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宫崎市定，《科举史》，后浪丨大象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
三国到六朝实行九品官人法，其初衷是不问阀阅地录用人才，将东汉末年出现的民间人物月旦评的权力收归官有并制度化。
由中正推举的人自然是学问见识优秀、品行节操胜过众人的杰出人才。然而， 这一制度的运作逐渐被门阀贵族掌握，人品由门第高下决定，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能凭借父祖的庇佑获得推荐，登上高位，因此产生了“尸位素餐”的恶评。
科举正是为纠正这一弊害而诞生的新制度。
在唐代兴盛的科举中， 无论是经学为主的明经，还是诗赋为主的进士，抑或是分成各种专业的诸科，可以说及第与否都是由学业深浅决定的。即便执麈尾长于贵族式的应对，或是夸耀自家门第却目不识丁的无学之徒，都无权参加科举。尽管产生了种种弊端， 但科举确实促进了广义上的学问兴盛，推动了知识发展。科举与学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时科举引导学问，有时学问又影响科举。
唐代的科举有两大宗，即明经和进士。明经起初绝不是后世那样单纯考验背诵，主要问及经书的大义。但经书的解释会有流派，既然将经的正文作为试题，如果不明示依据哪一种注解就不公平。唐太宗下令撰写《 五经正义》 作为经书解释的标准，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孔颖达等人作疏本身就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从原有的各种注中选出一种作为标准，这一点值得注意。此时 选定的标准是：《诗》是郑玄笺，《书》是伪孔传，《易》是王弼、 韩康伯注，《礼记》是郑玄注，《左传》是杜预注。经注和正文的关系一旦固定，以后科举的经学必然蜕变为记诵之学，对应的考试方法也只能采用帖经了。
帖经是从经书正文或注解中，用纸贴去任意三个字，展示该行或前后共三行， 要求答出隐藏的文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需要背诵疏了。众所周知，疏原本是单行的，脱离经注单独成卷。可能疏是穷尽经学奥秘的博士才需要掌握的，读者并不十分广泛，而且正如所有学问共通的那样，解释学集大成的时候就是解释学不再需要的时候，因此，经书的疏在它诞生的唐初就已经失去了作为学问的生命力。此时崭露头角的，其实是诗赋文章之学。
唐代科举的排列，第一是秀才，第二是明经，第三是进士。秀才科源于六朝， 隋代兴盛延续至唐初。秀才考试策论，所以难度最大，隋朝一代的及第者也不超过十人。由于难度太大，逐渐就没了考生，即便有考生，多数也是落第，这一科自然就废止了。第二的明经在唐初是科举的正统，应试者和及第者都是最多的，但随着纯粹帖经的方法的推广，愈发不受世人尊敬。这时，名列第三的进士科终于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特点是重博学而非创造， 诗赋中必须堆砌典故熟语，才能获得考官的认同。诗赋创作最重要的是博学广识，于是诗赋的预备学问流行了起来。博学从某个层面说就是杂学，但过于驳杂容易头脑混乱，因此，学者们将驳杂的碎片知识加以分类，试图在脑海中构造一个卡片盒子进行整理，其结果就是类书的诞生。
唐初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依然搜集长文，收录《文选》等总集，只不过是按照百科全书式的类别排列。中唐徐坚等人的《初学记》搜集很多词语做成对仗，方便检索和背诵。到白乐天的《白氏六帖》愈发堆积短语，极少注明出典，分类变得极其细密。这反映了有唐一代的文章学趋势，时人感叹文士越来越流于浮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然而，文学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学问，重点 在于创作，被称作浮华也是没有办法的。同时，脱离古典的束缚，仅借用古人的典故成句，这一趋势为新文学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或者说，它正是朝着文学正道不断演进的结果。无论如何，唐代文学界到晚唐愈发光彩璀璨是不争的事实，文士不一定总是朝着学者希望的方向发展。
