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上是满眼还没有做完的数学题，别人早就做完了，她还差得远。越焦急越大脑空白，急得受不了，她就醒了。以前，邵玉珍经常做这样的梦，梦里的同学可以做她的孙子孙女了。
邵玉珍是 “新中国的同龄人，和新中国一起长大”，家在北京顺义沙子营，从前是“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农民。
命运转折点发生在2005年，她开始和一群搞电影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开始学习拍DV。
一旦拿起DV，邵玉珍再也不肯把它放下。“我舍不得放弃刚刚开始有意义的人生”，她在2008年的日记里写道。
邵玉珍是个热心人，爱聊天，端着DV也没耽误她说话。村里两口子吵架了，她出声劝架；邻村的老头走错路了，她大声喊人掉头；对面来了熟人，她就停下和人闲聊。
和村民闲聊够了，邵玉珍会掏出DV里的数据卡，把素材导入剪辑软件，最终制作成纪录片。这些话从郊区传到北京城，到全国，还被翻译成英文传到国外去。邵玉珍很欢喜，“人活到这个岁数，说话有人听是一件幸事”。
2005年，邵玉珍得来了“好不容易得到，不想再失去的说话机会”。国庆节的一天，邻居家婶子的女儿鼓动她报名“村民影像计划”。
那是一项颇有点实验性质的计划：把摄像机交给十位从来没有摸过拍摄机器的村民，让他们拍出自己村子的纪录片。邵玉珍对纪录片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DV和相机的区别。但她心动了。
以前的邵玉珍感觉自己活在一个混沌的世界中，老想把事情整明白。她有一肚子的话，就是说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了DV后，她“眼前一亮”，找到了说话的方式。
“这是邻居儿子的婚礼，这是同学聚会，这是村里的文艺演出，这是我们村的模范教师”。这些内容不是为了拿出去展示，单纯做出来给村民的，为了留下纪念。
常常有村民找到邵玉珍，想让她拍拍他们的生活。刻成盘，往电视上一放，就得意得很。邵玉珍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这些平平常常的人，这点最低的愿望，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她把觉得应当被看见和记住的村民日常都拍了下来。这些镜头的背后蕴藏着朴素的情感：
她拍摄80岁老太太的寿辰，成为老太太在世的永久纪念，她说“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她拍摄村民种地，西瓜大棚遭遇天灾，说“这是记录种地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
她拍摄汶川地震时村民捐款，说“这是宣传好人好事”；
她拍摄村里老人的丧事，把后代的孝顺记录下来，说“这是被他们对老人的真情感染”；
她拍摄退休的老教师，说“他桃李满天下，却没人记录”。
邵玉珍拿出刻录的光碟，电视上放的是记录村里小学教师的影像
DV改变了邵玉珍在村里的角色，她有了不少新朋友。关联才是其中之一，他是沙子营墓地“天堂”的看守员。16年前，邵玉珍拍下了他对镜头的戒备，“照着玩儿？没那回事，指不定整我们呢”。2020年，关联才变了，他走到她的镜头面前，直呼她“身边记者”。
在沙子营老百姓的眼里，记者要报道村里的新鲜事。有人在地里发现一个四斤二两的大蘑菇，抱着大蘑菇就去找“咱们村的记者”。果园里发现飞来一大群不知名字的鸟，村民也跑到邵玉珍家里去喊她拍下来。
但有些事情，不会因为手里多了一个DV就有所改变。
有村民找邵玉珍诉说对村里的抱怨，邵玉珍拍了下来，但她也只能帮助他们排泄内心的苦闷。有一次，她和修暖气师傅聊天，同情对方的医疗事故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可是她帮不了他，“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记录。我征求了他的意见，把他说的话录了下来。”
这些年实践下来，邵玉珍重新认识了手上的DV。“这只不过是一次活动，不要指望它能解决农村所有问题”。
邵玉珍有极强的自尊心。
有一次参加活动，一位老师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村民作者们并不关心内容，只是为了免费出来玩，回去可以和邻里炫耀。
邵玉珍气愤极了，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人格侮辱：“我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可我们决不会卑贱到靠拿你们那点可怜的施舍，用来炫耀自己。”
“我是个女人，是个不出众的女人，我没有女人的姿色，身材矮小，相貌一般。我不聪明，又生不逢时，出生在普通的农村，女人的优越感我一点没有。但我从小拧得很，心里总有一种意识，渴望自己能有一个光明前途的人生。女人要自立自强，女人要有独立人格。”她说。
