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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宋真宗洗刷「澶渊之盟」耻辱的奇葩手段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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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2 09:1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宋真宗洗刷「澶渊之盟」耻辱的奇葩手段 | 短史记

陈峰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4-22

作者丨陈峰
编辑吴酉仁


公元1005年,宋辽两国在澶渊签订边境和平协定,互约为兄弟之国(以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澶渊之盟在当时是一件影响非凡的大事,真宗与在朝大臣们都将其视作结束北疆边患的至宝。在此期间有过突出贡献的功臣,都受到了朝廷的奖赏。


然而,政坛局势变幻莫测,谁也没有想到,澶渊之盟竟会成为一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疯狂迷信活动的导火索。


一、王钦若引爆了宋真宗的屈辱感


据史籍记载,澶渊之盟订立后,北方边防的巨大压力顿然缓解,真宗皇帝对自己主持的这项和议甚感满意。为了向契丹人表示大宋和平的诚意,他下诏将河北前线原来含有敌视性的地名,改为了具有和好意思的新名称,如威虏军改为广信军,破虏军改为信安军,定远军改为永静军等。[1]


对力主亲征并最终迫使契丹人坐下来议和的功臣寇准,真宗最初也极为敬佩,怀着相当的感激之情。设想当日如果不是这位宰臣带头强烈要求自己亲征,避难南方的结局是不堪设想的,哪里会有如今的安宁?因此对寇准非常信任,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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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澶渊之战示意图


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当初力主南逃的官员,却利用宋真宗珍惜名誉的心态,展开了一场巧妙的反攻。


据载,一次宫廷朝会结束时,寇准先离开大殿,真宗目送着功臣的身影,直到他消失在视野之中。这时,王钦若乘机对天子说:陛下如此敬畏寇准,是不是因为他有功于社稷?真宗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王钦若又说:为臣我没想到陛下会说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竟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社稷,为何呢?


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颇感愕然,便问他有什么话说。此时,王钦若将早已考虑成熟的意思说了出来:城下之盟,即使是春秋时的小国犹以为耻。如今以我万乘大国之尊而签署澶渊之盟,其实也是做了一件城下之盟的事情,何其耻辱啊!王钦若说罢,但见真宗皇帝脸色愀然,无话可说。王钦若眼见收到了效果,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道: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吗?赌徒即将把钱输尽时,便豁出老本一博,即所谓“孤注”,陛下正是当日澶渊之役时寇准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2]


听到臣子的闲言后,又在事过境迁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澶渊之盟时,真宗皇帝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伤,进而想到当日主战派大臣逼迫自己冒险亲征,他又顿生怨气。于是改变了对寇准的看法。


一旦抱有成见,寇准率直和颇具胆魄的工作作风便引起了真宗的不快。终于,景德三年(1006年)春,宋真宗解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令他到陕州做地方官。[3]


二、皇帝欲用封禅与祥瑞来挽回脸面


自从王钦若当面点破议和的耻辱事实后,真宗皇帝心情常闷闷不乐,一心想在国人面前挽回天子的尊严。


景德四年(1007年)冬日的一天,真宗向王钦若询问如何才能洗刷澶渊之盟带来的耻辱,这位“智数过人”的文臣明知天子畏战,却故意说:陛下只有用兵收复燕云,才可以雪耻。真宗只得说:河北百姓才得到休养,我不忍心再将他们置于死地,你可以考虑其次的办法。


王钦若眼见天子正如自己猜想的那样急于挽回脸面,遂将早已想好的对策说了出来。他对真宗说:如不用兵,就应当创造一番大功业,这样才可以镇服四海,炫耀于戎狄。当天子询问何谓大功业时,王钦若悉心予以解释,其意思大致是:大功业便是封禅,封禅虽应以天降祥瑞而举行,但祥瑞乃稀世罕有的事情,前代也有人为制造的先例。如果人主真心实意相信上苍,纵然编造出祥瑞,其实也与真实的无异,像所谓的河图、洛书,也不过是先圣们借助神道教化万民的手段。


