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800多年前，一个河南的“摊贩”到河北做生意，路上被劫了货，不幸丢了性命。从始祖契到商朝建立者汤，商部落历十四世，经八次迁徙，他们长期在部落间做买卖，一说“商人”一词的由来就是源自这些走南闯北的商人。王亥是商的第七任首领，他驾着马车，载着帛牵着牛羊，前往黄河北岸的有易（今河北雄县）交易。《竹书纪年》记载，王亥一路奔波来到河北后，有易氏的首领緜[mián]臣见财起意，杀了王亥，抢走货物。之后，王亥的儿子起兵讨伐有易氏，为父报仇。一个摆摊血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大战。▲《明人夏景货郎图轴》，夏天当然是卖清凉的糖水啦。
从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到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都出土了大量贝币、玉石，留下先周时期人们贸易的痕迹。当时，城邑没有购物中心与超市，在街市上摆摊是最原始，也是最常见的交易方式。随着社会上交易活动频繁活跃，商代已有“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景象，来自各地的石器、玉器、铜器、牲畜等商品汇聚在一起，进行交换。前有北大毕业卖猪肉，今有双语硕士当保姆，而在这群商代的摊贩中，也出现了一位大佬。《尉缭子》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战国策》也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这是说，在晚年垂钓渭水之滨邂逅周文王前，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曾经做了N年生意，在集市上卖肉卖酒。他同时还研究治国安邦之道，真是一个念念不忘诗与远方的小摊贩。
武王伐纣后，西周同样重视工商业，并且对工商业进行垄断性经营，由官府设立“工正”、“工商”、“工匠”等进行管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商食官”。尽管工商业者在身份上受到严格限制，但西周统治者还是保障了小商小贩的蝇头小利。据《周礼》记载，周朝时设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分为早、中、晚三次。其中傍晚时的晚市也被称为“夕市”，就是小摊贩进行零星售卖的活跃时间。西周还设置了专门监督市场的官吏“司市”。这些人负责维持市场治安、管理市场秩序，堪称中国最早的“城管”。为了招徕包括摊贩在内的天下商人，周朝统治者发布了《告四方游旅》：“告诉四方商旅，渡口有船，途中有店，所到之处就像到家一样。如果货币面值小，买卖不方便，就铸币值重的‘母’币与原本币值轻的‘子’币共同流通，以方便商旅……不要使市场上的货物匮乏，需使物价合理稳定，这都是为了百姓生活安定。”姜子牙将市井气带到了他的封地齐国。由于当时齐国“地泻卤，人民寡”，齐国历代国君注重发展手工业与渔、盐业。齐国靠贩运、丝织、渔盐起家，后来，另一个出身商贾的名相管仲借此“徼山海之业”，发展商品经济，使齐国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助齐桓公率先在春秋诸国中称霸。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小摊贩迎来了新的春天。当时，涌现了齐、晋、郑等重商国家，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况。经商成了不少人的发财之道，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弃官、弃学，甚至弃农经商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商人或肩挑背负，或坐列贩卖，在摆摊的风口下起飞。郑人买履、买椟还珠、自相矛盾等成语故事讲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摊贩，还有子贡、白圭、吕不韦等人，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富商。商人资本有“与王者垺富”的势力，大小商人以不等价交换、囤积居奇等手段也会“牟农夫之利”，因此，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都对商业抱着否定态度。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主张“尽地力之教”，也就是发展农业。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也提出了“耕战”政策，同时“重关市之赋”，也就是加重商税。这样出来摆摊做生意的人少了，回家种田、打仗的人多了，秦国也加速了统一的步伐。战国时期各国改革，大都带有这样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这一思想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石碑上书写了八个大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将这些商人的财产充公。秦始皇连大商人都不放在眼里，更不要说小商贩了。秦朝时，官营商业再次占主导地位，私商受到限制，只有贩运外地珍异之物的商人得到优待，因为他们不影响重农抑商的政策。如果你哪天穿越到秦朝，摆地摊就只能卖这个了，也许手中的iPhone还能卖个好价钱。汉高祖刘邦，看到秦末战争中物价飞涨，商人从中牟利，以致“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于是在称帝后发布了一道报复性的法令，力挺无产阶级兄弟，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做官府的属僚，对商贾征赋税加倍，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的要无偿释放。秦汉政府对商业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打击老百姓求取财富的意志。