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百年，看到的世界有何不同？
高彩云，1920年生于江苏，历经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及改革开放，还教了大半辈子书，是许多故事的见证人。
本文摘自《这辈子：1920-2020外婆回忆录》，由这位百岁老人口述，其女儿、外孙女编纂而成。高彩云的女儿后来说，母亲的记忆力超好，耳朵有点背，坐在轮椅上，对自己说尽了一生……
一、生孩子和土裤子
我们那个地方，长期以来被各种势力来回拉锯。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想求太平、过安稳日子，那是奢望。
那时，我们首先逃去了卓圩子（江苏省睢宁县），在那住了一年多，维持会来了。小日本是什么货，老百姓早已听说，维持会是跟小日本干的，肯定比小日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维持会一来，人们又四处逃难了。春夏之交的麦收季节前，我跟婆婆逃难到了他的外婆家王柳圩子，那时，我已经怀上了第一胎，有两个来月的身孕。
王柳圩子交通特别不方便，我们猜想，那里穷乡僻壤的，什么都没有，日本鬼子可能不会打到那里。但是，穷乡僻壤的地方，生活条件也差。外婆家是小小的地主，只有百十亩土地，两间半房屋，我们就住在四五个平方的一个小炮楼里面。
有人认为，在旧社会，地主都是吃好的、穿好的，其实不然。地主有大有小，有穷有富。穷地方的小地主，或者兄弟多、自己不当家的地主，平常穿的只是一般衣服。有一两件人情衣服，也只是有要事时才穿。不忙时，小地主的食物也是粗细搭配、粮食蔬菜搭配、稀稠搭配。
刚到外婆家，吃她家的“喝饼子”。饼是用麦面加白玉米面做出来的，乍一看白白的怪好看，吊人胃口，可吃到嘴里刮舌头，硬梆梆的像纸壳子。热的时候柔软些，凉的时候吃，真像啃土疙瘩。
那时候精米白面少，农村人的生活可以用“七个月的白芋，三个月的南瓜”来概括，有白芋和南瓜，能省下不少粮食。农村人家前屋后地多，种了许多南瓜，平常的时候南瓜饭领大头（方言，为主）。南瓜多的人家，收成后堆成垛子，够吃很长时间。那时候没有化肥，南瓜生长全靠农家土杂肥和禽畜粪便，种出来的南瓜味道正，又面，口味又好，稀甜的。
在外婆家，每天一大早，家里人煮够二十人吃的一大锅南瓜稀饭，爱吃馍的吃馍，南瓜饭当稀的喝。因怀孕不久倒胃口，我不想吃别的，就喜欢喝南瓜稀饭，因为南瓜饭里有稷米，又甜又面又黏糊，热的好吃，凉的更好吃。我偷偷地跟丈夫说：“我不想吃馍，光想吃南瓜饭。”丈夫听了哈哈一笑，说：“想吃你就吃呗！她（指外婆）巴不得你净吃南瓜饭，还省粮食。”
我的月份越来越大，原来打算回到婆家生孩子。可是，在躲难的日子里，因为丈夫的三弟突然中弹身亡，一家人忙着办丧事，打乱了我回去生孩子的计划，直至大女儿出生，我一直在外婆家住。
1939年农历十月，已经是冬季，天气很冷，夜里更冷。天亮前，我感觉肚子有点痛，心里又惊又喜又怕。我没生过孩子，光听说有人孩子生不下来，大人孩子都没命，这叫“抱劳死”。我三婶有个女儿，就是生孩子生不下来死的。我喊醒丈夫，告诉他我可能要生了。丈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披着棉袄跑到了婆婆的房间，告诉他娘我要生的消息。
可能因为婆婆一生孩子多、经历多的原因，听到儿子报的消息之后非常平静，没进我的屋里看一眼、问一声，好像不知道女人生孩子是“儿奔生，娘奔死”。后来丈夫才跟我解释，说自从他父亲死后，他娘听信了道嬷子的胡言乱语，说公爹活着时杀人太多，为了使公爹的阴魂在阴间得到安宁，免受阴曹地府小鬼的鞭抽、绳捆、火烧、油炸的刑罚，一直到“老”（方言，去世），她都必须吃斋。所以，天上的雁鸽、地上的猪马牛羊、水里的鱼，都不能杀。此外，不能见鲜血，也不能进产房。这一切要求婆婆全部做到了，公爹去世后，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素，从不沾荤腥。我月子里，她真的从未踏进我的房间一步。直到孩子满月，我抱着她，婆婆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孙女。
那时，女人生孩子可受罪了，不像现在，大小医院都有妇产科，技术、设备一应俱全，那会儿啥都没有。请来的接生婆没有什么消毒衣服，只套着一副护袖，接生完护袖就扔了。生完了孩子，产妇家除了给接生婆送钱、糖、红鸡蛋之外，还得再给她两尺红洋布缝护袖。
接生婆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老嬷子，谁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是胆子大。有的接生婆还知道孩子落生前，把裁衣、剪东西用的剪子在锅里煮一下再去剪脐带。有的干脆就地撅一截硌裆梃子（方言，高粱秆之类的东西），把外层竹篾一样的硬皮撇下一片做刀片。用这种“软刀”割脐带，伤口不发炎才怪呢。那时候人也不懂，新生儿被感染了夭折，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得了“脐风”。