据说,真宗听了王钦若的建议,一时还犹豫不决。某天晚上,真宗来到藏书的秘阁,正碰上值班的一位老儒臣,便问道:你博览经典,河出图、洛出书的事果然有吗?老儒不知皇上心意,便随口答道:此为先圣所造宣教百姓的神道办法。真宗一听,觉得王钦若的建议的确有所依据,于是下决心举行封禅礼仪。[4]


要进行一场不免使人怀疑的天降祥瑞的活动,需要得到百官的理解和响应。史称,真宗最初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表示自己可以代天子做宰臣的工作。经过王钦若的一番劝说,王旦勉强答应。为了能彻底打动宰相,真宗将王旦请入宫中,设宴款待了一番。临别时,天子拿出一尊酒瓶赐给王旦,告诉他:此酒极佳,回去后与妻儿共同享用。王旦回到家中,将酒瓶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竟装满了价值昂贵的珍珠,这才明白皇帝是要堵住自己的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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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真宗像


就在真宗皇帝给宰相王旦密赐珍珠后一个多月,也就是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大臣突然接到了入宫的通知。


大臣们踏入崇政殿后,真宗告诉了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晚,天子在寝宫突然遇见了神人,神人告诉他可以在宫内正殿设道场一个月,然后上天就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最后,神人要求他不得泄露天机。于是,真宗按照上天的指示,一面在朝元殿精心安排道场,一面斋戒素食,并没有向朝臣们透露此事。


正是心诚则灵,这天早晨就有巡逻的卫士前来报告,称在宫廷正门的承天门屋顶上发现了大幅黄色丝带。经派去的宦官仔细察看,获悉黄帛长二丈多,呈书卷状密封起来,外面系有三圈青色丝缕,隐约有奇怪文字露出,想来便是神人降下的天书。事情如此重大,所以将众臣请来商议对策。


等真宗述说完事情的经过,王旦马上代表大臣表示:陛下仁孝爱民,与邻邦和睦,励精图治,五谷丰登,以至感化上苍,降下祥瑞天书。说罢,群臣跪拜,高呼万岁。


随后,真宗亲率百官来到承天门下,先焚香拜谢一番,然后令内侍攀登上房顶取下天书。当天书被传到道场后,另一名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奉命将天书启封,宣读了黄帛中的文字:“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立为太子后,改名赵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云云。当天晚上,真宗又令王旦留宿于中书,其间天子与宰臣又同来到宫中道场,进行了长谈。[6]


随后,朝廷下达了一系列诏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加群臣官爵,赐京师百姓欢宴等等。


不久,泰山所在的兖州(治所在今山东兖州)父老千余人赴京请天子封禅泰山,又有各地进士八百多名到皇宫前呈递了请封禅的奏书。到三月下旬,请求封禅的呼声达到高潮,不仅有大批文武官员接连上书,而且还有各地的武官将校、少数民族首领、僧侣道士以及高龄老人二万四千多人,都不辞辛劳专程赴京请愿。面对如此众多赤诚的“请求”,天子深受感动,遂下诏答应举行封禅大礼。[7]


于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初,真宗皇帝率群臣、大批护驾卫军离开京师赴泰山。


三、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


天子东巡之日,沿途黄沙铺路,地方官吏全部出动,父老百姓夹道欢迎,人数逾数百万之多。十月下旬,真宗在封禅大礼使王旦、封禅经度制置使王钦若、赵安仁和封禅礼仪使冯拯、陈尧叟等朝廷主要大臣的陪伴下,登上了泰山,举行了全套的祭祀大礼。


据说,当日在举行有关礼仪过程的前后,泰山上空出现了五色祥云,放置天书的盒子周围紫气黄光缭绕。又据王钦若反映,泰岳山谷间突然生长出无数的灵芝草,仅他一次就采集到三万八千余枝。真正是君王心诚,天降祥书,地生瑞草。至于报告醴泉涌流、苍龙显露以及猛虎遁入深山之类吉祥征兆的奏书,更是不胜枚举。[8]


从泰山下来后,真宗又特意在南返途中巡幸了孔子故里,到十一月下旬才返回京师开封。当然,天书也被同时带回,供奉于深宫之内。年终时节,天子以封禅大礼完成大赏百官,王旦、王钦若以下群臣及宗室成员都被加官晋爵,甚至在外地的寇准也被冠以户部尚书的官衔。[9]


