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爆裂鼓手》(Whiplash)？

源济

如何评价电影《爆裂鼓手》(Whiplash)？

《爆裂鼓手》

作者 / 豹隶

《爆裂鼓手》这部电影，我不只看电影本身，还看大部分观众的即时反馈（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励志电影，认为安德鲁最终成功了）。我认为，是观众与电影的交互使这部电影具有更深一层的探讨空间，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

先说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部很明确的对于“悲情英雄主义”的描摹的作品。

首先，在这里，我定义的“悲情英雄主义”属于“伪英雄主义”的一种，而且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伪英雄主义。是的，我想在这篇文章里，借由这部电影，重新探讨英雄主义，对其进行分类，将“英雄主义”作为我的分析对象，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分析的载体，再顺便从英雄主义这条脉络上进行一些稍稍深入的挖掘，将这部电影与艺术、政治、文化和社会还有美学做一些联结。（下附导演本人对电影的解读，他的解读也支持了我的论点）

“悲情英雄主义”，是“悲情主义”+“想要成为英雄的狂热”的结合物。（这里的“英雄”在电影中就是顶尖的鼓手，伟大之一）

其中的“悲情主义”来自德语 Kitsch，原译为“刻奇”，或“媚俗”，因为这个词源在最初与伤感的泛滥有关，故译为“悲情主义”也恰当，这里用的是刘擎老师的解读：“媚俗是对西语“kitsch”一词的中译，其词源来自 19 世纪的德国，原意是指用煽情手法表达模式化的思想与感情，以激发大众的共鸣。曾有学者研究了 kitsch 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的流变，以及在瓦格纳音乐作品中的体现。昆德拉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柴可夫斯基有效的煽情风格也是 kitsch 精神的典型。然而，昆德拉认为，kitsch 远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而是由某种世界观所支撑的美学，“几乎是一种哲学”。这是一种极端的确定性哲学，奠基于某种纯粹单一的总体逻辑。这种哲学干净地“过滤”掉生活实践中那些偶然、暧昧和悖论等丰富的非确定性因素，从而得以在道德上抵达无可置疑的崇高，在美学上制造感人肺腑的激情。”

https://sites.google.com/site/lqasthinker/home/article/20040428

“悲情主义不仅仅涉关文学艺术，它遍布于从政治到爱情的每一个社会与生活领域。其危险在于构建了一种非反思性的“理想”与“绝望”的二元世界，它的总体逻辑迫使你在热烈的理想主义者与绝望的悲剧英雄之外别无选择，最终成为殉道（或殉情）的烈士。在这样一种二元世界中，日常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剥夺了，策略与妥协要么被审判为堕落与背叛，要么必须被自欺欺人地美化为通向高潮的必经之路。”

导演原话支持了我的论点：

“But I had always thought, when writing the film, that the ending had always veered a little more on tragic than triumphant.”（在我写剧本时，我内心对结局的看法总是更偏向悲剧多一点）

先说电影的选题：音乐——爵士乐。

选爵士乐主要有 2 个原因：

一、来自导演 Damien Chazelle 的亲身经历，他在以下访谈中自述高中时曾经有在爵士乐团打鼓的经历，那段在乐团的大部分时光都不愉快，处在焦虑与恐惧中。https://www.rogerebert.com/interviews/rise-of-a-star-death-of-a-soul-damien-chazelle-on-whiplash

而这部电影中安德鲁所面临的压力和焦虑基本上是导演在爵士乐团当时的主观感受的再现。而从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到创作这部电影之际，他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had a teacher who was a true objective monster, not just someone who scares you personally or is tough on you and maybe borderline cruel? At what point do the ends not justify the means?”“（如果你的老师是一个真正的怪物，而不只是一个让你害怕、或者对你严厉的人，而是甚至有点残忍的人，你会怎么做?”在什么情况下，目的不能证明手段是正当的?”）

