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杨昌娣决定活下去 | 人间

源济

82岁的杨昌娣决定活下去 | 人间

Original 王子伊 人间theLivings  2021-09-16

杨昌娣形容自己是“破洞的塑料袋”，“碎掉的玻璃瓶”，“没人搭理的废物”，“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的垃圾”。她衰老、多病、孤僻，哪儿也去不了。但她会永远记得，自己爱过一个人，永远记得，自己有一个解放军恋人。

配图 | 作者供图

2021年大年初一，我随父母回京郊奶奶家过年，在巷口遇到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父亲给我指了指那个老太太：那是个有故事的人。午饭后，我央求爷爷一同造访老人。

老人叫杨昌娣，听说我要采访她，先是推拒，后来半推半就地同意。她孤身一人实在太久，以至于一打开话匣，便近乎喋喋不休。在一张低矮木凳上，她讲起过往与现在，讲起她的苦与痛，悲与欢，爱与恨，生与死。她的声音虽模糊，但语速很快，仿佛蓄积已久——生命中那些微小细节一齐席卷过来，构成一股磅礴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勾勒出一个普通老人不普通的一生。我们漫谈了一个下午，离开前，她说：“谢谢你，谢谢你啊。”

一个月后，我再次造访她，带了糕点当礼物。她很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您就把我当孙女吧，反正我奶奶也和您差不多大。”

1

| 杨昌娣老人和她的小院（作者供图）

世上只有两种人，等死的和死了的。

等死的人也分两种，爱活着的和不爱活着的。

这两类，杨昌娣都属于前者。

杨昌娣今年82岁，一个人住在北京怀柔的农村。她的房子一百岁，像她一样残破且长寿。杨昌娣刚结婚时，搬进这座低矮的土坯房。丈夫刘永全死后，她还住在里面。

房子是农村典型的三段式结构：中间堂屋，烧火做饭，相当于厨房；左右两边是西屋和东屋，东屋住人，西屋放杂物。

在旁人眼里，这屋子根本住不了人：被油烟熏得黝黑的墙壁，掩去了本来的灰黄；嵌着灰尘、食物碎屑的地上，堆满主人舍不得丢掉的塑料袋、塑料瓶，以及捡来的编织袋和纸箱；塌了一半、已不能烧火的土炕上，层叠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其中许多，已打了不止一个补丁；印满划痕和伤疤的木桌上，放着几只未洗的碗，其中两只还装着未吃完的饭菜，肥肉推拒着酱油的浓黑，结成乳白的斑。

| 老人家里（作者供图）

房子的屋顶有10个洞，一到下雨天，哗啦啦地往里渗水，屋子就变成了“水帘洞”。杨昌娣睡不下去，问村里的女人，这个洞谁弄的？人家说，是耗子咬的。杨昌娣不信，要耗子咬的，怎那么大个洞呢？腿脚还利索时，她到大队要来报纸，把洞糊起来了。现在报纸掉下来了一半，而她再也糊不上了。

“无所谓，活着就行，能活多少是多少。”杨昌娣计较不了那么多，一旦认真计较，就离死不远了。

杨昌娣讨厌“死”这个字，因为它跟自己离得太近——她对一切太过接近的事物，都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杨昌娣总下意识想逃，又不知道能逃到哪里，况且她腿脚不利索，走道都颤颤巍巍、呼哧带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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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初，她到村里的浴池修脚，之前15分钟能走完的路，现在要花1个钟头。村里的福海说，“你以前噔噔噔走得快极了，怎么现在走得这么慢，哈巴哈巴的。82了，都快死了。”

杨昌娣不爱听这些话。虽然她也知道，“自己不是腰疼就是腿疼，没几年能活了”。

她到浴池修脚，那里的小姑娘一看她的脚，吓了一跳，劝她去医院做手术，说她们这种小地方可干不了。杨昌娣挪到医院，挂了外科，医生又说修脚到浴池修去，医院不管弄这事儿。

于是，杨昌娣一个人回到家，自己坐在土炕上，拿着大剪子，哆嗦着剪去脚上增生的指甲。她脚趾早已变形，翻折成一个奇异的形状。她说自己“闭着眼，不敢看，一剪子下去，就是一汪血”，“边剪边出汗，也顾不上擦，只能咬着牙、狠着心继续剪”——怕一旦停下，就再没有动手的勇气。

