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硬核读书会 Author 宗城
张爱玲是被讨论、研究过无数次的作家。她的人生和她的作品，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魔力，吸引着人们去阅读与思考。她是讲故事的好手，似乎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戳中不同年代的读者。 或许我们不了解的是，她其实也是个一流的编剧。 张爱玲历来以小说家的身份被人熟知，自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着重介绍她后，她的文学地位水涨船高，成为与鲁迅、沈从文、茅盾并重的人物。但是在小说的光辉之下，她的编剧作品却较少被人提及。张爱玲以家庭剧、悬疑喜剧和女性生活剧最为精彩，在中国电影事业野蛮生长的年代，她就曾凭借《太太万岁》惊艳世人。此后南渡香港，定居美国，在纽约，她获得了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并搬到这个基金会所管辖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僻静庄园，而后张爱玲结识了德裔剧作家赖雅，8月与之成婚，上世纪60年代，张爱玲长期与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合作。《不了情》（1947）、《太太万岁》（1947）、《金锁记》（1948，未能拍摄）、《情场如战场》（1957）、《人财两得》（1958）、《桃花运》（1959）、《六月新娘》（1960）、《南北一家亲》（1962）、《小儿女》（1963）、《一曲难忘》（1964）和《南北喜相逢》（1964），以及一部没拍成的《魂归离恨天》,一部没有被保存下来的《红楼梦》上下集。《魂归离恨天》没拍成，是因为剧本还没交到导演手上，“电懋”就因董事长兼总经理陆运涛遭遇空难，于同年9月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除了上述作品，还有一部戏被人猜测是张爱玲的手笔，那就是1948年上映、剧作者署名桑弧的电影《哀乐中年》。此作由桑弧导演，石挥、朱嘉琛、沈扬、李浣青主演，曾被誉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最好的一部家庭戏，但这部戏的编剧是谁，到如今仍是个疑案。
作者之谜 十里洋场上海滩，张爱玲刚因为《太太万岁》的创作被左翼报人群起而攻之。胡兰成之事未了，资产阶级们又笼罩在内战阴霾的复杂情绪之中，有人南下香港、台湾，有人还在上海踟蹰。货币大幅贬值，金融秩序崩溃，张爱玲困守寓中，汉奸之妻、小市民低下趣味、罔顾民族苦难的骂名滚滚而来。临水照花人，早没了当初的意气风发。文华电影公司和导演桑弧伸出援手，邀她担任特约编剧。流言说，张爱玲与桑弧坠入爱河，二人一度谈婚论嫁，但张爱玲并未亲口承认，据二人共同的好友龚之方回忆，有一次他去看张爱玲，一时口快，把朋友之间认为她与桑弧男才女貌的想法给说漏了嘴。可是张爱玲却并未领受，“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摇头和再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哀乐中年》是电影导演桑弧的代表作，但它具体由谁编剧，半个世纪以来众说纷纭。有桑弧独立创作说、张爱玲独立创作说，也有二人合著说。张爱玲创作《哀乐中年》的观点在港台和海外流传。此说最早来源于学者郑树森，经李欧梵在《狐狸洞呓语》里的《<从现代到当代>小序》里提到，他从郑树森那里得知：“《哀乐中年》乃张爱玲编剧。”但桑弧称《哀乐中年》乃是自己编剧。他在《哀乐中年》剧本后记中说是自己写的《哀乐中年》的电影剧本。1999年，他又在接受陆弘石、赵梅的采访时说：“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个故事，我把它改拍成了电影（指《哀乐中年》）。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正剧，而我则用了一种喜剧的笔触来写，里头甚至还带有一点悲剧色彩。”学者张瑞英、高丽在《张爱玲与<哀乐中年>关系考》中曾经详细讨论过这桩疑案，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文中提道: “电影《哀乐中年》于1949年上映时，编剧、导演皆署名桑弧，但1983年以降，港台张爱玲研究者发出不同的声音：宋淇、郑树森、苏伟贞认为《哀乐中年》是桑弧的构思，由张爱玲执笔；桑弧、桑弧家人、龚之方、魏绍昌坚持《哀乐中年》为桑弧单独创作；张爱玲声称自己只是‘参与了写作过程’，陈子善、刘川鄂等人比较认同此说法。当事人、好友、‘张学’研究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留下一桩难以判定的‘公案’。”