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励志的汉代小摊贩：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汉代商人卑贱，行走叫卖更为人所不齿，却有人靠着卖油脂、卖水浆、磨刀、卖羊肚儿、给马治病等江湖绝技发财，走上人生巅峰。汉时，长安、洛阳、宛、邯郸、临淄、成都等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其中长安“大开九市”，吸引了无数小摊贩，“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都到京城淘金，其中也有“鬻良杂苦，蚩眩边鄙”，什么意思呢？就是弄虚作假、欺骗顾客的不良商家。这也不是说，商贩都见利忘义，摆摊的更多还是诚实守信的好商人。《三国志》记载，汉末名士任嘏，年轻时有一次到街市上摆摊卖鱼，正逢官府加征鱼税，鱼价猛增，“贵数倍”。任嘏这老实人却毫不动心，仍按平时的价格出卖。讲信用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他后来投简历加入了曹操团队，成为曹魏大臣。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商品经济一度处于迟滞状态。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寒微士人、妇女等组成的民间小商贩，在战乱中忍受着商税盘剥与路途艰险，靠小本生意艰难求生。这一时期的小摊贩往往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宋书·孝义传》载，郭原平“性闲木功”，喜欢做木工的他经常到市场摆摊，卖自己制造的木器。《宋书·王僧孺传》记载，王僧儒幼时家贫，其母以织布卖布为业。
《梁书·贺琛传》说他“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
《梁书·吕僧珍传》记载，南梁开国元勋吕僧珍出身寒微“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这卖的葱，除了自己生产的以外，也会跟别人进货，堪称南朝“甩葱哥”。《宋书·朱百年传》说，南朝宋隐士朱百年“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
这些人都是南北朝名留青史的名士、文臣、武将，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摆过摊。“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朱雀街东西两侧的两市，更是帝国商贸最繁盛的CBD，商贾云集，琳琅满目。隋唐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是住宅区，禁止经商，市是交易区，与坊分离，且唐朝前期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不是哪里都有做买卖的地方，也不是每个交易区都能随便摆摊。长安东、西两市内，同行业的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总称为行，长安之市足足有220行，形成五花八门、整齐划一的商铺。
《唐会要》记载，市内进行交易的时间有限制，中午两市击鼓300下，店铺才能开始营业，日落前七刻，敲锣300下，店铺必须关门，想吃个夜宵不太可能。如果有人犯了夜禁，还要被杖责七十下，身子骨不结实那就有罪受了。大城市没有小摊贩的生存空间，但城外乡村形成的草市，还是给了小商小贩一线生机。草市兴盛于唐代，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点上自然形成的乡村定期集市。在坊市的墙推倒之前，想要摆地摊，就只能先到城外将就一下。
到了宋代，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商店货摊散布于各处，再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宋代城市经济有414种行业，约为唐代的两倍，商业活动昼夜不息，还有别开生面的“鬼市”，可以体验一下夜生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鳞次栉比的商店，与沿街叫卖的小贩相映成趣，构成了北宋城市商业的经典绘卷。
宋朝虽然放宽对摊贩的限制，并减免其赋税（“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但起初也反对杂乱的地摊经济，想着摆地摊和城市规划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宋朝建国初期，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整治街道：“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就是说，把街上那些占用道路的违章建筑给拆了。他在位时颁行的《宋刑统》还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这两条都是针对摊贩，前者指占道经营，后者指污染环境，这些行为都是要挨打的。为此，宋朝也组成了专门的“城管” 大队，称为“街道司”。这些办公人员身兼城管、税务、环卫等多个工作，还要兼职抓小偷与防火救灾，与商贩可谓是亦敌亦友，共同保持着街道的繁华。为了减少暴力执法，宋朝“城管”在街上两侧设置“表木”，以此划清界线，越界了就算占道经营。
