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钱镠墓」被盗，墓主真的爱民如子吗？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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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陵「钱镠墓」被盗，墓主真的爱民如子吗？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5-12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钱镠。

据红星新闻5月11日报道，位于杭州市的浙江省唯一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钱镠墓，确实已于2020年被盗。案件已侦破，“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成功追缴秘色瓷、金玉腰带等一大批极其珍贵的文物”，目前正在审理之中。

钱镠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开国之君。自公元907年钱镠接受后梁的册封成为吴越王，到其孙钱俶于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吴越国共存在了七十二年。若加上钱镠称王之前对吴越的控制，则钱氏三代人统治两浙的时间，大概有一百年左右。

关于钱镠及其后代对吴越国的治理，后世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称，吴越国自建立之初，便苛刻辖下民众，实施横征暴敛。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说：

“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

大意是：钱氏三代人统治两浙近百年，外交上比其他国家怯弱，但却奢侈荒淫。从钱镠开始，吴越国便以重税对百姓大肆盘剥，征税的对象，小到一只鸡一条鱼一枚蛋一只雏鸟都不放过。通过笞刑（用竹条鞭打）来征税更是一种常态，百姓们不堪其苦。吴越国甚至还动用军队干海盗买卖，掠夺岭南商人的货船。

另一种说法则称，钱镠统治吴越后，奉行保境安民不兴兵革的国策，兴修水利重农兴商，让辖下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如《吴越备史》里说，钱镠是一个“自奉节俭”之人，衣服与被子“皆用绸布”，寝帐破了补一补继续用；非公务外交宴会，餐具“惟瓷砖漆器而已”。他的统治“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实可谓爱民如子的一代明君。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形象，哪一种才是真正的钱镠？

♦钱镠像， 引自《礼拜六》杂志1916年第83期

答案是前者，有颇多来自不同渠道的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比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下诏减免江浙各州的赋税，给地方官下达任务时，便提到“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在南唐李煜、吴越国钱俶统治时期，很多江浙百姓抛弃房宅土地选择去做流民，田地荒芜。诏书命令地方官，要他们以减免税赋的方式“召游民劝其耕种”，把这些流亡者再吸引回来种地。此时距离钱俶纳土归宋只有十年光景，江浙的民生状况相当糟糕，绝非安居乐业的景象。

再如，《闲谈录》里记载，在钱镠的治下，“西湖之捕鱼者必日纳数斤”，此税名目叫做“使宅鱼”。许多人在湖里捕鱼一整天，也凑不足这笔税，只好去市场上买鱼倒贴给官府。后因知名文人罗隐写诗嘲讽，钱镠才“大笑”，免了西湖捕鱼人的这笔重税。但所免也仅止于西湖的捕鱼人，吴越国治下的金华、东阳等县的沉重鱼税，直到宋太宗时代才宣布废除。

再如，《江南余载》里也说，“钱氏科敛苛惨，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汤悦、徐铉尝使焉，云夜半闻声若獐麂啼叫。及晓问之，乃县司催科耳。其民多躶行，或以篾竹系腰。”——钱氏三代人对两浙的统治非常严酷，百姓有一升半斗税赋没交上，便要诉诸刑罚。南唐的汤悦与徐铉出使吴越，便亲耳听到过官吏以酷刑催收赋税时百姓的惨叫。吴越国许多百姓没衣服穿，有些人腰上系的是篾片做的遮羞物。

时人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不必一一列举。概括起来，自钱镠开始，吴越国百姓的沉重负担，主要来自三大块。第一大块是常规的田税与丁税。沈括《梦溪笔谈》里提到，在钱氏统治时期，两浙的田税是“亩三斗”，入宋后才改为“亩出一斗”。吴越国向百姓征收“身丁钱”，但凡有男丁成年，便须每年缴纳“赋钱三百六十”。这笔重税带来的后果，是穷困之家再不敢生育孩子，“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因为交不起“身丁钱”，很多父母或将孩子直接抛弃，或卖给别人做奴仆，或舍入寺院做和尚。甚至还有“至老死而不冠者”——也就是干脆做了野人，到死也未去向官府申报户口说自己已经成年。