旧社会，女人生孩子就在家里。没有产床，自家的床也不能躺着，只能坐在板凳上或者站着待生。感觉孩子要奔生了，往地上一蹲或者双膝一跪，孩子就落地了。刚生下来的婴儿浑身上下都是羊水等液体，再沾上地上的泥巴，孩子就像个小泥猴。生完孩子，产妇恶露不净，没有草纸的穷人家，就让产妇坐或者睡在草木灰上，为的是吸收恶露。
孩子生下来，大人受罪，孩子也受罪。城里人不说，在农村，不管是地主也罢，穷人也罢，孩子生下来就穿土裤子。现在人没见过土裤子，就是一个齐膝盖长的大裤头，裤脚管左右两边缝两根布条，前肚缝留得深一些。用干的细沙土装进裤裆，拴紧裤管，扎紧腰带，土就漏不出来，这就是土做的“尿布”。
说起土裤子，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候穷，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天热时，把土直接倒入婴儿的裤裆就行，冬天的时候沙土还要加热。农村人烧好饭之后，把沙土放入泥烧成的煨罐里，把罐子放到灶膛的暗火中，让沙土变得温热。换腚（方言，换尿布）时，把孩子抱到锅门前。那时候，谁家门前晒沙土，不用问，家里有吃奶的孩子。双沟临近黄河南堰，那里的沙质既细又白，有奶孩子的家庭都到那里挖沙，时间久了，黄河堰上出现了一个个洞。
新生的婴儿，屎，屙在土里；尿，尿在土里。屎尿渗透了土，孩子的腿裆就夹着大泥蛋。讲究一点的人一天换三次土，不讲究的一天才换一次，很少给孩子洗屁股。有的孩子穿土裤子，一直穿到能扎步（方言，婴儿学步）。土裤子太重，浸湿了更重，直往下坠。孩子的骨头嫩，时间一久，腿就变形了，成了罗圈腿。在淮北农村，后来好多年里都能看到不少老人是罗圈腿，那都是小时候穿土裤子的结果。
那时候农村苦，不仅有土裤子，我听说有的地方还有“土被窝”。就是在寒冷的冬季，把加热好的沙土放进小被褥，让婴儿躺进去，再把小褥子用带子扎成一个小被窝。
现在多好，各种款式规格、高温消毒的卫生用品应有尽有，给大人孩子创造了那么多舒适的条件，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上午，接生婆来了，她是王柳圩子本庄的人。由于肚子一阵一阵地疼，我多少个小时无法安睡。我头一次生产，时间要比生过孩子的长。两次阵痛的间隙，我困得眼皮像铅重，实在支撑不了，只要不疼，我就会沉沉地睡去。那接生婆看到我的样子，不满意地数落我：“哪有像你这样生孩子的？睡着了能生孩子吗？! ”我又痛又困，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接生婆坐在桌子旁边，喝着家人给她冲好的红糖茶，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想驱走我的困意，随便她怎么说，我已没力气再和她辩驳。
在等候孩子出生的时间里，接生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接生的技术如何好，如何有耐心，等等。她为了表示自己好，还说同村的另外一位接生婆手段十分粗鲁，为了尽快让孩子生下来，竟然抱着痛苦不堪的产妇，往地上一下一下爽（方言，顿），说那样生得快。
二、路边的一碗茶要了我孩儿的命
1946年，我丈夫丢掉了工作，我们一家六口回到了老家。
刚开始，我们租住在一个烟店老板的几间空房里。时局混乱，朝不保夕，我们没有收入，可是有六张嘴要吃饭，怎么办呢？丈夫只能再做点小生意。
我和丈夫商定，他带两个大的在李集（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李集镇），我带两个小的去双沟（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双沟镇）娘家。我去那里的原因一个是娘家亲友多，孩子有法交，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要到那里收取六十亩地的租子。前面说过，这六十亩地，租子和我们一大家子的需要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是，捉襟见肘的我们，有一点点收入都要想办法去维护。
我租了一驾手推的土车子，车夫把二儿三儿放到车架上的背篓里就上路了。从娘家到婆家有七十里的路程，起码要大半天。走了一半，二儿说口渴，车夫把车子停在了陈集路边的一个小茶棚边。
小茶棚很简陋，四根拳头粗的木棍，歪歪斜斜地支撑着几根更细的小木棍，上面铺着几十根玉米秆。稀稀拉拉的玉米秆遮不住雨，阳光透过它们照到地面。茶棚底下摆着一张矮小的方桌，上面放着三四个黑碗，一个竹壳热水瓶装着开水，一个瓦罐里装着凉开水，碗是公用的。茶棚旁边有几块石头当板凳，走累了的行人可以在此歇脚。