杨昌娣挣扎着剪完10个脚趾，把淌着血的双脚泡进热水里，不知道过了多久，血止住了。狂风将窗撞得哐哐直响，天黑了。10个脚趾，她一共剪了4个小时。

 第二天，她又能走路了，走得还比以前快些。

“我这是用短暂的痛苦，换取长久的愉悦。”杨昌娣很得意，“太好了，我又能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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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死的人，有像杨昌娣这样爱活着的，也就有不爱活着的，郭秀英就属于这样的人。

杨昌娣在村里几乎没有朋友，除了路上的野猫野狗，郭秀英是她唯一的朋友。

郭秀英爱吃冰棍，杨昌娣就给她买冰棍，也不计较钱。一天，杨昌娣买白菜时，郭秀英跟她说，“我不想活了，我也不想吃药了”。郭秀英有糖尿病，活着很受罪，每天睁开两眼，只看得到一个字：死。

她说这话时，杨昌娣手上正扒拉着一颗白菜，不知道该拿起，还是该放下。

“哎呀——”郭秀英说，“这白菜里有虫子，我给你挑。”仿佛刚才说的话，还不如一颗长相俊美的白菜重要。她仔仔细细地给杨昌娣挑完一颗白菜，就没再出来了。那是杨昌娣最后一次见郭秀英。

郭秀英有两个女儿。她大女儿说，“我劝不了了，她不想活了，不吃药了。吃了东西，就从屁眼里流出来了”。

2021年1月份，郭秀英终于如愿以偿地死了。她的身子都抽抽了，太瘦了，也太小了，人家说一个面口袋就能装进去。杨昌娣怀疑，郭秀英也许还没有几棵白菜重。

郭秀英死时78岁。杨昌娣说，“这村里，七八十岁的，死了有两三个了，都比我小。”

她认识的老人中，有的得了病，被疼痛榨得只剩满嘴呻吟和一把骨头，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臭了；有的着急去给别人剥棒子，骑车被一辆大货车碾过，眼珠子都挤出来了；有的前一天还在道口讲着荤腥儿的段子，第二天人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有的生前让养子拳打脚踢，死后被扔进河里，“咕嘟”一声就沉了下去。

杨昌娣并不开心。在人生这场游戏中，一批人就这样各怀鬼胎地退场了，挥挥手，摆脱一切痛苦。而她死皮赖脸地留在原地，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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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娣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幸存者，受老天眷顾”。

她出生在1938年，日本人把她家的房子烧成一片火海。杨昌娣出生那天，医院生产的孕妇只有3个，其中2个的孩子都死了，就她一个活了下来。谁遇到杨昌娣，都叫她妈妈好好疼她。可现在谁疼她？只有她自己。

杨昌娣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幸存者。她只是比那些死去的人走得慢了些，到达终点也晚一些——死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终点谁都一样，死路一条。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再颤颤巍巍地走两步，按时吃药，按时吃饭。她的双腿一点肉都没有，松弛的皮贴着突兀的骨头，畸形的脚趾让她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那也得走，去买肉、买菜，“吃得健康，身子也会好起来”。

| 老人的家（作者供图）

她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原先她一天吃三顿饭，现在吃一顿饭就饱了——每天九十点钟买菜，做饭，吃饭，吃完就睡觉。

吃完饭躺在床上，杨昌娣就抱着一台破破烂烂的收音机听。她很少出门，对外面世界全部的了解，都来自这台外漆剥落的老旧收音机。

透过电流滋啦作响的声音，她听见二十啷当的小伙子，因为抢时间送外卖被撞成植物人，被赔了30万；听见北京现在城乡一体化了，城市的五保户和农村的钱是一样的；听见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杨昌娣感叹，“现在社会真好啊，这好社会，谁都爱活着”。

她是村里的五保户，一个月能拿2700块钱。她一个月取一次钱，从不让别人代领，“我不叫别人给我去（取），自己爬都能够爬过去，多难看，多慢，也要自己去取”。有了钱，就能买菜、买药，日子就能熬下去。