第二大块是沉重的徭役。公元910年，钱镠大修杭州城并启动各种附属工程，时人便在杭州城门上张贴抗议书说“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才给官府修了城，又被逼着去开池子。对于民众的这种抗议，钱镠的回应是轻佻的嘲讽：“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们这些百姓才置办完春衣，又要去置办冬衣。除了多次修筑杭州城，吴越国还修筑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东安城、温州城、福山城、松江城、苏州城、西陵城等诸多城池。仅钱镠时期，这类工程便有50余处。

第三大块，才是《新五代史》中提到的“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的苛捐杂税。据《宋史》记载，钱俶和平归降后，宋朝派了范旻“权知两浙诸州军事”，去负责接收事宜。范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上奏朝廷，请求一笔勾销旧有的苛捐杂税。范旻说，在钱氏的统治下，“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柴火蔬菜瓜果甚至笤帚簸箕都要收税；如今两浙归入宋朝，“欲尽释不取”，希望能彻底废除这些苛捐杂税。朝廷同意了范旻的建议。

有意思是，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虽基本上也接触到了上述史料，却不愿相信钱镠是一个致力于汲取剥夺百姓之人。他说：“钱镠起于贫贱，知民疾苦，必不至穷极侈靡，其奢汰暴敛之事盖其子孙所为也”——钱镠出身底层，知道百姓有多苦，所以不会这么干。那些奢靡铺张横征暴敛，都是他的子孙们干的。显然，这是一种“我认同这种逻辑，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种结论”，而非客观考据。

司马光的逻辑并不成立。出身底层不一定就会同情关怀底层，历史上有许多完全相反的案例。况且钱镠的奢靡无度也见诸史料。比如，他五十岁后搞过五次大规模“还乡”活动（钱活了80岁），其中901年的还乡以锦缎铺地、绢绸挂树，极尽奢靡之能事，“自昔游钓之所，尽以锦绣”，“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连自己早年钓鱼的所在与贩盐的挑担，也都给披上了锦绣。他在杭州城营造的宫室也竭力追求豪华，“城门凡十，皆金铺铁叶，用以御侮”。

其实，满足个人享乐只是钱镠孜孜于汲取的次要原因，主因是他对外扩张的“进取之心”——灵隐寺和尚贯休写诗祝贺钱镠成为两军节度使时，有“一剑霜寒十四州”一句，钱镠却希望贯休将该句改做“一剑霜寒四十州”，可见其“进取之心”何等强烈。若从907年钱镠成为吴越王算起，到932年去世，这25年里有10年的时间，吴越国对外是有战事的。“进取”需要人力与物力来支撑，对民众的剥夺力度自然就会大幅提升。这也是乱世之中割据者越积极进取，辖下百姓的生活往往越惨的主要缘故——三国时代最进取的曹操、袁绍、孙策治下的民生都很糟糕，百姓纷纷流亡逃离，反倒是刘表、刘璋这些闇弱者的辖区，成了流民的首选落脚地。

不过，钱镠统治下的吴越之地，终究实力有限，撑不起他“一剑霜寒四十州”的进取之心。所以，他也有身段柔软的另一面，那就是“善事大国”，愿意向更强大者称臣纳贡。吴越国的纳贡对象，既包括了后梁、后唐与后晋这些中原王朝，也包括南唐这样的非中原国家，甚至还包括了被视为“夷狄”的契丹。对境内百姓的人力物力进行高强度汲取，与这种柔软的外交身段互相配合，二者共同成就了吴越国近百年的稳定统治。

♦另一种钱镠像，引自《北洋画报》1932年第18卷第871期

至于那个爱民如子的钱镠形象，更多是出自钱氏后人的虚构。钱氏举国和平归宋后颇受礼遇，后裔众多，且在两宋知识界颇有影响力，著名者有钱俨、钱易、钱惟演等。前文提到的《吴越备史》，作者便是钱俨，他是钱镠的孙子。