矛盾之处 1990年1月2日，她写信给时任《联合报·联合副刊》编辑的苏伟贞：“《哀乐中年》影片是桑弧一直想拍的题材，虽然由我编写，究竟隔了一层。”11月6日，她复信苏伟贞：“今年春天您来信说要刊载我的电影剧本《哀乐中年》，这张四十年前的影片我记不清楚了，见信以为您手中的剧本封面上标明作者是我，我对它印象特别模糊，就也归之于故事题材来自导演桑弧，而且始终是我的成份最少的一部片子……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按常理来说，张爱玲这个说法是最接近真相的。她担任剧本顾问，参与了前期的写作过程，但并不算是她独立创作的一部剧，如果按今天通行的署名办法，将《哀乐中年》剧本定义为“桑弧、张爱玲合著”更为合适。大体可以肯定，桑弧是《哀乐中年》的主要作者，而张爱玲给这部剧提供了一些意见。有意思的是，《哀乐中年》与张爱玲明确署名编剧的《太太万岁》在气韵上有着惊人的神似，它们在创作时间上相隔不过一年，在对人生的慨叹和对女性的描绘上却是如出一辙，要说《哀乐中年》与张爱玲一点关系没有，那是很难让人相信的。还有几个证据可以佐证张爱玲参与了《哀乐中年》的剧本创作。首先是张爱玲的书信。其中最有力的一条证据是：1948年5月，报人沈寂加入上海《春秋》杂志担任编辑。任职期间，她主动向张爱玲约稿，请她翻译一些外国作品，张爱玲于是寄来了一篇毛姆小说的译稿，题目为《红》，未署名，也未完稿，信中说道：“因在创作剧本，没有全部完稿，很是抱歉。同时，把美国‘企鹅版’毛姆小说原著附来。”随后，沈寂译完余下的三分之一文字，刊于《春秋》1948年第6期“小说”栏目。（转述自韦泱《沈寂眼中的张爱玲》）这部张爱玲正在创作的剧本，成为解谜的关键。根据《春秋》当时的排期，沈寂约张爱玲翻译小说是在1948年5月底至9月间。彼时，《太太万岁》已经公映，张爱玲的剧本创作只可能是《金锁记》或《哀乐中年》，但张爱玲早在1948年4月就改编完成了《金锁记》。当年的《文华影片公司编年表》指出：“1948年3月中旬，张爱玲的电影剧本《金锁记》完成。”《青春电影》第16卷第13期《张爱玲的悲哀》中写道：“可是完成了已久的《金锁记》却到目前还被冻结着未曾开拍。”由此可知，《金锁记》改编剧本已经在1948年3月完成。所以，张爱玲1948年5月底到9月创作的剧本，这个令她为此无法完成翻译任务的剧本，不可能是《金锁记》，也不会是那些她离开上海后才写的本子，而是《哀乐中年》。《传奇》 张爱玲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6 1948年7月17日，《电影周报》第1期发表《桑弧着力〈哀乐中年〉》，文中称“编剧是张爱玲”，可紧接着第2期又说“《哀乐中年》实际是桑弧自己所编。”无独有偶，当时国内另一份知名刊物《青春电影》第16卷第37期《桑弧有新作〈哀乐中年〉，石挥主演》中写道“编剧是张爱玲”，到了1949年4月30日《哀乐中年》上映9天后，《青春电影》的作者才改口说“这部作品为桑弧自己写的”。（此部分考证有赖于张瑞英、高丽：《张爱玲与<哀乐中年>关系考》）《哀乐中年》台词与张爱玲前期作品的相似性，则为我们提供了叙事学上的理由。首先是在创作主旨上，《哀乐中年》与1947年的《太太万岁》一脉相承。见张爱玲在《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上发表的《<太太万岁>题记》： “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太太万岁》是一部关于“哀乐中年”的故事，而《哀乐中年》则延续了它的主旨。这部电影尖锐地探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人为何容易“未老先衰”，为什么初生牛犊的青年，用不了多久也能像老人一样世故、圆滑乃至更为保守？电影借人物之口道：“我老觉得中国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好像没有中年似的，其实最可宝贵的是中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电影对人生不只有嗟叹与悲惜，还有于深渊中看到光芒的一缕希望，而这份希望就集中表现在中年教师陈绍常的身上。他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进步主义者，而是一个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好老师、好父亲、好“老太爷”。在电影里，他年届五十，儿子给他送墓地作为贺礼，一生眼看渡尽劫波，平等坦荡，活着却像等死，使他痛苦地思索生命的意义，最终做出令家人诧异的选择。“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对于死看得这么重要，而并不讲究怎么样好好的活下去。”而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44年8月，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写的句子：“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无独有偶，张爱玲在1944年《天地》第13期发表的《中国人的宗教》，恰好与《哀乐中年》里儿子为父亲送上墓地作为五十大寿礼物形成对照。而谢有坤、陈子善等学者已经指出，《哀乐中年》与张爱玲剧本《小儿女》的相似性。如《哀乐中年》剧本第39场：“彼此咀嚼着这短暂的静默”，对比《小儿女》剧本第31场：“大家在沉默中咀嚼着”；又如《哀乐中年》的这段对话：刘：她本来对敏华还好，自从去年她自己生了孩子就跟以前不同了。慧：脾气好又怎么着，这一位刚来的时候也挺好的，自己生了孩子就变了，越来越讨厌小凤。“我老觉得中国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好像没有中年似的，其实中年是最可宝贵的一段时间。”“有许多人以为青年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我倒情愿中年，尤其是early middleage（中国人算来是三十前后，外国人算起来迟得多，一直到五十几岁）人渐渐成熟，内心有一种peace，是以前所不知道的。”“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这种剧变下个体的渺小、人生中永恒的孤独，其实在《哀乐中年》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流言》 张爱玲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6