可以说，这个问题远不止是一个导演的创作灵感那么简单，它指涉了两个方面：

1、几乎直指所有有野心有欲望有梦想的人的内心深处；

2、大众对“天才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类问题的强烈好奇心。

（这 2 点是引起观众共鸣和反应最主要的原因）

无论是大众还是渴望成功的人，大家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目的不能证明手段是正当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是“成为天才”。那么，究竟天才意味着什么？天才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天才究竟是源于基因、后天疯狂教育还是社会文化所构建出来的？还是三者皆有？我们对这个问题忽略了太长的时间，我们对天才的定义与想象太缺乏必要的反思。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天才”与“众人”不同，天才是通过与普通人拉开巨大差距而彰显出自身存在的，换而言之天才必须与常人不同，并且在某个领域的天赋异禀远高于常人，拥有压倒性优势，使常人绝无可能超越，接近于神。

在这部电影里，可以说导演给我们看了“天才的制造”过程，而身为观众，在某一层面，我们要追问：弗莱彻训练的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天才，还是一种大众对天才的想象？

到这里，电影探讨的是什么？内部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问—【是否为了制造出这种“天才”，可以付出一切？】而这个追问的矛头直指观众。如果我们将导演的这个问题看作一次发问，把《爆裂鼓手》看作对这一发问的探索，再加上观众的反应。如此，本片和本文就会变得无比耐人寻味起来。

选爵士乐的第二个原因，严格来说，不能算作一个原因，而是我认为这个道德伦理问题与爵士乐之间刚好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张力，在此，我是很认可这种选择的。我认为“爵士”和“悲情英雄主义”之间极强的反差比《黑天鹅》和《摔跤王》以芭蕾和摔跤为题材，其讽刺意味要更突出，因为芭蕾和摔跤仍然属于刻苦、严肃、拼搏这类精神的运动，而爵士乐不是，爵士乐是即兴的、自由的、享受的，具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和演奏的弹性的这样一种音乐类型。而这种空间和弹性在电影中荡然无存，纽约客的一篇影评指出本片彻底误解了爵士乐的精神：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richard-brody/whiplash-getting-jazz-right-movies

其实，我猜导演看到这篇要偷笑，因为刚好正中下怀，导演不仅没有误解爵士乐的精神，而且恰恰利用了爵士乐的精神来与这出悲剧制造一种极强的反差。纽约客这篇影评刚好提醒观众“什么是爵士乐精神？” 其实是间接帮助导演进一步完善其要表达的内容。

再说电影具体表达手法（提几处我认为很重要的突出的地方）：

首先，弗莱彻本人代表的就是昆德拉说的“一种极端的确定性哲学”（奠基于某种纯粹单一的总体逻辑），而他对爵士的理解是他的这套哲学（世界观）延伸出来的美学的体现。严格来说，电影表达的是弗莱彻的哲学和美学理念，并不是导演本人对爵士乐的理解，理清这一点很重要。

弗莱彻对安德鲁用的是一种典型的控制人心的方法——先褒后贬，先捧后杀。他先让安德鲁认为自己就是很棒，很厉害，是天才的种子，并且对他和对所有其他人都不同，再将其狠狠摔倒地上，在这个过程中摧毁安德鲁的意志，要他自我独立判断思考的那部分死去（如此完全被弗莱彻支配，安德鲁对节奏的感觉的独立把控，对音乐的独立审美判断等等全部死去。沦为弗莱彻的奴隶），就可以归入弗莱彻的悲情英雄主义阵营，并且这个奴隶自认为自己是在朝着一份伟大的志业前进，激发出无与伦比的进取心。其根本上成为了弗莱彻哲学的信徒，成为其阵营的中坚力量。

这就是昆德拉说的，“这种悲情主义导向一种极权主义，窒息了生活世界的多种可能性，从而扼杀了生命的真实希望。”这里的集权为什么从这种悲情主义中发酵，就是因为在加入悲情主义阵营的过程中，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被彻底摧毁了，这对应了阿伦特说的“恶的平庸性”的真正含义——平庸并不等于恶，而恶具有平庸性，这种平庸性的根本在于主体失去了独立做价值判断的能力，完全遵从其所在的阵营理念（纳粹一把手艾希曼是典型），这里从《爆裂鼓手》这部电影出发可以来重新理解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理论，并且可以有力地驳斥很多反对派的论点（这里水很深，先收住，下次具体展开）