疲惫的我想在这里歇歇，把随身带的食物分给孩子吃。因为二儿口渴，我买了一碗水给他喝，谁知道这碗水竟是一碗要命的水。
到了双沟的当夜，二儿开始发烧，咳嗽不停。一大早，我让大弟陪着我到双沟街，找到当地知名的一位戴先生诊治。戴先生查看了一下，说是喉咙有问题，他当场拿了一点药粉，对着孩子的喉咙吹了进去。我心里不踏实，又带着孩子到药房看了一下，看完后我带着二儿先回了家，留下了大弟拿药。
大弟拿着戴先生的药方子去开药，付钱时发现药费很高，大弟也是孩子，他不敢做主，跑回家说：“先生开的药里面有珍珠当药引子，贵得很。”我娘听了，说：“再贵也得拿！”大弟又返回了药店。那药店的先生很诚恳，他唯恐小孩子不相信他放了珍珠，对大弟说：“小孩，你看准了啊，要想治好那孩子的病，必须用它做药引！”他当着大弟的面拿了珍珠，把它放在火上烧，“啪啪”几声脆响，珍珠炸开了。先生把炸开的珍珠在药臼中捣碎，连同其他中药混好之后包扎结实，交给了大弟。
大弟双手把药包捧回家。我把那药熬好后，让二儿喝下去。下午，又滗了一次药渣再熬。第二天，我仍然煎药让二儿服下，可他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待第二服药渣熬好后，二儿已吞咽困难。我拿着小勺子，舀了药，慢慢地向他的嘴里一点一点洇。
一勺一勺的药灌下去，直至全部喝完，可是孩子的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为了不让药倒流，我抱着他，让他趴在我的肩头。没多时，只听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娘”，便停止了呼吸。
我心痛万分。我后悔，不该在路边买那碗茶水。
我找人给二儿子打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他送回了老家。娘劝我，亲人们都劝我，说二儿是讨债来的，是讨债鬼，死了不要疼他了。说不疼是假话，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有不疼的呢！
三、十几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回来了
1969年午收的时候，一天下午，一个我不熟识的媳妇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俺大婶子，俺大叔回来了。”
十几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回来了。我丈夫多年不在家，我早就对他不抱希望了。因为他，我吃尽了人世间数不清的苦难。今天，他居然又活着回来了。
我一时间思绪万千。我想想他的过去，又想想自己的过去，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我决定，再不和他一起生活，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那媳妇对我说的当晚，一个人到学校找我。我按着指示到了地方，屋内有几个人正在聊天。一个人看见我来，未等我问话，他就说：“你小孩爸来了，你到堂屋跟他说说话。”我说：“我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当年他两手一撒就跑了，撇下俺娘五个，要不是共产党，我骨头早就上黄锈了。”那人又说：“从明天起你不要割麦了，到生产队领点柴火，给他带孩子。”
此刻我才知道，我丈夫这些年在外，又有了新的妻室儿女。
后来，我知道了丈夫这十几年的故事。
十几年前，他逃走之初，到过甘肃，想去新疆，但是后来辗转到了内蒙古。我和丈夫共同生活十几年，十分了解他。他不能吃苦，出苦力养性命是不可能的。在内蒙古，他流落到了草原上的一个旗安了家，内蒙古远离安徽，几千里路之外，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便和家里断了联系。
他在内蒙古改名换姓，说自己姓马，祖籍山东。他给一位猎户的女儿当了上门女婿，丈夫和她先后生下了两儿一女，孩子全都不正常。这些孩子不会说话，大孩子痴呆，走起路来像个醉汉；老二是个女孩，肢体残疾得不能穿裤子；老三稍微好些，但看着也是呆相。三个孩子刚被送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丈夫的门口天天站满了看稀奇的人。
组织上给我做工作，让我给他带孩子，学校的同事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没长心吗？怎么可能给他带孩子？”我能怎么办呢？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跑。