在电视机还没坏时，杨昌娣爱看电视。黑匣子里的士兵们冲着天空举着枪，说，祝我们远方的亲人健康长寿。她直摇头：“我还健康啊？不健康了。我现在吃多少药啊，我这药多贵，我也买。我得活下去。”

杨昌娣形容自己是“破洞的塑料袋”，“碎掉的玻璃瓶”，“没人搭理的废物”，“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的垃圾”。她衰老、多病、孤僻，哪儿也去不了。但她会永远记得，自己爱过一个人，永远记得，自己有一个当兵的恋人。

2

杨昌娣一辈子“只爱了10分钟”。

他们是1969年认识的。那时，她在北京西苑中央直属机关，“解放军保密的地方”，做民办投递员。那个男人，跟雷锋一般大，是1940年出生的，肩上还有军功章。杨昌娣和他见面的时间只有10分钟。10分钟后，两人道别。

送别时，杨昌娣站在机关门口，摆弄着自己扎着的两条小辫。他跟她“友谊地握手，革命地敬礼”，院子里的所有人都看见了。他对她说：“你要永远记住你有一个解放军恋人。”

握完手，他就骑着他的破车走了。杨昌娣在原地站着，看着他走。他知道她在看他，说，“你回去吧，回去吧”，她就回去接着送报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因为出身原因，杨昌娣没办法和他在一起。杨昌娣的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南开大学英文系工作，后来调到北京西苑工作。妈妈也是知识分子，是她爸爸的学生。文革开始后，她的父母蹲牛棚，挨批斗。她和解放军，是两个世界的人。

杨昌娣在后来被烧掉的日记本里写：我的解放军跟雷锋一般大，他是人民的勤务兵，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很尊重他，也很感谢他，因为我们之间发生过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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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杨昌娣嫁给了刘永全，来到了农村。她不认识刘永全，跟刘永全结婚，是父母的意思。为了让杨昌娣“有条活路”，他们找人介绍，把她塞给了这个年纪大点的农村干部。

临走前，杨昌娣发现自己的出入证丢了——机关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她一个人要去农村，没有出入证出不去。她跟哨兵说了一声，那名不认识的解放军说，走吧，给她鞠了一躬。她也回鞠了一躬。

她走的时候，站台上来了好些熟悉的人，其中有在大雨天迷路被她送回家的小男孩，有空着肚子挨批斗时被她喂下一个白馒头的老干部，有她送过邮件的老叔叔老婶子，他们挥着手，给她送别。

杨昌娣的双手在胸前拱成一团，嗓子眼儿像堵了颗石头，说不出话来，只说“再见”两个字，就流出眼泪了。那些都是她曾经帮助过的人，都是好人，他们记得她，如今她落难了，他们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攥住她的手：“昌娣啊，你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啊。”

杨昌娣上了火车。车窗外，每个人都在挥手，但火车只顾突突突地往前走，它和杨昌娣，和所有人一样，都别无选择。杨昌娣之前从不信命，从那天起，她信了。在车厢的摇晃和吱呀声中，解放军恋人远了，轰轰烈烈的口号运动远了，繁华热闹的北京城远了，只有天空依旧湛蓝，只有列车依旧向前。

那天杨昌娣流了太多眼泪，好像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光。后来遇到再难的事儿，她都很少再动容。她的心死了，但日子还得过，生活还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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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娣说自己的婚姻是错误的婚姻。起先，她以为，怀着对解放军恋人的爱，她就能对抗这不幸的婚姻。然而，现实并没这么容易。

她刚到这个荒芜农村时，害怕极了。别人给她倒水，她不喝，还一把给杯子砸碎了。别人就骂她，“神经病！”

他们说杨昌娣是神经病，是傻子，是让狡猾的媒人给骗来的，诓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农村，给有生殖缺陷的刘永全当老婆，“他有遗精早泄的毛病，老想干人”。

结婚时，刘永全说，昌娣，我爱你，我爱你爱得不知道该咋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抱在怀里怕碰了。杨昌娣骂他是大流氓，不让他碰，说自己不爱他，有个解放军爱人。刘永全很生气：“你为啥跟他好不跟我好？你是我的老婆。”

转眼一天，刘永全就把杨昌娣扭送到了镇上的安定医院，俗称精神病院，说她脑子有病，受了刺激，精神分裂了。医生给杨昌娣检查后，断定她精神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想，得的是思想病，不准她吃药住院，说没病还吃药，会真把脑子吃出问题。刘永全说，“我说她有病，她就是有病，我是书记，你算个啥？”