进士科虽然以诗赋为主，但诗赋之外还考察策论或杂文等。宋代以后，废明经而独尊进士，但宋代的进士科特别重视策问。这是因为宋朝在太祖时增加殿试作为科举的最后阶段，殿试最初考试诗、赋、论三题。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 ），当时知贡举的吕公著在贡院上奏，请求殿试时考试策问，此后殿试的成绩由对策决定。此外，明经名义上被废除，但宋初仍存在俗称“学究” 的科目，尽管重要性不足挂齿，但后来经学考试变形融入了进士科，也就是所谓的“经义”。至此形成了进士科的必修项目，即诗赋、经义、策论三学，此后经历元、明、清三代都没有变化。宋代以后的进士虽然名为进士，但实际上兼有唐初的秀才、明经、 进士三科，特别是从最后进士及第的成绩与对策挂钩这一点来看， 不如说和隋唐时期的秀才更为接近。
宋初考进士的试题包括诗、赋、杂文各一篇，策五道，帖经十条，墨义十条。墨义与口义相对，口义是口头提问，墨义则是笔头作答，问的都是经书的义理。比如出题“作者七人”，考生就要列举出七人的名字。到太宗初期，进士考试的科目定为诗、赋、 论三题。论与墨义接近，但答案不是简单的列举知识，而是加入自己的见解，写成规范的议论文。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进 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当仁不让师”，有个叫贾边的考生认为“不让师”有违弟子之道，于是把“师”解释成“聚”来立论。此事成了朝中的话题，贾边的论违背注疏，尽管文采出众也还是落第了。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儒学的趋势，抛弃注疏，从自由的立场出发，尝试给经书全新解释的风气开始流行。不过，论题不一定出自经典的正文，反而从子、史中出题更多，比如“三杰佐汉孰优”“四科取士何先”等问题。与之相反，经义的出题范围仅限于经书，从经书正文中出题，根据经文进行解释并立论。经义成为进士独立考试科目是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 ）， 但此前已经以论的形式进行事实上的经义考试了。
加入进士科的经义不是考帖经，而是经的大义，这就不是记诵之学，而是理解之学了。记诵容易陷入模仿，理解才能产生独创。有人说经学的注疏是模仿了佛教经典的形式，但随着佛教逐渐浸润中国思想界，士人不仅模仿佛教的外形，还采纳佛教的教学体系，兴起了给儒学也建立思想体系的运动。这一趋势在唐末已经萌芽，到宋初以“谈经”的名义大为流行。
儒学的原始形态是伦理学而非政治学，但汉代儒学被立为官学，政治学色彩变得浓烈起来。宋学站在更高层次上将儒学中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加以整合，赋予儒学以哲学依据，因此，有必要将政治学还原到伦理学，再将伦理学进行哲学化。从政治学到伦理学的还原就是一场复古运动，事实上宋学确实完成了一部分的任务。比如，《论语》中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在将儒学作为政治学的汉唐古注中，孔子被视为政治家，因此这句话就被解释为“早上听说大道施行于天下，晚上即便死去也不可惜”；但在将儒学视作伦理学的宋学集大成者朱子的注里，孔子被视为求道者， 因此这句话解释为“早上听到真理， 晚上即便死去也满足了”。即便从单纯学问的角度，也应当遵从朱注的观点。
进士科中经义的重要性，其实是思想界趋势和学问进步影响科举制度的一种反映。此外，科举中除了时务策，还考察论，这正是新学产生的原因。宋代仁宗时期，湖州安定先生胡瑗在州学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他在经义斋中教授诸生儒家经书的新解义，在治事斋中讲授时务。于是，门人中登第者辈出，俨然成了科举的一大预备学校。后来朝廷扩充太学，胡瑗被招为国子直讲， 湖州的学风转移到了国都，当时的科举及第者近一半都是他的弟子。同一时期，太学中的孙明复（孙复）和石守道（石介）都是宋学的先驱，孙明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对经书的新解释堪称第一。
当时这些学者的保护者可能是宰相贾昌朝，他跟从大儒孙奭学习旧学，跟从王轸学习新学。孙奭是完成《孟子疏 》的名人， 实际也是最后的训诂学儒者；王轸的经历不太清楚，但被视为宋朝谈经的创始人，著有《五朝春秋》，据说还有名为《经术传》的作品——后者可能成于贾昌朝之手。贾昌朝是王轸的女婿，也是他的门人。因后世形成的学问派阀的关系，贾昌朝并不知名，但 他在宋代新学形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著作《群经音辨》一直流传至今。