导演原话“In this case, I don’t think Andrew physically dies, but I think a big part of his soul has definitely died.” 其中提到的大部分灵魂的死去，死去的就是这种独立做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的能力。

而这部电影拍的就是他这部分灵魂死去的过程，我们来看他是如何死去的。

影片前 10 分钟，对安德鲁的性格和现实处境做了一些基本的交代：一个 19 岁的男孩，没有朋友，没有谈恋爱，唯一的人际关系是父亲。它内向羞涩（喜欢的女孩看了好几眼也没有上前搭讪），在乐队里看见其它情侣，眼里羡慕的神情；与其它队友之间冷漠的同学关系…

弗莱彻在排练室听到安德鲁打鼓时，就决定要他了，在那场戏里，弗莱彻第一次听到安德鲁打鼓，还考验了他不同难度的鼓点，对其进行了较充分的评估（包括安德鲁的野心，这其实是弗莱彻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半夜留在练习室的大一新生，老油条弗莱彻一眼就识破了安德鲁的极强的渴望还有他的孤独）但为什么在这时他不叫安德鲁去他的乐队，而是在后面亲自来安德鲁的乐队挑他走？因为弗莱彻太懂人性了，而他利用人性。

你真的还认为弗莱彻想寻找的是优秀的鼓手吗？他在找的，根本就是他的同类啊！

在后面这场戏里，他其实根本没考验安德鲁什么，因为他就是冲着安德鲁来的，但在这样一个场合叫安德鲁走，在乐队其它乐手全部在场时，这极大地满足了安德鲁的虚荣心，这其实就是第一次“褒”。

安德鲁这个年轻人在自己的乐团、在家庭里、社会上，都没有自己的归属感，也感受不到自我的价值，弗莱彻​对他打开了大门，这对安德鲁是意义重大的。这就是千里马遇到伯乐的狂喜​。

作为被“神”选中的鼓手，安德鲁在这时的内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他当晚就有勇气去邀请早就喜欢上的姑娘了。这是对这一改变的最明显的表现。而这仅仅只是他改变的开始。在这时，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美好：

在第一次排练时，弗莱彻对乐队的严苛直接当场赶走一个根本没有跑调的小胖子，这让安德鲁非常紧张，可他转头却在教室外单独对安德鲁说“你能来这是有原因的”，让安德鲁认为自己真的被看中了，确实是天才的种子啊！弗莱彻还当所有人的面夸安德鲁是“Buddy Rich 化身”，这居然从“神”的嘴里说出来，小毛头安德鲁哪里见过这种世面？一个大一新生立刻就成 Buddy Rich 了啊～

到这里为止，安德鲁打鼓生涯中最美妙的时光也到了尾声。接下来主菜才要上来：先是节奏不太对，然后...

就再也没对过了！

这场戏弗莱彻反复“赶了，拖了，赶了，拖了…”太多，我没法都截上来，在这里，弗莱彻就是在做一件事：瓦解安德鲁对节奏独立做判断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弗莱彻他自己要做安德鲁的主人。

弗莱彻如何做的？他当所有人的面大力扇安德鲁的巴掌，并且侮辱他的人格。电影自此往后，充满了这种暴力。

他要安德鲁跟他的节奏来，这再明确不过了～而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必须是自己有极强的主控性的，即使在乐团里，也是大家的独立判断互相靠近贴合，而并不是完全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这跟让厨师失去味觉有什么区别？

在安德鲁作为新成员的第一次比赛中，他把核心鼓手的谱子弄丢了，然后因为他会背谱于是不得让他上了，那一次弗莱彻没有骂人，算是认可了安德鲁的表现。自这时候起，安德鲁彻底成了弗莱彻的信徒。在他爸问他近来鼓打得怎么样时，他第一句回的是“他越来越喜欢我了”，可见弗莱彻的满意度已经成为了他这个时期的最高追求。他爸的反问挺意味深长的。

这部片子其实相当地暴力，暴力是无处不在的：

事实上，弗莱彻营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不是关着你，侮辱你那么简单，而是给他的信徒灌输他的哲学和价值观。他的学生深受影响，比如安德鲁就完全感染了这种暴力