刘永全走了，把杨昌娣丢在安定医院。发疯的病人把杨昌娣带的脸盆、胰子、毛巾，都摔在了地上。医生只好联系杨昌娣已被下放到永宁（北京延庆的一个镇）的父母，让他们交钱，把杨昌娣领走。

杨昌娣回到她和刘永全破破烂烂的家。刘永全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好像她回来或离开，都顺理成章。而他们的日子，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过下去，没有“恨”，也不再说“爱”，只有鸡毛蒜皮的琐碎，锅碗瓢盆的缓慢，只有波涛汹涌的沉默，以及翻江倒海的平淡。

杨昌娣念过中学，先前常打交道的人，都是爸爸的同事和学生，个个偏爱舞文弄墨，都斯斯文文的。到了农村，她头一回见到那么多光着膀子、挤眉弄眼的男人，她觉得他们市侩、吝啬、势利眼，身上散发的汗臭味能把她熏一个跟头。

她说起话来总一套一套的，村里人听不懂，就在背后嘀咕她是个“右派”。从安定医院回来后，经常有一群孩子追着她喊，“精神病”，“精神病”，或是要求她“背一段语录”。杨昌娣自觉遭到了戏弄，倒也坦然，也不躲，“我就是精神病，怎么着？”孩子们见她没趣儿，吵嚷累了，也就散了。

孩子和村里人能散，可杨昌娣和刘永全散不了，他们被“婚姻”绑在一起。

刘永全比她大4岁。他们之间没有孩子。杨昌娣不生孩子，也不抱孩子。杨昌娣解释，她跟解放军恋人不能见面，他们是永远不能见面的人，他们是永远相爱的人，所以她不生孩子，也不抱孩子，“要是有了孩子，就不是他的人了”。

他们很少吵架，因为杨昌娣不敢。他们所有的争执多半与酒有关。刘永全爱喝酒，但身子很烂。

一次，杨昌娣念叨着让刘永全少喝点酒，把他说急了，拿挑水的扁担抽她，“看你还说不说，看你还说不说？！”杨昌娣就闭嘴了。她的身上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

等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杨昌娣又忍不住，劝刘永全少喝点酒。刘永全抄起墙角放着的敌敌畏，“我不喝酒，喝这个！”

“你有本事就喝啊！”

“咱们一块儿死，你先喝！”

杨昌娣一把将瓶子拧开，递到嘴边，刘永全抢过瓶子，“不行，我先喝！”说着就要一饮而尽。杨昌娣的手使劲儿扑棱了一下，敌敌畏的玻璃瓶碎在地上。

“这下好了，谁都别喝了。”杨昌娣把碎玻璃片打扫好，进到堂屋做饭。饭好了，刘永全大屁股一坐，吧唧着嘴吃饭。

日子又过了一天。

杨昌娣回忆，后来有一刻，她是真的想和刘永全一块儿去死的。她被这个想法吓到了。她不是爱着解放军恋人吗？可她又在和刘永全老实过日子，给他做饭，跟他睡觉、拌嘴。

杨昌娣用很长时间由爱走向性，又用了很长时间，通过性重新认识了爱。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那10分钟的见面，和漫长的回忆，究竟是“爱”，还是“幻觉”。

杨昌娣是刘永全的老婆，可她，真的是解放军的爱人吗？

渐渐地，杨昌娣很少再想爱的事儿了。她满脑子都是现实生活的琐屑，腾不出地方挂念远方那位虚无缥缈的恋人。她只依稀记得，解放军恋人和她相握作别时温暖的大手，让她浑身滚烫。而刘永全血气不畅，手脚常常发凉，像一块冰，偶尔让她短时间镇痛，然后继续忍受生活发炎的脓疮。

杨昌娣捡到过两只打着哆嗦的猫，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小小的，毛毛茸茸的，可爱极了。她把猫抱回家里，给它们脏兮兮的身子洗澡，洗完擦干，放进被窝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还是死了。

