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不可以挑战的。
这是易轶做了十三年的婚姻家事律师后，最常分享的一句话。
刚刚打完的一个官司，她为80岁的老爷子代理诉讼离婚。这还是老爷子的二婚，甚至涉嫌重婚。
他有一个结婚40多年的老伴，卧床昏迷、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还有三个儿女，都在国外成家立业。近二百平的大房子里，除了保姆，再没有能和老爷子说话的人了。
人有七情六欲，老了也还是一样。老爷子上网、征婚，寻求一个聊得来的有缘女性，当然，还要会照顾人。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阿姨出现了。
她有医护背景，温柔、细致，而且和老爷子一样，孤身一人，子女早已移民海外。两人你来我往，还经常一起推着轮椅上的原配去医院看病。黄昏的爱情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波涛暗涌。
等原配去世后，两人登记结婚，阿姨反手提出离婚。此时，她已经从老爷子名下得到了600万元现金，还有他和原配住的那套房子，价值1000多万。
“这就是一个动机不纯的婚姻。”易轶点评说。老人贪爱，阿姨贪财，最后赢回了官司，两张人性的遮羞布却被扯得粉碎。
置身婚姻家事的修罗场里，易轶在工作中听多了对爱情、亲情的诋毁。“我的婚姻就是一个欺骗”“她不过是想要靠着我上位”“他知道孩子是我的软肋，所以毫不留情”……
眼泪、咒骂、报复……家庭生活最勾心斗角的部分，在律师事务所的调解室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庄严肃穆的法庭上，原告一方兄妹五人、由年近半百的大哥出面，被告席则坐着他们最小的弟弟——手足相残，这是易轶最不想看到的一类案子。
“不拆迁兄弟姐妹都挺好，一拆迁了全是事。”老话总讲“血浓于水”，但在谈钱的时候总不会这么想。
问题来自于家里世代居住的老宅，位于北京通州的农村。三个哥哥成家了，各自分出去盖了新房，两个姐姐也相继结婚搬进了婆家，只留下最小的弟弟和老爹老娘同住一个院子。
双亲去世后，弟弟自作主张翻新了房子，盖了五层小楼，前些年通州一拆迁，分到手800万外加5套楼房，兄弟姐妹立刻坐不住了。
原本哥哥们都还仗义，毕竟各自也都有房子等着拆，建议弟弟拿出40万，均给两个出嫁的姐姐，权当是父母遗产，留给她们一个念想。
弟弟听完却不乐意了：爹娘是我送走的、新房当初我也一栋没有，这辈子就守在这老宅里，我凭什么分？
讲不了情就讲理，一家人闹到了法庭上。没想到本就来往不多的叔叔也嗅到了分家的味道，一脚掺和进来，咬定弟弟住的祖宅是从爷爷那留来的下，拆迁无论给多少，他这个叔叔都理应分一半走。
原本40万就能摆平的事，现在400万也结束不了，弟弟可算明白了“亲兄弟明算账”的意思。
处理完一场遗产纠纷案后，易轶的律所收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 / 微博@家理律师事务所
“我经常想，在遗产面前，那些已经50、60岁年纪、私下也没什么来往的兄弟姊妹，他们之间的感情到底又价值多少呢？”易轶事后反问自己。
为了几百万、几千万的房产、遗产，也可能仅仅几万块的抚恤金，一个娘胎出来的兄弟打得六亲不认、你死我活。法律给出了尽可能公平公正的裁决，但挽回不了他们注定的结局——一家人自此老死不相往来。
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遗产案。易轶代理的是被告，一对母子。女人50岁上下，保养得很到位，刚刚失去丈夫——一位大她二十多岁的公司董事。
把她们告上法庭的是丈夫的前妻和女儿，矛盾焦点依然是财产——老人还没过户的200平米四合院，还有公司的上亿资产。
前妻出示的证据是一份代书遗嘱，歪歪扭扭的稚嫩笔记，还有孩子作证的签名，或许只是证明昔日夫妻情分的童真。
现任太太拿出的则是一份公证遗嘱，是在老爷子去世一周前留下的，且有公证人在场，全程录像、录音，真正具有法律效力。
法官承认了后一份遗嘱的法律效力，却颇为意味深长对两任妻子说：“但是重点是，你们真的知道，老先生的遗产有多少吗？”
双方面面相觑，直到法官出具了一份金融机构函询。原来老爷子生前已为公司背负了上亿元贷款，扣除不动产和存款，他名下的财产净值也只有几十万左右。
“不可能！一定是被小三花光了。”前妻恨得咬牙切齿。“我也不相信，会不会是她们把老爷子的的财产转移走了？”现任太太瞬间脸色煞白。
易轶扭头看了看旁听席上的小儿子，他手里还端着父亲的遗像。相片里，老爷子似笑非笑，好似也在见证这一场他亲手制造的玩笑。
律所里的模拟法庭，婚姻家事的官司里，法庭上的对手不是至亲，就是曾经深爱的枕边人
原告与被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站在单方当事人的立场上，易轶很难判断，或者也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判断。婚姻家事官司，或许就是普通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道德、情理与法律之间相互试探。
