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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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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0 01:2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在非洲的美国兄弟安竹 | 破茧系列001 

 2015-10-13 刘文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推出的第一篇成文,与网易人间频道同步发布。作者刘文是在非洲销售中国手机的创业者,安竹是他的同事。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一起开发非洲市场,他们有怎么样的碰撞、冲突和融合呢?




刘文(右二)和安竹(右一)和他们的赞比亚团队


文 | 刘文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卢萨卡时间,晚上八点。


在这个时间我都会准时醒来,拿起枕边的手机,查看邮箱,然后发WhatsApp消息给安竹。


一般只有在这个时间,安竹才会结束一天的工作:铺货,收款,贴广告,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才会有比较好的网络。


“周报为什么还不给我?”


“Sorry.”


“小的事情不要拖。”


“好的……”


“跟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讲一下。”安竹接着打过来消息给我。


“你说。”我回过去消息。


“前天晚上,我三个朋友晚上开车回去,被抢了。”


我心里一震,幸亏不是安竹。


“美国女孩子还被劫走了。让两个黑人强奸了。后来丢在路边,非常惨。”


“哦,Sorry,你能帮他们就尽量帮他们,工作的事不急。”


“的确太他妈的惨。”安竹是几乎不说脏话的,可见他很愤怒。


“最奇怪的事就是,那天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我说我不去,要留在家里,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跟他们一起。”


……




安竹是我们赞比亚分公司的国家经理,掌管我们在赞比亚的生意,三年前,他在上海的一个电商公司做市场;再两年前,他在台湾大学学习中文;再推两年,他刚刚从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Swarthmore学院毕业,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安竹生在美国,除小学在比利时读书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这是安竹在赞比亚的第二个年头。


赞比亚属于中南部非洲, 在这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的雨,气势是磅礴的,大雨会不经意的倾盆而下,漫天的雨水似乎要弥漫这片黄褐色土地上的一切,四个月的时间要下够一年的雨量。现在,赞比亚正经历一个漫长干燥的旱季,要见到雨季的第一滴雨水还要再等上四个月。


去年的雨季,赞比亚没有下够一年的雨水。赞比亚处于饥渴之中,前些天朋友在Facebook上分享了她去维多利亚瀑布的照片,在照片中,世界第一大瀑布在背景当中只成了一个白色的小点,失去了往日的气势。


赞比西河对赞比亚来说是重要的,它不仅造就了维多利亚瀑布的雄伟,而且也提供了首都卢萨卡的饮用水和整个国家的电力。赞比亚的电力几乎全部来自于赞比西河上的两个水电站,现在河水水位下降非常多,政府首先要保证饮水的供应,卢萨卡目前开始限电。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整个城市开始停电,几个月来,一天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停电。


按照以前,我们会每天通过WhatsApp进行交流,可是最近隔几天我才能收到他的消息,因为手机也不能正常充电。


上个月,中国央行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下调了1.9%。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下调幅度。


在这之后的两个星期内,东南亚和非洲的很多国家货币也在纷纷贬值,赞比亚的货币在四天之内贬值20%。赞比亚是我们进入非洲的第二个国家,刚刚一年时间,对处于创业阶段的我们,这真是迎头一棒。




这极大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耐心。


“上个月的销售,为什么还有45%欠在外面。”终于有一天,我又找到安竹在线的机会,我在WhatsApp上质问他。


“这我知道,我保证,100%要回来。”


“你保证有什么用,我们会被拖死的。”


“我每天都在要账……”


“这九十万你要回来时,也就只值七十万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我跟这里的很多老板聊过,他们都经历过前几年赞比亚克瓦查的贬值,那时候,老货币换成新货币,直接减3个零,比这个还要可怕。”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那我们的生意不要做了。”我已经听不进去安竹的任何解释了。


对话显然是无效的,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种折磨。


雷军说过,做风口的猪,可是,我们象是处在地狱的门口,象一只被地狱之火炙烤的猪。


对于安竹和他的赞比亚公司,经过一年的发展,正面临着第一场考验,也许是一场持久战。


持久战是未来的,眼下,安竹如何度过没有电的漫漫长夜。


安竹喜欢啤酒。他喜欢去酒吧喝,因为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啤酒是他社交的方式。


可是现在看来,夜晚外出是非常不安全的。对于在赞比亚的外国人尤其如此。


我想,安竹可以把酒买回来,在家里喝,可以请朋友一起喝。


那个时候,安竹就会打开音响,音响缓缓流出乐曲,那是来自牙买加的雷鬼乐的鼻祖鲍勃.马利的Buffalo Soldier(水牛战士):


Buffalo Soldier, Dreadlock Rasta 水牛战士,扎着脏辫子

There was a Buffalo Soldier 有一个水牛战士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他在美洲中部

Stolen from Africa, brought to America 他是非洲偷来的奴隶

Fighting on arrival, fighting for survival 他一来就打仗,他为了活下来去打仗

……


水牛战士是欧洲人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在美洲,他们参加了很多战争,他们去打印第安人,他们参加了独立战争,他们又打了南北战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打仗。


水牛战士从非洲去了美洲。


安竹从美洲去了非洲。


Mosi是当地的一种啤酒,它的意思是会说话的水,酿造的原料除了麦芽外还有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这啤酒的烈度比一般的啤酒要强上一倍,安竹喝完一瓶,再从冰箱拿出另外一瓶,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到嗨的时候,他会嫌音乐的声音太小,他打开车上的音响,让重低音刺激酒精麻醉的神经。



安竹在上海时,我跟他是同事。那时我们都在一家还算知名的电商公司工作,他入职大约半年多,我们都喜欢跟这个中文讲的很流利的美国人一起玩。


一次,安竹问道:“刘文,你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创新,但是我们却没有创新?”


我问:“为什么你这么说。”


“上次我跟老板开会,他们讲我们网站的页面设计,一点创新也没有,那么干脆直接抄淘宝的算了。”


“这个很正常呀,既然我们做不好,那就照抄最好的。”


“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就有创新这一条。”


“你太把这个当真了。”


既然这么说,就要这么做。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老板制定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跟他们自己说的相反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在中国,电商的发展这么快,老板哪里会有时间去想所有的行为是否跟企业文化一致呢。最要紧的,是跟紧前面第一名不要掉队。恐怕也只有较真的安竹,会质疑这一点。


在我们看来,安竹在工作中总是抓不住重点,工作最重要的是老板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也许他不明白老板要什么。


安竹是做品牌的,但是后来,市场部就给他一个工作,负责市场部所有的IT开发项目跟技术部沟通。安竹每天做得很认真,后来,他也发现,这个工作很可笑,表面上,他需要给所有的项目打分,然后评定一个开发的优先级,实际上,他制定的优先级一次也没有真正生效,技术部的同事知道只是个形式,真正的优先级是老板,老板要做的,一定是最优先的。


安竹在这个中国的公司,并不能得到一些重要的施展能力的机会。可是安竹不太在意,他每天还是很开心,因为太多有趣的事情。


他会跟我们一起去我们经常去的一家“地沟油”饭馆吃午饭。脏兮兮的饭馆,他也不一样不在乎,反而觉得饭菜很可口,就把这里介绍给他的主管,也是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来了一次后,再也没有来吃第二次。


一次,我跟安竹去了一家汾阳路的酒吧,这家酒吧有点low,只有一些年青的外国人来这里,喝到有点多的时候,我们都想去洗手间排泄一下,人太多,我说,我们出去尿吧。


于是,我们就各找了一棵法桐树,象狗一样站在路边的法桐树下,一个四五十岁的乞丐走过来,他伸手向我要钱,我说,你不要跟我要,我没有钱。我指了指安竹,你去问他要,他是外国人,他才有钱。


乞丐看了看安竹,说,哦,他呀,他是我朋友。


安竹提着裤子,慢悠悠地走过来,他跟乞丐打着招呼:“嗨,老梁。”


原来,这个老梁真是安竹的朋友,第一次老梁跟安竹要钱的时候,安竹说如果你真的饿,我可以请你吃饭,于是,他在路边请老梁吃了一碗炒面。第二次,安竹又请老梁去他家,这是乌鲁木齐中路的一栋老房子的车库,他们叫了一个麦当劳套餐。后来,安竹了解了老梁作为职业乞丐的“商业链”,老梁是安徽农村人,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跟老乡一起来上海乞讨。


在这个电商公司待了近一年,一天,安竹告诉我们,他要离职了。前天晚上安竹跟一个门卫聊天,这个门卫参加过抗日战争,这激起了他很大兴趣,在酒桌上问了我们很多抗日的事情。那天安竹非常开心,也许他也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来讲已经成了一个无意义的负担。我们都说他可以凭借好的汉语和对中国的了解,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听到别人的赞扬,他也很高兴,当众背诵起了古文: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原来是曹刿论战。我们纷纷惊叹,惊叹之余,我也会觉得,安竹把太多的时间去学这些,是太浪费时间了。


凌晨两点,我们走在徐家汇的街头,路灯非常亮,照着空旷的街道,行人很少,公园的一个角落,坐了两个宿醉的黑人,安竹走过去,跟他们抽烟聊天,我们只在远处看着。他回来跟我们讲,他知道上海的很多黑人,他们在上海是一个独立的圈子,很多人生活这个城市的边缘,甚至于依靠卖毒品生存,不过,他们只卖给白人,因为怕中国人会告密。



再次跟安竹联系,已经是一年之后了。安竹电话里面说他刚刚离职,想问一下我的情况。


这时,我同两个合作伙伴一起,刚刚创立了一家公司,在非洲销售手机。三个月前,我们在非洲的马拉维派驻了第一个员工。现在,我们雄心勃勃,想去马拉维稳固一下公司的发展,然后在赞比亚拓展业务。


接到安竹的电话,我很是惊喜,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虽说想在赞比亚开始,实际上对这个国家我也不了解,更没有合适的人选去掌管这里的业务。


于是,我对安竹说,加入我们吧,我们需要人。


安竹来了。


我们又多买了一张安竹的机票,踏上了非洲之路。


马拉维是赞比亚的临国,人均GDP一年只有200多美金,也许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现在刚刚结束总统选举,一个新的总统上台,我们想象着在一个新的政党下这个国家会有更快的发展和美好的未来。


这是安竹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新鲜的冲击让人兴奋。在陌生的街道上行走,安竹寻找他熟悉的东西。他告诉我一个现象,他说马拉维很多当地人穿的T恤都是美国某所高中的学生校服,或者是某个组织的文化衫,这很有意思,有一次他竟然发现了他读过的高中的文化衫。于是,每天走在街道上,他都会偷偷拿出相机拍照,拍各种不同的文化衫。


后来,我也去拍非洲人穿的T恤,当你看到非洲人的衣服上面,有的写着“富士康”,有的写着“平安财险”时,这真是非常好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非洲经商的中国人,把大量中国的二手衣服出口到非洲,在这之前,他们穿欧美的二手衣服,现在,非洲人穿中国来的二手衣服。在非洲,我们看到了一个发达国家,一个世界工厂和世界最贫苦的一极它们在地球村中的角色和地位。


安竹一直保持这个拍照的习惯,他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在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一些国外的商人建了酒厂,这些酒厂制造一些非常廉价的酒精饮料,供应当地市场,为了扩大销量,他们把酒精饮料做成小包装在市场上出售,这真是一个灾难,因为很多孩子会去买这些廉价的饮料,也导致了对酒精的上瘾,一些饮料含有工业酒精,发生了多起中毒致死事件。政府虽然想制止酒厂生产小包装的饮料,但在这样的国家,法规的执行异常艰难。


安竹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去拍人们扔在地上的酒精饮料包装,他的相机里存有形形色色的包装照片,这其中也有中国的厂商生产的,当安竹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会有隐隐的不快。



马拉维团队聚餐

在马拉维,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我们会带安竹去跟不同的中国人聚会。人们很少见到过中文这么好的美国人,在餐桌上,人们有时会对安竹讨伐美国,有时会让安竹背诵一段中文文章,不过曹刿论战他大约是忘记了,他开始背诵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第一次,他甚至能够背诵全文,后来就越来越少,有一次,在我们都等着惊叹的时候,他只背完了第一段,便卡了壳。后来,安竹就没有再进行过这种表演。


安竹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利隆圭的citycenter是当地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会坐在那里喝啤酒,听当地艺人弹着木吉它唱歌,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艺人,他是一个白化病人,二十多岁,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出他的肤色。安竹从我们的当地员工那里了解白化病人在当地的状况,这些人一般很难找到工作,不仅如此,当地人认为白化病人的器官有某种神奇的作用,因此,有的白化病人会被劫持,割掉胳膊或者腿,有的死后还会被掘走尸体。安竹对这类问题会刨根问底有时会让我觉得发达国家的人太过高傲,他们会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去俯视落后国家,然后挖掘他们落后的地方。


我们也经常谈论政治问题,在谈到中国为什么人治,而美国为什么讲求法治的时候,安竹讲到他曾经读过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会经常水灾泛滥,这样的自然环境就会迫使流域的各个部落团结成一体,共同与水灾斗争,各自为政是不行的,同时,这也需要产生一个能够指挥大家的强权人物去完成与自然的斗争。于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就形成了人治大于法治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反,美国,大家都是从欧洲去美洲占有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每个联邦要做的,是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维护大家的既得利益,这就形成了法治。


我很认同这样的观点,也就是在那次之后,我感觉我们在非洲的事业,一定需要安竹这样的人,他能够给出另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离开马拉维,我们一起去了赞比亚。赞比亚是一个对中国不太友好的国家,从第一天在安竹的一个当地朋友家晚餐我就感觉出来。这个主妇的儿子在上海读书,是安竹的朋友,到她家里做客,她想借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安竹。就餐时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人喜欢吃狗肉?原来,几个月前在一个中国人施工的工地上,一些中国工人请当地人给死狗拨皮,然后吃狗肉的事情,上了当地的新闻。


赞比亚虽然落后和贫穷,这里并不单一。


Great East是卢萨卡的主干道,这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民族独立前英国殖民时期修的水泥马路,路边移动运营商推广4G移动网的广告让你觉得这里发展很快。路边有印度人修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当中出入着本地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是公务员;这里的白人大多是一些联合国和NGO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欧洲来的游客;一些中国人走在当中,他们是一些商业机会的掘金者,或是国企员工,或者象华为这种私企的员工。


在这里,你看得到非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看得到不同人种的和谐和竞争。


一次,安竹介绍我们跟刚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美国人,在华尔街工作过几年,近两年才来到赞比亚,目前在一个受英国私募基金资助的公司做CEO,他们的业务是在赞比西河上建造养殖厂,养殖非洲鲫鱼,供给当地市场。饭后,安竹不无羡慕的说,他们拿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我却跟安竹说,他们算什么,他们没有Made in China的优势,他们只能卖鲫鱼,而我们能卖手机。


公司的发展开始并不容易,为了注册公司,我们一次次的跑政府机关,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他们就可以敷衍,我们只能一次一次地跑,效率低下让我很焦躁,除此之外,我还能感到排斥的气氛。一天,在当地的最大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就登了一则中国人行贿当地官员的新闻,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承建商是行贿专家。这让我很受震撼,中国人在赞比亚承建很多工程,修路,建体育馆,建开发区,很多都是对当地的发展非常有益,但是,不幸的是,一些承建商为了得到工程项目的承包权,去行贿当地的官员,我们帮助赞比亚发展的同时,却输出了腐败。那天去超市买食物,路上我们车开快了一些,一个北非人在车里拿出这张报纸摇着,表示对我们的抗议。后来几天,我们都不好意思出门。


各种压力这下,也许我太过敏感,一些小的事情会伤害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


我们要买办公电脑,我想买联想的,安竹却建议买戴尔。


一次在路边,安竹买了一个老女人的食物当早餐,我跟他讲你不要吃,这个太脏了,他回答我说,这总比中国的食品更安全一些吧。


在工作上我们也发生了冲突,我们需要在当地招聘一个司机。在报纸上发布了招聘启事后,我们收到了几百份简历,前来面试的络绎不绝,虽然我们只要一个司机,可一天来面试的有几十个,很多人都是带着亲手写的简历和求职信,换上他们最好的西装,辗转乘坐几次巴士,来我们办公室递交简历,拒绝他们非常困难,安竹一个接一个的面试。我们可谓精挑细选。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安竹把一个有7个孩子,年纪58岁的老人作为首选,这让我大为光火,即使再动恻隐之心,我也无法接受一个如此年龄的老人在一个创业的公司,安竹列举了他的种种优点,例如,他不仅有很长的驾驶经验,还懂得修车,也懂得急救,他在津巴布韦的军队工作过六年。我想安竹列举的理由也许并不是他真正内心所想,这个老人总共养过14个孩子,现在还有7个孩子,亲戚养不活的孩子的都送给他了,安竹虽然职业,但是他的善良会在潜意识中左右他的决定。不管安竹如何坚持,我最后还是拒绝了。


还有一次在跟会计闲聊的时候,会计问安竹你们为什么来非洲做生意,安竹讲,他是为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会计又问他,你的合作伙伴是为什么来这里?安竹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过更好的生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这个回答触动了我的神经,我质问安竹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明明说过,我们是想在非洲做一家能够带来改变的公司,我们不只是为了赚钱,不是养家糊口,如果仅为了家庭,我们完全不要到这个鬼地方来。


我们一次一次地冲突,身心疲惫,不过在非洲的好处是,你无法逃避,你只能面对,我们在这里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人,我们只能一次次的和好。一次在深夜里,我们照例喝着Mosi,望着非洲深邃的星空。安竹说:我们如果是同事,就不能是朋友。刘文,你总不明白这一点,看来我们难以合作很长时间,我帮你三个月吧。


那时,我觉得,我不能失去安竹,我说:三个月不够,我要一年。


安竹想了想,他说:好,我做一年。


我要回到中国了,走之前,我细致地罗列了所有对安竹的要求,例如,恪守每天的日报,个人喝酒的消费公司不做报销,非休息日不能饮酒等,我写了很多,我想好好跟安竹谈一谈,但到了最后,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发现我能选择的就是两个字:宽容。


我回到了上海,安竹留在赞比亚,他自己一个人。



我和安竹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同事关系,每天的交流是日报,周报,开拓市场,招聘当地员工,我知道只要我们制定每一项任务的时间结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做得差,因为安竹是一个诚实的人,这种诚实,是非常多的中国人所欠缺的,任何时候,他都学不会去欺骗。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几个月内,安竹就拿下了当地最大的连锁零售商,我们的产品与一线的手机品牌三星华为等摆在了一起,再后来,我们销量超过了三星,再后来,超过了华为。安竹活生生的把一个来自深圳的一个山寨品牌做成了当地的名牌。


到了一年的圣诞,也许是太忙了,也许是忽略,我忘记了这个西方习俗中最重要的节日,安竹一个人在非洲,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我至今保留着他在圣诞夜发给我的一段话,他说:刘文,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我一个人,在电脑前,在看一部电影……从他有点沙哑迟钝的声音中,我知道,他一定是喝了很多酒,又抽了很多烟。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有些自责。


我经常翻看办公桌上摆着的长长的一排书,那是安竹决定去非洲后留在这里的,他说他非常爱上海,甚至把上海当成了他的家,但是要离开了,这些书他不舍得扔,就放在我这里,大部分是厚厚的中文书,有梁思成的建筑书籍,有台湾的小说,还有中国的科幻三体,大部分非常新,可见安竹并没有读多少。我想,也许是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读大部头的中文并不太容易;也许,安竹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喝啤酒上;也许,安竹是想以后再去读。安竹会不会忌恨我呢,去了非洲,他失去了上海的人脉,中文也有可能变得生疏。他在台湾和大陆,有五年多的积累,现在失去很多。


为什么如此喜欢中文,安竹跟我讲过他读懂的第一首唐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自那次起,唐诗的美,在他的心底产生强烈的同理心,这种感受让他永远保留对跨文化的兴趣。


在卢萨卡北面,有一个小山包,名字是Leopard’s Hill, 看到这个名字,我说可以翻译成豹子山,安竹说应该叫豹丘,因为丘比山小。我非常喜欢这个翻译,丘这个字,在现在的中文中很少使用了,安竹这个翻译显得很有诗意。也许是因为他在台湾待了三年的原因。


尽管在一所优秀的学校读了经济学,顺理成章安竹在华尔街开始他的生活,可是他不喜欢,他离开了,去了台湾,学习中文。


父母希望他回去再读一个法律学的硕士,成为一个律师。安竹没有去做。他来到了上海。上海是放大版的台北,并且,放大的不太一样了,安竹解释说。


安竹讲过他想去一所美国的大学,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可是,他发现每年申请这个职位的有一百多人,可能最终只取两个人。他觉得他的积累不够,就一直没有开始,我想,这也许是他买了那么多书的原因吧。



我又回到非洲去看我们的生意。


过海关的时候,即使有签证,海关人员也对我进行了刁难不让入境,他的理由是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在这里非法滞留。给安竹打了电话后,他找了一个当地人,据说这个人的哥哥是国家公安部部长,一通电话后,我过关了。


为迎接我的到来,第一天我们到酒吧喝酒到很晚,第二天早上,看上去睡意朦胧的安竹扒几口女佣做的早餐,他带上一杯咖啡,坐上车子,简单问候Good Morning后,司机就开动了车子,他养的一条罗威纳欢快地追着车子跑,安竹跟它打着招呼,车缓缓驶到院子门口,园丁熟练的把狗按倒,以防止狗跑到马路上被车撞到,然后才打开院门。可见,安竹很爱他的狗,他也教会其他人如何关照他的狗。


在车上喝着咖啡,安竹会看一份南非报纸,他讲当地的报纸他已经看厌了,大多是没有深度的文章。到了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月度目标。维修人员专注的修手机,销售总监打开报表,打电话联系要拜访的客户,各项事务井井有条。我经常对安竹说,我们什么时候做到公司没有我们可以运转,那么,我们就是成功了。


安竹在联系一家印度的手机公司,想代理他们的产品;他也在跟特斯拉谈,代理特斯拉最近刚刚上市的锂电池,非洲的电力短缺,太阳能发电加上锂蓄电池,是非常好的能源方式,这会有巨大的潜力。我说,安竹,你做得好,我们不要只卖中国的产品,我们不要做成只是中国的公司。


下午的安排是全体同事去一个当地的中国餐馆,为同事庆祝生日。我们刚刚招聘了几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太年轻,工作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太多的责任,就是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就餐时安竹进行了一个游戏,他在网上找了很多字谜,让这些年轻人来猜,每猜对一次会有五元钱的奖励,年青的同事乐此不疲。餐后他询问每个年青人是否已经办理好了银行卡,原来他要求每个新同事办理银行卡,要求他们每个月能够拿出部分工资存起来,两年之后,他们可以开始大学的学业。


吃完生日餐,安竹带着销售总监进了旁边的酒吧,这时是下午六点钟,天刚刚黑,酒吧里的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讨论了下个月的销售计划和对每位新同事的工作总结,一个小时后结束了。环顾四周,酒吧里的人越聚越多,暖暖的灯光很黯淡,服务员端着啤酒穿梭,和谐的气氛让人忘记是在非洲,安竹的眼睛里面也开始泛光,我们叫了啤酒,边喝边聊,安竹开始打量四周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人,在酒吧中,分辨出一个当地人,或者是一个外地人,一个土豪还是一个白领,是安竹的爱好。


那天晚上,我们认识了一个在坦桑尼亚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头,又讨论了在坦桑合作手机生意的可能性。坦桑人为示友好,请我们干了一杯当地据说能够壮阳的药酒,结束了当晚的初识。后来,安竹又发现了一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这个文质彬彬的印度人,是杜克大学的MBA毕业,有非常好的背景,现在为一家国际知名制药在非洲拓展市场,他跟很多国家的政府内阁都有很好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在这里找到一个受同等教育的人并不容易,安竹跟他聊了很久,后来,安竹又到了他住的酒店,我们又喝了很多。我撑不住了,要回家睡觉,安竹说,他还要去见一个开酒吧的朋友,今晚约好了谈一点事。


凌晨三点钟,我睡的懵懵懂懂的时候,安竹回来了,他敲我卧室的门,让我出来一下。


安竹呼吸的酒气很大,他后面是一个胖胖的当地黑人,再后面又跟了两个黑珍珠般的漂亮女人。安竹指着我,用英语跟黑人说:“这是我的老板,他是中国人。”他又用汉语跟我说:“这个人就是今晚我约见的,他在这里有好多酒吧,他想投资我们的手机生意。”


正当我想如何跟这个当地人寒喧时,安竹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抱歉打扰你,我只是让他知道,我背后有中国人,你知道的嘛,在非洲,中国人就代表着有实力,有钱。”


安竹大声的放着音乐,继续喝酒,他毫无倦意,后来,两个黑珍珠再也熬不下去就离开了,她们本来想着今晚也许会有生意,再后来,那个当地人也离开了,这时,天都快亮了。


“刘文,你以为我的手机是怎么卖的,都是在酒吧里卖的……”安竹嘟囔着,天亮了,他要去睡觉了,今天是周末,他会睡到下午。


(完)

刘文

应用数学学士,计算数学硕士; 曾在总参谋部军队高校任教;曾经自办GRE英语培训班;在阿里巴巴1号店等电商的职场打拼过;现在创立Big Five,在非洲多个国家拓展业务,成为一个创业者。喜欢科幻,加入破茧计划从非虚构开始……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殡葬这个行业,你一定没有大块先生懂得多... 

 2015-10-15 龚万莹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篇成文,作者是厦门女生龚万莹,现居上海。破茧计划是中国三明治打造的普通人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通过名家导师指导,倡导“生活写作”,记录中国真实生活故事。本文精简版发表于网易人间频道.



文 | 龚万莹

1


台风杜鹃遭遇天文大潮,厦门部分路段海水倒灌,但这阻挡不了今晚大块请客吃饭。在排名第一的海鲜自助餐厅里,用冰堆砌起来的龙和大鱼被喷上了五彩的颜色,滴答地漏着水,底下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生猛海鲜。


大块的眼睛和眉毛都是微微八字形的,鼻梁塌在脸上,干脆的带刺平头,身上渗着一股肃杀之气。坐在狭长的桌子的主位上,他穿着干净的名牌白棉布T恤,脖颈处露出指头粗的白金链条,手上带一只紫晶大戒指,围绕着大颗宝石旁还镶嵌了几颗碎白钻。或许只有当你看到他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他的胳膊比你的大腿粗。如果把他的手臂上的肉单独拆下来,或许也够再拼凑出一个人了吧。


大块长得凶,每个长着眼睛看到他的人都知道。传闻中,大块过去似乎也确实在江湖上玩耍过,走跳出了一定的威名。


"吃啊,大家不要客气!这里可千万不能客气的!"大块站起来高声招呼着,起身给大家拿了满满一盘鲜红大闸蟹和虾蛄排,给每个客人的小火锅里添菜。他今晚的心情很好,小酌了一点洋酒,脸孔微微地发红,动不动就呵呵呵地笑起来。




这次请来的人里,大多是殡葬业界的骨干,自己人宝珠和金荣也都在,一顿饭吃得热热闹闹。幸亏整顿饭局里,一桌子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电话响起。这可是真难得了。之前常有吃饭的时候接到任务,穿一身黑去给死者换衣服的差事。前些天吃饭时,大块他们店接了个活,有个独居男子在洗澡的时候死了,三天后才被人发现,水滴滴答答地流个不停,一个大腿涨成两个大,肉都快崩炸了,连自家亲人都不敢近身。还是得店里的金荣带师傅去处理换衣服的,但处理完还是回来饭照吃,酒照喝。


此时服务员小妹忙着埋头撤下桌上被源源不绝生产出来的海鲜空壳和各式盘子,转眼间忘了大块要海鲜酱油的事了。一听他再问,小妹抬起头来看见大块,立刻是一付吓到的样子,弱弱地跟他说对不起。大块裂开嘴一笑:"没事没事"。而另一边餐厅经理殷勤得很,亲自在一旁监督着,时不时过来问候大块,给足了面子。随后经理满脸堆笑地建议大块再买张五千元的卡,大块豪爽地掏出卡把钱刷了。


大块满面红光地从饭桌上出来,抱起刚刚出生的二女儿温柔地摇晃着,娇柔粉嫩的小人儿轻伏在大块强壮的肩膀上,吃吃地笑起来。大女儿阿玲去了上海,这下只有这二女儿在身边了。


看得出来,不像在上海那般拘谨,今晚的大块非常自在快乐。厦门已经是他的家,他的主场了。


2


第八市场附近是个又热闹又颓败的地方。走过八市,房屋老得出了汁,海鲜的气味浓烈,满到堆成山的花螺,苦螺,嘎锥螺,时不时有几颗掉落下来,弹进隔壁螃蟹摊子的水盆里,溅起打着氧气的海水,喷到皮肤黝黑的渔民脸上,可他们却毫不在意,正带着一点不耐烦的神色蹲在摊子旁边跟来买蟹的阿婆高喊着:"这是黄膏的正港海蟹!没在贵,没在贵!"。地上散落的是已经死掉多时的虾蛄和碎鱼,无人问津的,被随意扔在地上。天气热了,蒸腾起一股子浓烈腥味,但习惯了的人可以嗅出一点香。从过去到现在,八市一直是最大的海鲜市场,蒸腾着蓬勃的生机。




文革的时候,这里也是"势头"的代名词。年轻人们起冲突的时候,谁说一句:"你再嚣张我就找八市的人来!" 准保有势头,有效果。八市在当时,算是一个坏仔成堆的地方。八市有威慑力,源于它的复杂性,这里即有一般的普通居民,一些本地富人,也有大量外来的码头工人,渔民,以及各式出卖苦力的劳工。


改革开放后,再往市场边上的巷弄里走,就是老城区的"危险地带",这是后来形成的。总有房子打着粉红色的灯,里面许多年纪各异的"阿水儿"穿着低胸吊带,在巷尾用浓妆的眉眼勾人,媚声问一句:"老板,要不要玩一玩?"


许多鸡头们闲下来的时候,也会走到与八市相邻的开元路上面喝茶打麻将。开元路,原来是"厦门第一街"。二十年代的时候,达到了极度鼎盛,各式商铺绵延不绝,戏院影楼穿插其中,即有传统的歌仔戏南音,也有时髦的女歌手倚靠着沿街的柱子唱起软绵绵的新式调子。小贩们在其中担着瓜子花生,龙眼莲雾,来回穿行揽生意。这整条街仿照南洋的骑楼,可以为行人挡风遮雨,所以即使天气不济,人们仍然可以在骑楼长长的走廊里继续逛街,泡茶,话仙聊天。


但不知从何时起,有别于八市的兴旺扩张,开元路却逐渐破败了。离它不远的后起之秀中山路,密集的店铺和蜂拥的人潮使之旺上加旺,很快取代了开元路的地位。




现今的开元路只有些小炒店,排挡店,廉价旅馆以及殡仪店。人气不足,道路也老得快。沿街白墙表皮不断脱落,露出来的部分又长出霉斑,日久便转成灰色的图案,衣衫褴褛的样子。从二十年代至今未曾修缮过的木制结构楼房,踩一步都要吱呀摇晃。房间里沉重的老式吊顶风扇转得很慢,搅动着一室尘灰,却也带不走整条街白蚁腐蚀的味道。《疯狂的赛车》里面,黄渤演的耿浩正是在这样的楼里,对着中风的师父说出那句:"没钱,连晒太阳都是二手的" 。


大块和金荣位于开元路的店,总是热闹地开着门。店门口常能看见四个人摆了一桌在搓麻将,时不时抬头跟过往的熟人打招呼:“老大,你来了?店里面坐!”。


走进店里,暗灰色的柜子里陈列着档次不一的寿衣,蓝金黑红四种颜色一字排开,纹样略有不同。墙面上贴着金荣和店里面十位师傅穿黑西装戴黑领带的照片,下面标着名字和工号。大块不在里头,因为他从不接活。照片旁边贴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常用电话,金纸,红丝线,龟粿,面线糊等等,纸头已经发黄。


坐在店里头的宝珠每次都泡两壶茶,正山小种的红茶和安溪绿茶,看来客喜欢喝哪种。正值中秋,台子上还放了一盘剥好的柚子,大家自己吃一点柚子,喝一口滚烫的茶。这茶配有时候是乡里带来的麻烙,八市的鸡蛋糕,鼓浪屿的汪记馅饼或者是蒜蓉枝,总之谁想吃什么就自己买过来往台子上一放。




这茶倒也不是人人敢喝的,许多人觉得这群人天天沾死人的,杯子到底也不会干净,所以避之则吉。但宝珠倒也无所谓,有不敢来的人,也有来了就不想走的人。


店门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开了,可却不是宝珠来开的门,是“老屁股”开的。厦门港有个退休的老人家,每天清晨都风雨无阻地会带一包好茶叶,来泡给大家喝,一人一杯地递给店里人。店里人叫他“老屁股”,这是闽南人对于老人家调皮的叫法。下再大的雨,老屁股都要来,说是因为他退了休没事做,每天来这里看看这群小孩互相斗嘴,觉得很开心。于是宝珠索性把钥匙给了老屁股,让他帮忙开店门。他每天早上悠悠地来,泡好茶,八点就回家了。剩下的时间都是宝珠和嫂子在打理店面,泡茶给大家喝。


店里的人大部分来自云霄和漳浦,也有不少厦门本地人到店里拜访,闽南腔调各有不同,闲话却永远说不干。


“我那几个亲戚,就是‘要死老母不死猪’!宁愿老母死,也不要猪死,留着猪还能卖钱!”


“那么抠做什么?‘吃饭配菜脯,省钱出去开查某(女人)’!”


“而且我家不把女儿的名字放到墓碑上,真是农村做派!结果老人的钱呢?那几个男的分了个干净!”


言谈之间,押韵的闽南俗谚一句句蹦出来,自然得很。同一时间可能会起好几个话头,这就要看谁讲得大声,谁讲得活灵活现,才能争得更多听众。时不时的,茶喝几口,人们互相递着烟,一根又一根接续不停地抽着。任他们高声聊着,插不上话的人就打开手机放起节奏感强烈的网络音乐:“你牛什么牛,你牛什么牛,你的金钱买不到姐的自由……”


虽然大家在店里的时间泡茶搓麻一派散漫,但是一旦业务的电话响起来,就得赶快换上黑衣向外冲。人过世的时间自己控制不了,这些师傅们的手机24小时都要开着,常常凌晨一个电话过来,那端是或者伤心或者慌张的家属,告诉他们,人已经"过身"了,快过来吧。


殡葬业干的是手艺活,也是体力活。




一场丧事有许多的方方面面,为死者换寿衣,多的有重重叠叠十几层。抬棺材,如果过世的是老人家,那就要雇八个人显示福气,如果死者是年轻人,那就只能雇四个人。抬棺材要求身高接近,抬得平稳,而且通常不能走电梯来运,所以即使是三十楼也要用人力抬下去。最后给葬礼来宾的回礼也要人采买,厦门的规矩是每份回礼必须包括一块毛巾,几块糖果,一条红丝线,这些一点不能错。


这么多的细节无法穷尽,都需要人打理。


再比如,厦门有个风俗惯例,就是在老人家死了以后,家里人要凑一笔现金放在红包袋里面,塞进死者手里头,等到进灵堂再取出来分给家人,叫做“手尾钱”,寓意是老人家临走留下来给子孙的钱。放手尾钱,子孙富贵万万年。通常这笔现金都不小,有些大款放个三四万都有可能。




说来惊险,之前店里面有个客人,家里头困难,却也硬是凑出八千块放进自己老父亲手里。可千不该万不该,这家人忘了,负责整场葬礼的阿民也忘了提醒人家要把这“手尾钱”取出来。直到棺材要送进炉子里烧,阿民才突然想起来这事。要是棺材送进电动炉子里,那几千块全要化成灰了。阿民这才连忙把棺材硬开了一个缝,把手伸进去摸了半天,把红包袋从快发腐的死人手里给扯了出来,算是拯救了这笔钱。


这行确实不好做,但毕竟能赚钱。他们中也有已经肝癌晚期也无法收手的人,脸已经熬到黄锈锈却还在做,能做多久做多久,一直到哪一天自己躺进去。但师傅之间有个规矩,自己拼死拼活也好,这种死人活只做一代,绝不让自己的子女做这事。他们大多都工作努力,把钱赚足,敦促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师傅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说闽南语,顺便还要夹杂几串粗话加强语气,否则就生分了,但要是谈到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会不自知地开始说起普通话,跟你一板一眼地讨论教育。


3


大块来自漳浦的小村落,村里满山遍野种着汁浆丰富的杨梅。


7岁的时候,大块的父亲就过世了,母亲改了嫁,他在村子里无依无靠。"谁都可以欺负我",大块想起小时候,说了这么句话。儿时的他很瘦弱,村里人都知道这是个没有靠山的孩子,小孩要是跟他打不过,大人就会出面教训他,反正他家里也没人会为他出头。


10岁的时候,大块就在课余卖冰棍了。他在家里找了一只老皮箱,钉上油纸,骑着自行车去十几公里外进货,沿着村庄卖。有时候也会嘴馋,就吃吃别人不要的。隔年,他读到三年级就停了学,在家里放牛种田。只可惜长得太小,连牛都不怕他,他要牛犁地,牛反而撒起野来跑到了大马路上,他只能跟在牛的屁股后面追啊追。


13岁的时候,每天他和村里其他人一起,走进高大茂密的角美甘蔗林里砍甘蔗。紫黑色的甘蔗,比他的手臂还要粗。当时的工钱是一个人5块,很多人不乐意,觉得大块只是个小孩子,凭什么跟其他大人拿一样的钱,就想逼他走。可是大块天天跟他们赌,砍得最多的人能砍几捆,他也要砍出几捆来,从不示弱。他知道自己不能被逼退,一回去可就没钱赚了。他在那深色的甘蔗林里面没日没夜地砍,看不见其他同伴——看不见倒好,也管不上手臂发抖,脸被叶片划伤,只是不断地抬起手中的砍刀迅速地收割那些甜蜜的根茎。


后来他辗转到了厦门。在厦门这样的海岛上,贩卖海水竟然也可以赚钱,但这是个苦力活,名曰"拉海水"。二十多年前渔民都是靠扁担挑着海鲜,到市场上贩卖。为了让鱼活得更久,渔民们就需要在菜市场跟人买海水。虽然八市是离第一码头最近的海鲜市场,但还是有一段距离,于是就需要有人用板车一车一车地把海水运到海鲜市场来。


15岁的大块来到厦门拉海水,一桶60斤,一天要拉二十几车。大块说,拉不动咬牙也要拉,以前他砍甘蔗才赚两百二,在厦门拉海水每个月能有五百。时隔多年,这几个字还是毫不犹豫地从大块齿缝中蹦出来:"我觉得那个钱不能不赚"。


当时的他虽然个头窜得很高,但还没练出这一身的肌肉,只是每日用粗草绳把自己和板车系在一起,双手攥紧板车的车把往前冲。一如过去,因为他分外拼命,很快老板给他涨了50块。说起这次20年前的涨薪,大块还是很快乐。


"我以前真是穷得可怕,所以我看到钱就很喜欢"。大块总结了一下自己的过去。


转眼大块也来厦门20年了,现在房子车子什么都有,还开了四家公司,当起了大老板。别人说起大块总要说他挺孝顺的,对自己的老娘好,也很照顾家人。这跟宝珠懂得做人媳妇也有关。


4


拉海水是要看水时的,涨潮的时候干活,退潮的时候就歇息。当时17岁的大块和其他的码头工休息的时候就会去八市买点海蛎炸和芋头炸,趁着热油烫嘴地吃下去,或是甘蔗几根嚼一嚼。也因此,大块跟当时卖甘蔗的金荣认识了,后来还成为肝胆,结拜为兄弟。


金荣,别人都叫他阿肥,他的名片上也是这么个名字。长得胖胖的,头发微长,自然地向两边倒成中分,眯着眼,嘴上总叼着一根烟。他看到有人来就殷勤地递烟,一遍遍地泡着茶请人喝。他做起生意玲珑的很,心想得细,会做人,跟他妹妹宝珠一样。


宝珠15岁的时候,在开禾路帮忙卖沙茶面,哥哥金荣跟大块结拜,那她也跟着叫大块哥哥。在一旁卖海蛎炸的老板看大块和宝珠真是合适,总插嘴要把两个少年人送作堆。于是在你来我往的玩笑间,几年后两个人结婚了。


宝珠在17岁就生下了女儿阿玲。当时的大块还很穷,试着做许多小生意,却没有真正的发财,常有一整天饿着肚子的日子。后来大块觉得,如果要做,就要做些偏门的别人不敢碰的,利润多,竞争少,恰巧当时金荣跟着人在殡仪店里学了一整套手艺。所以在22岁那年,大块和金荣合作,一起开起了现在的殡仪服务店。宝珠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开张的确切日期,满脸幸福的样子。


刚开头在一条龙四处兴起之时,厦门市场上还有一段混战期。靠着大块的威名和胆识和金荣的精明抢下一片天地,现在山头已定,拼的就是服务了。大块说,这个生意,我们要打品牌的,不是一次把人家的钱赚完。


这行业里难免有"暗杠"的事情发生,死者家属家里也不至于老死人,经验总归是不足的,有时候就会被人随便忽悠。但这种事有一次没第二次,下回人家不会再来,还会砸了招牌。大块和金荣就力行整治,建立回访制度,所有的收费都有电脑单,定期回访家属,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就由大块出面处理教育。


"其实这生意,我没有太多插手,主要是金荣他们在打理。"大块有意无意里面总强调着。在他跟生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会说他现在开了四家公司,最新的那家是在深圳做网络的,然后就不再多说。




大块跟金荣合作还真是相得益彰,谁也离不开谁。


大块往店里面一站,八面威风,没人敢找茬。大块自己也说,手下的人怕他,所以都听他的。加之大块朋友多,消息来源足,眼光看得远。比如他们店是全厦门第一家注册的殡仪公司,就是大块的主意。但要说起对这个行业的细致把握,迎来送往的交际手腕,还是笑盈盈的金荣拿手。两个人合作,想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从一开头的新秀,现在已经成了领头羊。两人的关系嘛,起起落落,但总是缠缠绊绊地在一起。


虽是领头羊,可是还能领多久呢?大块不是不知道自从那拨上海人承包了灵堂之后,标准化操作对于他们这些私营殡葬店的影响。市场进一步两级分化,原先生意不好的殡仪店生意越发萧条,很多师傅都改了行。一般改行以后没有再走回头路的了,所以现在市场上人手也不是那么充裕。


除了这一行,大块开始接触别的行业,或许,与他心里的危机感有关。拼,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要继续拼上高峰才行,不能给自己下坡路走。


5


大块坐在他女儿身边吃面的时候,是蜷缩着的,低头吸着面条,看起来似乎比女儿还要小只一些。


大块的女儿阿玲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他和宝珠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送她来上学。阿玲看起来是个十足个性的九零后,头发两侧都剃得很短,露出头皮,头顶却稍微留的长些,向后梳,用发胶固定得高高的。戴一副方大同样子的大眼镜,身上穿着白色的棉布T恤,外面罩一件不系扣子的格子衬衫,脚上一双名牌运动鞋颜色亮丽。骨架挺大的,跟大块一样。


印象中小时候的阿玲是个清秀的女孩,只是从青春期之后,似乎就转变了风格。为了这个头发的事情,大块和女儿的战争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只要话题牵扯到头发上,经常最终的结果是大块摔门而去,宝珠和阿玲在家里大哭。


“她这样太男性化了,我是怕……”大块没继续说下去。他女儿选什么大学他管不了,选什么专业也随便她挑,可唯一就是这个头发,他只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留起长发。


可阿玲却不是老爸说了就会听的女儿。不仅雷打不动地留着短发,更是在出发上海前一晚,到理发店里把原来就不长的头发进一步削得短短的,大块看到之后,据阿玲说,"他的脸都黑了"。


"剪这个头发,人也不像一个人!" 大块会这样骂。


"我是你生的,你说我不像一个人,那你又是什么?"阿玲会这样毫不示弱。


在言语上争执,大块总不占优势,所以最后的应对只能是摔门。阿玲有时候也承认大块确实懂得比她多,但是他有道理却说不出来。


大块和宝珠时不时也吵架,急起来也会动手,但对女儿他却无法真的提起脾气。前一阵有个人老来跟大块借车运东西,但是宝珠担心那个人运的东西不'干净',出了事还有可能牵连到大块。但是大块讲究朋友义气,人家提了绝不能不借,人家什么时候要车,他就一定给。为了这个事情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阿玲回家看她妈妈自己一个人在伤心,就一个电话拿起来打给大块,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三个才是一家人,如果你因为借车出事了,我们还会跟你在一起,但是你那个义气兄弟才不会来管你。到底谁比较重要你自己想。"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二十分钟,大块在电话那端听着,半饷才回了一句:"你这是在教训我吗?" 口气里没有一丝脾气。宝珠说,如果这话不是阿玲说,是她说的,恐怕大块要整个抓狂了。


阿玲这次来的大学,是她自己决定的。她考完高考以后,自己一个人走访了北中南几家大学,顺便游山玩水,独自上路不让父母跟着,只让他们把钱给足。她自己想了几日,定下了大学和专业。其实她也没明白自己以后究竟该干些什么,父母对她的期待也不过是有个稳定的工作而已,可究竟什么是稳定的工作?她的身边却没有榜样,或许一面读书一面想吧,阿玲打算读完大学就出国继续深造。接续父亲的生意,那是绝不可能的。


而她人还未到上海,在新大学已经认识了一大批朋友,为她安排各种新生准备,一呼百应的样子。这与她为朋友可以一掷千金的豪爽性格分不开。


6


大块一家刚到上海,在上海的朋友一家人要请他们吃饭。可他们一家三口说是到了酒店楼下,却磨磨蹭蹭地半个小时都没有上来。


走进包厢的时候,一家人的神色都不太对。阿玲低头一口饭也不肯吃,只是不断地在刷着手机。宝珠憋不住气,才说出了三十分钟前发生的事。


刚才阿玲在车里头玩手机,玩着玩着有个久未联系的小学同学请她帮忙,因为那同学手机丢了,要阿玲帮忙接收几个验证码,顺便还要走了她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很快,在三分钟内手机收到了5条验证码消息,阿玲一个又一个地给了那同学。然后阿玲才觉得奇怪,怎么明明是帮同学转账,自己账户钱却只剩下了20块。


阿玲自己想了半天,觉得事情不对,才告诉了自己父母。但一切都太晚了,钱早被转走消费掉了,连警察和银行也没办法追回来。


现在的三十六岁的宝珠脸依然圆圆的,皮肤跟少女时期一样光滑,只是近来压力大,才逐渐长了些斑点。但她依然保持年少的习惯,脸上从不施脂粉,总穿着简单的圆领上衣。她的脸憋得发红,说道:“她这孩子就是傻!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放学路上有个老奶奶跟她说要钱买东西吃,她就二话不说把身上的钱都给了那人,自己连坐公交的钱都没剩下!那时候她伯伯还说,这才是我们家的种。”


“钱是一定追不回来了。”一众朋友都下了断言。


大块半响没有发话,只是平静地说了句:“我觉得她这个人就是呆。”但语气里也没有怪女儿的意思,不像宝珠那般急。大块说,一万多块钱没什么,吃饭少一两顿就有了,他真的不在意。但是他不知道这接下来,到底阿玲的路要怎么走。


阿玲闷声不响,低头不停地刷着手机,QQ群的消息鼎沸。她等大人们说了好半天,才抬起眼睛,撇了撇嘴回一句:“我知道,群里面的人全都在骂我是傻逼。”似乎那遥远的虚拟世界中,那群责怪着她的小伙伴们更加值得注意。


那晚的饭菜剩下了大半,虽然随后转为谈论其他的话题,可总说着说着,又绕回到今晚这件事上来。菜全凉了,连那浓油赤酱的鱼身都飘出腥气来,猪肚煲里猪肚切成薄薄的细丝,哎也罢,早知道在上海是吃不饱的了。


当夜,阿玲坚持要自己开一间房睡。大块蹲在酒店楼下抽烟,夜里面很黑,烟雾遮住了他的脸。宝珠把阿玲送进房,塞了两千块现金到阿玲手里,忍不住又要爆发念她两句,这次钱一定要给我收好了!可阿玲却又是一句话都懒得多说,只想清净,但又觉得这两千块终究是不够花的。想多要一些,又被骂住了嘴。


宝珠退到房间门口,急得双眼通红,似乎还有许多话想说,可最后却只是用劲地说一句:“自己想想以后的路怎么走!”然后就退了出去,下楼找大块了。情绪无法平复,宝珠还一直急得很,唠叨了一路:


“只穿了一次的名牌鞋,要899呢!看到她同学也穿,就不要了!”