此法收效甚微，到北宋末年，城市出现了大批流动摊贩，政府只好默许占道经营，干脆跟商贩收取“侵街房廊钱”，越界可以直接收钱了事。如此一来，宋代的“地摊盛世”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甚至连皇帝出行时，大队人马走在城市街道上，仪仗都摆不开（“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沿街的老百姓看到皇帝“堵车”，也被逗乐了，纷纷聚集过来围观，场面更加混乱（“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朝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宋朝的“恤商”，也是恤民，促进了唐末五代战乱后商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宋朝国力日衰、日趋颓靡，商税也逐渐苛繁。到了南宋后期，不少地方滥设税场，收取行人身上带的缗钱、斗米等。摊贩惹不起，为了躲避只能绕道，被发现后货物还要被“抽分”，作为税场官员的奖赏。宋朝最后的倒行逆施、苛取横征，导致官吏与百姓“相刃相劘，不啻仇敌”，摊贩们在之后迎来了另一个痛苦的时代。元朝自中叶以后常年陷于内乱之中，社会经济凋敝。朝廷对小商贩的规定却十分严苛，“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小商贩要有官府的凭证才能营业，这似乎还不算太过分，但元朝还说，小贩售卖物品的价格要实行月评，变动价格也要先经过官司核准，不然就做不成生意。这样一来地摊经济毫无生机。朝廷对摊贩处处实行打压政策，特权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底层的生意人断绝了生计，这些破产者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或流民，他们只能被迫加入反元起义的浪潮。出生于元朝后期的朱元璋，从小饥寒交迫，少年时其父、母、兄先后饿死，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只好与其他家人各自逃生，走投无路出家当了和尚。▲《元人春景货郎图轴》（局部），小摊贩每个季节贩卖的商品不同。
朱元璋在元末乱世中崭露头角，最终开创大明王朝，他最了解底层百姓的艰难生活。为了缓解摊贩的压力，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命人在南京临水而建几十所“塌房”，出官税钱三十分之一、房钱三十分之一即可使用，用于商人自由贸易与存放货物，让他们来京城做生意时，不至于无处安身，只能住在船上。这一制度后来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大城市。
元朝的各种苛捐杂税也得到削减，洪武初年设置的税课司局，有四百余所，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裁撤了364处，“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有别于科技、思想、制度上全面落后于世界的局面，明清的地摊经济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代表着底层老百姓顽强的生命力。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这个小商贩卖的是什么呢？
清朝对地摊经济也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据《清代钞档》记载，雍正帝曾经下令减免对摊贩的收税，说：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耰锄、箕帚、炭薪、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其交官者甚微，不过饱奸民滑吏之私囊，而细民已受其扰矣。
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来到中国时，沿街摆摊的小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克路士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本《中国志》解锁“我爱中国”的财富密码，其中说到：“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需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了”走街串巷、行商贩货的传统小商人，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烟火气与市井气，风里来，雨里去，留在帝国的残梦里。
▲明：《皇都积胜图》（局部），描绘了明朝中后期的北京城。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真正摆地摊为生的人都不容易。那些调侃地摊经济的人，或许也知道其中的艰辛。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一位古代摆摊大佬，应该是蜀汉的刘备。刘备从小家境清贫，靠和母亲摆摊贩卖鞋子、草席才能维持生活。后来自己出来创业，大半生处处碰壁，寄人篱下，遭遇中年危机，有了髀肉之叹。晚年终于事业有成，又失了荆州、败了夷陵，亲身体验从巅峰滑落的滋味。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刘玄德，但小摊贩刘备大起大落的经历，却映照出了许多平凡的人生。但愿世界不会亏欠，每一个奋斗的人。
全文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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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口述，叶龙 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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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平拴：《唐代的中小商人与商品经济》，晋阳学刊，1992年02期
郑瑞侠：《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对商贾形象的塑造》，天府新论，2004年01期
徐丽娟：《六朝时期民间商贩述略——以建康地区为中心》，文化学刊，2017年09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6-8 10: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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