有人被妻子抓到了嫖娼实锤，却一口咬定那音频是电视里的声音，然后反手指控妻子使用窃听器，属于非法取证；
有人结婚十年，死活不同意妻子的离婚诉求，直到听说父母的老房子准备拆迁，自己能分到800万，立刻写了份离婚协议找妻子签字；
还有抢孩子的。亲生爸爸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趁妈妈和姥爷不注意，把孩子带走藏了起来，而且一藏就是三年，再见到妈妈时，孩子已经认不出来了。
“我们法律挑战的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易轶说。
工作日的下午，是家理律师事务所会客最忙的时间。形形色色的人坐在调解室的沙发上，诉说自己的困境。
有60、70岁的老爷爷，羊毛衫领口翻出商务衬衫的领子。他走到谈案间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副老花镜，仔细阅读起刚拿到的一份文件。
也有看上去神态憔悴的阿姨，穿着玫红色的冲锋衣，背着孩子淘汰的旧书包，坐在门口大堂张望着，发丝中掺杂着与年龄不符的白发。
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拿起法律武器的准备，但你可以从他们的状态里摸清他们对待感情的决心。
有人在咨询过程中一度眉头紧锁，时而激愤、时而沉默，谈到自己的过错总是遮遮掩掩，却被左顾右盼的眼神暴露出内心的慌张。
也有人戴着墨镜，开口就一句话：“我要离婚”，然后甩给律师一个档案袋，装满枕边人出轨的证据。
更多的人是来诉苦的。作为婚姻律师，易轶曾经开玩笑说：“我们80%的工作都是在处理情感问题，20%的工作在处理法律问题。”
婚姻家庭里的问题，说多了都是鸡毛蒜皮，女律师的共情力常常让当事人感觉更好受一些。入行十多年，易轶最直观的感受是：“女性在很多时候还是蛮卑微的。”
最典型的就是出轨。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丈夫出轨了，决定和妻子离婚，也愿意净身出户，可妻子却迟迟不肯放手。“等丈夫清醒了、回归家庭，我们的婚姻就还有挽回的可能。”
也许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许是放不下昔日付出和得到的真情，女性总是更容易忍让——“只要他给我承认错误，我就可以接受”，然后自欺欺人地忽视感情里的裂痕。
57%，这是来易轶的律所咨询离婚案件的女性占比。她们的诉求，“很明显，”易轶从上百场离婚官司里总结出规律，“女性关注的孩子会多一些，男性关注的财产会多一些。”
“我宁可放弃财产，但是我也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这样的台词只会在女性口中听到。
男性也不是都能放得下，但总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孩子要不到，那财产我必须要多争取一些，抚养费我按法律标准给就可以。”
易轶和同事们整理的行业数据分析 / 微博@易轶律师说婚姻
所有了离婚案件里，最令人痛心的还是家庭暴力导致的“受虐妇女综合征”。易轶的一个当事人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他们原本是郎才女貌的一对璧人。妻子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中产高知家庭里长大。丈夫虽说是“凤凰男”，但也从底层翻身当上了某所知名大学的校长，在圈子里享有一定声望。
结婚后，妻子很快成为了全职主妇，两个孩子的诞生、成长也为家庭带来了许多幸福。但她没想到的是，曾经那样一表人才的丈夫，却在婚后变得格外强势。
妻子在家中没有一点家庭地位，没有工作，就成了没有收入的“废物”，成为了丈夫日复一日辱骂的对象。孩子想去西班牙学小语种，也被父亲“一言堂”地否掉了，没有一点反抗的机会。
妻子也不是没想过反抗，但是在一次和丈夫的争吵中，她被眼前这个男人从楼梯上推了下去，造成后背第二节脊椎骨裂。
她终于不想再忍了，找到易轶咨询离婚，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阻挠的正是她的妈妈。“她觉得女儿的婚姻是有光环的。”易轶意外地接到了很多个她母亲打来的电话，目的只有一个：不要插手她女儿的婚姻，更不要让她离婚。
“我觉得你应该选择离婚。”易轶罕见地直接给出了当事人离婚的建议，“它不仅包括热暴力，还包括了冷暴力，也就是对你进行精神上的打压、PUA。”
但遗憾的是，两年咨询了三次后，这个妻子仍然放弃了离婚。
因为亲密关系，人们往往会对一段感情的未来做出误判：家暴离婚，孩子会不会再也见不到爸爸？家庭主妇离婚，收入来源该怎么办……
更糟糕的还是因为对爱人抱有幻想和希望：“他打完我就道歉了，很认真地承认错误，应该不会有下次了吧？”
“别把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押在一场有裂痕的婚姻上。”见证了1000多场不幸的婚姻后，这是易轶给出的忠告。