“来上海之前,手机和电脑都要换成苹果的,我不给换就找他爸,他爸就给她买了!”


“看来接下来要开始控制她的钱啦!”


“明天就让她自己去校区了,我们可管不了了。”


说是这么说,第二天大块和宝珠还是一起送阿玲去了校区,又塞了一千块给女儿。


7


宝珠和大块从上海的新校区回到市区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一中午都没有吃饭饿极了。阿玲一到了校区就跟新朋友们出去到处拜访,玩得不亦乐乎,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般充满了劲头,把父母抛在了一边。大块和宝珠留在宿舍里,把能置办的弄好了,两个人就默默饿着肚子打车走了。


上海他们不太熟,总归来了也不能浪费,大块和宝珠去了东方明珠。楼真高,玻璃地板看下去要让人头晕的,很多人只能趴在地板上张望。大块和宝珠蹲在透明的悬空走廊上,露出温和又尴尬的笑容,与这个满是高楼的陌生城市拍照留了念。这个城市不像厦门,成不了他们的家,或许,这里以后会成为阿玲的家吧。


(完)


栗子酱

生于鼓浪屿,英国曼大商学院研究生,供职于知名欧洲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后外派至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工作之余也与欧洲当地团队共同创作微电影。现已回国于原公司做品牌经理,同时在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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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不酗酒,我的父亲酗酒 | 破茧003 

 2015-10-20 小盒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篇发表文章,作者是电视记者小盒,她写了她酗酒的父亲。写自己的父亲难,更何况写父亲的难言之隐。破茧学员小盒的这篇文章深刻地揭示了我们和父母的关系。


破茧计划是中国三明治打造的普通人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通过名家导师指导,倡导“生活写作”,记录中国真实生活故事。本文也发表于网易人间频道。



文 | 小盒

酗,看着这个字我心里一跳,童年的记忆纷至沓来。字右半部分的“凶”,压扁了之后看,更狰狞了。


上网一查,古人居然围绕这个字造出了不少词,比如酗戕(酒后杀人),酗讼(因酗酒而争讼),还有酗淫(酗酒淫乐)。一个字变成了三个词,更具象的存在。我老觉得,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许方式不必如此残忍。前方有凶,但我无法逆行。


我不酗酒,我的父亲酗酒。


1


从七八岁开始我就很不喜欢过春节了,乱糟糟,忙哄哄,带着一种腐臭气息的春节。因为我的父亲老喝醉。平日里父亲出外吃饭并喝醉的频率可能是一个月两三次,可怕的春节,可能一周四五次。


父亲喝醉时的样子,对尚小时的我是一种认知上的刷新,他不再权威,变成了比我还小的孩子。母亲也会彻底变样,她不再亲切。

明明是一样的脸,平日里看着多么温和素雅,突然一个变成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兼带着呕出一堆秽物的怪物,另一个变成扯着嗓门、唾沫横飞、不停数落的泼妇。


母亲的数落时间必然不短,因为要从头说起,就是从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在母亲叙述的版本里,父亲幼稚而薄情。结婚后没几个月,好赌好酒的本性就不再隐藏,开始十几天不回一趟家。母亲怀孕的时候,经常因此动气、掉泪,但换来的是他越发不愿意回家。后来在产床前看到我,父亲嘟囔了一声“是个丫头啊”,走了。


再提起这些事的时候,父亲总要讪讪地。可能后来他想补偿我,所以我记忆中的他向来慈爱,不曾面目可憎过。但母亲总要提起这件事,好像这句“是个丫头啊”是最佳佐证,凝练了父亲的“渣”,升华了整个主题,能让我和她坚定站在一个阵营里。


七八岁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好像世界的本来面目被一下子残忍撕开了。哦,原来我并不是父亲理想中的孩子啊。



△家乡景


2


十一二岁的一次春节,父亲带着我们去老家。


父亲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后来在县城工作,比起其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算是混出头的。每次回乡,炫耀伴着吹嘘,喝醉的比例更高。


走完亲戚,我们搭上从山里回县城的大巴。车上人很多,晃得我难受,父亲却特别安然,好像要睡着了。我仰头看着他,他整个人灰蒙蒙的,脸色是那种喝多了的潮红,我有点害怕。但父亲的表情特别轻松,眯着眼,可能意识到我仰头在看他,后来就冲我笑。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特别舒适而惬意状态下的笑,他是真的觉得舒服。


刚下大巴车,母亲就发现老家人送我们的一大袋腊肉和当地特产落在了车上,喝醉了的父亲忘了拿。隐忍了一天的她终于开始发作,当街数落,从头数落。在一辆封闭式的电动载人三轮车里,我被夹在两人中间,母亲的怒气越燃越旺,最后她开始动起手来。她把父亲的头往车玻璃上狠狠地摔过去,一下,一下,又一下。夹杂着各种“你为什么不去死呢”、“你活着只会祸害我们娘俩”、“你他妈的就是个害人精”······


父亲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在大巴车上安逸的笑容早没有了,他看着像一条落水狗。


三轮车把我们拉到外公外婆家,我开始大哭。当时家里还有其他客人,外公外婆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把我父母拉进了小房间里。大人对矛盾的消化能力真强,演技也好,几分钟之后,我的父母就拉着手走出来,如沐春风,无缝融入到春节的欢乐祥和里。可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不能了。


3


春节时,走亲戚一般一天,可酒席再尽兴也不过持续两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得想法子打发,于是就赌博。我们那里喜欢玩骰子——在一个大碗里掷三个骰子,排列组合成若干种次序,点数的大小决定输赢。如果投掷中有两个骰子蹦出了碗,要被视为无效;再发生一次,要被取消当轮资格,自然就是输了,得给一桌的人赔钱。


父亲平日里玩扑克、打麻将向来赢多输少,但喝醉的他是个丑角,明明话都说不清了,口袋里的钱全部抖着要掉出来了,还硬拉着要和别人玩。


我十五六岁时的一个元宵节,全家人一起聚,和几个最亲的叔叔阿姨一起。父亲喝多了,坚持要玩骰子,很快把身上的钱输光了。我拉不动他,整个人像一滩烂泥,黏在了牌桌上,重重的。那时候我看着身边清清爽爽的叔叔阿姨们,悲哀地觉得,父亲喝醉是其他人密谋灌他的结果。其实从来都不是。


那一次父亲输光了所有的钱,开始问我借钱。我口袋里还有200元压岁钱,不想给他,但还是掏了出来。两分钟,他又输没了。这回终于不好意思了,他说不玩了,回家。我们告别,有一个叔叔追了出来,把刚才父亲输给他的200元还给了我,笑了笑,没说话。

看着那个笑容,我羞愧地想要钻到地下去。


4


大一寒假,我回家。父亲隔三差五总要问我一回,你考得怎么样?成绩单怎么还没下来?


我那时很逆反,公开地嗤之以鼻,经常回他:“你懂什么,大学里谁还看成绩?”


正月的一天,我跟着父亲去亲戚家。那家有两个同样好酒的叔叔,别人早就吃完了,父亲和他们还在酒桌上。我无聊地在屋外转了一圈又一圈,闻着酒味,想吐。


酒局之后父亲提议玩牌,我走上前,忘了当时说了些什么,语气肯定不善,眼神也充满了嘲讽。父亲当时冲我说了一句,“你不要管我,我还没管你的成绩呢”,我为他的胡搅蛮缠恶心,可能顶了嘴,也可能没有。总之,这件事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模糊了前因后果,只记得他给了我一巴掌。


他第一次打我。


那次可能打碎了我对于一个男性角色的全部信任和期冀。


5


大一的寒假就这么浑浑噩噩过去了。父亲打我之后,我和他冷战了很久。后来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致意思是他要和母亲离婚,他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事后看来,他并没有真的要走,只是想用这些话刺痛我,让我开口跟他说话。


可他高估了一个18岁女孩的承受能力。我着实心灰意冷了非常久,也开始慢慢理解母亲发作时的歇斯底里。如果说酒精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泥沼,他逃不开,那他这个人就是母亲的泥沼,她也逃不掉,她只能发狂。


△父母那辈人年轻时很少拍照,这是父亲20岁拍下的照片,他们说我和父亲长得很像


父亲对那次冲突也是内疚的,他收敛了好一段时间。有一次,同学去我家玩,父亲突然说:“我女儿好优秀,她很不容易,我亏待了她特别多。”我打住了父亲的话。那种“耻感”又泛上来,我不愿他难堪。就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安静消化掉吧。


6


在被打耳光的噩梦折磨的同时,我的脑海里常莫名出现另一件事。


一年级,我五岁,那一天下着南方的蒙蒙细雨,我穿了双大大的雨靴。父亲带了一把大伞送我上学,我到了之后,伞留给了我。我在教室里坐定没多久,雨开始越下越大,我就完完全全地分心了,不知道老师在讲台上说了些什么,只看到窗外的雨。下一刻,我已经莫名其妙地拿着伞冲出了教室,然后在门边呆住了,我要干什么?直觉是,不能让我的爸爸被雨淋湿呀,我要拿着伞去给他挡雨,如果他淋了雨,我会好心疼。


我不知道,想要保护他的欲望是不是早早地有了隐喻。我只清晰记得,那天早上我的感受。是的,一个孩子,因为一场雨,居然结结实实地感觉到了心痛。


那种感觉随着成长逐渐消失了,它钝化了。


7


大三寒假我回家,发现父亲戴着个不伦不类的毛呢帽子,把整个头都遮住了。我没留意他的反常行为,以为只是天冷。


第三天,母亲忍不住问我:“你都不问问你爸爸为什么天天戴着个傻帽子?”那个时候我们正走下楼,一楼的地面看着脏脏的。母亲在那里定住,看着我,指着地面说,“就是这一摊暗红色的血迹。他半个月前又喝多了,头摔破了,跌在这里。”


我脑子一片空白。那时我已慢慢地脱离了这个家庭,脱离了贯穿我童年的、那些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终日为他担心的夜晚。母亲的问话,拆穿了我逃避的大秘密,夹杂着如释重负的指责,指责我不再关心父亲,不再关心这个家庭。我盯着那摊暗红色的血迹,心底响着的声音是,赶紧结束吧,不管以哪一种方式。


那一次父亲是真的喝多了,几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他先是躺在公园石椅上睡了一会儿,被路过的熟人叫醒,他踉跄着往回走,最后在自家楼下被台阶绊倒了。



我的母亲喜欢在小花园里鼓捣她的花儿 她现在的脾气比以往收敛了很多 她不再那么经常对喝醉的父亲发怒


“当时我看见他就躺在那儿,不知道躺了多久,一地的血,我吓坏了,赶紧打了120”,再说的时候母亲的语气已经没有波澜,“如果不是我刚好下楼倒垃圾,他会不会就死了。”


送到医院,父亲头部缝了20针。我不敢想象那个夜晚母亲是如何度过的。她会犹豫是否告诉我吗?想一想就够让我很深很深地难过了。父亲的那顶帽子就像是这个家庭的创口贴,谁都能看出这里有一个伤口,能遮掩多久就是多久吧。


8


我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找到工作,父亲的戒酒誓言从“你毕业了我就戒”到“你工作了我就戒”再到“你结婚成家了我就戒”,我知道他可能永远戒不掉。


不喝酒时候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爱、乐观、机智的人,对母亲也好,对我也好。喝了酒之后,他会拉着我说“爸爸爱你”、“你是爸爸的掌上明珠”等等肉麻的话,然后唯唯诺诺地面对母亲的责骂。他依旧善良,从来不敢伤害别人,但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母亲。我不能理解酒精对他有着怎样的魔力,只知道我对此无能为力。偏偏随着我长大,周围人总期待我能改变父亲,对他施加影响,让他不再酗酒。有几次我拉他坐下,想认真地谈一谈,一旦打开话题,父亲或者嬉皮笑脸或者一言不发。我碰上了一堵墙。


和一个外教聊天,说到了父亲酗酒的事。外教当时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吗,对某种东西上瘾,这是在基因里面的事情,也许以后你也会对什么东西上瘾的。


我对宿命论的东西向来不信。但那一次我从外教的话里读出了另外一层意思。也许父亲酗酒有着深层的原因,而那个成瘾的原因我参与不了,也就弥补不了。谁不是带着一些“瘾”在行走,不停地自我麻痹,以期逃脱这个世界的庸常和无奈呢。


对了,忘了说,父亲是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儿科医生,医术不错,医德更好。我无数次在给他送饭的时候看到他是怎么对待病人的,那一刻简直觉得,他有神一样的光芒。我私心揣度,有时候他做事的动力、对病人的态度是不是来自于一种酗酒过后的“负疚感”——类似于我有时候没动力就会把淘宝购物车里的东西一口气买下再发奋干活。


我没有问过他。


(完)





小盒

学习新闻六年,2014年毕业后成为一名电视记者。开玩笑说自己的栏目是点滴记录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态,但一直认真思考怎样把他们的故事用影像之外的东西更自由地表达。莫名地感觉到,这是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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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你也要30岁啦,是不是很多的梦想也粉碎了?”| 破茧004 

 2015-10-22 郝思远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四篇发表文章,郝思远是一位电力央企员工,也是破茧计划的一位写作者。他前段时间去了台湾,采访了台湾民歌运动四十年来的很多相关人物。民歌四十,台湾三十。那些年里的年轻人和台湾新一代,在想什么,做什么?


破茧计划是中国三明治打造的普通人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通过名家导师指导,倡导“生活写作”,记录中国真实生活故事。本文也发表于中信出版社阅读APP“有样儿”。



文 | 郝思远


(一)


“我要30岁了,能不能再摇滚下一个30岁。你也要30岁啦,是不是很多的梦想也粉碎了?”


民歌运动40年后的台北,即便在本应该嘈杂喧闹的场所,一个叫做“小清新”的魅影依然笼罩在这座浸染着来自“太平洋的风”的城市。一屁股坐在挂着各种形色Bra的木质椅上,百无聊赖地翻阅着菜单,“月经冰茶”、“伤肾双奶”。恶俗但颇有挑逗性诱惑的名称冲击着视觉感官。于是,我点了一罐冰镇可口可乐。


这是台湾大学后门新生南路的女巫店,台北最著名的LiveHouse,成名前的陈绮贞、张悬与苏打绿都曾在此驻唱,如果能再加上王若琳这里就可以改名叫“小清新艺人博物馆”。不远处是另一个音乐圣地“地下社会”。可我只能瞻仰着它的遗体。居民公寓的墙壁上,突兀挂着两一个红色的大条幅:“油烟噪音污染,居民拒绝承担。”


在连续唱了三首自己的原创歌曲,“逆风少女”的主唱开始感觉到一种疲倦。她摇摇头,轻叹一声,放下手中的麦克风停止了歌唱。原本就寂静的LiveHouse更加显得空灵了,似乎刻意地躲避着居民拒绝的承担。在这种场合下,音乐远没有语言来得直接。她长长吐了一口气,似乎想把笼罩在胸臆之中的闷气全部一扫而空。



> 逆风少女乐团


“在台湾的空气中生活,实在太压抑了。”


我怔了下神,停止摆弄手中可乐的吸管。不到30岁的海星星就站在面前,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彰显着素雅的清淡,我的脑海中却浮现的是同样不到30岁的李双泽。


这是2015年的台湾。苏迪罗台风刚刚离开这个岛屿,持续的阴雨天气还是让要飞机在中转的香港逗留了整个深夜。韩国夫妇三年前从北京定居到台北,在Airbnb上放租的民宿叫做“Hue in Taiwan”。传说中的诚品书店敦南店离居住地并没有多远,这是电影《一页台北》中Susie与小凯初会的地点。在闹市区随便走个10多分钟,便能遇见一家叫“度小月”的餐饮连锁店,这里的担仔面解决了之后两天的午餐。“花栗鼠”绘本馆隐藏在忠孝东路闹市区的丛林里,绿色的木头外墙镶嵌着大片落地玻璃窗,悬挂着欧洲风味的复古招牌。带着私人印记标签的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


“去到之后,你一定不要忘记逛一些精致的小店哦。每一个小店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台湾啊,现在就流行这种‘小确幸’,意外小财、享用美食、家人团聚、睡到自然醒。”在来台湾之前,淑美用嗲声嗲气的台普叮嘱着我。初次听说“小确幸”这个词语,大概是在阅读村上春树的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把洗涤过的洁净内裤卷摺好然后整齐的放在抽屉中,就是一种微小而真确的幸福。”


台湾人的真实面孔,大概就隐藏在“微小而真确的幸福”背后。彬彬有礼的举止,甜美到发腻的腔调。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文创园区,樽罍云泻地散落的创意店铺。民宿、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茶艺店、诚品书店,然后又是民宿、咖啡店、小吃店、服饰店、茶艺店、诚品书店。忠孝东路走九遍,看似光怪陆离的社会形态,竟难再找像地下社会、女巫店这样的LiveHouse。



> 台北女巫店是台湾著名的LiveHouse


大时代叙事的背景仿佛消解在繁荣杂芜的商业中,热闹非凡却滋生着单调。时间停滞在及时行乐的此刻,散发着历史终结的气息。行走在2015年的台北街头,恍惚穿越到2016年的广州,逐步逝去的过往辉煌与越来越封闭的内生经济,大步崛起的“强邻”就在身边。


(二)


“可能是生活在世代的这个年轻人太压抑了。无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就想成立一个‘欢乐大调电子乐团’,告诉大家无论做什么都要去勇敢的追求。”3年前,“逆风少女”的主唱海星星在台湾BBS站PTT板结识同伴合成器手哈利与提琴手蜜桔。3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拍即合,一个叫“逆风少女”乐队诞生,试图用音乐变身,逆着既定的方向而行,带来一股正面的感念与力量。


“像美少女战士那样,来打倒魔王与怪物。”每每想起乐队刚成立的情形,海星星就隐藏不住脸上的笑意。今年初,乐队的吉祥物哈利远渡杭州工作,海星星与蜜桔也开始了自己的白领生涯,为了薪水开始奋斗。音乐的梦想似乎要变成一种遥远的记忆。


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与疲倦之后,“逆风少女”们依然怀念当初一起唱歌的日子。乐队的成员们变成了远距离联系,三人行变成了两人常规小组合,关于“逆行”的歌曲仍未停歇。从女巫店到“全联妖怪音乐祭”,之后的一个月,海星星与蜜桔还将不断出发,坚持着自己的歌唱,“地下社会关闭了,很高兴女巫店继续活跃。”


稍作歇息停顿之后,海星星重新执起了眼前的话筒。她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陶醉在从内心逐渐泛起的节奏与音律,开始继续演唱一首原创歌曲《30岁之歌》。“人说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哪里;而是你未来,未来将要去哪里。”



> 逆风少女乐团在中正纪念堂


距离女巫店的“逆风少女”专场仅有两站地铁站的中正纪念堂,一场由《天下杂志》社主办的盛大的户外音乐嘉年华正在拉开序幕,在“小清新”笼罩的城市一隅散发出被压抑许久的“大时代”的气味。活动手册上的介绍,仿佛刚好在解答“逆风少女”们歌词中的困惑。“当30岁的冲劲,遇到前辈们的智慧,他们绽放的能量,不是代沟与争执,而是世代共享的火花。承前启后,共创未来。”


40年前的那一年,政治强人归隐,亚细亚的孤儿情结喧嚣尘上,就在距离中正纪念堂不远处的中山纪念堂,台湾大学生物学硕士杨弦发起了“现代民谣演唱会”,30岁上下的年轻人,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成为了民歌运动中的急先锋。40年后这一年,老的一代英雄已经渐渐隐去,新的英雄尚未崛起。陶晓清在2个月前策划了“民歌四十”的活动,她的儿子马世芳一星期后要辗转广州、成都、重庆,分享关于自己的“世代记忆与音乐乡愁”。


不到30岁的李双泽永远没有跨过30岁的门槛。去世前1年,他在一场民谣演唱会上经历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幕,这也是台湾民歌史上最经典的桥段。“那个叫李双泽的年轻人上台砸烂了一瓶可口可乐,他质问着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在西班牙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在美国,喝着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在李双泽去世之后,演唱会发轫的淡江大学矗立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五个大字。“唱自己的歌”。杨弦、陶晓清掀起的音乐革命从此有了专属的标记。台湾年轻人们开始觉醒,愿意放弃他们仅有的一些利益,去换取心目中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无限期待。



> 中正纪念堂,我们的时代音乐会


而此刻中正纪念堂的嘉年华与中山纪念堂发轫的“唱自己的歌”有着异曲同工的精妙。几万人涌进自由广场,在巨大的牌坊门的注视下,光柱在人群中间溅开,蓝色荧光棒像星星一样闪烁,舞台两端的两块屏幕遮挡住了雄伟宫殿门廊,摇滚歌手在中央演唱,激荡起现场观众的声浪,如同泛起的时代潮水,逆势冲撞着台北的夜空。在这群人中,也许就藏着下一代的杨弦、陶晓晴、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屏幕两侧的背景板,市集前端的宣展架,印着统一LOGO的T恤上,昭示着这场大型演唱会的宏大主题。


“我们的时代”


(三)


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结束于哪一年?一说是1985年。尽管并未参与运动的倡导,但是以《亚细亚的孤儿》而名声大噪的罗大佑,成为80年代民歌的实际推动者。他在1985年与李寿全、张艾嘉自发组织了呼唤民众的作品《明天会更好》。60多名华人歌手参与了演唱,“唱自己的歌”成为了主潮流,引起了华人世界的巨大反响。第二年,风潮从台湾吹向方兴未艾的大陆歌坛,100名大陆歌手集体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群星演唱会。这次演唱会不经意之间催生了大陆歌坛的摇滚时代,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在演唱会上带来了他的《一无所有》,他的名字叫做崔健。另外一说是1987年,随着新一代政治强人的逝去,台湾社会迎来了解严。


告别淡江大学的李双泽纪念碑,从淡水小镇坐地铁到阳明山,会经过北投区一个叫做唭哩岩的捷运站。不远处有一条街叫公馆路,在充满硫磺味的巷弄中,李宗盛就曾在那里帮助父亲送瓦斯。他当时尚未成名,最大的愿望是在音乐圈安家立命。与小李年纪相仿的陈升出生在彰化,此刻正北上到台北做一名电梯维护工。属于他们的时代还要在后几年之后才会来临,整个台湾乐坛也从此时逐步走向了极盛。他们的辉煌掩盖了民歌运动的青涩启蒙。


30年间,台湾的新一代从出生到长大,却对出生之前的“民歌时代”不甚熟悉。“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年轻人,所以并没有经历民歌的最兴盛时期。”海星星一本正经地说,“时代造就音乐。”


不管如何,民歌运动在10年之后,台湾政治与社会气候便焕然一新,经济也在此时迎来了狂飙突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生长于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站在浪潮之巅的他们快速积攒了自己的财富与资源。“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经历过威权,但长大之后已经是多元开放的年代;看着上一辈的苦日子,自己却从来没有过过苦日子。30多岁的时候正逢‘台湾钱淹脚目’,很快在社会立足了脚跟。”


30年后的2015年,却步入了一个“小确幸”压制“大时代”的纪年。年轻的孩子们终于长大,却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在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的“大时代”浪潮下,曾经以电子工业独领风骚的台湾竞争力衰退,7年前忽然间开始滑落,只剩下文创与设计产业的支撑,台湾经济持续疲软,产业外移,就业不佳,大学生实际薪水连年倒退。“开一家咖啡店,去餐饮店打份零工,在文创区搞个小设计”,“小确幸”由生活方式异化成了经济形态,带来一种新的危机。“小确幸”从自由选择变成了不得已的为之。一个新名词“22K”悄然兴起,意是指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薪。22000元新台币,4500元人民币。



> 小清新的空气充盈着整个岛屿


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新一代的30岁都是一个成年礼,也是一个令人尴尬到恐惧的年龄。在30岁之前,年轻的爸爸妈妈总是给孩子们种种的期许,“好好学习文化知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多学习一点才艺,跳舞、音乐或者绘画。”30岁之后,逐步年迈的父母们价值观慢慢趋于单一,“怎么不找个正常的工作?为什么还不找个正常人家结婚?”


在台湾的家庭中,有着比大陆更强烈的“世代冲突”。失意的新一代孩子们无奈地调侃自己为“鲁蛇(Loser)一代”,父母却是“温拿(Winner)一代”。拥有成功经验的“温拿”们有更足的底气对“鲁蛇”们指手画脚。


“台湾青年难当。”海星星经常无奈地对自己的妈妈这样讲。从而换来母亲的反驳,“老人更难当。”新的一代年轻人不仅要思索养活自己,更需要担负起黄金时代走过来的老人们的赡养。“满怀着梦想,念了一堆书,学了一堆知识。但是父母却总是认为我们在玩,没有前途,没有竞争力。”


面对梦想与“温拿”的抉择,“鲁蛇”们自有自己的对策。台湾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碰见形形色色的年轻街头艺人与乐团,摆弄着手中水晶球的蒙面舞者,拉奏着乌克丽丽的轻乐团,在纸板刷舞着喷漆画的欧美帅哥,“鲁蛇”们在坚持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兼着一份温拿样式的“正常的工作”。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迂回的进取。


在听从了父母“正常工作”的建议,海星星从事了艺术家与演唱会视觉的工作,经常为了工作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而海星星更希望的,是带着“逆风少女”乐队来大陆的LiveHouse里演唱。“广州也有LiveHouse吗?”她好奇地问我。


较之“温拿”们的诘难与责备,“鲁蛇”们更希望的是“温拿”们拿出切切实实的经验与资源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中正纪念堂“我们的时代”户外演唱会举办前后,一部在自由广场放映的《我们的无畏时代》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与脸书上流行开来。曾经SHE组合中因烧伤而整容的Selina任家萱担纲纪录片的解说,绘声绘色讲述了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大成食品亚洲主席韩家寰以及台湾大学与北京清华专家教授陈嫦芬担任导师,分别带领EZTABLE创办人陈翰林、彰化鸡农哥姚量议及iHealth创办人王照允,分享智慧与传授经验。前三个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温拿”大佬,而后三个则是正在起步的“鲁蛇”新秀。


(四)


对“温拿”们来说,这也许不仅仅是对“鲁蛇”们的施舍,更包含着一种现实的考量:在经济快速滑落的今日,“温拿”的资源与经验,加上独立自主的天性与自由奔放的思维,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避免继续的滑落。


2011年,48岁的“温拿”钟俊彦告别了逗留了5年的越南回到台中的家乡,重新陪伴在亲人身旁。彼时的他刚从空间设计的传统行业中辞职,结束了“汲汲于名利”的生活,母亲的一场大病让他思索自己的生活。他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台中居民区旧房改造的价值。当时的台湾经济衰退,房地产出现泡沫。钟俊彦把握机会,谈妥了一整条街道的居民房,与几个朋友一起把房子租了下来。


“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做个小小的开放商,或者包租公、二房东,但是随着入驻年轻人面对创业时候的困难,又不忍心要帮点什么忙。”在将街道承租下来之后,钟俊彦发现,自己的资源与在公司中形成的系统训练,加上年轻人独立思维与丰富想象力碰撞除了出乎意料的火花。于是,一家叫做“范特喜”的微型文创公司应运而生。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插画师、服装设计师等文艺青年开始入驻。在“范特喜”官方网站的简介上,钟俊彦这样介绍自己从事着的事业,利用闲置老旧建筑,以绿建筑的概念进行空间改造,引进微型创业创作者,共同营造生活创意聚落,“努力用‘人的故事’延续一个城市的轨迹。”



> 台中草悟道,“咖咖与乔巴”乐团在演唱


郁郁青青的街道,人工草坪横亘在道路中央,周围环抱的是参天的树木,满雨伞的文创馆,形形色色的小市集,一个叫做“咖咖与乔巴”乐团正在用吉他弹奏歌曲,女孩的素花连衣裙是我最爱的清淡。走在以文创产业著称的台中草悟道上,脑袋里忽然冒出这样一句歌词。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中没有霓虹灯。”


尽管距离台北只有两个小时的高铁行程,台中市却是画风大变。除了草悟道,“民间自为”的文创与设计的元素贯穿着整个城市的细节,为台中带来了别样的魅力:酒厂改造成为的文创园区,烘焙为主题的甜点森林,小区阅读为噱头的新手书店……林林总总的文创项目为年轻的创作与创业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温拿”钟俊彦的“范特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文创公司。而他的团队却是由一群“鲁蛇”组成的。



> 台中彩虹眷村,文创标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用微信向钟俊彦发出邀约访谈的信息,他很快就向我这个陌生人回复。这似乎印证着他与他的“鲁蛇”团队成员们的关系,“他们在公司都直呼我的名字,或者拿掉威权的职称,直接叫我Alex。”


他也同样用英文名亲昵地称呼自己的团队成员,“Ray,31岁,他是我们最资深的主管,负责所有的建筑改造;Miney,30岁,负责平面视觉;仪欣也是85年出生的,负责我们的育成孵化与专案管理。核心团队中最年轻的Peter曾经就业于诚品,现在负责招商与聚落经营。执行团队中的成员几乎都是90后,有的还在学校读大四就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去。只有我的年龄比他们大很多。”钟俊彦神采奕奕,成熟稳重的面孔却难以掩饰眼神中的灵动,与他的实际年龄并不匹配。


“与年轻人一起共事,我对未来更有想法和使命感。”


范特喜的发展遇到了台中政府全力打造文创产业的契机,凭借着草悟道等城市新风貌的爆发期,范特喜陆续租下台中20多座老建筑加以改造,引进了几十家创意小店,为巷弄中的老建筑带来了人潮与钱潮。从此,范特喜成为了台中甚至台湾文创产业的名片。除了寻求本地房屋的价值,钟俊彦与他的30岁团队还积极寻求与台湾之外的合作。在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范特喜”进行了分享,希冀新的突破。


(五)


海星星终于实现了在大陆表演的心愿,哪怕只是小小一步的前进。她启动去上海的行程,与在杭州工作的哈利会合,这一次她要在莫干山路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和其他团体进行一场叫做“跨越内陆、河流、太平洋:来自台湾的媒体艺术表演。”在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她开通了微信,在朋友圈上发布了第一张照片,“早安,上海”;而这个时候,在大陆创业的小胖坐着的高铁,从上海高速奔向北京。


随着近几年大陆经济的崛起,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海峡的彼岸开始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更多的机会、更新的潮流,却也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与挑战。那部叫做《我们的无畏时代》影片的一开头就这样缓缓道来,“这些年,这个岛屿历经最深刻的困惑,经受全球化与大陆崛起的震荡。这里流动着的无数脸孔,每个人走着自己的路,怀抱着不同的梦想。”


而我在台湾的游历,无论是台北、台中或者是高雄,渗透在社会中的大陆影响力也在时不时不动声色地冒出来。酒店电视中曾经火爆海峡两岸的综艺节目,对于已经受《我是歌手》、《爸爸去哪了》、《奔跑吧,兄弟》亿元级投资洗礼的大陆人,变成制作粗糙的小舞台戏剧。无论是台北的闹市,还是垦丁的沙滩,东北话或者粤语占导主流的旅行团成为台湾街头中突兀的存在,他们占据了本已经应该萧条的街头,反而凸显着城市与乡村共通的冷清。



> 即使在大武山深处,也能碰到大陆的话题


甚至在屏东县偏远的泰武乡的大山之中,我一个人从武谭村步行4个小时到海拔300多米的紫心楼民宿,在山顶的天梯上可以俯瞰整个大武山的夜景。皮肤黝黑的排湾族服务员小哥看到我的到来着实吃了一惊,他询问着我,“你是大陆来的,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不过一会儿,他就与我熟络,“你认识叶玮庭吗?那是我姐姐,还是我教她唱歌的呢!”出生在武谭村的叶玮庭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选手,最后加入张惠妹的战队。在酒店的电视中,《中国好声音》正取代着过往的《超级星光大道》,一遍又一遍的招募广告播放着,“欢迎报名《中国好声音》台湾地区预选赛。”


“我第一次到大陆是去江南那一带旅游。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你为什么要去哪个地方?大陆人素质很低的!他们会随地大小便的。然后我就询问他,是在哪个城市呢?朋友就回答我,上海。”当小胖来到上海创业,才发现朋友所述的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很长时间,我们受教科书与影视剧的影响,心目中的大陆和真实的大陆完全是不同的世界。”


来自台湾台东市小胖的本名叫做洪振瑜,因为有着胖胖可爱的包子脸,他也喜欢称自己是“小胖”。年轻的小胖正是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的年岁,3个月前他从大学毕业,就与一个台湾、两个大陆的小伙伴,创办了一家叫做小型会务与公关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也彰显着创办人们年轻的荷尔蒙与勃勃雄心,“旭拓”,旭日东升开拓进取。对他来说大陆意味着广阔的市场。“你知道,大陆有像江南这样的小家碧玉,也有大气磅礴的东西。


此行北京,他正准备一个叫做“Money & you”的课程布展。据说这是一个风靡美国30年的培训课程,老板林伟贤也是台湾人,十多年前在上海成立实践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办《决策力》、《钱生钱》这样的培训课程,并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


“我长时间来到大陆,是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做交换生。先开始是半年,但过了半年之后我不想回去了,就又待了半年。”小胖笑称自己来大陆的最初想法是想了解下“我们的竞争对手的努力程度”。但从此揭开的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的室友与朋友有大陆人、澳门人、韩国人,我了解到不一样的见解。”毕业前夕,他参加了一个叫做“两岸新闻营”的活动,如饥似渴地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2003年,瓦斯行的小李变成了功成名就的大哥,他将自己的住所从北投变为了北京。马世芳去他在台北的“敬业录音房”拜访,李宗盛纵论歌坛大事,对台湾音乐的失望,对大陆音乐市场的未来想象。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乐坛重心必然转向大陆。


“未来的女神从北方来。”



> 美丽岛


到了民歌40年,两岸的发展似乎印证着李宗盛的预言。随着大陆的崛起与两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淘金”。以《我们台湾那些年》火爆大陆的廖信忠在《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祖国》中,有一个段子记录了台客来大陆的微妙变迁,“上个世纪九十年到大陆,出租车司机问‘投资的吧?’,2000年左右,‘当干部的吧?’,而现在则是‘来打工的吧?’”这也成为我反复调侃淑美的段子。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相识于中信广场后街的台湾中年人开的小吃店,现在在广州一家牙科医院做着助理。


更多来到大陆的台湾人则利用两岸形势的变迁迎接到了“未来的女神”。台湾人谢耀辉来到大陆已经十年,他在将要30岁的时候,和搭档罗子文共同创办了活动服务平台活动行。这个平台伴随着中国轰轰烈烈的互联网+运动而不断壮大,差不多每一次与商业、科技和互联网相关的前期宣传都能发现活动性的影子,它以摧枯拉朽的速度融进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大陆市场。“在台湾服务2300万个用户,和在大陆服务6亿个用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他不想在台湾对接上“小确幸”的日子。


同样的想法也萌生在小胖的心中,虽然仍旧是温和甜腻的台湾腔调,他的行动中已经开始沾染上了专属于属于大陆人的匆忙。从北京到澳门再到广州与马拉西亚的伙伴相聚,仅仅休整了一天,就要继续踏上下一站的旅程。在聊天中,小胖忽然急匆匆对我说了一句“抱歉”,挂了手机。他开始准备与同伴们进行晚上的会餐,吆喝不同圈子、不同阶层的大咖们吃饭聚会,也成为了还不到30岁的洪振瑜最擅长的技能之一。


(六)


小胖在台东的家,与胡德夫开办的牛肉面馆仅有一条河的距离。胡德夫在“一席”的演讲中谈到,在经历很多年的变迁后,他和妻子告别大城市,回到家乡台东开办了牛肉面馆,名字叫做“喜东来”。


“很欢喜再次回来到东部。”


我第一次现场听胡德夫的音乐是广州最著名的LiveHouse“TU凸空间”。这距离他开办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更加遥远。那是40年前的1973年。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胡德夫刚刚坐在钢琴前,原本坐在场地内的观众立刻全部站起来聚集在舞台前。悠扬的歌声搭配着钢琴悠扬的旋律,厚重,沧桑,磅礴,载满了乡愁,过去的经历在音乐里沉淀。我恍惚被带入了胡德夫出生地大武山。蝴蝶在山谷里芬芳,清泉在山间流淌,迎面而来的是排湾族机车少年羞涩的微笑,大山里仿佛拉奏着大合唱。3年后,从武谭村4个小时到海拔300多米的紫心楼民宿,我一个人步行在通往大武山的道路,音乐忽然间就变成了视觉感官真实的冲击。



> 胡德夫在广州方所举办演唱分享会



在李双泽死后的80年代,胡德夫与杨祖珺相继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排湾族人胡德夫放弃了大城市丰厚的薪水,回到大武山及各个原住民居住地,为原住民的权益呐喊,这也成为了他终身的事业。当头发逐渐花白的胡德夫重新回到公众们的视野,已经是下一个世纪初。台湾乐坛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一个唱歌口齿不清不楚的年轻人,在未来的10年间独领风骚。年轻一代们出生成长于民歌10年后的解严年代,对之前的历史早已经生疏与淡漠。胡德夫在台北最著名的LiveHouse女巫店举办小型演唱会,前来只有寥寥数桌。


就在胡德夫开始出现在告别已久的城市的时候,台北一个在大学时候攻读环境工程的留美硕士赖青松,却离开了城市,去到宜兰的乡下做一个农夫。他在自己30岁左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一场“精神危机”,厌倦了城市工业文明的污染与破坏。像当年胡德夫焦心于原住民未来的生存状态,成家生子后的赖青松开始思索土地和下一代孩子的未来生存状态,“作为一个父亲,改为孩子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为后代留下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赖青松开始成为实践自己理想的现代农夫,试图为受难的土地寻找一条出路。


紫心楼上一览尽收大武山夜空灯光点点,从屏东县城摩托车南下恒春垦丁,折返枋寮乡连夜东进,火车车窗透过途径外岛太平洋的风,花莲单车一路飙向太鲁阁,再北上就是宜兰县城。戴斗笠的阿婆,摊前摆着新挖的竹笋;田间行走的水牛,漂荡玉兰花香。较之西部的繁华与喧嚣,东台湾又是一个调调。



> 台湾东部乡村景色


在东台湾的行进中,我感受着胡德夫与赖青松重回土地的欣喜,却也感受到与城市迥异的萧条与失落。太鲁阁健谈的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了一路,“我们和西边不一样了,这里的人都很淳朴善良。”他拿起自己过时的翻盖手机一本正经记录我的电话号码,还一边与我讨论车载GPS和手机地图的优劣,“网路我不懂,没有GPS方便。”


赖青松做一个现代农夫的心愿遭遇到了亲友的质疑与反对。在黄金年代中摸爬滚打过的父亲虽然出身于农民,但已经拥有了城市的逻辑。他是家族中最聪慧能干的,很早就来到自立门户,办厂经商,一度遭遇破产,艰难在城市立足。儿子重新当回农民,回到农村那种“萧条与失落”中,一度让父亲感到费解。


“日本统治时代成长的父亲,国民政府时代受教育的儿子,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共识或者沟通的基础。父亲的时代,社会规范与历史全是由上而下,框架与人的生命体验相互抵触。而随着旧时代铁律的松动,人与人的分享与互助自然出现,和解便成为时代的主题。”赖青松并没有选择传统农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将城市与留学的经验带到乡村,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他建立了“谷东俱乐部”,提出自己的口号:大家一起来种田,让都市人也可以吃到自己种的米。这种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赖青松“务农能不能养活自己”的疑虑——先找到消费者,预约订购、计划生产、风险分摊。


“以目前的耕作规模6.5公顷,一年一期的稻作收入而言,如果以夫妇两人的劳动力投入计算,并不亚于外出就业的收入。但是更重要的,它同时满足了我自由自在的心愿和照顾受伤大地的梦想。但是,如果有机会把自己理念宣传出去,让更多人选择这条生计与理想并存的道路,同时避免环境恶化,我会继续去努力。”



> 衰落的乡村一景


台湾物产丰富,虽然岛屿并不辽阔,但是乡村的萧条与失落却也孕育着新的商机与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谷东俱乐部”的理念,从城市返回乡村创业。在大陆崛起的压力下,台湾的都市经济开始边缘化,由于在全球化分工产单一乏味缺少新题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小城市与乡村,寻找新鲜的体验与前途。


让城市与乡村连结起来,逐步成为年轻人发展的潮流。


当他们踏上逆行的脚步,发现像钟俊彦们的“范特喜”,赖青松们的“谷东”早已经开拓启蒙多年,等待与他们的交融。2012年,年轻的女学生吴绍文、陈怡如与蔡晏琳在宜兰成立家庭农场,开始女性在田土间的探索。这些自称为“新农民”的年轻人选择了与以往不同的方法——一半农业维持生计,另一半则通过与农业相关的文化产业寻求突破。虽然在起初遭遇了刁难,但是凭借赖青松们早先打下的基础,女农门迅速融入到了乡村中。赖青松为她们寻找到可租用的田地房舍,并讨论可以生计的方案。现在她们不仅实现了农业上的自足,产品还进入了台北的咖啡店与书店。


而未来“网路我不懂,没有GPS方便”的东台湾生态,也为这群年轻人提供着更深远的想象力与发展空间。


(七)


在未满30岁的最后一年,我独自一个环游了整个台湾。这是民歌运动的第40年。民歌10年后的台湾迎来社会与政治的开放,又过了30年,整个台湾社会再次经历着变迁。临近着而立的年轻人在上一年掀起一场叫“太阳花”的学生运动,又在本年的九合一大选中,把一个叫做柯文哲的无党派人士推向了台北市长的任职。


这一年,老的一代英雄已经渐渐隐去,新的英雄正在崛起。杨弦加冕了“台湾民谣教父”的头衔,急流勇退把自己桂冠留在了上个世纪70年代;胡德夫低头投入了原住民运动的浪潮,再次出现在人群的面前已经白发苍苍,他在之后“一席”的演讲中,仍旧会想起与杨弦、李双泽在一起的年代。从音乐到政界,叛逆少女杨祖珺历经艰辛,现在她是中国文化大学的副教授,一出校园的大门就可以从阳明山上看到整个台湾的夜景。“民歌之母”陶晓清在台北、高雄等地策划组织了“民歌四十”的纪念活动,杨弦、杨祖珺、胡德夫、侯德健、叶佳修、李建复、黄韵玲、李宗盛、齐豫、李泰祥再次相聚,共同缅怀逝去的激情青春。她的儿子马世芳一个星期后要辗转广州、成都、重庆,分享关于自己的“世代记忆与音乐乡愁”。


而这与大多数年轻人无关。就要30岁的逆风少女,总要30岁的小胖,钟俊彦与30岁上下的“范特喜”核心团队,30岁走出新一步的赖青松们。上一个时代已经越来越遥远。


年轻人们告别了跃进的喧嚣,重新又回到了的平淡生活之中。他们正式踏入社会,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小确幸”与“大时代”,“鲁蛇”与“温拿”,“北方女神”与逆行的矛盾依然如影随形:选择满足于“开一家小店”,可能会错过大时代发展的机遇;选择像父辈一样汲汲于正常工作,可能会放弃自己的梦想;选择去大陆开拓淘金,也可能遭受到被边缘化的错觉与压力。这些即将年满30而立的新一代年轻人开始逐步意识到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真正的目的,开始用心建设新生活调和所有的矛盾。


只有“唱自己的歌”的李双泽永远变成一座丰碑。而他那首《少年中国》,放佛变成一代代年轻人突破自我,寻求希望的的隐喻。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一个月后,苏迪罗台风刚刚离开这个岛屿,持续的阴雨天气还是让要飞机在中转的香港逗留了整个深夜。我一个人登上台北北部的阳明山,半山腰的中国文化大学,一出校园的大门就可以从阳明山上看到整个台湾的夜景。在准备下山的时候却迷失了方向,一个身着运动装的中年男子追上了我。



> 在阳明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台北


“你是大陆来的吗?来这边爬阳明山可不多见。”


“对啊,台湾的自然环境很棒,以后来爬山的人会更多的。”


“以后会往来会越来越便利的。对于你们这代年轻人来说,方便就最好了。”




郝思远

坐标广州。中文与工商管理双学士,新闻学硕士。曾在中青、一财等7家媒体实习。目前就职一家电力央企。2014年5月无心插柳开始城市写作“火车上的陌生人”,喜欢并坚持非虚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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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图文故事:上海,一个裁缝的日常 | 破茧005 

 2015-10-27 童言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五篇发表文章,童言是一位全职妈妈,也是一名兼职摄影师。她拥有跨国婚姻和两个可爱的混血宝宝,生活过多个国家。


破茧计划是中国三明治打造的普通人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通过名家导师指导,倡导“生活写作”,记录中国真实生活故事。本文也发表于中信出版社阅读APP“有样儿”。


图文 | 童言


电影Dior and I (迪奥与我)里有这样一幕: La Maison Dior,以创始人Christian Dior 命名的三层法式建筑, 深夜11点,十多个常驻裁缝在为新一季的时装发布会而忙碌。 其中一个裁缝,他有一副亚洲面孔, 别人都叫他Long。 他的专长是手缝迪奥的高订晚装, 他总能把设计师复杂的图样演绎成一条条美轮美奂的裙子。


离巴黎9292公里之外的上海, 也有一个裁缝。 他姓陈, 他的la maison是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间, 那里有他, 他的妻子, 两个成年的孩子, 还有他们全部的家当。

小标签


上海的新华路上, 有一个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大门入口,就像哈利波特的9 又3/4站台, 穿过去, 身后一排排的梧桐树消失了, 面前一幢幢的大院深宅出现了。这是一条弄, 类似于北京的胡同, 一直很安静,它总会在不经意中拐个角, 一座小洋房或一幢庭园便会幽幽地出现在拐角处。 小洋房已经老态龙钟, 庭院的大门永远紧闭。每家每户似乎都用这里的安静掩饰自己的秘密。 唯独一幢小洋房的首层的几个窗户显得有点张扬, 它上面用鲜艳的红色贴纸写着:来样订做, 修改衣服。


中国式裁缝总会让人想起上海旧海报上那个穿着旗袍笑弯了柳眉的女子 , 这个职业如那个女子的笑容般让我着迷, 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一人一店, 就像唱着一台独角戏; 他们飞针走线, 不着痕迹地剪裁出轮廓。 在西方, 裁缝订制高高在上, 为达官贵人服务, 而在中国, 裁缝如星罗棋布地隐藏于闹市中,修补着平民的生活。就是那几个显眼的红字吸引了我。 出于好奇,我试探着走进那栋小洋房, 找到门上写着105字样的房间。


“咚咚”我轻轻地敲了敲, 生怕惊动老房子里面的尘埃。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子。 没有惊讶,没有问候, 仿佛开门本身就是一种礼仪。




这就是一个制衣博物馆啊! 从熨台, 电动缝纫机,手动缝纫机到一圈圈发黄的制衣图纸, 各种颜色的线圈, 落满了尘的人体模型,和衣服有关的物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见缝插针地拼命挤在这个房子的某个角落,就连头上的空间也被客人的衣服填满了。





这里也是一家四口居住的地方, 一个冰箱, 一个小圆桌,一台带着大脑袋的老式电视机, 一张坐得发亮的双人沙发椅, 还有远处堆砌起来的被褥,被它们压在下面的应该是一张床。 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 物品占居了四分之三的空间, 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人类活动的空间了。


这时, 我才注意到一个男人背对着我, 他专注地摆弄着手上的布料。 直到我开始说话, 他的身体才随着转椅一起转过来。


“你好, 我想用这块花布做一条裤子”


“腰带加橡皮筋吗?”


