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神童”的历史。
中国自古盛产各种“神童”。比如《史记》里就说，甘罗十二岁时已长袖善舞，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燕赵两国互殴，为秦国得到了十多座城池。桑弘羊十三岁时，也已因擅长“心计”（大概是心算的意思）做了“侍中”，成了汉武帝身边的宠臣。
其实，甘罗的事迹只是一个神话。梁玉绳《史记志疑》里说得明白，构成甘罗故事的那些基本要件，如秦国主动送还燕太子丹、赵攻下燕国三十城后给了秦国十一座等，均非事实。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常习惯性地将那些靠国力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历史事件，做一番扭曲性包装，然后归为自己或其他纵横名家的口舌之功。甘罗的“神童”故事，正是这种扭曲性包装的集大成者。
图：甘罗大体可算中国神童崇拜的开端
桑弘羊的故事，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美化”。他确实是在13岁的时候成了汉武帝身边的“侍中”，后来也确实因为很擅长算计民众的钱袋子而被汉武帝倚重，成了极受宠信的左膀右臂。但，西汉皇帝（尤其是汉武帝）的“侍中”，本来就普遍年龄偏小。张辟强做侍中时只有15岁；霍去病做侍中是18岁，其弟霍光更小一些，大约13-15岁；金日磾做侍中时只有14岁，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也做过侍中，年龄只有8-9岁。
皇帝之所以选这个年龄段之人到身边，其实是为了培养一批尚未与其他政治势力交结、日后可以最大程度忠于自己的人才。人选来之后，皇帝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培养”这些人，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于是，并非“军事神童”的卫青（也做过侍中）和霍去病，后来成了将才；并非“数学神童”的桑弘羊，后来成了擅长“心计”的敛财能手。当传播者有意无意忽略掉上述背景，原本普普通通（或许略有长材）的桑弘羊，就很自然地成了天赋超常的所谓的“神童”。
图：桑弘羊从来就不是什么“神童”
汉代选官的方式是“征辟察举”，也就是依赖政学两界名人们的推荐。一个人声望越大，就越有机会被注意到，越容易得到推举的机会。于是，让孩子在幼年时代成为“神童”，更早地曝光在乡里父老和州郡名人的视线之中，就成了一条迈向仕途的捷径。这也是为何《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当中，有大量的政治人物“弱冠”就已“知名州郡”。
对那些有家世背景的人而言，成为“神童”一点都不难。比如孔融，爷爷是钜鹿太守，父亲是泰山都尉，还顶着孔子后裔的光环，他在兄弟们中间让个梨，去名士李膺家里串个门抖几句机灵，就已足以载入史册。陆绩的父亲是庐江太守，也只需要在6岁时，跑去袁术的宴会上偷几个橘子，再说一番“拿回去给母亲吃”之类的话，就可以在“举孝廉”这个领域，将其他的竞争者远远甩在身后。这类“神童”越来越多，结果就是朝廷与地方的上升渠道里“多英隽而遗旧齿”，到处都是做过“神童”的年轻人，中老年知识分子只能靠边站——这是汉末益州名士秦宓，为了推荐一位自己看中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对益州牧刘焉发的牢骚。
图：孔融像
汉末最著名的“神童”，是曹操的儿子曹冲。《三国志》里说他五六岁的时候，“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智力发育就已经与成人差不多了。且提供了一项证据，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其实，所谓“曹冲称象”不过是一次成功的“神童营销事件”。据陈寅恪、季羡林的考证，早在曹冲之前，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中，就已有一模一样的称象故事。
东汉顺帝时，皇宫之中已供奉浮屠，佛教典籍也已在上层社会流传。曹操父子恰又是喜读佛经之人。其中，曹冲的兄长曹植不但“留连嗟玩”佛经，还曾仿照“梵音”来唱颂汉文写的诗词文章。曹冲把佛经里的称象故事搬入现实，成就了自己“神童”的美名；曹冲的侄子曹叡，为了巩固太子之位，也曾于十五六岁时，将佛经里的“鹿母本生”故事，用在了现实政治当中，让父亲曹丕刮目相看。
图：《杂宝藏经》中的称象故事
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三国两晋时，许多人常用自己政治圈和知识圈的名望，来为“神童”们抬轿子，比如东晋人桓彝，史书说他喜欢提拔人才，“或得之孩抱”——有些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就已得到了桓彝的“神童”认证。到了南北朝时代，又出现了《幼童传》这种汇集古往今来神童故事的大部头参考书。
“神童生意”发达，“神童”数量自然也多。什么六岁能写文、七岁能作诗，可以说是两晋与南朝政坛、文坛名人的标配。有学者统计称，“在两晋南朝的历史典籍中，关于历史人物幼年即能作文的记载超过了六十处”。
图：成语“江郎才尽”的主角江淹，即号称神童，六岁就会写诗
