红15军团，对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全部降级使用后来又使用肃反手段滥捕滥杀污蔑成是受毛的指示，殊不知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同志，军委主席是周恩来同志，而且此时的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没有任何联系，与前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也几乎没有联系。红25军对刘志丹部队的“兼并改组”完全是在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徐海东的一手操持下进行的。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同志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才能，在长期与中央无法联系上的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开展对敌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在陕北地区民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原唱就是歌颂刘志丹同志的

太阳出来满天下，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

呼儿嗨哟，3

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极左的朱理治郭洪涛来到陕北后就认为刘志丹高岗等同志的正确路线是右倾，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没有红25军到来的支持和帮忙，这两个手无寸兵空降的政工干部是不敢对在陕北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刘志丹等人下手的。可以说红25军为迫害陕北红军提供了坚强的军事后盾。

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率红25军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后，这支部队过去隶属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积极执行张国焘的肃反滥杀中表现得很左，特别是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的审讯科长，是配合张国焘肃反滥捕滥杀的主要干将之一。红军的著名将领许继慎就是他杀害的，在四方面军里可以说是血债累累。这次迫害陕北红军干部他又是一马当先不遗余力。

刘志丹同志具有很强的党性原则，从不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红26军红27军视为政治资本。而是毫无怨言的接受了以红25军为主体的改编和降级。改变后的红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高岗。

然而陕北的“肃反”还是在1935年9月下旬拉开序幕，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可气的是戴季英在回忆录里依然歪曲当时的历史事实为自己辩解：他说给前方聂洪钧送信的通讯员既不认识刘志丹也不认识聂洪钧，是刘志丹冒充聂洪钧才骗得通讯员给他看了“密信”。“密信”的内容也不是说刘志丹是坏人而只是调他回来而已，聂洪钧发现刘志丹冒充自己偷看信件勃然大怒才下令关押他的。至于在鄂豫皖处治许继慎也是因为许“腐化堕落”是红军里的“吃喝委员会”，并且得到了中央的回复意见。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


当年，长征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差点被断送。


“中央救了陕北”


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 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后来，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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