“加的, 谢谢”


“窄脚还是直筒”


“直筒”


他拿起皮尺, 没有任何繁文缛节, 过来就给我量腰围, 腿长。


“过10天来拿吧”


“工钱现在付还是取的时候付?”


“都可以”


我还没看清裁缝的脸, 他便转身继续他的工作,并把我的布料放在一旁。 他旁边的女子底下头弄她手里的活儿。


我意识到对话应该结束了, 便自言自语般说着“谢谢,再见”后退出了房间。

大概10天之后, 我路过裁缝店, 正好与屋子里向外看的裁缝对视。 我用手示意他把我做好的裤子拿出来, 他点点头。 我看见他从暗暗的门口走出来, 一瘸一瘸地走出来。 我突然有点过意不去, 连忙道歉。 他笑了笑。我这才看清楚他的脸,浓眉, 大眼, 刻在国字脸上, 有点发油的头发软软地搭在头上, 胡子显出几天没刮的痕迹。 他笑起来会露出一颗没排好队的门牙, 显得有点可爱。我接过裤子, 看到裤腰里面缝了一个小标签。


“为什么要缝上这个小标签啊?”


“这样可以方便分辨前后呀。”


我心里一下被感动了。 这是我从没遇到过的细致。


爱情


熨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两把大裁缝剪刀, 一条木尺, 一个划粉, 一个熨斗。 待衣服上了熨台,木尺码好, 划粉划线, 熨斗熨平,剪刀齐线剪下, 熨斗再次熨平。 每个步骤如在手术台上, 紧凑而不乱, 这是多年裁剪积累下来的淡定。

裁缝和他一家子都是江西人。17岁开始, 便在老家南昌拜师学裁缝。 裁缝说, 那时候学裁缝都要走后门托关系的。 他其实参加过高考, 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考的。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 走起路来一瘸一瘸。他的残疾在当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加分的资本, 却成了晋升的负担。 他其实想学的是无线电。 但因为没有找到好的师傅, 就只能学了他并不是很喜欢的裁缝, 一做便做了37年。


1994年, 他把5岁的大女儿留在老家, 带着妻子和2岁的小儿子, 没有拿任何行李,来到了上海。 初来乍到, 除了投靠老乡, 裁缝便在别人的裁缝店里打工。 因为不满只能拿六成的工钱, 两年后, 裁缝决定自己“创业”,开始了单门独户的裁缝生涯。


正如所有创业者一样, 刚开始总有低谷。 那时全家穷得只能吃白米饭, 没菜下饭。但凭着裁缝的努力, 裁缝店从只有一台手动缝纫机到添置电动缝纫机, 生意渐渐稳定下来。算不上大红大紫, 但也足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在上海辗转几处店面后, 一家最终“落户”到新华路这里。十多年过去了, 女儿高中毕业来到上海, 儿子毕业进了IT公司, 小洋房变成老洋房, 陈裁缝也熬成了老裁缝。


裁缝和妻子结婚26年。他们当年是相亲认识的。 妻子从20岁就跟他在一起。问起当年最苦的时候, 这个小学没毕业不认得几个字的女子轻描淡写地说:“那有什么, 总要生活啊。 都过去了。” 仿佛20多年的经历可以像一个线头一样轻轻剪掉而不用动容。 跟了裁缝那么多年,她每天给裁缝打下手, 挑线, 粘线头, 用包缝机做边, 俨然是一个小裁缝的样子。 有时候裁缝正在熨着手里的衣服, 一退身, 妻子就知道要拿来刷子, 细心地刷去蒸汽水在熨台白布上留下的印渍。


裁缝每天7点多开始工作, 量, 剪, 裁, 缝, 修,补, 改,衣料一块接一块, 没有休止。有时候, 他会瞄上几眼电视里播放的扑克牌节目,这是裁缝最喜欢的娱乐。 他没有时间去找牌友, 平时就只能听着声音,让电视带走他的思绪出窍几秒, 又马上回到如山的衣服中, 直到晚上11点多。 裁缝妻子除了给裁缝打下手, 还负责买菜, 做饭。傍晚, 等儿子女儿下班回来,一家人会围着小圆桌吃饭。


26个年头,9490个日子, 裁缝和妻子用一针一线筑起了他们这个家庭。时光淘去了金色”蝴蝶牌“缝纫机上的光泽, 留下的是他们俩平淡却安稳的爱情。

“你觉得裁缝是个好丈夫吗?”


“还可以!” 妻子带点害羞又理直气壮地说, 裁缝在后面偷偷地笑





日记本



最近, 两老平日安静的小房间里多了一个”小伙伴“,是他们的女儿, 一个生于1990年的女孩。


”裁缝, 你介意我给你们拍点照片吗?” 。


“为什么?”裁缝笑了, 是我读不懂的笑。


“因为我觉得你们特别有趣啊!”裁缝继续笑着, 不说话


“阿姨呢? 你觉得可以吗?”阿姨那头,同样沉默。


“不要!”一个坚决的声音突然响起, 那是裁缝女儿。 她背对着我, 眼睛没有离开眼前的韩剧。


“为什么呢?”。


“因为现眼!”她并不响亮的声音把我震了一下, 也把房间里的空气震了一下。 她始终背对着我。


那是我第一次遇见裁缝的女儿。 再次踏进裁缝的家时, 她出乎意料地卸下了初次见面时的尖锐, 平静地转过身来,如缝纫机的针杆工作般利落地道来她的故事。


裁缝女儿其实很想学裁缝,“从小就想学”。 但是父亲一直不肯教她, 只因为这是是一个辛苦又不赚钱的职业。 父母出来闯世界, 把她留在江西让爷爷奶奶带。 她形容自己是“留守加候鸟”。按照父亲的意愿,她一直读到大学。 尽管学校不出名, 但起码不是和裁缝有关的就好。 来到上海后,她在一家游戏公司当文员。 最近公司倒闭了。 她就在家里闲着。 没有家里的老朋友, 也没有魔都的新朋友, 她只能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打发时间。 家里有人上门做衣服, 她都背对着客人, 仿佛是她的“请勿打扰”牌子。 她喜欢看韩剧和“只要长得帅的男生”, 还喜欢一个叫Bigbang的韩国组合。


她在这个房间里只占据一个角落,最私隐的东西就是她的日记本。 以前上班的时候, 她每天都会带着日记本到办公室, 下班回家就把它藏在桌子底下。 “我们不看你的日记。” 裁缝妻子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道。我不小心地瞄了她的日记本, 上面写着“减肥”, 还画了几朵很好看的画。


“画得很好看呢!”我情不自禁地赞美道。


“她画画是很有天赋的。”裁缝笑了, 这次我读懂了, 那是他的骄傲。


裁缝说, 以前裁缝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一个行业。只要负担得起,很多家庭都会邀请裁缝上门, 花上一到两天时间, 给家里每个人量身体裁。如今, 足不出户就可以找到大小, 样式, 颜色都合意的衣服, 只需要动一根手指和几十块钱。陈裁缝就在这个房间里感受着这个行业的慢慢衰落。 在这里, 时间凝固了。 这个小小的空间, 罩住的不是一片混凝土, 而是上个世纪的繁华与荣耀。 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没有家庭聚餐, 没有生日庆祝,没有假日旅行, 没有周年纪念。 日子对于裁缝一家子来说只是承受生命的单位。

电影最后, Long 和他的裁缝同事一起去看了迪奥盛大的发布会,新上任的艺术总监致以他们鲜花和卡片以示感谢。


陈裁缝把这天做好的衣服, 用晾衣杆把它挂在长杆子上。 他把剪子, 皮尺, 软尺, 熨斗依次排好。他看了看窗外, 晚上的弄比白天更安静了。


明天, 生活继续。



(完)




童言

过了30岁之后我不再过生日, 因为我数学不好。

2006年之前, 我只在两个城市生活过, 其中一个是我出生长大的城市。 2006年到2015年, 我搬离过6个不同国家:瑞典,埃及,拉托维亚,英国,日本和中国。游历了很多个城市, 和一个蓝眼睛男人结了婚, 生了两个谁也不像的娃。

写作是我擅长并热爱的几件事情之一。

2015年夏末, 我参加了破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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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编剧的自白:我和我的“骗子综合症” | 破茧006 

2015-11-03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六篇发表文章,本文作者林启安,是一位电影编剧、制片人,也是《智取威虎山》编剧之一。


Impostor Syndrome常见的翻译是“骗子综合症”或是“冒名顶替综合症”,本文是林启安从“骗子症候群”走出来的故事。



2010年,担任制片人的毕业制作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节(Columbia University Film Festival)上

第一次看到“Impostor Syndrome”这个词是在最近读到的Sheryl Sandberg新书”Lean In”(《向前一步》)中,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有一个陌生人在你生活圈中很久,儘管对他很熟悉却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终于在认识了七年后,我们才正式向对方自我介绍。而且,我几乎是有点庆幸地发现,原来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Impostor Syndrome常见的翻译是“骗子综合症”或是“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两个名称我都觉得没有真正描述出这个症状的精髓,若是我,会将这位陌生人命名为“老天爷,拜託大家千万不要发现我是个骗子症候群”。

这个“骗子症候群”自我大学毕业开始申请美国电影研究所时就一直困扰着我,而最严重的时期莫过于研二暑假在台湾拍摄毕业製作时,我作为短片摄製组的製片人,却又是整个组最没有经验、最为无知的成员。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一点,我打肿脸充胖子,假装知道所有的人在说什麽、做什麽,也因此差点使得短片拍不成。而发现我是个“骗子”的其他人,出于某种奇妙的人类情感,开始用各种手段打击我与抵制我的工作,像是在开拍前不到12小时,摄影师拒绝使用某个场景,只因为觉得太丑;收音员嫌我们组太小而辞职;副导演拉拢导演想让我把五天的拍摄加为六天,一下子多出好多我没有的预算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不是什麽太大的困难,但对当时毫无经验与自信心的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使我的“骗子症候群”更加恶化,对做电影完全失去信心。我好几度想放弃,直接打包行李回台湾去找份“正当工作”算了,什麽学位我都不要了,那个时候的我,打死也想像不到未来的我能有机会在电影界有机会与最顶尖的电影人合作拍片。

这篇就是我从“骗子症候群”走出来的故事。

1


23岁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抵达纽约,这个传说中的城市,我曾在电影中看过无数次,对它充满着无限向往。本以为这将是我人生最刺激、最美好的时光,没想到只有前者成真。


第一次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是一个周五早上。当时我还住在法拉盛的朋友家,电影制作研究所的教授通知所有的学生必须在开学一周前报到,参加为期五天的新生训练,不同于许多新生暑假就来到纽约,我仅提早一个周末抵达。哥大的校园跟电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仿佛踏进了时光隧道,在一个十九世纪末的大学校园中漫步,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没有人是边走路边低着头玩手机,或是躺在草皮上玩ipad。说不兴奋是骗人的,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当时心中更多是对未来的恐惧,而非期待。




对我来说,能考上台湾大学都已经觉得是奇蹟了,更别说还能顺利毕业还继续念研究所。准备申请电影学校的时候,不但没拍过电影、没写过剧本,我连剧本长什麽样子都没看过,而且美国电影产业对于剧本的格式有很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光是研究剧本格式就花了我一整晚。当四月接到录取通知时,心裡其实不是高兴而是鬆了口气,暗自窃喜自己“成功把哥大教授矇住了”。因為我认为自己是個什麽都不会、只是很会写SOP(Statement of Purpose,读书计划)、做做表面功夫的学渣。再加上我的人生故事还算曲折、平时也读蛮多小说与日本动漫,基本上光是靠生活中的素材就能编出一些说得过去的故事。由于没想到第一次申请就会成功,我根本没考虑过如何在电影学校生存下来的问题,果然开学之前的新生训练我就尝到了苦头。


传说中的新生训练是这样的,全班六十人被分为十二组,每組必须在四天内完成一部三分钟左右的短片,将于第五天放映。老师们的立意是好的,想借此机会让同学之间可以迅速熟悉彼此,在分组的时候刻意将不同国籍、不同背景、不同程度的学生分在一起。没多久,我就瞭解到我是我们这组的“拖油瓶”。英国人Rory是为来自伦敦的帅哥,跟我年纪一样,但来纽约之前在BBC作过三年剪辑助理;美籍菲律宾裔的Gregg是摄影师出身,约莫28岁,有许多丰富的摄影相关经验;参与过六部电影长片製作的Veronica来自墨西哥,不肯透露真实年龄但显然比我们年纪都大也意味著更有資歷;美国人Ben是有著很独特幽默感的编剧,大概26岁,据说之前已经写过不少东西。短片唯一的命题就是“A跟B要什麽(A wants something from B)”——这就是西方电影与戏剧中最有代表性的创造“冲突”的手段。影片除了这个命题与长度之外,其他没有任何的限制。


乍看之下是个很简单的作业,但其实当时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擅长编剧的Ben迅速提议了一个故事想法,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觉得很好笑,我也就非常配合地附和了这提案。Gregg很自然的成了我们的摄影师,人缘好的Rory开始指导拍摄,Veronica很想主演但是她的英文大家听不懂,而我自愿当举话筒的收音员,因为这是我唯一做过跟電影拍攝相關的工作,出不了錯。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演出、参与製作,我还记得当我被迫得帮忙操作摄影机时,我第一次发现摄影机上面居然有那麽多按钮,而我只认得on/off(开/关)与record(录影)。第三天下午我们几个人聚在剪辑室剪接,主要是Ben与Gregg在剪,Veronica说要去找房子就跑走了,Rory跟我坐在一旁閒聊,发现我不但不会用Final Cut Pro,连Mac都不会用,他自告奋勇要教我,于是他拿了我们的拍摄素材,花了五个钟头将最基本的Mac系统介绍到FCP的使用方法通通教给了我,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


第五天放映时,我被我们班的人的水平吓到了,似乎教授也有点惊讶,完全是没花钱、没花太多时间与精力的半玩乐性质短片居然有好几部的创意与执行能力都比许多我们看过的短片好。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害怕除了Rory之外的人发现我是个什麽都不会的大骗子,我完全不具备跟我同学一样的水平,而我却即将跟这些人一起开始为期三年到五年的电影学院生涯。


2


正式上课第一周,每一堂课的工作量都令人难以置信,明明18学分的课,学校很巧妙的安排出30个小时的上课时间,他们的做法是把一堂三小时的课说成是1.5学分,多出来的一小时半称之为是“讨论时间”,就这样像变了魔术一样,我星期一的课居然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只剩下周末才有空拍导演课的短片作业、写编剧课的剧本、理论分析课的报告等等。


一年级的时候,我跟朋友住在法拉盛,每天得走15分钟到地铁站,搭上7号线的地铁坐差不多50分钟到一小时的时间到42街的时代广场,再转1号线到116街的哥大站,平均每天花三小时在通勤上,再加上课业压力根本没有机会出去玩。于是乎,当时曼哈顿岛上我去过的最南边就是时代广场、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时代广场地下的转乘路线以及艺术学院那栋叫做Dodge Hall的楼。



2007年在纽约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当时住在法拉盛(Flushing),这是我第一个住处


只要是上小班的创作课,老师都很喜欢在提到某部电影时转头问学生“看过XXX片的举手”,一半的时候我没看过此片,这其中有一半的时候我是连听都没听说这电影。当我发现有很多人都看过、而且我确信老师只是随口问问不会真的点人起来讨论时,我偶而会混在人群裡把手举起来,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个电影白痴。但这都还不是最痛苦与屈辱的,最煎熬的是编剧课,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写的东西发给全班同学(12人)做table reading(“围读”),这个过程就是你要把自己剧本中的角色分配给同学,大家用半演出的方式“读(唸)”完你的剧本(通常每次的进度是12-15页,也就是约12-15分钟的戏)。国际学生除非英文特别好,不然都很痛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英文就是充满了瑕疵、对话僵硬與文法错误,听到别人大声唸出来的时候真是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几个星期后,同学之间开始从每个人的创作中开始对其他人有所了解,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各个卧虎藏龙:Bryan以前是念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系的,毕业后在欧洲打过职篮之后跑去印度流浪三年並拍攝纪录片;David打过阿富汗战争,是個年輕的退役军人;另一位Veronica以前是某跨国企业的VP等等,族繁不及备载。相比之下,我毫无特色,除了台湾有个侯孝贤导演与杨德昌导演之外,我没有任何特征。


于是编剧课时,有人可以写在苏丹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中的悬疑惊悚片;有的会写阿富汗战场上的纠结与兄弟情;有的会写1920年的美国南方大家族的斗争等,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题材,跟他们相比,我写的东西既渺小又不真实。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跟班上的人会保持安全距离,除非不得已才会跟他们一起拍片或出去,我只要不是在上学就是在7号线上,不然就是在家裡安全地抱著家庭号洋芋片或哈根达斯边吃边疯狂看片子、寫作業。



第一个中国新年,我与室友邀请我们的同学来我们法拉盛的小公寓一起吃吃喝喝


一年级放寒假时我第一次崩溃,那时我们的寒假有个规定是必须自己製作导演与编剧一个三到五分钟的短片然后在开学前三天在导演课上放映,完成这个任务才能拿到上学期导演课的学分也才能登记新学期的课程。我早早就拍完这个作业,战战兢兢的准备放映那天的到来,但就在这前一晚,我整晚无法入眠,半夜三点起来开始过度换气、无法好好呼吸、全身发抖,然后开始大哭。事后我才知道这似乎是俗称的“恐慌症”发作,当时只是觉得自己要窒息了,无论如何我都提不起勇气去学校,于是打电话给同学请他帮我跟老师说自己生病请假,会另外找时间跟教授约office hour解释一切。以前看电影上有人演“恐慌症”我都觉得是胆小鬼用来逃避事情所编造出来的借口,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个症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真的会因为恐惧还引起如此巨大的生理反应。


那天,我躲在房间角落颤抖著,一方面害怕被学校開除,另一方面又偷偷希望他们这麽做,结束我的痛苦。几天后,我很诚实地跟教授说那天发生什麽事情,并在她办公室把我的片子放给她看,她完全没有刁难我,只跟我说这是每个人都必经的过程,有些人面对得早、有些人晚,但总之是逃避不了的。离开她办公室后我并没有因为听到大家都会这样而觉得比较开心,下学期已经开始了,一样的战斗但不一样的战争又展开了,我只能咬着牙继续战斗。


就这样,我的恐惧随著时间愈来愈恶化,到了二年级的寒假我不得不去学校辅导室寻求帮助,但跟我谈过的老师建议我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事实证明,心理治疗也没多大用处,只是浪费了我很多钱与时间而已,我依旧是靠著自己不知道哪裡来的力气在死撑著。班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内心的黑洞,因为我在他们面前依旧是装着很吃得开样子,事后回想起来,我花了极大的力气去“装没事”,可却也是因为为了让这出戏一直撑下去,我这辈子第一次为了一件事情这个努力。


我第一次当导演的短片拍摄地点——哈林区的一家理发店。同样是曼哈顿岛,但相隔几十条街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當然,我也不是全然靠自己,班上只有Rory与Juan(一位非常爱侯孝贤导演的西班牙籍古巴人,他因为我是台湾人而跟我当朋友)知道我其實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并常常在我没开口请他们帮忙时就主动帮助我,如果没有他们俩个我想當時是不可能撑得下去的,为此我一直很感激他们。


3


二年级的暑假我就完成了毕业制作短片,我跑去找五年级的学长合作,完成了他作为导演与我作为制片的共同毕制。原因是我想三年就毕业而不是像多数人待五年,因为三四五年级不用修课,可以继续拿著学生身份或签证利用学校的资源拍片或是兼差。不想续待在学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觉得自己进步的幅度很小,可能是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在维持“我很行”的形象而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吸收与转化所学;二方面是我需要赚钱,在纽约生活真的不是一般的贵。


带着这个目标,我拉着华裔美籍的学长回台湾拍毕业短片。原本以为台湾是自己的地盘,应该做起电影来会得到比较多的帮助与支持,我完全错了而且错得离谱。由于上学期间我太害怕与同学拍片,导致我的制作经验远远不够。而当面对跟真实世界的专业人士合作时,从摄影师到电工都把我欺负得体无完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吃晚饭,当时借住在亲戚家,我吃到一半食物完全咽不下去,跑到房间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回到饭桌上把晚饭吃完。我的舅舅与舅妈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一部十五分钟的短片需要筹备两个月,拍上五天,每天早上四点出门,回家后算帐到凌晨一点睡觉,期间还要把自己搞得跟怨妇一样。大家都以为做电影是“我的梦想”,在“寻梦之路”上不是应该要很快乐吗?他们并不知道我每天都想过无数次要放弃,希望一颗陨石掉下来把曼哈顿上西区毁了,这样也许我的苦难就会结束了。



2010年暑假,回台湾拍毕业制作,台北的高温十分煎熬


那时的我并不能理解为何这些嘴巴上说要帮助我们也拿了薪水的工作人员要整我、处处跟我作对,对我采取一种轻视的敌对态度,但我害怕失去他们就无法完全毕业制作,只能咬着牙、撑起假笑面对。也许“这就是真实世界的险恶”,我这么跟自己说;也许这就是在校期间没有对我们同学们敞开心房,虚心学习的报应。我知道我的同学们肯定不会这样对我,但为时已晚。后来出社会工作后我开始能理解有些人对于那些经验少、程度差的人所怀有的恶意从何而来,毕竟电影这个世界是很抽象的,人的能力与才华除了少数是绝对的之外,其余都是相对的,为了造就或确立出“我强你弱”的权力关系,人事斗争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许多人是从欺压别人的过程中来肯定自己与强化自己的自信心,不够坚强的人往往就会被这些人击垮或摧毁。


尼采说过“那些没有击溃我的事物只会令我更强大(What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话虽如此,但我没有觉得从毕业制作生存下来的经验有让我更有勇气,反而是我的恐惧更强大。我想到在学校里只是要骗老师与同学就这么辛苦,出去工作却得骗倒整个世界的人,这将是多么痛苦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系上的王牌教授Michael Hausman出现了。他是捷克大导演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莫札特传》、《飞越疯人院》,也是哥大电影学院创办人)的御用制片,一生拍片无数,我们系上所有制片组的校友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被我们当作是“神”一样的崇拜着。我修课两年期间他都在外面拍片,等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我的毕业短片放映以及口试上,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他一开口基本上其他人都不太敢讲话了),我很诚实的回答了我是怎么被欺负以及怎么完成这一切的,心里想着这应该能博取一些同情分吧?口试完成后,有个小酒会,我趁这个机会跟他向他要求要一个office hour说我有些工作的问题想请教他。他说没问题,但他在学校裡没有办公室,我只能去他个人的办公室——他家客厅。


于是乎,我第二次跟Michael Hausman见面就是在他豪华的公寓中,他太太帮我泡了茶之后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跟Michael以及他的各种水牛收藏品在一起,我又忍不住想“我到底是何德何能坐在这裡”,只是还来不及找个藉口跑走,Michael就像个慈善地老爷爷笑呵呵地出现了。他跟我閒聊了一些他拍电影的事情并带我参观他的电影奖盃与水牛收藏(他很爱水牛)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来问他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万一我工作后,我不会某事情或我犯了错怎麽办?我觉得自己什麽也不会,这样怎麽做电影呢?


以下是他的回答:


“You are making a movie, not doing a heart surgery. Nobody is gonna die if you make a mistake or two. So relax. I make mistakes, too. Even after my 30+ years of filmmaking career and I’ve made 50+ films so far. You know how I did it? I make one big (studio) movie and then a small (independent) one because when I am making a big film, I know I have the studio’s money to make up my mistake if I make any. Then I can take this experience and go make my independent movie that has no money for me to spend. It’s okay to make mistakes. ”


“你是作电影的,不是心脏外科医生。就算你犯了错也不会有人因此丧命,所以放轻鬆。即使是拍了三十多年、超过五十部电影的我也会犯错,你知道我怎麽做嘛?我拍一部大型商业电影然后拍一部独立製片电影,因为我知道当我拍这些大片时,即便犯了错也可以用这些大电影公司的钱埋单,然后我就能把所学到的经验用在不能靠钱解决问题的小电影上面。不要怕犯错。”


如果这是电影,那么我的角色应该就会因此机会学到宝贵的一课,踏出教授家门后,从此事业一凡风顺。但是人生不是电影,没有那么简单或理所当然。事实上,人是一种喜欢合理化事情的动物,我们喜欢“故事”与“说故事”就是因为如此。现在回想起来,也许真正令我克服恐惧的其实是来到北京后遇到的许多贵人肯给我这个什么都不会懂、什么都不会的人机会去犯错,然后从错误中检讨,才有机会进步。我在他们眼里是“小朋友”——我也确实是——26岁、刚从美国研究所毕业、对中国电影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开始用一种接近“耍赖”的方式找那些愿意教导我任何东西的人求助,放下假面具,摆出“对于电影,我什么都不会,拜托你教我”的态度,从头学起。



通过毕业口试,拿到学位,在电影系办公室与指导教授Ira Deutchman(中)以及另一位师兄合影


而这样的“学习”方法在工作几年后也开始有所收获,徐克导演似乎是在我这样的死缠烂打之下,开始指导我关于编剧与电影的一切。那时我会求他带我去参加所有的剧本会,除了认真做会议记录之外,我也会反覆研究剧本——即使那根本不是导演的电影项目——我仍然会用“如果我是编剧,我会怎么改”的心态去思考,甚至是自己试着修改,然后找导演读我写得东西,请他给我意见。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被叨念说“戏写得不行”、“对角色或故事理解不够”、“念哥伦比亚大学到底学到了什么”之类的反馈;极少数时,我会看到导演脸上露出“有点意思”的神色,不过,那是极少数的时候。慢慢地,我从错误中寻找到了正确的曙光,也是在这时候,导演开始给予我更多机会,也是到这个阶段,我对做电影才建立起了一些自信心,开始不再害怕。


记得有一次我在剪接室,坐在徐克导演后面看他在剪《智取威虎山》的某一段落。我一面看着他像变魔术一样的操作着连我都不太会用的Final Cut X,一面试着回想剧本中这一段我当时是怎么写的。他剪完后,把这一段落放给我们在场的大家看一遍。


片段放完后,他似乎早就知道我坐在他身后,他转过头来问我“怎么样?”


“我觉得我戏写得好烂,觉得很对不起您。”我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回答。


“是挺烂的。不过要继续写下去才会进步,知道吗?”导演笑着对我说。


“是,谢谢导演。”


虽然我嘴巴上是笑嘻嘻的回答,但我心里其实早已是泪流满面,我知道自己在做得每一件事情其实导演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做得比我更好,他却宁可让我去尝试、去犯错,还让他的工作变得更艰难。所以为了让自己能持续进步、也为了不辜负所有愿意帮助我的人,我把骗子的面具撕碎,不再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与不足,只为了能够每天在做电影的道路上,能多前进一小步,也许最终我也能达到心中期盼的高度。


(完)


林启安

台北人。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制作艺术硕士,电影编剧、制片人与女巫。《智取威虎山》编剧之一。热爱研究各个领域的知识与一切未知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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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2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孩子生养合作社,沈博伦和吴霞的突围与试验 

 2015-11-12 范范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七篇发表文章


三明治君说

李梓新


沈博伦和吴霞,我都认识,但也都不熟。他们俩的故事随着一开始女生比男生大六岁的恋情引人注目,到后来未婚生子众筹罚款而沸沸扬扬。我们并不想以所谓传统的社会标准去臧否,而是想从原生家庭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位年轻人的选择。破茧计划学员范范克服了很多困难,争取到了沈吴两家父母的采访机会,也采访了他们共同的朋友。


这篇文章可能不算完美,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出的一个观察角度。在我看来,这里面的困局,是非常“中国三明治”的家庭价值观冲突,非常值得一读。




文 | 范范

1


在欧洲游历了一个多月后,沈博伦回到北京,那天下着小雨。


初秋的北京,阴阴冷冷却很开阔,只是袭人的凉意让你会冷不防打个颤。沈博伦穿着短裤和帽衫,耸着肩,背上贴着一只双肩包,手提着两个装得满满当当的袋子从三元桥地铁口往一处幽静的住宅区走。


“这些书好沉,都是在荷兰的梵高美术馆给宝宝买的。一本里斯本学单词的立体画,翻出来就是立体的;还有一本梵高的《重塑梵高的画》,可以填色的。哈哈,还有一件安迪•沃霍尔的香蕉衣服,正好跟我有一件特像!”讲到女儿,他的嘴角不自觉向上扯开一道弧线,拉破装酷的脸,严肃的黑框眼镜里透出点柔情,似乎正在习惯从本能里冒出来的兴高采烈。


拍门禁卡,直走,右拐进一栋楼,上电梯。他轻车熟路来到一户门前停住,放下东西,掏出手机给吴霞发信息“到了”。转过身,他侧着头贴在门上听里面的动静,时不时用手指关节快速轻敲两下,生怕弄出大动静。半晌,吴霞出来开门,第二眼才瞥见躲在门背后的沈博伦,许久没见的两人若有似无的笑了。沈博伦拎起袋子,窜了进去。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奶味儿,有午睡的静谧,让人不自觉蹑手蹑脚、轻身细语起来。“宝宝呢?把宝宝给我抱过来。”他一边换鞋一边把头往屋子深处探。“你自己去抱啊,还让我给你抱来。”听不出吴霞这一声是不是埋怨,柔柔的声线里反而有点娇嗔,边说边把一个小孩儿抱来给沈博伦。


沈博伦随即走进一个躲在角落的大房间里,躺在床上,把宝宝放在自己肚子上,膝盖上,腿上,变换各种姿势让她在高空飞舞,逗得她咯咯直笑。处理了会儿工作,吴霞趁着空档走进房间,贴着沈博伦脑袋上方坐下,对着宝宝嘟嘴摇脑袋,眼睛笑成弯刀,一字一顿的说:“叫妈妈,妈妈”。房间的大窗户被开了条缝,时不时有冷空气想往屋里钻,温暖却似乎不被打扰。


这个刚满100天的孩子是26岁的沈博伦和32岁的吴霞的,他们曾经是一对在社会创新圈子小有名气的高调爱侣,用公众账号记录相识、见家长、吵架和分手的全过程。


三年前沈博伦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活动公司工作,一年后他发现对所做的事毫无激情和希望,早上不愿意起床,连续很多周迟到,下班后会在街上漫无目的晃荡三四个小时。他发现很多同龄人都有类似的痛苦,对人生充满疑惑。于是他辞职开始做个人项目+box:在全国寻找一千个年轻人,让他们对着摄影机问一个问题。集合他们的问题,通过线上传播、线下展览及工作坊的方式开启年轻人的独立思考和自我意识。


孩子妈吴霞从小就在美国留学过,后来回国,18岁考取北大金融系,读了一年书后她决定退学重新申请美国的学校。在弗尼吉亚大学获得金融与数学双学位后,进入美国的咨询公司、考到准精算师。而在事业顺风顺水、即将驶入快车道前,她告别九年的国外生活,辞职回国,和朋友创立“一初教育”:一家培养创变者、提升中学生社会问题洞察力和解决力的非典型教育公司。


相似的人,通过气味都能互相辨识。沈博伦和吴霞在一场活动中相识后迅速坠入爱河。那时候,他们都刚刚开始自己的独立事业,并通过事业寻找自我。对独立意识的渴求、追寻与迷茫让两人感到精神上的无比契合。他们视对方为不需要一纸婚约束缚的终生伴侣,又因为对教育有极高的热情与深度思考,即使没有结婚的打算,两人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一年之后,吴霞怀孕了,可是爱情走到尽头。然而,他们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2


沈博伦和吴霞无疑不是循规蹈矩、对人生成本精打细算的人,他们的关系和选择充满冒险,让父母不安。


沈父和沈母原本住在上海,为了给孙女庆祝一百天,他们来到北京住在沈博伦爷爷家。那是一个老式的六层小楼,水泥楼梯、生锈的铁质扶手、昏黄的楼道灯光和邻居家微弱的电视机声一直绕到楼上。


直面着楼梯的一户窄门打开了,一位高大的50多岁的男人探出头,他不露声色,面目客气温和,脸孔的棱角分明透着些威严,眼眉却显得儒雅。一位小个子的短发女人走进客厅,笑得浅淡生疏:“来了啊,坐坐先。”那笑容没保持太久,在之后的三个小时里,只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好似冲不破眉头紧拧着的疙瘩。


后来,他们慢慢卸下防备,先开了腔:“我特想知道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待他们未婚生子的?”这对父母的神情里释放着求知的急迫。


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的沈父和沈母,自认是跟得上时代的人。但从2014年春节沈博伦第一次带吴霞回上海的家里开始,他们就发现和儿子更难沟通了。面对俩人不结婚的打算和未婚生子的可能后,沈母急得泪如雨下,父亲则从理性层面和沈博伦不断博弈。


但是没用,从大学开始,沈博伦已不给父母半点影响自己自由选择的机会,面对质疑,他要么躲开,要么沉默,要么奋起反抗。沈父只能反复叮嘱:“你自己想清楚!”吴霞眼里,沈博伦是个“长辈恐惧症”患者,只要被他认定为是思想陈旧,试图对他的人生规劝、指路的人,他都极其讨厌,避而远之。这份坚定态度的背后,是他不可侵犯的自我意识。而沈母想不到的是,在她“人生应该这样”的传统教育模式下,儿子已朝着相反的方向飞驰。




从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到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沈母对儿子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她语速很快,有上海女人的利落,不爱笑,嘴角上方的法令纹里装满对生活的思虑。讲到对沈博伦的教育,她两次停下来,侧着头将目光垂下,反思自己太过强势,致使成为儿子潜意识的“敌人”,造成他性情叛逆。而一转念,她的眉头又锁上,伸出左手向前摊着,满脸心焦与无奈:哪能放任自流呢,孩子没出息,是会恨死父母的。


至关紧要的高考前夕,沈博伦早恋,于是父母态度一致,暴力解决,强行分开。而那时的沈博伦,除了在家少说话也未表现出逆反,唯一一次离家出走,还是在学校过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本质是好的,父母就放心了。”沈父向后仰着身子,一只手扶着茶杯,一直手放在腿上,眉头舒展,脸上浮出一阵心安和自豪。


回想起家庭教育,沈博伦扬着一边的嘴角,笑得有些不屑,他倒吸一口气,扶了扶黑框眼镜,那眼神直接无畏,放着冷色调的光。他从独生子女畸形的成长环境,一路分析到互联网文化对这代人的冲击、新旧文化的冲突、对父母价值观的怀疑和对立。他享受这种不带情感的理性思考过程,那是他自我意识最浓烈的时刻之一。


青春期刚开始,沈博伦的敏感随着父母紧张的关系发芽了。每天回到家最不愿见到的,就是争执不休的父母。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被迫直面至亲的刀光剑影,催生了一个青春期男生叛逃的最初动因。没多久他就掘出一条出路:到同学家玩儿。


那时候,剑拔弩张的父母在他眼里并不幸福,而他们之间的不幸并不会止步于两人关系,“我留在这个家里都是为了你,你还这么不争气”就被沈博伦看成是典型的无辜遭殃。聊起初中时家庭不和,沈博伦低头看着桌面,表情有些黯淡,却尽力表现得坦然与不在意。


而说起家庭责任与“为了孩子委曲求全”时,他突然拉高声调,把原本平静的对话搅得一阵翻腾,不常流露的情绪从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理智里溢出来:“不要说你为了我,你不是为了我。真为了我你就创造一个美好家庭给我啊,你不要让我每天活在鸡飞狗跳里。”他。停住,眼睛盯着对面的人,心里在暗涌。


长到二十多岁,他曾试图去理解父母,理解他们的不安全感、对其他异性的嫉妒心、机缘造成的事业不顺遂。然而,“为了孩子委曲求全”这个中国不幸福家庭里的标配理由,在他眼里依然是个烂借口。


“假设他们离婚了,坦诚的告诉对方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勇敢的做出决定、继续前进,就会比现在好。”他推了推镜框,神情和语调回复平静。


在那个和父母摊牌的春节,父母质问沈博伦:“不喜欢就掰了?那你们对孩子是不负责任啊!”听到这里,沈博伦停了一秒,他拿起早已备好的机关枪开始发射子弹:“一对夫妻如果不相爱了还勉强在一起,那才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你们以为没有爱的父母,孩子是感觉不到的么?两个人凑合在一起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对孩子不负责任。如果我们都不喜欢对方了,再找新的爱情,孩子能看到新的爱情,也能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爱,这才是负责任。”


沈母沉默了。“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多传统,很少想离婚。”沈父拨弄着手里的茶杯,拿起来喝了一口:“责任大于爱情。”他语气坚定,眼神里充满了故事,他摆过头看着妻子,沈母接过他的眼神,接着说:“生沈博伦的时候我两年没有睡过囫囵觉。一个人如果经常睡不了是会崩溃的,一说话就上火,对方事情做慢了就烦。”


那些往事好像又跳到她心头,挑逗起一些无名的烦躁,聚在她舌尖,而最终她没继续说,停了下来,语气突然祥和轻柔:“我想沈博伦到了五六十岁时,对爱的理解肯定和现在不一样。”沈母眼里,当爱离开荷尔蒙,与生活挂钩,就失去原本的面貌。生活是一切的归因。它甚为朴素,面无表情,速度均匀,吸干所有强律动的激情和甜蜜,将两颗最初的电光火石硬生生磨出相互咬合的齿轮,那过程,注定血肉模糊。


虽然在第一次见面时沈父沈母没有过多流露,但是如今,每当他们讲到现已成为孩子妈的吴霞,脸上都微微舒张开来,掩饰不住的好感挑引着眉毛。只是在那份好感里,沈母更多还有心疼。


“我知道读过书的女孩子想要什么。”刚说起吴霞还没两句,沈母的表情就把控不住了,眼框一红,嘴角也跟着抽搐,最后几个字和眼泪一起吞下去。沈母对吴霞的同理心超越了孩子奶奶和孩子妈的关系,直接切入同为女人的艰辛的体察。




吴霞与沈博伦一样,也力图掌握高度的自我决定权。这个五官清秀的姑娘乍一看和沈博伦同龄,声音轻柔而坚定,笑起来像春日里北海公园湖边飘动的杨柳枝条,痕迹不重而让人心怡。只有说起话来,才能从她敏捷的思维里感受到30岁的成熟。


从小,吴霞的父母便给予她很多机会自己做决定。父亲因为读书与她们母女长期分居两地。少有父亲的庇护与关注,使她更加独立。


母亲漫长而紧密的陪伴对吴霞产生深刻的影响。她本是一位妇产科医生,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赚钱养家,常常带着吴霞深夜出诊。然而,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和成全丈夫的事业,原本能干要强的母亲却放弃了产科的业务。


多年以后,吴父的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的利益果然实现了最大化。但当吴母步入更年期,她感觉自己在家庭的价值并不能受到认可,又失去了社会价值,“连社保工资都比别人低”,那段时间吴母过的很痛苦。家庭的完满虽让她幸福,但吴霞知道,她心里始终有缺失。那以后,吴霞就决定要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

吴霞刚成年就去了美国一个人生活,将近而立之年才回到国内,西式的文化在她身下留下或浅或深的痕迹。如今,她的朋友圈里,若不是晒娃和工作,十有八九便和性别平等或先锋意识相关了。


3


父母总有些东西是子女极力反抗的,诡异的是,继承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随易是沈博伦的好朋友,极瘦,长发。他待过很多个城市,却甚少回家。“很讨厌我爸,”他坐在吧台边吸了一口烟,烟圈在黄色的灯光里荡开,看不真切他的眼神。他突然想起什么,自顾自笑了:“可是,我擦,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像他。身边很多朋友聊这个事儿的时候,都有共鸣。”沈博伦是其中之一。


父母的吵吵闹闹是沈博伦反感且逃避的,可上大学以后,他发现自己的恋爱也不顺利,常常很暴躁,甚至与对方争吵时候摔东西、互相推搡。后来,他遇到吴霞,等到初见的那股炙热慢慢被时间吹散,问题开始一个个冒出来,他们隔三岔五吵架,关系变得很不稳定。


吴霞眼里,沈博伦是个敏感、没有安全感的人,但对爱的经营,那时的他很努力。他曾经和吴霞一起做心理测试“五种爱的语言”,试图找到对方喜欢的方式来表达爱;他们会像普通情侣一样讲情话,也喜欢回到理性层面探讨爱的本质;他探索心理学以及婚姻治疗法。而这些并没有使他们的感情有所好转。沈博伦提出两人一起接受伴侣咨询(couple counseling)。


“当时他还很爱我,还很想解决问题,”吴霞盘腿坐在床上,掖了掖宝宝的被角,她的神情和窗外逐渐暗淡的青灰的天色一起,转而有点落寞:“那段时间很累,去心理咨询的路上都能吵起来。可那时候我的心态不对,没有和他一样重视,觉得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有些后知后觉的悔意在她心里升起来。吴霞承认,对于亲密关系,她那时也处于迷茫期,不知如何提升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而那段心理咨询就这样,因久无起色而不了了之了。沈博伦感到失望。


“你怎么评价自己维持一段亲密关系的能力?”当这个问题被抛到沈博伦面前,他吃了一惊,接着突然裂开嘴笑了。他吸了口气,伸出右手去摸板寸长的头发,来回抚了两下:“很差吧。”自嘲不到两秒,他便收回所有动作和表情,将双手交叉放在下巴前,转为思辨模式:“从社会标准来看比较差,比如包容、忍让这些,但是我其他方面很好啊,比如制造惊喜,让你觉得每天不一样。不过社会标准觉得这些不重要罢了。”接触心理学后,他对这种基于正态分布的社会化标准产生根本怀疑。这怀疑从心理学一路蔓延到所有制度。




2015年父亲节,沈博伦成为一个女孩儿的父亲。当晚,他和吴霞发起“未婚生子众筹”计划,为孩子筹措因父母未婚而需要交纳的43910元社会抚养费。他们并非想伸手要钱,他们伸手要的是公众即便很短暂的思考与发声:生育权凭什么要和婚姻绑定在一起?个体为什么不能拥有独自抚养孩子的权利?以及由此延伸的:单身女性为什么不能使用精子库里的精子?