进入唐宋后，中国的“神童”游戏，玩法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引发变化的是科举。科举旨在以考试的手段，将体制内上升通道的控制权，从士族手里转移到皇权手里。考试看的是卷面成绩，不是个人名望。一个人在乡镇州郡被称作“神童”，并不意味着他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会比其他人更有优势。但朝廷没有否认“神童”这个概念的真实性。为了找出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儿童，唐宋两代都设有“童子科”考试。也就是说，靠自己作秀和别人抬轿子来成为“神童”的路径结束了，新时代的“神童”，要通过考试产生。
按唐代童子科的规定，想要成为朝廷认证的“神童”，继而拿到进入体制的船票，年龄必须在十岁以下，学业上要么能“通一经”，也就是精通朝廷指定经书中的某一部；要么能将《孝经》《论语》等书的内容背诵至少“十通”。前者考理解力，后者考记忆力。制度设计似乎比较合理，但执行上常出现篡改年龄之类的问题。资料上写着只有七八岁，坐在考场里却是人高马大。
唐代最著名的神童是刘晏。《三字经》里有一句关于他的记载，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意思是他七岁的时候通过考试，被朝廷认证为“神童”，然后进入体制做了“秘书省正字”这个官职。其实，刘晏的入仕，并非因为他是“神童”，而是靠着写了一篇文章，对唐玄宗劳民伤财的封禅之举极尽歌颂之能事。小小年纪溜须拍马玩政治投机，于是得以破格上位。按制度，刘晏7岁成为神童，还必须等待11年，也就是成年之后才能出来做官。他的家人等待不了，安排刘晏在11岁上向唐玄宗献文拍马。次年，刘晏就破例被授予了正式官职。
图：写入《三字经》的“神童”刘晏并不值得效仿
宋代的神童考试，年龄标准是15岁以下，比唐代要松许多。如果能“通经”，也就是精通某一本经书，或者会“作诗赋”，可以由地方州县推举给朝廷，由皇帝亲自面试，再送往中书省复试。通过者授予“神童”认证。
当时最著名的“神童”出产地，是江西饶州。宋神宗元丰年间，饶州有一名叫做朱天锡的十一岁儿童，因为能背诵七本经书，被宋神宗认证为“神童”，并赐钱五万贯。全家人一步登天，实现了人生的逆转与阶层的跃升。在榜样力量的驱使下，饶州略有能力的父母们，集体掀起了一场制造“神童”的热潮。制造的主要方式，是强迫孩子从三四岁开始，就每日里背诵经书，理解与否并不重要，只求背得滚瓜烂熟。从1124年到1173年，江西举神童23次，其中饶州就有19人次。这些“神童”的技能，全部是“背经”。王安石名作《伤仲永》里那位“方仲永”，小时候聪明极了，长大后却变成了平常人，多半正是这场“神童热”的失败品。
图：写《伤仲永》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见证了家乡的“神童热”
对底层略有能力的父母来说，强迫孩子死记硬背去成为“神童”，较之给他们延请教师去参加正规科举，是更省钱省力的事情，也更容易见效果。对宋神宗、宋徽宗这样的皇帝来说，“神童”越多，意味着自己对国家的治理越有成效。
所以，不仅仅是江西饶州，“神童热”在当时成了一种全国性现象。许多人带着孩子，信心满满地前往开封，要求皇帝听自家“神童”流利地背诵经典。结果闹到皇帝们也不胜其烦。比如政和二年九月，宋徽宗在诏书里发牢骚说，“童子陈书乞诵书今又九人，愈见滋多”——今天又有九个孩子跑来要求我听他们背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政和四年，开封城里的“小学”之中，8-12岁、专门练背书的学生，一度达近千人之多。
南宋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叫朱虎臣的饶州儿童，十岁可以背诵七本经书，被宋高宗认证为“神童”。随后，全国各地的“小背书家”们由家长带着来到杭州，史载“求试者云集”。朝廷不胜其扰，只好给这些人赏赐了一些布帛，再劝他们回去。为了控制“小背书家”的数量，宋孝宗时又出台政策，降低了背诵式“神童”的收益；再后来，为了免受烦恼，宋理宗干脆下旨废掉了童子科。
至此，中国古代种种荒唐的“神童游戏”，基本告一段落。清代没有童子科，只设置童试作为科举考试的预备选拔，一个人十来岁可以参加童试，也可能六十多岁了还在参加童试。元明两代虽然设有童子科，但通过者获得的，只是一种前往高等学校（比如国子学）就读的资格，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体制。
当“神童”二字不再附着成人世界的种种扭曲欲望，“神童”这个群体，也很自然地从历史前台消失了。
参考资料
①王子今，《甘罗童冠立功故事辨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年。
②孙键，《西汉侍中述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徐俪成，《“神童”背后多神话》，澎湃新闻2017年6月1日。
④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中华书局，2011，第65页。
⑤黄启昌，《宋代童试漫话》，《华夏文化》1995年第1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4-25 01: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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