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主题无关贫富差距，韩国也不是那个样子

源济

《寄生虫》主题无关贫富差距，韩国也不是那个样子

2019-08-13  徐图之  大家

徐图之，前媒体人，现在主要研究韩国现代史及影视文化，希望出一本消解各种对韩国的谣言与误解的书。

导读

《寄生虫》和其他韩国影视作品一样，不能指望靠它们去了解韩国现实。

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特地在网上发帖，祝贺凭电影《寄生虫》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奉俊昊导演，并表示，“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部电影”。《寄生虫》5月30日在韩国首映，然而，文在寅当天并没有像其他把“快点快点”当口头禅的韩国人那样走进影院，青瓦台也没有安排什么优先场次的内部放映。

直到快过了一个月的6月23日，文在寅才携夫人及青瓦台秘书室长等人去影院与民共赏，但并没有与导演、主演等人见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年前同样由宋康昊主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上映后第12天，文在寅不仅与主创人员一同观影，还召开座谈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现场讲话。

这次《寄生虫》代表韩国首次斩获金棕榈，又适逢今年韩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但官方的褒场规格在外界看来明显低调得多。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它令文在寅政府颇为尴尬。

看过韩剧《天空之城》和其他韩国电影如《上流社会》的观众会发现，《寄生虫》中展现的贫富差距并不明显，特别是代表富人的朴社长一家所谓的豪宅，实在称不上富丽堂皇，甚至连别墅也算不上，只是住起来宽大舒适而已。

某公众号文章声称这房子一楼就有1800平方米，但查遍韩国网站都找不到出处；又指奉俊昊说以现在韩国人的平均收入，买此房需要547年——但是，奉俊昊访谈的韩文原文并不是用平均收入而是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算：韩国去年人均收入为3.1万多美元，约合21万元人民币，而去年最低工资标准为350元/工作日，全年合计不到10万元人民币，即使以这个标准来算，朴社长家约值5000多万元人民币。他家也有地下室住着女管家的丈夫，而宋康昊饰演的金家四口人（以下简称金家）住在所谓的半地下室。

其实，不论是买还是租，带地下室的房子在韩国挺常见，而与贫富关系不大。我于今年5月至6月在韩国自由行18天，除去釜山一天光州两天外，其余半个月都待在首尔，住的正是那种接待室设在半地下的旅馆。即使前韩国总统的家也不外如是：前总统崔圭夏的故居就在我住处附近，当我前去探访时，接待的老爷子就带我参观了含地下室的三层小楼；另一位前总统全斗焕尚在世，他家地址在网上是半公开的，当我按图索骥到达他家所在的小胡同时，只见一个依法为卸任国家元首提供警卫的警察小哥在蹓跶，我问能否到门口参观拍照，他友善地笑着说不行。依我所见，这两位前总统住宅由内而外都挺朴素，而且除在青瓦台任职期间外，就任前及退休后，都住在自家私宅小屋里。

几天后，我在朴正熙总统图书馆发现一本《516民族赏》，其中1979年“安保赏”获奖者正是全斗焕，书中他登记的住宅地址与现址完全一致，令我颇为惊讶。而全斗焕家的四栋建筑面积共为643平方米的房子因其当年法院裁定的追征金没缴完被公开拍卖，最初的鉴定价是102亿韩元（约合5956万元人民币），第六次起拍价跳水一半（因全斗焕在韩国饱受争议名声不佳而多次流拍，此事因房产登记在全斗焕夫人、儿媳及秘书名下，尚在民事诉讼中）。另外，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7年基尼系数为0.355，比邻近的几个东亚国家低。

《寄生虫》中的朴社长不是财阀，只与妻儿而非像其他豪门那样与父母同住也证明他非富二代；从宋康昊去他公司那一场面看，他手下员工不会超过一百人，他是那种创业成功的中型IT企业社长。但承认第一次拍富人的导演在电影杂志《cine21》访谈中，对朴的定位却是世界500强CEO,这一人设明显与韩国现实不符。

奉俊昊不懂韩国富人，在韩国，世界500强企业CEO被人尊称为“会长”，绝对不会为找司机、管家、厨师这些小事亲力亲为，自有秘书代劳。如片中所见卖汉堡包的也会被人尊称为“社长”，但朴社长显然不是曾经开过炸鸡店、台式蛋糕店的宋康昊那样的社长，他属于中产偏上阶层，而宋康昊是韩国典型的创业失败的小商户，前者不像韩剧中的财阀是为富不仁的邪恶化身，后者也并非好吃懒做：他们做家教当司机操持家务比竞争者更胜一筹，只不过没有真正的证书或身份而已，好在这家雇主并不太在乎这些外在之物。

朴社长待金家不薄，金家也没有很明显的仇富心态与言行。那么，本片主角在意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或者说工作机会！金家人生活窘迫，不只是因为住的地方不好，而是他们属于韩语里的“白手”一族，即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在韩国被人叫“白手”，有点像《三国演义》里刘关张三兄弟说自己是“白身”之后被董卓轻蔑地啍一声那种感觉。有这种切肤之痛的这一家子，才会在感叹“一个警卫的工作有500个大学生争抢”后庆祝自家个个有工开；甚至在设计赶走朴社长的前司机后，担心他能否找到更好的工作。