很快,公众的目光涌来。众筹上架16小时,就获得312位朋友的支持,有人力挺他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击,也有“自己的过错让公众买单太可耻了”这样的评论。他们筹集到9581元后,众筹却因为涉及“敏感问题”,被迫下架。


当初,随易因为擅长写文章而被沈博伦和吴霞邀请参与众筹,为文章润色。众筹下架后,他们决定在微信公众号上自行发起众筹。那晚,随易来到医院,和沈博伦吴霞商量此事,吴霞因为刚生产完,身体还有些虚,靠在床头,发言不多;沈博伦坐在旁边,头脑清晰,来回分析文章的逻辑。待一切确定之后,沈博伦关了机,消失了两个小时。随易后来回忆:“谁也不知道那两个小时他在干嘛,但回来之后,他又像个斗士,每条评论都回复。”


发起众筹之初,沈博伦渴望听到不同的声音。有段时间他的微博大量转发质疑与骂声,他甚至发起一个线下活动,试图与不同论调的人面对面辩论,可来的人全是支持者反而让他失望。


然而沈博伦开放的态度并没有迎来更多包容和反思,随着众筹事件影响力的扩大,质疑变成谩骂,媒体也一波波扑了上来问着相同的乏味问题。更有电视台以讨论社会抚养费制度为由请沈博伦做节目,可为了节目效果故意激怒和挑战他。他怒不可揭又深深无奈,“他后来也疲了,”随易意识到沈博伦的转变:“或许是成为父亲让他变得柔软了吧。”


众筹虽然成功了,但形成的社会舆论不仅让沈博伦和吴霞卷入风波,他们的亲人、朋友也陷入其中。


吴霞的母亲是一位面容祥和的人, “太丢人了,生孩子就算了还去搞什么众筹?”是她的态度,女儿的行为一再超出她的理解范围,这次被拉到众目睽睽之下让她彻底崩溃,同样崩溃的还有沈母:“不敢看,我睡不着觉。”这次众筹受关注的范围已经波及到沈母的朋友,不管是大她十几岁还是小她十几岁,看到要来一个电话或者一个短信。外人的看法,让沈博伦和吴霞的父母备受困扰。


作为众筹的参与者,随易那段时间几乎无法以自己的立场思考。某天晚上,北京帮里的一个微信群炸了锅,原本和和气气的朋友们对这事较了真,撕开一场群枪舌战,甚至有姑娘被激怒退了群。随易看着,没说一句,关机睡觉。过了很久,他渐渐能从这个项目跳出来,每次回看都觉得,众筹的出发点和逻辑都没错,但是总感觉“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至于那个不简单的背后是什么,他说不清,也疲乏得不愿再想。


随易的女朋友柯晗在英国念心理学博士,她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反对沈博伦,虽然她也觉得社会抚养费制度极其不合理,但听到沈博伦发起众筹这件事时“心里翻了一万个白眼”,对他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柯晗觉得,婚姻制度的确不重要,它只是一种用来保护人类所需的伴侣关系的形式,但当沈博伦反抗被绑定的伴侣关系时,他或许自己也没意识到,他的行为并非源于对无用的婚姻外壳的反对,而是他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其实,提出分手时,吴霞并没有想太多后果。对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爱与不爱是个只有心和感觉说了算的事情,那里面坚决不包括为了孩子、为了钱财、为了名誉等一切外在因素。随心而为排除了自我勉强,和随时有可能无法自控、无法伪装带来的危机,这让她觉得安全。沈博伦亦有同感。这几年,那感觉越发明显,而在他们心里拿着小皮鞭追赶着、巩固着这份坚定的,是“一定不可以成为的”他们的父母的婚姻。


当初决定生孩子时,沈博伦和吴霞都没有过多考虑要如何维持孩子爸与孩子妈的关系,更没想过每一个生活细节要如何处理才能让宝宝得到的爱不输给形式的家。他们正摸着石头过河。与沈博伦从前发起的那些长长短短的艺术项目不同,这一次,他开启的是一场长达整个余生、涉及很多人的人生实验:孩子生养合作社。


4


一对分手的未婚父母组成的孩子生养合作社,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面对对方的新恋情。沈博伦和吴霞分手三个月后,吴霞预产两个月前,沈博伦有了新女朋友。他没有刻意隐瞒,也没有主动交代。可吴霞还是以某个活动的连续两张照片沈博伦都和同一个女生站在一起这件事觉察出端倪。


她找沈博伦对峙,得到一个让自己彻底寒心的答案。之后的48小时,她歇斯底里地哭了一场,把沈博伦从共同的公众号踢了出去,发了一篇“账号男主已有女伴,欢迎给女主介绍新人”的公告消极抵抗,再去沈博伦新女友的微博翻了个底朝天。她觉得自己疯了。


吴霞没有否认,在怀着孕与沈博伦分开的那一瞬间,心里留下了重修旧好的残念。可是,“当初分手是自己提出的, 分手后决绝的事情是自己要做的,所有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有什么理由抱怨?”她的公告引来关注者对沈博伦铺天盖地的讨伐和谴责后,她又发了一篇文,给沈博伦道歉。两个自己扯住了她,理智和心说了不一样的话。


吴霞临产前一个月,随易发起了到陌生人家居住的实验,因此被吴霞邀请去她家住。在随易写的那篇记录未婚妈妈的居住实验日记中,有一张黑白照片:吴霞背对着镜头,远远的站在一个光秃秃的公交站牌下,她刚做完体验准备坐车回家;她穿着及膝的长裙,上身裹着针织衫,脚上汲着双拖鞋;怀孕让她的身体显得肿胀,明晃晃的阳光顺着她的轮廓在侧身投下一块阴影。后来,随易问起吴霞邀请自己来家里住的原因,她说是因为孤独。怀孕限制了她的活动范围,而走高的孕激素让她被爱的需求更旺盛了。但是显然,沈博伦无法满足她的情感需求了。


为了弥补父亲在孩子被孕育阶段的角色缺失,孩子出生后,沈博伦搬去了吴霞家照顾宝宝。吴霞的母亲留下身体不好的吴父,从意大利回到北京为吴霞坐月子。于是三个人住进了同一个房子。

那套闹中取静的大房子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端有两个挨在一起的房间,另一端是一个大而空旷的主卧;沈博伦、吴霞和宝宝分别住在一端的两个房间中,吴母住在另一侧的主卧内。面对沈博伦,吴母的祥和总向里收着,嘴巴紧闭,面无表情,她的身体看似有些沉重,藏着话语却觉得无从说起。沈博伦和吴母没有交流,他们避开眼神接触和同处一室的机会。每到饭点,即使吴母做多了饭菜,沈博伦也会关着门点一份外卖,草草了事。他用那条长长的走廊虚弱的躲避来自吴母的一切,而像那三间房一样,吴霞被夹在了中间。

起初,吴霞特别希望宝宝有父亲密集的陪伴,吴父在她的童年记忆里很少出席,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觉得父亲很生疏。所以吴霞把照顾宝宝的权利完全让给沈博伦,而少让母亲插手,这让母亲十分伤心:怎么能向着一个在你怀孕时跟你分手的男人?那段时间吴霞很苦恼,房子的幽静变成一股沉闷的压力,联合三人之间紧绷的张力,让她喘不过气。而她来不及体会的是,母亲按耐着对沈博伦的不满,温柔沉默的陪在她身边。


沈博伦从欧洲回吴霞家探望宝宝的那晚,孩子临睡前,吴霞给宝宝喂奶,力气大了些扯断了内衣,她急忙叫母亲进来,一手抱着宝宝一手把内衣扔给走到床边的吴母。吴母拿着内衣里外翻看,琢磨了一阵就走到客厅,她坐在沙发上,摸出茶几里的针线,开始给吴霞缝补。


她低着头,一针一线,不紧不慢。客厅大而空旷,白色的灯光打在吴母身上,显得画面冷清。“找了个不负责的,怎么办呢?”她突然开口,喃喃自语,神情顺随,面颊上还挂着自嘲的笑,“都是命。”她扎进一针,抽出长长的线来,身子顺着胳膊向后仰了仰,又自我劝慰的笑了。


或许对吴霞来说,沈博伦不是个好伴侣,但对宝宝,他也许会是个好父亲。孩子出生后,沈博伦对女儿的爱大大超出了吴霞的预期,她在美国读MBA时,很多同学养育孩子多年,可陪伴孩子的时间加起来不及沈博伦这几个月。


照顾新生儿琐碎且耗费精力,他们醒了、困了、饿了、拉了都用哭闹这个唯一、单调且抹杀耐性的方式表达,常常歇斯底里、不休不止,轻易打破人心的安宁,撩起成人身体里四面八方赶来的悉悉簌簌的烦躁。

与孩子的接触会使父母们的身体里分泌爱的激素,让耐性持续的更久。但是连续几个月没有完整的睡眠、变着法哄劝,对新晋父母也是极大的挑战。即时他们不喜欢长辈的教育方法或养育方式,也不得不因为精力和经验有限,而让父母帮忙。

然而,沈博伦和吴霞的配合倒还顺畅。第一个月,他们讨论孩子便便的颜色、频率,一起探索她哭闹的原因,因为越来越准确知道宝宝的需求而欣喜不已。不过他们也难免疲倦,有几次沈博伦在宝宝旁边沉沉的睡去,竟听不到她的哭声,直到吴霞走进来他才醒过来:奥,要吃奶了啊。

沈博伦极度崇尚个体性,如何让人超越群体、超越制度的成为人本身,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女儿的降临无疑给了他绝好的机会,他将亲临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每次说到这里,他的表情都会一下子化开,冒出快乐。


现在,即使已经搬离了吴霞家,沈博伦尽量每天花几个小时陪伴女儿。

吴霞一直坚持纯母乳喂养,因为不喜欢挤奶又想继续事业,她常常带着宝宝出门工作。于是,为了陪伴女儿,沈博伦会跟着吴霞和宝宝去城中村探访,或者在吴霞接受采访时,陪在旁边。

沈博伦的陪伴慢慢发生着作用。某一天,他带着女儿参加一场活动,已经开始认生的宝宝在别人怀里都哭闹不止,沈博伦抱过来便立即安静下来,乖乖的待在爸爸的怀里。那天,沈博伦特别开心。


成为父亲,多少改变了自我世界相当坚固的沈博伦,偶尔一帮朋友约出去玩,他说不行,要回家带小孩。“要搁以前,早屁颠屁颠跟我们去了。”随易回想起沈博伦的样子,自个儿笑了起来,顿了好一会儿,他掸了下烟灰,表情变得异常温和:“他变得柔软了,连他都开始在朋友圈晒娃了。”


被吴霞踢出共同的公众号后,沈博伦自己开了新账号,用来记录宝宝的一切,公众号的描述里写着“a dad”(一个父亲)。


他从女儿出生前几个月开始给她写信,发表在公众账号里,写她未知的眼前世界,写一个准父亲的困惑不解,写为了迎接她做的心理准备。这是他对女儿的一种并不渴求理解的述说,特别是当未婚生子、与孕中女友分手、众筹事件等一系列风波把他推到公众的审判面前的时候。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挡他陪伴一个生命长大的雀跃。


7月21日,宝宝满月,沈博伦在家里拿起刮刀给自己和女儿分别剃了头。之后,他将女儿放在床的中央,头下面垫上一个粉红色的小枕头。他架好摄影机,将镜头对准一个月大的女儿。镜头里的小人儿蜷着手,侧着脸,她眼镜看向斜上方,好像被什么吸引。沈博伦只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是谁?”在之后的十几年,每个月的21号,他都准备用相同的方式留下记录,以此探索“我是谁”这个话题。


(完)



范范

曾远赴东非做志愿者,后辗转成为一位香港社工,专注儿童保护及家庭领域;同时是社会创新平台BottleDream的记者和编辑,采编创变者的故事;去年和伙伴们成立香港无名剧团,探索一人一故事剧场的社会应用。“故事”是我的世界里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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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3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外婆的味道 | 破茧008 

 2015-11-13 李依蔓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八篇发表文章


三明治君说

李梓新


写人难写,写自己的亲人更难写。中国三明治鼓励“生活写作”,就是鼓励每个人从身边有感触的事情写起,包括自己的亲人。




文 | 李依蔓

原来心电图停止的时候,是不会像电视剧里长长地“嘀——”一声的。


那么多监测仪器,生命的迹象只能具象为一个个在显示屏上跳动的数字。我看着那些数值一点一点往下掉,直到消失,被深深的无力感裹挟,丝毫办法也没有。


世界上我最深爱的亲人走了。

1


人类的肠胃有一套独立的神经系统,大约有5亿个神经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肠胃也可以“思考”,如同另一个大脑。大脑偶尔会记忆断片,但肠胃一定会帮你牢牢记得,想忘也忘不掉,在熟悉的味道碰触舌尖的一霎,无论身处何处都能一秒将你拉回过去。


在偌大的北京,找到熟悉的家乡味道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只要付出合适的价格,在百爪挠心的时刻总有办法安慰思乡的肠胃。


然而最让我怀念的,还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甚至无法完全复刻的,外婆的味道。


我和外公外婆一起长大,从有记忆起便是一大家人热热闹闹的日子,最珍贵的时光在餐桌边度过。用心烹调每一顿食物,是外婆爱每一个家人的方式。


小时候家里并不宽裕,一家9口人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外婆一日三餐一顿不落地喂饱每一个人,并且让每一道菜都成为让全家人垂涎的期待,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比如。


饭豆排骨汤,加一粒蚝干增加汤的鲜味,汤色清冽,饭豆粉香。我可以什么菜都不需要,连吃好几碗饭豆汤拌米饭,外婆总是在我狼吞虎咽时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这也是她年轻时最喜欢的吃法。


芋头饭,这是一道客家菜,外公外婆是客家人,我对这个族群的所有认识都来源于客家方言和餐桌上的客家味道。这道主食是咸味饭,猪油把大蒜煸香,加入切成丁的荔浦芋头,再加入少许盐,然后和米饭一起烹熟。绵软的芋头混杂在颗颗分明的米饭里,咸香四溢。


酿菜也是客家食俗,酿尖椒、酿豆泡、酿苦瓜、酿茄子……肉末一定要是土猪肉,肥瘦掺半,大刀在砧板上剁出劲道。然后加入切碎的香菇、马蹄和海米,调味后成为肉馅。尖椒去头掏空,豆腐泡戳破,把肉馅往里填得满满当当。不需要过多的调料,仅仅是葱姜酱油,还有荤素食材的融合,咬破尖椒或者豆泡表皮浓郁的肉汁充满齿间,香菇鲜美,马蹄清脆,不能更美妙。


还有只有冬天才会做的大沙煲,一层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一层咸鱼、一层黄瓜制作的腌菜,不紧不慢地炖一下午,还不能吃。放置一天后,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炖一下午,小火煨着,发出轻微的咕噜咕噜声,整个房子都会充满油脂浸润所有食材的幸福香味。一家人被吊足了两天的胃口,饿狼一样围坐,在没有暖气室内湿冷的南方,热气腾腾的大沙煲大腹便便傲娇地坐在桌子中间,身心都温暖畅快。


除此之外,菠萝炒鸭胗、番茄猪大肠、青椒炒猪肝、肉末煎豆腐、瑶柱海鲜粥……有的菜名和搭配在别处闻所未闻,成为我独享外婆私房美味的秘密。


久而久之,我也被外婆的饭菜惯成了一个不爱吃零食只爱正餐的姑娘,每一顿饭都让人充满期待。


再也吃不到外婆的饭菜,有意无意之间我总是在复制外婆的味道,忍不住思考怎样才能更接近想象中的样子。我知道,无论怎么努力一定都无法完全还原记忆中的菜肴,每一道菜都一定不可避免地带着我的痕迹。



> 
和外婆在一起

2


外婆和外公之间,是以少爷和童养媳的关系开头的。当年,外公的家族以酿酒技术闻名乡里,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也算小有实力。


外公的回忆里,外婆自从以童养媳的身份到家里,便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砍柴、烧水、洗衣、做饭,服侍名义上的公公婆婆。


十岁不到的姑娘被迫寄人篱下,为家人换取其实也并不可观的少许收入,实在难以想象,年幼时的外婆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有时我会想,这些我熟悉的味道,是否也曾经是外婆熟悉的味道。


这个问题已无从考证,但我愿意这样猜想,厨房里是外婆在寄人篱下的艰难夹缝里保有的小小自由空间。回不去的家,只能凭借味道怀念,并烙印在自己参与创造的新的家族生命里,隐秘地延续下去。


谈论起厨房之事时的外婆是得意而快乐的。食物烹饪技巧,枝枝蔓蔓地蜿蜒在外婆的秘密花园里,只有她自己深谙抓住味蕾的奥秘。说到动情处,外婆会满足地发出长长的一声“嗯——”,“哼,让你们提着耳朵吃完”,这是客家话里形容事物好吃到极致的表达。


和每一种食材,她都能找到最恰当激发其魅力的相处方式。比如煎豆腐一定要有耐心,用最小的火,慢慢等到两面金黄之后沿着锅边摆好;炼炸猪油之后酥脆的油渣不能扔,切上几根惹火的辣椒圈,重油爆炒就是绝佳的下饭神器。


外婆对于食材的态度,也影响了全家人的饮食习惯。无论蔬菜肉类,一定要保持原始的鲜淳。蔬果施的是化学肥还是农家肥,一只鸡吃饲料长大还是吃谷物长大,一看便知。而好食材本身,无需复杂的加工,就已经足够好吃,这也是在外婆盆瓢照料下我们味蕾的幸运。


如果不幸买到了不那么称心的食材,外婆宁愿一口不吃,也不随便妥协。这让我时常觉得奇怪,一辈子清苦惯了的外婆,为什么对待食物如此挑剔。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外婆是一个天然的有机生活主义者,没有复杂的情怀包装,就是本该如此那么简单。


厨房这小小的方寸之间,就好像是外婆的魔术间,是她在艰涩拥挤的现实中得以喘息的自在之所。


又是占据了她最多的生命时光,将她紧紧束缚的地域。

3


我曾经以为,外婆和外公之间无所谓爱情,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熬过战争、动乱和饥荒,谈爱情未免过于奢侈和不切实际,尤其是对于他们少爷与童养媳的关系而言,爱情的存在就愈发可疑。


“当年村里很多人家童养媳后来都被休掉了啊,我就没有。”外公狡黠地一笑,说,“因为我觉得她聪明啊。”


外婆没有机会上学,虽然不太识字,但空调洗衣机电视电饭锅各种电器甚至手机,没有不会用的。即使是新玩意,教上两遍之后她自己也能琢磨明白。


相比之下,直到现在仅能熟练操控电视、刚刚学会使用洗衣机、离开人照顾便吃不上饭的外公自理能力之低,实在是让人理解不能。每每此刻,外婆都会毫不掩饰心里的傲娇,假装不屑地撇一眼外公,嘲笑道,哼,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什么都不会嘛,换来外公一连串爽朗的哈哈哈。


外婆叫外公“阿光”,外公叫外婆“阿英”,两个人就这么相互唤着,青梅竹马到古稀之年。


生病住院期间,外婆被医生要求做CT检查,从没见过这么大阵势的她,在诊疗室紧紧抓着外公大哭,边哭边喊。


“阿光阿光,我害怕……”


外公像哄孩子一样,轻拍着安慰她。




去世前几周,有一天,病房里只有外公外婆两个人。她像个害羞的小姑娘,趁着没人在,偷偷把外公叫到身边。


“阿光,你亲亲我好不好?”


我猜,外公一定也有些害羞地吻了她的脸颊,满足外婆最后的愿望了吧。


外公是最后一个知道外婆生病真相的,肺癌晚期,因为担心老人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全家人瞒得很辛苦。


外婆去世前几天,情况实在不容乐观,家人才决定向外公把事实和盘托出。


不知道神经大条的外公之前是否有不好的预感,但获知真相后的他一路沉默,从病房离开,一个人坐公交车回家,坐在书桌前,嚎啕大哭了两个小时。


这些,都是后来外公告诉我的。


他翻出和外婆的所有合照,小心翼翼地装在袋子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家人最珍贵的照片”,妥妥帖帖地贴在相册上作为封面。


外婆去世后,外公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掉过眼泪,我一直以为,外公大概并不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外婆对他也许没那么重要。


直到有一天回家,给外婆上完香后,我在桌上发现厚厚一沓手写的书信。题目是,缅怀爱妻廖秀英。开头是这样的,“爱妻本来没有名字的,这个名字是她到我家后才给她起的。” 信很长,还没写完。


然后我突然想起外婆病危抢救时,外公蹒跚着走出病房外,轻轻拉了拉医生的衣角,说,不要让老婆子痛苦了,停药吧……


一屋子的人,外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任何重视,显而易见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最佳方案。他重重叹一声气,折返回病房,坐下,双手撑在在膝盖上,看着被氧气面罩遮住大半张脸的外婆,,皱着眉。


这一场延续一生的爱情,像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隐忍而深切。



> 永远寄不出的缅怀情书


4


自打我记事起,外婆每日的日程安排都是相似的,一年365天从未中断,也许这样的忙碌在她的一生中也从未中断。


对于整个家族而言,外婆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轴心,哒哒哒哒地用一日三餐,驱动着一家人的每日生活。


小时候的我有时会忍不住想,外婆她都不会累吗?如果有一天外婆不再操持维持家族正常运转的琐杂事务,好像也并没有谁可以替代。


光是这样想想,都会让我觉得害怕。


儿女们总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有恋爱要谈,有工作要忙,有孩子要管,有烦恼要烦。饭点的时候,大家叮叮当当前后脚地回来,坐下,吃饭,而后再散去,再回来。


外婆的餐桌似乎成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本该如此,也一直如此。因为被需要,仿佛永远不会消失一般存在。忙碌成了外婆终其一生的“必须如此”,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有时我很怀疑外婆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中是否开心。我常常能够听见在她独自一人坐在年久发黄的小木凳上摘菜时,背过身去呢呢喃喃的低语叹气,却在我好奇地发问之后转过脸来笑笑说,没事,阿乖,又继续背过身去,不再说话。


用全部的生命去给养哺育家人的需要,是否真的能够冠之以“崇高母爱”或“伟大牺牲”,而为我们的理所当然免责?过于耀眼的感人标签总是疑点重重。

每当想到这里我是有些惭愧的,甚至觉得自己需要为那颗在外婆身体里不断膨胀到处流窜,为外婆带来残忍缓慢而又钝重持续痛苦的肿瘤,负上一部分责任。


我也是这“理所当然”大军中的一员,曾经不懂事地与她争执,拒绝吃她因为劳累做的不那么可口的饭菜,像一个不知满足的任性小孩。


每一个围坐在外婆的餐桌前的家人,在很多时候,无论辈分,在外婆面前都像是被宠坏的小孩,需要她尽己所能地庇护,即使疲惫不堪。


大家总在感慨外婆的手艺,同一眼灶火,同一口锅,同样的油盐调料,就是无法做出和外婆一样的味道。

5


外婆去世的七七第四十九天夜里,我莫名其妙地胸闷喘不过气来,不得不去医院看了急诊。


深夜坐在急诊室候诊区的长凳上,被明晃晃的灯光照得有点恍惚,似乎又回到了四十九天前在医院的那一夜。


我手忙脚乱反复拍打着已经测不到心率和血氧含量的血氧仪,惊慌失措地问正在布置抢救指令的医生,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仪器是不是坏了为什么什么都测不出来?


医生用手电确认了瞳孔,答非所问地说,老人家很辛苦了,坚持了一整天,快通知其他家人吧。


拉着外婆的手,感觉到温度从她的身体里一点点流失,那双手不会再有力气回握。


那一夜,我以为病房里的那盏灯要亮一整晚,也做好了一夜不眠的准备,看护已经昏迷一天一夜的外婆。


结果外婆到底还是心疼陪夜的我们,如同之前某个即将入睡的普通夜晚,轻轻地和我们道了晚安,再见。


在外婆去世前的两年,我仿佛有什么预感似的,曾强烈地萌生过一个愿望——用相机记录下和外婆还有关于食物的回忆。


这个愿望,直到外婆去世都未能实现,成为心底挥之不去“如果…就好了”的一根刺,常常梦魇自责。


外婆不再能变戏法一样变出一家人魂牵梦绕的一桌菜来了。


大概没有人真正理解外婆到底付出了些什么。饭桌上的一菜一羹,在最需要果腹的时候滑填入肚,感叹一声美味,似乎就是我们对外婆所做的全部回应。


外婆的味道,是将整个生命这个家族和融进锅碗瓢盆里的味道,那样的深度卷入,是家族中任何人都远不能企及的。


也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制。


(完)




李依蔓

学了七年哲学;曾梦想做战地记者,却成为国企小职员。

爱话剧,和其他与人真实互动的艺术。

加入破茧计划,愿好奇心带我用笔尖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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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3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台生赴陆读书,过客还是归人? 

2015-11-16 小排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九篇发表文章,本文作者小排是知名传媒微信公号“刺猬公社”的执行主编。




文 | 小排 

6月4日晚上10点半,林晏平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从实验室回到宿舍,往台北的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中妹妹告诉他,自己白天刚参加了高中毕业典礼,正在准备7月初的大学指定科目考试(相当于大陆的高考)。不过林晏平建议妹妹在台湾读本科比较好,因为他觉得一毕业就来大陆读书,可能使得她“在台湾的知心朋友比较少”。

稍晚些时候,另一位赴陆读书的台生陈亚迪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6/26布尔乔亚黑洞夜Party”的消息。6月26日是他24岁的生日,不过他的派对不是庆祝生日,而是一个旨在建立人脉资源交流的平台。这是他的创业项目在北京举办的第一个活动。

谁来大陆读书?

陌生的城市,干燥的气候,这是一下飞机,林晏平最明显的感受。2014年的夏末,林晏平和他的两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

这座海峡对岸的城市,对于刚从台湾政治大学毕业的他们三个来说很陌生,但是好在,他们可以一起去到那所颇负盛名的学校,在同一个专业就读研究生。不过据林晏平说,大家初到大陆不太适应环境,求学压力也很大。

来大陆读研,林晏平主要是考虑在大陆机会更多:“外资企业比较多,同时天花板比较高。”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生作出过补充:“实话就是很多在台湾很多申请不到好学校的学生,在大陆都能申请上清华北大等最好的大学,在这边遇到的台湾同学平均素质其实会比本科同侪低。一个简单的翻身机会,这可能也是大部分台生来这边读的最大原因。”

  • 整理、制图 by 周珊珊,参考自《陸生元年》作者:賈士麟、藺桃、葉家興等

  • 出版社: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像林晏平和陈亚迪这样的台生赴陆就学,需要通过两轮选拔——第一轮是成绩关,一般参考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或是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科能力测试;第二轮则是复试关,一般由招收的高校针对台生进行笔试或者面试。现实情况是,大陆高校招收台湾学生的分数线会做出一些相对的调整,也会比较多考虑台生的赴陆意愿和面试表现。

“来的目的不同,自然在做的事情就不同”。

不适与想象

赴陆读研的台生,大多在本科时候就对大陆的情况有过了解。一般来说,他们对于大陆的印象,不会简单地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之前的想象。但生活细节之处,难免还是会有许多不适。

6月中旬,一则题为《台湾交换生的震撼教育》的新闻占据各大网站热门排行,这则颇有娱乐意味的新闻讲述了一名来自台湾的人大交换生,在交换期间体会到两岸大学宿舍生活的不同之处,并在初到人大的第一天,接受了学校开放式澡堂的“震撼教育”。

其实,这只是赴陆台生适应环境困难的一个缩影。

聊起在大陆的生活细节,林晏平和陈亚迪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洗澡要‘坦诚相见’,真的很崩溃!”除此之外,晚上十一点的门禁,食堂供餐有时间限制……这些也让他们感觉很不适应。

除了生活上需要适应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上的心理状态。

“大陆的老师有点太好了!都生怕学生毕不了业,各种不忍心挂人。在台湾老师都超狠的,过不了就过不了。”陈昱升是林晏平来大陆之后认识的台湾朋友,他本科时曾担任学校两岸交流的负责人,对大陆的情况了解比较多;但刚来的第一学期,他还是不太适应大陆的学习环境。

林晏平还有个来自台湾政大的学弟王逸群,本科时对于大陆的新闻行业缺乏了解,他来大陆最想感受的就是不同政治型态下新闻的不同社会影响。而近半年的亲身体验之后,他心里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海峡两岸的新闻行业“都有不同的问题”——“大陆受意识形态限制,新闻内容比较有纪律且保守;台湾因为都开放,资本主义反而容易控制新闻走向。”

而另一边,陆生对台生也往往有一些“合理想象”。

刚来大陆时,只要表明自己的台生身份,或者讲话时流露出台腔,都会被好奇的陆生团团围住,追问关于台湾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都是带有台湾电视剧或是“小清新”文化的刻板印象。陈亚迪说起这番话时,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很无奈。

而在实际交往中,往往这些“合理想象”会破灭。

清华大学电子系的一名辅导员说,他带的本科生班级里,台湾学生与大陆学生并没有不同;如果硬要说点什么,就是台湾学生“不会那么学霸”。

被陆生认为总爱“独自抱团”的台生群体,其实也会出现摩擦。林晏平的另一位台湾朋友吴欣和说,学校的台生会也曾因为换届或是其他问题发生过争执,这时群里就会出现很多声音与意见。她觉得,“这并不代表不好,许多声音的出现、思想的撞击,反而更促进台生在陆的交流,争执与摩擦过后,台生会还是继续运作着,毕竟台生赴陆学习者越来越多,还是需要有个组织进行管理与发布讯息。”

爱与憎,大陆再体验

读研时是陈亚迪第一次来大陆,林晏平之前在世博会时去过上海。

对于北京,林晏平最喜欢的是其悠久的文化,同时他也希望在这能得到比在台北更多的机会。但从生活角度来说,林晏平其实更钟情上海。“在北京叫服务生需要很使劲,但在台湾,大家都会等服务生过来,再跟他提出请求,上海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上海街道更细小、更碎片化,饮食口味也偏甜,服务意识和生活环境都与台北更接近,这些都让他更为适应。

对陈亚迪来说,大陆最让他喜欢的是“地大物博”,他笑着形容,“到另一个省就像出国一样,但在语言上还是更容易沟通。”而他最不喜欢的则是“不自由”。“言论不自由、办活动不自由、网络不自由,再加上官僚体系和人际关系的潜规则……”他数出一堆烦恼,叹口气接着补充,“日子还是能过啦,就是有时候很麻烦。翻墙已经满习惯了,回台湾不用翻直接上反而还有些不习惯。”

林晏平和陈亚迪的感受,在赴陆台生的回答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被问到“最喜欢大陆什么方面?”时,历史文化更悠久、机会更多这样的回答会得到最多赞同;而对于“最不喜欢大陆什么方面”的回答则多集中在“空气气候较差”、“服务态度差”、“人太多了”和“自由受限”这几个方面。

有趣的是,很多台生在访谈中提到了大陆的电商。淘宝、饿了么、美团……这些都给台生留下了深刻而正面的印象。

“在台湾,我们自己骑车去买就好啊,即使半夜也有便利商店,一条路上可能就有三家,密度非常惊人。所以外卖这种生意在台湾是做不起来的,属于大陆独有的规模经济模式。”陈昱升半嬉笑半严肃地解释。

当然,赴陆台生中也有很多人不是第一次来大陆了。

吴欣和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她曾去长春参加短期学习课程。 2013年她再次赴陆,在湖南大学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流。

她并不安于在湖南的学习,拗口别扭的湘音和过分咸辣的湘菜对她实在是没什么吸引力,于是她在大陆四处游玩。北京,海峡对岸的首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她暗生了继续留在大陆的愿望。回湖南后,她积极搜罗各种政策说明,最终得以顺利来到北京读研。

几次赴陆的经验,让吴欣和更熟悉这片土地。虽然她也像林晏平一样觉得上海更像台湾,她也知道北京有很多让她不适应的地方,但她还是愿意觉得“北京还是很有文化积淀的一个地方,能在这工作也很好。”

在大陆毕业以后

陈亚迪在台湾读书时,与同学一起创办了一家名叫“布尔乔亚” (取自法语词 “bourgeoisie”,即“资产阶级”的音译)的文化创业公司。来到大陆读研后,“学校的校风较自由”,以及“导师的因材施教”也让他有更多时间经营自己。

公司的几个台湾合伙人或出国或服兵役,陈亚迪就在大陆又组织了一批新的盟友。

  • 图中举手的男生为陈亚迪

“布尔乔亚”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活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小资——活动的定位是打造人脉圈,地点则是团购特价房价格都要四位数的酒店。当然,每个参加者要支付159元到300元不等的入场费。这样的活动,在陈亚迪看来,也许会打通他留在大陆创业的路。

像陈亚迪这样的文科学生,在赴陆读研的台生的中占大多数。

这也符合赴陆台生自己的亲历感受,“在台湾,理工科专业有很多学校可以念,而且毕业之后工作待遇也不错,大家比较不会往大陆跑。大部分都是念文、念管理,在台湾找不到工作,才会想来大陆念书,顺便找工作。”一个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读研的学生说。

“想要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和“以后想在大陆工作、生活”成为最被台生认可的到大陆来念书的理由,且八成以上的台生都觉得“在大陆的这段学习与生活已经达到自己当初的预期”。

林晏平目前的打算是等在大陆拿到硕士学位,就继续去美国念书和继续工作。“当然,也要看申请的情况,留在大陆发展其实也是不错的选项。”

两个多月过后,新学年开学。林晏平的妹妹最终去花莲继续念书。“在青山绿水的环境下读书,心胸会超级开阔吧,我很羡慕她。不过她的室友是马来西亚和非洲人,我有点担心她会不会回家之后就满口rap了”,林晏平笑着发布了这条消息。

而陈亚迪,白天在呼伦贝尔草原“策马奔腾”,晚上则在分秒必争联系各个高校的“男神”们,请他们为自己公司的活动拍摄宣传海报。暑假的活动刚刚结束不久,他又举办了十月的“布尔乔亚满月聚”,紧接着,他就又为了十一月的“调酒入门分享课”活动忙碌起来了。


(完)



小排

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泛传媒观察原创微信公号“刺猬公社”执行主编。最爱的是吃、读书和与人交流,期待在“破茧”计划能收获写作以及写作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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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3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和阿尔兹海默症斗争的Vera,以及她的秘密 

 2015-11-19 童言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篇发表文章,童言写了她的婆婆,一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瑞典女人,以及她身上隐藏的秘密。



文 | 童言


- 患病

发现我婆婆Vera记忆衰退, 是2011年的夏天。

那年是瑞典少有的炎夏。 毒辣的太阳肆意闯进Vera不太大的的客厅。屋内蒸起的热气让我不能呼吸,怀孕7月的大肚皮让我浑身难受, 面前的Vera更让我头疼欲裂。

“麦克去哪里了?”Vera从厨房冒出来,带着礼貌的微笑。

“他去打高尔夫球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们还住在伦敦吗?”

“恩”

“麦克在哪里工作?”

“宜家。”

“做什么?”

“不知道”

“Tong, 我冰箱里的任何食物你都可以随便享用。”

“好的,谢谢”


Vera走出客厅,消失在厨房里。

经过3天的演习,我知道5分钟后, Vera会重新出现在客厅, 重复以上问题, 然后, 心满意足,退回厨房。

再次出现在客厅的时候, Vera翻出了藏在书架后面电视遥控器。 对着电视按,没反应, 拍拍电视, 没反应,她快速地检查了一遍插头, 依然没反应。


“Tong,是不是你动过我的电视?”

“没有,Vera, 我们不看电视。”

“那一定是麦克。他怎么可以乱动我的电视?!”


她的手微微颤抖着,紧张地把手里的遥控器翻来覆去。


“不用!我要打电话找麦克。他究竟去哪里了?”

“他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得不到答案的Vera走进厨房, 用力地从包里扯出她那本要散架的电话本,气冲冲地翻着不经折腾的纸片。


“Tong, 麦克的电话是多少?”

“他的电话是长途, 你家电话打不了”

“哐”她摔下刚拿起来的电话。

这时,麦克开门进来了。Vera冲到门口, 开口便质问:


“去哪里了?”

“去打高尔夫球了。”

“怎么不和我说?!”

“我和你说过了, 妈妈!”

“电视坏了, 是你弄的!”

“我们碰都没碰!”

“够了!”我大喊了一声, 拉着麦克摔门而出。

屋外, 空气清新。 我们, 一路沉默。 不知道酝酿了多久, 麦克下决心似得挤出了一句话:她好像有点不对劲。

1967年, Vera一个人带着3岁的麦克从纽约坐船回到这个叫Hudiksvall的瑞典小镇。这个有大片大片树林的小镇, 是Vera从小生活的地方。做了一场梦似的Vera回到了原点。但她已不再是离开时的那个女孩。 现在, 她要独自面对瑞典的寒冬, 她要养大自己的儿子。

20岁时的Vera看腻了瑞典的风景,决意要到美国看看世界。 背上背包,带着青春与好奇,Vera先来到新泽西, 从au pair (寄宿到某个家庭并帮忙做事)做起,然后佛罗里达,最后辗转到了纽约, 在一家银行工作。

年轻时的vera就和老友记里面的JenniferAnniston 一样漂亮,金发, 碧眼,娇小可人的身材穿着套装和小高跟, 她那时没有任何期望, 只是享受着大城市的热闹与繁华。

然后,一个英俊的意大利男人闯入了她的世界。 面对这个能说会道, 俊俏得找不到形容词的男子,单纯的Vera毫无防御地坠入爱河。 看看Vera那时的照片,幸福感跨越时代铺面而来,那是连走楼梯都想一蹦一跳的愉快。

幸福来得快, 去得也快。 相爱6个月后, Vera意外怀孕了。 她本能地希望这个男人会给她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家。但他没有。 他是别人的。Vera没有等到他离婚, 却等到了残酷的真相:这个男人没打算成为她的丈夫

偌大的纽约突然容不下一颗碎了的心。Vera带着儿子,离开这个男人, 离开纽约,离开她眷恋的花花世界。

在兄弟姐妹的帮助下, Vera和麦克在位于穷人区的一个小公寓里住下来。她开始在镇上唯一的医院的前台工作。Vera平时省吃俭用。为了要赚更多的钱,每到夏天, 她把麦克留在姐姐的家里,一个人漫山遍野地采集蓝莓,覆盘子和蘑菇, 然后拿去市集上去卖。 麦克12岁那年, 他们告别了穷人区, 搬进了Vera攒钱买下来的独立房子。

Vera从来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她总有那么一点拘谨, 一点不自在, 她甚至不懂得去拥抱儿子。就像她藏着掖着的瑞典克朗,她把对麦克的爱也藏得很深,只有适当的时候才透露一点出来。


1986年, 麦克准备东渡日本留学。 Vera平静地看着和自己相依为命的独生儿子打包收拾。临走前,Vera拿出一本厚厚的kokbok(菜谱书)送给麦克。她在书的扉页写了几行打油诗,大意是:没钱的时候,就多做点乱炖,这样才会健健康康。


“她现在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说着, 我们踏进大门。

Vera的房子弥漫了香香的咖啡的味道。


“Fika?” (瑞典语茶歇的意思)Vera举着咖啡壶微笑地问道, 刚才我的无礼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电视机没坏, 是遥控器没有电池了。

那年秋天, Vera被诊断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其症状之一是, 行为改变。


- 遗忘


Vera喜欢做填字游戏, 家里堆了好几本填字游戏的字典。医生说填字游戏可以帮助她缓解失去记忆的速度。可是那些字母在她的脑袋里究竟激发了多少神经元火光,我们不得而知。 她总习惯在被她翻得缺胳膊少腿的记事本上记下需要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徒劳, 因为“拿起笔记下”这个动作只在她的脑海里存在了一秒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Vera家里还到处贴了很多小纸条———“ 吃药!”“关门!”“注意!”它们就是她脑袋里伸出来的爪子, 拼命抓住一根无形的稻草,好让他们停留的时间再长一点。

Vera不能记住时间和日期, 但是储存地理位置的记忆,已经像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插进她的脑海里, 就算台风来了也屹立不倒, 这是她多年翻山采蘑菇时练就的能力,也是她最得意的秘密。

只是,这个秘密几年前被发现了。

一天, 她驾着那辆20多年车龄的铃木, 痛快地开到十多公里以外的她的度假屋去。两天后, 当所有人都找不到她准备向警察报警时,她悠然自得地出现在门口, “我只是去看看我的度假屋啊!”

那次以后, 她的车钥匙被藏起来了,她失去了挣脱的自由。

Vera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姐姐。 他们很久以前就相继去世了,家族里就只剩下Vera这个“老一辈”。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Vera的外甥子女都对她很好。平时Vera打弹球,打网球, 越野滑雪,只要是节日,无论是仲夏节,圣诞节,还是家庭成员的生日,几个外甥女都会邀请Vera一起吃饭。麦克缺席的这些年里,Vera的生活过得算有声有色,她与几个外甥女的家庭的关系就像瑞典国旗的蓝色与黄色,融洽又干净利落。

只是, Vera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少,别人需要惦记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了。

“麦克,希望你在中国一切都好。请找时间与社工服务联系,Vera需要一个上门的护理隔几天来看看她,我实在抽不出这个时间了。还有账单,她总是忘了交水电煤费, 已经被罚单了。 ”

“麦克,请这次来瑞典的时候,尽快把Vera的度假屋卖掉。她天天都要吵着去看她的度假屋。”

“麦克,你不能把上门送餐的服务改成一周两次,应该维持一周3次。Vera她自己总是不做饭。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午餐只喝酸奶。医生说这不够营养。”

这些邮件大部分来自Susanne,她是Vera的外甥女之一。像所有瑞典人一样, Susanne把每天的计划都写在日程本里。密密麻麻的本子, 写满了工作的事情, 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不同训练的时间, 女儿朋友生日派对的时间,丈夫轮班的时间, 还有一家四口每周购物的清单。

而属于Vera的项目, 她总可以在拥挤的行程中挤出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和医生约时间,带Vera检查身体, 定期给麦克发邮件汇报情况。这个总是带着善良微笑的瑞典女人,无怨无悔地照顾着Vera。有时候面对Vera的坏脾气,她从来都会耐心的聆听。在我因为不能理解Vera而烦恼的时候, 也是Susanne来开导我。 她说,Vera最喜欢和别人讲过去的事情, 她也最记得这些陈年旧事。“没事就和她聊聊这些吧, 这样谁也不会发脾气。”

但今年, 她的日程上8月这一栏没有属于Vera的位置。她说,每次Vera来她的度假屋里, 总是一刻都坐不住, 每过几分钟就要问她问题。有一次,她还把自己的手提包藏在一个角落, 她自己忘了, 却让大家忙乎一个下午。 “我想安安静静地享受我的假期。”说完,Susanne小泯了一口咖啡,挤出一个和她善良的笑容有点不和谐的歉意。

晚上, Susanne在厨房里忙着准备20多个客人的饭菜。屋外,大家懒洋洋地坐在草坪上,手拿着红酒杯,聊着各自暑假的趣事。

Vera一个人在家, 用微波炉烤热护理送来的饭菜。

她遗忘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逐渐遗忘了她。

2010年元旦, 那个意大利男人在纽约孤独地去世了。Vera在电话那头听着这个消息,默默地说了句“好的, 知道了”。窗外,瑞典隆冬,大雪纷飞。


- 药箱

瑞典漫长的冬天是可以吞噬人的,况且在人际罕见的北方小镇, 度过冬天更像是和大自然的较量,人类通常是被驯服的那一方。早上八点醒来,窗外依然黑得看不到一点晨曦的希望。9点, 迟到了的太阳才慢吞吞地出来打个照面。 只有6个小时的日照时间, 无限放大了黑暗的存在,有时候, 甚至会怀疑阳光是否曾经打在脸上。 室外永远是寒冷的, 那是无论穿着多少衣服,穿着多厚的靴子都挡不住的冷。 寒气总能找到一丝一孔窜进你的身体, 瘟疫一样沾满你的神经,让你彻头彻尾地感觉它的势力。 而白天那么可爱可亲的雪,到了晚上, 和寒风一起变成了张牙舞爪的魔鬼,随时准备袭击孤独上路的人。

瑞典是自杀率和抑郁症发病最高的国家,而自杀的人多会选择冬天。 一个人面对寒冬, 要想活下来,所有情感和思念需要像掐掉烟头那样被扼杀在血液里。一个人的冬天,Vera已经过了30年。她是生存下来了,但灵魂里那个有种种情愫的Vera已经麻木了,包括对自己的儿子。


Vera几乎放弃了参与麦克任何的生活。像看着麦克第一次收拾行李时一样,这么多年 她还是平淡地看着他回来, 离开, 结了婚, 离了婚。沉默和偶尔的争论是他们两个的沟通方式。而麦克,他像母亲当年一样闯进了声色犬马的大世界。 对比起异国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毫无生气的小镇只有在夏天和圣诞节的时候才勾起麦克回家的欲望。他是一直惦记着母亲,只是面对习惯孤独的母亲和自己再次组建的温暖小家庭,麦克选择了后者。 Vera得病后, 麦克只能在每次回瑞典时尽心尽力地补偿他缺位时的事情,然后把内疚,遗憾, 和解脱一起装进行李箱,飞回有他的事业和家的地方。也许在Vera短暂的记忆里, 麦克从来没有回来过。


Vera以为她会一直孤独下去, 却没有料到,一直单行的轨道里,突然“冒出”了两个小天使, 用稚嫩的声线叫她’farmor” (奶奶)。




当我的两个宝宝的两双小手轻轻地在她脸上拂过的时候,她心底里那个叫“爱”的感觉被悄悄唤醒了。 Vera笑了,“咯咯咯”地笑, 像孩子一样天真浪漫的笑, 甚至竟然还记得住两个孙子孙女的名字。 她始终没有学会怎么推秋千,但她学会了时不时拥抱两个小朋友,道别时还会轻轻地吻他们的小脸蛋。 有时候, Vera会牵着小手过马路, 小朋友软软的糯糯的手, 和Vera抹了润手霜的布满皱纹的手,那种肌肤接触, 温度传递的感觉,一瞬间抓住了Vera的心,她觉得很温暖, 很幸福。

今年夏天, 我们一家四口跟着Vera一起到树林里面摘蓝莓。那天, 下着大雨, Vera不顾自己湿透了的鞋子,领着两个小朋友, 像教小鸟学飞一样, 耐心地告诉他们哪些蘑菇是有毒的, 哪里的蓝莓最多。回家之前, 我给他们四个照了一张照片:背景是翠绿的树林, 四个人有点喜剧般湿漉漉地站在雨中,每人手里都拿着满满一桶蓝莓, Vera, 麦克和两个小朋友都笑嘻嘻地看着镜头, 他们的笑容真像。

孩子是治愈灵魂最好的药品——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有效良药。

Vera现在吃的药只能延缓她的病。每天, 护理都会到她家来监督她吃药。 尽管如此, 她还是会忘记,她还忘记洗自己的衣服, 忘记洗自己的头发。

麦克决定在Vera家里装上一个带锁的医药箱,由护理来负责打开,取药,喂药。钉装那天,负责Vera的护理也来了,是一个挪威人, 他带着挪威口音的瑞典语逗得我和麦克直发笑。Vera却笑不出来。 她讨厌别人掌握自己的吃药权,“我是瑞典人, 这是一个在乎权利的国家”大声嚷嚷不是她的性格。她用平静的语气抗议,却愈发显得铿锵有力,据理力争。

药箱订上墙壁, 钥匙移交给护理, 一切已成定局。Vera只得偃旗息鼓。

一切安排都显得那么妥当。 第二天, 我们飞回上海。


刚到家,便收到了Susanne的邮件:


Vera用锤子把药箱砸开了!

她肯定一边砸,一边嘴里骂着脏话。 箱子被打开的那一刻, Vera一定抬了抬下巴,一副胜利的表情说:这才是我要的权利!