不合时宜者的怕 由此可见，张爱玲至少是《哀乐中年》作者之一。那么，她为什么不署名？一来，张爱玲乃是发迹于上海沦陷时期的作家，又与胡兰成有过恋爱，在政治正确上站不住脚。二来，张爱玲与桑弧关系紧密，1948年，桑弧正处于势头上升期，张爱玲并不想给他招麻烦。加之1948年国共内战加剧，政治氛围变幻莫测，张爱玲的发声也就更加慎重。1947年，《太太万岁》引起左翼报人群起而攻之，这是令张爱玲后怕的事。平心而论，作为一部家庭生活悲喜剧，《太太万岁》是一部将严肃思考寄于笑声中的电影，它描绘了一个中国小家庭的崩溃与掩饰，它让人在欢笑过后品尝到现实的悲凉。在对主角陈思珍与丈夫唐志远的对比刻画中，张爱玲呈现出女性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磨难的冷峻现实。她虽不是标榜女权主义的作家，但她对父权制社会与婚姻的呈现同样辛辣，只不过这种辛辣蕴藏在苍凉的笔调里，需要观众耐心体察。日后，面对往昔指责她的意见，张爱玲自述道：“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张爱玲的编剧作品固然有其局限，但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以一己激愤之词代替严肃评论的文字，显然也不是公允的艺术分析态度。时过境迁，《太太万岁》和《哀乐中年》都已经证明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在国内影视剧评分相对最中肯的网站豆瓣，《太太万岁》有8.4的评分，而《哀乐中年》的评分高达9.2分，这两部半个世纪前的电影，对比李安的《饮食男女》和《喜宴》也毫不逊色。张爱玲显然是参与了《哀乐中年》的剧本润色，但剧本是否由她主要创作，至今都没有铁证。晚年，张爱玲与桑弧分隔重洋，时过境迁，她也断没有替桑弧圆谎的必要。所以，张爱玲晚年说“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虽为谦词，但应当离事实不远。在当时的政治动荡中，艺术家无法独善其身，而当党同伐异的话语取代独立思考，政治凌驾于艺术，艺术最重要的作者性就会退场。张爱玲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减少创作，她害怕自己的署名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时候的她就像万重乌云下的一只寒蝉，在纷乱的时局里且自沉默和惊心动魄，凡此种种，张爱玲在《哀乐中年》里放弃署名，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时候，捍卫多元的声音，比单一的正确更重要。英国女作家伊夫林·霍尔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被误传为伏尔泰的名言）很多人连这句常识都已经忘却。
参考文献： [1]张骏祥：《中国新文学大系·序（1937—1949 第49集电影 卷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此书内有《哀乐中年》剧本； [2]郑树森：《宋淇与张爱玲》，《苹果日报》2013年2月3日；[3]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4]陈子善：《张爱玲与海上文坛》，《看张及其他》，中华书局2010年版；[5]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6]张楚;陈捷：《张爱玲编剧电影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3年；[7]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8]陆弘石、赵梅：《桑弧访谈录》，《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9]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10]魏绍昌：《〈哀乐中年〉非张爱玲所作辨》，《戏文锣鼓》，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11]张瑞英、高丽：《张爱玲与<哀乐中年>关系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10期；[12]谢有坤：《电影<哀乐中年>的“顾问”：生命在四十岁开始》，澎湃新闻，2017-12-9；[13]李舒：《<编剧张爱玲>（二）：中国太太万岁》，李舒个人公众号《山河小岁月》，2020-08-25；[14]张爱玲：《张爱玲：电懋剧本集》，香港电影资料馆，2010年；[16]张敞：《编剧张爱玲：剧本内外的苍凉人生》，北京青年报，2014年10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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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3 0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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