贾昌朝学问的正统继承人是王安石，王安石曾著有《字说 》。经学终究是古典学，科学的古典学研究首先要从语言学的分析开始。贾昌朝和王安石的学统都是从语言学或文字学（小 学）的分析出发，在科学分析这一点上，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学派。王安石的弟子陆佃著有《埤雅》，也流传至今。
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宰相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进士科取消诗赋，试策论的同时首次采用经义。王安石亲自著述《 三经新义》作为经义的参考书乃至教科书，三经是指《诗》《书》《周 礼 》。之所以礼采用《周礼 》，而非《礼记》和《仪礼 》，是因为 《礼记》其实是记而不是经，《仪礼》过于烦琐不足为用，《周礼》 则是朝廷规定的周朝一代的大典，从中足以知晓政治的理想。此外，王安石还主张《易》和《春秋》都是哲理或者政治批判，不 是培养士人的正道（《陶山集》）。
王安石的学说绝不是以假大空的想象附会成事，而是在充分研究古注疏的基础上建立新说。此事朱子等人也是认可的。又据陆游所说，王安石曾经将一部《诗经注疏》都读烂了（《朱子语 类》卷一〇九，《老学庵笔记》卷一）。
哲宗初年旧法党执政，新法党的政策被完全推翻，科举上也取消经义，只考诗赋。然而，经学的流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排斥的只是王氏的学说，最终进士的考试定为经义、诗赋、论、策四场。哲宗亲政后再用新法党，将诗赋排除出科举，只考查经义、策、论。
北宋中期以后的谈经，除了太学派的经义，还有在野的新学派。比如以周敦颐为祖师的程颢、程颐兄弟。程颢（伊川）是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时代的年轻政治家，在经学领域给后世带来巨大影响的是他的弟弟程颐（明道）。进入南宋后，程氏之学得到宰相赵鼎的大力扶持。而赵鼎的政敌秦桧则继承了王安石的学统， 秦桧在政治上得势，学问上程氏之学受到打压，直到朱熹的出现，才在民间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至南宋末年，其他学派开始被打压，程朱之学独尊。尽管朱子本人也批判当时科举经义的出题方式，但以后元明清各代的科场，朱子学派的新注都被奉为金科玉律，特别是除了五经，还在朱子尊崇的四书中出题，明代的官修考试参考书除了《五经大全》，还出现了《四书大全》。
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与时代变迁平行，而答案的文体也在发 生变化。宋初的科举预备学校以京城太学作为本部，新文体的流行就是从太学考试开始的。地方举子为了不落后于潮流，纷纷离开桑梓涌入京师游学，人数多时竟达到几千人。当时流行的太学体是一种玄怪猎奇的文体，推崇新意，以奇制胜。仁宗嘉祐二年（1057 年 ），欧阳修知贡举时痛批新文体，当时有名的考生全部落 第。成绩发表之日，心怀不平的举子围在欧阳修的马前吵闹，差 点就酿成大事。不过，这一年程颢、张载、朱光庭、苏轼、苏辙、曾巩等名家都及第了。此后文风大改，欧阳修倡导的达意文体风靡天下，为宋代出现文章的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
六朝到唐朝都推崇四六骈俪文，爱用四字句和六字句的单对， 或是四四、 四六的隔对。欧阳修的复古文排斥这样的技巧，以创作《史记》《汉书》般简明达意的文章作为目的。不过，中国文学中爱好对仗的风气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再次复活后就成了后来的股文，但股文的对句不限四六，而是以同样长度的几句两两相对，由此破除单调。朱子的《中庸或问》就常常使用这种句法。
后世科场中流行这样的新技巧，其雕琢细节的做法令人生厌，但不作对偶就会被定为没有价值，有志于进士者都必须经过这一阶段的考验。实际上，这样酸臭味的文体是科举场所专用的，并没有实际意义，人们称为“时文”给予特殊对待。
不容忽视的是，近世科举的流行还有侧面的促进因素。宋代以后，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变得普及。唐代的书籍流通还很少，一般被视为门阀的世袭财产， 尽管唐末印刷术勃兴， 但付诸印刷的书籍也不过简单的字书而已。五代时期，宰相兼学问保护者的冯道印刷了九经，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进入宋代后，政府印刷刊行各类书籍，印版收藏于国子监，如果有请书者，就收取 一定价格后颁布。后来民间书肆兴起，印刷古典和当代名人的文章， 甚至大相国寺的市上都出现了书肆。毋庸赘言，新著的使用者多半是有志于科举的学生。书籍的普及将新潮流迅速传播到远方，各地举子的学业又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开发。书籍已经不再是排他性的门阀贵族的私有物，对于稍有资力的人来说，学问的大门已经敞开。