什么都不重要了，身体、健康、朋友、恋爱，什么都不重要了。

来看看他除老爸之外唯一的人际关系，他女朋友，从第一次两人约会的场景可以看到，其实俩人是真的投缘，18-9 岁的青少年都很野，处于最叛逆的阶段，但俩人意外地竟然都有恋家的一面：

然后，因为安德鲁想全身心投入他的音乐生涯，他主动提出放弃这段感情：

他说“我想成为最伟大的之一”，而恋爱关系会妨碍他。

其实这里遇到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反而是一个非常难而且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对有野心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可以说每一个真正有想法有野心的人都会经历这种灵魂拷问。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

例如木心，就坚持不成家，他爱福楼拜，辞去教职，挑书上山，桌子下压着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已极，足矣占有一个人”，他那一刻对自己说，“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换作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20 世纪的现代雕塑大家布朗库西明确不婚，他甚至遇上了非常喜欢的女人，但还是坚持没有走入婚姻。

90 年代的香港摇滚青年，被罗大佑誉为“香港唯一真正的音乐人”的黄家驹，有个交往了 4 年的女朋友，但后来忙音乐，女朋友劝他少玩音乐，他自觉无法给人安全感，于是提出分手，后来写出《喜欢你》，是他内心对女友的愧疚。

... ...

这样的例子很多，但安德鲁与这些人有所不同吗？区别在哪呢？

木心、布朗库西、黄家驹都确实真心热爱艺术。木心有一群学生，且很关心他们。布朗库西做得一手好菜，经常邀请很多朋友来家里吃饭。黄家驹对自己的队友非常好，从来不只顾自己出风头，他鼓励黄贯中去唱歌，他对队友的付出，对世界的热爱都是毋庸置疑的。

而安德鲁呢？他不关心别人，他甚至也不关心自己，他最在意的就是是否能成为“最伟大之一”，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位置。

其实看安德鲁小时候打鼓的那段，心中为这个角色感到非常惋惜，能看出来，他是真的爱过打鼓的，但安德鲁为什么会改变呢？只有弗莱彻一人要负全责吗？

我们要思考的是：究竟是怎样的社会，让安德鲁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的。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那他究竟为什么走向下一个弗莱彻？从安德鲁到弗莱彻之间，这个社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听起来挺可怕的吧？但这种“功利主义”相当隐蔽，因为它被裹上了一层“梦想”的外衣。

这套成功学理论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我们身边到处都是。

例如罗振宇在《奇葩说》上例举了一个他最喜欢的故事“文革期间，大家上山下乡，一个老太太，瘦小干枯，割麦子回回都是第一名，为什么？别人割麦子，割一会儿总要直起腰来，但她弯下去就再也不直起来了，直到一天的工作结束。”

我不评价这个故事，因为它有自己的情境：文革、弱小、女人。这里面有时代所迫的部分，有女人想证明自己的部分...

但“死磕文化”走到不顾自己健康的地步真的好吗？短期的奋进没有顾及身体当然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成了一种成功的哲学“想要成功，就就得付出一切去交换。”这里面是否有什么东西变质了呢？这里的【成功】真的仅仅只是纯粹的梦想吗？

还是已经异化为其它什么东西呢？是否有异化为无尽的欲望呢？？？

这种【无尽的欲望】以正义之面目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不断强化我们对于成功和天才的一种想象，而所有信奉这套成功哲学的人都有一堆词来名正言顺地为其辩护，诸如【卓越】【飞升】【梦想】…

说回电影，这明明是一出悲剧，是一出被用心包装过的悲剧，一种非常流行的伪英雄主义——“悲情英雄主义”。

但为什么，它可以轻易地点燃我们？点燃如此庞大的人群？

那么，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来问一些问题：

英雄一定“非凡”吗？英雄一定数量稀少到处于金字塔顶端吗？我们如何理解和定义“伟大”？英雄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我们能够独立判断，不受流行声音（美国漫威式的英雄）的支配吗？

罗曼罗兰在他的《贝多芬传》的序言中写过一句话：“重要的是成为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如果我们把过去公认的一连串的英雄名单，那些伟大人物列出来，我们能判断哪些是真的伟大，哪些只是显得伟大吗？

疫情让我们见到了很多的英雄，他们可能是医生、护士，也可能是外卖小哥，是科学家，也可能是一个滴滴车司机...