刘永全回到家时，杨昌娣正抱着两只小猫已经僵硬的尸体哭。刘永全骂她，哭什么，也值当为两只破猫崽子哭！杨昌娣鼻涕眼泪流了满脸，说，我就哭。

刘永全问，“那我要死了，你哭吗？”

杨昌娣吸吸鼻子，说，“我也哭。”

刘永全笑了，说，“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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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刘永全因胃癌病死了。死前，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刘永全疼得不行，叫唤、打滚儿。杨昌娣伺候着他，半夜里，刘永全拉屎拉不出，杨昌娣就给他抠。

刘永全死后，杨昌娣掉了眼泪。此后的20多年，每逢节日，她都会去合作社买来纸钱，给刘永全烧，合作社的人要多少钱，她就给多少钱，也不还价。“我们是夫妻。再说了，村里的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

刘永全死得并不太平。他的病来得又急又磨人。那是一天半夜，杨昌娣听见一阵奇怪的响声，心想，自己也没做饭啊，怎么就开锅了呢？她拉开灯，掀开刘永全蒙在脸上的棉被，看见他的哈喇子流了出来，登时就吓了一跳。

正是冬天，天上下着小雨，杨昌娣没穿棉裤，也没穿棉鞋，趿拉着拖鞋就冲上街了。夜晚又黑又静，土道上没有路灯，她攥着个手电棒，跑得心脏都快蹦出来了。杨昌娣平时很怕黑，可那一刻全忘了。

她跑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家里，一边哭，一边给他跪下了，说，“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去救永全吧。”赤脚医生还正迷糊着，定了会神后，说，“你起来，我跟你去”。

医生来到他们家，给刘永全号脉，又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刘永全睁眼后，医生说，“昌娣要不叫我，我也不来，你活着只剩一口气，打一剂强心针才醒过来，昌娣救了你啊。”

杨昌娣又跟着医生去拿药，回来后喂刘永全吃药。刘永全彻底活过来了，能说话，能穿衣服，也能走动了。杨昌娣说，你看，这多好。刘永全没有说话。

杨昌娣以为从此以后刘永全会好好待她，起码，会念着她的好。可病好后的第二天，刘永全就要和她分家。杨昌娣不同意，没签字。刘永全说，你别管那么多了。

家还是分成了。纸面上，刘永全什么都没给杨昌娣留，还把她“分”给了刘起林——户口本上，户主变成了刘起林，是刘永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子。刘永全还活着时，这个侄子帮刘永全种口粮田，刨土地。分家时，刘永全就把口粮田、自留地全都分给他了，也把老婆“分”给了他，叫他管杨昌娣。

从此，家中的一切大事小事，全凭刘起林定夺。

杨昌娣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呢？”

3

没过多久，刘永全就死了。杨昌娣一个人住。她说，她不能和刘起林住，不然，下一秒就得死。

刘起林的父亲叫刘永奎，是刘永全的大哥，也是胃癌死的。严格说来，刘永奎是刘起林的养父，他一辈子没结过婚，抱养了刘起林。

刘起林就没喊过刘永奎“爸”。每天，刘永奎老早起来给刘起林干活，到河里捞东西给猪吃，把猪一个个给养得又肥又胖，卖了，钱也不是他的。

作为名义上的儿子，刘起林不给刘永奎钱，也不给他做衣服，只让他穿自己的旧裤子。刘永奎经常找杨昌娣给自己缝缝补补，说刘起林一吃饭就拿大皮鞋踢他。他给杨昌娣看伤口，又青又红。

刘永奎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妹妹让大车给轧死了，剩下个老妹子，会给他钱，给了钱，刘永奎就买点止疼药。

一天，刘起林来叫杨昌娣，说刘永奎快死了。他先走，杨昌娣就在后头跟着。他走得快，杨昌娣走到时，刘起林正从西屋里出来，嘴里啃着苹果。刘永奎躺在床上正在倒气，杨昌娣说，大哥，我来了。刘永奎听见，眼泪就流出来了。

很快，刘永奎死了。刘起林把他的尸体扔进河里，“咕嘟”一声就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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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杨昌娣熟悉的人都死光了，她是彻底的“一个人”了。