“bra jobbet, Vera!(干得好!) 我心里暗暗叫道。


(完)



童言

过了30岁之后我不再过生日, 因为我数学不好。

2006年之前, 我只在两个城市生活过, 其中一个是我出生长大的城市。 2006年到2015年, 我搬离过6个不同国家:瑞典,埃及,拉托维亚,英国,日本和中国。游历了很多个城市, 和一个蓝眼睛男人结了婚, 生了两个谁也不像的娃。

写作是我擅长并热爱的几件事情之一。

2015年夏末, 我参加了破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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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3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卖手机 

2015-11-20 刘文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一篇发表文章,在世界人均GDP最低的国家马拉维卖手机的刘文,写了他和团队怎么来到这个国家,碰到哪些人,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文 | 刘文

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中午两点的太阳有点毒,二区是商业区,人流车流非常多,路上车辆大多是来自日本的二手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三五成群,或者在街上走,或者在集市上坐着玩弄手机,他们喜欢外放存储在手机里的音乐。青年们的手机大多是功能机,手机上网在这里并不普及,1G的流量是人民币50多元,顶得上这里月平均工资六分之一


一些人正费劲地蹬着自行车,自行车后座是码好的一撂木柴,他们从郊区带到首都来卖,很多首都居民用不起液化气,做饭需要木柴煮“西玛”(玉米面糊煮熟而成)。



马拉维湖 摄影by 王旭峰


批发市场上的商店大多是印巴人,中国人开的,来自乡村的商人从这里批发商品,他们正扛着一捆捆衣服去赶长途中巴,要在旺季来临之前把货备足,马拉维的雨季即将结束,那时庄稼也会收成,农民会卖出玉米,大豆和烟叶,换成日用品。


商业区街上站着很多待业青年,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来往的生意商人,如果机会好,他们会用拙劣的技巧拉开行人的背包拉链。


在利隆圭的最中心地带,是一片银行区,每家银行门口的保安都佩着枪,虽然有的枪管生锈了。


总统的车队驶过首都的总统大道,这是首都唯一一条四车道马路,整个国家其余的柏油马路只有两车道。马路左边是议会大厦,还有一个十几层的会展中心,是市内最高的建筑物,由中国援建。会展中心附近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飞檐凉亭,名为台马亭,这是马拉维跟台湾建交时由台湾修建。2008年后,马拉维跟台湾断交,跟大陆建交,一些台湾的建筑被拆除,唯独这个亭子保留下来。


沿总统大道再往前走几百米,马路右边是安徽外经的金孔雀宾馆,这是当地最好的宾馆之一,除此之外,马拉维并没有现代化的宾馆,都是殖民时期白人留下的老建筑。


金孔雀宾馆的前面,是金孔雀超市,超市很大,按目前来算,客流再多10倍也能够容纳,显然它是把宝押到了马拉维的未来。


在北郊的一个工地上已经矗立起了几幢别墅,这是中国的河南国际承建的一个纯商业项目,这里将有700幢别墅,在这个最穷的国家里,也不乏买得起别墅的政府官员和商人。


马拉维地处非洲的中南部,人口1000多万,是全球最穷的国家,2013年人均 GDP 是223美金,中国是6,629美金,排名第一的卢森堡是112,135美金。


一个偶然去马拉维旅游的机会,我们决定,要在非洲创业,就从马拉维开始。创业开始的方向,我们选择卖手机


- 张有文


2014年4月12日,我和合伙人在上海浦东机场送张有文坐上去马拉维首都利隆圭的航班,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虽然是国际航班,飞机上大多是中国人,偶尔有几个黑人,都带着大包小包。很多人用纸箱把货物打包,外面缠着一圈了圈的胶带,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地人,直接从义乌小批发市场进货,带到非洲他们自己的国家销售。


飞机上,张有文同座位附近的人聊天,他认识了三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去加纳,很多广西人在加纳挖金矿,大叔去那边做卡车司机;另外一个华为的员工,已经在赞比亚待了五年,他们为当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MTN做运营支撑系统;还有一个跟张有文年龄相仿的九零后,在赤道几内亚开网吧,他是江西人,父母一直在广州打工,他是江西山区的留守儿童,两年前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就去了赤道几内亚,在叔叔的五金店打工,后来,他自己开了家网吧,那里上网很贵,网吧一个小时四十多元人民币。


经过十二小时的飞行,在亚的斯亚贝巴转机,机场很拥挤,窗外的吊车轰鸣,张有文并没有感到陌生,来自中国的建筑公司正在扩建这个机场,吊车上挂着安全生产的大字标语,这是刚刚过了中国的新年,机场有一半是中国人,所有的标牌都有埃塞语,英文和中文,并且设有中文问讯台,机场的免税店生意非常好,中国人都在买红双喜,中华等香烟,成条成条的塞满行李包,他们抽不习惯国外的Dunhill,就用国产香烟把家乡的记忆延续到非洲。


机场抽烟室中挤满了中国人,非常呛人。


抽烟室旁边是设立的为穆斯林做祈祷的小房间,一些穿着长袍的穆斯林下飞机后,在排队等着做祈祷。


亚的斯亚贝巴到马拉维,仍然需要四个小时的飞行,飞机上张有文第一次看到非洲的草原,从飞机上俯瞰,陆地非常平整,黄色的光秃秃的,有泛着白光的地方,是土房子铝板的屋顶。现在,飞机上只有张有文一个中国人了。



马拉维的孩子在马拉维湖嬉水 摄影by 王旭峰


飞机几乎是垂直下降,哐的一声降落在利隆圭机场,利隆圭的机场小的可怜,跑道很短,经过剧烈的减速,飞机停了下来。


- 艾尔菲尔德


在非洲做生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张有文租住了利隆圭富人区的一栋别墅。


别墅只有张有文一个人住,院子里还有一个园丁,他叫艾尔菲尔德。他居住在院子后面的矮房子里,打理院子里的花草。




张有文跟艾尔菲尔德聊天,正好练习英语。他得知艾尔菲尔德的五个孩子和老婆都住在乡下。


张有文每天和艾尔菲尔德打招呼,方式很中国,他总是问,你吃过了吗?艾尔菲尔德总是回答没有。原来,艾尔菲尔德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时间都吃的很晚。后来,张有文不再问他吃过没有。


一次,艾尔菲尔德问张有文,你有没有结婚。


张有文回答没有。


“你应该结婚。”艾尔菲尔德肯定地说。


第二次,艾尔菲尔德又问同样的问题,后来,他告诉张有文:“我有一个女儿,年龄正合适……”


张有文感觉艾尔菲尔德在说笑,他拒绝了。


一天早上,张有文醒来发现,家里进了贼。院子围墙有电网,窃贼是把大门钢筋掰开进入的院子。房屋的门用万能钥匙打开了,窃贼进入客厅,偷走了一百多台手机。客厅与卧室有一道门,贼并没有进入卧室,却在门口摆放了很多石头,估计是贼怕卧室的人听到声音出来,他们就拿石头作为武器。


这时正值马拉维总统大选,社会治安变差。


要请保安,张有文面试了几十个人,最后挑中了三个感觉最合适的人。其中一个保安最负责任,他很珍惜这份工作,不仅仅是晚上,白天他会来院子里照看。


一次,张有文在店铺,这个负责任的保安跑来告诉他,这个工作他不做了。张有文很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园丁威胁他,如果他再继续做这份工作,就要杀了他


张有文心想,也许是艾尔菲尔德怕保安抢走他的工作才这样做。因为除园丁的固定薪水外,张有文同时付一份薪水给艾尔菲尔德,让他同时负责院子白天的安全。


一个月后,张有文的住处再次失窃,这次是白天,窃贼把客厅窗户的钢筋掰弯,偷走了客厅的所有物品,还包括张有文的内衣裤。


事件发生后,艾尔菲尔德说,白天他出去取苗木,没有在院子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虽然感觉到艾尔菲尔德非常可疑,却没有证据。难办的是,艾尔菲尔德是房东请的,不太好解雇。无奈之下,张有文只好用钢筋把窗子都加固了一遍,不再给窃贼留任何机会。


我来到马拉维,跟张有文一起讨论如何来处理艾尔菲尔德,我于是试着去跟艾尔菲尔德聊天,去了解他。


艾尔菲尔德问我是谁,我说是张有文的朋友,我在赞比亚做生意。


艾尔菲尔德问我:你会几种语言?


我说我会两种,英语和中文。


艾尔菲尔德自豪的告诉我,他会六种语言,他开始列举,听下来,除母语奇奇瓦和马拉维的官方语言英语外,其它四种全部是南非的地方语。


原来,艾尔菲尔德是想告诉我,他见多识广,他不仅去过南非打工,还去过津巴布韦,赞比亚。他的爸爸死后,他才回到了马拉维。


我直接问艾尔菲尔德,马拉维同这些国家相比,为什么这么穷?


因为在南非,富人都是帮助穷人,如果一个富人有钱,他会把钱给他的朋友和他的亲戚,这样,他的亲戚也就有钱了。而马拉维富人根本不帮助穷人,所以马拉维很穷。


艾尔菲尔德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虽然不认同,还是点了点头。


后来聊天,艾尔菲尔德告诉我,今年他家里发了洪水,房子被冲坏了,他需要钱修房子。


他又跟我抱怨,张有文应该给他涨薪水。


他又讲圣诞他想回家,张有文应该给他假期。


这样的抱怨多了,我感觉跟艾尔菲尔德聊天,进入他的内心并不容易。


他只是想得物质的东西


艾尔菲尔德周日会去教堂。于是一个周日,我约艾尔菲尔德一起去教堂。


教堂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艾尔菲尔德按照程式完成了礼拜。枯燥的礼拜加上周日的早起让我不住的打哈欠,艾尔菲尔德抱怨说我不应该一直在打哈欠。


礼拜结束后,我以为艾尔菲尔德会跟熟人朋友一起聊天,但其实这里他一个人也不认识,礼拜后他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到教堂他只是能找到他熟悉的上帝。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又跟艾尔菲尔德聊天。


艾尔菲尔德知道我要离开,他很急切。


“在马拉维生意很好做,我可以在镇上开店。”他说:“你能否投资,我帮你做。”

“你能卖什么东西?”我问到。

“衣服,鞋子,任何他们要的东西。”

“可是,马拉维的消费能力不行。”我说。

“马拉维人很有钱,当庄稼成熟的时候,他们卖玉米,卖烟叶,他们很有钱。”艾尔菲尔德坚持他的观点。

“我只在赞比亚做生意。”我不想告诉他实话。

“这里生意真的很好做。”艾尔德强调说, “你不想卖衣服和鞋子,也可以卖玉米,卖烟叶。”

“我没有玉米,也没有烟叶。”

“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买了,然后再卖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可以卖鸡,从乡下收购土鸡,卖到利隆圭。”


艾尔菲尔德对生意的见识,只停留在他见过的东西上。


我摇了摇头。


艾尔德不甘心,他又对我说,他做园丁已经干了五年,他太累了,薪水不够,每个月只有20,000克瓦查(合计不到300人民币)。


有多少钱,你才能够?我问到。


“70,000,或者80,000。”艾尔菲尔德说, “如果你在这里做生意,你可以付我40,000,我就愿意做。你按月付我,一个月一个月的给就行。我做一个月,你再给我一个月。”


我继续摇摇头,艾尔菲尔德没有再说话,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高,问我听过这首歌没有,他说,这是赞比亚的一个歌星,我在赞比亚,应该知道。


我们都陷入沉默。


艾尔菲尔德有点灰心,他看着地面,捡起了一个烟头,仔细用手纸捻了捻,他想抽这个丢弃的烟头,但是已经没有一点烟丝。


能给我一支烟吗?艾尔菲尔德说。


我递过一支烟,艾尔菲尔德双手接过,我给他点上,他很感激的样子。


艾尔菲尔德抽烟的样子很陶醉,他长吸一口。


“我很累,”他说,“我想换工作。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五年了。”


我起身说了晚安,告诉他我要去睡觉了。


“你一定要给我你的手机号码,你去了赞比亚后,也可以给我一份工作,我只要45,000克瓦查就可以。”艾尔菲尔德说。


“我每天都在哭泣。”艾尔菲尔德最后说,“因为我很穷,我的妈妈没有钱,我的妻子没有钱,我也没有钱……”


圣诞后,我们搬离了那栋别墅。

- Friday

Friday是我们的第一个本地员工,我们把Friday招来,是在王峰的工厂。


第一次去马拉维,路上让警察查到车束手无策,警察狮子大开口要钱,幸亏遇到王峰,帮了大忙。王峰给警察塞了一点钱,警察放了我们。之后我们跟王峰成了朋友。


张有文到了马拉维,第一件事就是招聘一个当地人司机,王峰说很简单,他的工厂门口每天都有很多找工作的。


早上,王峰打开工厂的厚重的铁门,经过询问,他找了三个有驾照让张有文面试,张有文录取了其中学历最高的,就是Friday


其实Friday也只上过三天大学



在吃早餐的 Friday


在加入之前,Friday开过中巴,赚不了多少钱,练就了对付警察的本领。中国人给5,000克瓦查解决的问题,Friday给1,000克瓦查就够了。一次我们晚上车被警察拦住,警察不放我们走,他跟Friday说:今天晚上风好大呀。


警察的意思是,他在外面查车不容易,挨冻受饿的,就给他一些钱吧。


Friday装作不懂,也说:是呀,风好大。


警察无奈,只好放我们走了。


Friday家里穷,从小估计营养不良,是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一次,他咳嗽厉害,张有文给了他一袋板蓝根,喝了后就好了,Friday很感激。


圣诞节,我给每个当地同事发了一段话,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Friday回我一段很长的话。他的大意是他想完成大学学业,也许这个愿望对我们很简单,对他自己来讲太难了,因为他根本无法攒够大学的学费,只有靠我们的帮助。


我看过Friday的手机,他里面装了很多电子书,一些是高中的课本,譬如,如何解一元二次方程。已经离开学校四年了,他仍然坚持学习这些现实中用不着的东西。


后来,Friday又报了一个周末的学习班,去学习电子课程。


创业伊始,当地的中国人就告诉我们,任何情况下不要相信黑人。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本地化才可能成功,不仅要相信他们,还要依靠他们。


四个月后,张有文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他让Friday去乡镇收货款。


张有文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到了下午六点,Friday还没有回来,我慌了,一遍又一遍的电话催,Friday一会说信号不好,一会说等不到巴士,最后,当我绝望的时候,晚上十点钟,Friday回来了,他把货款一分不少的交给我,我非常感动。信任,太不容易。”


半年后,张有文在马拉维故事被央视报道,在华人世界中,央视说:“看中间穿粉色上衣的小伙,他是当地一个了不起的创业青年。他在当地卖智能手机,赢得了当地第一品牌……”

- 威尔逊

王旭峰比张有文晚四个月进公司,从2014年8月到2015年4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里,他和本地员工威尔逊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甚至吃和住。


王旭峰说,虽然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都告诉他,千万不要让黑人接触钱物,但他一直保留自己的观点,因为威尔逊表现出和其他员工不一样的品质,比较吃苦,即使有很多抱怨,但仍然会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王旭峰会和威尔逊一起聊很多东西,包括未来和梦想。


Friday一样,威尔逊也说有一天他要回到学校,去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对于这样贫困的国家来说,最简单的梦想是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威尔逊却不同,这使王旭峰不得不会对对威尔逊有些敬佩。


慢慢的,王旭峰对威尔逊的信任,在时间的推移下建立起来。王旭峰认为,威尔逊能够在公司做到很高的职位,将来会很有出息。王旭峰开始让威尔逊独立去收货款。几个月下来,并没有发现差错。


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4月的一天,王旭峰发现威尔逊少了部分货款。王旭峰正式和威尔逊谈起来,威尔逊只是沉默流汗,他最后说,少的那部分货款从工资里扣掉吧。


王旭峰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想,可能威尔逊家里急需用钱,拿这笔钱来救急了。


过后几天,王旭峰又发现少了几台手机,他开始有些怀疑,询问和威尔逊一起处理这批货的当地员工,这个员工的回答是:那天发生的所有事都忘了,什么都记不起!


这时候王旭峰开始清查威尔逊经手的所有货款,发现他最近的好几笔款项都有了问题,而此时的威尔逊,已经生病请假回家了。


王旭峰只好每天打电话问威尔逊什么时候回来,威尔逊总是说明天,直到第四天,所有的电话都无法接通。


王旭峰感觉自己被深深的捅了一刀,刀还是自己递过去的


又想起了刚来时所有中国人的建议,王旭峰的信任瞬间崩塌。


“塌的连渣都不剩。”王旭峰说。


王旭峰开始反省,正是自己给了威尔逊犯错的机会,并且没有及时纠正错误,导致了威尔逊的贪婪恶化,从欺骗到跑路。


在这以后,只要当地员工坑蒙拐骗不诚信的事情发生,王旭峰就会开除他,虽然不断地开除员工,很影响一个团队的建设,但是诚信作为底线是必须坚守的。王旭峰也承认,这是威尔逊跑路以后留下的阴影。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摧毁它,一天就够了。”这句话,曾经是威尔逊跟王旭峰说的。

然而,在马拉维工作了一年后,王旭峰有一次回国度假的机会。他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马拉维的本地员工Chikondi。



Chikondi来到中国


王旭峰说,在与马拉维本地同事接触的过程中,他感觉,要建立信任,必须让本地同事见到中国。譬如在王旭峰讲到公司要把生意拓展到更多的非洲国家时,当地同事会非常不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利隆圭是除纽约外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了。为什么还要费劲在其它非洲国家做生意呢?



Chikondi来到中国


为何推荐Chikondi,王旭峰在给我的邮件中列举了三个原因:


第一:Chikondi是布兰太尔地区的库存管理,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第二:Chikondi的愿望是来中国,到中国的手机工厂学习手机维修。

第三:他承诺了Chikondi,如果他做到诚实,那么就带他来中国。


Chikondi来到了中国,王旭峰兑现了这个承诺。


(完)

刘文

应用数学学士,计算数学硕士; 曾在总参谋部军队高校任教;曾经自办GRE英语培训班;在阿里巴巴1号店等电商的职场打拼过;现在创立Big Five,在非洲多个国家拓展业务,成为一个创业者。喜欢科幻,加入破茧计划从非虚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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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3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暗暗谋划了一场对父亲的报复 

 2015-11-24 李依蔓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二篇发表文章,李依蔓这次写了她的父亲,她说,“从来没有过过父亲节,“父爱如山”的概念和我毫无关系,甚至连“BaBa”这两个音节都不曾记得发过几次。“她生命中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文 | 李依蔓


突然有一天,一个不知哪来的脾气暴躁的醉汉,跑到你家,旁若无人肆无忌惮地烧砸踹抢。


在目瞪口呆的你有能力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他又突然推开门冲了出去,泯于人群。


于我而言,父亲,就是那个无端闯入又消失无踪的醉汉。


在我的生命里突然出现,又蹴尔不见。


(一)


父亲身材矮小,高度近视的厚眼镜片后面,眼睛很小。一副高高的颧骨,不合比例地在整个面部突出,一说话就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客观来讲,是一个长得实在不太好看的男人。


在父亲与母亲离婚后的二十年里,我们仅仅见过四面。


所以,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甚至连基本个人信息都面目模糊。


念书时常常需要在学校分发的各式表格上填写家人信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似乎才被提醒,喔,原来我是有父亲的。


刚开始,我会询问母亲每个空格该如何填写。再后来填得多了,我索性凭感觉乱写一气——反正父亲也不知道,更不会有所谓。


而学校应该更不在意,因为答案大相径庭的调查表,从来没有人来找过我提出质疑:为什么去年50岁的父亲,今年就55岁?为什么去年的籍贯在天津,今年又变成了西安?

然而,拥有一个好像“不存在”的父亲不是最糟糕的事。因为很多时候,我认真地希望不曾存在的是自己。


当面对“时间差不多,不然生个孩子吧”诸如此类的言论,我总是容易感到非常愤怒。如果不是出于真心相爱,如果不能把孩子当做独立个体去尊重,为什么要把一个对出生毫无选择权的生命,如此莽撞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仿佛孩子只是一个“别人都有,那我也来一个吧”的附属品。


然而,对于父亲而言,我的出生,大概连附属品的意义都谈不上。


我的存在并不在事先规划中,完全是个意外。并且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得知,原来在刚刚得知我存在时,父亲的态度是极度的冷漠。


“去做B超,如果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打掉。”


母亲拒绝了做B超鉴定性别的要求,坚持无论男女都要把我留下。


如果生命不必须在母体里孕育,如果存在一个“一键销毁”的按钮,我姑且猜测,他大概是有可能,会摁下那个可以把我清零的按钮的。

(二)


因为母亲工作忙碌,出生后的我住在外婆家被照顾。而父亲,只是例行公事地偶尔来看看,这个他无意间参与制造的生命,长成了什么样子。


对于童年和父亲共处的记忆,大部分在意识的深处被屏蔽得严严实实,六岁之前的记忆就像断片了一般处处留白。能够回想起来的,只是屈指可数的零碎场景。


上小学前,母亲的工作变得比较稳定,于是带着我回到和父亲的家里,正式过上一家三口的小日子。


那段时间,父亲一反常态地头一次产生了与我交流的兴趣——要教我学英语。教育方法简单粗暴,直接从英文对话开始。他告诉母亲,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神童。


每天回家后,父亲便差遣母亲去厨房做饭,留我单独待在书房,并把房间反锁。他一句一句教,第二天再要求我复述前一天学过的内容。对于没有英文基础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教育方式实在是有些揠苗助长。和教育方式本身一样,我无法准确复述学过内容的后果同样简单粗暴。打。


在母亲的还原里,我在被反锁的房间里不停哭喊尖叫,伴随着父亲的大声责骂,而闻讯赶来的母亲狂拍房间门祈求父亲开门,却又被父亲在门内让她少管闲事的怒吼吓退。奇怪的是,关于被打的记忆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但转念想想,这听着就挺吓人的场景,不记得也不算什么坏事。


母亲大概是很怕父亲的,以至于她不敢和父亲正面交涉,只能拜托我的舅舅和父亲谈,请他停止对我的特殊教育。手段非凡的英语教育才终于得以落幕。


父亲在此后的数年里,再也没有主动和我说过一句话。仅仅因为我无法按他的要求,出色准确地复述出前一天学过的英文句子,在他的“神童”试验中败绩累累。


就这样,父亲对我难得的一点点热情,还没擦出火光就烟消云散。并且,在此后的人生中得以证明,这已是他对我这个女儿所倾注关注的顶峰。


在母亲的叙述里,在那个年代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身为工程师的父亲,是一个在自己和旁人眼里都极其聪明的男人。


英语神童培养计划失败后,父亲无数次和母亲抱怨我的笨拙,不明白为什么聪明如他,会生出这样“烂泥扶不上墙”的孩子来,毫不掩饰对我的厌恶。


于是,他向“笨拙女儿”的母亲提出了离婚。这对于性格柔弱的母亲而言,简直晴天霹雳。这场离婚对于母亲和我而言,用浩劫一词形容,毫不为过。


父亲在没有告知她的情况下偷偷换了门锁,母亲和我无法回家,只能在路灯昏暗的街上游荡,一家一家店铺逛下去,直到关门。我看着母亲在青一块紫一块的腿上涂药,因为父亲因为她的不顺从而殴打她。


我记得半夜里家人们为母亲奔波的场景,而他们却欲盖弥彰地安抚我,小孩子别问那么多,什么事也没有。


我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大人们善意谎言背后对我的隐藏要求,也极其配合地演好了一出出乖巧懂事的好戏。在察言观色和迎合他人上,我简直拥有无师自通的高超演技,常常演着演着就忘了自己。


背地里,我像个训练有素的特工,偷偷地翻看父亲和母亲的离婚资料,藏在各个隐蔽角落里的文件全被我一页一页翻了个遍。他们不知道,我其实什么都知道,我也成功地让他们以为,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父亲和母亲正式离婚后,法院判决父亲每月支付一百元的抚养费直至我成年。这笔费用微薄得对我的生活几乎起不到什么有效帮助,母亲甚至很长时间才会查看一次那个账户。


他们离婚后,印象中父亲只来看过我一次。两人对坐在昏暗的房间,我不知所措地低头搓着衣角,他一言不发地等着时间过去,直到这场探视的戏码实在无法勉为其难地维系,他便匆匆告辞,此后不再出现。



(三)


十六岁那年,母亲突然张罗着要给我改名。起因也是无厘头,一位远方表姨要给女儿改名,拉着母亲陪她拜见了一系列风水大师,于是母亲也动了给我改名的念头。我的新名字根据生辰八字五行属性重新挑好,据说此后的人生就会顺水顺风。


某天母亲给我拿来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十几个风水大师起好的新名字,据说我的五行缺木,因此名字全与植物有关。我随便挑了其中看起来最好念的名字,以后我的人生符号,就这么轻率地随我一指决定了。


然而,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之后,最困难的一环出现了。离异家庭的孩子改名字,需要得到父母双方共同同意,也就是说,需要拿到父亲的同意我改名的亲笔确认书。


母亲因为这件事十分焦虑,我知道,她是断然不敢当面与父亲交涉要来这样一份同意书的,何况我们之间十年没有往来。于是我自己自作主张,决定背着母亲偷偷把这件事搞定。


我带着表哥壮胆,凭着记忆找到了曾经称之为“家”的父亲住所。敲门后,父亲谨慎地拉开一条狭窄门缝往外看。十年未见的父女,他也是迟疑了半晌,才认出我是谁来。


我假装成熟地简单说明来访事由,没有阔别已久的寒暄,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一般,父亲拿出纸笔写下了同意书。最后一行,甚至画蛇添足地写上了一句,“如有任何纠纷,与本人无关。”随后父亲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出了门,仿佛了却一桩公事。


实在难以想象,这竟然是十年未曾谋面的父女之间会发生的事。


我极其克制地拿着那张纸离开,却在下一层楼突然顿住,疯狂地转头跑上楼,狂拍房门。父亲开门,错愕地看着我。


我一字一顿地说,“没有你,现在我和我妈过的特别好。”这个场景时常在我的梦境里出现,梦里父亲充满悔意地祈求我和母亲的原谅,而我只是对他甩下这样一句话。


说完头我也不回咚咚咚地朝楼下跑去,只听见身后传来他叫我的几声,先是旧名字,然后是新名字,然后是重重的嘭一声。关门。

(四)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改名事件的八年后。


父亲想要卖掉他的房产,但这份房产的一份关键文件上出现了母亲的名字,虽然法律意义上这套房产确实与母亲无关,但依然需要母亲签署一份声明。


时隔近二十年,母亲终于是等到一个可能可以让父亲低头的机会。那段时间的她如同打鸡血一般,执着地沉浸在对这件事各种可能性的分析里。看到整日亢奋的母亲,我心里是有些悲哀。


时至今日,再谈论起父亲时,母亲仍然止不住哭泣,甚至会说出“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们本来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啊……”这样让我瞠目结舌地话来。


一个父亲会对亲生女儿施以重手,并和尚且年幼的她展开旷日持久充满无端恶意的冷战,这样的生活,在母亲眼中竟然还能构成“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啊”的浪漫图景。


母亲对父亲以及这段婚姻盲目到不可理喻的依赖和认知,至今让我困惑不已。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把一个人从粉饰现实的幻想中拉拽出来,除非他自己愿意真的睁开眼面对残忍的生活真相。


母亲不愿意接受和解,于是父亲又将母亲告上了法庭。出于对母亲的保护,在出庭之前,我主动约见父亲,想从他口中获得关于这件事更多的信息。


本以为,我已经能够足够成熟平静地面对父亲。但在见面坐定的那一瞬间,所有我以为早已随时间而释怀的愤怒,像在平静水面下蛰伏的巨兽,突然躁动不安起来。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暗暗地谋划了一场对他的报复


和八年前不同,父亲在这场见面里表现得主动多了,热情地招呼我点菜,询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拙劣地试图以父亲的身份试图告诫我一些人生道理。我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微笑,心不在焉地搅动着面前那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终于,我忍不住打断了他人生导师般的宣讲,咄咄逼人地发了问。


这么多年,你没有觉得对不起我和我妈?


他大概也没想到我会突然这么问。


一点都没有吗?

也不是没有。

你有想过说对不起吗?

……

没想过吗?

……那就,Sorry吧。


毫无诚意的道歉,竟然是英文,还是我祈求来的。


心里那头焦躁的巨兽终于再也压制不住地跃出水面。我站起身来走到他的旁边,扬起手。


父亲有些狼狈地敏捷起身躲闪到了一边,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我站定,拿起那碗依然热气腾腾的馄饨,重重地摔向了他。


餐具噼里啪啦碎了一地,汤汁四溅一片狼藉,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餐厅,留下愕然又尴尬的父亲。然而,自以为是的洒脱和想象中成功的小小报复,却让走出餐厅的我害怕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后来,父亲在我走之后去派出所报了案,控诉被我殴打,要求派出所立案侦查,留下了母亲的联系方式便扬长而去。民警在电话里颇为无奈地和母亲表示,家事不在管辖范围内。再后来,父亲给母亲发来大段大段的辱骂短信,甚至给母亲寄来一份寄给我所在学校的信件复印件,字字句句控诉我如何虐待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多么不堪的女儿。


这一切让身陷官司的母亲更加难过,我被迫卷入了父亲与母亲的纠葛中,胆战心惊又精疲力竭,我以为能够再次替母亲见义勇为,却落得一地鸡毛。


不出所料,法院判决房产与母亲无关。坐在原告席上的父亲,突然扭过身来,对着旁听席上的我冷冷地说,“我已经把那封信寄到你们学校了,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这个好学生?”


事情的发展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让我一阵阵地头皮发麻,忍不住怀疑,这个和我有着血缘关系的男人,究竟有没有基本的人性和温度。

(五)


很长时间以来,我并不能意识到,对于父亲在我生命里近乎胡来的作为,是确凿的伤害。作为孩童的我,并没有能力去思考和判断那些出现在我生命初期的事件,那些现在看来残忍得可怕的境遇,究竟为何会发生,又怎样能逃离。


对于从来没有过过父亲节,“父爱如山”的概念和我毫无关系,甚至连“BaBa”这两个音节都不曾记得发过几次的自己,筑起铜墙铁壁般将与父亲有关的童年记忆屏蔽,是在精神上保护我得以生存下去的方式。


遗忘是最天然的防御手段,却让我从未能够真正面对父亲这个人本身,以及他对我的影响。


所以,父亲因为我的否认变本加厉地渗透在我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每一个挫败里冷笑,看着他在我脑海里种下的种子一点点发芽长大,“你糟糕透了”、“你太笨”、“都是你的错”……困在其中的我常常毫无头绪,愈发沮丧。


我也惊人地发现,那个要求父亲道歉,对“对不起”三个字念念不忘的自己,又何尝不是和一直生活在幻象里的母亲一样,无法面对现实——我是那样渴望做一个,简简单单得到父亲宠溺可以肆无忌惮撒娇的小姑娘——因此我就有多渴望,去妄图改变一个对我不曾有爱的父亲,自己能够在父亲的改变和悔悟里得到某种修复。


每一个孩子在降生的那一刻,都是毫无选择权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当他们混沌懵懂地摸索着展开生命时,有人可以无拘束地自由涂画,有人在大人既定的轨道里前行,也可能有人遭遇莫名的狂风骤雨。


大概今后,我和父亲不再有机会发生任何交集,我也不太可能有机会真正弄清楚他何以如此的原因。本应是至亲至爱的人,却施以无端的伤害,生命本身的荒谬无常,真是让人费解唏嘘。


而我只想回过身去,好好拥抱一下那个懂事太久,心底里的小姑娘。


(完)




李依蔓

学了七年哲学;曾梦想做战地记者,却成为国企小职员。

爱话剧,和其他与人真实互动的艺术。

加入破茧计划,愿好奇心带我用笔尖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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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3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艾滋病没有伤口,却内出血,他要把血止住 

2015-12-01 吴楠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三篇发表文章,今天是12月1日世界艾滋病,吴楠的这次文章的主人公铁成是沈阳一家在全国LGBT与艾滋病领域排名前列的NGO的创始人,不久前他获得了国内艾滋病领域最高的国际奖项贝利·马丁奖。坚持了12年的NGO,他是怎样一步步走的?



文 | 吴楠


铁成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关注同志艾滋病的NGO组织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


十三年前,铁成还挣扎、游离在国企工作与仅有他自己一名工作人员的同志小组之间。今天,他在沈阳市中心一座二十六层的房间里,一面指挥着同事撰写一份项目书,一面准备着周末即将开展的性别培训。时不时还要接听打来咨询艾滋病检测与后续治疗的电话。


他刚刚从泰国和台湾参加会议回来。下周他还要去北京,以专家的身份参加另一个艾滋病会议。他在LGBT圈内有些名气。


但事实上,这份工作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艰难。

- 心酸


短发,深色皮肤,1米8的个头。铁成看起来有些凶。他说话很快,话语中间或的笑,带着天真的味道。他喜欢穿着带有夸张图案的肥版牛仔裤、墨绿色夹克衫、棕黄色斜挎皮背包,这一切模糊了他44岁的年纪。铁成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任何有趣的APP,他都要尝试,好用的会被他推荐给任何一个认识的朋友。


铁成的办公室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不太好找。从2003年至今,他换了五次办公地点。从上世纪70年代的老式民宅,到如今的高层公寓,铁成始终没有对外挂牌。来访者基本依靠网络、口碑和参加铁成组织的培训,得知这家在全国LGBT与艾滋病领域排名前列的NGO。其他类似的NGO星星点点地分布在中国,只是大部分的星星闪烁了几次便黯淡下去。


正对着门的大厅是铁成和三名同事工作的地方。隔壁有一个小房间,很私密,用来做艾滋病快速检测。感染者的隐私保护是NGO工作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如果只是来取安全套,铁成和对方聊上几句后,对方就带着二三十个安全套离开了。


免费发放安全套是铁成坚持了11年的基础工作。他称之为“外展”。


夜里八点,下班后,铁成带着几十个安全套,到“渔场”里做“外展”。这是沈阳某个公园。在公共厕所附近的树林里、小路上,会有躲躲闪闪的人影,在冬夜里忍受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等待着同类的靠近。


“给你两个安全套,做的时候要戴上。”铁成递过去几个安全套。


对方迟疑地站在树木的阴影里。不伸手,也不出声。但能让人感觉到他在打量着你。

“我们是政府安排的,给你们免费发安全套的!”铁成换了一个理由。


对方默不作声地伸出手接了过去。公园里很暗,只有凑上去才能看清对方的衣着、外貌。寂寞的同志似乎放弃了对这些的要求,只要是同类就好。


曾有人以为铁成发放的是洗发水试用装。更多在“渔场”里游荡的的同志格外小心翼翼,不敢轻易接受任何免费的东西。成长的经历让同志认为,一切免费的东西背后,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何况是安全套。为了节省时间,铁成笼统地用“我们是政府的志愿者”、“安全套是政府给你们的”作为解释,让对方安心。


“现在已经好了很多。大概有50%的人会接受我递出去的安全套。”铁成说,“对于同志社区来讲,这些安全套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虽然在“渔场”中的同志能够免费得到安全套,但铁成要为这些安全套付出很多旁人看不到的努力。从2003年开始,铁成不间断地向国家性病艾滋病协会、省市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全套生产厂家等申请免费的安全套。


期间免不了要费劲唇舌,告诉对方同志群体里有很大一部分人很穷、买不起安全套。通过铁成的努力,安全套可以免费得到,但运费需要从NGO组织的运作经费中支出。比如从广州运来十几箱的安全套,运费大概在500元左右。这对铁成来说,不是一笔小支出。


“他们以为这些是应得的,没有体会到安全套的宝贵。”铁成发完安全套,坐在花坛上休息。看见有一名同志哗众取宠地表演着:撕开安全套的包装,开始把安全套当做气球来吹。铁成坐在黑暗中,看到这一幕,心很酸。当铁成发现对方是他熟识的一位朋友,无奈地对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多难啊!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要来这些安全套。半夜不睡觉,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给你们发套。你这么做,我哭的心都有。”对方嬉笑着,凑上来拉铁成的手,“我错了,别生气了。”


日常生活中的铁成挺抠门的。他常常请NGO的同事和志愿者去吃饭,但总是挑可以团购的饭店。去任何地方都坐公共交通工具,去美国大使馆、荷兰大使馆开会,他穿着西装,也是如此。有时候起来晚了,索性连午餐都不吃,赶到办公室,一直忙到夜里八九点,然后回家路上吃一碗面条。


香烟更多成为他的食粮,铁成的烟瘾不小,戒烟很多次,始终戒不掉。索性也不再强求,这是他的性格。

- 战胜恐惧


有一位感染者说,“我觉得自己再也快乐不起来了。”艾滋病是一个伤口,表面愈合了,内地里一直在淌血。铁成要做的,是把这伤口的内出血止住


铁成生在沈阳,长在沈阳,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从小到大,铁成走了一条几乎每一名同志都要面对的道路:因为找不到同类的苦闷,得不到任何同志的书籍、电影、杂志的闭塞,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是同志的恐惧。铁成不想再让别人和自己一样不快乐地生活,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也是今日NGO的前身。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力所能及地给同志朋友发放张北川老师的《朋友通讯》。


2005年之前,铁成在国企工作。这份工作满足了大部分中国人对“稳定”的要求。不安分的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职工。他总是为了NGO工作而请假,去参加各种同志社区与性病艾滋病的培训和会议。


2004年,在北京某机构的支持下,铁成参加了世界艾滋病大会。随之而来的是被相关部门到单位调查。单位鉴于铁成一贯的表现,让他在下车间当工人和下岗中选择一个。就在铁成犹豫时,之前资助他的机构伸出了橄榄枝,请他去北京工作。


犹豫、忐忑了很久,铁成选择了下岗。


铁成在北京工作了不到半年。期间,同吃同住的同事,就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铁成很早以前就知道艾滋病感染者,一次是参加会议,一名外国人站在讲台上,告诉大家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另一次是铁成请了一名感染者给别人讲课。铁成知道,与感染者共同生活,比如一起吃饭,并不会感染艾滋病。但压力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第一次和对方一起吃饭,铁成对十年前的这顿饭记忆犹新。“我们在楼下的一个小饭馆,他点了一盘炒面,很热情地让我品尝。我不敢让他看出自己的紧张与恐惧,害怕伤害他,又不敢用筷子碰触他夹过的地方。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沿着盘子转圈夹菜。”


“嘴上说接受,和与感染者共同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曾有一位受过很高教育的朋友来找铁成,“我哥哥嫂子都感染(艾滋病)了。嫂子帮我带孩子。我知道不能传染,可是这种心理上的折磨,实在太厉害了!”


一直到几年后,铁成自然而然地不再恐惧。他可以和十几名感染者一起吃火锅,其中只有他是非感染者。


当一种疾病在特定人群中感染的数量超过1%,已经处于高流行的状态。2003年起,铁成参与某科研项目的哨点监测。2003年,在男男性行为者中感染比例约为1%。2004年比例上升至2%。2005年已超过了5%。目前,国内部分地区感染率超过10%


“在2003年之前,我一直认为不可能。”铁成说。不可能会有人感染艾滋病。当铁成看到一次又一次被查出来的感染者都是自己的朋友,他们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知去做确认,并像被人推着前进的木偶一样开始治疗,甚至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到处躲避、拒绝见人时,铁成感受到自己的朋友们受到了伤害。“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件事,”铁成很难过,“他们非常害怕,只能躲起来,再也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铁成开始与很多社区领袖讨论,究竟该怎么办?


同志社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身份不是同志,无论是医生还是政府官员,都很难融入到社区中开展工作。只有“自己人”才有可能让同志人群接纳并说出心里话。“他们不信任你,就会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同性恋,或者说他们没有性生活。只有信任你了,才肯说怎么做的、带不带套。”


在没有任何后续服务的情况下,铁成决定不再主动和任何部门合作开展检测工作。“检测出来又能怎么样?如果得不到相应的服务,只会让他们(感染者)提心吊胆。与其这么死掉,不如让他们稀里糊涂地死掉,至少活着的时候还是开心的。”但铁成没有放弃,他一直在想办法去帮助感染者。


一个刚刚到沈阳读大学的男孩,突发性地出现淋巴结肿大。家人带他去医院做了全面体检,没有查出任何原因。男孩是同志,有男朋友,他有某种预感在内心盘亘。找到铁成,男孩说了自己的情况。铁成用快速检测试纸进行了HIV抗体的初步检测。血液试纸和口腔试纸均呈现弱阳性。铁成判断男孩是艾滋病急性感染期,但他不好直说,只能委婉地介绍艾滋病的感染与服药等信息。男孩听了,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急着回家。铁成拦他三次,“我们再聊一聊,好不好?”男孩应该是怕极了,坚持要走。铁成又急又无奈。


第二天,铁成便接到男孩母亲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听得出男孩的母亲非常激动,质问铁成,“你到底和我的孩子说了什么!孩子现在不肯去上学,就说自己病了!你们是什么组织?我要到派出所去举报,让警察去抓你们!”铁成问她,“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男孩母亲依旧非常激动,“我带孩子去体检过,根本没有病。”铁成只好说,“你知道自己的孩子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你知道他有男朋友吗?”男孩母亲愣了一下,挂断了电话。


铁成放心不下,把电话打回给男孩母亲,介绍了自己的NGO,并告诉她,“我们只是想帮助你。”男孩母亲冷笑着,“你们是害怕了吧?你等着,我明天就带孩子去检查。”电话再次被男孩母亲挂断了。


铁成再一次拨过去,对男孩母亲说,“只要需要帮助,就可以联系我们。”这是铁成和男孩以及他的母亲的最后一通电话。过一段时间再打过去,电话停机了。铁成猜,大概男孩已经被确证了。

- 检验


2006年,铁成参加香港狮子会学人计划。第一次接触到了艾滋病快速检测。快速检测是通过采集被检测者的指尖血或者口腔消化腺分泌液,滴到试纸上,加入试液,通过试纸的反应表现,来检测HIV抗体,以判断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的一种便捷方式。根据铁成NGO的使用情况,快速检测准确率较高,未出现假阳性的误诊情况。铁成敏锐地感受到快检非常适合自己的NGO,于是便在大陆率先引入。


快速检测很快成为NGO干预艾滋病的主要手段。2011年,铁成的NGO 检测出132名同志感染者,约占沈阳市当年检测出感染者总量的四分之一。作为省会以及东北三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同年沈阳市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总量是在上百家医院、省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工作下得到的。


但这只是一个开端。


对同志感染者来说,最难的是刚刚检测出来时。“有人会大哭,有人会精神病一样大笑,有人会否认,有人要跳楼。”铁成和他的同事们会告诉最初确证的感染者,艾滋病在积极治疗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慢性病,只会减少3至5年的寿命。


艾滋病与性取向没有直接联系,是一种行为感染。男男性行为者是艾滋病的易感染人群。而男男性行为者不等同于同性恋。但是,依然有太多的人不了解艾滋病。在他们的观念里,艾滋病和同性恋、和性淫乱联系在一起。艾滋病是脏病,是见不得人的。也正因此,艾滋病的感染,与学历、身份、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


铁成会搂过他们,让他们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很多感染者开始哭泣。大概有几百人在铁成的怀里痛哭过


在铁成单线联系的上百位感染者中,包括了市级领导干部、警察、法官、记者。“这些人生活得更加辛苦。因为他们更担心被别人通过自己服药而被暴露。”


感染者需要非常多的后续服务。比如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确证,确认关系挂靠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医院领取国家资助的免费药物组合,甚至办理低保。“我们会一对一的全程陪同。”


奇怪的是,铁成不逼迫任何一个通过快检检测出来感染的同志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确证。如果不是感染者心甘情愿,就算在逼迫下做了确证,感染者也会逃跑,消失在人海中。太多的感染者正是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安慰、指导,选择了逃避,换一个城市,在恐惧中病发和死亡。铁成跟踪一位感染者近两年的时间,会给他发短信关心。两年后,这位感染者终于在铁成的陪同下,做了确证,得到了药物的治疗。


正是感同身受同志感染者的痛苦,铁成竭尽全力地去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沟通,请他们接收一些在沈阳生活、户籍在小县城的感染者。“因为沈阳市是东北三省中对感染者的服务最好的,”铁成说,“当一个感染者被打回原籍,他该有多无助。”如果感染者被挂靠到家乡某个县城,可能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的人员就是他的邻居。在人言可畏与无知的双重压力下,感染者该如何存活下去?


但这也造成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压力,只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相对来说是非常繁忙的。曾有一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负责人对铁成说,“求求你别再送感染者给我们了,我们真的管不过来了。”“我还是要送感染者过去,希望这些同志感染者得到更好的救助。”



- 理想主义


坚持了12年,铁成不知道扒掉了几层皮。“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NGO工作中有太多的挫折,服务对象的不理解、同类的竞争、经济上的无法保障。与铁成一同开展同志与艾滋病工作的人,大多数离开了这个领域。铁成开玩笑地称之为“死人堆”。


铁成唯一一次在人才市场招聘中,挑选中了少鹏。少鹏的能力很不错,工作认真,在铁成的NGO中快速成长。十个月后,少鹏被北京一家更大的NGO挖走了。“想尽一切办法,真的留不住人。”铁成很无奈。


2007年到2008年,是铁成对未来最担心和迷茫的两年。从下岗到辞职,从资助缺失到人力缺失,铁成看不到未来在哪里:没有了工作、组织面临挑战、活动举办不可预测,特别是民间草根NGO处于在法律边缘游走的形态。在同志社区和同志艾滋病领域,从资助方的不确定到目标人群的流动性,从工作人员的流失到同类组织的竞争,太多的因素让铁成急不来,只能抱着随遇而安的心态,去生活,去工作。


铁成是一个石子,投入同志社区与同志艾滋病感染者的湖面中,荡开涟漪。“服药后,因为过敏,我浑身都是药疹,就像变异人一样。”来自哈尔滨的感染者求助于铁成,之前他看了铁成的微博,并聊了很久。铁成为他定了宾馆,在接下来的三四天里,一直陪他奔波于医院,帮他分析如何用药。铁成连吃饭都不肯让感染者掏钱。


可能是因为铁成的陪伴,并给了感染者中肯的意见,感染者说,“我虽然病了,但并没有错。”因为痛苦过,才不想让别人也这样痛苦。这位感染者在参加了铁成NGO的培训后,也准备为同志艾滋病感染者做些事情。


性工作者因为其谋生手段,是更易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太多的性工作者没有技能,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曾有一个性工作者说,他最幸福的日子,就是每天推着三轮车卖袜子,一天能赚20元。然后用这点钱买一点菜、一点酒和几个馒头。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对性工作者做道德评判是没有意义的,能做的是尽力保护他们不被艾滋病感染。


当铁成在夜里接到一位已经认识了四五年的性工作者的电话时,他自然地说,“你来我家吧,我们聊聊。”而在此之前,铁成和他仅仅是点头之交。那天,他们聊了很久。他告诉铁成,自己为了救大病中的父母,到处借钱。都是穷亲戚,没有人有多余的力气帮助他。只能来到沈阳卖淫赚钱,为家里买房买车,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在得知感染艾滋病后,他只感觉五雷轰顶。怕被别人知道自己的工作,便穿着破烂衣服去医院。他说,当医生通知他服药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铁成。如今,这位性工作者和铁成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甚至他的存折、护照都由铁成代为保存。他说铁成就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叫铁成“妈妈”,铁成哭笑不得地拒绝了。于是,他常常会对铁成撒娇,“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不管我,谁来管我。”


“姐姐”,这是同志圈里人互相开玩笑又表示彼此之间关系很好的一种称呼。同志群体中女性化的那一部分很难隐藏,这造成了大众对于同志的刻板印象是女性化的。于是,同志圈子反其道而行之,彼此称呼“姐妹”,既是打趣也是反歧视。时至今日他还会偶尔因为同志朋友的一声“姐姐”有点窘迫。


不久前,铁成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大家感慨,只有变化才能生活得更好。铁成却不能告诉昔日的同学们,他经历了什么,他正在做的是什么。哪怕是不久前获得的国内艾滋病领域最高的国际奖项贝利·马丁奖,铁成也无法和大家分享。


铁成住在市区中一处安静的小区。小区里的绿化不错,几条小路弯曲,树木层叠。晚上,路两旁的灯光不算明亮,偶尔会有人在遛狗。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天上,因为雾霾,几乎看不到星星,反而小区外的城市灯光更加明亮。铁成吸了一口气。“我希望在同志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说,“我在这个圈子有被需要的感觉。”


他看了看自己家中的灯光,男友正在家里等他。“我还算一个有点梦想的人吧,”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


(完) 



吴楠

36岁。本职从事航空动力研发,沈阳某NGO成员。参与、关注与记录LGBT群体。期待剥出更擅于表达真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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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4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没有任何美术天赋的我,去贵州学习枫脂染,全因为社会创新 

2015-12-02 郝思远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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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四篇发表文章,郝思远参加了“远近”的手工艺文化体验社群的手工旅行,他写下了路上的所见所感。失落的传统手工艺要如何打破现代隔阂,让大众接受呢?