东封泰山之后,真宗还陆续亲临汾阴祭祀后土,抵西岳华山脚下祷告山神,赴亳州朝拜太清宫老子真迹,等等。并且不惜人力和财力,在开封城内大修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天书及安置祭祀天地的道场。可以说,一直到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驾崩为止,前后十数年间,朝廷的中心大政全部集中在名目繁多的各种神道礼仪活动中,为此花费的资财已无法统计。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说


“支费较多者如东封泰山、祀汾阴后土等,……‘东封八百三十余万,祀汾阴上宝册又增二十万’。……据真宗时大臣石普估计,为了所谓天书祥瑞屡降而支出的醮设支费,每年达七十万贯以上。天禧五年‘出内御衣二十八万事,计其直百五十万贯,令京师寺观设斋诵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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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仅营造有二千六百一十楹的玉清昭应宫,便动员了三四万工匠,日夜赶修,历时七年左右才完工。以至于当时有人说:“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11]后世的名臣王安石也说,为了向天子献灵芝,各地官员责令农民入山寻觅,“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容,分崩绝裂,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12]


不过,正如封禅活动的首创者王钦若所预想的那样,朝廷文武百官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场声势浩大、时间持久的祥瑞运动中,从而使得澶渊之盟的耻辱化为烟云,从国人的视野中消失殆尽。


四、批评者遭到逮捕流放


真宗朝君臣从事的上述各种活动,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


可悲的是,像寇准这样耿直明白的大臣,为了能东山再起,也不得不于天禧三年(1019年)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年三月,他在任职的永兴军境内支持天子宠臣编造天书。三个月后,天子将出贬多年的寇准召入京师,恢复了他的宰相职务。[13]


有时,连真宗本人也觉得骗局有些过分。如在大中祥符初年的一天,一位宠臣入宫献新造的天书法物,一时竟飞来十余只预先准备好的仙鹤。眼见此景,天书扶侍使丁谓立即上奏称仙鹤降临于天书周围,“飞舞良久”方才离去。次日,真宗对丁谓说:昨天朕亲眼看到仙鹤,不过在天书上飞过,如果说飞舞很久,妙则虽妙,但恐怕不真实,你还是重新修改奏文吧。[14]


性格刚直的文官张咏,临终前曾留下奏言,对朝廷不惜民力营建与神道有关的宫观之举提出了批评,要求天子斩杀丁谓以谢国人。[15]当时最勇敢的批评者,却是一名在外地的将官石普。


石普从太宗朝就已带兵,屡立战功。真宗即位初,他又戍守北疆,取得过几次御辽战斗的胜利。大中祥符中,石普已官拜河西军节度使。史称他有胆略,通兵书,又喜好阴阳及六甲等术,曾向朝廷上过《军仪条目》《用将机宜要诀》等兵略。[16]由此可见,石普是一位有相当头脑的将官。


当朝廷上下日益沉迷于无止境的祥瑞迷信活动时,石普深为国防的松懈而忧虑,于是上书天子,请求取消各地的道场,每年因此可以节省七十多万缗钱,以补充军用。当时,真宗举办封禅祥瑞的兴致正浓,看了这位不知深浅的武将的奏言极为恼怒,只是暂时未予理睬。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冬,石普又上书反映天象变化和西北边防有警,请求加强守备力量。这一次,石普终于被打算惩治他的君臣抓住了机会。真宗先责怪他越职多言,接着枢密使王钦若又议论他企图以边关兵事惑乱朝廷。于是,天子震怒,立即下令派人前往许州收捕石普。结果,石普以私藏天文图籍之罪被下狱,有的文臣遂建议对其施以极刑。最终,真宗将石普撤职除名,发往远方服刑,并特别在流放地增设了百名士兵监管他的行动。[17]