杨昌娣的院子荒了，柿子树死了，土地上长满枯干的草。屋子里的电灯也坏了，杨昌娣怕黑，和刘起林说了好几次，他也不给安。前几年，一个村里的小姑娘来过，叫自己的爸爸帮忙。小姑娘的爸爸一来，三下五除二就给安上了，完了，还叫杨昌娣一起吃饭。杨昌娣说，我不吃。后来小姑娘又来了，帮她扫院子。

刘起林知道了，骂了半天：“我听说有人帮你打扫卫生，你不会打扫卫生吗？”后来，她的院子就再没人来过。

村里的人跟杨昌娣说，“刘起林是有势的人，是有家眷的人，我们不能得罪他，能得罪你”。刘永全当年在大队当书记时，得罪了村里的很多人，刘永全死后，他们就把气都撒在杨昌娣头上——用自行车把她家的门撞到门锁变形，往院子里扔枯枝木棍，见了面，要么是远远躲开，要么就是一顿冷言冷语。

杨昌娣除了买菜、买药、取钱，从不出门，避开和所有人的交往。但在路上，碰到村里看不惯刘起林、同情她的人跟她搭话，她也会说上两句。

杨昌娣说：“现在不是法治社会吗？我不要刘起林管我，要这法治社会来管我。”

别人又问：“法治社会怎么管？”

杨昌娣没有说话。

对方只能叹气：“得了，你要强已经要强不了了。”

杨昌娣重新想起她离开城里那天，那个老太太对她念叨的话：“我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啊。”

她的命是什么呢？“穷命，苦命，该死的命”。她能做的，只不过是把这命“死皮赖脸”地延长，并尽可能地“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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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昌娣家的茅坑（作者供图）

杨昌娣是个爱干净的人。她的屋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只有柴房里的茅坑，每次拉撒完，她都要费劲儿地挪动大石板，把茅坑口堵上。她爱洗衣服，虽然那些旧衣服早已破破烂烂，分辨不出原本的颜色，一些污渍像烙印一样，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她身材瘦弱、矮小，装在那些过于肥大的衣服里，像套进一个布袋，但她还是喜欢穿那些“带着花”的鲜艳衣服，因为好看。

每天早上，杨昌娣都会拿掉了齿的塑料梳子，把自己稀疏的花白短发梳理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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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节，杨昌娣拿锈迹斑斑的大剪子，给自己剪了头发。她手哆嗦，也没有大镜子，看不见后脑勺，只能东一剪子西一剪子地乱剪，“甭管好不好看，剪短就行，利落”。

剪完头发，杨昌娣又打了热水，盛进布满裂纹的脸盆，一手撑着熏黑了的墙壁，一手撩着水，给自己洗澡。她刚要弯腰，突然就天旋地转，栽倒在地上，半天也起不来。

瘫在地上的杨昌娣使劲儿拱地，扭了一圈，才把自己拱了起来。那阵子，她觉得自己“像狗一样”。她尽量迅速地冲掉身上的脏东西，擦干皮肤，穿上磨破边的棉衣，钻进层叠的旧衣服里，躺在塌了一半、已不能烧火的冰凉土炕上。

杨昌娣怕自己感冒，怕自己会死在这个偏僻、穷困的农村，死在她一点儿感情也没有的人群中。她的父母早已去世，一个兄长出国了，一个妹妹嫁去外省，很久都不联系一次。她猜测，如果她死在这里，根本没人管她。尸体发烂、发臭以后，才会被找上门来吵嚷的邻居发现。

之前，杨昌娣也有过无数个“想死”的瞬间，但那些念头像擦亮的火柴，没多久就熄灭了。她想到自己死去的朋友、爱人、丈夫、家人，想到那些闪闪发光又伤痕累累的过往，想到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而她可以选择爬起，也可以选择再赖一会儿床，她就又不想死了。

她宽慰自己：“没必要着急（死），反正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

杨昌娣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就在下一秒。

她只知道，这一刻，她得好好活着。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文宁

王子伊

有点理想的RUC新闻学院

大三在读学生。半吊子文人。

独角戏演员。自我造梦师。

阿方

杨昌娣重新想起她离开城里那天，那个老太太对她念叨的话：“我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啊。”
她的命是什么呢？“穷命，苦命，该死的命”。她能做的，只不过是把这命“死皮赖脸”地延长，并尽可能地“体面”。

人可悲的地方就是不认命，却又不抗争！！
两条路走一条都会比现在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