英雄的是事迹？是人格心灵？还是社会地位和头衔？

还有，人格和心灵真的可以完全与艺术作品脱离吗？我不主张对创作者有一种“道德指标”，但我也不认为心灵人格与作品可以完全分离。

那么，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再借用刘擎老师一段话：“我们熟悉的英雄往往与“悲壮”有关。影视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往往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悲壮无畏，充满激情，配上动人的音乐，让人流泪感动。作为观众，我们期待和享受这种情感体验，这让我们心灵净化、情感升华，抵达美学的高潮。这的确是一种经典的英雄主义形态。但是，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种英雄主义倡导的是“超越”现实而不是基于“现实”，标举的是激情澎湃而不是冷静审慎。在这种类型中，现实感以及冷静审慎是反英雄的气质，甚至是庸俗市侩的气质。”

这里提出了两种价值观——“超越现实”和“基于现实”：

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许久的问题，因为我本身非常看重“超越”性，我内心深处非常认可人应当尽力超越自己的认知和感知局限，不断扩大边界；超越现实的阻碍；超越梦想实现道路上所一定会遇到的挑战与困难；超越自己的惰性、狭隘和偏见...

这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可当我回过头反思我的“超越理念”时，我惊讶地发现，我在不知不觉中，看低甚至忽略了客观的现实（包括对目前阶段的真实自己的认知）。甚至有时我不是亲手把石头搬开，而是用聪明绕过了它们。

我发现，“超越现实”和“基于现实”本身并不对立也不冲突，但若过分强调一方，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被忽略或不够正视，过分强调超越现实，很可能导致这个实现理想的过程并不足够基于现实。反过来，如果过分强调基于现实，又很可能阻碍了一个人超越现实的智慧，这两者实在需要极大的智慧来平衡。

我贴一段曼德拉青年时看到的刻在伦敦西敏寺地下无名墓碑上的文字，来说说我的反思：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这是块改变了曼德拉一生的墓碑。几十年前，他因为看到这篇碑文而茅塞顿开，从此放弃了急功近利、以暴易暴的思维，努力于让自己成为亲友和同胞眼中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终于因为改变并坚持那个最好的自己而改变了他的国家。我不确定这段传闻是否属实，但我确定西敏寺已经在 2014 年 3 月宣布将为曼德拉安放纪念石，因为这位黑人的确改变了世界。

在我看来，我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因为我看到安德鲁本来是热爱音乐的，这份热爱是他的精神内核，是他的人格闪光点，也是他的现实。只待他基于这个现实将它壮大，而不是超越它甚至是摧毁它。当然，影片最后我也不认为安德鲁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对音乐的热爱了，毕竟他还年轻，即使按导演说的他一部分的灵魂已经死去，但他的路还长，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结果，谁说后面他的那部分不能活过来呢？

是的，很可能会活过来，但也很可能再也不会。又毕竟，在 20 岁出头时植入和建立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远超你我的想象。

我现在更偏向于基于现实、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并且不受困于现实，基于现实去超越现实这样的路径。我把这叫做“踏实的英雄主义”。理性、克制，但富有爱并且温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必须有自己独立思考和独立做判断的能力。

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是改变并始终坚持那个最好的自己。

只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才能在不断壮大的过程里，最闪光的内核依旧被完整地置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之中，这份“梦想”才有望不萎缩也不变质。

太多理想在壮大实现的路径里，逐渐长成巨大的怪物，就是核心源泉萎靡的结果。

好多好多时候，理想和欲望交织在一起，你根本分不清楚你是热爱它还是渴望获得他人艳羡的成功，这两者大多数人都无力区分。

——我为什么说《爆裂鼓手》是极权主义的前奏？

其实在弗莱彻的乐团来说，他已经是“希特勒”了，极权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有一个绝对的核心领导人物，且队伍中绝没有反对的声音。