小时候起，妹妹邵玉琴就是“听着姐姐的召唤，上刀山下火海”。她记得跟着姐姐凌晨三点去五里地以外的水渠里捡树枝，背着篓子来回跑三趟天都没亮。
无人的荒郊野外连树影子都令人害怕，听说还吊死过人。妹妹吓得一身汗，但是姐姐不怕。“胆儿大”、“厉害”、“要强”，姐姐就是妈妈的化身。
邵玉珍的妈妈是那种“争强好胜地要把日子过好”的人，她常把“冷了迎风站，饿了挺肚行”挂在嘴边教人要有做人的骨气。邵玉珍常常盯着屋檐下的燕子窝，她看着大燕子把采撷的食物一口口嘴对嘴送到小燕子的嘴里，之后又赶紧飞出去再采食时，就想起妈妈。
可是这样一个能干的妈妈，却一辈子恪守着三从四德，重复着姥姥的命运。父亲则自私、窝囊，“在饥饿的年代里，他想的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
邵玉珍想打破命运循环的怪圈，她曾经三次想离开出生的望渠村。
第一次是1966年，在顺义县城的牛栏山中学临近毕业的时候，她梦想着出去当老师。可是因时代变更，她没能顺利毕业。第二次是1968年，她顺应时代号召，回乡务农，想把自己练就成“新型农民”再走出去。但那时候人情比努力更有用，家里关系不够硬，邵玉珍没能出去。第三次是1975年，她相亲结识了当时还在当兵的丈夫。她想，如果丈夫留在部队，也许就可以带着她离开。但是随着丈夫退伍回乡转业，邵玉珍再一次被好运抛下。
婚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她育有一儿一女，夏天种地，冬天打莲，年复一年的耕作终于把孩子养大。
人到中年，邵玉珍那股子要证明自己的劲儿还按在胸口，种地时手不闲着，脑子在胡思乱想，数不清多少次被做不完题的梦惊醒。
直到拿起DV，“该如何度过屈指可数的岁月”总算是有了答案。
那时邵玉珍已经55岁了，她必须付出许多代价：频繁地往返家和工作室，这两者之间隔着三个小时左右公交车程；常常无暇顾及田地，心里觉得愧对丈夫；儿媳对她的“不务正业”，没时间带孙子充满了埋怨……
她做不到放下DV，几天没拿DV就觉得难受，看到没有记录的事情就特后悔，她甚至不知道不再拍DV她还能做什么，“就像玩游戏一样上瘾”。她没法再做回一个本分的农村妇女了。
“电视台又来采访啦？”村民来家里找邵玉珍，想去看看好姐妹拍自己跳大鼓的片子。这本来是很日常的场景，但邵玉珍为了那句“电视台又来采访啦？”生气，“我很不自然，我反对你们摆弄我”。
在此之前，她已经被迫对着镜头说了很多不想说的话，也被指挥按照电视台的要求反复摆姿势作秀，“那天太烦了，可能小伙子说话温柔，我就把气都撒了出来”。
有一回，电视台拍摄邵玉珍拍DV，要求她的镜头对着水渠拍。但邵玉珍“不听话”，把镜头对准记者。摄像问她：“您干吗对着我拍，我的机器比您大”。邵玉珍怼回去：“大也没关系，我就跟你对着干了这回！”
在邵玉珍看来，这叫“有来无往非礼也”，“ 他们在拿我耍着玩，我也有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
他们要求邵玉珍对着镜头摆拍，按照写好的台词教邵玉珍和村民怎么撒谎。虽然没有上过一天新闻课，邵玉珍也知道摆拍就是虚假的表演。她讨厌按照指挥表演动作，讨厌被设计好的主题套话。
除了这些，邵玉珍更厌恶很多媒体居高临下，瞧不起她的态度。“55岁农家女想拍纪录片“，有一次邵玉珍看到某日报的这个标题，心里泛起一种被人嘲笑的感觉。
还有一次，一个地方电视台带着命题作文找到邵玉珍。她当场拒绝，电视台记者硬闯进了她的家里，殷勤地帮她干活，一边帮忙一边采访。
采访完之后，电视台的记者就和她断绝了关系，不归还她的短片素材，不接她的电话，节目播出了也不告诉她。
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在一封给另一电视台记者的邮件里，邵玉珍写道：“我自认为对你不薄，把你们当做客人，张罗着饭菜。最紧要的农活推给我的丈夫，来全力配合你们拍摄，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我没有看到我在电视上的任何形象。我们的权利是平等的，你们拍我，播我，应该有我的知情权，为什么这一点权利都不给我？我很无奈，又被你们耍了。”
多年来，邵玉珍总结出一个经验，凡是坐公交车来的，都是好记者。“这样的记者对我是尊重的，是愿意认真听我说的，我和他们是平等的。”遇到融入她生活而非来去匆匆的采访时，她才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表现出来，和记者掏心窝子。
她会拿出儿子儿媳的婚房给他们住，收拾干净屋子，铺好床。看着他们吃着她做的饭，心里很美。有一回，一位记者住了几天临走前要给她钱。邵玉珍生气了，“你以为我是开店的呢？”
她记得河北电视台的几个记者。他们是在实习的小孩。她体谅他们工作的不容易。她也记得传媒大学的几个孩子，为了拍毕业作品来家里住了一个月，他们帮助她修电脑，告诉她最新的拍摄技术。她喜欢那些给她带来新鲜感的年轻人，就像曾经教她拍DV的那帮孩子一样。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5-10 06: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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