在家理律师事务所，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母亲紧张地坐在模拟法庭上，练习和丈夫对簿公堂时的陈说，而孩子则由前台领到儿童房里等待。
这间摆满玩具的儿童房，地上铺着柔软的垫子，墙上也涂成了明快的天蓝色，云朵一样的灯点缀在天花板上——这可能是律所里最不会让人感觉压抑的房间。
充满童真的儿童房，可能是远离人性险恶的最后一块净土
父母之间有没有爱情，孩子总是最先一个察觉。
有位妈妈带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过来咨询离婚，闲聊几句之后，就开始抱怨起丈夫的种种过分行为。易轶看了看旁边的孩子，立刻打断了对方。
“怎么了？”妈妈茫然地问。易轶示意同事把孩子领出去：“孩子还在这里啊。”
“没事。”当事人不以为意，“他爸的事情他全都知道。”
伤害孩子最深的不是离婚事件本身，而是父母的处理方式。
婚姻纠纷处理多了，易轶越来越觉得，离婚时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体面”。
她曾经有位男方当事人，40岁出头，因为性格不合准备离婚，但是却很诚恳地对律师说：“不在一起了，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对她（妻子）承担责任。”
妻子经济能力不如他，年龄也比他小，他想了很多能为她和孩子做的。他给孩子买了一份教育基金，也给妻子买了一份高额保险，离婚后她依然可以每年从中取得一些收入。
女方在诉讼过程中也非常平和。两人开完庭出来后，对易轶说：“那易老师，你先回去吧，我们带孩子去吃个饭。”
实际上，易轶统计过，三成以上由她们经手的离婚案都是因为性格不合，又或者说是一点一滴的家庭琐事。
总会有这样的情节在事务所里上演：
夫妻一方怒气冲冲地坐电梯上来了，一拍桌子，“易律师，我要和你们签合同，走诉讼，离婚！”然后开始一项一项清算对方的过错，洗衣、做饭、扫地、刷碗……把对方指责得无一是处。
等到易轶为他们准备好材料、准备去法院立案的时候，对方却突然找回来，说：“易律师，我想解除协议可以吗？我们和好了。”
“那你当初签协议的时候没有考虑好吗？”易轶不解地问。
“离婚是我的一个手段，我其实只是想吓唬吓唬对方。”
在心理咨询室里，很多当事人终于释放自己在婚姻中压抑的情绪
在没有重婚、家暴、赌博等重大过错的婚姻生活里，法院判决离婚的依据只有“感情破裂”。相爱时情比金坚，但当感情消耗殆尽，很明显，只剩下的冷漠和算计。
昔日的枕边人对簿公堂，丈夫要求要回钻戒，妻子哭着质问：“那家里的卫生纸你要吗？”
“要，好好分。”丈夫一字一顿，用最冰冷的语气回答。
判决离婚后，易轶和法官一起去他们的家里分财产，除了装修的墙面，衣架、漱口杯、明信片、调料盒……分得一清二楚。
这些家长里短的撕扯，像一面镜子，在易轶面前折射出人性的真实，“我可以从各种各样不幸的婚姻中总结经验，反哺到自己的生活里。”
离婚并不代表不幸福，这是她最希望人们都能明白的道理。“只有维系一段痛苦的婚姻，我觉得才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
她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女方当事人。对方第一次来找她时，整个人宛如惊弓之鸟，躲在帽子和墨镜下，像一只刺猬一样时刻保持防御状态。
她的爱人出轨了，第三者是丈夫的同事。更让她心碎的是丈夫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有大尺度的亲密照，也有他和第三者密谋转移婚内财产的详细计划。
女生发现这一切后，按不做声地搜集了一个月证据，然后来找易轶离婚，要求男方分给她二人的房子、车子、孩子，还有男方公司的一半股权。
很明显这是她的报复。现行的《民法典》中并无“净身出户”的条款，女生要求分割的财产已远超法院判罚的能力。
“能不能达到这个结果我不介意，”女生脸色灰暗，但眼神格外坚定，“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
最终，她们联系到了男方公司第三轮融资的投资人，由他作证，男方为女生提供了相应的补偿，案子以庭外和解告终。
“其实她这样苛刻的财产要求，是因为心里有怨恨，她很不甘心。”易轶理解女生的心情。那场官司结束后，女生回家，打开衣柜，一样男方的东西都没有了，她开心地和易轶说，“现在我放下了。”
如果一段婚姻不可避免地走到最后，学会放下，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生活的开始。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26 10: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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