这也是它与《百万美元宝贝》完全不同的地方，就剧情看来，两部都是为了梦想拼尽全力，《百万...》甚至失去生命，但两部电影有根本性的不同。《百万...》的女主燃烧的核心动机来源于她对生命的热爱，因这份热爱所激发出的强烈的不甘心，这种热爱与她的现实处境冲突太大，但无法被抹杀。像一团无法被浇灭的火苗挣扎出来尽全力燃烧自己。它的内部不仅没有死去，还真的挣扎了出来。

《爆裂鼓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则完全不同，它展现了在我们的当代社会，个体内部是如何死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现代性的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个体没有信仰，其人生意义是缺失的。这与另一部德国 08 年的片子《浪潮》可以组合起来看，《浪潮》描绘的是如何在短短 5 天里将一群健康的少年转变为法西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个体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感”（安德鲁获得弗莱彻的认可进入他的阵营，浪潮的高中生因为做实验模仿法西斯，从而得到了集体的归属感，无论成绩和长相）填补了本来无比空虚的生命。而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就好像在这之前从未活过一样！

这完全是欧洲现代性的后果，从启蒙运动开始，宗教退位，上帝死去，普世价值观退出公共领域。价值判断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意愿，于是上帝的替代品轮番上场——金钱、科学、权威、资本主义...

人们渴望一个确定的标准、靠得住的依托，最好是出生之前就准备好的“人生意义”...但是这一切通通都不存在。

20 世纪哲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 完全是现代性的后果，这种灾难只会发生在现代性的社会中。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缺乏信仰归属，当遇到法西斯这种组织时，太容易交出自己的灵魂。

而我也发现，或许可以从《爆裂鼓手》这里，设下一条脉络，重新来看汉娜 阿伦特、齐格蒙·鲍曼，还有马克思韦伯、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等为现代性问题想破脑袋的思想家们的观点...

——还有另一个维度— 两种“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

如果我们把安德鲁的“极致地自我燃烧”看作一种终极价值观：生命不问长短，只在于痛快活过。一种燃烧到极致的生命形态，同时也是将一件事、一种活法、一种观念实施到极致的态度。

把“细水长流地燃烧”看作另一种终极价值观：不求一时的得失、不过分在意一时的成败，将生命看作一场马拉松的长跑，不过分透支自己，将努力的行动分到日常的每一天里，不只看重理想的实现，也看重生命中其它的相遇，重视其它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中一种作为人生观的依托，我们就会遭遇一种根本性的“人类困境”——两种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

我们就来到了以赛亚柏林说的“价值多元论”和“价值一元论”

柏林说的“价值一元论”指的不是一个人只能追求一种价值，而是虽然人生价值多种多样，但我们衡量价值的尺子却只有一把，这把尺子比较常见的，诸如：开心、幸福...比如，一个人把“追求幸福”作为最高价值，其它所有（工作、婚姻、家庭、人际、梦想）都是为得到幸福服务的；

又比如片中安德鲁和弗莱彻的“顶尖、伟大之一”，无论音乐类型有多种，优秀的形态有多少种，安德鲁和弗莱彻始终拿着一把尺子来衡量它。这就是“价值一元论”。一元论的好处在于有一个至高指导标准，所以不会纠结，当其它价值妨碍了这个最高价值时，就会被剔除出去，但也丧失了生命的其它可能。生命中其它的丰富体验和暧昧的空间。

而“价值多元论”是手中多几把尺子，但是冲突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比如一个人既想要“全力实现梦想”，又想要“幸福美满的家庭”，往往很难兼顾，即使能够兼顾，也无法保证两者都做到最好。“全力实现梦想”和“家庭幸福”是两种终极价值，彼此没有孰轻孰重，不可量度。所以这里遇到的是根本性的人类困境，就是两种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过去很多人，他们依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两种终极价值的冲突，是无解的难题。就如中国古代的“忠孝难两全”一样。就如一个年轻人把另一个年轻人杀死了，那么要不要这个杀人的年轻人偿命？偿命代表正义，不偿命代表宽恕，“正义”和“宽恕”是两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它们出现在同一个事件上，不可调和，一定会因为成就一边而失去另一边。

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