结尾女管家的老公吴某冲出地下室杀了金家女儿，也是因为是她直接设计让他老婆过敏症发作丢了工作。工作不好找，尤其对韩国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失业率已达10%。我在首尔时每天必去的便利店就感受到了年轻人打工的无奈：在一家GS24便利店，时常见到的是一位20多岁略胖的姑娘当值，付款完之后她通常会用韩语说“谢谢”，但有时像周六见她也在上班，她看上去心情不好就一声不吭。在另一家7-11便利店，我光顾过三回，按惯例店员都会对顾客说“欢迎光临”，但只有那位看上去我该喊她阿姨的大妈（估计也不到40岁）会喊得非常热情（我从韩语语气听得出来），结帐时还拿出两种类型的泡面赠品给我选，在我在店里吃发现纸巾已完时还会让人递上新的抽式纸巾；而另一位打工的小伙子则喊得有气无力，结帐时也是不问我喜欢什么就随便拿一种泡面赠品，看来工作显然不如他意。这两家都是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年轻人即使有工可做，显然也是不满意的，因为这样的临时工作现在也会朝不保夕。

片中朴社长夫人给来面试家教的金基宇第一笔钱时说，考虑到物价上涨，就多给几张钞票。她没说出物价上涨的原因——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为兑现竞选承诺，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导致许多便利店、个体户开的餐馆等小本生意顶不住上涨的工资成本，只好少雇人看店或者干脆自己一脚踢。文在寅曾接见过小商户代表听取诉求，韩国政府与首尔市也推出了诸如zeropay的支付系统，目的是减少小商户结算时的信用卡手续费，但从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投入了98亿韩元的财政预算，加盟该系统的211093家小商户得到的优惠仅4400万韩元，即每家只省了208韩元（不到2元人民币），韩国纳税人的钱被政府大笔一挥却收效甚微，好心却办了坏事，与最低工资政策效果如出一辙。文在寅能不尴尬吗？

奉俊昊导演说，《寄生虫》有些情节只有韩国人能感同身受。他没有说穿，我来说好了：被排挤走的女管家，发现金家四人是诈欺家族后，发表的那一通惟妙惟肖的某电视主播模仿秀，在电视上见惯了类似腔调的韩国观众哈哈大笑（我在首尔东大门某影院所见），但推行所谓“月光政策”的文在寅能笑得出来吗？恐怕会觉得讽刺吧。另外，那场令金家暴走的大雨，虽然影像处理上颇为夸张，但看到流离失所的人们被安排在体育馆过夜、次日官员们手足失措的样子，韩国人一定会想起“世越号”惨事后家长们与朴槿惠见面的急躁场景吧？

还有，在朴家地下室住了四年多的吴某，回忆说他和女管家婚礼好像也是在这里办的。镜头闪过的结婚登记书显示，他生于1977年，妻子比他大三岁；另外还有一些人的大头照片，我认出了唯一的政治人物——前总统金大中。吴某反复说，他对屋主朴社长只有respect(尊敬）；那么，对金大中呢？虽然没有明说，看过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的人应该记得，1997年是韩国陷入金融危机、金大中在年底当选之时。从年龄来看，正值20岁的吴某，本该在大学读书；如果他没上大学或大学没读完，就要进社会工作。金大中上台后虽然重振了韩国经济，但为人诟病至今的临时工/派遣工制度也正由他开启。吴某自述没有国民年金（退休金），因为他虽然也开过蛋糕店，但创业失败了啊。他对金大中的感情，肯定谈不上respect。与金大中同属进步阵营的文在寅，对此又会做何感想呢？

最后，我想指出，《寄生虫》和其他韩国影视作品一样，不能指望靠它们去了解韩国现实，因为虚构作品为了艺术之便必会采用夸张或象征的手法。

韩剧尤其如此：靠财阀投放广告获利的韩国电视台，往往在剧本中以略加改头换面的新闻事件、企业或人名来影射现实，比如将“现代”（??）和“三星”（??）各取一字合成财阀??集团，借剧情抨击它们而点燃韩国国民情绪（因为韩剧绝大部份目标观众/广告对象是本国人），借势推高收视率以争取更多的广告——这样简直形成了一个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无限循环，由此给韩国以外的海外观众造成的印象是：财阀是韩国万恶之源，似乎财阀垄断了韩国一切，令小市民无法生活。

事实并非如此：以韩国地铁为例，无论是光州、釜山还是首尔地铁，在站厅层甚至站台层都可以见到不少大妈大叔大爷老奶奶摆摊设点，贩卖土特产、小吃、日用品等等，我曾见过其中一个卖的耳机，售价仅为外面连锁便利店的一半。而且，在地铁内并没有连锁便利店，地铁车厢没有商业广告招牌，地铁电视也不播商业广告，如果从商业角度考虑，对首尔市政府及地铁公司肯定是一大损失，尤其很多黄金地段，居然是留给小商小贩做小本生意的。在釜山宝水洞书店街附近的国际市场，更是遍布这样的小商小贩，包括头发花白的老人都在以自己的劳动顽强地宣示：我们也许生活不易，生意也许不好做，但我们还有活路，不是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