我的娘家双沟离朝集有十八里地，那时候，两地之间有人拉石头，拉石头的板车一来一回有空趟。我对关系要好的同事说：“我等一会儿就得走，我没有东西，只有一个风箱和一床被，烦劳你帮我送到双沟娘家。”
二十龙灯，月出一更。天黑不敢走，月亮出来，我孤身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校门。
我走过食品站，一条狗突然冲出来狂叫不停，把我吓得浑身出冷汗。好在我不惹它，它也没扑到我身上。我害怕狗叫声引来人，头也不回，连跑带走，跌跌爬爬地朝南边去。
我想好的出逃路线是，先到二妹工作的学校浍沟郭瓦小学，再去七八里外儿女插队的菠林大队，然后到县城法院。从朝集到二妹家全程近六十里，心情紧张的我紧走慢跑，黎明前，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正在这个时候，月光下走过来一队人。
我吃了一惊，站住了脚。仔细一看，这队人手提肩背的是些乐器、条幅之类的东西——这是一支刚结束演出的文艺宣传队。这队人看到我也吃了一惊，毕竟，深更半夜的，一个女人独自在野外，挺不正常的。我赶紧主动开口，问这些人从此地到菠林怎么走。我说，现在是午收时节，我要去帮住菠林的女儿割麦，宣传队员就热情地给我指了路。
告别宣传队员，我继续赶路，天亮时，终于赶到了二妹家。二妹看到我非常惊讶：我平时讲究整齐，此刻，经过一夜的狂奔，我早就头发散乱，衣冠不整，像个疯子。
我匆匆忙忙地对二妹说：“他回来了，带了一窝孩子，大队让我给他带孩子，我也不打算教书了……”二妹听我说完，看到我腿上跌跌撞撞磕出来的伤痕，心疼地哭了。
吃完了饭，我又赶到小女儿插队的菠林。二妹的住处离我孩子的住处有七八里路，我也是一口气走到了。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孩子，让他们不要再去学校找我，然后，我说要去县里办事。说完，马不停蹄地赶往灵璧县城。
在县城，我见到了小弟。小弟见到我，让我在他那里歇息两天再说，我不愿意等，让他拿纸笔来。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辞而别的原因，写完之后，我把信交给小弟，让他到邮局寄掉，然后径直去了县法院。
那时候人不懂法，认为打官司告状都得找院长。我去县法院，一开口就说我要找院长，有人告诉我，打官司有分管的科室。按人指点，我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正在埋头办公，我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我说的时间长，这会儿的办公室已不是一个人了，好几个人都好奇地聚拢来，听我的故事。
我说：“我要反映真实问题。那是我原来的丈夫，他在外找了女人生孩子。这次回来还带了那几个孩子，大队让我给他带孩子，那些孩子又不是我生的，凭什么让我带？你不给我处理，我没法回去工作。你们看！”我捋起裤管，“我深更半夜跑出来，腿脚都卡破了。找你们，就是为了解决我和丈夫的问题。你给我写个离婚介绍信！我就要你们法院的那一枚大红印的介绍信！”
我一口气说完，那人眼睛直眨地看着我，他说：“要离婚，你得回朝集区民政办理。”
我说：“你们不给我处理，我就不走！”
可能那人不知这个介绍信该不该出，便说自己不会写，问我：“你会写介绍信吗？”
“我会写！”我问他要了信纸和笔，提笔就写：“高彩云和×××自愿脱离夫妻关系……”
写完，我递给了那位办事人员，他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重婚已成事实。他给我盖上了鲜红的法院公章。
我攥着盖着法院大红印的离婚介绍信，回到了朝集。自此，所有人都不再提让我给我丈夫带孩子的事。
按《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我和丈夫解除了婚姻关系。此后将近二十年，我不愿意见他，也不想知道他的事。但我知道，那几个残疾孩子没多久就死了。
前夫一直跟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生活，1987年在大女儿家病逝。他让我和孩子们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他自己去世的时候倒是一点罪也没受，说着话，头一歪就走了，人世间就是有这样的事。
作者：高彩云（口述）、赵丽君（笔录）、杨扬（整理）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9-1 07: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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