文 | 郝思远

(一)

在贵州黔东南凯里市边的白兴大寨里,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过阴兵。在凌晨1点左右,整个村庄的看家狗无来由地开始搏命吼叫,仿佛看到了漫游在村庄的“魂灵”。


这个山村隶属于距离广州1000多公里的凯里市,也是我第一次见到Willa小姐的地方。她是一个叫做“远近”的手工艺文化体验社群的创始人。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她启动了“远近”的绕家村寨古老枫脂染的体验定制旅行。作为一个经常参加奇奇怪怪的游历来彰显自己独特品味的奇葩,我是她此次手工业旅行项目的客户。


尽管已经被一些媒体与网站定义为女性CEO,Willa小姐还是有着符合与这个时代的年轻创业者们相似的特点。没有浓妆艳抹的口红与高跟鞋,她的衣着打扮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作为一名常年在乡村游荡的创业者,为了旅途中的方便,Willa小姐经常将自己的乌黑的马尾束成一股花骨朵的形状,狠狠地缚在脑后。她那似乎会说话的眼睛总是充满好奇地观望着周围的一切,文静的脸上会偶尔突兀地冒出一股豪气的大笑,配上其好像总没吃饱瘦弱的身躯,与突兀的发型竟然也产生了一种和谐的美感。




在我认识Willa小姐很长一段时间,每隔不久,我都会得体而又有礼貌地向她打招呼,“Willa,请问你最近换发型了吗?”可却总是收到莫名其妙的不友好的表情回复,一个咒骂或者一个流汗,让我惴惴不安,总是会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

(二)

从广州南站买到通往贵阳的高铁,四个小时就来到这个以前以封闭闻名的省份。仅仅半年前,贵广高铁尚未开通,去到凯里差不多到一天一夜的颠簸。


在“前高铁”时代,除了黄果树瀑布与连绵不绝的喀斯特地貌,极少有人关注贵州。黔东南凯里,在老一辈的心目中与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没什么差别。曾经旅行结婚而走遍过大半个中国的母亲与我通话,“这次又去哪里浪荡?”“凯里。”“啥?哪里?那里?”毕竟,他们这代人大多数出身于乡村,或者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场叫做“上山下乡”的运动。在成年之后的年代,城市才是时代的潮流所在,贵州的广袤土地就成为了他们触及不到的地方。


来到贵州的时候,高铁站尚未修建完成,列车还是暂时开往到市中心的贵阳站,再次搭乘普通列车3个小时到达凯里。如同每一个城市中的老旧火车站一般,假冒的香烟、难吃的贵阳米粉、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斥着车站的周边。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假冒与粗制滥造又有了新的形式——“移动充电宝,20块钱。”廉价的充电宝上刻印着“SUMSUNG”、“MI”的标识。


而如今,时代正在改变。


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把自己足迹的深度广度拓展到了这个星球的方方面面。他们通过Facebook上勾搭伙伴,在宜兰种植庄稼做一个新农人,在崂山上筹建一个自给自足社区,为寻求一个蝴蝶标本深入到婆罗洲的京河与沙巴,或者再也忍受不了巴黎与希腊的小资腔调,到肯尼亚众筹一座贫民窟小学;川北的马尔康、香港的上窑村,黔东南的黎平,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在这些旅途之中,有一部分人着迷于乡村广大发展空间,他们尝试更深层次与乡村融入,通过漫长求学中学习到的理论与方法改变乡村,并找到一种迥异于“城市语体”的运营模式来获取利益。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那些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制造机器人的创客一样,乡村创业者一起汇入了这个万众创新时代的潮流之巅。


在“乡创”的圈子中,比有一条关键的趋势叫做“手工艺复兴”,“迈向一种更为传统和自然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之中,尝试重新建立起彼此的相关尊重和信任。这是欧宁与左靖的“碧山计划”给予手工艺的定义。

(三)

对手工艺的定义与再定义,同样贯穿着Willa的求学、就业与创业。


“刚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设计学院中教学的都是欧美风,现代设计就从德国包豪斯开始学。但是人们谈起中国手工艺设计,想起的名词只有‘廉价、跟风、粗糙、抄袭’,对民间艺术铺天盖地的扭曲,对廉价效果的恶性膨胀。”Willa眼神中掩饰不住无奈,就像我在贵阳的火车站花重金购买了一碗米粉后第一次下口。


2007年开始,Willa开始在同济大学学习设计。在求学的四年中,她参与了许多国外很多公司的服务设计项目,在芬兰赫尔辛基受Mesto公司邀请,设计在中国乡村的造纸厂规划;在美国西雅图受微软公司邀请,为留守儿童设计沟通方式。


与世界沟通中,她感受着中国设计在手工艺品中的缺失。


花纹版式拙劣地复古,扭曲了原有的精美,不仅外国人对“中国设计”有所误读,美国春晚Met Ball 上的红毯明星穿着雷人的“中国风”,美丽的张馨予小姐将一个花棉被披在了自己的身上,多年前上海的APEC会议的中国唐装款式竟然是清朝寿衣的转变。


而与此对比,糅合了本土传统特色设计理念的国外产品却在中国攻城略地,瑞士的手工表、日本的漆具、意大利的手工玻璃,Hermes的手工皮带、MUJI的文具、Gamila Secret的肥皂。


“我们曾经拥有汉唐的织锦,宋明的缂丝绣花、土陶、彩陶、民间剪纸、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文化。”但是如今,“中国制造”没有了与时代的传承,完全变成了“廉价”的代名词“趣味低下、色调粗俗、造型贫弱、图案丑陋,人们的生活被这样的器物所包围。


Willa在设计学院的专业是工业设计。所谓就是工业产品设计,就是通过设计生产批量使用的产品。2011年毕业之后,她开始在上海就职于一家消费电子产品设计公司,至少8个月就要更新换代一款产品。


“我在那里设计MP4、音箱,完全就是消费驱动让消费者抛弃旧的产品,拥抱新的产品,换个壳子或者换个颜色,完全没有根据功能变化而变化。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商业运作不尊重设计,那么我们这些设计师尊重设计了吗?”





在幼年时候,Willa姥姥家就在广州的老城区。家里很多实用的物品都有二十或者三十年的历史。“不是没有更好的物品来替代它们,只是我们珍重跟它们互动的过程。”她依旧记得小时候家中的沙发,那是与姥爷姥姥一起制作的,从搭木架子到缝皮面到安弹簧。“通过双手补每一个破漏,甚至去创造它们。”“姥姥家的的门帘是外公劈竹子、做竹篾穿起来的。”“奶奶家的簸箕和篓子,是她用后山的藤条编织出的,编出来的福字是对未来的憧憬。”


工业产品丧失了与设计师的情感互动。


1年之后,Willa辞去工作,参加了友成基金会发起的“小鹰计划”,该计划通过发动青年深入基层完成为期一年的社会公益实践和有计划的文化熏习。她来到黔东南的一个小村落,在一家生态博物馆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工作。在这里,她开始近距离地接触到染、编织、刺绣、造纸与制作百褶裙等侗族传统手工艺。


作为设计师的天性又从内心中泛滥出来,能不能通过工业产品生产线的方法,对手工艺进行有标准化的量产,从而把这些产品带到市场从而获取赢利呢?

(四)

Willa开始与当地的手工艺者进行联系并且给予他们一些订单。但结局令人失望,一些手工艺品虽然耗费极高的劳动力,但是由于手法与设计理念老套,并没有办法获得市场的认可。一些手工艺人实质上还是务农的农民,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让他们无法按质按量将手工艺品制作出来。因为手工艺品无法与市场快速对接,只能成为类似于“奢侈品”的摆设。


没有与大地相隔离的手工艺器物,同样也没有与人相隔离的器物。


就像我第一次在凯里的白兴大寨见到枫脂染,尽管Willa在广告中介绍,“枫脂染工艺所制作的头巾与手帕,价值不亚于奢侈品牌——LV或者爱马仕。”但是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还是掩饰不住失望,这种头巾和手帕的图案也有点太老土了吧?



枫脂染传统图案,花纹相对单调


枫脂染的制作主要分布在麻江县龙山乡河坝中心村,绕家人聚居的白兴大寨就位于这里。


村庄里的户主大多姓杨,山下河坝村的人家大多姓龙,唯一一家由于躲避战乱进入白兴大寨的人家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让我误以为来到杨过与小龙女隐居的古墓。


与我同行的这期旅行者,有三名女设计师,Tin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周娟与雨函则是平面设计师,她们分别来自杭州、东莞以及新加坡。包姐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俄罗斯与中亚政治体制,她曾经是第一批会员,参加了“远近”第一次在哀牢山的旅程。随行的还有一名男丁叫泽明,他是与Willa小姐一样的小鹰计划参与者,现在也在构建自己的创业项目,“首席故事官”利用故事思维为人设计演讲。他有着与这个时代的创业者相同的特点,哪怕是墙壁上一张写着“互联网”三个字的海报都足以让他专注愣神。几天后,在凯里市返程无法通过Uber打到专车,他愤恨地说,“我们就是要让互联网消灭他们(四线城市)。”


我们坐着Willa小姐租借过来的“豪华旅游面包大巴”,在蜿蜒的山路上起起伏伏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肠子都拧巴地似乎扭在了一起。


枫脂染是绕家人世代传承的一种蜡染手工艺品,因以牛油和枫香油混合染而得名。这是个排除在中国56个民族之外的独立族群,在1992年的时候,专家进行认定,将他们称作瑶族支系。只是在此次旅途结束之后,与当地的村民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们会说“下次我们会再来瑶寨。”他们会很认真地回应,“不是瑶寨,是绕家。”


对于没有文字的绕家人来说,手工艺品反而成为了留存祖先记忆的证物。


尽管图案比较传统,学习枫脂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于没有任何美术天赋的我来讲。这是一项精细的工艺。村寨里的饶家人在临近的山上收集古老枫树在夏天流出脂油,与牛油混搭在一起,根据合适的比例放在一个土碗中,调制成一种特殊的枫脂。

大寨里手艺精湛的枫脂染艺人龙四妹,就在我面前将一个类似筷子长短的木头,削制成一头尖一头扁平的竹签状。土碗置于盆装的热草木灰上,灰中埋着少许炭火,枫脂与牛油在土碗里不断被底下的炭火加热熔融合化,龙四妹就将熔化的枫脂用竹签蘸上,一笔一笔描绘在白色的棉布上。而在此之前,棉布上已经绘制上了精美的图案。她今年已经40多岁,两个儿子都在外读书,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只能春节的时候回家。她已经有超过20年的饶家枫脂染手工制作经验,算是村寨里当之无愧的“大师”,却只能空闲时候利用自己的手工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


村寨里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叫龙安珍,大家都叫她龙阿婆,从13岁开始,龙阿婆就开始学画画,看见别人背带上的图案漂亮,就将他们的图案要过来,用针挑开,比照着他们的图案进行学习。绕家人枫脂染的图案大多以花、草、虫、木、龙、泥鳅、为主,间或配上雷纹、云纹等,多采用夸张变形手法,布局满而不杂,变化多样,但由于图案版式仍比较传统,枫脂染绘制出的棉布大多充当绕家女性的头巾、手帕等。



绕家村寨中德高望重的手工艺人“龙阿婆”


在将图案绘制好之后,棉布上的枫脂逐渐变干,就可以送到村里了染匠作坊上色。染匠杨勋勇88岁的父亲是这个村庄年纪最大的人,染坊就位于他家。不过我们是无法看到自己的作品成形,因为村里只有两个作坊,需要积攒到一定量才会开工。待上色后,用沸水将涂在花纹上的枫脂煮脱,然后取回到河边漂洗、阴干,用手把残留的脂搓掉,便可以出现青底白花、蓝底白花或者青底蓝花等不同色彩对比鲜明的花纹。


而我只能用竹签在棉布上画上粗细不均、杂乱无章、歪歪扭扭的线条,美名其曰“菊花”。直到最后实在看不过去,我将棉布给了龙四妹,让她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我补救。得到的回馈却是“无药可救”。


三位女设计师则很快就用枫脂在棉布上绘制好了自己的图案。她们有着极高的美术功底,先开始还认真临摹着传统的版式版样,不一会儿开始原形毕露,像涂鸦一样尝试着各种创新。竹签在她们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魔力,漫画人物、花样英文甚至一些充满现代感和冲击力的图案开始出现。


如果把传统的手工艺如何和这些充满现代感的设计完美地结合起来,将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呢?是否可以让传统手艺给予现代设计以灵魂、以内涵和情怀?是不是可以让现代设计给传统手工艺以新生,让它们更加符合当下的使用方法和现代人的审美?

(五)


“怎么能用做这样的东西呢?不行,我们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搞!”当Willa尝试与手工艺人沟通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窘境,让她充满了挫败感。看起来是一个“1+1=2”的简单公式,实质上没有这么简单。


“这也是我做‘远近’项目的初衷。”有很多设计师都想通过在乡村的采风,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予设计的灵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传统手工艺者与现代设计师,中间横亘着的一条条鸿沟远远比想象中更加具体与琐碎。


偶然的一次,Willa遇见一位朋友,她是一个美院的老师。她希望曾经在黔东南扎根一年的Willa提供当地一些手艺人的信息。“后来发现她并没有成型。她给我说,与手工艺人沟通连讲话交流都有困难。更别提那里没有公共交通了。这就让我思考,是否我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扫清他们中间链接的障碍?达到他们彼此相互的交流和链接?”


组织对手工艺感兴趣的人群参加手工艺采风旅行,通过各种形式把传统手艺和现代设计的结合,把手工艺者和设计师、手工艺发烧友结合起来。


“远近”的第一次乡村手工艺之旅在云南的哀牢山开启。在之前,Willa结识一个叫普志学的竹编艺人。虽然是一个不世出的手工艺大师,普志学却靠着帮亲戚卖核桃苗为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在“远近”的项目中,远道而来的客人会受到整个村庄的欢迎


Willa拜访了他。对传递手工艺有着浓厚兴趣的普志学却对Willa表示出自己的忧心,“所有想学竹编的人,我都会倾尽所有全部教给他。可是你觉得这个事情能成吗?在之前有很多人想帮助我发展起来,可最后都不了了之。”


一只由设计师、城市白领组合的手工业采风队伍,在普志学的引领下走入了哀牢山的竹林。当他们走过原始的竹林之中,听着竹林之间的沙沙声,亲手触摸着各种形态的竹子,在普志学对竹编的讲授引领下,体验着千年不变的手工艺,一下子震撼住了。



民间手工艺人


“原来竹子也有这么多讲究!只有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竹林才能够做这个竹编,因为它的韧性最合适。”“原来这些小小的竹子盒也用了十几道工序才做成,砍竹、剔丫、去节、刮青、削平、分块、分层、启蔑、三防、染色、分丝。”美丽的肌理,自然的色彩在抬压穿插之间,参与者们体验到了自然与生命的对话。


活动取得了开门红,第一批的参与者对以如此方式介入手工艺之中,表示出了极大的认可。“我没有学会这个手艺,但是在这一两天里,我体会到了艰辛,将来我买这些手工艺品一定不会再讲价了,因为我看到了背后的心血。”但也有一些人由于活动之中沟通不畅与准备不充分对Willa和“远近”团队开始了抨击,“你们到底搞过活动没有?”


“直到真正启动活动,才会发现种种不易,比方说语言的沟通,彼此的信任。”一次Willa联系一家农户作为采风旅行的临时居住地。原本已经沟通好的农户在旅行启动前一个星期突然变卦,原因是外出打工的儿子回家。


“可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价值所在,通过种种形式拉近沟通与信任。最初的批评者后来反而成为了‘远近’最忠实的会员,因为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进步与努力。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什么样的旅行项目,游客被一整个村子的村民当做贵宾进行欢迎,并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友谊呢?”

(六)


绕家人的热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学习枫脂染的场所就在白兴大寨中央的一个公共文化站。这是一座两层的木楼,第一层是村里干部闻达工作接待的场所。从楼外的小木梯中上二楼,就是公共活动场所。由于几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大火侵袭,木楼的玻璃已经都被取在夜幕降临之后“变身”为食堂吃晚饭。土猪肉、豆腐、乌鸡、辣子在锅中煮着,绕家人还拿出了自己的珍酿白酒,每一家的酿法都有所不同,他们在装纳白酒的两升装雪碧瓶子外写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区分。最好喝的白酒是一家用红豆杉酿制的白酒,酒体呈现出迷人的红色。一杯酒下肚,然后又是一杯。我们与整个村庄的村民推杯置盏,逐渐陷入一种亢奋的癫狂之中。



公益组织深入到乡村中开展各种活动


在文化站下面的公共广场,一个叫做 “蜂窝有点酷”的公益组织正在开始他们的乡村项目。他们试图在白兴大寨建立一个乡村学生的互联网实验室,改变学习的方式,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多种方式,让乡村学生了解自身更大的可能性,有能力面对未来的“外部世界”。


夜幕降临之后,“蜂窝有点酷”团队成员和孩子们把幕布铺在阁楼下的空地上,所有人围着坐了一圈。“你们有QQ吗,把QQ都给我。我们加为好友。”“你们会淘宝吗?我教你们淘宝,以后在网上卖东西好不好?”孩子们扑闪着眼睛,半懂不懂地望着“蜂窝有点酷”的组织者。


对于白兴大寨的村民来说,会不会通过淘宝、QQ等网络方式买卖东西,显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关键是卖什么?白兴大寨的特色产品当然是枫脂染和旖旎的风光。那么,如何卖?枫脂染?这项技艺在当下面临着传承的难题,没有几十年的造诣,恐怕很难学好这项传统工艺。


“养在深闺无人知”是枫脂染面临的最大问题。诚然,枫脂染有着繁杂的工艺与巨大的艺术价值,手工与材料成本让每个枫脂染制成品有着不菲的价格。传统版式许久没有革新更是加重了枫脂染“深闺”的属性。“枫脂染的价值不亚于爱马仕。”Willa总是这样强调,但是她也明白,如何让购买者了解到这种手工艺的价值才是最迫切的和最紧急的。


一边是传统的失落手工艺枫脂染,一边是互联网思维的社会创新。我的心底忽然冒出来一种超现实感,这个时代的特性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第一个地方如此的割裂与统一。


“远近”的模式正是在试图解决传统手工艺品“养在深闺无人知”的问题。“对于传统的手工艺人来说,我们通过手工艺之旅的活动,让手艺人和他们身边的人看到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他们才有热情与信心坚持下去”


Willa提到一次在云南做手工艺文化空间的经历,一个当地的妇女将家中十多年没有使用过的织布机搬到了空间的二楼。她10岁的小孙子也开始有样学样地摆弄起织布机。“这个物品就摆放在他们家里的显眼处,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学会操作织布机。来自外界的认可增强了当地人对传统手工艺者的认同感。


苗族银匠龙泽寿、紫砂艺人苏徽、缂丝艺人郝乃强,“远近”团队走访了70多个传统村落,开启了与100多位手工艺者的合作与创新,并想尽办法提升手工艺之旅的体验。如何确保每一个到访者能够从自然材料到生活用度的制作过程进行一个全体体验?如何感受手工艺之外的生活体验,放牧种植,是什么样的文化催生了这样的手工艺。


充足与对等的沟通之后,“远近”给手工艺者们的生活也带来了改变。在哀牢山的体验之旅后,“远近”通过竹编艺人普志学将其信息与产品进行整合传播,当地的政府和媒体开始关注。来自社会各界的订单,普志学通过竹编的手艺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Willa还有更大的野心,来自于曾经试图用工业生产推广手工艺的受挫。“手工艺品因为其自身的特性,无法保证生产线的成熟,从而确保品质稳定,那能不能将里面一些精华的东西进行改良包装提升其内在的价值呢?”她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彭麻麻在出国访问的时候,经常会穿一些有民族特色的自有服装品牌,如果把枫脂染的蓝色印花工艺印在她的定制服装上,会发生什么?”



通过一些沙龙连接现代设计与传统手工艺


而达到这一步,需要更多有经验的现代设计师与手工艺发烧友参与到“远近”的项目中来。除了组织手工艺体验之旅,带这些城市人切身实地地感受到传统技艺,“远近”还在城市中开设了各种手工艺培训课程项目,比如在蜡染课程、草木染课程、竹篓课程等。“远近”找来手工艺技人来城市中授课,也间接传播了他们的个人品牌。


“最终会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社群,大家因为相同的爱好聚集在一起,让传统手艺与现代设计的跨界整合。”

(七)


在白兴大寨居住的第一个夜晚,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过阴兵”。泽明与我合住在一间木制的阁楼的房间里,用门板和砖头铺就了床板,上面再搭上褥子。躺在上面咯吱咯吱。只有一盏昏黄的电灯,飞蛾蚊子绕着灯光飞舞。


在凌晨1点左右,整个村庄的看家狗搏命似的吼叫,仿佛看到了漫游在村庄的“魂灵”。先是一条狗,继而带动了一群狗。整个村子都是狗叫。传说在封闭古老的村寨里,庄稼人世世代代生在这里,葬在这里。每当深夜来临,鬼魂出来透风,狗可不认识他们屋子的老主人,只好吠叫驱赶魂灵。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正有魂灵,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到村寨中的旅行,引发了这个古老封闭的村寨魂灵的好奇。毕竟村庄一直以自己独特的节奏运行着,除了村庄里的男人外出广东打工回家,由于交通不便,几乎就极少有人踏入这片土地。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贵广高铁通车之后的当下,这个村庄的独特宁静,将会被打破。外部世界的脚步将乘坐着高铁所带来的便利交通,风驰电掣地来到贵州,来到凯里,来到这座村寨。


到那时,崭新的高铁站会矗立起来,以往贵州火车站假冒的香烟、高价但难吃的贵阳米粉、刻印着“SUMSUNG”、“MI”的标识的廉价充电宝,都统统会消失了踪影。我也一样坚信着,理解与沟通可以通过互联网创意时代的革新让彼此之间的距离消失。


(完)



郝思远

坐标广州。中文与工商管理双学士,新闻学硕士。曾在中青、一财等7家媒体实习。目前就职一家电力央企。2014年5月无心插柳开始城市写作“火车上的陌生人”,喜欢并坚持非虚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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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4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是失意的保姆、服务生、小职员……我们也是电影人 

2015-12-03 栗子酱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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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五篇发表文章,栗子酱写的是一个“电影人”的故事,他们是从失意的保姆,服务生,小职员,财务会计 ,不赚钱的创业者转变为演员,录音师,导演,制片人,摄影师。48小时内,他们要拍出一部微电影。栗子酱说:“别笑,失意人,却也爱做梦。”


文 | 栗子酱


伦敦不到 5点天就快黑了,秋天的雨水丰沛,行道树枝头密集的鲜红果实,在猛烈的大风中阴云下震颤着。收起格纹折叠伞,我比约定的时间早了 45分钟到达帕丁顿附近的那家咖啡馆,点一壶薄荷茶暖暖身子。
今晚是团队全体成员第一次碰头。这咖啡馆里面黑摸摸的,生意冷清得很,墙上有个硕大的时钟投影,秒针不断地一格一格跳动着。
一个时钟就占满了一面墙,挑了这么个咖啡馆讨论事情,是还嫌不够紧张么?毕竟我们只有48个小时。

1


昨天我在从曼城回来的火车上接到扑克的电话,邀请我一起参加 48小时国际电影挑战赛。我们需要组成一支团队,在今天晚上 7点收到比赛命题的48小时之内,写剧本,拍电影,剪辑,做后期,周日晚上 7点之前交给主办方。

扑克告诉我,这将是一个七人团队。

我刚刚把蜂蜜调进薄荷茶里,德国小保姆阿妮卡就到了。她是团队里的女演员,眼睛蓝绿,头发偏棕,双颊饱满。毕业于表演系,来伦敦逐梦,但苦于没有机会,现在在做幼儿保姆。

正聊着天,来自澳大利亚的制片人扑克就走进来了。万年扑克脸,长得很清瘦,络腮胡毛茸茸的,和头发一样是金红色。这个团队是他组织起来的,他和黛比一起开的电影公司一直在亏损,进账至今为零,他希望拿个奖给公司加点名气。

随着怪腔怪调的一句“大家好”, 店里接着走进来一位摩托车骑士,手上抓着头盔,这是来自爱尔兰的男演员杰纺。杰纺现在拍的片子大多薪酬微薄,所以他也在餐厅里面当服务生养活自己。他满头卷发,脸瘦长,算是英剧中流行的马脸长相。

随后是摄影师汤姆和导演黛比背着一大堆摄影器材在 6点的时候准时冲了进来。汤姆留着略微的山羊胡,头发有些发白,看起来像个物理老师,个子很高,不苟言笑的样子。这或许会是他最后一只片子了,因为长期的入不敷出,他最近打算改行。

英国导演黛比的头发就是一朵蓬松的大蘑菇云,皮肤蜜黑,身上总喜欢穿着超过五个颜色。她充满了理想主义,很有主见,创意十足,可惜不善于做生意,与扑克的公司开了一年,常给人做不要钱的视频,却总也没有回头客。

今天最后一个姗姗来迟的斯蒂夫既是这次团队里的音效师,也是黛比的未婚夫,喜欢戴颜色鲜艳的板材眼镜。他很小就随妈妈从卢旺达到英国生活,现在是个伦敦中心区的会计,常加班。可在面对一堆财务报表的生活中,他却梦想当个电影人。

这样,七个人就算到齐了。



当时聚集在一起的我们,因为种种原因,都太需要这样一个奖项来让自己振奋起来了。于是,在咖啡馆的那夜,我们都穿戴上了电影人的身份。我们不再是失意的保姆,服务生,小职员,财务会计 ,不赚钱的创业者;我们是演员,录音师,导演,制片人,摄影师。

我们是电影人。

2


我用叉子拨弄着盘中清脆的凯撒色拉,跟坐在我对面的扑克讲话。那个晚上,咖啡馆里巨大的时钟就在扑克的脑袋后面滴滴答答地转动。

7点钟,扑克一边嚼着三文鱼通心粉,一边用手机刷着邮箱,悠悠地说道:“有一封新邮件进来了。”看到他,总想到 “头狼”这个词。当他走进任何一个场子里,人们都望着他,期待他的发言。而他总是往位子上一坐,轻松地后靠,用他那慵懒的澳大利亚口音慢慢地说话。

大家同时安静下来,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看向他。

“今年的题目是,”扑克挑了挑眉,用鼻子笑了一声,“恐惧。”

48小时倒计时开始了。

“电影长度限制在 5分钟以内。”斯蒂夫皱了皱眉头,他对数字很敏感。

“要用这么短的时间讲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我建议在前半部分用紧张又有趣的剧情构筑盲点,然后让结果反转,出乎意料之外。”我研究过了此前所有得奖的短片,觉得都是这个结构。

“并且整体节奏要快。”摄影师汤姆深思了半天,憋出几个字。

“那我们就定下这个结构,没太多时间犹豫了。”扑克敲敲桌子同意。



我先向大家抛出一个想法,恐惧变胖。背景设定是假定这是个“是胖子就得死”的世界,甜食是禁品。镜头开始是一身皮衣的性感女间谍设定,非常慌张,躲闪着自己的丈夫。他的丈夫以为她有了外遇,各种冲突,质问,最后关头她才忍痛掏出一个甜甜圈,毫无控制的大咬起来,吼着:“我只是怕胖,但是我还是想吃!”

我一边说着,扑克一边帮我演了出来,肢体动作夸张,表情却很僵硬,逗得大家都笑出了声。

我抛砖引玉之后,大家也开始纷纷提出想法。黛比这时候又提了一个想法:“不如拍一个女人害怕老去的故事,疯狂地用很多东西保持青春?比如用奇怪的水果,去刻意谈恋爱之类的?嗯…算了这个故事会很拖沓,5分钟之内可说不完。”她说着说着又自我否定了。

沉默了一会儿,老学究汤姆说道:“既然要有紧张的氛围,那不如设定场景在一个幽暗房间,桌子上有个炸弹即将在5分钟后炸响,屋子里两个人却留在那里谈话,虽然汗不停地下滴。然后故事慢慢揭晓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房间里。”

大家听了都没说话,好像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画面感很好,但是哪里不太对。

“这是个很好的场景,可是没有情节。”扑克想了想,歪着头直接点了出来。

杰纺抓了抓那一脑袋卷毛,说道:“不如想想,害怕生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好故事?”

黛比两眼发光地接过话来:“一对年轻夫妇害怕生小孩,就努力跟对方保持距离,做出各种荒唐行径来,应该会很有趣。”

“连拍照都不敢凑在一起,坐公交车也是一前一后!”杰纺也觉得很有趣,补了一句。

扑克大笑着说道:“他们牵手的时候都用塑胶手套避免接触,接吻的时候隔着保鲜膜!”

“就要这样又荒诞又蠢的感觉!然后整个家都裹上保鲜膜!最后两个人一定要都被保鲜膜缠得死死的。”黛比拍手赞同。

“结局是两个人最后大吵一架,可忍不住重归于好,爱上了生孩子!”结局要有反转,我强调道。

“哈,就这么办!”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团队里的每个人开始纷纷不停的说出一些情节,笑着闹着,激动不已。

“那不用多说,就是这个故事了。这么多人因为这个故事感到兴奋,冒出这么多新的细节。”黛比点点头,这个故事的延展性很好。

“这个故事的逻辑线要再梳理一下,两个人究竟为什么隔离彼此?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还是一方的要求,另一方出于爱而配合?”汤姆问道。讨论中,扑克,黛比和汤姆三个人就是黄金组合。扑克和黛比的创意四处喷射,而汤姆则冷静地帮他们抓后面的逻辑,时不时去挑战脚本是否合理,背后的故事是否能自圆其说。

最后想法大致出来后,黛比,汤姆和扑克留下来通宵把剧本理顺, 其他人先行回家休息,明天一早六点来我的公寓集合。我们目标是在周日三点之前完成这个作品,因为周日下午我们都要去参加礼拜。




遇到这群人,或许是我来伦敦目前为止最美好的经历了吧。只有四个小时可以睡了。闭上眼睡觉前,我想。

3


在这群电影人里面,我打算先做好一个厨子。

在黑暗料理横行的大英帝国,如果一个学徒除了在拍摄当中做好杂工,还能成为摄制组中的一个好厨师,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早上 5点就爬了起来,开始准备英式早餐:煎蛋,烘焙黄豆,烤面包,切起司,煮蘑菇,然后不可少的是约克郡红茶搭配鲜奶。

不出所料的,当两片烤好的土司刚从烤面包机里跳跃而出的时候,阿妮卡又提前半小时摁响了我的门铃。她身上带着德国人极强的守时观念,若是与人约好了时间,总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她会计算好一切可能导致迟到的意外情况,包括地铁罢工,公交改线,道路封闭等等,而往往她所预计的意外都没有发生,因此总是提前半小时。

门一打开,她就扛进来一个大箱子,里面除了她今天要穿的几套衣服,还有一个德国咖啡机以及一包名字古怪的咖啡豆。她只愿意喝那一款咖啡,所以不论到谁家做客,她都随身带着咖啡豆,而她又预计到或许不是所有人家里都有这款咖啡豆匹配的咖啡机,所以她也总是再扛一台咖啡机。哎,德国人。

随后的半小时里,一个个睡眼惺忪的人都到了。扑克和黛比只睡了一个小时,一进来就嚷嚷着要喝茶,必须加上满满的三勺糖。

一开头是杰纺的独角戏。



他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摄影师汤姆调焦,可他一点也没闲着,精力充沛得很,在那里扭动着腰肢装说唱歌手,唱很烂的 B-BOX,随意编着词,听起来倒也很有趣。他当服务生的时候也是这么闹腾着娱乐顾客,往往得到的小费也最多。但是杰纺在拍摄的时候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就像把自己的灵魂剥离开来,换成另一个严肃的自我一样。

他是一个聪明的演员,常常黛比说出指令却还没解释的时候,他已经明白黛比要什么了。他昨晚睡得也不多,连夜把故事中的这个男子的人物设定都想清楚了。他觉得这个丈夫应该是略带一点懦弱的尿布推销员,怕自家强势的德国老婆,喜欢用运动来发泄精力,然后需要带一点苏格兰的可爱口音。



接下来拍的是阿妮卡和杰纺的对手戏,拍得还算顺利。阿妮卡今天竖着光滑的发髻,刷上了蓝色的眼影,带着厚质的黑框眼镜,她的人物设定,是一个事业心强的生物老师。但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比较明显地分辨出,阿妮卡的演出经验比较少,有些语言和表情都不够自然。

拍到阿妮卡讲解自己的排卵期的时候,扑克在镜头旁边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卡!重新来!”

黛比安静地看了他一眼,歪了歪头,说道:“你可不可以不要喊‘卡’?因为我会希望她继续表演下去。”

扑克马上道歉,因为他不小心犯了个伦理错误。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最大,制片人是不应该干涉的。

除了这个无心的小插曲,整个团队的分工合作很顺畅,演员,录音师,摄影师,学徒工都各司其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4


下午四点的时候,需要趁着天还亮拍几组室外的画面,全部人都下楼去拍摄。我还特意摸了摸口袋,钥匙在。

趁着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我们迅速抢了几组画面。弗伦区这里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我所住的街区全是红砖的小公寓楼互相依偎着,住一楼的邻居们种植着玫瑰,开放得异常硕大,花瓣色泽通透,在夕阳的蜜色光辉里和人影粘黏在一起,气味暧昧。

拍完我们起身上楼,整个拍摄进程比预计的还是晚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可得抓紧了。可当我把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我惊觉我出门随手抓的那串钥匙是保险柜的钥匙。公寓的钥匙,想必是被忘在了厨房。

接下来的所有剧情都需要在室内拍,而我们却全体被锁在了门外。更糟糕的是,伦敦在周末的这个时候,是找不到锁匠的,都下班了。

“别急,会有办法的。”一如即往的不紧不慢,斯蒂夫试着用手上的纸板撬门,数次从不同的角度去尝试,全都失败了他也不恼。他这人脾气真的很好,近来唯一一次崩溃也不过是被堆积如山的财务报表逼急了,就拿起笔把白色办公桌画满了电影插图。

“试试这个。”我拔下头上的发卡,让杰纺试着往门锁里捅,可还是没有效果。事实证明,我们都不适合当小偷。

“完了……”我情急之下飙出了一句中文。

斯蒂夫一听就笑了,常年的会计工作赋予了他细心温柔的性子:“ Liz,别担心,很久之后你回想今晚,就会想起我们这一大群人在一起撬门,到时候你会笑起来的。”

阿妮卡和汤姆跑出去买工具,我让他们买两根长钉子,发卡太细软了,无法推动门锁。

我偷偷看了眼黛比,当时还不熟,挺担心她也着急上火,可没想到她却笑着说道:“我们上次在斯蒂夫家烧烤,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上次啊,对的,我们的炭火还在烧,结果全部人都锁在了门外。最后我们报警了,警察冲过来拿斧头把门给砍烂了,不这么做就要起火了。今天还算好的,厨房里没有正在煮东西。”斯蒂夫安慰我似的说道。

可这话一点都没安慰到我,我可不希望我的门被砍烂,房东一定会让我赔一笔巨款的,外加昂贵的安装费。想到这里我的心都揪起来了,眉头皱得根本解不开。

“要不干脆我翻墙进去。”杰纺挑挑眉提议,却立刻被我翻了个白眼拒绝了。亏他想得出来,我住在四楼,我可不想让这个未来的影帝为了我的钥匙丢了性命。

“那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了。”扑克永远是一副不懂得紧张的扑克脸,掏出手机放起了音乐。幸好这时候没有邻居经过,不然看到我们在楼梯上自上而下坐了一排发着呆,恐怕要被吓到的。

三首歌的时间过后,汤姆和阿妮卡就风风火火地冲来可汤姆用长钉子在锁上捅了半天却还是没奏效。

“难道真的要叫警察拿斧头来吗?”我不禁问道,哎,脑中那个警察破门而入的影像是去不掉了。

而这时候,扑克用手中的厚底玻璃瓶当锤子,对着插进锁孔的钉子一顿猛敲。

突然之间,门开了。

我们愣了一秒钟,爆发出获得奥斯卡奖一般的欢呼。

5


吃晚饭的短暂间隙,杰纺,扑克和汤姆走到厨房里帮我洗碗。扑克把洗碗精挤了一大坨进碗里,然后兑了水,迅速地拿海绵胡抹一通,一会儿又旋风般地闪了出去扛器材。杰纺细细地把碗碟用水冲洗干净,用干布擦拭好,顺带把放在一旁的花束整齐的放入花瓶中,温柔地抬起头问我:“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做的?我很在行哦。”而汤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把我一个玻璃杯给打破了,灰溜溜地沉默离开了厨房。

大家吃完晚饭,又快速地投入到拍摄中。就这样,我们把大部分的场景都拍了,剩下最重头的一场戏:吵架。故事里,尿布推销员老公和生物教师老婆一开头很甜蜜,觉得互相保持距离不生孩子很好。可后来,越来越被对方吸引,就走上了强迫症的极端,把家里的东西全都用保鲜膜盖住了,两夫妻之间也隔着保鲜膜,最后彼此身上也裹了厚厚的保鲜膜。最终两个人受不了了,狠狠地吵了一架。



为了这个场景,全部人一起手忙脚乱地把我整个家,包括电视沙发水果刀叉全都裹上了保鲜膜,连我从约克郡带回来的一只铁质猫头鹰挂件都没有放过。

这个故事带一点荒诞,但双方吵架的情感却要求很真实。在这个场景里,阿妮卡要从厨房探出头跟杰纺吵架,然后把裹了保鲜膜的餐具和鞋子扔到杰纺身上,两个人还有肢体上的扭斗,最后阿妮卡哭泣而去。这是一场动静很大的夜戏,双方的情绪要很足。

而这时候,我的公寓门外传来了有力的敲门声。

打开门,是我楼下的邻居,已经秃头的地中海褐发男子,竖纹的睡袍胡乱披在身上,说话吹胡子瞪眼的:“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希望你们在半小时之内能恢复安静!”我连连道歉才把他送走。

我们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拍完这场戏,否则邻居可以因为噪音而报警。可阿妮卡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别的原因,却总是嬉笑着抓不住感觉。黛比虽然是导演,但是今天一整天她几乎不吃不喝的,灌了太多咖啡,现在头疼欲裂,几乎说不出话来。

斯蒂夫轻轻给黛比揉着肩,向扑克递了个眼神。这时候扑克走了上去,按住阿妮卡的肩,用他的蓝眼睛凑近了阿妮卡的眼睛,说道:“阿妮卡!闭嘴,听我说。下一条我们要一遍过,你把你的怒气拿出来,把所有的东西都砸在杰纺的头上,你要歇斯底里地发火,听到了没?”

其实扑克的语气并不严厉,但不笑时的他却威慑力十足。他在当制作人之前,有十年的时间都在酒精和药物中度过,当过混混,酒保,卡车司机,虽然现在已经完全告别了过去,可是那种粗粝感跟当年的纹身一样留在了他的身上。

这个架势,吓得阿妮卡缩了缩脖子,点了头。扑克就站在那里把阿妮卡该演的戏演了一遍给她看。

最终正式重拍时,吵架,扔东西,打架,一气呵成,我们终于完成了这场戏。大家随后迅速把我的住所回复原状,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只剩黛比留宿我这里。我半夜起身喝水的时候,看见她还在客厅的黑暗里默默地对着电脑剪辑,估计又打算通宵。



6

第二天早晨,我迎着晨光对大本钟揉了揉眼睛, 8点钟了。

因为缺乏睡眠,我的眼睛都花了,跟做梦似的,这群人怎么又从我身边冒出来了。杰纺还在旁边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地上蹿下跳,阿妮卡噼里啪啦不停地对着杰纺说着话,汤姆挨着阿妮卡不紧不慢地架着器材,黛比看着画面叫汤姆把机位再往左移一点,斯蒂夫解下自己的围巾围在黛比身上,我把缠绕的电线从斯蒂夫脚下挪开,而抬起头扑克给我递来了一杯咖啡。

泰晤士河边风很大,把阿妮卡吹得披头散发,杰纺则被吹出了两颊高原红。强劲的风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常常演员话说着说着,一片落叶就贴到脸上了,要不就是头发吹进眼睛里了。勉强在下午三点之前拍好了所有镜头,可是扑克告诉我们剪辑至少还需要再多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而此时,教堂的最后一场讲道快要开始了。

接下来,去教堂还是留下来剪辑?如果我们现在选择留下来,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找合适的音乐,做后期,把片子的质量更加提升。今天晚上 7点之前,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把片子交到主办方的手上,不用担心因为迟交而前功尽弃。

我们大家沉默了大约 10秒钟,可是我可以看到每个人脑中都弹出大概十万字的内心字幕。

“走吧。”扑克带头收拾器材。

“去哪?”黛比好像在期待一个可以留下来的邀约。

“教会啦。如果我们为了剪片子而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么即使赢了比赛又有什么意义?”斯蒂夫拍拍黛比的脑袋,大家一起收好东西去乘地铁。

今天的敬拜歌曲我们用尽了全力唱着,欢脱地跳着。我们的光头牧师盖瑞今天讲的主题是:“忍耐”, 分享的是《罗马书》经文:“ Trouble gives us the power of waiting; And waiting gives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hope;And hope does not put to shame.”说的是患难让我们有等待的能力;耐心的等待给予我们经验;经验的累积带来希望;而希望的光使我们不至于羞愧。

牧师结束讲道,才刚刚说出:“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你们。”我们七个人就唰的从位子上窜起来,不礼貌地越过人群向外夺门而出,窜进了离这里最近的一家星巴克。要知道平常黛比和汤姆他们恨极了星巴克,连 Costa和Cafe Neo 都深恶痛绝,这次时间紧急,他们也只能妥协于这标准化的咖啡。

我们霸占了一张最大的木桌,电脑和各样器材铺满了桌子。快速剪辑的要点,在于心要狠。初稿剪出来竟然有八分半钟,超过上限三分半,只能大刀阔斧地割肉,该下刀就不能犹豫。我们就这么热火朝天地奋战着,最终在六点四十分的时候完成了可以交出去的版本,期间有两次差点打翻热咖啡,让扑克和汤姆的电脑彻底报废。

“时间不够了,不能再调了,赶快冲吧。”扑克看了看表,站起来收拾东西。

主办方的公司离咖啡馆不远,我们迅速奔向了地铁,根据谷歌地图,总路程正需要二十分钟。但谷歌地图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在拥挤的人潮当中行进奔跑要多久,以及那时不时就会故障迟到的地铁车到底能不能准时到达。当我们到达 Oxford Circles 站,已经是六点五十七分了,办公室在下一个街角拐弯处。

“跑,每个人,跑!”扑克一声令下,全部人举着器材向前狂奔。

在满是行人的牛津街上,现在正是人们结束大采购在路上悠闲踱步的时候。我们七个人几乎披头散发,满面通红,举着大包小包往前飞奔,也顾不上一路撞到了多少个购物纸袋,只能高喊着:“抱歉,抱歉!”一边从人群中粗鲁地推开一条路,不停地向前跑。再晚几分钟我们就失去提交最后作品的资格了。

我一边跑,一边觉得我们这样有点蠢。我们应该找个跑得最快的去交稿就行了,为什么七个人要这样跑成狗。但是我又觉得,大家都希望能够在那个最终的时刻,带着我们共同的作品走进主办方的大楼。

可我们需要这样一场奔跑,把困顿都丢掉。

闪进一条小道,扑克最先冲进了办公楼。我鼓着最后一口气跟着跑进去,和其他人一起瘫在墙边。呼,终于算是赶上了。


7


交上作品的五天之后,全部参赛者都受邀去一家红砖小酒馆,主办方包了场。我一下班就赶了过去,却在潮湿的小巷里穿行,迷了路。这里是个幽暗的酒吧区,闪着红黄色的霓虹,每间店门口都有长长的队伍在等待进场,女孩们在冷风中穿着单薄的裙子。

找了许久,才看见红须黑衣的扑克在街对面向我招手:“嘿,在这里!”除了杰纺今晚要工作,大家都到了,一人拿了一杯饮料,挤在木椅旁边聊天。我一边聊着,一边偷瞄着四周。六点钟方向那群人看起来很干练,就跟我经常会接触到的广告导演一般,穿着有质感的衬衫加上黑框眼镜,时髦的书呆子风;三点钟方向带头的那个壮汉看起来特立独行,双臂满满的纹身,戴着鲜艳的毛线帽;还有站在吧台旁边正要拿鸡尾酒的那个女导演,皮衣裹身一头红发鲜艳,气场十足。



我扶了扶眼镜,幸好有自己的伙伴在,让我觉得很安心,否则或许我永远都没有勇气踏进这里。

主办方敲响了杯子,好一阵才让整个酒馆安静下来:“大家安静!嘘!各位闭嘴!”