值得一提的是，钱氏统治吴越时，虽有不少百姓选择了抛弃田园流亡他乡，乃至于不敢生育子女，但入宋之后，吴越地区的百姓却渐渐开始怀念起了“钱王”。宋神宗年间去到杭州做官的苏轼说，钱氏统治吴越时，辖下百姓“至于老死而不识兵革”（并非史实），实在是极大的德行。他后来游览九仙山，又听到当地百姓将钱王写给王妃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改编为儿歌《陌上花》在传唱，歌词里有“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这样的句子，怀念钱王的意思很是明显。明朝人钱德洪说，“吴越之民自唐以来七百余岁矣，其爱戴钱氏之心，有如一日”，也不是虚言。吴越之地的“钱王庙”“吴越王庙”便是证据。

这种当时与后世的民意反差，既与历史细节的流失有关——钱氏和平归降使得吴越不受兵灾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眼；钱氏统治时期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模糊；也是比较之下的结果——同时代的其他政权，大多也在征收沉重的田税和丁税，也在汲取无休无止的徭役，苛捐杂税也是多如牛毛。史载吴国“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南汉、闽、楚等国的丁身钱，同样导致辖下百姓不敢生养子女，“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仆，或度为释老”。

更要紧的是，进入北宋之后，百姓们遭遇的汲取并没有减轻。

虽然朝廷在吴越之地刚刚归附时，曾出台过政策降低常规赋税并免除苛捐杂税，但效果极为有限。新赋税与衙前差役，很快便又将包括吴越百姓在内的北宋百姓，压榨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于在包拯、司马光、苏轼、郑獬这些人的奏折里，宋仁宗、宋英宗与宋神宗统治时期，竟也是一个民生凋敝的时代。

仅以衙前差役为例。宋仁宗嘉佑八年，苏轼给朝中大臣韩琦写信，说自己在凤翔做官，发现民众最害怕的东西便是衙前差役。朝廷规定家产满二百千的家庭会被征去服衙前差役——所谓衙前差役，简单说来便是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包括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都会被免费摊派给地方百姓。因为衙前差役会导致破户败家，所以鲜少有百姓敢让自己的家常超过二百千。凤翔这些年已经找不出家产超过二百千的百姓了。苏轼对韩琦感慨说：百姓的家产，连锅碗瓢盆都算上，连二百千都不到，“则何以为民？”，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在给宋英宗的劄子里，司马光也说，自从朝廷设置“乡户衙前”这项差役，百姓的日子便越来越困顿，都不敢努力致富。因为富人须承担衙前苦差，会被闹到家破人亡，还不如做一个穷人；穷人见了衙前之役这么苦，也不敢求富。臣我到过一些村镇，见到村民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很差，就问他们缘故。他们一致说是不敢求富。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就会被视为富户，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之役。买田造屋这种事更是不敢去想。

朱熹后来总结北宋的赋税汲取，说的是“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前代积累的种种盘剥汲取经验，本朝全都继承了下来。这种“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与吴越民众对“钱王”的怀念，显然是有关系的。虽然真实的“钱王”，同样也在实施各种“刻剥之法”。

①《浙江唯一保存完好帝王陵钱镠墓被盗，所处遗址公园仍在施工中》，红星新闻2021年5月11日。

②李志庭：《也谈钱僇“保境安民”国策》。

③欧炀：《英雄与富翁——吴越国王钱镠的心态分析》

④武丹：《重苛乎?慈爱乎?——钱镠治国小考》。

⑤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吴越国重敛虐民说考辨”。

⑥言九林：《劝君少赞宋仁宗，草民争相在拼穷》

⑦谢芳， 陈华文：《论两宋时期钱镠传说的流变》。

⑧杨一平：《关于史籍中对钱镠不同记载的几点看法》。

⑨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十二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