然而，科举和纯粹的学问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科举只是任官的门槛，对学问发展的贡献也有限。进士一旦及第就会远离学问，很少有人继续沉迷于书籍，这也正是唐朝以来有识之士哀叹的地方。比如，韩退之写道“墙角君看短檠弃”，还有宋代陈后山的诗中描述一旦通过吏部之选就将笔砚收拾起来的情景，说的都是这种状态。
从科举的性质来说，及第不一定需要有深厚的学问。正如唐代杨绾所指出的，举子幼年就争相诵读当代人的诗作，长大后则致力于博文，但不越出诸家之集，六经尚未开卷，三史皆同挂壁。因此，举子的学力是很可疑的。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 1067 年 ），太学策问中出题“体貌大臣 ”，有人的答案写道：文相公（文彦博 ）、富相公（富弼）等皆是大臣有体者，冯当世（冯 京）、沈文通（沈遘）等都是大臣有貌者。考生可能是认为文、富 二人体型丰硕，冯、沈二人容貌俊美，当时的嘲讽王刘原甫（刘敞）后来给冯、沈二人起了绰号叫作“有貌大臣”（《拊掌录》）。
策论成为进士科的重要项目后， 出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参考书。其中有很认真的作品，如宋代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章如愚的《山堂考索》等，至今对学者们裨益颇大。这些参考书省去了通览历代史书的麻烦，特别是叙述尚未成书的当代制度沿革，给举子带来很大便利。这些文献至今仍是学界的重要资料，但也不难推测，此外应该还有很多类似的失败之作。如苏东坡 所说，“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经义领域更有多种追赶潮流的出版物。经书中可以出题的地方大体是确定的，举子如果只以通过科举作为目的，就没必要从头到尾钻研浩瀚的经书，在容易出题的地方考虑对策或者押题才更有效果。于是，经书抄略和俗解泛滥起来。清代多次颁布禁止出版经书节略的法令，但都没什么效果。
科举的过热势头导致了科举和学问的分离，这样的倾向自古存在。宋代神宗时虽然盛行经义，但“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总之，生活所需的学业和心灵食粮的学问背道而驰。尽管发达的宋学中加入了佛教哲学，以太极无极学说理解经书后来被视为正统儒学，但真正好学的士大夫往往被佛教吸引。伴随朱子学的兴起，举子自然抛弃古注疏而投向新注，但他们最爱读的不如说是大儒留下的语录。到明代王阳明时， 这样的学风发展为语录为主、经注为辅的倾向。清代的考证学作为其反动而诞生，试图从语录之学转向新注之学，从新注之学回归注疏之学，形成了所谓考证学和汉学。
乾隆时期，考证学已经完全压倒了宋学，书店中很难买到朱子的新注。不过， 当时的科举依然将宋学作为前提， 因此参加科举时还是必须站在宋学的立场上。如前所说，即便不依赖新注而通读经书全文，便利的节略本也随处可见。当时读书人的理想是，跟随潮流参加科举，以优秀的成绩进士及第，任官后将时间和金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考证学上，在学界出名，立下不世之功。举业几乎已经不被认同为学问了。“科场不论文 ”，就是表达了学问人对于科举的不信任。（完）
作者简介：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知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曾荣获日本学士院奖和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宫崎市定对中国史的诸多领域皆有独到研究。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4-21 05: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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