主持人大概三十出头,个子不高,淡金色的头发,微笑着告诉我们这次一共有两百多只片子参赛,参赛队伍来自全球各地,其中还有些片子是跨国拍摄的,最夸张的一支是在二十多个国家拍的。然后接下来,酒馆所有的灯都突然关闭,只剩下一个屏幕突然亮起来。

“我们会直接随机播放最终入围的前五名,等大家看完再宣布名次排序。”黑暗中传来主持人的声音。

第一只片子,讲的是玩具发明师对失去灵感的恐惧,全片演员都一直蠢蠢地在和玩偶演内心戏,最后砍下了芭比的头,安在霸王龙身上,又接上了锡兵的脚,做出了全世界最吓人的玩具。

第二只片子,讲的是一群人没头没脑的南非探险,是对故事结构彻底的嘲讽,讲述一群人带着恐惧去旅游,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第三只片子,完全是一个独角戏,质感灰凉,带着冷幽默。讲的是作家写不出稿子的恐惧,现场许多创意人都深有同感,频频发出笑声。

第四只片子,用很温柔细腻的镜头,讲述一个小女孩如何克服对人群的恐惧,走上了舞台跳芭蕾的故事。

已经播了四只片子了,都没有我们的作品,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我咽了口口水,看了看身边的伙伴们,对于已经播放的片子,大家都努力鼓掌,配合地发出笑声,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最紧张的是,我们的片子究竟会不会被播出来。

最后一只片子倒计时, 5,4 ,3, 2……

我曾经在脑中构想过,如果我们入了围,会如何地欢呼。或者,根本不欢呼,只是大家互相拥抱,安静地喜悦着。到时候一定会有人过来祝贺,我们就带着谦虚的微笑,说道:“刚刚起步,请多指教”。然后主持人宣布名次,可能让我们更快乐,也可能只是入围没有拿奖,但都没关系,我们会开开心心地庆祝一番,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到 facebook上面昭告天下。

屏幕黑了一下,我能感觉到身边的人身体都僵了一瞬。

最后一只片子开始播放。

它讲的是有个老兵得了战争后遗症畏惧出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他的朋友来看他,拿着录音机播放起战场枪战的声音。影片此时转为慢动作,在枪林弹雨的声音中,两个人拿着雨伞如同当年举着机枪,在屋子里跑着,跳着,跨越障碍。最后那朋友随着一声枪响,仿佛中弹了,那老兵却没有放弃他,背起他冲出了屋子。而就在跨出门的那刻,音乐停止。朋友笑了,老兵也笑了,天空落下了雨,他们手中的伞不再是枪。撑开伞,两个人慢慢往城市方向走去。

我们没有入围,而这最后一只片子实在地打动了我。那流露出的脉脉温情,以及故事的巧妙安排,让我觉得其他人并不是只用了 48小时完成影片。每一只影片的背后,是 4800,乃至48000 个小时的积累。最后不出意外的,老兵题材的影片获得了第一名。

8


宣布名次之后,是 “欢乐时光”,有无限的免费饮料,供大家留下来互相交流。放映室里面也准备了那两百多只参赛影片以及很舒服的懒人沙发,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随意观看。

阿妮卡和汤姆选择了留下,他们想看看别人的作品,这次全球各地一共提交了两百多部电影,多看看别人怎么拍的,对自己也有益处吧。做市场工作的我本想建议扑克和黛比在这里好好跟人交际,毕竟在这里这么多视频制作公司,如果能多认识点人,也方便开拓业务。可黛比和扑克二话不说地就想要走。

我心里是想留下的,但却忍不住跟着黛比走向了酒馆门口。我知道一言不发的她现在心里非常失落,付出的越多的那个人,期待也往往最大。扑克依然是一张扑克脸,所有的话语都蜷缩在他清瘦的身体里,他没有多话,斯蒂夫走在他旁边搭着他的肩,时不时地嘀咕两句。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是搀着黛比的手臂,陪着她一起走。她在路上沉默了一阵,突然对我说道:“其实那个冠军作品的音效,做得不够好,有杂音的。”

“嗯,或许是你比较专业的缘故,会去关注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一个视频是否成功,在于这个故事是否能够打动人,技巧技术等只是第二位的。看第一遍的时候,那故事给你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第一名确实打动了我。”我很诚实地告诉黛比我的想法。

“哦,是真的吗?”黛比眼睛望向我。

“我的工作有时候需要拍广告,常常有机会在暗房观察消费者对于一则视频的反应。其实第一遍看视频的时候,一个成功的故事会让人忘记一切,单单沉浸在情节里,其他都不那么重要。”我搀紧了黛比,对着她笑笑。

说一个好故事,打动一些人,聊到后来,我意识到,其实最终诉求也不过是这么简单而已。这是一条长长的街,要走到最近的地铁站要二十分钟,我们聊着走着,路灯映照出一颗颗闪闪发光的,天空中零星的雨。我们真的不够好,还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在咖啡馆的那夜,我们都穿戴上了电影人的身份。小酒馆颁奖的这夜,我们在小巷昏暗的街灯里又褪去了给自己的光环。我们是会计,服务生,婴儿保姆,未成功的创业者,常加班的小职员,我们是失意人联盟。

从中国到英国,从卢旺达到澳大利亚,其实这世界哪个角落里,都有失意人。我们需要凑在一起,做些什么,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其实梦想很近了。更重要的是,拍电影的过程,和等待的这一个星期,我们充满了希望,仿佛已经踏进了大英帝国辉煌的电影工业里。

别笑,失意人,却也爱做梦


9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坐火车去巴黎。

火车上我看了 Malcolm的新书《大卫与歌利亚》,谈到在一百多年前的巴黎,一群年轻画家聚集在一个咖啡馆里,他们参与过许多次的沙龙选拔,可是大多数画作都惨遭淘汰,他们是不受欢迎不受肯定的那群人。但也是这群人,在失意,否定,潦倒中挣扎出来,创造了极富影响力的流派——印象派。这群年轻人的名字叫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他们也曾经是失意人联盟。

当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斯蒂夫正在埋头算着月度报表,汤姆还在纠结自己是否适合做摄影师,黛比和扑克还在免费为别人做视频希望得到介绍客户的机会,阿妮卡还在伦敦一户人家的公寓里给孩子换尿布,杰纺正刷掉第三百二十三个杯子。但这一刻,我想到他们,突然又变得很不同。

我们都还在耐心地等待着。


(完)

栗子酱

生于鼓浪屿,英国曼大商学院研究生,供职于知名欧洲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后外派至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工作之余也与欧洲当地团队共同创作微电影。现已回国于原公司做品牌经理,同时在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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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4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姑和她那被一场交通事故改变的家庭 |破茧016 

 2015-12-08 合素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六篇发表文章,合素写的是自己的亲人三姑,描述了她的跌宕人生。从富裕但不幸福的生活到老公发生意外,她爱的第二个男人却因他们的关系断送性命。



文 | 合素


1


三姑是我三叔的妻子。


在我小时候,三叔曾经是我们村子里叱咤风云的人物,经营着村里最大的鞭炮厂,生产烟花爆竹,销量不错,很是意气风发。1990年代初期,他是全村最早一个买了那时很流行125摩托车,买回了32寸的大彩电,第一个拆掉黄砖瓦房开始盖起楼房的人,那个时候时兴地面贴大理石的地板砖,白的底纹上有一些深色的斑点,看起来冰凉冰凉的,一点都不喜庆。


那个时期的三姑,日子也比较阔绰,衣食无忧,在家里帮忙弄了一个作坊式的做鞭炮。她颇有几分冷傲,也有点不合群,小时候敏感内向的我,甚至有点怕她。


那时候家族观念还很浓,每一年的年夜饭都是几个叔叔家里轮流吃下来。印象深刻的是,每回吃到三叔家里,都是他们家买的各类菜式最多,但是味道却一般。三姑不擅厨艺,这是大家背后一致的评价,不论是年夜饭还是平常的家庭聚餐,貌似只要人多一点的饭,她就煮不熟蒸不熟。虽然吃着夹生饭,大家也不好在饭桌上明说,照旧谈笑风生、假装津津有味。


三姑生了一个女孩,叫文英,比我小两岁,一个男孩叫宗臣,他们姐弟俩是我的堂弟堂妹。小时候,他们两个孩子真的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在我们看来就是吃好的喝好的,有新玩具,很不少漂亮的新衣服,让我很是羡慕。


不知为什么,那些年头三叔和三姑都格外相信一些无法解释的,近乎于玄幻的力量,她老喜欢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曾经有段时间,家庭聚餐饭后,以三婶为首的大人们聊天的内容必然会包括这么一项——人的姓名笔画,八字、五行、相克相生等等。还会翻出家里解字的书来看。


三姑坚信他们的女儿文英这个名字不太好,会影响一生的运势,她说女孩的名字如果能凑齐24划是最完美的。于是在文英上小学的时候,三姑就将女儿的名字改成了“宗男”,相对来说有点男性化,我们至今都叫不惯,但名字还是这么叫下来了。


三姑又说找高人帮儿子宗臣算过命,算命的说宗臣这个孩子不好养大,为了让他安康长大,她还请了道士到家里来做了一场隆重的法事,说要把宗臣过继一个菩萨或什么神灵,保佑他一辈子平安。


但是好日子的光景并不长,谁都料想不到后面的事。

2


天空飘着毛毛雨,喝完同族人的喜酒之后,三叔骑着摩托车帮忙送客,在返回的路上,途经离家不过几公里外的省道收费站时,被一辆从武汉过来的轿车撞了。伤势特别严重,当即就进了急救室,貌似还做了开颅手术,后续还转去了武汉的大医院救治。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


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记忆中个是阴冷的冬天,年迈的奶奶长吁短叹,每天去三姑家里帮忙料理,晚上还要做饭给文英和宗臣吃,给他们做伴。两个孩子的幸福童年也基本宣告终结,整天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曾经一度听说三叔要成为植物人了,丧失了记忆,不能劳动,终年只能卧床,真是不可思议。


住了半年医院之后,三叔就回家了。开轿车的那个武汉人后来不知道给三叔赔偿了多少钱,三姑严守这个秘密,从来透出来过半点风声,听很多人说,赔偿金额不小,只知道三姑都拿去银行存好了,是为两个孩子未来上学和成家准备的。


我很难追忆起三叔是怎么逐渐康复的,前几年,他行动异常迟缓,基本失忆,不过会不厌其烦的编织一个不存在的人物故事,喜欢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给别人讲他有一个当省长的干爸,对他很好,很显然,这是关于年轻时他当兵的经历和残存的记忆,在脑部受过重伤之后的扭曲的,非现实的产物。


面对这样的状况,三姑总是无能力为,连阻止都显得那么无力而不切实际,但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在上小学都还小,也要照顾三叔,三姑吃力而勉强地撑起这个家,艰难的维持着正常运转。


三姑家盖的楼房也没法继续装修了。一楼贴了大理石,二楼还是水泥地,铝合金的拉门后面就是略显狭隘的水泥楼梯,没有装过扶手等额外的装饰,楼房的外墙还是这么多年还是裸露的黄砖,并没有粉刷,那栋楼房成了那个时代的弃婴。


再后来,两个孩子都基本上初中高中了,这个阶段,三叔在生活上基本可以自理,还会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儿,摘茶叶、去砖厂干活换点零花钱,但像正常的人那样思维和交流是不可能的了。这个期间,三姑也没能像以前一样在家里了,一方面是迫于赚钱的压力,另外应该要是为了逃避三叔?


她去了县城里的各类建筑工地帮人当小工,村里也有大批在城里建筑工地做事情的人,有包工头、大工、打模板的、像三姑这种做小工的应该属于技术含量和等级最低的工种,每天能拿的工钱也应该是最少的。


刚开始三姑是每天骑自行车早出晚归,往返于家与15里路以外的街上,很不容易。后来当摩托车作为主流的交通工具替换了自行车,她开始搭乘其他人的摩托车去工地,也许是不好意思长期烦劳其他人,后来她就索性在街上租了一间房,逐渐添置了煤气灶,可以自己做饭什么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街上,辗转于不同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也省了每天跑来跑去,这也意味着她把家都交给已然是半个废人的三叔了。偶尔休息的时候才回趟家在家住上一两天,收拾下家里,吩咐和安排一些家里的农活儿,顺便带走一些三叔在家里种的米啊,蔬菜啊之类的。



三叔在屋后种的菜


没想到,一场命案却接踵而来。

3.

听人说起,有一段时间开始,三姑经常在傍晚天快黑的时候坐一个男人的摩托车从街上回来,在村口的主干道上下车,然后走一条偏僻的小路回到家里,照例收拾,吩咐,没多久就从家里出门了。重新坐上了那个男人的摩托车回到她租住的房子里去了。


到了2012年秋天,我才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完整版本。


三姑引发了一场命案。亡者是邻村的一个王姓中年男子,50岁左右,有家室和妻儿。


王姓男子是三姑在工地做事情的工友兼同乡,来自她娘家杨柳镇。大概开始这个男人对三姑也比较关照,一来二往,日久生情,两个人就好上了,有的时候甚至在三姑租来的房子里留宿,甚至一两个月都没有回家,人没到钱也没到。


这个男人生病在家的妻子大概是发现了一些端倪,就找来了娘家的兄弟诉苦。年轻气盛的青年人,发誓要替姐姐收拾这个不要脸、简直无法无天的男人。他先是跟踪王姓男子,也似乎警告过他。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男人还是和三姑有在来往,于是在某一天中午,怒火中烧的年轻人带着一群人,冲进了三姑租来的屋子里,当时王姓男子并不在场,他们揪起了三姑的头发,厮打起来了,场面的惨烈程度不得而知,三姑仓皇失措的逃了出来。


事发之后第二天,男人回到了自己的家,面对自己的妻子的血雨腥风般的哭闹指责加威胁,不知道是生气、绝望还是走投无路,先是把家里的电视机、衣柜、碗柜家具什么的全都砸了个稀烂。然后就喝了大半瓶农药,抢救未遂,就这么离开了。


他留下这么一句话,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场面,如果他今天不死,估计我三姑也活不了


王姓男子和他的现任并不是原配夫妻,前妻去世后,经人介绍入赘。大概本来夫妻关系并不好,女人又老仗着家里有人,比较强势,所以酝酿了后面的悲剧。


三姑在痛心、恐惧、绝望到无处可逃时,回了家。很显然,三叔是没办法理解她的惶恐,更没办法分担她的痛苦。她哭着,颤抖着和妈妈交代了这个事情的起始和经过,脸色苍白如纸。妈妈给我转述了三姑当时描述的一个场景——当一帮人破门而入,冲撞进来之前,她刚刚在阳台上晾好他们两个人昨天换洗下来的衣服,男人那几天生病了,三姑在屋子里正在为他煎一罐中药。最后,这罐药被打翻了,流淌了一地,整个二楼都是浓郁得发苦的中药味,很久很久都没有消散。


这事情并没完,王姓男子的妻子家族势力庞大,事发当天就带了很大一伙人冲去了三叔家里,号称要偿命,要抄家灭口。我真无法想象,我那个脑子不好的三叔是如何应对当时那混乱场面的,他有理性和逻辑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吗?他内心有痛苦和仇恨吗?一切都成了一个谜。



王姓男子傍晚送三姑回家的路依在


后来还是村干部出面求情调节,说大家看在三叔的面子上,他现在是个可怜的人,大家不要再为难他,找他麻烦了。不过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以致于我在县城读一中的堂弟,都不敢回家,因为人家抛下狠话“那别让我逮着你儿子,不说偿命的话,也要打得他缺胳膊少腿儿”。


那个时候,三姑已经觉得家里、街上都没有她的容身之处,都不是久呆之地。因为深知后患无穷。于是只身踏上了去东莞绿皮火车,进了安阳鞋厂,那里有不少的熟人和老乡。

4


三姑出事的那一年,我的堂妹高中毕业后,也没能继续念书,像大部分农村女孩的命运一样,经过老乡和熟人带着,找到些门路,去了东莞,没有悬念地进了电子厂,不过好在懂电脑不站流水线而是当了一名文员,后来好几年都和她妈妈在一个工厂做事情,也算相互有个照应。这时候我在想,堂妹幼年的时候强行被三姑改过一个当时断言会前程似锦的名字。真的给她带了来所谓的好运气吗?


我的堂弟在县城的一中念书,本来,堂弟读高中的三年,三姑就打算在街上边做事,边给堂弟陪读,经常给他往学校里做饭送菜。据说高二时这孩子迷恋去网吧玩游戏,三姑只想苦口婆心地希望他安心学习,能考上好一点大学,这是她最后的希望。到最后,她还没有真正来得及陪伴我堂弟走进高考考场,她就仓皇中离开了家乡,另谋生路。


再后来,三姑只是每年腊月的时候,才会从遥远的东莞风尘仆仆的赶回家来过个年(前一两年大概连过年都没有回过),到了正月初几的时候又坐上火车出去了。继续重复她的流水线生涯,和无止境的夜班。


2009年年关,我回到老家,正好有天晚上我在三姑家留宿,冬天凌晨很早醒来,三姑在被窝里和我絮絮叨叨的聊天,那时候的我压根不知道在她身后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对她与王姓男子之间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也丝毫感触不到她内心深处积压过深厚的痛苦与恐惧。


她给我回忆起三叔还没有出车祸之前的日子,我本以为那些日子的记忆是暖的,不至于像出车祸之后那么凄苦和悲凉。可三姑给我讲的却是,鞭炮厂里做事情的一个妙龄女子,长得很好看皮肤也好,老跟在三叔身边,她又不敢说什么。


一个春天的早上,天还蒙蒙亮,这个女孩就到了她家门口不远处的地方,等着三叔骑摩托车带去观音山游玩。三姑前一天晚上就知道这个事情,早上起来也不哭闹,只是梳洗和穿戴齐整,待三叔摩托车开动时,她冷静的说“你今天出去,也带上我一起吧”,丝毫不是商量的语气,后来她们真的三个人一同去了观音山。我也不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无奈还是气度不凡?


后来,越来越少有机会见到我三姑了,聊天的机会也非常少。只知道在2012年的冬月,她请了半个月的假期回到家里,为我堂妹张罗了出嫁事宜,置办的嫁妆不薄。一年之后,她就做了外婆,在鞋厂打工之余,偶尔休息一天,她还抽空给她的外甥女萌萌织了不少各色的小毛衣、小背心。


最近的这些年,三叔话少了很多,偶而我回乡下去,看到我只会记得我的名字,鲜有对话,零星的、片言只语都是在他儿子不争气,大学毕业了连个工作都找不到这类的话,也是满脸的无可奈何,我本来以为三叔是没意识去操心或者体验痛苦的。


对了,此刻,我堂弟的QQ签名是“断剑重铸之日,骑士归来之时”。每每看到这个,我依稀看到20多年我那骑着摩托车在乡间风情电掣、意气风发的三叔。然而,突然这种明亮的光景短暂的停留了几秒钟,眼前却是无尽的黑暗。

今年5月份的时候,三姑赖以生存的那家东莞鞋厂倒闭了,三姑领取了点赔偿金离开了。听说她现在在江西的某个地方帮人生火做饭,也好像是我堂弟和他表哥一起在那边做什么生意。




最近一次知道她的消息,在QQ空间里潜水时发现我堂弟发过的一条说说,那天是她妈妈的生日,几个人聚在一起吃生日蛋糕,三姑头上带着寿星的纸制皇冠,脸庞清瘦,笑容平静,看不出悲愁。




合素

毕业于心理学系,现在阿里巴巴从事互联网用户研究,这是个能让我永保好奇心和洞察力的工作,坚持提问 ,钻研好学。嗜好是读书写字,独立电影,摇滚民谣,咖啡控,总之,对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没有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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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4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马拉维和它的中国商人 | 破茧017 

 2015-12-11 刘文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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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七篇发表文章,非洲创业的刘文的第三篇非洲故事的文章,这次他写了世界上GDP倒数第一的国家马拉维,以及在那做生意的中国商人。



文 | 刘文


在马拉维的乡镇开店的老王

我们卖手机的方式就是把手机批发给开商店的商家,从首都到乡镇,从中国人到印巴人,再到当地人。张有文和王旭峰跑遍了全马拉维大大小小的镇子。下面就说说在一个乡镇见到的老王的故事。


老王在离利隆圭有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开店,这个镇上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在三年前关掉了在泉州的小餐馆,来到了非洲。福建人做生意的方式很简单,往往是一个村里先有一个人到非洲,然后再带来亲戚或者是同村人,先来者占得优势,会开多个商店,同时海运发货柜,货物主要是国内的鞋子和衣服,一手的廉价货和二手衣服。福建人扎堆做生意的方式有好处,人多了相互照应,互通有无。一个货柜发过来,亲戚朋友一分,货就分完了。他们不懂外语,教育水平较低,没有市场调研,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垄断马拉维的市场。


首都利隆圭中国人开的店够多了,吴老板就沿利隆圭周边的镇子走,碰到了这个人比较集中,又没有中国人开店的地方,就落了脚。



利隆圭的郊区


老王租住在一个当地人的房子里,盘下一个沿街店面,就开始做生意,三年下来,店子从一个开到最多里七个,2014年总统大选局势不太稳定,店子又变成了两个,一个卖衣服鞋子床上用品,另外一个代理中国来的摩托车。摩托车在东非的国家比较盛行,在马拉维刚刚开始,买得起摩托车的当地人在少数,这个市场有潜力。


以前马拉维人不穿鞋子,现在他们穿中国人制造的水晶鞋。水晶鞋并不是灰姑娘的,它是由聚乙烯混合各种颜色的颜料,在机器中一次成形,颜色花花绿绿并且是透明的,所以叫作水晶鞋。


以前马拉维人不用雨伞,中国人运来雨伞,以前,一把伞卖80多元人民币,净利就50多元,现在竞争也激烈了,一把伞赚不到10元钱。吴老板说。


老王不懂英语,他讲他的语言完全是跟店员一句一句学来了,三年下来,也能跟当地人交流了,听他跟店员谈话,实际上语言是当地的奇奇瓦语夹杂了英语,不过吴老板自己也分辨不清他到底讲的是什么话,能跟人交流就是了。


信任问题也是老王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每一个黑人都会偷。”吴老板说,“只是偷多偷少的问题。”吴老板指着他现在的一个店员,跟我说:“这个女孩本来特别好,给我做了五年了,以前从来不偷,但是现在结婚了,我估计是受她老公的影响,最近也偷了我几十万克瓦查。”


找不到合适的店员就只有关店。吴老板很无奈。


为什么不找自己的孩子来做?吴老板直言自己的儿子没有教育好。


老王来非洲后,儿子留在国内成了留守儿童,成天去网吧没有人管,初中毕业后只能来到马拉维,他受不了乡镇的苦燥生活,就跑到在城里开工厂的中国人那里打工,老王的儿子喜欢打桌球,老王说他在利隆圭能打到第二名,其实他并不是正规比赛,都带有赌球的性质。这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能接受父辈在非洲只要赚钱没有娱乐的生活方式


前几个月老王得了胰腺炎,回国治疗,留了200万克瓦查给儿子,告诉他雨季的时候要进一些薄膜,这个销量会好。老王回国后,没曾想到,儿子把店铺关掉,去利隆圭去赌桌球,一下子输掉了所有的钱,连老王的车也被抵押了,老王治好病回马拉维,一无所有了。


儿子实在管不了,老王说他不仅不挣钱,还花自己的血汗钱,他只好把儿子送回国了。

今年钱不好赚,老王说,前年旺季时一个月能赚7万人民币,淡季时也有2万,但是现在,不仅没有生意,税务还查得紧。前些日子被强行关店关了6天,最后塞了钱才又开了。

开工厂的王峰和他的翻译----本法

贸易的利润越来越低,一些商人开始把工厂搬到马拉维。平老板是河北人,他在马拉维当地建造了第一个床垫厂,平老板的厂房是之前从一个台湾人那里租来的,三亩地一年的租金不过1000美金。



王峰工厂的缝纫生产线


工厂从国内运来废旧布料,经过简单加工成为床垫,目前他有二百多个工人,床垫占了当地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王峰大学毕业后,成了平老板的女婿,王峰就来管理工厂。

马拉维的人工非常便宜,一个工人工资是二万克瓦查,合300多人民币。工厂每周都会有工人被解雇,是因为偷盗或者违反其它规章制度。要招新工人时,王峰就会打开工厂大门,面对工人企盼的眼神,王峰扫过人群,照他的话,就是看着比较顺眼的,“你,你,还有你,过来面试。”


同王峰是在当地一个中国人开的贵族餐馆吃饭,王峰说他不能喝多了,因为他一喝多酒,疟疾就会犯。每次疟疾都会忽冷忽热,发烧头晕,要打掉一整瓶奎宁。


疟疾的英文名字是malaria(马拉利),这个单词就是由Malawi(马拉维)而来,由此可见马拉维是疟疾多发的一个国家,用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了一种疾病。


王峰说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员工管理。当地人缺少工作培训,三年前的一次火灾把他第一个工厂烧毁了,现在他加强管理,刚刚引进了一套面部识别考勤系统。


在谈到为什么不用指纹识别系统时,王峰说到,因为当地人的手灰尘比较多,识别不准确,所以才引进了这套新的系统,但是新的系统也存在问题,黑人因为肤色较深,很多人在开始录入系统时就不成功,看来这些系统也需要为非洲人定制了。


建工厂投资要比开个门店大的多,同时收益也慢,平老板是长期投资,他不懂英语,就请了一个翻译,翻译是马拉维人,叫本法。


本法是法号,他三十多岁,同当地有钱人一样,长得非常胖。他经常同平老板出入各种饭局,吃喝比当地人高很多倍,当地人每天的主食仅仅是西玛(一种玉米粉磨制的食物,是大多数非洲人的主食),但是,只要本法想吃,就能吃到肉,平老板给他一个月三千多人民币的薪水,这个数字是当地人薪水的10倍多。平老板还给本法在利隆圭盖了房子,本法特别满足,他说:这都是他的福报。


本法之前在马拉维的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工作,他在中心长大。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孩子们


在本法长大的阿弥陀佛关怀中心,见证了中国文化在马拉维的传播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是由台湾的佛学家星云大师的弟子慧能创立,在非洲有十几所,像纳米比亚,南非等国家都有。关怀中心收养当地的孤儿,孤儿在这里长大,除学习小学初高中的基本知识外,还学习佛学。


从马拉维的第二大城市布兰太尔出发往东北,走三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再走二十多公里的土路,在山间会看到一个比较雄伟的建筑,大门很大,有中国古寺庙的风格,进入大门的建筑上面书写:大雄宝殿,宝殿供奉着释伽牟尼,一些和尚在做着法事。这也许是马拉维唯一一座佛教建筑。


再进入宝殿的左侧门,是一个很大的礼堂,一些十七八岁的学生正在练习中国武术,礼堂中一个学生把刀舞得虎虎生风,身子随着大刀身影腾挪,另外一边一个在耍鞭子,清脆的鞭子声在礼堂里回荡。慧能大师会带领习武的学生在全球进行表演,也能够募集部分资金用于关怀中心的发展。


中心的大当家是台湾人,300多个孤儿在这里成长,管理大大小小的孩子,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晚上六点钟饭后,铃声响起,遵从寺庙的做法,学生们要去殿堂诵经做功课。孩子小到三岁,大到十八岁,全部在大雄宝殿集合,站成一排一排,服装各式各样,并不是佛家的僧服,有的孩子太小就坐在地上,生病的孩子也坐着。大殿显得拥挤,大一些的学生在队列间巡视,几个僧人在前面做引导,孩子们时而颂经,时而跪拜。


走进一间教室,一些汉语好的学生被选拔出来,他们正在朗诵汪国真的诗词。朗诵非常非常有感情,字正腔圆。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


这些黑人孩子朗诵中文诗句,没有一点点“老外腔”。他们要去参加全球举办的“汉语桥”比赛。这里的老师是大陆来的,他们在晚上的时间也加班教学生参加比赛。



马拉维的孩子


利隆圭的一些学校,包括关怀中心,以前都是由台湾派驻汉语老师,跟大陆建交后,汉办(中国汉语推广办公室)每年都会派汉语老师。关怀中心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中文,汉语水平很好,甚至好过英语,今年的汉语桥比赛,关怀中心的学生已经进入了全球的前五名。

马拉维前总统的儿媳----马慕容

马拉维纵穿全国的只有一条道路,往北到姆祖祖,往南到布兰太尔,路上遍布警察和关卡。警察半路查车,查驾照,查保险,查是否带了灭火器,查完之后没有任何问题,他也会问一句:where is my Coca Cola?他的意思是,他要买可乐的钱。与对待白人不同,警察更喜欢拦中国人,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很多中国人不懂外语,他们被警察拦下来后,往往给点小费就打发过去,这也促成了马拉维警察的这种习惯。


在马拉维,不仅警察要钱,人人都可以问你要钱,过海关时工作人要钱,园丁要钱,街上的乞丐要钱,年青人要你手里抽了半截的香烟,孩子要你咬了一半的水果。直到后来,我对一切无视,当警察问我要钱买水喝时,我会给他我喝过的半瓶水。


马拉维的总统皮特在最近的发言中讲到,马拉维人太懒。也许是马拉维的自然条件太好,也许是外国的援助太多。


马拉维每年都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几亿美金的援助,但是2013年爆发了现金门丑闻,几亿美元的援助现金被政府内阁贪污,2014开始,国际切断了很大部分现金援助,马拉维经济陷入倒退。


在马拉维USAID组织工作的琳娜来自英国,她已经在马拉维工作了十多年,在谈及马拉维的发展问题时,她直言,十多年来,马拉维没有任何改变,拿近三年来讲,2013年马拉维GDP全球倒数第三,经过了两年,现在变成了全球倒数第一。腐败问题是马拉维的最大根源


2014年,马拉维举行了总统选举。同很多非洲一样,马拉维沿用了英国的民主体制,但是并不健全。这次总统选举也带来一些动荡。马拉维的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后,结果并没有公布,原因是执政党PP党控告在野党DPP党选票造假,预先在选箱里放置了假的选票,导致一些选区最后统计的选票比有选举资格的选民还要多。因为是英联邦国家,英国也派出了核查人员对选举结果的公正性进行核查,最后结果公布了,DPP击败了之前的执政党PP党。前总统班达下台了,皮特成为新的总统。他是上上任总统的亲弟弟。


我第一次见到马慕容是在上海浦东机场。马慕容带着她的女儿回马拉维,女儿只有四岁,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聊天得知马慕容在华东理工大学学习,毕业后又留在中国,已经在上海待了十多年。我们保持了联系。


选举结束后,我要去马拉维,给马慕容发信息问她是否回去,她回我了一个图片,图片是刚刚被击败的前总统班达和她全家的合影,马慕容也在其中,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班达的儿媳妇。她告诉我,这个非常时期,她回马拉维不太方便。


再次见到马慕容,是在华东理工大学留学生院前的一个咖啡馆里,马慕容正在准备硕士论文,一年前她刚刚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之后她来到华东理工大学继续研读法律硕士。一见面她就讲压力很大,虽然她的口语很流利,但这个硕士从一开始就很坎坷,曾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告诉她,她是一定通过不这门考试的,好不容易修够了学分,面临写一篇毕业论文,这是更困难的事情。


马慕容说,她读完这个硕士后再也不读了,太痛苦,虽然不舍得离开中国,但是她还需要回非洲跟家庭在一起,丈夫想再要一个孩子。


她认为自己可以用对中国的了解和专业水平,办一个律师事务所,专门帮中国在非洲的公司解决法律问题。


我问了马慕容一个敏感问题,关于她婆婆班达在位时的“现金门”丑闻,这笔钱到底去哪里了?


马慕容说,目前这些正在走法律的程序,因此不好说。


马慕容的父母还生活在马拉维。父亲是外交官,退休前带马慕容跑过很多国家,因为跟前总统的关系,马慕容说他爸爸每天出门都要带枪。


听马慕容聊马拉维的政治,如同一个村妇跟朋友报怨邻居。政治好象不是关注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关注一千多万人口的死生,政治如同家长里短。


马拉维,在这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它意味着什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马拉维湖—--马拉维人的家园和外国人的旅游天堂

傍晚,落日照在静谧的马拉维湖面上,升起一团一团的灰色的云团,那是蚊子的幼虫,他们在湖面蠕动,形成如云朵的团状物。湖边的渔民驾着船,船头两盏明灯,他们开始捕鱼了,团状物随着船头的光线移动,引来湖面上的小鱼,船儿前行,小鱼也进入了渔民的网中。早晨,一艘艘船儿归来,渔仓里满满的湖鱼,船儿缓慢靠岸。



马拉维湖的渔民 王旭峰摄


伴随着升起的朝阳和归来的渔船,女人们走在沙滩上,她们头顶一个大盆,里面装满了碗和碟子,或者是衣服,她们去湖边洗刷,岸边的沙子很细腻,有些是透明的,还有五颜六色的石子,女人们用沙子洗刷饭盆外面的灰垢。孩子们在沙滩上追逐,欢迎捕鱼归来的大人们。


捕来的鱼儿放在木头架子晾晒,一片片银白色的鱼干在沙滩上漫延,景色很是壮观,晒干后,带到集市上售卖。BBC在一个记录片中说,马拉维湖提供了南部非洲国家三分之一的蛋白质供给。


马拉维还盛产一种特色鱼,叫作马拉维慈鲷,这种淡水鱼五彩班斓,非常漂亮。商人们对它进行人工繁殖,如今,马拉维慈鲷不仅生活在马拉维湖,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水族箱的游弋,是非常普遍的观赏鱼。面对水族箱里的鱼,你可能不知道,或多或少的,你与这个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最穷的国家,正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沿马拉维湖有很多沙滩,今年,我又去了Kenda 沙滩,这里地处马拉维湖的北部,是少开发的一片。一年前,这里只有一个白人开的宾馆,还有一个美国人,带着一个韩国人教潜水。现在,他们还在,仍然只有他们在。



马拉维湖和湖边的渔村 孙家宽摄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对这片沙滩情有独钟,一个瑞典的白人旅行团,坐着长途旅游巴士来这里旅行,我们在沙滩上喝着嘉士伯,女孩告诉我她们的巴士从肯尼亚的马塞马拉大草原开始,一路往南,经过马拉维湖,最后一站是南非,她将度过40天的假期,游历非洲。大巴上他们放置各种食物,还带着一个当地人,他们从沙滩上的马拉维湖渔民那里买来湖鱼,每条有30多斤,当地人给他们烤鱼。我仍然记得我们同白人打沙滩排球,也仍然记着那对沙滩上的假肢。一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白天,他在湖水里游泳,假肢放到沙滩,太阳光照到上面,很刺眼;晚上,他同一群人畅饮啤酒,穿上假肢,跳到吧台上跳舞。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跳上吧台,一个女孩脱掉了上衣,人群开始起哄,更多的人也脱掉了衣服。


我们同一群当地人跳舞,一个马拉维女孩告诉我,她是姆祖祖的护士,去上海在第二军医大学学习过两年,她特别爱上海,现在在姆祖祖的军队工作。回来已经一年了,她忘记了大部分中文,很遗憾。


另外一个女孩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她保留着跟一个中国人的合影。我认出那个中国人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马拉维待过两年,现在已经离开了马拉维。


朋友拿出手机,放出黄家驹的音乐《Amani》。Beyond乐队的黄家驹在游历非洲后,写下了这首歌,他把非洲语言写在其中。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 We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 We


这个黑人女孩告诉我, 这是东非的斯瓦希里语,Amani是和平的意思,Nakupenda是我爱你。


《Amani》的旋律回荡在夜晚的马拉维湖上空,我们齐声高唱,随旋律舞蹈。


世界真小。哪怕在世界的一个角落,也总能够碰到熟悉的东西。


(完)




刘文

应用数学学士,计算数学硕士; 曾在总参谋部军队高校任教;曾经自办GRE英语培训班;在阿里巴巴1号店等电商的职场打拼过;现在创立Big Five,在非洲多个国家拓展业务,成为一个创业者。喜欢科幻,加入破茧计划从非虚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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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1:4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赌场一夜 | 破茧018 

2015-12-17 邵东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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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八篇发表文章,作者是邵东,她去澳门原本只是想看场演唱会,进赌城原本只是想打发时间,没想到一赌不可收拾......当她深夜踏出赌场时,遇到了一个陌生的中年女子以及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他们讲述了他们在赌城的故事及所见。




文 | 邵东

昨晚八点左右,在澳门赌场认识的萍姐发来微信问我:“有没有到北京?”

  

“我已经上了两天班,前一天晚上睡了12个小时。”我说。

  

“我也到家了,好累,也想早点睡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条:“还是你好,快乐。”

  

我怔了怔。这是丢了十万块的萍姐

  

现在回想起上周六在澳门的一夜,我仍然有点恍惚。那天上午我还在香港做一名正常的游客,早上在旺角退衣服,中午去奥运站的添好运茶餐厅吃肠粉和虾饺。去澳门本不在计划之列,好朋友筱雅知道我要去香港玩,她最爱的花花华晨宇正好在澳门威尼斯人有一场演出,于是她送了我附有往返香港澳门船票的一张演唱会门票。就这样,我登上了去澳门的船。


到了澳门氹仔码头,发现根本用不到准备好的攻略,威尼斯人的免费穿梭巴士非常显眼地停在码头闸口对面。而且只要默默上车就可以了,不会有人问你是谁,也没有什么查票,巴士一坐满,就载着一车彼此陌生的人向威尼斯人开去。

  

等车停下来,所有人一进去,都自然地放慢了脚步,纷纷拿出手机或相机。所有的,所有眼睛能看见的地方都是一片金色,长长的走廊和走廊顶上金碧辉煌的壁画连成一整个金色的长河。道路宽阔、门廊高大,似乎永没有尽头,还没怎么着,我已经有了一种醉生梦死的错觉。

  

辗转几次才找到演唱会换票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坚持一定要有付款人的信用卡及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我取票的授权书。我一下子有点慌了,在澳门我的两部手机都没有移动网络,也不知道筱雅那一刻是不是在外出,别没等弄完演唱会就开始了!我问清楚上网、打印等细节就赶紧狂奔。那一刻因为慌张我竟然忽略了,威尼斯人的地图竟然比我拿到的香港地图还要大。等我按照地图穿越大堂、娱乐场,在西翼套房、西翼大堂、南翼套房、南翼大堂的标牌中迷失方向时,我突然见到了大运河街。

  

在室内的二楼,居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河,河里有客船可以载客,头顶上蓝天白云。细看之下,才发觉河流是人工的,会动的蓝天白云则是一张巨大绵延的屏幕。旁边的高墙也适时地建成假的楼房和阳台。视觉上那么刚好,高楼、阳台、蓝天、白云,全都刚刚好,放佛真的置身于艳阳天里的威尼斯。两边河岸上是鳞次栉比的店铺,Prada、Gucci等等应有尽有。明明已经是晚上,却仍是一派白昼明媚的景象,真正的时间消失了,空气里流动的好像都是物欲,我像某些电影的主人公一样,掉进了一场巨大的幻觉!

  



我还是找到了皇雀餐厅。这个餐厅,对面是商务部可以打印;右转就是举行这次演唱会的金光综艺馆的前台和入口,穿过去就是娱乐场,对面上楼是大运河街。餐厅门口有五个座椅,供游人休憩。最妙的是,坐在这里,就可以免费用餐厅的WiFi。一切都很有秩序、整洁、优雅。而接下来的一晚,这里却像一个寂静的阿修罗场,发生了很多场无声的战斗。

  

跑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要解决拿票的问题,一旦解决也有些疲惫。确认离演唱会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我踏进了娱乐场。工作人员一再确认我是否满21周岁,因为这也是亚洲最著名的赌场之一。我问门口的一位女保安:我从来没进过赌场,进去之后的步骤是什么啊?她用一口不太流利的国语回答我说:如果你是人民币或者澳币呢,你就去喇边喇个出纳处换筹码;如果你是港币呢,你就可以直接坐在喇边下了。你可以跟别人一起下,也可以自己下,看你自己咯。




我去出纳处拿着500港币换来的5个筹码入场了,转了一圈,我挑了一个只有发牌人坐着的空桌子坐下。这次是个和蔼的大姐,指着边上显示着$1000的显示器对我说:“这一桌一注最少也要1000啊,在喇个后面很多人玩百家乐,你去喇边吧。”

 

我终于搞清了一点状况,坐到了一注可以是港币100元的赌桌前。桌子像一个椭圆形的吧台,桌面写着“速战百家乐”的字样,桌旁供客人坐的是圆的高脚凳,一桌大约有三十个座位,座位都挨得非常近。每个座位前都有一排供客人下注的地方,分别写着 “庄、闲、和、庄对子、闲对子”。每一局开牌后,会有透明塑料挡板从客人的手臂处伸出来,阻挡客人继续下注或者改变下注。牌开完了,整个桌子会根据牌局结果发动机关,输了的字样下的方块会抽开,筹码掉下去就是输掉了;赢了的,筹码会继续摆在桌子上。然后工作人员会过来赔相应的筹码,赔完之后,挡板收起,就可以拿回赢来的筹码了。

  

每一局都是这样的重复。

  

工作人员站在椭圆内,开牌人一个,桌面工作人员两个,分别负责两个半圆的桌面。两头和中间都有电视屏幕,播放胜负和开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才算赢,什么才算输。只是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下注字样旁边的灯,因为没下几局我就发现,只要灯亮,就代表赢钱了。

  



坐下来的时候就想清楚了几件事:第一,我只有500块钱可以输,输完了我就走。第二,我只有一个小时可以玩,到点我就要去弄点吃的以及看演唱会。第三,我必须保管好我的行李,也绝对不要和赌场里的任何人说话。此外,还有第四件有点天真的想法:第一次来赌场一定会让我赢的,我要相信大数据的故事

  

只有5个筹码,运气背一点的话,五把就输完了。我偷学了坐我隔壁那位先生的下注方法,把100块的筹码换成四个25块的筹码,然后赌对子,这样可以延长输光的时间,是的,我就是要尽量延长输光的时间。很快我就输的只有125块了,但是到125块之后,离奇地,或者说,果然地,我开始一路赢。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我和自己说,不要贪心,赢到2000就可以收了,开开心心去看演唱会。就这么眼看着赢的钱慢慢到了1975块,只差25块就到目标了!然后,突然就,一路开始输…… 输到只赢1000块的时候,我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想着可不能辜负筱雅的好意,去看演唱会吧!

  

走出赌场我专程跑到皇雀餐厅门口连上WiFi,和筱雅及好朋友们汇报了情况。突然赢得了一千块,大家都觉得太好了,太棒了!那份惊喜让我讶异而清醒:是啊!已经很好了!其实走出赌场的前一秒,我居然还不太甘心,觉得明明2000块也很容易呢!为什么不继续!看着好朋友们在微信里欢呼雀跃,我赶紧骂醒自己:你还不知足!你看!明明已经很好了!刚才的1975根本就不属于你!

  

可那一刻,那第四个天真的想法也似乎得到了确认:果然,对于第一次来赌场的我,赌场是会让我赢的!我突然出现一个念头:“这钱本来就是我的!”这是赌场给每个第一次来的人准备的红包,就像嘀嘀打车的专车红包一样,勾引我的欲望,刺激我的消费。它可能本来就来自于我,它和我的相遇其实也是一场久别重逢!

  

给我的红包只有一千块吗?我带着这个怀疑去看了演唱会。



  


一进演唱会大厅,突然觉得我好渴,好渴。整个赌钱过程中自己的精神紧绷,输了钱之后的惴惴不安,赢钱之后的莫名兴奋,一直压抑着绝对不开口说话、不搭理陌生人的心情,让我好渴,好渴。我去买了一杯矿泉水,只是一杯,要25元港币,我也欣然接受了。

  

坐定后,周围不再是赌场里的纷杂面孔,都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脸上都是等着看明星偶像的兴奋喜悦,我也渐渐恢复到一种看演唱会的状态。为喜欢的齐秦、许茹芸大叫,跟唱,拍照,感叹。华晨宇出来的时候,气氛骤变,尖叫声最多,我也很自然地大声尖叫,连着筱雅那一份!!而他一唱完,我就好像完成任务了,脑袋不受控制地一直在想赌场里的事情。太容易了!这钱来的太容易了!照这个节奏,要是赌一夜……一千……五千……一万……两万……我那一刻竟然觉得那是有可能的!好吧,就算两万不可能!五千也是可能的!五千不可能,两千至少是可能的!不行,我现在就要去赌场,再拿500去博一下!我要去赌场!我要去!!!



我简直是煎熬着等最后的林志颖唱完,第一时间又去了赌场。

  

这一次,我轻车熟路就换了筹码,坐定桌前。只是这次的工作人员却非常不耐烦,最后投注后有客人伸手被骂,换筹码太频繁被骂,提前下筹码到桌子上被骂,提前收筹码被骂,喊她来换筹码要被骂,不喊她放那她没看到又要骂。

  

也开始有人找我搭话,坐我旁边的一位女士,对自己的注漫不经心,对我的下注倒是非常关心。每次我刚要下,她就在边上提前预测,说对了就非常得意:“你看,我厉害吧?”我没理她,继续下自己的,我下了“和”。她赶紧阻止:“不要下和啦,下对子,对子赔率高啊,而且和那么难出”。我还在坚持不和陌生人说话的,碍于是一位女士,我就按她的意思调了一下,但仍旧没有开口。开牌,“和”旁边的灯亮了,意味着我刚才要是没听她的可以赢8倍。她没看见,还在眉飞色舞指手画脚。我终于忍不住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和赢了。”她一看,立刻道歉:“哎呀,不好意思,这下挡人财路了,真对不起啊。”我回过头继续看自己的筹码和桌面,说:“没关系呀,都是来玩而已。”她就悻悻地离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这些事,这次的500块很快就输完了。我有些懊恼,决定再追加了200,打破了进赌场前给自己定的额度。看了看表,心想就这两百了,等到11点半就走,订好的黑沙青旅12点关门,我得有时间回去才行。

  

碰巧这个桌子也撤桌了,我换了一桌。这一桌的工作人员就比较和善,说话也很轻柔。我收拾了一下心情继续,居然很快就收回700了。这时,要翻台了,翻成最低200元一注,风险高了一倍,我竟然,也打算试试。新桌开始了,一切从头计数,我开始心记这一桌的开牌。十几局后,这一桌的人都有点疯狂了。这一桌太顺了!几乎开五次闲之后就开庄,然后会再连开五次庄,很有规律。我眼看着桌上已经有人赢了快一万了,还好我能自控,不眼红,即使这么顺我也不多下,每次就只下一注。就这样,我慢慢博到了2050,实现了我之前想赢到2000的想法!

  

眼看快到11点半了,我拿出250元,对自己说:输掉,我赢来的钱还剩1800,赢了,这一次我就会赢到2500,无论如何,最后一搏!