石普不过是对朝廷提了一些不同看法,既未损兵失地,又未图谋不轨。他遭此报复,无非是因为大胆反对祥瑞运动


在天子的带头倡导下,帝国境内欺妄造假之风甚嚣尘上,产生了许多危言耸听的迷信传说。天禧二年(1018年)还发生了一件颇为严重的事件。据记载,这年夏末的一天,从西京洛阳传出了“帽妖”食人的传说,结果愈传愈神,一直扩散到京畿地区。一时间,百姓们惊恐异常,许多家庭都聚族坐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叫嚷。后来,朝廷下令严查,才获悉此事系子虚乌有的谣传,造谣者乃是一名僧人和一名术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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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上河图》里的宋都开封


五、一国君臣如病如狂


眼见朝政荒于莫名的一场运动之中,宰相王旦欲劝谏天子,想到自己已置身其中,又只好作罢。


王旦想辞职逃避,又感到皇上对自己厚待无比,不忍离去,于是内心痛苦不堪。每每遇到神道之类的活动,他作为宰相,都要担任其中最隆重的大礼使和仪卫使职务。捧着所谓的“天书”走在队伍中间,王旦常流露出“悒悒不乐”的神情。


为了摆脱烦恼,王旦只得移情于佛教,以寻求安慰。天禧元年(1017年)夏末,王旦终于病倒了。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令家人在他死后为自己削发,并穿戴和尚衣装,棺木中绝去金玉器具,然后实行火葬。[19]显然,王旦是想通过此举表达自己对生前行为的追悔。不过,他的家人和官场的朋友们是不会按照他的遗言办理丧葬的,而是安排了空前规格的传统葬礼。[20]


真宗在位的后期,来自江南苏州的文士丁谓,成为了朝中最受宠的大臣。


在大中祥符年间,丁谓积极投身于各种祥瑞活动之中,既与王钦若相互配合,又时常彼此争宠。在此期间,每每遇到醮祭场合,丁谓必奏亲眼目睹到仙鹤飞舞。在东封泰山期间,他向天子反映,自己在黄昏时分见到无数只仙鹤盘旋于行宫之上。于是,世人讥称他为“鹤相”。[21]到真宗去世之前,丁谓已是朝中最有实权的大臣。真宗皇帝曾亲自写诗盛赞过他的才能,所谓“践历功皆著,咨询务必成”,“俾展经纶业,旋升辅弼荣。嘉亨忻盛遇,尽瘁磬纯诚”,“想卿怀感意,常是梦神京”。[22]


在真宗晚年,丁谓与刘皇后结成政治同盟,借天子多病的机会,形成把持朝政的局面。最终,当宰相寇准试图限制后宫干政时,丁谓伙同刘皇后出手,将寇准罢官流放。与此同时,他取而代之登上相位。天禧四年(1020年),丁谓将最大的对手寇准流放岭南之后,又巧妙而专横地将另一位新任宰相李迪驱逐出朝,随之安排老官僚冯拯接替次相之位。此时,真宗已重病缠身,时常陷于神志不清的地步,宫里由刘皇后主事,朝堂则唯丁谓马首是瞻。


如此种种,正可谓是“一国君臣如病狂然”[23]


在祥瑞运动的冲击之下,北宋的政局变得扭曲起来,而国家的武备更被抛到一边,像石普那样稍有头脑的武官将领只能受到无情的排斥和打击。澶渊之盟后的宋真宗时代“文恬武嬉”,犹如一艘巨大沉重的航船,驶入了完全无人知晓的航线。未来可能遇到什么暗礁或旋涡,已没有什么人在意了。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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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第1301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第1389页;(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第116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第1389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第1506—1507页。

[5](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5页;(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3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第1518—1519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四《礼志七》,第2539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三月甲戌、乙卯,四月辛卯,第1528—1531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四《礼志七》,第2527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月戊申、乙酉、壬子,第1570—1572页。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丑、癸卯、辛亥,第1581—1582页。

[10]参阅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95页。本段引用系编辑依循该注释补入正文

[1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第1944页。

[12](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四《芝阁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8页。

[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六月戊戌,第2142、2152页。

[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庚申,第1560—1561页。

[1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第1944页。

[16]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二四《石普传》,第10474页。

[1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第2027页。

[1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二,天禧二年六月乙巳,第2118页。

[19]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第143页。

[2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天禧元年九月己酉,第2080—2081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5页。

[21]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22]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一,引宋真宗《又赐丁谓》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23]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真宗纪》“赞论”,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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