  



开牌,我押的三个字下的小方块都抽开了,筹码掉了进去。

  

我整理了衣服,把一直放在脚边的背包(其中一个带子缠在腿上)拎起来,向出纳处走去。加上之前赢来的1000,我一共赢了2800元。

  

我又朝皇雀餐厅走去,这时已是深夜,人少了很多。我又饿又渴,坐到椅子上就立刻蔫了。勉强拿起手机和朋友们说我又赢了,朋友们惊呼“赌神!赌神!”我也顾不上解释,默默拿出早上从香港摩星岭打包好的吐司片吃了起来。看到有妈妈的未接电话,虽然是国际长途,想到自己已经赢了2800,毫不犹豫地给她回了电话。她听到我在赌场,对我再放心也还是抑制不住慌张:小祖宗哎,赢了点你就赶紧回去吧,千万千万不要再回赌场啊!“知道啦,知道啦!”我挂完电话,开始想接下来的行程。

  

其实那时候,我应该立刻出门打车去码头,赶最后一班船回香港,或者立刻打车去黑沙青年旅馆死乞白赖地让门卫放我进去。但是我太累了,只想坐在那里,静一静,歇一歇。等缓过来,已经凌晨一点了,只能重新找酒店了。威尼斯人我是绝对不考虑了,且不说贵,光是有再进赌场的可能,就让我害怕。查完了所有能查到的澳门旅馆,除了一家有2400的套房外,其它竟然全部客满!就连威尼斯人,也客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黑沙青旅打电话,看门人一顿骂:你晚来是你的事情!我们这里超过晚上9点就不办公了!超过12点更是门也不会开!我被他骂得泄了气,在椅子上瘫着。

  

要把赢来的钱花出去住一晚高级套房吗?不要!这些钱本来就是我的!是很辛苦地和自己战斗挣回来的!绝对不要在这里花掉!这样一个大赌城!这样一个制造幻觉的地方!为的就是给我诱惑让我在赌场里输钱!如此偏远,如此隔绝,即使我赢了钱走出赌场也让我在这里消费掉!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我绝对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缓过来之后我看了看四周,有位年纪大一些的女士睡在我左手边,右手边也坐着两个年轻的女孩。看样子她们似乎就打算这样过夜了。对啊,就在这里过夜又怎么样呢?!这里有WiFi,有非卫生间,温暖明亮,而且这里到处都是保安,比起现在一个人出赌场去大街上找旅店,显然是这里更安全!平常周六我也常常一个人在家看无限挑战看到天亮,现在手机里还缓存了十几集的无限挑战呢!只要撑到5点,我就可以出去坐船回香港或者去市区逛大三巴了。好的,就这样决定了!

  

我唯一的担心的是:这一夜我能忍住不再进赌场吗?

 


 

我正要开始看无限挑战,那位年纪稍大的女士醒过来了,和我说话。

  

“我上个月在这里输掉了五万,今晚又输掉了三万,我已经快在这里输掉十万了。我现在身上只剩200块不到。”她直愣愣就说出这些话,对我毫不设防。

我惊呆了。本来我是这样猜测她的:一个澳门本地人,外地来了客人她来作陪。现在客人们在赌场里玩得开心,她又不想玩,回去也不太好,所以在这里边休息边等他们。

可没想到她一开口竟是这样的话。我还在惊讶,她接着说:“我只是想把输的钱赢回来,就不再回来了。” “真的能控制自己把输的钱赢回来就走的人,绝对不会让自己输到这么多。在赢1000的时候就停手了,所以也不可能赢到那么多,因为她早就会停了。”我也直愣愣地回她这么一句,偷偷的表扬了一下自己,也破了绝对不和陌生人说话的规矩。

  

“我觉得我躺在这里,很落魄。”她说。那一刻,我突然想让她不要为了十万块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下意识地调整了坐姿,转向她,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聊天。

  

我从听来的大数据故事说起,告诉她最顶端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都在赌场工作,赌场里布满了无尽的摄像头、录音器、传感器。高级赌场的客人一进门,赌场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第一次来,是什么来历、个性,能输多少钱,给赢多少会上钩。我说的信誓旦旦。

我倾尽我所有的知识,告诉她我所知道的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么发展的、什么是黄金储备;什么叫政治,政治是如何出现的,什么是地缘政治。又告诉她我眼中的宗教,我对信仰的看法和态度。我告诉她我认为什么是爱,为什么我觉得人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有哪些情况我认为虽然自己做出了付出,但可能不能称之为爱。我和她说我的旅行,我在不同的地方见到的,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我说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地说着,在这个过程里自己也渐渐清醒。我原本想告诉她,把输的钱赢回来是不可能的,可事实似乎是我自己得到解救——你可千万不能再回去赌一把了。我借着她的困境给自己梳理了很多层面的褴褛,让它们进一步贴合我,进入我,真正变成我的一部分

  

她一度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问我多大年纪了,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甚至中间噗嗤一笑问我:“你不是澳门政府派来劝说赌客的吧?有时候我都赢了点,就是没控制住,结果又输了,下一次就想再来。”

  

“那你没想过,下一次再来,其实是重复上一次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更大吗?你什么都没变化,性格没变,想法没变,赌场也没变,为什么你觉得下一次的结果会改变而不是继续重复呢?而且你每次再进去的时候,都带着要把之前输的赢回来的巨大压力,这件事只可能越做越差,你不如就忘掉这一切,十万块顶多不过就是工作三年的事。”

  

她也怔住了。

  

我顺着自己的心意,向这位女士介绍了我所认识的世界。带着一些夸夸其谈,一些煞有介事,一些自鸣得意,也带着一颗真心。我自己得到了一种释放,却也没有觉得她做错了事,我想告诉她一些可能她之前并不太了解的事情,也期待着她听完之后会有一些改变。

  

我想她也感受到了我的真心和天真,也打开了话匣,和我说她在赌场里见到的事:借钱的人怎么出门就被打死,来你边上故意帮你的人和别人暗中勾结,赌桌的工作人员到了一定时间点就性情大变,不同国家来这里做小姐的人怎么生存。我不断地睁大眼睛,完全不敢想这些事就真实地发生再这里,尤其是联想到自己刚才在赌场的经历,不禁后背一凉。

她还和我说起了女儿:“和你差不多大,不过你可比她懂事多了,她就知道到处去玩。”


已经三点多了,突然有一位男士过来插我们的话。“你那样是赢不了的,心态一定要好。” 他对着那位女士说道。这之前,他在我们右前方那里站着有一会儿了。“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听你们说话,我也想说一说我的经历啊。” 原来他十年前就来澳门赌钱了,拿着当时自己做生意赚来的一百多万。“几个晚上就输光了,和你一样,一开始也是赢了不少,后来就一直输,越着急就越输。”输完之后,他紧急找了几位战友,凑了几十万给他。之后就拿着这个钱躲在澳门,不敢回去,只和他妻子说在这里做生意,自此开始了职业赌徒的生涯。



  

“我那时候吃的苦,一般人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他告诉我们,一百万输完之后,借的几十万,他抱了必须赢回来的信念,泡在赌场,到处看、总结、学。晚上就睡在赌场的卫生间里,用马桶里的冲水洗脚。“我是军人出身,我受得了那个苦。我们在部队里知道的,马桶冲下来的那个水是干净的,没有细菌的,那个是可以洗脚的。”除了住在卫生间,在澳门赌博还有很多事情要解决,比如,港澳通行证只能在澳门逗留七天。“所以要飞的,在澳门赌没有不飞的。”他说的是七天之内可以飞一趟国外再飞回来,就可以再多逗留七天。“最方便就是飞越南,有一趟是可以当天来回的。你看到那些在赌场里当小姐的,她们也要飞的,不飞不行。”他朝路过的穿着惹火的小姐们笑了笑。

  

想要赢,就要心态好的。像我现在每天赢到四五千,就出去逛街买东西,让头脑冷静冷静,逛完回来再下,而且每天三把,绝对不多打。赢多少也走,输也定个数的,今天运气不好怎么办呢,输就输掉了,不要想着我上次输这次就要赢,没有这个事情的,要重新再来的。”

  

“想要赢,懒也是不行的。像我才开始的时候啊,那一个晚上跑的腿都断的了。脚上全是水泡的,我现在脱掉鞋子,脚上也全是老茧,都是那时候走的。赖在一个桌子上,肯定不行的,会输完的。开始的时候没有本钱就要这样一点点一点点赢的,勤跑,心态好才行的。”


“如果有一天赢太多,也不要太贪的,要赶快花掉。像我昨晚赢四万啊,我就干了几件事情,出去买了这条皮带,这个衬衫,这个包。”他指了指腰上的爱马仕皮带。

  

“哎呀,澳门这个地方,内地富豪来这里赌的,到现在回不去的太多了。身无分文,回去也全是债,就只能躲在这里了,除非有一天被抓回去。我见到的太多了,现在我每次出关都帮他们带东西进来。吃的啊,穿的啊,用的啊,我就和他们说,我也不给你新买,就我自己的衬衫也都是几千几千块钱买的,我不穿了,就从家里带过来给你们,好吧?他们都说好啊好啊。”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我老婆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职业是干这个,我一直跟她讲我在澳门做生意,实际上生意早都没有了,我就靠赌钱赚钱。前年我也在珠江都买了房子了,现在也都衣食无忧了,每个月就来待几天,赚到钱就走。”

  

我心里默默想,有这样的付出和毅力,其实您做别的也可以挣到这么多钱,兴许更多啊。他却和我们摆摆手,走了。

  

我和女士陷入一阵沉默。

  

女士从口袋里摸出来一个梅干糖,递给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啊,说这么多,口渴了吧,你吃吃这个。”我摇摇头:“我真的好渴,所以我不想吃糖,吃完会更渴的。” 女士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不会的呀,不会的。不过你是对的,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是对的。”我突然有点窘迫,从女士手中接过糖,“不是这个意思。” 我慢慢地把糖吃完,可能是梅干有生津的作用,果然好了一些。

  

吃完糖果,一阵真正的疲倦袭来,我们决定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坐在那里聊天并不觉得冷,一闭上眼,大堂里不知道从哪里来了风,好冷。挣扎了半个小时,我实在无法入睡,站起来到处走动,发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点心店。太好了!我先去吧台翻了翻菜单,价格虽然比外面贵很多,但也没到不能付账的程度。于是我跑回皇雀餐厅那里,叫了叫大姐,然后招了招手,大姐就立刻起身往我这里走。她显然已经很信任我了,在那一刻,我们似乎变成了在这个巨大的皇宫般的冰冷阿修罗场里,一起并肩战斗的伙伴。

  

我们进了这家叫做帝王点心的店,一派中国风的装修,到处都是温暖的大红色。我点了鱼丸面,女士点了鱼片粥。吃着东西,我们的话题也开始轻松,互换了名字和联系方式,我叫她萍姐,她喊我东东。“东东,嫁到马来西亚你愿不愿意啊,想把你介绍给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啊。”“哈哈哈,没想过嫁那么远哦!”

  

我们吃完坐着坐着就闭上了眼睛,没过一会儿,就被服务员喊醒:“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可以睡觉的。”萍姐有些不好意思,我却觉得没什么:“哈哈,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我们也没办法呀。”睡不成了,我提议干脆我们逛一逛大运河街吧。

  

我就挽着她上楼去那个幻觉之城了,用脚丈量了它的巨大,真的需要船来做交通工具的!我走着走着想到白天路过这里的熙攘人群,像这样凌晨走在这里,独占空无一人的大运河街,应该也是一般人绝对没有的体验吧!太酷了!我开心地边跑边跳。“你真快乐啊!”看着我萍姐又想起来自己的女儿,“下次,我也带诺贝尔来玩,纯玩!”

 


 

逛得差不多了,我想找卫生间。“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特别漂亮!”萍姐拉着我的手就走。就这样,我们俩一起又进了赌场。一进赌场,我突然觉得周遭特别静默,什么声音都没有。我们静静看着依旧灯火通明依旧人来人往的一个个不同的赌桌,脚步不停,没有说话。走进那个惊人的富丽堂皇的卫生间再走出来,我们再次穿过赌场,穿过赌桌,穿过人群。袒胸露乳的小姐们越来越多,在赌客之间穿梭着,老虎机上的小霓虹灯也跟着不停闪烁。

  

“我都想去再玩一把了。”我脱口而出。

  

“不能玩,再玩你一定要输的!”萍姐拉着我的手迅速往外走。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皇雀餐厅。

  

我们真的累了,无论如何也能睡得着了。我们选了一个好睡的椅子,躲在柱子后面,试图避开工作人员和保安,然后,沉沉地睡了过去。


(完)





邵东

安徽人,1988年生,2010年起北漂五年。2015年四月至今与朋友们一起在厦门做一款用于写故事看故事的App:犀牛故事。未来五年的时间里,想成为一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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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2:0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探访正宗“老炮儿”王小点:杀死“小混蛋”的那个人 | 破茧019 

 2015-12-28 铜雀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十九篇发表文章,学员作者是鼓山文化CEO林瑞,他以“铜雀叔叔”的ID在段子手界闻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杀死“小混蛋”的那个红卫兵——昔日的大院子弟王小点,现在他已经风烛残年。他才是正宗的“老炮儿”。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文 | 铜雀

药先生是个很有学问,也很喜欢讲故事吹牛皮的北京土著。动不动引经据典,被唬住100次才能偶尔识破一两个把柄。马伯庸有本书名叫《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这句话大概就是冲着药先生说的。


如往常一般,每场聚会都是他在讲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故事,当我们聊起黑社会的时候,药先生开始吹嘘起了他的舅舅。他讲当年从王府井到景山公园一带的地盘都是他舅舅的,所有的“佛爷”都得给他交保护费。


我们开始并不太相信这一点,药先生虽然喜欢吹牛,但是个十足的读书人。要是有那势力,何必还和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的质疑多了,药先生不乐意了:“你们知道小混蛋吧?”


“这个知道啊。”小混蛋是文革时期一个著名的小混混,专业称呼叫顽主。王朔笔下,还有《血色浪漫》《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都有提到过这人。称霸北京城一时。


“小混蛋就是我舅舅杀的!江湖人称王小点!”

人群散了以后,我硬拉着药先生继续聊这些细节。不久以后,我终于见到了王小点本人。如今刚过60的人,看起来已经远超70岁了。


他说话已经不是很利索了,根据他外甥和他亲笔写的回忆录的描述。才有了这他忐忑的一生。

1


王小点是大院里的孩子,第一批老红卫兵。

文革“砸烂公检法”,警察系统里太多的人都被清算,取而代之的都是军队里的人。而警察本身是个充满技术含量的活儿,怎么一眼过去看出来谁是贼,怎么审问,怎么堵路口抓捕,军队出身的人没有这个本领。警察瞬间在北京城里消失,给小偷和混混们了一个绝佳的施展机会。


小混蛋就是这个机会下的产物。他联合起来了整个南城的混混们,打算和北城的红卫兵平起平坐——在他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根据王小点的语气,他提起小混蛋完全没有圈外人说的那种神秘和恐怖感。在他的描述里,小混蛋一直就是死乞白赖要跟在他们后面一起玩的跟屁虫,而他根本没有融进他们圈子的资格。


当时穿一身绿军装是一种极大的光荣,大院里的孩子都是穿的父辈或者兄长的,而小混蛋穿的不知道从哪来的绿布改的,劣质且奇怪。红卫兵们经常在高端的莫斯科餐厅吃饭,小混蛋也要去那家餐厅,大呼小叫就像在吃炒肝和炸酱面。这种种的差异让他根本融不来,有些人会选择为了融进圈子而甘愿被欺负,但小混蛋肯定不会。


于是一场互相“看不爽”的斗争开始了。


老红卫兵和小混蛋之争,也不是一天两天就争下来的。期间也不乏小混蛋以少胜多的“光荣事迹“,最终在一场乱斗中,结束了小混蛋的性命。必须强调的是,那是一场乱斗,甚至乱斗的地点都有四五种说法。几十甚至几百刀子捅进了小混蛋的身体。


我多次尝试想和王小点确认这一点,但他始终不肯承认是他杀的小混蛋。或许他可能真的很”无辜“。不过基于他在外的名声,后来还是遭了罪。

2


王小点父母给取的名字就是叫小点,不过不姓王。他是少数民族,简化下来的姓在原语言里有不吉利的意思,他的父辈们也不敢太过奢望,希望他的不吉利小点,便取了这个名字。 


但这个名字肯定被同龄人编过无数种顺口溜,实在拗不过,改了一个“正常”的名字。虽然一起长大的孩子们还是叫他小点,但他“不吉利”的一生却开始了。


刚刚开始文革的时候,王小点是十分兴奋的。


原因极其简单,当时他六年级马上毕业要期末考试,以他的成绩根本不可能过的了。可能就会面临补考和留级这样丢脸的事。就在期末考试前,文革开始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小将。高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冲出了校门。


王小点回忆这段时,满脸是对幼稚的嫌弃感。就像看着一个穿上超人套装就想从阳台跳下的小孩。


红卫兵第一个任务是破四旧。最初的时候,红卫兵们还十分有原则。涉及到生活必需品,是不会损坏的,只会砸坏那些“用于个人享受的奢侈品”。比如说,如果家里有口商周时期的青铜锅做饭,他们也不会管。但有个钧窑的花瓶用于装饰,他们就会砸烂。倘若里面藏着几百块钱,还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


慢慢的,一点点的试探底线,一旦没人敢管,也就肆无忌惮了。王小点就曾去抄家抄出来一双象牙筷子,拿着家主人的户口本去当铺当了钱,换酸奶冰激凌吃。


也不能说他们自己不知道对错,他们也不好意思大白天的就去抄家,总要选个夜黑风高的时候。只是同龄人们都在这么做,并且想起自己家被抄的时也没见来的人多么心慈手软。


北京的地方抄的差不多了,甚至还会去天津抄家。十几个人骑着自行车,七八个小时骑到天津。找到那些奢华的家就进去开始抄。但后来发现当地居民都被抄的有经验了,所获很少。回到北京后,发现某某某去天津抄家,抄出来很多值钱的玩意,就又心里懊恼,一群人又相约再去天津再抄家。


后来因为在当地斗殴被抓到。


当时天津的警察全都罢工了,由体育局的教练和体校学生兼管交通和治安。这群小孩子被国家队的运动员们关在屋子里一顿痛打,也让王小点们吃了很多亏。好不容易放出来回到北京,见到天津人就打一顿泄气。


这些故事听王小点讲,是十分有趣的。你会去想象那些莫名其妙被打的天津人,回家后又是怎么骂娘的。他做的出格的事越多,听起来却越觉得有趣。


可他突然脸色一正,说这些他回忆中的事,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中国版的“水晶之夜”。

3


作为既得利益者,最风光无限时期的王小点,是绝对不会怀疑上头是否有问题。当林彪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时,王小点感到幸福极了。一生若按80岁算,他的一生都可以在毛主席亲自带领下进行革命工作,是一种极其有安全感的幸福。


但其实,第一批老红卫兵很快就遭到打压。“大串联”之后,有很多消息流传了开来,知道了这个周总理亲自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的江青,在1930年代是一个旧社会的戏子。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神圣的毛主席竟同一个这样的坏女人,女流氓在一起。


一股子反江青的潮流涌起。即使后来被多次镇压,但也掩盖不住对江青的蔑视。


王小点也终于因为污蔑江青同志而被抓了进去。


这次关起来的时间倒也不长,不久就出来了。


旧的老红卫兵组织已经彻底打散了。北京老红卫兵不屑于与新红卫兵为伍,组成了各个小组织。把“首都”、“红卫兵”、“造反”、“联合”、“军团”、“司令部”等等名词排列组合取一个新名字。


王小点也重新纠集了一批老红卫兵,继续“革命”。


这次的主要抗争对象集中在了这群新红卫兵上。


王小点的组织,和“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起了冲突。对方有1000多人,是江青的簇拥者。王小点们在标语上与他们相互作对,平时也用诸如石头扔玻璃的方式持续骚扰。

一次正面交锋后,王小点这边被对方俘虏了几个人。


王小点知道自己没得选,只能只身前去谈判,对方根本不顾“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一群已经成大学生的成年人,对王小点就是一顿狠揍。


好在王小点也同时布置了一支游记的骚扰队伍持续在周围捣乱,让他们疑神疑鬼。整整几个小时的时间里,王小点丝毫都没松口,一直撑到惊动警察到来。搬出了不能武斗的“六六通令”,成功救回了兄弟们。


被打的有多惨,就有多光荣。


这标志着销声匿迹的王小点重回江湖。


学校里也不怎么上课,把一些出身不好的男男女女关在教室里,逼着他们交代自己的问题,和家庭划清界线,每天对着毛主席像请罪。


后来又开始“复课闹革命”。依然没多少人回来,复的课也都是用俄语喊“毛主席万岁”,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做忠字操。


王小点这种性格的人怎么能忍得了这么无聊的生活。不过这个时期,没了中央的支持,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一群小伙伴也就只能去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他们偷鸡还偷出了经验,最高纪录一晚上偷200多只。拿几个大麻袋,套住鸡窝的出口,拿着强光手电筒朝鸡头照去,鸡会特别乖不敢叫。手伸进鸡窝,无名指勾住鸡脖子,一使劲就断了。然后扔进麻袋里。


有一次偷完鸡,把麻袋里的战利品倒出来还有40多只活的。干脆直接在宿舍里养了起来,每天都有很多鸡蛋可以吃。是那个年代无以复加的奢侈。


他们也试过偷猪,猪聪明的很,没有偷成功。还会去偷负责派送牛奶,一车上有十几桶,他们总会在验货完后偷一桶搬回宿舍,直接用酒精炉把牛奶炼成炼乳,哥们几个分着吃。


4


小混蛋之死虽然在江湖内风声很大,但毕竟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混混,无论是警方还是百姓都没太多反应。大家的生活被更切肤的上山下乡转移了注意力。很快,王小点插队去了吉林,刚刚学会做农活不到两个月,就出事了。


那天或许王小点刚刚倒完马粪,突然通知所有知青集合,说是有北京的领导过来训话。刚刚点完名,领导就拿出一张纸,命令警察“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杀人犯王小点抓起来”!


王小点在毫无反应的情况,就被五花大绑起来,绑在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骡子拉的车上。绳子捆的他生疼,他一路反抗,抓着问凭什么抓他。


警察并不怎么想理他,最多就说了几句“你自己犯了什么事你自己清楚”。


实在拗不过王小点愤怒的质问,警察慢条斯理不容置疑的回答他说,“我看你长得像个杀人犯”。


王小点听到这个答案后,知道对方根本没打算讲理,终于沉默了。


即使回到北京派出所后,警察们依然不知道王小点究竟做了什么事,只在逼问让他快承认杀了谁。当王小点质问到谁死了,你们到底说我杀谁了时。警察们都答不出来。


动乱的年代,警察也是以自保为主,见惯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反革命案,也不敢提出什么质疑。不过一个小孩当着大庭广众这么直接的让他们没了面子,更是不敢轻易做决定。

就这样王小点就在北京监狱里待了两年。


甚至一直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王小点的档案里只有一个盖有军管会大印的释放证明书,没有任何别的资料,甚至连个口供笔记都没有。


王小点在监狱里的两年,见识了太多名目繁杂的反革命分子。每天都有送进来的怪人。

让他印象尤其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杀日本人,太能打被日本俘虏,日本人不舍得杀让他替日本人打;后来又被国民党俘虏,也舍不得杀替国民党打;被共产党俘虏后,继续替共产党打;建国后自告奋勇去朝鲜战场打;再后来真没战争了,也收不下心,最后还是打到了监狱里来,都已经60多岁的老头了。他会气功,狱头几次整他,都没成功。也就欺软怕硬,改欺负其他人去了。


另一个是个医学博士,狱头打死了一个人,也心里害怕,写了一份尸检证明说犯人自己心脏病发作死的,要有医学资格证书的博士签字。博士十分平静的拒绝签字。王小点也是在道上混过,多少觉得自己是个不怕死的。但这种气魄,他自认绝对做不来。后来那个医生被调离到别的监狱,只听闻很惨,具体如何也不得知了。


在这里经历和目睹的一切,让这个十几岁的少年,这个第一批老红卫兵,这个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斗士,这个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对这场革命产生了一丝怀疑。

5


在王小点进进出出局子的时间里。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北京城内所有的未决犯。王小点从北京转移到河北一个小乡村里。


这里的警察,比起北京来,更是无法无天的多。随时举着手枪,不管你提什么要求,只会说一句你老实点,不老实就崩了你。面对枪口,更是没什么道理可讲。


大家的转移途中,有一个厕所是露天的,并且只有一个位置。所有人排成一队,不管男女,轮流上厕所。后面的人就在队伍里看着。


王小点当时就觉得全完了,人类仅有的最后一点的尊严荡然无存。

此时的未决犯,已经改名叫了劳改犯。一群十几岁最多二十岁的年轻人,穿着灰颜色统一的衣服,背上和前胸写着大大的“劳改”二字,衣服上尸体和粪便的恶臭味,王小点说这个时,鼻子紧张的肌肉让他显得至今记忆犹新。


所谓劳改,也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农活。一些本需要买个驴子的活,现在全由这群免费的人力完成。


每天只有七两饭,经常两个人分半窝头。窝头硬的根本掰不开,就用尼龙袜勒成线慢慢把窝头割开。


有刚刚十岁的孩子,因为父母没钱不想让他上学,又想找个人管,去了毛主席思想培训班。十岁都没上过学的孩子总是忍不住的逃课。为了杀一儆百,把这个小孩也当反革命送进了劳教所。


还有,十一二岁的小乞丐,因为去上肥料偷懒,被管教把头按在粪水里喝了满腹。


一共十三个女劳改,其中七八个都去过县城做过流产。“做事”的时候,光王小点亲自“撞见”就有三次,完全没有避讳。


王小点坚信这是一个人间魔窟。这一个他曾经坚信的美好时代,现在看来是这样一个生活状态。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每日的挨打,连日的挨骂,没有人类的最后一点尊严。

什么大院子弟,什么革命小将,什么两三条街的地盘,什么偷鸡偷猪大闹京城,什么手刃小混蛋,什么只身谈判红三部。


如今只是在被一个根本没什么可讲的农村劳改管教,被欺辱的毫无还手之力。


当年也正是这样的他,将数不清也记不住的同胞,也送入了这样的境地。


这让他更加难受。


活下去的意义,就是考验人类要活下去究竟需要多坚强。

6


好在,王小点在之前江湖里混过,一嘴油滑,一身力气让他撑了下来。


关了整整七年,王小点终于放了出来。毫无脾气的按程序申请平反。


后来做了些小生意,小生意没成功。又找了个机关单位,现在已经退休了。


早年间吃得苦太多,身体一身的病。糖尿病晚期,一只眼已经看不见,一条腿也基本动弹不得。他聊不了多久,大部分时间也是和他外甥在聊一些细节,并给我了一份整整十六万字的回忆录。回忆录里,早期的时期几乎没怎么提及,大概是对于由于曾经幼稚的自己难以原谅,而对自己的惨状,和因为他造成的惨状的悔恨。


他被平反后才结婚生子,有了一个80后的孩子。他的儿子如今在做公务员,与众多爱国者一样,努力的表达着对国家的爱慕之情。而王小点心怀的怨恨似乎对这点十分不满,父子之间经常吵架。


有一次和儿子聊起80后。又因表达了长辈式的不满而吵了起来。


他儿子的一句话,却让他此生都平静不下来:


我们这代人,手上可没沾过同胞的血


(完)





林瑞

鼓山文化CEO。就是签了好多好多段子手的那个公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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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2:0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成都男人与白酒简史 | 破茧020 

2016-01-01 郝思远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篇发表文章,作者是学员郝思远,他写了他的父亲,一个成都男人。




(一)

据我爸所说,他第一次去到深圳大概是在1974年的春末。


那个时候,17岁的他和狐朋狗友们坐着火车一路南下,在罗湖口岸旁边的包子铺吃了一顿夜宵,两手拎起不知道从哪里搜刮来的红星二锅头,摇摇晃晃走到深圳湾的红树林去。他们远眺着海对岸的土地,那里灯火辉煌。


“当时,我们大家喝了个昏天黑地,光空酒瓶就铺满了整个沙滩。我们做了个决定想一起游到香港去。”


“你们喝成了那样,还是要从红树林这一代要游过去?”我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瞪大了眼睛,双手摊开,故意做了个“哇擦”不可思议的表情。

“应该是吧。”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凑在一起抓阄。谁抓到钩子谁就先游过去探路。酒壮怂人胆嘛。”

“所以,你一定没有喝多吧?”我刻意做作的表情开始如释重负,似乎提前感知到了那个让我心满意足的答案。

“那当然,我多精啊,早就偷偷把酒给抠出来了。”

“小纸条谁抽到了呢?”

“呵,还真是我,我搓开了揉紧的小纸条发现上边画着个钩。仅存着的那点儿白酒也醒了。我编了个瞎话,就说借口先上个厕所,然后就赶紧溜了。”

“那他们游过去了吗?”

“有几个家伙游过去了,还听说有几个发了大财。”

“那你们后来就没有过联系?”


我爸开始陷入久沉多年的记忆淤泥中不可自拔。


“没啥联系。我心想这如果我当时游过去也就发财了,没游过那也就算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被后来称之为“大逃港”的事件中,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也许是冷战时期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逃亡,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大逃港”一部分人死在了游泳过界的路上,另一部分逃过去的人若干年后赶上了香港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的财富神话。


在40年后的某一天,我爸再一次来到了深圳,我和他一起吃完了晚饭,俩人统共也就喝了一瓶啤酒。我们摇摇晃晃走到深圳的红树林,沿着海边散步消食。我爸远眺着海对岸的香港,那里似乎已经没有了这边耀目的光亮。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我爸参与“大逃港”的故事,也是最后一次。


从小到大,我听他讲述了大概无数次的“吹牛”,句式大致类似都是“如果当初怎么怎么着,现在就怎么怎么着了。”


“杭州的一个老板那时候给我开了巨额的年薪,如果我跳槽去了杭州,现在也许就赚了大钱了。”“你爷爷当年介绍了个对象,对方的父亲是他的老战友,某军副军长的女儿,我要当时娶了她,现在也就很有钱了。”


而每一次的“吹牛”与“辩解”,翻滚起莫须有、莫虚无的浑水四溢,都加重了我对他的“鄙视”。


“那你怎么不游过去呢?”

“那你怎么不去杭州呢?”

“那你怎么不娶那姑娘呢?”


答案却和往常一个模样,“如果那样,那不就生不出你了吗?”


可生出我生不出我于他有什么关系呢?还不如真正把那两瓶白酒一股脑灌进肚子里去,然后把瓶子狠狠摔在到处都是瓶子的沙滩上,一个猛子扎进深圳湾去,游到对岸香港去,从此成为人生赢家,那么生多少个我又有什么关系?


成都男人,没出息。

(二)


我爸是成都男人。我不是


在我爸17岁的时候,他就和14岁的五叔两个人就离开了四川,根据我爸所说,他们是“要饭”要过来的。


成都男人的老家不在市区,从荷花池搭乘长途客车还要转悠1个小时,才能到达他出生的崇州。那个时候它还是个叫崇庆的县城,又过了几年撤县改市,这里紧邻着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青藏高原。我爸出生的地方就在高原边缘的一个叫做万家山的山坡上,从县城里搭乘长途客车需要再花费1个小时。


万家山风景迤逦,山清水秀。紫色盆地里有满山的银杏树,遍野的红草莓,知了在夏季太阳最刺眼的时候,发出如同飞机划过天空的齐声轰鸣,溪水静静穿过宿舍通往崇州监狱的索桥,一群死孩子每次通过都故意将桥体晃地左摇右摆。年幼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流连忘返于其间,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这里曾经是青帝、刘禅、孟昶们的温柔乡,老人们总说“少不进川”,大概是南方的娇媚时常会腐蚀了英雄骨。讲的就是这天府之国,好山好水、好吃好喝、还美女如云,少年们当胸怀天下,若早年入川,意志不坚定者难免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如此则一生平淡,难成大事。


而我出生于黄河北边的安阳,那是个身处于四省交邻的边缘之城,以民风彪悍著称。

安阳城向北70公里,就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赵都邯郸,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只身奔赴虎狼之地的蔺相如,背着柴禾请罪的廉颇;再向北走180多公里就是正定,出生过三国时期最无双的武将赵子龙。安阳城没有出生过那么大杀四方的英雄,却埋藏着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两个枭雄,曹操与袁世凯。这片区域在古代就是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大地,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的太行山中躲藏着打游击。


我爸作为一个成都男人,对于燕赵大地的汉子们来说,“要饭”过来的他有着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的气质


譬如说“话多”,在与其他人聊天的时候,他总是滔滔不绝说着没边没沿的胡扯,很多人都听着他讲述了大概无数次的“吹牛”,句式大致类似都是“如果当初怎么怎么着,现在就怎么怎么着了。”如果不熟悉的人,还会很有礼貌地和他搭讪两句,或者“呵呵呵”地一笔带过。实在熟悉的人(大多是亲戚)也许就不那么客气了,暴脾气的北方人会急冲冲地给他呛回去,“那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着,现在在这里放嘴炮。”这个时候的我爸,会忽然如同放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软了下来,嘴巴里嘟嘟囔囔,似乎还是在争辩什么,但却又没了应有的底气。


譬如说“软弱”,别说那些暴脾气的成年人来,在大多时候,他几乎连我都应付不了。自打记事起,我爸向我施予家长的暴力的次数就不超过两次,而这些基本是在我14岁之前。最后一次,是我们俩一起去澡堂子泡澡,我没有将头发上的泡沫冲洗干净,就匆匆忙忙跑回换衣服的房间内躲藏起来。我爸当时狠狠拍打了我一下,从此之后20年,我再也没和他一起洗过澡。在我考上高中之后,三人家庭的权力版图更是发生剧烈而根本的变化,我与我妈的地位交错上下,我爸爸总是牢牢占据着第三把交椅。


他甚至也不像北方男人一样,并不是一个立志于做大事的人。在他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唠叨着“紫色盆地的银杏树,遍野的红草莓”。即便是身体离开了那里,心也没有离开那里。




在战国末期,后来统一天下的霸主秦始皇,派令将军桓龁从南阳出发,攻占邺邑、安阳,推进到赵都邯郸之南,经历过长平坑杀的赵国军队仍与秦军顽抗,终不敌亡国。而身处四川的蜀国,早在100年前就被秦军攻灭,开山的道路刚打通到成都平原,蜀国军队就四散逃亡了。


成都男人,没出息。

(三)


也不是所有的成都男人都像我爸那样没出息,譬如说我五叔。


在年轻的时候,我爸单从样貌上几乎是个男神一般的存在。在我们家的老相册中记录着他当年的风采。那时候的他是一家国企神通广大的销售科长,外勤从来没有做不成的事。他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高楼大厦林立不再是个渔村,他矗立其中显得神采飞扬。杭州山清水秀,浸染一段时间,也生生陶冶出一股子儒雅。他留着剪裁得当的古典的小胡子,大长腿,高个子。


但是在我的眼中,五叔才是最帅的男人。尽管他是个肌肉结实的矮胖子,留着肮脏的络腮胡子,一把将我拥在怀里,胡子刺得脸生疼。那个时候的他是个刑警,穿着漂亮的制服。更关键的是,只有他才是那个能对抗燕赵汉子们的男人。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策马崩腾的硝烟,但是逞勇斗狠的安阳人民还是需要一种渠道来证明自己的彪悍。他们的战场则主要是在酒桌上,有着令外人闻风丧胆的酒国文化。


安阳人喝酒从来不用酒盅,他们喝着最烈也劣质的白酒。将白酒倒在一次性的塑料杯子中,差一指宽就到上沿接近四溢。在饭局开始的时候,筷子就摆放在面前的餐盘之上,不喝完满满的三杯白酒就不许动筷。这叫做“酒过三巡”。喝酒的规则更像是“花式虐狗”。拿一盘普通的清蒸鲈鱼打个比方,上桌之后鱼嘴对着的人要喝一杯,鱼尾对着的人也要喝一杯,夹块儿鱼鳍要喝一杯,点只鱼眼睛也要喝一杯。


除了酒量之外,酒品也是衡量一个人在酒桌上表现的重要指数。所谓的酒品,就是喝酒人在酒桌上的风度。一般家里请客吃饭,主人总是要显得潇洒自如。等到宴席散去,主人多半窝在卫生间里狂吐,恨不得将五脏六腑吐尽呢。但待到送客上车时却偏还要满面红光谦虚地说:抱歉,可能今天酒没有让你们喝够。


酒国英雄在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在比拼着酒量和酒品,而最重要的一场大概就是每一年的农历年,那些个总是没有喝够的“赵武灵王”、“赵子龙”、“曹操”、“袁世凯”们在酒桌上挥斥方遒,腾转挪移,占尽了潇洒与风流。


在我妈的家族里,最能喝的大概就是我的大表舅,我每次见到他,他大概都是面色通红的,总是两手拎起不知道从哪里搜刮来的红星二锅头,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在酒桌上,他大概是亲戚们最不敢惹的人,每一个试图用劝酒令来挑战他的人最终都会铩羽而归。大表舅只有一个杀手锏,咕咚咚把酒杯里的酒喝了,一个字“干!”。


亲舅不是那种酒量很好的人,但是年少气盛敢拼敢冲,他是酒桌上的监察官。任何“酒品”不好的人都会遭受他无情又直接的奚落。每当抓住了一个现行,他会圆鼓鼓地睁大了双眼,彷佛谁欠了他很多钱,然后嘴巴里开始絮絮叨叨,“你这个人怎么能不喝呢?就这么点儿酒,你还喝不了?对不起大家啊。那你到底喝不喝?”


最“阴险”的人大概是姨父。一直在倒腾生意的他也许是这个家族里面最有钱的人。他酒量也许并不错,从来没有见喝醉过。他在酒桌上每次喝的并不多,却因为能说会道少去了很多麻烦。最值得称道的便是他的控场能力与随机应变,总是可以把喝酒的矛盾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去。


而这个“其他人”一般都是我爸。

在酒国英雄们纵横捭阖在自己的沙场上的时候,我爸往往会躲在一个小角落里。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躲避“花式虐狗”的酒水攻击。


总常用的招数大概是装睡。他可以喝着、喝着就趴在酒桌上睡着。或者“不经意”之间滑落到酒桌下面去。借口上卫生间,然后趴在内屋的床上睡着。躺在沙发上睡着。聊着天睡着。看电视睡着。等到酒局结束后,他便会“恰到好处”的起身回家。


有的时候“酒战正酣”,成都男人没办法立刻全身而退,利用道具就会是他的常备武器。道具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我那些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他散发着一身酒气,抱着他们就溜达出门去,一转就是半天不回来。也不知道那些弟弟妹妹们跟着他环游了世界多少次。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或许是抓阄耍赖。大家凑在一起抓阄。谁抓到钩子谁就喝酒。每当我爸抽到了钩子,都会编个瞎话溜之大吉。这当然引起了所有男性家族成员的群起而攻之。


不过,我爸也会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我的五叔。


实在抵御不住的时候,我的五叔就代替我爸承受住亲戚们的攻击,他几乎拥有着“大表舅”、“舅”与“姨夫”身上所有的优点,酒量好、酒品好,甚至还有一些小计谋。这也换来那些嗜酒如命的燕赵汉子们的尊敬与“友谊”。


本来不是母亲家族的五叔,在年复一年沙场上的拼搏之后,竟然也成为了家族酒局聚会上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四)


根据我爸所说,作为一个外来户,之所以能进入我妈的家族,是我姥姥一眼看中了他。


在上个世纪十年浩劫中,我的奶奶去世了,她走的那一年才44岁。我爷爷早几年被当年的“革命少女”奶奶亲手打成了“大老虎”。之前他是万家山上那座崇州监狱威风凛凛的一把手,而在这个时候只能在全国各地的战友家中避难。


奶奶的去世一下子拥有五儿一女的大家庭散了架。兄妹六人两两组合,谁抓阄抓到钩子就外出讨饭去。我爸代表五叔抓阄,一看到手中抓到的钩子,二话不说就领着五叔离开了家门。


他们抵达安阳大概是在1974年夏天。这片区域在古代就是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大地,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的太行山中躲藏着打游击。解放前的他在安阳娶了自己的第一个老婆,留下个养子叫做米贵。


在米贵大爷的牵线下,我爸跟着公交汽车的修理师学习手艺。我姥姥当时是公交汽车公司的一名调度员,一眼就看上了长腿高个子的我爸。我爸和我妈结婚后,姥姥又张罗起五叔的婚事。年幼的五叔在我姥爷的安排下参了军,转业之后成为了刑警。


因为这几层原因,年轻的五叔对我爸特别崇拜。他每到过年时候都会第一个拜访我家,给我买一大堆好吃的零食。


我爸在1980年代的安阳城绝对算个风云人物,他是一家国企神通广大的销售科长,外勤从来没有做不成的事。据我五叔说,我爸年轻时候也是个酒量极好的人,许多合作公司老板在几瓶白酒下肚后就乖乖地签了合同。1990年代初的国企下岗潮,让销售科长一下子失去了东家。他大概是中国最早那批炒期货炒股的人,之后的他屡次更换工作不安份了大半辈子,卖皮具、开酒店,命运似乎总是给他开各种玩笑,最后也没整出来什么玩意。


事业的不顺随着年龄的增长,使我爸在母亲家族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况且作为一个从成都移民到安阳的“外来女婿”,他在母亲的整个家族本身就没啥先天性的优势。


而五叔这个时候却迎来的事业的巅峰期。作为刑警的他因为参与破获了安阳城中许多大案、要案,在仕途上开始平步青云,腰杆也越来越挺直了起来。他是年幼的我眼中最帅的男人。尽管他是个结实的肌肉的矮胖子,留着肮脏的络腮胡子,一把把我拥在怀里,胡子刺得脸生疼。


所以,五叔的“背叛”更是让我难以容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的过年,五叔不再单独拜访我家了,再也没有那一大堆好吃的零食,没有一把把我拥到怀里,络腮胡子刺得我脸生疼;他在酒桌上开始与舅、大表舅、姨夫那群人厮混在一起。起初的时候,那些个亲戚联合起来针对我爸,五叔还会挡在我爸面前。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了,年纪渐长的五叔不愿再充当那个作为靶子的愣头青,他甚至加入了那些“欺负”我爸的亲戚行列。


舅是三板斧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他狰狞着面孔,用最刻毒的语言凌辱着对手。姨夫是摇着破烂扇子的“狗头军师”吴用,口蜜腹剑的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请君入瓮。大表舅是阴狠毒辣的座山雕,他操控着整个酒局的节奏,用他无穷无尽的酒量造成持续杀伤。而五叔就是叛徒布哈林,他竟然背叛了列宁同志!


终于在将要15岁的那个春节,我再也忍受不了。大人们在酒桌上依旧纵横捭阖,辗转腾挪。我爸依然躲在沙发上,睡得一塌糊涂。我推开了酒局的大门,在下雪的冬夜一个人跑回了家里,然后躲在床底下开始痛哭。年幼的我在这个时候,就下定了决心。14岁的少年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地从哪里滋生了那么多的怨恨。


“今天你们欺负我爸,长大了一定一个个报回来。”

(五)


可以说,2010年春节亲戚们酒局上我的表现,是一场有计划的预谋。


这一年我25岁,一年前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将会成为我妈家族中第一个硕士。亲戚们都说我给家族里面长了脸,在开学前那个暑假从安阳到武汉之前,总是有各种莫名其妙的亲戚来家里面拜访。那个时候的他们还充斥着对学历不明觉厉的憧憬。而我在这种憧憬中开始回忆起那个14岁少年怨恨的诅咒与坚定的誓言。


在前去酒局赴宴的时候,我做了详细而又精心的准备。那一天我先喝了两包酸奶,据说酸奶可以在胃壁上形成一道保护膜,抵御酒精军团的侵袭。然后又嚼烂了两个白面馍馍,据说白面可以游荡在胃里面,吸收被保护膜反射出来的酒精残余。我专程向同学们咨询了据说可以千杯不醉的解酒药,藏在羽绒服里以备不时之需。


酒国英雄们的沙场战斗几十年如一日。舅挥着三板斧横冲直撞地杀将过来,大表舅的酒量海水不可斗量,姨夫善于把祸水转移,待将一盆子凉水淋在我爸头上的时候,全副武装升级到究极体状态的我出现了。


“舅,这杯酒,我陪你喝如何?”

“呵呵,你小子真是出息了啊。好,这杯你来喝。”


我提神屏气,一口气将一杯子的白酒一饮而尽,吞下去的间隙还拿着眼斜瞟了下舅以示挑衅。


“舅,再来一杯?”

“好小子,再来。”


我一口气喝下了6杯白酒,对面的舅早已经不知道斜歪到了哪里去。他是“混世魔王”程咬金,有且仅有三板斧子。多了也就靠边儿而去。接下来是姨夫,以后狡猾的伎俩碰上一个有备而来挑衅的小辈儿都是多余,不过一会儿他就败下阵来,俯首称臣。与大表舅的对峙让整个家族的亲戚着实吃了一惊。


这个世界开始变了。新的时代即将要来临了。


躲在厕所里吐了三次,嚼烂了三片解酒药。头脑依然昏昏沉沉,欲崩欲裂。婶子的一席话让我就像重新打了鸡血、吃了兴奋剂。婶子是五叔的老婆,在大家欺负我爸的时候,也是个推波助澜的“恶婆子”。


“看这孩子多像他春生叔叔年轻的时候,霸气。”


我来不及向我那个当了布哈林的五叔开展属于我的“报复”了。他去世在7年前的一个冬夜,心肌梗塞,44岁,和我奶奶去世在同一个年纪。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依然没想通,那么健壮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在五叔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流,仿佛这是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爸也没哭,在五叔葬礼的酒局上,他一滴酒也没喝,也没和其他人多说什么。只是在为五叔守灵的前一夜,眼睛一刻也没有闭上。


前来为五叔吊唁的同事,大多都是市里公安局的领导。当他们遇见不喝酒的我爸,掉过头来问我婶子,“那是春生他哥党生吗?那可也是当年威风凛凛的人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英年早逝的五叔或者也是“幸运”的。他在最好的年华里匆匆与这个世间告别,没有经历过“红颜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尴尬。


尴尬如年轻时喝酒不可斗量的大表舅,在与我拼酒又过一年,如当年的五叔一样戛然逝世了,听说是喝了太多劣质的白酒。尴尬如年轻时威猛不可当的我舅,他也终于不再年轻,历经了两次离婚的他逐渐沉默了话语。尴尬如积攒出偌大一份家业的姨夫,在一次政策的变动之后,深不见底的家产也开始出现了拮据,最近一次参加家庭聚会竟神差鬼使地骑上了自行车,而之前的他走到哪里不是开车也会打车。


尴尬如年轻时威风凛凛的我爸。在代表五叔抽到了钩子后,二话不说拉起他就离开成都,出剑阁,过秦岭,南下深圳,几乎环游了大半个中国。他一路走,一路护着年幼的五叔。直到多年之后,与我再次谈论那时候的情形,“没出息”的成都男人眼神中竟然涌现出难得一见的坚毅。


可现在的他,听见一句“这孩子像他春生叔叔”,从小憩的沙发上缓缓睁开了自己的眼睛,长长叹了一口气,满满沉浸在他与五叔往昔的美好岁月之中。


“你春生叔叔还活着就好了。”

(六)


2010年的春节之后,“霸气”的我再也没喝过那天那么多的白酒。每当有朋友提出要拼酒的时候,要么装睡,要么溜走,或者耷拉着脑袋认怂,和当年的成都男人一个模样。




郝思远

坐标广州。中文与工商管理双学士,新闻学硕士。曾在中青、一财等7家媒体实习。目前就职一家电力央企。2014年5月无心插柳开始城市写作“火车上的陌生人”,喜欢并坚持非虚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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